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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请看新发主题 -- 花差花差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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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当年明月的书本来就只能当普及读物看 不过话又说回来，老百姓爱看人家的书本身就说明他的成功
记得天涯上还有个叫什么“赫连勃勃大王”的，疯狂攻击当年明月，言论不堪入目，可写出来的东西，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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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非历史系的观点 我不愿意看那些冗长的历史文献，那些早已作古的句法和枯燥的史实让我昏昏欲睡。
我过去对明朝的了解，来自于几部影视作品，那里面只有东厂和西厂还有武功盖世的公公，我知道这不是明朝的全部，可我容易看见的就是这些可怜的东西。
然后，当年明月的那些事来了。
我通读了，也许，他有你们说的那些问题，但，至少，他让我比较完整的了解了明朝那三百年的历史。
如果我仅仅止于此，那么，明月的肤浅，对我无害。
如果我由此产生了兴趣去研究明史，那么，明月的书，是跨越江河的大桥前端的引桥。
当年明月是一个介绍人。
他不是太史公。
他做了他能做的。
如此，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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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楼主 都等你的下文呢 - 复 请看新发主题
家园 我只研究军事部分 就我了解的部分来说，他对军事部分里的很多详细描述是比较有缺点的
人无完人，可以理解
但很多小白以其中的内容作为军事信史~``那就~````
关键是小白们错了还拒绝接受正确的，理由是咱们没有明月那么出名~``
- 复 我只研究军事部分
家园 这个河里早就有人说了类似的话 基本的逻辑是这样：
我是小白，什么都不知道。
专业人士写没写？不知道，看不懂。
他写了通俗的，我就信他的；你质疑，你怎么不写呢？
什么，你写了？你卖的书有他多么？
家园 对明月的书我是这样认为的 嗯，河里有人这样说啊，那确实有点小白，文献价值不是能够用商业价值来衡量的。就像韩寒郭敬明的东西，快餐而已。
明月的书，当然不是历史文献，而是普及读物。他给了普通人一座桥，让过去对明史全然不感兴趣或者知之不详的人可以看见明朝的一些东西，如果还有兴趣，可以过桥去细细研究，那么，他们会进一步接受更详实正确的东西，尽管那时候不如当初那么有趣。
我不认为明月写了我就要全信，我只是觉得，这么多年，研究明史的高手不少吧，但好像都不屑于向大众普及一下明史的东西，又或者普及工作并不成功。当年明月这么做了，而且成功了，至少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了解了一把明史，也算是填补了一个空白吧。难道喜欢明史的人多了，不是好事情吗，研究明史的大虾们？
家园 这样吧，我就以沈起炜先生《先秦历史故事》片段为分析例证吧 百度评价：“沈先生也许并非优秀的历史学家，但确实称得上是一位称职的历史教育家。这体现在三点：第一是历史教材的编写；第二是历史普及读物的撰写；第三是历史类词典的编撰。”
《先秦历史故事》就是沈先生的一部历史普及读物，对童年的我有很大影响。现在此书正在我手边。不过此书虽然名为故事，文字通俗易懂，实际上却不是那种凭空臆造或者只读古书写出来的历史散文。
比如说沈先生写长平之战，就使用了秦俑考古的材料：“一号坑出土的武士俑五百多件，身高1.75——1.86米，坑内有兵车六乘，每乘驾马四匹。他们排成严密的队形，前锋的横队以弓弩为主，侧翼横队也多用弓弩，中间车、步的纵队多用长兵器……（二号坑）全部（包括估计的未出土各俑）有兵车八十九乘，步兵五百六十二人，骑兵一百十六人。他们手执的都是实战用的青铜兵器。”他也引用了战国时铜鉴上的《水陆攻战图》当印证材料。写商朝，沈先生引了殷墟遗址和妇好墓的发掘结果；写春秋初年的国都规模，则引了考古发掘鲁都遗址的数字。
这就是专业历史学者和非专业的区别，他们懂得以考古材料为权威实证的道理，也容易接触到考古界的成果，而这是民间爱好者所忽视的。我看近来河里写唐军编制与武备的那位河友，他就只会从《通典》上摘抄文字并翻译成现代汉语，至于唐朝的武士俑装束如何？没提。考古界对网上大肆吹捧的“陌刀”的发掘和考证如何？不知道。考古发现的古代战场情况呢？毫无涉及。这就是第一重差距。
第二重差距，是在对历史的严肃态度上。比如说《先秦历史故事》中，沈先生认为吕尚不可能如传说中那样80岁被文王登用，就认为：“师尚父是伐纣时临阵指挥的大将，如果八十岁才做官，伐纣时至少已经超过了九十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即使如此，他也先说“后人传说，姜太公长期在渭河钓鱼，过了八十岁，才被周文王发现”。而他写武王伐纣的兵力，是“只有三百辆战车，三千名精选的勇士”，但也随后就写“有的古书加上四万五千名士兵”。
历史材料不是用来随意剪裁的，有多少就列出来，绝不能像某些人写历史散文那样，丝毫不考虑其他说法，只是根据自己预设的立场而选择数字。而写文章时，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就不要下明确的结论。比如说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文化，历史的科学态度应该说“可能是，但是没有找到文字资料，所以只能说是不大清楚”。对荀子的生卒年如何断定，在史学界有争议的情况下，那就明明白白地写“生卒年也有些疑问……总之，他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人”。
就拿最近我刚争辩的某场战役的参战人数这个话题，我就不知道，某位河友坚持认为的双方参战人数到底出自何典？我们再看看沈先生如何写城濮之战：
晋军有兵车七百乘，如果照一千乘三万人左右，人数不会超过二万（可能只有一万人左右）。齐、秦都有大夫在场，可能带点象征性的部队。楚军加陈、蔡的军队，究竟有多少兵车，古书上没有交代。假定双方的人、车相近，那么战场上大约共有一千五百辆左右兵车，人数至多是四、五万人。古书没有记载清楚，并不是你的责任，作为现代作者就老老实实写“古书没有交代”，或者“尚且未知”不就行了？我真不知道那位河友为什么不能像沈先生写城濮之战那样尊重历史，为什么要自己编个超大的数字？历史读物绝对忌讳把自己私人的好恶，预设的立场代入其中而删选史料，这会误导读者的。第二重差距就在于此。
最后一点，就是历史观。当年明月写了《明朝的那些事儿》，一以贯之的史观是什么？谁能不吝赐教？难道就是“人都是复杂的综合体”么？沈先生全书是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你可以不同意这一史观，但也应该有对历史整体的、系统的、可自洽的判断标准，尤其是在写宏观历史的时候。黄仁宇就用他认为的“数字化管理”来对照明朝历史。这也是一种史观嘛。
再往前追溯，古代阿拉伯史学家伊本·赫勒敦就提出了“历史不仅是朝代更迭的记录，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发展的真实描写。历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历史的对象应是人类社会及其物质、精神文化生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人是历史和社会的中心。人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人类的生存和社会活动，离不开物质资源、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客观条件”的伟大史观。今人写史，难道还不如古人重视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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