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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整理】《玄天九变》介绍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苏-27的历史 -- 俺老孫
家园 《玄天九变》后传 风雨兼程之五《中国间谍案》 中国间谍案
在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批评指摘之中，似乎有几条与中国有关。11月27日《新闻时报》的消息说，莫斯科列弗尔托沃区法院宣布对俄罗斯航天科学院院士、中央机械制造研究所出口公司总裁伊戈尔列舍京维持在重罪监狱监禁12年的原判，罪名是涉嫌非法出口技术、走私、盗用公款和洗钱。检察机关指控现年53岁的伊戈尔列舍京院士领导下的中央机械制造研究所出口公司，从1996年到2003年向中国精密机械进出口公司出售了13份机密技术资料，而这一涉及“双重用途”技术转让的交易并役有得到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的许可，同时列舍京等人组织的"犯罪团伙"利用开办皮包公司的办法侵吞了大量国家资产。因此在2005年10月25日发出了对列舍京和他同事的逮捕令。除列舍京外，遭到逮捕的还包括公司副总经理谢尔盖特韦尔多赫列布、总经理助理亚历山大罗日金以及总经济师谢尔盖维济尔。这三名被告的刑期为6～11年不等。
根据俄公司注册机构的资料和机器制造中央科研所出口公司网站的说明，该公司成立干1991年，归俄罗斯航天业最大的国营企业之一的"机器制造科研所'管辖。公司总部设在莫斯科北郊有"航天城"之称的科罗廖夫市内．主要业务方向是管理母公司．俄航天局和业内其他企业的国际合作与规划．参与地球遥感系统科学实验的准备工作以及小型卫星生产的组织工作等。自成立以来，该公司同美国、中国、欧洲国家等的航空航天组织和企业签署了120多项台同。联邦安全局的新闻官透露，针对机器制造中央科研所出口公司领导人的秘密调查，早在2003年12月就已展开。司法机关依据联邦刑事法典“泄露国家机密罪”的规定，立案对列舍京展开刑事调查。此后，司法部门又依据刑法关于“非法出口工艺、科技情报、原料材料设备，对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非法帮助”的罪名，对此案重新进行核定，同时将另外两名“嫌犯”，特韦尔多赫列布和罗日金列为调查对象。这一指控恰好涉及机器制造中央科研所出口公司与中国精密机械公司的合作。
司法部门的调查文件指出，该公司在 1996 年同中国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根据合同规定，机器制造中央科研所出口公司应提供“在超音速条件下不对称模型空气动力绕流数字模型”的说明，而中方“计划将其利用在载人航天飞船的研制工作上”。联邦安全局称，从1996年到2003 年，列舍京领导的公司共向中方提供了13 份说明。很显然，联邦安全局将这些说明视为“帮助中国发展载人航天工程和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列舍京遭受的第二项指控是“合谋侵吞国家财产”，司法机关指控列舍京、特韦尔多赫列布及罗日金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使用伪造的身份证开设虚假公司，侵吞了将近5000 万卢布的巨款。并通过获得俄罗斯几家大银行期票的方式将这些“黑钱”洗白。检查机关最终认定，几名被告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高达1.1 亿卢布。
列舍京的辩护律师阿纳托利亚布洛科夫在法院宣判之后发表声明，对这位科学家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强烈不满。亚布洛科夫指出，事件中的科学家没有触犯法律，列舍京案是以杜撰为基础起诉的。列舍京被控“非法转让能携带大杀伤力武器的太空科技给中国”，但实际上，机器制造中央科研所出口公司与中国的合作是根据1992 年12 月18 日俄中两国政府间签订的《俄中科技合作协定》，以及1996 年续签的《两国政府航天科技合作协定》进行的。至于技术转让，早就经过俄罗斯太空总署的审核，确定不具有军事用途。此外，列舍京在开始与中方合作前已经向众多相关部门递交的报告，全部是在经过审核之后获得批准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曾经进行过两次鉴定，都没有证实调查部门对列舍京的指控。亚布洛科夫援引莫斯科州仲裁法院2005 年10 月10 日的结论，强调列舍京同中国方面的合同，以及吸收其他科研机构参加合作并获取报酬的过程，并不存在违法行为，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尽管这项仲裁判决已于当年11 月11 日生效，但联邦安全局并没有撤销对列舍京的指控。亚布洛科夫进一步指出当初列弗尔托沃法院签发的逮捕令本身不合法，如今的判决更是错上加错。他认为俄联邦安全局的做法，“造成了恐怖气氛的蔓延”，可能会使俄罗斯科学家在国际交流中“被逐渐隔绝”。
至于调查人员认为的，列舍京公司给国营企业"中央机械制造研究听"造成损失之说更是无稽之谈。辩护律师亚布洛科夫指出．中央机械制造研究所是列舍京公司的股东，法律规定股东只有权获得部分而非全部利润。其次研究所没有向列舍京提出任何要求，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出口公司的订单．研究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无法生存。在谈到公诉方认为列舍京"洗白"的非法钱财是中国伙伴合同款的问题时，亚布洛科夫认为这同样不可思议：几名被告当时负责的项目多达17个，合作伙伴是不同的外国组织，因此不明白为什么调查机关就能认定他们"侵吞"的就是"中国钱"。银行的资料显示，有关资金已被注入公司账户。这证明，该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完全透明的。列舍京的同事们认为，此案件是“某些将因列舍京被排挤出航天技术市场而受益的机构一手炮制的”，其目的就是把这家成功的公司排挤出去。因为自列舍京的出口公司1991年成立后，成功地扮演了中介单位的角色，从外国伙伴获得商业订单，然后转交给中央机械制造研究所。出口公司过去共签订了150多项航天领域的台同，给国家带来了巨额收入，但在列舍京总经理被捕后，公司业务大不如前。亚布洛科夫还特别强调，最近几年来联邦安全局频频逮捕"中国间谍"。但是这些"间谍"多半最终无罪释放，至今为止根本没有真正发现过所谓的"中国间谍"。
引人注目的是，政治工艺师阿卜杜勒哈基姆苏尔蒂戈夫在他的博客上发表的一篇《普京为逢迎北京当局出卖了什么？》的文章。在这篇根据他本人宣称的，因受到当局的打压而无法在平面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苏尔蒂戈夫指责克里姆林宫的短视政策将在未来对俄罗斯自身安全构成威胁。这包括听任中国非法获得俄罗斯的尖端技术，向中国出售先进军用航空发动机、无视中国非法移民对远东的渗透和坐视中国在中亚开拓势力范围。这里他着重提到了中国将在明年向土库曼斯坦提供大约300万美元的贷款用于军队建设，苏尔蒂戈夫认为中国正通过合理的借贷政策扩大自己在整个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并将俄罗斯排挤出这一地区。此外，苏尔蒂戈夫以审判长的口吻给"列舍京公司案"下了结论，甚至称国营企业"中央机械制造研究所"为"间谍窝"。他引述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长期工作于俄罗斯宇航局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的"神州"飞船不仅在外观上，而且内部的生命维持系统等重要技术也是仿照俄罗斯的"联盟TMA"飞船制造的。中国航天员穿的宇航服也是彻头彻尾的俄罗斯宇航服的复制品。中国方面利用苏联解体时的混乱局面，如同白拿一样从俄罗斯带走了所有能带走的技术和工艺，以仅仅1.2亿美元的代价获得了上百亿美元的东西。
苏尔蒂戈夫先生耸人听闻地揭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央机械制造研究所”就存在着中国军事情报机关的秘密特派站。中国情报官员甚至将研究所的四层楼房整个租下作为据点，并以此为活动基地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情报搜集。无论是研究所还是联邦安全局都一直知道这个据点的存在，但是因为他们定期从中国情报人员那里获得好处费。因此大家都对此闭口不谈，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中国人则借此将成箱成捆的尖端技术打包发回国内，有时候甚至动用的是研究所的车辆。“这是人所共知的秘密，附近的人都知道那些中国人在干些什么勾当” 苏尔蒂戈夫据此推断出，这个中国间谍窝点对俄罗斯高科技部门的渗透是如此之深，甚至到今天也没有人敢于触动那些中国情报官员，与之勾结的俄罗斯专家和联邦安全局的特工们自然也高枕无忧，因为现在是普京和他领导下的“西罗维基强力集团”在领导这个国家，因此只能听任他们肆意胡为地损害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看上去多年来一直将俄联邦军队称之为侵略者，将我们的士兵污蔑为法西斯暴徒，并公开宣扬承认那些所谓的“独立斗士”将车臣乃至整个高加索从俄罗斯分裂出去的苏尔蒂戈夫先生，突然之间改弦更张开始关心自己祖国利益受到损害的问题了。当然，这是值得称道的进步。不过，根据莫斯科民警总局提供的资料，这个所谓的设置在中央机械制造研究所内办公楼四层的“中国情报站”，实际上是该所在当初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将所属实验楼租借给来往穿梭于俄中之间的中国商贩，作为他们打入莫斯科消费者市场的各类服装的储存库。当时该所由于长时间无法获得政府的财务支持，工作人员已经从一万多人急剧下降到2500 人，甚至连经理也三年没有领到工资了。依靠着从中国商人那里获得的一些可怜的租金，研究所勉强维持着存在的状态。后来一名中国浙江籍商人招集了该所的一些工程师和物理学家，组装和修理他从中国“打包”过来的磁带录像机、磁带录音机和汽车报警器（并不是“成箱成捆”的尖端技术，亲爱的苏尔蒂戈夫先生）。当俄罗斯和中国政府决定在航天技术领域进行大规模合作，也就是列舍京公司开展业务之后，情况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研究所收回了自己的实验楼，工程师和物理学家们回归自己的本职工作。
关键词(Tags): #玄天九变 风雨兼程 中国间谍案，家园 哭笑不得 后来一名中国浙江籍商人招集了该所的一些工程师和物理学家，组装和修理他从中国“打包”过来的磁带录像机、磁带录音机和汽车报警器（并不是“成箱成捆”的尖端技术，亲爱的苏尔蒂戈夫先生）如果是真的，令人想起买铝合金型材的飞机制造厂。如果是假的，这“中国间谍”也太威武了，KGB出身的大统领被鄙视了。
家园 《玄天九变》后传 风雨兼程之六俄国发动机在中国 俄国发动机在中国
但这并没有阻止苏尔蒂戈夫继续"揭示"黑幕的决心，他利用设在莫斯科的英国文化活动中心发布消息说，普京批准圣彼得堡克里莫夫工厂向中国出售RD-93军用发动机更清楚证实总统对北京当局卑躬屈膝的讨好态度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惯于虚张声势的政治工艺师认为，新德里对于莫斯科批准向中国出口RD-93感到愤怒，因此将有可能拒绝俄罗断国防产品出口公司参加印度空军一笔价值90亿美元的大型军机招标活动。他夸张地表示，普京为了照顾自己在圣彼得堡的政治盟友而做出的决定，将严重损害俄罗斯在印度这样一个传统军事技术装备市场的利益。此外．他还指责普京最近签署的，批准中国将俄制发动机RD-93随FC-1歼击机一起出口到另外5个国家的命令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一决定将会使俄罗斯在一些传统的军备市场发生退却，一直由俄国飞机占据的天空将被装置着俄制发动机的中国歼击机所取代。这里他着重提到了阿尔及利亚．因为在2006年的3月这个国家刚刚向俄罗斯采购了大约80亿美元的军事技术装备．其中包括28架米格-29SMT歼击机和6架米格-29UB歼击教练机。
对于上述说法，来自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的消息认为言过其实。向中国出口RD-93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两国军事合作的恢复就是从这种发动机开始的．但是到了后期中国将目标转向了苏-27飞机和AL-31F发动机，所以才放慢了这一型号的引进。将这过程归咎于现任总统，显然是不合适的，除了已经获得批准的巴基斯坦外，埃及、尼日利亚，孟加拉、沙持阿拉伯国和阿尔及利亚的确也出现在了出口清单上。该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希望得到再出口到这些国家的权利，看来这些国家已经申请购买FC-l了．"
作为之前一直使用米格歼击机的阿尔及利亚转而采购中国飞机，这的确是个令人吃惊的消息。阿尔及利亚是目前俄军事技术装备的第三大出口客户，但是最近出口到阿国的米格飞机出现技术问题，阿尔及利亚空军已提出索赔。阿齐兹布特蒂利卡总统还专门就此问题致函总统普京。俄方提出愿意替换2架有问题的米格-29UB，但阿方至今未给予任何答复。如果说因为这一原因阿方转向中国求购FC-1．也未尝不是个合理的解释。FC-l是中国第一款专为出口研制生产的多用途歼击机，由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及中国成都飞机工业集团进行开发，巴基斯坦承担了50％的研发费。巴基斯坦空军(PAF)已经签订了购买总额为23亿美元的250架FC-1合同，他们称这型号为JF-17。
克利莫夫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瓦塔金今年莫斯科航展时对媒体表示，RD-93项目估价为70亿至80亿美元，俄罗斯与中国在航空发动机出口领域合作前景非常广阔。"这里指的当然不止一个国家，一个市场，我们的合作是全方位的，"据瓦塔金透露，除了不大愿意公开提到的巴基斯坦(因为顾及印度的感受)，这个国家有可能需要500台以上的RD-93。成都飞机公司(CAC)正在按照中国空军(PLAAF)的要求开发一款新的轻型多用途歼击机，作为高档的苏-30与自制的歼-10歼击机在数量上的一个重要补充。虽然中国空军要求该机采用全国产的发动机，但是瓦塔金认为将有可能采用"礼炮模式"解决过一问题。粗略估计，中国空军至少需要450架飞机和900台以上的发动机。这还不包括该公司正在平行开发的一款先进高级教练机，和"蚊"式长航时无人机所需要的发动动机数量。后者是由中国沈阳飞机工业集团（SAC）和苏霍伊设计局合作开发的，也就是曾经引起重大争议，并与前任副总埋伊利亚克列巴诺夫的倒台有着密切联系的"夜噬隼"项目。
瓦塔金认为，中国同行也在开发自己的型号．他们所一直奉行的是"拿来-借鉴"主义。况且中方还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获得相当程度的技术支持．这两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拥有对RD-33／93进行大修的工艺流水线。“不过，难道我们会害怕在这一领域出现竞争者吗”总经理强调说，正在开发中的RD-43较之RD-33／93更为先进、寿命更长、推力更强、推重比更高，也要比中国自制的发动机更好，“准确地说，与其他第四代产品不同，RD-43更接近于第五代发动机。最重要的是，我们将以更快的速度推出新型号。”但总经理拒绝就中国是否可能或已经成为RD-43的潜在用户发表评论，他认为目前的情况下讨论这些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一切皆有可能!他重复自己在几个月前发表过的言论，即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将在RD-93的项目上赚取大约为70～80亿美元的数字。
对于来自局外人的批评，瓦塔金指出，出口到六个国家的发动机不会给俄方出口武器带来损失。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基本上都是从中国购买军事技术。沙特阿拉伯是巴基斯坦军事方面的最主要的赞助商，而且还从巴基斯坦获得一批巴基斯坦与中国联合研制的“哈立德”型主战坦克。至于埃及，虽然近年来都是从美国引进军事技术装备。前一段时间埃及空军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中国南昌K-8 初级教练机，这意味着开罗不会抵制购买中国武器。另外还应该考虑到目前在穆斯林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弥漫着的强烈反美情绪，因此包括黎巴嫩、缅甸、伊朗、斯里兰卡和津巴布韦都有可能成为FC-1 的用户。不过，莫斯科已经拒绝了向阿塞拜疆出口22 到25 架FC-1 提供发动机的请求。独联体国家一向被莫斯科视为禁猎区，在这方面没有商量的余地。
莫斯科礼炮机械制造生产公司（MMPP Salyut）在中国取得的成功，给予克利莫夫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瓦塔金以深刻印象，这包括曾经受到广泛争议的“礼炮模式”。在今年8月举行的莫斯科航展上，来自中国的客人们在礼炮公司的展台前仔细地询问和考察了装有推力矢量控制系统的AL-31F42 批发动机。发动机上装置的全方位矢量推力喷管和自动控制系统SAU 正在准备进行国家试验，礼炮公司的发言人称这是第五代发动机的原型喷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系统是由礼炮公司所属的KBPR 设计局与克里莫夫设计局合作研制的。它被装置在加力推力为13.5 吨的AL-31FM1 上，其首翻寿命被提高到900 小时。去年12 月，AL-31FM1 通过了整个国家试验环节并决定装备部队使用后，已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这是自1985 年以来，第一款军用航空发动机通过所有的国家试验项目并且投入量产。这在业界引起了轰动，也极大地鼓舞了俄国空军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这完全是在没有获得国家拨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国内航空发动机制造业独一无二的一种情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当初礼炮公司被排除在政府拨款之外，所以决定以自筹资金的方式建立第五代技术储备。实施这项任务的实际方法完全符合逻辑，完全有自己的根据，这就是不断地改进AL-31F，同时在各个方向上研究未来的技术。在这方面，礼炮公司得到了来自“外国军事订购人”的财政支持。
在使用"外国军事订购人"这一词汇时，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国内航空界的技术泰斗，原苏霍伊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兼副总设计师阿列克谢 科内舍夫。来自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的消息证实，这实际上说的就是中国。根据与中方达成的保密协议和一些技术上的原因，一般来说提到中国时一律使用"外国军事订购人"。在礼炮公司开发AL-31FM1的过程中，克里莫夫设计局就有相当深入的参与。由后者为发动机设计了一种能够在海拔3500米以上起动发动机的起动机，并且是在不减少发动机使用寿命的情况下。由于俄领土内几乎没有高海拔机场，只有大量装备苏-27和30的中国空军在中国西藏高海拔地区有这样的使用要求，由此可见几方的合作深入程度（有关详情请看后期《择日争锋》）。"礼炮"以AL-31F为基础开发出FM1（99M1）、FM2（99M2）、FM3（99M3）和较为神秘的99M4，即"暴风猎人"发动机很难说没有中国因素的存在。加力推力为14吨的AL-3lFM2发动机正处于台架试车阶段。下一个改型AL-31FM3的加力推力为15.5吨，单位重量为0.09Kg／kgf，具备原理上新的结构和工艺方案。首先是低压压气机立动机的四级低压压气机被换成企业自制的三级低压压气机。这样大大降低了发动机制造工作量．减少了质量，提高了寿命和可靠性，实际上这也是第五代发动机低压压气机的原型机。高压压气机正在进行设计工作，CAU235（FADEC型)控制系统功能研究工作正在进行。目前一共制造了三套用于99M3的控制附件．这是"未来战术航空系统"发动机控制系统的原型机。
礼炮公司总经理尤里叶里谢耶夫今年早些时候在北京对ARMS- TASS记者表示，即将取得一些重大进展。但是礼炮公司显然要面对老对手雷宾斯克一土星科学生产联台公司(Saturrn NPO JSC)的激烈竞争，后者推出的117S双涡道涡轮风扇矢量推力发动机被称为4++产品。这一型号是为了配备在苏霍伊设计局研制的苏-35BM出口型歼击机上而研制的，是AL-3lF发动机在推力和寿命方面进行深度改型的产品。除雷宾斯克土星和苏霍伊集团之外，乌法发动机生产联合公司也参与了型号的研制和生产工作。1l7S的加力推力比AI-3lF提高16％，达到14.5吨力，寿命提高一倍，达到4000小时。117S在保留原有尺寸和质量的同时取得这样高水平的参数指标，依靠的是采用全新的高技术低压压气机，增加空气流量和效率，采用高效率的涡轮，提高可靠性，改善叶片的冷却和发动机控制系统，使用与飞机控制系统一体化的数字综台电调。设计参数曾经在示范发动机台架综台试验及飞行试验中得到认证。示范飞机在飞行试验中，当速度超越2M时．发动机工作稳定而且可靠，成为土星公司的另一项成果。现阶段，正在进行117S发动机特种台架试验，将在2009年装置苏-35BM歼击机。
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Rosoboroneksport)确认．在刚刚结束的会谈中与中国方面讨论了提供第二批升级发动机的问题。国防产品出口公司向中国推荐了AL-3lFMl和117S．正在等待中方的答复。中国目前拥有大约300多架苏霍伊飞机(含中国自行组装的歼-11)．中国自制的发动机尚且不够满足沈阳和成都生产的新飞机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进口俄罗斯的发动机。预计整个的换装将使用大约10年的时问，整个合同金额接近20-25亿美元。公司发言人米哈伊尔扎瓦利承认有关第一批52台发动机的谈判已接近尾声．已经在淡判中向中方提供了升级所需的参数和项目建议书。计划用这批发动机改进早年中国引进的苏-27歼击机。但是他拒绝提供更进一步的消息，只是透露说中方强烈要求所采购的发动机必须由中国的发动机工厂，或与俄企业合资兴建的工厂进行组装或大修的工作。这一次所需要解决的，还包括汇率的结算和技术转包问题。目前包括发动机在内的俄制技术装备对中国的出口处于半停顿状态，这主要是因为美元汇率的下跌造成的。去年仅礼炮公司就因此损了20亿卢布，这使总经理叶里谢耶夫非常无奈。国防产品出口公司总经理谢尔盖切梅佐夫在向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提出，包括礼炮公司在内的众多国防产品出口企业要求大幅度提高用美元结算的产品。例如礼炮公司希望将用卢布结算的指标压低到7～10％．因为该公司70％的产品用于出口，其增长要比美元的下跌的快。切梅佐夫已经寻求国防产品出口公司在制订新的长期有效合同时充分考虑美元汇率下跌的因素，普京总统也已批准在未来逐渐用欧元与国外伙伴结算。
一方而，将向中国出售技术的科学家送进监狱，另一方面军又大力增进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力度，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不过这正反映出总统普京的治国理念。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要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如中央机械制造研究所和列舍京的公司，当初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确实只能依靠对外出口来维持这一研究机构的运作，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在2001年一切步入正轨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普京于2002年初会见由一大群军工企业经理和中介公司经理人所组成的管理阶层时．就曾明确地告诫他们：过去的已经过去，那是历史造成的问题，也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政府不能容忍新的有损国家利益的行为．在俄国公司之间为了争夺那么一丁点利益而争吵的时代已经是过去式。克里姆林官之所以将1700家军工企业改组成50家综合性的出口集团，并成立了俄罗斯唯一的一家从事军用产品、装备和服务进出口的国家中介公司．国有独资企业的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就是要杜绝这些企业法人擅自进行交易的可能。列舍京的公司在此之后继续与中国方面展开合作，自然就成为莫斯科杀鸡敬猴的首要目标。圣彼得堡克里莫夫工厂和莫斯科礼炮机械制造生产公司(M M P PSalyut)．在经历了"发动机门'事件的冲击后归顺了克里姆林官，待遇自然大不相同。值得往意的是，就在任命谢尔久科夫为国防部长的同时、普京总统还签署了关于撤销所谓"顾问机构"的命令。这一机构是后叶利钦时代为几名股肱之臣找出路而设立的，也被喻为"宠臣"的最后归宿，发家致富的好去处。这一次的机构裁减不但使包括原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大将和原最战略火箭军司令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大将等6人失去了国防产品出口公司总经理顾问的美差．也为公司总经理谢尔盖切梅左夫拨除了眼中钉。再加上国际军事合作总局局长阿纳托利马祖尔克维奇的去职．可以大概一窥其军售政策的轮廓。这里可以肯定一点，在日后与俄罗斯最大的军事技术合作伙伴中国的合作中，再也不会有其他人来指手画脚。
政治工艺师们发出的一系列抱怨，包括所谓的照顾圣彼得堡市的政治盟友一说，大概指的是普京从1990年7月至1996年6月作为市长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最得力助手，同时也是这一历史悠久伟大城市的第二号实权人物(第一副市长和政府职能委员会主席)，人们私下称他为斯莫尔尼宫的"灰衣大主教"。作为民主派全俄政治家的索布恰克并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也不懂经济，更不喜欢从事经济话动。尤其作为早期民主派的代表人物．索布恰克固执地认为列宁格勒(苏联时时期彼得堡市的名称）的整个苏维埃历史就是一部犯罪和镇压史，所以他固执地拒绝与作为城市主要支柱产业的防务工业负责人和工人接触。作为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成员．索市恰克与整个军区领导班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人所共知．
普京作为一名前克格勃军官，能够理解武装部队和军事工业的需要和问题。有人猜测正是看中了普京在这方面的才华和人脉，索布恰克才选择了自己的学生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助手。而事实也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普京的领导下，市政府与列宁格勒军区以及波罗的海舰队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实际上一直到索市恰克去职之前，他与当地驻军的关系一直是依靠普京维持。除了协调与军方的关系，普京还成功地帮助包括克里莫夫工厂（Klomov）在内的几家重要的军工企业在"私有化之父'阿纳托利丘拜斯推行他疯狂而冒险的"人民私有化"运动中幸存下来。
显然，某些人希望将普京总统的任何一项决定与总统的个人利益或至少是个人喜好联系到一起。在俄罗斯，这种对政治人物进行抹黑的"肮脏技巧"始于圣彼得堡市．尤其在1996年的市长选举中得到强化之后随即在全俄盛行。在这方面，我国的政客们从西方学习的先进经验比任何其它的治国方略都要快而全面。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对于俄罗斯的政治理念来说是一种进步。至少没有政治家或选民会担心坦克和装甲车开上街头对着最高苏维埃开炮轰击了。然而通过媒体和宣传相互间攻击抹黑所造成的杀伤力．其惨烈程度点也不比坦克射出的穿甲弹所造成的破坏要低多少。自索市恰克邀请普京进入市苏维埃主持工作以来，来自方方面面的诋毁和诽谤就一直未曾停止过。这一次，只不过是一连串的反普京浪潮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
那些对于普京总统签发对华输出发动机出口许可证提出批评的人如果不是选择性记忆丧失的话，那么在他们如此热衷于寻找总统办公厅在治理国家的决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过失的同时。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早在1996年俄联邦政府就批准了向中国出售这一型号发动机，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还是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包括当时的总统办公厅主任阿纳托利丘拜斯都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引用前空军总司令彼德德伊涅金上将的话讲：这是上帝的安排!只有浅薄无知的人才会责怪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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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下旬的某一天，俄联邦首任外交部长，前总理盖达尔"男孩帮"中滞留在叶利钦政权内的最后一位激进民主派精英分子的安德烈科济列夫，在接受《国际文传电讯社》的采访时出了状况。这个出生于外交世家，被称之为“铁石心肠的毛烘烘小熊”职业外交官，抛弃了以往的矜持和风度，对着不知所措的记者像个深宫怨妇般嚎啕大哭起来。在接下来的采访中，科济列夫对叶利钦最近公开与西方叫板的举动持坚决反对态度，他本人作为众所周知的西方派在某些强大政治势力的压迫之下显得有心无力。科济列夫孩子气地抱怨说，今天的俄国总统已经不是"民主革命"时的鲍里斯叶利钦了,他被扭曲的虚假情报包围着，克里姆林宫的某些人想让年迈的总统相信这个国家被敌人从四而八方包围着，西方正进行着某种反俄罗斯的阴谋。某些人为了自己的仕途而将反西方、反美国的文件从各个方面一件接一件地送到总统办公厅，期望借此作为自己加官进爵的捷径。当反对北约东扩的斗争开始的时候，正有大把的人为此而兴高采烈。而俄罗斯和他的子民却不得不站在与西方对峙的前沿，这正是他多年来所一直极力避免的。很显然，《国际文传电讯社》的记者为采访到这样条精彩的消息感到兴奋。叶利铁往日最亲密的伙伴中最听话之一的科济列夫公开指摘自己的老东家，这肯定会引起轰动效应。不过当时记者并不知道的是，外交部长在讲话的时候兜里已经装着一份国家杜马议员的委任状。
但是，记者出于职业的本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难道您不认为北约扩大是威胁吗'还是因为您亲西方?"
这个时候科济列夫已经恢复了平日里的一丝不苟和外交官职业式的礼仪．他回答说：“我们的军人错过了与西方进行坦诚交流和建立信任的机会，似乎我们强硬起来北约就不会扩大．这完全是个概念性的错误……与被人民推翻的政府建立的华约不同，北大西洋同盟是民主政府建立的……共产主义威胁再也没有了。但他们手中仍然留下了军事合作的常规机制。西方用不着放弃这一有用的工具。世界充满危险，顺便说一句，我们的危险根本不是来自西方……为什么我们在没有危险的地方，完全是文明国家的地方看到了危险呢？我深信，只能与那些已经得到民主，自由和财富的同家结成联盟，我们才能摆脱自己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正是我们想得到的。”
在外交部长像个大姑娘般哭哭啼啼地接受记者采访后不到两个星期，在莫斯科国防部大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招待来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引人注目的是，代表团为首的是曾在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留学的刘华清上将（译音）。作为前任中国海军总司令，刘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武装力量现代化的主要决策者，也是俄（苏）中军事技术合作的积极倡导和推动者。这一次是刘华清上将自苏联解体后第二次访问俄罗斯，随行陪同人员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曹刚川将军（译音）、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怀国模将军（译音）、总参装备部部长贺平将军（译音）、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译音）、航空工业部部长朱育理（译音）等中国高级官员。此次访问的最主要成果，是双方签署了《俄中两国政府关于苏-27飞机项目合作及其结算办法的协定》等一批涉及双边合作的协议。
宴会上，中国的将军和俄国的将军们愉快地交谈着。中式和俄式的美酒佳肴，再加上中方赠送给诸位中央机关领导的精美礼品使气氛显得格外热烈和亲切。人们发现已经上了岁数，但依然头脑清晰思维敏捷的刘华清上将难以掩饰的喜悦之情。包括国防部长帕维尔 格拉乔夫大将在内几位俄国将军和第一副部长安德烈科科申博士众星捧月般围着刘上将，一边开着玩笑一边不断殷勤地向他敬酒。以至于刘的秘书甚至有些担心，首长的身体是否能经得住俄国熊式的豪饮。
这个时候一位俄国空军上校忍不住“往蜂蜜罐里滴了一滴焦油”，他对两名中国空军同行说：“为了两国天长地久的友谊，希望日后你们的苏霍伊飞机起飞之后不要飞错了方向......”
一位靠告密升职挣外快的军官疾步向宴会"主席团"走去，大约过了5分钟，已经喝得有些眼睛发红的国际军事合作总局长德米特里 哈尔琴科上将走到离他们不到十几米的距离狂怒地冲着空军上校喊道："快过来，你这个冒失鬼，到我这儿来！！"
因为违反命令，上校看来要受到处分。好在中国客人是善解人意的，听说此事的刘华清上将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对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大将说：“军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首先想到保卫自己的祖国，这是军人的天职，更是军人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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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角大楼提交给美国国会的 《2 0 0 8 年度中国军事现代化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PLAAF)计划 把焦点放在战时条件下的“ 信息化作战”上。报告说：“解放军正在编写和验证新的《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将把重点放在实战训练条件上。”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美国国防部首次公开承认中国空军在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上所取得的进步。此前西方持有的普遍看法是， 装备落后的中国空军企图依靠引进俄罗斯的现代化飞机和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改善其自身“破败不堪”的窘态。但是，中国不合理的军事体制和严重落伍的训练手段严重制约了中国空军的发展进步。
美国空军情报局( A I A ) 2 0 0 1年版的《空军情报摘要》称： 师承美国空军的台湾空军从战术技术到武器装备再到训练体制全面优于中国大陆。这是因为．由他们指导训练出来的台湾飞行员“ 更具优势”。根据一份2 0 0 5 年10 月签订的为 期5 年的训练合同， 美国空军责成位于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第S 6 联队第2 l 中队负责在2 0 1 1年以前为台湾空军培训6 0 0 名F — 16 战斗机飞行员。这个第2 l 中队除了2 4名美国教官外， 其余人员全部来自台湾。由从卢克基地受训返回的台湾飞行员组成“ 假想敌” 部队，专门模拟中国空军的苏-27／30、歼-10 等主力机型的战术， 部分战术则兼具美军的灵活运用， 训练强度相当高。不仅如此， 台军方还在美国的帮助下于台中地区建造了早期榴控阵预警雷达系统， 这将显著增强台湾的空防力量。
台湾时任“ 参谋总长” 的李天羽曾不止一次地对来访的美国军方人士表示一旦爆发与中国大陆的军事冲突， 台湾空军完全有把握在两个星期内轻易地摧毁中国空军的一线部队， 确保战区制空权，并对中国大陆目标实施空中攻击反制。他认为， 除了美制飞机的性能和现代化程度优于俄式歼击机， 台湾飞行员的素质优势更为明显。近年来， 台湾空军司令部提出“ 从严从难、求实求精? 方式， 模拟战场情境并采用实战任务规划和仿真战果判定相结合， 特别针对大陆方面不同机种混合的惯用战术战法加强训练， 以强化台湾飞行员战技水平的要求。从2 0 0 4 年起， 在150架F-16A／BMLU成军后，台湾空军在“年度部队训练计划” 中列入“ 战术训练总验收” 并逐年实施。在这种背景下， 这些年来大量出自台湾的有关批评中国空军素质低劣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特别有趣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份报道介绍说，2001年4月1日， 发生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后不到2 4 小时， 美军发现4 架中国空军的苏-27 S K歼击机冲着在东山岛外海附近飞行的E A -6 B 飞机飞去。感到不安的美国海军立即派遣2 架F -14 A 前往拦截。2 架携带着A IM-5 4 超远距空空导弹的F -14 A 之间相隔近3 0 千米， 以标准的拦截攻击队形正面迎向逐渐逼近的4 架苏-2 7 。当F-14 A接近到12 0 多千米距离时， 中方飞行员才警觉同一空域内除了E A-6 B 外竟然还有另外2 名“ 不速之客”。这时E A-6 B 转向脱离， 而两架F-14 A．拉得更开， 摆开攻击的架势。当时F - 14 A 已经牢牢锁住这4 架苏-2 7 S K ， 因为当时中国大陆歼击机采取的队形仍然是米格-2 l 时代的非视距外空战战术队形， 使之成为主动送到美国人口中的“美餐”。
这一传奇般的故事曾经长期在台湾的媒体甚至军队中流传， 而对以上这种漏洞百出的说法进行核实的结果是相当令人感兴趣的。根据密切注视此事的总参情报总局( G R U ) 获得的情况， 台湾方面的描述与当时的情况相距甚远。中美两军在撞机事件爆发后的几个小时内就已在海南岛外海形成了严重的军事对峙， 双方海空力量都在这个方向进行了集结， 军事冲突几乎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边缘! 美方力图在这一局部区域制造大兵压境的态势， 以强大的空海军军事压力迫使中方无条件放回被扣美机人员并从强硬立场上后退。在这种临战背景下， 两方的军事力量都集中在海南岛附近形成对峙， 根本没有在东山岛方向另辟战场的可能， 况且也没有这个制造全面开战架势的必要。八局( 重点方向局) 的专家分析， 可能是因为中国军队每年针对台湾而举行的东山岛两栖登陆演习给予台湾媒体留下的印象过于深刻， 再加上台湾岛内媒体普遍军事素质低下， 因而无论什么， 哪怕是编造故事都要与东山岛这个地名拉上关系。
根据情报总局获得的资料显示， 当时在南中国海方向( 属于广州战区方向) 的确发生过苏-2 7 分队与美机对峙的情况( 但并非在属于南京战区的东山岛) 。不过这支苏-2 7 分队属于中国空军制式组建两支假想敌部队中的一支，空军航空兵中最精锐的空2 师， 中国空军的近卫军。这支部队因为其特殊性一直让我们很感兴趣。自国防部长阿纳托利 谢尔久科夫推动其军事改革以来， 莫斯科军事出版社的《外国军事评论》曾多次介绍过这支中国空军部队。因为这支部队自上世纪9 0 年代后期装备苏-2 7以来，一直在战术战法和训法、训练课目等方面大力向美军学习。这支部队实际上承担着在中国空军内部专门模拟美国空军战术动作的任务(实际上中国空军从199 6年以后从没有把潜在的台海空中战役看做单纯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对抗，从他们设置的假想敌部队上就可见中国军队真正的主要假想敌) ，在战术战法和训法方面尽力向美军靠齐， 在中国空军内部以泼辣大胆、打破常规的战技动作和“ 过分迷信美军的战术战法， 自我贬低和放弃我军原有战术战法” 的巨大争议而著称。
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 国内的某些研究机构总是把这支部队与中国空军的另一支精锐的航空兵部队— — 中国空军试验训练基地， 也就是过去的中国空军飞行试验训练中心搞混淆。但实际上空2 师并不是对俄罗斯军人开放的试训基地， 我们的飞行员也从未在该师与中国同行切磋过技艺。与沧州的空军飞训基地相比， 空2 师一线作战部队的色彩更为浓厚。访问过位于中国华北空军飞训基地的红旗高级飞行技术联合学院代表团获悉， 自上世纪9 0 年代装备苏一2 7 以来， 由于作风强悍、战技过硬的空2 N 在多次大比武中经常将来自其他部队的各路诸侯杀得片甲不留， 关于该部队“ 过于霸道”、“一心要出风头” 和“ 不顾大局、不利团结” 以及“ 把红军部队打得都没信心了有什么好处? 这符合建军思想吗?” 的各种争论即使在中国军队内部也始终未曾停止， 甚至有在实装模拟空战中被这支冷酷无情的假想敌部队打得丢盔弃甲、脸面全无的其他部队抱怨说：“他们连编队队形和战术动作都采用美式的，干脆去加入美军得了!”
不过看起来前任中国空军总司令乔清晨上将和继任者许其亮上将都一直保持着对该师训练改革的强力支持。也让空2师进行的各种战法训法摸索能得以坚持。让人觉得尤其有趣的是， 空2 师中蓝军部队的机徽与真实的美国空军极为相近， 毫不掩饰该部的目的和决心。当美国人发现这点后， 这个与真实的美国空军极为相近的假想敌机徽引起了他们的大声抱怨。与大西洋彼岸关系密切的时事评论家亚历山大诺维也夫曾经就这一问题请教过中国军事问题专家、海军少将阿列克谢 格里申，后者回答说， 美军序列内长期存在涂装着红五星的某些部队， 这些怎么就被他们自己选择必无视了?
由于空2 师的独特， 包括俄罗斯军方一直非常关注这支部队， 并曾在俄罗斯空军和防空部队内部就编制和战训法等改革方向是否有理由向西方靠拢引发激烈争论。而谢尔久科夫所宠爱的“ 御用” 军事评论家， 政治与军事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沙拉温上校在对莫斯科近郊巴拉希哈区黎明镇的老派近卫军们进行的口诛笔伐中，也曾多次以这支采用美军战术战法操作第四代俄制歼击机的中国空军部队为例。
到这里，“ 东山岛事件” 故事里有趣的又一个漏洞就出现了：
如果所谓的“ 东山岛事件” 中苏一2 7 S K采取的队形仍然是“ 米格一2 l 时代的非视距外空战战术队形”， 不知美军应怎么评价自己的战术队形呢? 要知道， 空2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里第一个采用美式战术队形的。
故事的漏洞还不止于此。
“ 2 架携带着A IM 一5 4 超远距空空导弹的F 一14 A 之间相隔近3 0 千米”， 还是“ 标准的拦截攻击队形”， 这段故事的缔造者似乎并没有在台湾空军空勤部队服役过，要不然也不会对美式拦截攻击队形如此陌生。
回到2 0 0 1年撞机事件后的几天内， 解放军空军空2 师的表现毫无疑问与所谓来自台湾军方的消息大相径庭。美军迫切地想找“ 造出麻烦的始作俑者”——中国海军航空兵第9 师的麻烦， 以好好“ 教训”一下该部， 不过其后中国方面随后却换成了主要是空2 师出场上阵， 该师尽职尽力地多次出动、与美军对峙， 竭力翼护了自己的海航兄弟。该师不畏强敌的做法， 让亚太美军也从此注意到了这个部队。但是， 必须指出的是， 当时中国空军能达到空2 师这种水平的部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大多数部队与该师差距很大， 该师也是2 0 0 1年撞机发生后中国空军唯一能拉上对峙前线的苏一2 7 部队。即使是该师， 当时与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差距也是明显的。但差距明显完全不等同任何离奇可笑的传闻都能成立。
家园 《择日争锋——海峡上空的风云》之二 另一个有趣的来自台湾的说法是，中国大陆的苏-2 7SU、歼-8Ⅱ飞机曾经多次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被F- C K- l 或“ 幻影”2 0 0 0- 5 锁定。台湾军方宣称，一旦发现大陆军机出海即刻派遣F-C K- l 前往拦截。为了避免“ 擦枪走火”， 台军的战斗机全程保持战术优势， 只在最有利的空域完成“ 占位”， 处于随时都可以发射“ 天剑”Ⅱ 中距空空导弹攻击最大威胁目标的状态。台军认为， 至少在2 0 0 0 年以前， 大陆飞行员和前线指挥所错将台军的这种战术视为“ 消极抵抗”， 全然不顾第四代飞机视距外空战战术所带来的致命威胁， 这从侧面反应出中国空军在这些方面的缺陷相当严重。
不过情报总局提供的资料显示， 在2 0 0 2 年以前两岸空军的实际攻防态势却与这个传闻完全相反。台湾空军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强势的姿态，而大陆空军则表现得不具备攻击性。从各方面获得的信息证实，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2l世纪初台军的飞机一年中越过海峡中线的次数多达700多架次，有时甚至深入海峡中线西侧接近大陆的海岸线。而当时中国大陆空军处于非常劣势的状态，很少越过海峡中线飞行，所谓在海峡上空采取的“报复性”和示威性”动作，也只是在台海中线附近徘徊，穿越海峡中线几十千米都是极其少见的足以报上领导人办公桌的“特情”。这也是当时海峡两岸空中力量的实际对比和战略战术思想的反映。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空军的作战思想仍旧是以非常单一的国土防空为主，对于空中进攻作战几乎鲜有涉及。回想到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台湾空军对大陆沿海进行严重骚扰和空中突击，解放军空军也只是在大陆沿海上空进行国土防御作战而已。1956年以后，台湾空军对中国大陆进行了多达近千架次的深入侦察，其战略战术侦察机的航迹遍布华南、华东、华中、华北和东北，甚至靠近中苏边境西北上空的苏联境内的国土防空军雷达预警网曾多次发现台湾侦察机的踪迹，这说明台湾的空中侦察几乎已经穿越了中国大陆的防空体系。而即使这样，当时的中国空军也只是着重于单纯防御式国土防空作战，而毫无针对台方空军基地的主动性反制作战。想当年遭受“大清洗”之重创而元气大伤的苏联空军，也从未采取过这种收效甚微而投入巨大的单纯防御作战模式。
即便是因为考虑到《美台协防条约》的政治影响， 但即使是通过造成中苏严重意见分歧的“金门炮战”就已经暴露出美军并不是认真地履行协防台湾，然而面对台湾飞机深入福建、广东、上海和浙江等地的大力袭扰，拥有大量轰炸机和强击机的中国空军仍未采取任何主动反击性的措施，这说明中国空军在战略思想上并不具备空中进攻作战的意识，也根本未曾真正领会对于现代空中力量来说，“最好的作战方式就是进攻”。
面对这种单纯国土防空作战的被动局面，中国空军内部也曾有个别较高级别的军事长官提出，“空军航空兵最应该做的事情有两件：一为进攻；二为准备进攻”。但是，这种思想在当时被压倒性地批评指责为“背离人民战争军事路线”、“帝国主义空中侵略做法的赤裸裸照搬”，还没来得及引起争论就受到强大的批判和弃置。所以说，中国空军几十年来在台湾海峡上空的被动应付性局面是有其根源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强势挑战态势的中国空军以苏-27和歼-8Ⅱ武装巡弋，却因为缺乏第四代歼击机空战战术的基本了解，反将台军的战术视为‘消极抵抗’的说法，实在是一件背离两岸局势而又非常离谱可笑的事。
当然，包括情报总局的军事专家也对当时中国空军的被动防御性战略战术应用感到难以理解。这也是当今世界主要军事大国之中， 唯一的一个以拥有如此大的军事力量却对一个如此小的军事力量采取如此被动防御势态的典型。这种情况一直到2004年之后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那个时候中国空军已经装备了两百多架的苏-27和苏-30飞机。这说明规模庞大的中国空军从长期坚持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转型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从武器装备的更新到训练水平的提升再到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大量的投入和相对稳定的过渡。
不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台湾海峡上空的对抗确实带给中国空军很大的冲击。在经历了最初的一连串令人尴尬的挫折和难堪之后，随着苏-30各歼-10等第四代歼击机的大量服役，中国空军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部署，并逐步在训练工作上做出重大改革。就如同当年的惩越战争成为北京检验其野战部队的训练场，中国空军似乎认为利用台海中线这片空域作为锻炼其航空兵战斗力的理想场所是个不错的主意。官方的消息显示，这十多年来几乎所有装备四代机和三代机的航空兵部队都以“轮战”的形式前往东南沿海驻训。2001年，空军利佩茨克中心受国防部对外军事合作总局委托，与中国空军飞训基地就高技术条件下的新一代空战战术展开为期5 年的合作。其中，“歼击航空兵分队毁伤敌空袭兵器的战斗活动方法和战术动作”及“战术歼击机空袭突击战术战法”等课目获得北京空军总司令部嘉奖。双方飞行员通过战术合同训练和高强度的对抗演习，摸索出在强电子干扰环境下对F-15、F - 16和“幻影”2 0 0 0- 5 的空战战术。
对于中国空军的进步，美国方面一直保持着密切关注。美国空军情报局( A I A ) 发布的消息说：“相对于7 年前，中国空军明显表现得更加自信。这些年来他们增加了战术航空兵的训练次数，改进了训练质量，其中包括训练的时间和战术训练在每架次训练中所占的百分比。此前中国飞行员每次升空只进行某个单一课目训练。”美国人认为，这种以地面人工指挥引导为主的，较简单背景单一任务想定单一兵种的作战模式师承朝鲜战争时期的苏联国土防空军。在空空导弹尤其是中距空空导弹大规模投入使用后，这一作战模式已经被证明是过时和无效的。“而随着中国空军装备的第四代歼击机数量增多，中国飞行员战术训练的比重逐渐增大。现在中国飞行员升空训练时通常每架次可担负两个或者更多训练课目，包括导航、格斗训练等。”
传统的并在华盛顿占上风的意见，是最起码在2015年以前台湾方面依然能享有某种程度的空中优势。虽然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台湾政治气候发生转变， 两岸敌对情绪有所缓解， 可来自台湾的消息显示， 台湾空军一向引以为傲的“凤眼”战术侦察机最近在执行侦察任务时频频受挫。这种由F-16 A 改装的R F-16 A 战术侦察机是目前台北拥有的最尖端航空技术装备。2000年在美国的帮助下台湾空军一共改装了10 架R F-16 A 侦察机， 用以装备4 0 1联队的第12战术侦察中队。R F-16 A 可携带洛克希德一马丁公司制造的“空用战区侦察照相系统”(Theater Air borne ReconnaissanceSystem，TARS)，它是一种多用途吊舱，包括前置倾斜相机、光电侦测仪、数码摄像系统、传感系统控制单元等。使用时，T A R S 侦察照相吊舱安装在RF-16 A 机腹中线位置，以便让侦察照相器材取得最好的视角。在验证测试时， T A R S 侦察照相吊舱内曾装上多种不同组合的侦察照相器材，使RF-16 A 在同一次飞行任务中可以执行多种侦察照相任务。台北经常派遣该机在海峡中线上空执行任务，并在可能范围内尽可能接近中国大陆沿岸，先进的摄像镜头可拍摄130千米内的目标，是台北获得中国大陆情报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最近R F -16 A “凤眼”部队在海峡中线上空执行侦察拍照任务时，其行踪被对方提前掌握并进行牵制，导致侦察任务屡屡失败。据称，甚至在R F-16 A 起飞前，中国大陆的军机就已经提前出动，并在海峡中线上空抢先“占位”。在RF-16 A 执行侦察任务时，大陆军机的尾随干扰导致无法平稳飞行的“凤眼”执行任务失败。台湾军方怀疑这是因为解放军长期监听其通信，甚至潜伏间谍的原因。但是如果以专业的军事眼光来看，这足以证明中国空军的反应速度和专业素质在过去的这些年所取得的进步。美国空军情报局认为，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飞行员的素质有所提升， 新近投入使用的“区电”系统使中国空军作战机群的实力大幅度增强。过去，中国空军战区一级的指挥所至多只能同时控制12 架飞机在机场附近的空域执行拦截任务。在得到有早期空中预警机在内的“区电” 系统支援后，中国空军可以同时对上百架战斗机进行有效的引导和控制。
在美国空军情报局的一份最新报告中提到， 自2 0 0 5 年以来中国飞行员在台湾海峡上空表现得越来越具侵略性和攻击性。这一年中国空军的歼击机在台海中线以西巡航达到破记录的17 0 0 架次， 而在过去中国军机顶多在大陆沿海飞行，也很少主动越过台湾海峡中线， 即使19 9 6年台海危机时也不大出海。而从2003 年到2007 年的这段时间，中国空军的歼击机和特种飞机“成群结队”地涌向台海， 甚至多次发生飞越台海中线事件。而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发生于2004年9月27目上午的台海截击事件。当时的台湾领导人陈水扁搭乘“空军一号”专机自台北飞往澎湖劳军，随机的还有多位台军将领， 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李杰、参谋总长李天羽、总政战局长陈邦治等。据称台湾领导人或重要人士搭乘专机进出外岛，台湾空军依战备规定皆派遣歼击机升空护航。对于金门和马祖的行程，因为部分航线突出于海峡中线以西，台湾护航战机通常飞到中线即不再前行，仅在中线以东有利位置接应。专机回航时，护航战机则于中线以东等待，待专机到达才伴随。
然而就在陈水扁搭乘的“空军一号”专机飞往澎湖期间，附近空域突然出现了大批的中国歼击机，共计2 8 架次的歼-7、歼-8Ⅱ和苏-27等型号先后出现。当天为陈水扁专机担任护航任务的，是台湾空军4 5 5 联队从嘉义基地派出的F-16 机队，属于台军中的精锐。此前台军的情报部门曾提醒当局，中国大陆的军机自9月中旬以来有些活动异常。但是由于海峡两岸军机对飞越中线向来有默契与自制， 这里的海峡中线被视为一条看不见的概念线。前面已经提到过，近年来不仅中国大陆军机不时飞越， 台湾军机也曾有大举飞越中线的情形。不只军机，两岸军舰也是一样。但因两岸尚有自制默契，军机飞越或军舰航行跨越中线后会立刻折回。台北方面因而认为，大陆军机未出现严重挑衅行为，有时起飞架次多也是与对岸部队移防有关，不一定是挑衅而有可能是大陆飞行员的个人行为而未加注意。
在陈水扁的专机飞向澎湖的过程中，对于首先出现的歼-7飞机并未多加理会，只是由护航的F-16 提升戒备。但是当随后出现了歼-8 II 的雷达信号时， 台湾方面才感觉到势态的严重性。担任护航任务的F—16 遂采取行动企图驱逐出现的歼—8Ⅱ飞机， 这时担任此次拦截任务的主角——中国空军航空兵空2 师的苏-27 编队突然出现并高速袭来。此时台湾方面已经乱成一团， 根据截获的空地通信录音， 参谋总长李天羽企图以明语发布命令，但由于过于紧张而显得语无伦次且不知所措。相形之下，国防部长李杰则明显镇静和沉稳得多，有关移交指挥权和一旦发生变故则采取何种形式反制措施的命令都是由他发布的。就这样双方在台海上空对峙了将近l 5分钟， 当担负支援任务的台军F—16飞机赶到时，空2 师的苏—27已经完成了对陈水扁的“空军一号”的“锁定”( Lock on ) 。要知道在实际作战中“锁定”是具有攻击意义的动作 是指歼击机雷达或防空导弹雷达的特定操作模式，将雷达波束持续笼罩追踪目标，作为发射导弹之前的最后步骤。当目标本身感到遭外来雷达系统“锁定”，表示已置身于危险状态，必须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实施反制干扰或转向脱离。同时，也获得自卫反击该“锁定”来源的充分条件。所以在非必要时，歼击机或防空阵地的雷达都不开机或只以“搜索”模式操作而不转到“追踪” 模式。
因此当台军的F—16飞机分别由松山和嘉义空军基地起飞赶赴台海中线“救驾”的过程中，除了正在执行拦截任务的苏—27飞机， 又有大批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陆续升空支援，在福建沿海空域巡逻的歼击机群也向这片空域集结，双方的飞机并一度相互间进行锁定， 气氛极为紧张，双方随时有擦枪走火，爆发空战的危险。这其中大陆解放军空军一改往日谨慎克制态度，以相当强硬的姿态显示自己在这一片区域的力量存在，给人以深刻印象。虽然之后台北方面在一开始曾极力否认是出于大陆军机大批飞临海峡中线造威严重千扰的安全顾虑，但是在台湾媒体曝光出台湾空军一度紧急增派军机升空警戒之后，国防部长李杰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不得不公开表示，台方已按战备规定处理，并派军机过去，对方是进行例行训练，并没有越线。事实上陈水扁专机当天行程延误15分钟抵达澎湖。由于陈的专机有台湾岛内航线优先起降权，延误行程概率相当低，陈水扁专机当天却迟了约15 分钟才抵达澎湖，因此遭中国军机大批飞近海峡中线“严重干扰”的情况才由此暴露出来。尤其是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在不到一个星期后的10月2日飞往澎湖参加新桥点灯仪式时，同样受中国空军战机干扰而“延误近20分钟”。也就是从那次之后，台湾方面做出调整，禁止政府和军队高级领导人集中乘坐一架专机出巡。
但对于陈和吕的报道，台湾军方依然予以否认。中国军方人士则罕见地公开表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及福建基地的军机，在中国大陆沿海经常进行例行训练及巡弋。台湾当局领导人只要是巡视外岛， 飞机一升空，中国军方一定立即采取行动，并派出军机给予“特别关照”。同时，中国沿海军区也进入一级警戒。北京的中国空军总司令部则明白指出，他们的歼击机若要攻击陈水扁的座机，易如反掌， 但他们不会这么做。出动军机的目的，在告诉台湾当局领导人，如果一直推动“台独”分裂活动，寻求台湾独立，中国军方完全有能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完整（俺老孫曰：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在需要维护国家的统一时，完全有能力对破坏国家统一的敌人实施斩首行动）。出动军机也在告诉邻近国家，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的事，外国不要插手干预。一旦台海方向发生危机，中国军队能在第一时间取得制空及制海权。似乎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立场，在2 0 0 5 年的秋季，中国空军航空兵的空3 师所属苏—3 0 M K K歼击轰炸机组成的航空兵军团曾一度进逼台湾本岛，使紧张气氛达到顶点。
就这样一直到2 0 0 8 年台湾国民党政权重新执政， 情况才发生转变。在成功地与台湾降低敌对态势后，中国又派遣了一支由近5 0 架不同型号的作战飞机组成的攻击机群，巡航至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 以展示实力。很明显，这支宣示主权意味强烈的战役机群在巡航过程中除了有空中加油机伴随外，还获得了早期空中预警系统的支持。很显然，自2005 年以来中国和越南在附近海域的争端有所升级， 在增派水面船舰加强对相关海域进行控制的同时，北京似乎以感觉到出动其目益强大的前线战术空军是展示肌肉的最佳方式。这次出动的苏—3 0 M K K 、歼—10 、歼—8 D和轰油—6 飞机都属于广州军区空军，它们组成了中国第一支具有远程打击能力的航空兵军团。据称中国空军计划在未来5 年内组建5 到 6 支规模更大的空中战役打击集群，之后将不再增加航空兵军团的数量而是逐步扩大机群的规模。这些部队将直接归属北京的空军总司令部指挥， 而各军区空军将逐步转变为以训练、后勤为主的功能机构。早年陪同国防部长营刚川访问莫斯科参加两国军事技术合作混委会的乔清晨上将直截了当地对弗拉基米尔 米哈伊洛夫大将表示：中国空军的中长期目标并不是谋求在台湾海峡上空的力量均势，这是因为按照最高统帅部所制定的规划，到2 0 2 0年所要取得的阶段性目标是在台湾海峡上空的绝对优势地位! 换言之，中国空军是以具备在开战后的6 0 小时之内彻底摧毁台湾的空军和防空力量，并能对任何进行干涉的企图做出坚决反应为目标而进行准备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台北争取第四代歼击机的努力和对其防空力量进行的持续现代化升级，以及美国在防务领域对台湾的大力支持，所有这一切迫使中国空军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提高训练水平和装备质量。2 0 0 1年发生在南中国海的撞机事件，和小布什总统“ 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的强硬姿态使问题更趋复杂化。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华盛顿曾极力避免的：北京以毫不妥协的态度持续扩充其空军的第四代战斗机数量，并且以贴近实战的方式训练飞行员。曾在北京工作过的一名美国前防务官员说：“ 从19 9 6 年华盛顿在台湾海峡错误地炫耀武力，到几年后发生的误炸使馆事件，所有这一切产生的‘后遗症’就是他们(中国人)一直在拼命地造军舰和买飞机。”！
关键词(Tags): #择日争锋，家园 最后一句很有意思!
家园 大佬，这段极具喜感的话还是不要上了吧 作者贝德勒·普耶洛夫斯基应该是俄军参谋部中的高级研究员。可以看到很多来着情报机构的分析文件。而且对于空军发展也有比较深的简介。总而言之一看就是业内人士。
家园 《玄天九变》后传 峥嵘岁月之一 峥嵘岁月
进入90年代，苏联已经进入非常时期。1990年对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来说，是混乱而动荡的一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自1985年上台以来推行的公开化和新思维政策因为操作不当和速度过快，从而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动乱和社会危机。1989年8月，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发生了有几百万人参加的“波罗的海之路”的人链活动。活动公开提出“脱离苏联”的口号。在波罗的海地区，当拉脱维亚首先带头搞起民族复兴和独立运动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KGB）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曾向戈尔巴乔夫建议，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但苏共中央政治局没人敢站出来承担使用武力的后果，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居然以“美国警告如果使用武力将停止对苏援助”为借口反对出兵！莫斯科实际上的不作为导致了最佳时机的白白错过。
当然，那并非是我们这次要讨论的话题。
序曲 元帅很生气 后果……
1990年的春天对于皮洛戈夫卡（莫斯科市内，苏联空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新任掌门人来说，感觉并不是太好。自接替亚历山大叶菲莫夫空军元帅成为苏联空军总司令以来，空军上将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就忙于应付一波又一波的危机和麻烦。（俺老孫曰：这位和二战初期的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空军元帅什么关系呢？）这其中有意外发生的，但更多的是人为设置的。这搞得他筋疲力尽，疲惫不堪。尽管如此，沙波什尼科夫依然面带微笑，从容不迫。这得益于他良好的个人修养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在一线部队中服役了20多年的老飞机员，沙波什尼科夫已经练就了超乎常人的心理素质。就好象他经常对人说的：“歼击机飞行员，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最棒的！”
就在今天早上，准确地说应该是两个小时以前，沙波什尼科夫刚刚被脾气暴躁的苏联元帅亚佐夫在电话里教训了一顿。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在他位于阿尔巴特大街上那栋醒目的白色大理石贴面十八层大楼的办公室里咆哮着（莫斯科市中心街道，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几乎要把国防部大楼的房顶掀翻。
“怎么回事？空军上将同志！收土豆收砸了吗？命令是清楚无误的，向中国同志重点介绍米格-29飞机！干吗要鬼扯什么苏-27？怎么还需要我这个国防部长亲自跟您解释一遍，还是您想教训一下政治局。”
满腔怒火的国防部长临了还给空军总司令一个严厉的警告：“不要去插手您不该管的事情！要记住，在这里比阿尔巴特还要高的只有政治局和太阳。”
国防部长故意把“政治局”这个词念得很重，显然他对于沙波什尼科夫这个胆敢公开表示支持“军队国家化”的空军上将非常不满。所以要借此来提醒他，这支军队依然是由苏共领导下的武装。而空军总司令本人，也必须服从苏共的领导。
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的坏脾气在军中可是出了名的，据说他在远东军区当司令的时候，曾经带领着将军和上校们组成的“将校理发队”在大街上围堵发型不符合标准的军人，然后当场将他们剃成秃子再送去关禁闭。任国防部干部总局一把手时，人们经常看到别戈夫大街上游荡着失魂落魄的军官。不用问，那是被局座亚佐夫大将“修理”后的结果。西德青年马赛厄斯鲁斯特驾驶着轻型运动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红场之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借机换掉了不称心的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元帅和一大批高级将领，亚佐夫被提拔到军权的最高点，任国防部长并授予至高无上的“苏联元帅”军衔。
德米特里亚佐夫上任的第一天就让大家充分领教了一下苏联元帅的威风！他虽然没有拿着那把著名的推子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给军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但是却颁了一条更让人受不了的规定。那年夏天莫斯科特别的热，超过了摄氏30度。本来大家已经换上了不打领带的短袖衫（条例允许的）。但亚佐夫元帅却命令所有的军官穿打领带的长袖衬衫，并下令惩罚所有违反这一命令的人。得知此事的《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国防部长！下令出汗》的短文，对这一刻板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虽然从心里赞同报上的观点，但阿尔巴特军区内的许多人依然把这当作是批判武装力量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对军队的不敬，而神圣的军队是绝对不容许被批评的。不过与之后越来越多的谩骂攻击相比，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了。亚佐夫不止一次地向戈尔巴乔夫抱怨有人在往军队身上泼脏水，总书记只是说句笑话就敷衍过去了，他告诉国防部长，批评是苦的，但是良药。列宁也曾这样说过，勃列日涅夫也是这样强调的。
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是一位打前线锻炼出来的，有着丰富经验的军人。无论是伟大卫国战争时期与德军鏖战在列宁格勒城下，还是战后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组织和进行过无数次的大小演习。在历来讲究论资排辈的苏联军队中，亚佐夫因为他无可争议的经验和战功而备受尊重。但他为人脾气暴躁且严厉，给人以难以接近的感觉。原驻德苏军集群总司令，后任苏联陆军总司令米哈伊尔扎伊采夫大将曾经向原中亚军区总司令，后来的华沙条约组织联合力量总司令弗拉基米尔洛博夫大将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一旦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面对潮水般涌入的中国军队要如何应对。洛博夫大将回答说：“只要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板着脸扯着嗓子大吼一声，准能把入侵者吓跑。”
没有一架米格飞机能飞到第聂伯河中间
国防部长一大早就抱着电话嚷嚷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这两天来告状的人把亚佐夫元帅搞到火大。事情的起因是前不久沙波什尼科无空军上将陪同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驻扎于莫斯科市以西50公里的库宾卡机场，参观著名的“首都卫戍部队”的第234混合航空兵团（阔日杜布空军元帅航空技术装备展示中心）。在这里苏联飞行员通过飞行表演和静态展示向中国贵宾展示了米格-29歼击机、米格-23MLD歼击机、苏-24前线轰炸机和苏-25陆军攻击机。这个代表团是作为将于下个月由刘华清上将（译音）率领的大型军事-军工代表团访苏前的最后一次前哨铺垫，很显然，莫斯科希望中国方面能够选择的范围是什么。
但是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空军上将沙波什尼科夫在观看飞机表演的过程中，自顾自地向中国空军副司令介绍起了苏-27飞机，而在莫斯科原先设计的方案中是没有这个型号的。问题很快显现出来了，北京强烈地要求采购苏-27飞机，并声称除了这个型号之外将不会考虑其他的苏制飞机。当国防部军事贸易总局的维克多察尔科夫上将和总参国际军事合作局的弗拉基米尔伊舒特科上将分别把这一消息汇报到阿尔巴特军区各自的“老板”那里后，总部机关没能保持住平静。航空工业部、苏霍伊设计局和米格设计局也沸腾了好一阵，有人兴奋，有人惊讶，更有人感到忿忿不平……
亚佐夫元帅为此给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国家委员会主席ИС别洛乌索夫打电话询问情况，对方慢慢吞吞地告诉他：“是有这么回事，任尼亚（沙波什尼科夫）好象是跟中国同志说过些什么。可是大家都说了很多话，谁又能记得清楚那么多啊！”
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顿了一顿接着说：“应该是在合唱北京-莫斯科之后，空军总司令即兴念诵了一首果戈里的抒情诗，当然他自己改编了一些内容，‘没有一架米格能飞到 第聂伯河中间！’呵呵，亏他想得出来。您是知道的，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飞行员嘛，都是些浪漫的人。再说也应当承认……”
“浪漫的人？鬼扯！军队不需要浪漫的人，浪漫的人应该去文化宫或去当诗人。”
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是步兵出身，向来信奉部队需要铁一般的纪律。在远东军区时，亚佐夫经常事先不打招呼就下部队视察工作。有一次军区司令在深夜驾临空军指挥所，发现里面的人正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看美国电影。他老人家几乎将指挥所的大门一脚给踹下来，之后他命令那些浪漫的飞行员们在第二天中午穿着毛料制服在大太阳底下听他训话，当时的气温已经差不多接近40摄氏度。不过这次可不一样，国防部长脾气再大也不能去踹空军总司令部的大门，更不用提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大门了。苏联元帅心里有些明白，这个事情不一般。他了解别洛乌索夫和沙波什尼科夫，如果说空军上将在政治上有些幼稚的话，那么在日常工作和待人处事上是有脑子的。别洛乌索夫更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家伙，做任何事情都会先过过脑子。没有别的原因他们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从另外一面来讲，传说是真的，至少在提高空军的地位和苏-27的事情上他俩是同一阵线的。
关键词(Tags): #玄天九变 峥嵘岁月，家园 《玄天九变》后传 峥嵘岁月之二 别洛乌索夫
作为苏联时代主管军事工业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ИС别洛乌索夫并非今日俄罗斯某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个泛泛之辈。由他参与开拓的中苏（俄）军事贸易，使俄罗斯的很多重要的军事工业和高科技企业在最困难的时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仅从这一点来讲ИС别洛乌索夫就功不可没。
现在，别洛乌索夫放下国防部长的电话，嘴里反复嘟囔着一句：“唉，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
这声“唉！”可是意味深长。
在上一章《北京攻略》中，我们已经介绍了苏联军事工业国家委员会的情况。在经过将近70年具有苏联特色的只求数量不讲质量的经济发展，再加上连年军备竞赛和阿富汗战争的影响，苏联帝国已是江河日下，不复当年之风光了。在苏联建国之初，这种只求数量不讲质量，同时又是非常迅速的发展是符合当时的迫切需要的。没有强制性的大规模工业化运动，也就不可能将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建设成为一个世界工业化强国，更不可能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击败纳粹德国的入侵。可是后来这种形式的发展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并变成了一种滋养着官僚体制种种弊端的温床。
理论上，大家都生活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王国和自上而下的严格的职位等级制度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管理着这个庞大帝国的一切事务，为从儿童玩具和床上用品一直到全天候超音速歼击机和导弹核潜艇为止的2500多种不同的产品制订生产计划指标。全苏的10万多个企业，则必须按照规定完成这些指标，理论上不能多也不能少。这就是“行政命令式管理”的经济，实际情况则是更加复杂和更加难以驾驭式的。权力、生产、管理、分配以及思想体系的制定和解释都集中在上级任命的干部手里。国家的一切重大决策都是由苏共中央决定的，而不是人数为两千万的普通党员。在经济领域，它规定需求，控制价格，并分配资源。所有的问题，就连那些更适合于让商店经理级别的人解决的问题，全都处于苏共中央领导人的管辖范围内。赫鲁晓夫时代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赫鲁晓夫从匈牙利访问归来后立即指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叶戈雷切夫，将政府大楼内卫生间的抽水马桶的坐垫换成塑料的，因为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的时候感觉他们的塑料坐垫在天冷的时候不会让人感觉到冷。也就是说，苏共中央领导的意见可以决定任何问题，甚至是厨卫设备的选型这一类最无关紧要的问题。
为人民提供食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每个领袖和总书记应办的事，检查土豆的种植和采集、糖和油的生产，监督粮食的分配、销售等。但即便是在以极度强制和残酷为特点的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也没有像钟表那样准确地工作过。现在，当社会里实际上不存在强制手段的时候，国内形势的特点是懈怠和日益增强的不负责态度，以及市场的无规则发展，既没有实现计划水平上的规则，也没有“国民经济”的规则。
尤其是因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内部的人员构成，缺乏经济、金融、贸易、文化、农业或工业方面的专家。哪怕是等当上了政治局委员，也会是纯机械式地当上。既没有讨论，也没有辩论，进行的是那种旨在解决那些未解决的问题的墨守成规的工作。将近1980年代时，主管分配稀缺的食品或消费品的“商人们”的财产大大增加了。苏联已经有了“秘密的百万富翁”，他们在外高加索并不隐瞒自己的财产，而在中亚的乡村地区甚至是大地主。干部队伍从1960年的1200万增加到1987年的2600万人。国家部委的数量从1955年的37个增至1977年的88个，到1987年就100多个了。上级任命的干部职务并不是按程序方法来转让的，但是想要“以最快和最方便的方法走上上级任命的干部的职位”，就必须是“出身于上级任命的干部这一大家庭的”。这是因为财产在苏联既不是“集体所有的”，也不是“社会所有的”，更不是“个人所有的”，而是“国家所有的”。但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经演变为“国家领导人所有的”。
尤里安德罗波夫早就指出，如果苏联打算保住战后确定的全球战略地位，那就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苏联在生产投资的总额上超过了美国，而总的生产却只能勉强达到他们生产水平的60%。我们的播种面积是美国的1.8倍，但是粮食经常不够用，差额正在令人不安地增长。我们需要粮食，不是需要一点点，而是需要成百上千万吨。苏联在钢铁、水泥、煤的生产上超过了美国，但是这些物资仍旧是非常稀缺的。它们非常奇怪地不够用！在美国建设的工厂马上就开始全力出产品，而在苏联掌握生产能力的过程要4到5年时间。
手工劳动在苏联是：工业生产中60%，农业生产中占80%，在贸易中占70%，在建筑中占60%，在运输业中占50%。
纸面上，苏联在1984年生产了比美国多80%的钢、42%的石油、55%的化肥、一倍的锻铁和5倍的铁矿石。苏联工厂生产的拖拉机比美国同类工厂所生产的多4倍。但是那个时候西方已经在建立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系了，有着新的技术经济水平的全部本质属性和另一种合理性的概念，是生活在后工业的社会中，是以集成电路作为这个社会进步的参数而不是铁矿石；是塑料而不是钢；在这个社会中厉行节约原料消费的制度成了比生产石油更重要和更为有利的事情。1980年代西方的变革导致了那些在前10年在技术经济关系落后的结构崩溃，苏维埃国家在50年的历史中，在工艺、经济和思想领域里所付出的努力、所受过的苦难和所取得的成就，在新的纪元到来之前被宣布贬值了。在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厂首次公开亮相时，当着所有工人的面以非常坦率的态度谈到，国家从70年代起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的这一现实。
在现在的俄罗斯，虽然不断有人要为勃列日涅夫“正名”，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领导的那十几年恰恰是苏联发展停滞的十几年。勃列日夫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维护了党在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更确切地说，是维护了那些党的高级干部的绝对利益。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在各加盟共和国或是州还是边疆区，无论在军队或是其他强力部门。斯大林时代噩梦般的大清洗没有了，赫鲁晓夫时代胆大妄为的改革消失了，苏联似乎真正进入了“和谐时代”。但是，无论在中央或地方，在军队或军工业，在以勃列日夫为首的第一书记领导下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贵族集团，权贵之家！在这里每个人都掌管着自己的领地，而且大家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默契：你不要来干涉我的事情，我也不会去打扰你的封域。
正是因为如此，强大的、富有朝气的苏联如今已是暮气沉沉。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坦克和核弹之外什么都短缺，能够制造出最现代化的歼击机、导弹、坦克和核潜艇，甚至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却无法供应国民足够的洗衣机、电视机甚至是普通日用品。在商店里，甚至是牙膏、袜子之类的东西，只要一上柜台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抢购一空。人们拼命抢购一切能够购买到的商品，也不管质量或式样。无论在什么地方，排着长队等候购买日用品的景象已经成为勃列日夫时代的一种特征，一件遗物。一个可以让所有人记得他曾经领导过这个国家的记忆。
一位到访的中国航空技术专家曾经这样问别洛乌索夫：“我在1959年离开这里的时候，留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为什么到今天会搞成这个样子？”
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回答说：“你们中国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就进行了改革，我们则浪费了整整20年。而且是一边睡着一边白白错过的……”
庞大的苏联国防工业
当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他发现自己这个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居然有几个无法逾越的禁区。那就是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等，一切都被列入国家机密而不得触及。这里说的不止是小老百姓，就边政治局委员也不能随意涉及这一领域。勃列日夫在世时将军队和军工口完全委托给他最信任的战友，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元帅负责。
后者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任何情况，除了勃列日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需要的时候其他政治局委员过来签字就是，标准的橡皮图章。安德罗波夫曾经想对这一局面进行改变，但一来他在位时间太短，还没来得及做出具体的安排。二来他与乌斯季诺夫关系密切，他们二人加上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是一个政治团队，这在莫斯科是个公开的秘密。而且当初乌斯季诺夫也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要支持者，不过戈氏还未上台他已经追随勃总而去了。
但是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发现军队和军工部门依然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虽然借助那架德国小飞机将国防部和总参谋长换了个遍，但是在军工，尤其是军事装备的出口方面依然是个迷。苏联武器的销售方面：数量、品种、交货地点、货款金额等等，即使是总书记也无法很快就搞清楚。在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他曾经提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预算草案表决过程中，有一笔占全部预算五分之一的，多达1000亿-2000亿卢布的“其他支出”是谁都不敢过问也不敢提的。等到他坐上克里姆林宫的第一把手之后，才发现苏联军费开支在国家预算所占比例并非原先估计的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他发现以前为了弥补赤字，国家甚至一次又一次地非法从储蓄银行挪用资金。在保密的幌子下，某些做法简直是令人发指。
除此之外，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出口也是乱帐一堆。随着乌斯季诺夫元帅的去世，当初与叙利亚、越南、古巴、和朝鲜等国签署的军售和军援合同现在连莫斯科都搞不清楚具体状况了。戈尔巴乔夫发现这个国家所有尖端科技产业和重工业都在为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进行着长年的准备，苏联的拖拉机产量是美国的10倍，同时却不可能为它们找到备用零件，因为所有生产拖拉机的工厂是怀着在必要情况下变成生产坦克的企业的使命建造起来的。根据同样的理由，苏联生产大量的铝，大约每年300万吨，而国家的内部需求量只是产量的10%-15%，铝在很多情况下用在了根本不必用它的地方，那也只是因为它作为生产飞机和武器的一种主要成分，已经多的过剩了。煤和石油的巨大开采量或金属的生产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它们与出口的规模以及居民需用的极小的成品数量都是绝对不成正比的。这一混乱现象的逻辑可以在斯大林早在1946年就说过的那些话里找到：一年需要采5亿吨煤、6000万吨石油，生产5000万吨钢材，只有到那里国家才会免遭任何意外之灾……
经济军事化的后果是努力消耗着这个国家所有科学和物质上的一切资源，工业部门越是“国防性的”，它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水平也就越高，得到国家拨款的机会也就越多。但这些部门缺乏真正合格的管理者，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很少按照西方国家那样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将控制成本的因素考虑进去，在大规模生产的过程中也很少考虑类似的问题。军队的领导人根本没有成本和预算的概念，即使手握大权的乌斯季诺夫元帅也不得不向他的下属们妥协。当国土防空军总司令帕维尔马季茨基大将和导弹防御部队司令尤里沃金采夫上将要求重建一套导弹防御系统，替换1961年投入使用的A-35时。乌斯季诺夫元帅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不同意将A-35这样快地废弃掉，尤其是这样意味着又要花费一大笔资金建设一套新的系统。但巴季茨基大将威胁要运用推土机推平老系统之后，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不得不同意了这一要求。
这沿着粗放式道路运行的高消耗特征经济模式，每件产品的劳力、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西方发达国家高出1-1.5倍，农业尤甚。苏联所生产的煤炭、石油、金属、水泥等材料，除人造与合成者外，数量比美国多，而最终产品的数量却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车、尤其是农业技术装备，给消费者发货时并未配套成龙，到达目的地后几乎都得重新组装。纪律涣散现象甚至蔓延到运输这样的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头线上成月地停放着数十辆甩下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全国急需的商品，任凭损坏盗窃。一款莫斯科人牌家庭轿车或嘎斯牌载重汽车，就因为是供民用的，所以居然连续生产30年没做过任何改动。这种情况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不能想象的。苏共27大之后，随着改革的推广，人民对当局的失望情绪反而越来越大。人们普遍反映苏共越来越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让群众感觉不到任何好处反而过得更加艰难。实际上在这次改革之前苏共曾经推广过几次所谓的“改革”，但每次都是无疾而终，就连1965年的那次李卜曼设计的要求分权和消费品生产的改革也因为遭到官员的和反抗而未能进行下去。
关键词(Tags): #玄天九变 峥嵘岁月，家园 《玄天九变》后传 峥嵘岁月之三 第17号埃森图基矿泉水
在1987年的早些时候，苏军总参情报部（GRU）派驻某南方邻国的秘密特派站突然接到了中国同行的协助请求，以获取一款西方的技术装备。惊讶之余，副站长季米特里伊柳京上校向总部汇报了这一情况。莫斯科很快就批准了这一合作项目，并责成西部军队集群情报部会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情报部负责项目实施。高效的东德伙伴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并由驻德空军的图-154直接运送到了订货人的手中。在短暂合作过程中，来自北京的空军专家在东德的苏军基地接触到了米格-23MLD歼击机和苏-17M4歼击轰炸机。双方也就恢复和扩大两国在航空技术和军用飞机领域的合作进行了低层次的交流，并由此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渠道。不久后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了北京，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双方在军工和国防领域的交流开始日益活跃起来。
就在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率领的大型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之前，阿尔巴特军区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准备工作。苏联总统军事总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亲自参与接待工作的安排，和会谈事项的细则准备。甚至连一向不爱打理军事外交事务的外交部也积极参与这一次的任务。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工作是那么的细致，居然找到了刘华清上将当年在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的学习时的一些资料，并制作了复印件作为礼物送给了刘。不过也许是他们的工作做的过于细致，居然找到了海军喀琅施塔德训练基地“十月革命”号战列舰上的一份档案，里面记载说刘华清本人似乎非常喜欢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出产的第17号埃森图基矿泉水。因此他们在刘参观访问的途中，总是在他居住房间的冰箱里事先放好满满一冰箱的埃森图基市生产的这种矿泉水。（俺老孫曰：唉！在讨好“洋人”方面，中俄有得一拼）
但是这种做法显然没有考虑到东方人的性格特点，那些辛苦准备的矿泉水几乎没有被动过。许多年以后，当中俄军事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俄国人才发现这是因为两个国家人民的性格不同造成的问题。在中国，去做客的时候即使对某样东西不感兴趣或有些厌恶，但是也绝对不会在主人面前表现出来。也许在当时面对热情的苏联舰长，中国学员并不打算把心中真实的想法说出来，而只是出于礼貌的恭维一下而已。
莫斯科如此重视这次访问，不仅是因为在这次访问中将要签署两国政府间关于《军事技术合作的协定》以及《中苏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纪要》。这两项协定确定了苏联向中国出口军事技术装备，和转移技术工艺资料以及展开两军间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此时的苏联，在很多方面已经陷入了困境。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在迅速瓦解苏联长达70年的政治经济体系时却没有奠定稳定过渡的有效政策，这导致了国家经济走向崩溃。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包括航空工业在内的苏联军事工业。苏联同意向外国出售米格-29歼击机，不仅仅是一个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问题，深层的原因乃是苏联经济衰退，以及华约解体造成的卢布货币经济圈瓦解带来的困境，苏联急于扩大美元货币的储备所致。这种努力在1986年已经开始，但却收效甚微。基于当时中国的状况，莫斯科认为北京有可能会成为苏联最具潜力的军事贸易伙伴。据估计，苏联将会从向中国出口军事装备的交易中获得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希望借这次对华军售打破当时对外军贸中的不透明和不健全局面，将军事贸易控制权收回到克里姆林宫的手中。
1990年的中国空军——修补开放的天空
1990年的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以他们的武器装备、作战思维和人员编制以及训练制度，即使以苏联的标准来看也只能用“破败不堪”来形容。其一线作战飞机与我们1960年代初期使用的并没有多大区别。几乎没有电子对抗能力，从雷达上很容易判断信号特征。尽管他们修改了通信和雷达频率，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很容易地截获这些信号。整个中国空军居然没有一架可以称得上现代化的歼击机，执行战备值班的最先进歼击机是沈阳生产的歼-8I型和少量性能欠佳的成都歼-7Ⅲ型歼击机。这两种歼击机的作战能力甚至还不如70年代苏联大量出口的米格-21PF和MF歼击机，更难以与米格-21Bis相比。中国空军将这两个型号部署于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所属的前线航空兵，其意图是用于抗击苏联远程航空兵的超音速远程轰炸机有可能的入侵。通过逐渐增多的接触和互访，我们证实了过去推测的情况，在过去的20年间整个中国歼击航空兵和国土防空部队都是为拦截图-22M而经营建设的。可以说中国空军长期以来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拦截图-22M，但是就如同前面所讲的，其效果相当有限。
即使是在上世纪60年代，国土防空军拦截这类高速轰炸机主要是依靠苏-9、苏-11和雅克-28，以及图-128等截击机。那时新型的苏15截击机数量还很少，主要部署在北极地区。这些飞机必须配备中距空空导弹才能发挥作用，当时中国空军的歼击机只能携带数量有限的短距空空导弹，这的确很难对付图-22M，更不用说最新锐的图-22M3了。严格地来说一旦面对现代化空中打击力量的突袭，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天空几乎就是开放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也未见获得根本改善。有种说法形容当时中国空军最有效的全天候拦截武器就是100毫米高炮和仿自S-75的红旗-2导弹系统，但是中国防空部队在那一时期尚未建成一整套的防空导弹系统，仅仅依靠HQ-2和100毫米高炮，其实战中的生存率令人怀疑。当然，如果仅仅是对付侦察机则应该是有一定效用的。
中国空军介绍说他们大量仰仗的主战机型依然是在初级的昼间型米格-19C的基础上仿制的歼-6飞机。少量装置有简陋的射瞄雷达系统的歼-6甲和歼-6丙型重点配备在几个主要的夜航部队。这些飞机虽然改进了机载设备，实际上很多设备的性能水平仅与20多年前的米格-19PF相近。另外还有一些仿制的米格-17PF夜间战斗机一直使用到1983年。由于缺乏训练和必要的技术手段，当时中国空军能够在夜间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作战任务的飞行员很少，所以抽调合格的飞行员组成专门的夜航大队进行全天候值班。尽管苏联空军一些单位在70年代初仍然装备米格-19，但都是作为第二线的部队，这些飞机大部分部署在蒙古境内。另外还有一些米格-17在苏联中部地区，作为歼击轰炸机和战术训练使用，因为这种单引擎歼击机非常节省费用。
与几十年前苏联空军所面临的问题一样，这些中国歼击机的敌我识别技术装备还存在可靠性问题，经常丢失和混淆识别信息。这时需要雷达军官通过信号特征判断飞机类别。专门配备给国土防空军的苏霍伊和雅克式截击机能够避免这类问题，因为这些部署在边境防空区域的截击机被设计的更大也更重，在系统上也更完善一些。在米格-23、米格-25，以及苏-15截击机部署后，国土防空军的防区更大，那些作为补充的米格-19和米格-21歼击机都给空军，作为前线歼击机使用，并且同样部署在边境地带。因此在每次拦截行动中，国家指挥中心主要优先考虑出动防空军的截击机，尽量避免运用空军的前线歼击机。
尽管中国在努力提高歼-7型飞机的产量，弥补歼击机飞行性能方面的差距，但在系统上几乎没有太多作为。很多航空电子的开发项目刚刚从“缓、停、建”政策中勉强获得了一些拨款，进展缓慢。装备西方电子设备的歼-7M型歼击机只有有限的作战能力，能够弥补歼-6Ⅲ型歼击机的性能不足，但是最早在1989年之后才能小批量生产。
在曾经作为重点项目的“和平典范”工程下马后，中国的科研部门还没有能力解决大型防空歼击机所需的现代化航空电子设备，他们的技术储备也相当，薄弱，更缺乏相应的经验，几乎是从头开始着手科研开发。歼-7M型歼击机并不能改变整个歼击航空兵的技术装备破败不堪的现状。为此，在美国终止合作的同时，中国军队内部开展对苏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最后由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拍板，做出了转向苏联寻求军事技术装备合作的重大举措。不过由于长期的路线斗争后遗症，中国并不指望这种合作能在很短时期内打开局面。
在1989年着手准备中苏之间的军事技术交流时期，中国相关部门曾经接到指示，做好考察苏军武器装备的人员和技术准备。这种考察基本是不带有引进装备目的的，主要是了解苏联歼击机的技术现状。在中国军事代表团首次正式访问莫斯科之前，航空工业部门的参观团已经与苏联相关部门有过接触。尽管冷战期间中苏关系并没有完全解冻，直到越南在柬埔寨进行的战争结束前，中国军队依然时不时地惩罚一下这个与苏联签订有协防条约的南亚小国。但是中苏之间的军事装备贸易一直在正常进行。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苏联向中国交付了米-6重型直升机和米-8直升机。直到80年代，中国一直从苏联采购中型直升机和干线客机。但是一直到1990年以前，没有人会想到中国会再次与苏联合作引进新型歼击机技术。而且在一开始，双方都是十分谨慎，都在避免涉及过于敏感的部分。
中国空军对苏联歼击机最深刻的印象来源于1975年别连科叛逃事件。米格-25P型截击机穿过冷战期间最为严密的防空体系，抵达日本函馆机场。因此从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都在跟踪这种飞机。米格-25叛逃事件，使得苏联航空技术体现了相对美国严密防空体系的有效性，深刻影响了中国空军对米格歼击机的总体观点。针对米格歼击机防空的问题，成了继图-22M之后中国作战飞机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制定歼击机发展计划的主要依据。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人防部门大量印刷发放的手册中和防空识别图中，苏联的歼击机仅列入了米高扬设计局的米格-21和米格-23歼击机，甚至连当时前线航空兵中的苏-7歼击机轰炸机在大多数手册中都没有入列。
当时中国并不认为有接触到所谓的“拉明”系列歼击机的可能。因此中国人在1988年提交苏联航空部门的考察项目清单中，并没有提及任何“拉明”系列歼击机的项目。当时米格-29、苏-27和苏-25飞机分别被西方称为拉明-K，拉明-L和拉明-M。中国方面最初递交给苏联外交部的文件，列出了参观米格-23和米格-25的要求。根据当时外交部门的官员回忆，中国航空工业部门的外事人员并不知道米格-31截击机已经在1981年进入苏联国土防空军服役，因此提出的是参观米格-25P型的要求。而米格-25P已经在1982年之前全部改装。这使得苏联航空部门不得不拒绝参观米格-25P的安排，为弥补这个问题，苏联主动提出可以变更为安排参观米格-29歼击机。苏联这个变更提议，反而使得中国人不知所措。原因是中国空军并没有对这种歼击机有足够的认识，因此没有相应的计划，而详尽的米格-25技术考察却无法落实。
1990年中国军方人士应邀观看苏联空军米格-29歼击机训练和表演，这是苏联空军首次向中国军方正式展示这种现代化歼击机。尽管在表演过程中发生了一起米格-23MLD的不幸坠机事件，但是米格-29歼击机精心编排的飞行表演非常精彩，给予中国军事代表团以深刻印象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中国方面在进一步了解米格-29歼击机的技术和出口情况的同时，对米格-31歼击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一再对此盘根问底。1988年中苏之间初期的技术交流中，中国方面对此就非常关切，这有些出乎陪同的苏联军方人士的意料之外，为此苏联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去了解中国空军的需求和发展思路。然而对华军事交流最初是以外交部门为主导，军方并不能很方便地与中国军方就具体问题时行深入的探讨。
当时负责接待中方代表团物外事人员一致认为，80年代后期，在考察苏联航空工业和歼击机问题上，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和军方是完全脱节的。很多问题与中国航空工业部门的外事部门达成了一致后，与中国军方外事部门又要从头谈起。其实不仅中国方面如此，苏联的外事部门和军方同样也是如此。实际上直到1991年10月后，才逐步体现出中国军方在这些项目中起主导作用。而此时，苏联已经成为了前苏联，继续接待中国各类考察参观团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俄罗斯联邦。
1989年6月两架苏-27飞机出现在法国布尔歇国际航空展会上，这种大型歼击机的首次公开亮相使世界航空界有种惊艳的感觉。尤其是试飞员维克多普加乔夫在飞行表演中展示的“眼镜蛇”机动在后来几乎成为苏-27飞机的代名词。这同样也让中国空军对该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特别对参展的两架苏-27飞机从莫斯科转场飞行2384公里，中间不着陆，共飞行3小时直抵布尔歇机场感到惊讶。在他们的印象中，苏联歼击机还没有如此大航程的记录。所以他们得知苏-27依靠机内燃油的实际航程达3900公里时，其难以掩饰的兴奋之情反而让苏霍伊设计局负责接待的人员感到奇怪。
在随后与苏方的交流中，中国方面对苏-27飞机表达了深厚的兴趣，并带走了他们能够接触到的一切有关这一型号的资料。但在当时我们并不认为中国会对引进苏-27感兴趣，因为这种大型歼击机相对于米格-29更大也更为昂贵。一直到那次刘华清上将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在阿尔巴特进行会谈时才搞清楚中国军方的意图。代表团中的一名空军将领在会谈中提到，中国与越南在南中国海的摩擦正在升级。他非常不耐烦地提到每当中国的歼-6歼击机从海南岛起飞逼近西沙群岛，越南的飞机就会躲到一边。而当中国飞机因为燃料问题折返时，越南人就会架着苏联提供给他们的苏-22在后面尾随。而在南沙群岛，即使是中国空军最新型的歼-8飞机也是鞭长莫及。
在考察过苏-27和米格-29歼击机的同时，中国军方仍然坚持要考察米格-31。估计当时中国空军非常想获得能够拦截高空入侵目标的作战飞机，这是他们自1961年以来制定的一项指标，也是研制歼-8的准则。通过长期的实际操作经验，中国空军也了解到一个典型的高空高速拦截体系，应该是由滞空时间较长，装备齐全的全天候飞机，以及可以从迎头方向拦截目标的远距空空导弹构成，这是中方要求引进米格-31观点人士的最有力理由。另外，北京一直担心诸如SR-71一类侦察机的入侵行动。一些军方人士曾经在谈话中提到，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过高空高速目标入侵的事件。他们认为，即便是苏-27也难以对入侵目标构成威胁。必须装备高空高速拦截系统。因此中国空军和航空部门在进行引进苏-27歼击机谈判准备工作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引进米格-31的努力。
关键词(Tags): #玄天九变 峥嵘岁月，家园 《玄天九变》后传 峥嵘岁月之四 特立独行的空军总司令
前不久《红星报》记者采访沙波什尼科无时问到：“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如果您得以在生命中重新来过一次，您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
空军元帅回答：“不会的！歼击机飞行员只要一飞起来就休想让他变卦。”
有人总是指责苏联帝国的末代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是个投机份子，这是不真实也是不公正的。正如他本人所讲的，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首先是一名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也是一个称职的空军总司令。他更是一个在那个时代的苏联军队中，少数几个品德端正，正直豁达的将军之一。在某些人挖空心思地编造沙波什尼科夫利用“八月事变”为自己捞取了多少好处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当沙波什尼科夫还未成为空军总司令的时候，就曾表示支持实现军队非党化，而且也是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公开站出来说出自己意见的将军。
那是在1989年下半年在阿尔巴特军区召开的一次部委员会会议上，与会的都是总部机关的领导和各军区以及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会议背景是再清楚不过的，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公开化”和“新思维”已经席卷整个苏联社会，只有军队还暂时保持在稳定状态。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是否应该实现军队国家化，也就是取消苏共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列席会议的还包括苏共中央和外交部的官员，以及市苏维埃的委员。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显然是想借此机会对外展示一下武装部队的统一性和纪律性，以及军人们在维护苏共领导地位上的坚决态度。那个时候的苏联军人还没有发展到两年后那样无法无天的地步，虽然很多人在心里都认为苏共已不可救药（就好象他们在8.19之后公开讲的那样），但是依然保持了沉默。这个国家已经通过许多鲜活的例子教育自己的将军和人民一个有关生存下去的不二法则：沉默是金！
一片耀眼的将星之中上，只有一个人举手表示赞成军队国家化的主张，那就是空军第一副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平心而论，沙波什尼科夫至少在当时并不是存心反对苏共的领导作用。沙波什尼科夫是想实现这个领导作用的现代化和专业化，削弱党对这个国家一切事务的垄断权。从长远来看，这对于苏联来说是有益的，对于军队和人民来说也是件好事情。尤其是沙波什尼科夫本人对于那些不懂专业却总是想到处插手以显示自己存在的政工干部感到厌恶，那些在总政干部学院镀完金之后就被下放到一线部队体验生活的公子哥们，最喜欢到西部军队集群或乌克兰方向几个军区的空军或防空部队。虽然他们在阿尔巴特的将军老爹们已经给他们制订了一直到退休的工作和生活计划，但是总有这么些家伙喜欢没事找事。
空军上将的胆大妄为引起了许多人的议论，有人放话说，这是沙波什尼科夫的“第一张大字报”，有人揭发说空军上将与某民主派政治家过往甚密，有人猜测可能过不了几天就有好看的了。这自然也引起了总部机关某些人的极度不满，据说还未等上级发布命令，苏军（海军）总政治部的卫道士们已经着手准备处理沙波什尼科夫并开始搜集他的材料。苏联时代，对于这方面的事情政工人员的效率无人能及，可说是天下第一。军事检察机关开始经常光临他的办公室，扣押他的党证。上将身边的工作人员被找去谈话，交代问题。谁都知道在部队里要找出一些问题实在是太简单了，尤其是空军这样的技术密集型军种。而且沙波什尼科夫恰巧又是负责主管前线航空兵的，他本人以前就是飞歼击机的。接连出事的米格机不就是前线航空兵部队的型号吗？
可惜的是罪证的收集工作进展的很不顺利，与大家所知的那些苏联将军不同，空军上将沙波什尼科夫在道德品行方面出奇的清白。不贪污、不赌博、不拉关系、不走后门、不搞女人更不参与任何投机倒把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会在酒醉之后拿酒瓶子砸下级军官的脑袋，也不会逼着战士们拉着一车又一车的建筑材料去修建富丽堂皇的将军别墅。西部军队集群政治部倒是举报了沙波什尼科夫的一项罪行，前西部集群航空兵司令在任期间曾经利用军用运输机帮当地的一家外贸公司运送过什么私货。总政保卫局副主任 维亚切斯拉夫特鲁申少将亲自前往调查取证，但是结果却让人说不出话来。那是一次为配合情报部门窃取西方航空技术的活动，行动指挥者之一如今就在总参情报部的某个重要位置上。
在黑屋子里抓黑猫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是想借两次事故整掉调皮捣蛋的空军上将。一个是去年的5月，一架部署于格鲁吉亚茨哈卡亚空军基地的米格-29歼击机被空军大尉亚历山大祖耶夫劫持到土耳其。这是空军前线航空兵在战后发生的最严重的叛国事件，何况当时最新型的米格-29才刚刚部署到南高加索军区。据说这个祖耶夫大尉在降落到特拉布宗空军基地，走出机舱后的第一句话是：“别开枪！我是美国人了。”
虽然土耳其政府迅速果断地处理了此事，安卡拉不但拒绝了美国军事情报机关将米格-29运送到美军驻当地基地进行检查的要求，还在不到48小时内就将飞机交还给苏方。不过变节者亚历山大祖耶夫大尉被确认为政治难民身份，之后被移交给美国人。中央情报局（CIA）在很短的时间里给祖耶夫办好了在美国长期定居的绿卡，还跟他签了一份“长期担任美军高级军事顾问的合同”，付给为数可观的酬劳。
由国防部、总参谋部、苏军（海军）总政治部和情报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飞机进行彻底检查之后认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美国人接触过这架飞机的说法。苏联最新型歼击机的秘密算是保住了，这比什么都强。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军衔和退休金都有保障了。在苏联时代，这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当然，如果在当时告诉他们两年后米格飞机可以任由西方购买的话，肯定会被当作神经病。
没消停几天，北部军队集群的空军前线航空兵部队又出了纰漏。一架正在波兰北部城市利沃热克市上空进行飞行训练的米格-23歼击机“耍弄”了它的主人，飞行员斯库存里金上校在座机发生空中停车事故后弃机跳伞。可这架飞机却在已经掉到海拔150米后又重新展翅高飞，从波罗的海直飞过民主德国，穿越联邦德国和荷兰，在飞行79分钟近900千米后，最终在比利时一头栽向了大地，还捎带砸死了一个待在自己家里的比利时青年。期间美国空军驻欧洲的F-15和法国空军的幻影2000还曾经跟踪过这架无人驾驶的米格机，不过未采取任何行动。
这次小意外几乎引发德国、荷兰和比利时与苏联的外交事件。斯摩棱斯克广场（莫斯科，苏联外交部所在地）的公子哥们拿着西欧三国的外交照会跑到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那里告了空军一状，又是一个调查组出动了，这次增加了外交部的人。
戈尔巴乔夫的军事总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私下打招呼说：“为什么老是出毛病，空军不要老是找麻烦！领导不喜欢老出问题的人。”
现在连外交部也敢来教训一下武装部队了，这种事情在过去可不常见。不仅在皮洛戈夫卡，在阿尔巴特大街这也被当成了个新鲜事。以至于在国防部或总参谋部看到来办事的空军中央指挥所的军官，或佩带着飞行等级证章的军人，都会被热心的家伙“叮咛”一番：“老兄，请一定要注意，千万别把飞进来的美国飞机打下来。不然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大火会烧到克里姆林宫哩。”
谁知天不遂人愿，最终走人的是叶菲莫夫，这反而成全了沙波什尼科夫的空军总司令。在与前任亚历山大叶菲莫夫空军元帅在办理移交手续的时候，沙波什尼科夫分明看到对方那意味深长的眼神似乎是想要说些什么，但叶菲莫夫最终只说了一句：“要珍惜今日的机会呀。”
是什么原因让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的民主政治家同时看上沙波什尼科夫，难道他去党化的意见同时得到了双方的青睐？这个问题只有等将来某一天当事人自己来澄清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被任命为空军总司令的时候，从皮洛夫卡到边远的卫戍部队里的官兵们都是由衷的高兴。空军的基层官兵的确是将这位总司令当作自己人来看待的。这是因为沙波什尼科夫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要维护空军的利益，也更为注重提升空军的待遇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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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以为事情已告一段落，不过现在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关于“第二责任人”的传言又在司令部里迅速传开，甚至连军官食堂的伙夫和盥洗室里的勤务兵也在议论纷纷是不是又要换将了。各军区空军的司令和参谋长们，都在通过各种渠道拼命打听下一任空军总司令的人选。每天都有一些好事者给国防部干部总局的某个伊万伊万诺维奇打电话，打探上面的消息。热门候选人之一，自己的副手彼得德伊涅金中将被搞到不厌其烦的同时也弄到一些新的情况。
来自南高加索军区政治部的内线消息说，这段时间以来从莫斯科开过来的联合调查组把军区司令部和军区空军搞得鸡犬不宁。本来以为祖耶夫大尉的事情已经处理完了，该处罚的人也都受到了惩罚。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一个新的调查组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可以想象，由国防部、总参谋部和苏军（海军）总政治部的将军及上校们临时搭建起来的草台班子是多么的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无论谁都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那威严的神态就好象是主宰一切的天神宙斯。调查组的副组长是深得苏共中央政治局青睐，被誉为新一代武装力量思想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此公虽然没怎么打过枪也没有什么专业军事才华，但是逻辑思维缜密，又能说会道，循循善诱。尤其善于将教条的共产主义理论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相结合并加以分析，以此来激励部队官兵发自内心的斗志和对苏共领导的忠诚。因此他的讲学深受基层官兵的追捧，被当作总政治部树立的样板政工人员，戴将军肩章的思想精英，当代共产主义理论研究的天才，武装部队的骄傲！
总政的老人都知道，素来说话讲究分寸和注意克制的沃尔科戈诺夫是与上下级协调关系的行家里手。如果说他在与地方干部打交道时有些冷漠傲慢，那么对将军或上校们则非常客气，甚至可以说是和蔼可亲。称呼上只用名和父名，或者直接称呼其职务，并在后缀上加上“同志”两个字。沃尔科戈诺夫自己就经常这样告诫他的下属：当您的领导毫无理由地斥责您或因为别的什么原因错怪您的时候，即使了然于胸也不要急于辩解。最好的做法就是安静耐心地等对方发完脾气，并保证将尽快解决此事，过一阵再给对方打电话报告实际情况。这样的话，领导会对你更加满意。总政副主任的这套处世哲学在苏联军队中非常有效，这完全是几十年军旅生涯的经验之谈。从不试图在上级面前替自己辩解，对于突如其来的问题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答案，但又会做出不经意的样子，似乎自己是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之后得出的结果。尤其不能让上级费心劳神，更不能让领导承担责任，而上级领导往往最喜欢这样的干部。
但是这次苏军（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一双冷酷恶毒的眼睛和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使人不寒而栗。脸色阴暗而低沉，那阴冷的目光就像是一条饥饿的蟒蛇看着命中注定无法逃脱的兔子一样看着司令部的军人们。军区政治部主任私下跟彼得德伊涅金抱怨说：“当时我就好象淘气的小女孩坐在校长的办公室里看着怒气冲天的父亲一样。其实不仅是我，空军和卡季卡（卫戍部队）的将军们也都是一个德行。”
而“父亲”就好象下乡度假的贵妇一般随心所欲地耍着小性子，傲慢生硬的态度仿佛在提醒着别人：“识相点！将军同志。难道您不知道您的前途就攥在我的手心里吗？”
军区政治部主任为了讨好这些瘟神费尽心机，几乎动员了全部力量四处搜罗那种专供出口或只有在特供商店里用介绍信才能买到的苏达克银星香槟酒和博尔诺米矿泉水、阿斯特拉罕的鲟鱼子罐头和美国的万宝路香烟。有一段时间，除了军工系统内的老人还知道中国的中华牌香烟，大多数苏联人除了万宝路之外别的牌子外国香烟一概不认。
即使是今天，在我国欧洲和远东地区的一些地方还是如此。报纸上曾经介绍说，一直试图染指千岛群岛的日本人多年来从各方位对这一地区进行渗透。这包括向当地居民派发电子表、袖珍计算器和香烟等小物件。有一次日本人在当地的代理人公司甚至将成箱的香烟送到当地驻军的营地，不过俄国军人显然不喜欢这种七星香烟，未经证实的消息说，七星香烟容易造成年轻人终身不育。最后这些日本香烟按照10：1兑换成了万宝路。
军区政治部主任特意安排在会计室的每个姓名牌之前放一包万宝路，此处在每个调查组房间内放上两条。虽然如此精心准备，但还是有些差强人意的地方。沃尔科戈诺夫上将“无意”中透露，他的夫人非常喜欢捷克产的波希米亚双色水晶玻璃吊灯，以装饰库图佐夫大街26号那座只有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分配到的公寓。这可把穷乡僻壤的军人们急的够呛，因为翻遍了整个军区和当地的商店也找不到一件波希米亚的水晶玻璃制品，更别提双色水晶这种高档货了。现在，安德烈科列斯基中将把电话打到了空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室。
“看在老天的份上，任尼亚，请帮个忙吧。也当是在帮你自己，要是找不到那些家伙要的宝贝儿，天知道他们会扯出什么样的乱子来。”
按照常规，作为一个军种的总司令是有义务和责任去帮助兄弟单位解决困难的，这也是苏联军队的传统，尤其还可能牵扯到自己。但是现在的情况让沙波什尼科夫犯了难，甚至可以说感到气愤。
“部队里这么多的一级和特级飞行员因为没有住房而不得不把家属安排在别处，一边忍受着寂寞和妻子的埋怨一边自己眼巴巴地等着国家分配，更不用提那些常年战斗在一线的地勤和技术军官。现在可好么，居然把那么好的房子分配给那个装模作样的伪君子，佩带着上将军衔的党棍！他在下诺夫哥罗德街的那套豪华公寓大得都可以开演唱会，这还不算他在特维尔大街和涅米洛维奇-丹钦科街的那两套宿舍。”
谁都知道飞行员出身的沙波什尼科夫和“政治圣人”沃尔科戈诺夫关系欠佳，两位学术型的将军相互之间看不顺眼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实际上除了那些不爱管事又不大插手部队正常训练和改装任务的政治委员，沙波什尼科夫跟大多数的政工干部都搞不好关系。现在居然派了这个家伙来当调查组的副组长，其中的深意实在令人玩味。而且还想让空军上将当跑腿的，去搞什么捷克水晶灯装饰那家伙的公寓！
不过反过来想这样也好，反正沃尔科戈诺夫是不会知道东西是哪里来的和通过谁搞到的。一般来说，莫斯科的调查组和检查团只关心下面的孝敬合不合心意，至于是怎么来的就不管了。再者说，将来如果有机会和那“个理论家”就捷克水晶吊灯与家居装饰的学问进行一次小范围的学术讨论。真想看看那家伙的嘴脸会是个什么样子。
但绝对不能去莫斯科的特供商店采购，如果皮洛戈夫卡发出的介绍信与这些奢侈品扯上什么关系可不是好玩的。除非空军上将用自己的工资来解决，那也是不大可能的。空军总司令一个月的工资是1500卢布，按照官方牌价1美元换1.7卢布，但是没有人能够以这个价格从国家银行换出美元来。而黑市上1美元可以换30到33卢布。在莫斯科，一公斤火腿肠已经卖到将近40卢布。国防部长亚佐夫在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佩带元帅肩章的苏联国防部长毫不留情地嘲讽极力想在他面前表现一把的美国军人，但当他得知美国士兵的工资是700到2000美元时，说出一句很经典的话：“要是我能拿到美国大兵的工资就好了。”
顺便说一下，国防部长的工资是2000卢布不到，按照黑市的价格最多能够兑换到60多个美元。也就是说，苏联国防部长的工资是美国普通士兵的1/20左右，更不用想去跟美国的将军比。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军队梦寐以求的事情就是去“西部军队集群“，世界上最大的军队集群服役。如果你不是党和国家高官的子弟，或者国防部和总参谋部里那些将军的孩子，那么当你被分配到苏联驻民主德国的军队集群时，往往都会引来羡慕、赞叹甚至是嫉妒的目光。国防部干部总局的将军和上校们，就依靠着手中的这点权力赚取了无穷无尽的好处。苏联武装力量的军官们，为了能够暂时脱离伟大的祖国，为了能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几天富足的生活，愿意花很大的代价去满足这些吸血鬼的敲诈勒索。哪怕是借贷或者典当家中的财物也再所不惜。虽说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要比联邦德国差劲得多，但是与苏联、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相比却又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
因此在德国工作被认为是最上等的，它能使你极大地改善一下个人的物质生活。尤其是军官及其家属生活在富裕和有序的环境中，不需为买生活日用品和孩子的牛奶而排队排到天昏地暗，不需要考虑家里人是否能够买到足够的食品和衣服，津贴和工资可以使全家人过上富足宽裕的生活，而且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赚到马克，甚至是宝贵的西德马克！老实本分的军官和他们的妻子们，通过打短工或依靠从国内捎带的土特产品，譬如咖啡豆和鲟鱼子罐头等产品或甚至父辈的军功章赚点外快。没有商品的则干脆铤而走险，偷盗和犯罪已经成为家常便饭。而有门路有靠山的则依靠着投机倒把和营私舞弊大发横财。
50万苏联军队，20多个齐装满员的坦克、摩托化步兵、炮兵、空军前线航空兵师和导弹、防空部队组成的西部军队集群，是苏军中最精锐的部分。这支庞大的武装力量部署在平原、河流、湖泊、森林和山脉所组成的民主德国的各战略枢纽，可说是无处不在。他们在下一次大战中将是第一批占领西柏林并将北约军队赶下大海的主攻力量，因此莫斯科将一切最好的东西首先提供给他们，武器装备、军用物资、人员干部、医疗器械、食品材料到建筑材料都是苏联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东西。
还是在勃列日夫时代，驻德苏军中倒卖国家物资和参与走私犯罪等道德败坏有损声誉的事件就屡禁不止。严厉的惩罚和无休止的政治学习都不能抑制住西部军队集群的将军和上校们那贪得无厌的发财欲，在苏军推行所谓公开化和新思维的年代就更加难以控制。驻德苏军不仅是全军战备值勤和战斗训练的最好大学，也是苏联军队在倒卖国家物资和投机倒把等经济犯罪领域最活跃和最不可思忆的一群。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一切可以出售的东西都被当作商品卖给了德国人，从柴油、武器、技术装备甚至军事机密。更有甚者一些军官将手下的士兵“出租”给德国人当劳力，以赚取大笔的劳务费。在当时人们都知道，没有西部军队集群搞不到的东西。
因此沙波什尼科夫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在西部军队集群工作时认识的老关系。经常往来于欧洲、亚洲和苏联的一个能人，在担任驻德苏军前线航空兵司令时自己曾经帮过他一个忙，当然是工作上的事情。民主德国的效率果然比国内要快，哪怕是在德国的苏联军人。不到24小时，空军总司令部的专机就从温斯多夫运来了所需的物品。在派出飞机之前，那位神通广大的老兄特意提醒空军首长得派一架伊尔-76大型运输机过来而不是图-154之类的玩意。原因是除了那套漂亮的水晶吊灯之外，他可以借机捎带几辆二手的德国大众高尔夫轿车回莫斯科。那时候从德国搞回一辆或一批二手轿车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不但可以发笔横财，又或者可以作为礼物送给阿尔巴特军区内的某位首长为自己谋得一份美差。
伊尔-76在奇卡洛夫斯基机场卸下德国二手轿车后，就带着全套的波希米亚双色水晶玻璃吊灯和几十条玫瑰牌纯羊毛地毯以及十几台在当时很难见到的德国产电烤箱和吸尘器飞往高加索。那位老部下超额完成了任务！当然，他也没有亏损什么。毕竟通过其它关系找运输工具运送那批二手车，所花的代价要比这个大得多。附带一些额外的礼物，使空军总司令在感觉上还是欠他一份人情。很显然他了解自己的老上级，他不是个薄情寡意的人。多年后，当沙波什尼科夫出任俄罗斯武器公司总经理时也没忘记捎带上他这个老朋友，神通广大的季米特里伊柳京上校。
对沙波什尼科夫来说，这样的做法无疑更为保险，就好象科列斯基中将所讲的：就当是在帮自己的忙！只不过到后来空军总司令才知道，所谓的波希米亚的双色水晶玻璃吊灯可不是原先自己想的那么简单。那不是一件，而是整整一套由十几件做工精美绚丽灿烂的水晶制品组成的工艺品。
作为新任苏联空军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显然知道该送些什么，送给什么人，该什么时候和该怎么去送。但是军中长期以来形成的风气即使是他也未能脱俗。尤其是当有人透露说，调查组对于亚历山大祖耶夫大尉的岳父与沙波什尼科夫的个人关系很感兴趣。这位岳父大人是前线航空兵的师参谋长，与空军总司令只是工作上的关系，而且也从来没有过什么私人性质的交往。不过一向对此感觉敏锐的沙波什尼科夫对于调查组的意图亮起了红灯。很显然，某些人在打自己的主意。总政那里的朋友也偷偷传话过来说，似乎是有人在搜集对自己不利的材料，他们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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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讲，国防部长亚佐夫对于空军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本人并无恶感，甚至可以说是比较欣赏。后者在担任西部军队集群空军司令时，对所属部队进行全面清理事整顿，这得到了国防部长的大力支持。在严厉打击部队中存在的道德败坏行为和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不止一位阿尔巴特的将军因为自己的独生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跑来找国防部长。也是亚佐夫元帅顶住了一切压力，使沙波什尼科夫能够在短时间内让西部集群空军恢复了生机，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也挽回了驻东德苏联军队的部分声誉。因此当空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叶菲莫夫提出任命沙波什尼科夫为空军第一副总司令时，很快就获得了通过。但是国防部长也很快就发现出了问题……
前任空军总司令叶菲莫夫长期以来就在做着一件让阿尔巴特军区的将军们憎恶的事情，处心积虑地妄图削弱这支军队的主体，苏联陆军的权威和地位，以实现他建立一支“大空军”的梦想。长期以来皮洛戈夫卡对于空军在苏联军事体制中所处的地位感到不满，尤其对于将前线航空兵配属各军区受双重节制的做法有所保留。但是从沙皇俄国时代就形成的“陆军至上”观念，绝对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从空军主帅帕维库塔霍夫以来的几届空军领导，哪怕是稍微进行调整的企图都遭到了坚决的抑制。当初将要地防空任务从空军剥离，单独组建国土防空军（PVO）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这支技术密集型武装。况且在苏联的军事理论中也找不到朱里奥杜黑《制空权》的位置，这个意大利人提出“依靠空中轰炸赢得战争胜利”的理论被阿尔巴特视为不切实际的空谈。苏联元帅和将军们认为，苏联军队刻战争将依靠的是坦克和导弹。
但是，随着沙波什尼科夫成为空军第一副总司令，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苏军撤离阿富汗之后，苏共中央要求阿尔巴特军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加以改正，还要找出体制上的那些不合理之处。这给皮洛戈夫卡的那些家伙们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在苏联庞大的军事体系中，将空中力量划分为空军和国土防空军两大组成部分。这充分显示拥有世界最庞大的国土面积的苏联帝国彻头彻尾的“大陆军主义”至上情节。进入核子时代后，虽然战略火箭军的建设被排到了头号位置，但是由坦克、自行火炮和步兵战车所组成的重兵集团依然是为下次大战准备的主战突击力量。苏联空军虽然与红军同一时期成立，但是作为技术军种的空军受重视程度远不如防空军和海军。传统上苏联空军的地位要比陆军、海军低一级，与大军区同级。作为空军最高军衔的空军主帅，在级别上要比苏联元帅和苏联海军元帅低一级，与陆军大将相当。空军元帅则较空军主帅低一级，与海军元帅、炮兵元帅、通讯兵元帅和工程兵元帅同级。
苏联空军由前线航空兵（FA）、远程航空兵（ADD）和军事运输航空兵（V-TA）所组成，前线航空兵拥有最大规模的机群，但也是最不受重视的部队。在经费和人员配置上，被排在国土防空军和远程航空兵的后面。前线航空兵负责为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持以及争夺空中优势，主要执行侦察、战术和战役进攻及防御任务（包括空中打击、近距空中支持和战场截击）。虽然前线航空兵作为苏军攻势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像美国空军那样具备相对较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也无法承担类似的美国空军那样的大规模合成化协同战略机动能力，前线航空兵部队的指挥权掌握在军区首长手中，换句话说，前线航空兵只是陆军的辅助力量，主要负责协助装甲突击集群作战。
战时，前线航空兵是伴随进攻中的装甲集群前进并提供战场防空和近距空中支持的次要角色。前线歼击机主要担负争夺战区300-500千米以内浅近纵深的制空权任务，部队的部署也是随着地面部队的推进而前移，这样对于指挥、通信和雷达系统的要求就较为简单。通常在方面军的作战区域内，只需要数台中程警戒雷达和1-2台远程警戒雷达，以及3-5套通信站就足以指挥该地域内的前线航空兵的作战行动。前线航空兵的飞机是作为整个防空作战体系的一部分，将争夺制空权战斗中对整个系统所需的全部功能中的大部分分配给地面系统而不是装置在飞机上，因此造成了前线歼击机设备简单、易于掌握、造价低廉、具有较强的战场生存能力，适于在条件恶劣的野战前线机场起降，能够在战时条件紧张的环境下投入大规模生产，是能够经得起长期消耗战的“士兵式的飞机”。
在这方面，米高扬-格列维奇设计局研制生产的一系列型号给人以深刻印象。其中包括参与朝鲜战争的米格-15和米格-17，到后来的米格-19与米格-21。这些型号都是按照“士兵式的飞机”原则设计的前线歼击机，完全秉承苏联在军用飞机领域的传统设计思路，在飞机的结构设计和动力、材料、工艺方面坚持传统的简单、廉价、易于掌握，在技术和工艺的应用上与前一代型号有很密切的延续性，这样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便可根据需要投入大批量生产，并且能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使用。基于以上前提，尽可能地依靠系统工程保证飞机的性能指标。这也是为了保证前线航空兵能够跟随快速突进的装甲集群，以在高强度大规模战争中无法保证提供高质量机场为前提设计的。这也是为什么米格飞机受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欢迎的主要原因，除装备苏联前线航空兵之外还大量出口，中国的航空工业就是在引进生产米格飞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960年代之后随着航空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尖端技术的不断进步使航空装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战术战法上也出现了新的特征。F-4“鬼怪”多用途歼击机的出现，迫使前线航空兵对作战飞机的战术技术性能指标提出新的要求。这是因为过去一直坚持的简单、轻巧型的前线歼击机的设计思想越来越不能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这就使相对复杂的米格-23出现在装备序列中。与过去的米格飞机相比，这个型号被设计的更大也更重一些。随后装备美国空军的F-15和F-16对前线航空兵和防空部队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军事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装备设计和战术使用上的进步。
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之后，对这场长达9年战争的反思和总结运动随即在全军展开。这其中有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将米格-23和苏-17这样昂贵的现代化飞机按照朝鲜战争时期的战术战法配置给地面部队，其作战效果不但大打折扣，而且往往得不偿失。尤其是因为阿富汗战争耗费了大量的军费，在核武器和坦克等常规武器的采购上拥有优先权的战略火箭军和陆军又挤压了空军的份额，使一大批在研的新型制导导弹和可控航空炸弹因缺乏经费而无以为继。在阿富汗经常出现米格-23/27挂载常规炸弹攻击隐藏在崎岖的山地间匪徒的情景，但效果非常不佳，而且损失惨重。
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是前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元帅“新军事技术革命”的忠实信徒，后者作为苏联时代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之一，为实现苏联的全球战略，为提高武装力量的建设和战备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970年代末，对于现代军事技术进步洞若观火的奥加尔科夫元帅就率先提出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带动一系列高技术群的发展，加速信息化军队建设的步伐。这个创造性思维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提出，很有超前性，如果苏联在当时抓住机遇，在技术革命方面就会超前美国一步。但是因为奥加尔科夫的理论不但不符合苏联坚持的核战略威慑政策，也对军中根深蒂固的“大陆军主义”构成极大威胁。保守庞大的旧体制容不得任何异端，奥加尔科夫被赶出总参谋部降级使用。总参谋长一职也由原第一副总参谋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接任。
沙波什尼科夫属于苏联在战后培养的新一代技术官僚，与他的前辈相比无论在哪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由于空军是个技术密集型军种，需要的是接受过系统培训的高素质军事人才方能有效运转。这注定了沙波什尼科夫在文化修养和个人品质上的进化程度，要远远超过那些出身于陆军或内卫部队，动辄破口大骂，满嘴脏话的军事首长。在苏联军队中，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官，不了解上级领导的脾气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和麻烦。苏联的将军们向来信奉一条原则，在严格的等级制度用职务和肩章建立起与个人品质无关的威望的同时，威严的派头和粗暴的作风有时也是不可缺少的。无法使下属瑟瑟发抖的军官就无法获得足够的威信，这一传统从沙俄时代流传至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军队中虐待新兵的事件层出不穷且屡禁不止。但空军上将沙波什尼科夫是个例外，他是个有分寸，讲道理，有教养的人。即使在沙波什尼科夫非常生气的时候也从不辱骂和损伤下属，也从未见他利用自己的军衔和官威来压制与自己意见相左的部属。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即使是与顶头上司甚至总参谋长或国防部长发生意见冲突时，他也不会为讨对方的欢心而刻意改变。因为这个原因，他接连与几任政委都搞到不欢而散。
沙波什尼科夫对于新技术、新观念和新事务向来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军事技术变革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担任敖德萨军区航空兵司令期间，所属部队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在1986年举行的“首长司令部-西部特征”战略攻防大演习中，由他指挥的前线航空兵部队技惊四座，给观摩演习的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叶菲莫夫以深刻印象。尤其是沙波什尼科夫极力鼓吹要将前线航空兵打造成为能够在较远的距离，使用半主动激光制导和无线电指令制导的近距通用导弹，以及电视指令制导的中距通用导弹和反雷达导弹等制导武器的空中突击集群。并且明确提出要将前线航空兵从地面装甲集群“小跟班”之类的配角中解放出来。这与亚历山大叶菲莫夫空军元帅的想法不谋而合，多年来同样出身前线航空兵的空军总司令叶菲莫夫一直在设法提升这支部队的地位，乃至整个空军在苏联武装力量中所处的位置。年富力强而又富有进取心的沙波什尼科夫显然符合自己的要求。很快，在叶菲莫夫的提携下，沙波什尼科夫调任最受重视的西部军队集群前线航空兵司令。一年之后，又调往莫斯科成为苏联空军第一副总司令。
在沙波什尼科夫调到莫斯科后不久，皮洛戈夫卡就办成了一件让阿尔巴特大感不满的事情，将前线航空兵的指挥控制权由各军区收回到空军总司令部。这是过去几十年间，苏联空军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最大胜利。自从苏联空军成立以来，或者说在其成立之前，前线航空兵力的指挥和控制权就在方面军或军区首长手中掌握。而现在，在沙波什尼科夫的帮助下这一权力被空军抢走了。作为奥加尔科夫新军事技术革命的忠实追随者，沙波什尼科夫上将决心利用自己在空军中的地位推进部队的现代化、信息化建设。担任空军总司令后，沙波什尼科夫积极筹划将部分属于最高统帅部指挥的远程航空兵部队分离出来，以建设他的“前线远程打击混编部队”。此外在包括苏-25、苏-27飞机等几件事情上，这位空军上将在无意中得罪了阿尔巴特和国土防空军的一大批高级将领，这自然引起军方高层的不满。
首先是苏-25（苏什卡）飞机。当初发展“苏什卡”的目的是为了向部队提供一种具备高效率和高可靠性，适于在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使用，并拥有强大火力的近距支持飞机。
按照这样的设想，就可以把米格-23、米格-27、苏-17和苏-24这一类航程较远的作战飞机从近距火力支援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为其配置精确制导武器以实现在较远距离上的精确火力打击任务。在“苏什卡”投入使用后，被冠以“陆军攻击机”的名义编入了陆军航空兵的装备序列。理由是这样可以更好地配合坦克部队作战使用，避免在指挥和通信上存在的弊端。“苏什卡”在阿富汗战场的表现不俗，深得前线官兵的喜爱。阿尔巴特军区在保卫前线航空兵控制指挥权的战斗中，曾以陆军航空兵缺乏操作和维护“苏什卡”的经验为理由。结果却是被沙波什尼科夫反将一军，他特别还指出“苏什卡”具备发射精确制导武器的能力，留在陆军航空兵这必然造成编制人员上的混乱。从而将全部“苏什卡”部队划归空军前线航空兵。
对于苏-27飞机的争夺，也使沙波什尼科夫与国土防空军关系不睦。在苏联的军事体制中，国土防空军向来比空军受重视，在资源和人员的配给上也要优于空军。沙波什尼科夫还是在喀尔巴阡军区任空军副司令的时候，就对于暮气沉沉不思进取的防空部队感到不满。在苏-27装备部队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防空军的飞行员对于新型飞机感觉难以适应，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苏-15和米格-25/31那样全自动的飞行作战模式，习惯于依靠地面指挥作业。尤其是对于苏-27飞机上装置的机载火控计算机和模拟式电传飞控系统，这让防空部队飞行员感到不知所措。由于防空军在几次空中打靶中出现失误，飞行员无法有效操作机载计算机，使雷达制导空空导弹如同无制导火箭一般在天上横冲直撞。设计局迅速派遣由高级工程师莉基娅布拉基舍娃带领的专家小组前往部队帮助解决问题，虽然专家们尽量以最简单易懂的语言和形式讲解在地面和空中的操作方法，但收效甚微，这使防空部队几次推迟了新机的接收，面对责难，工程师布拉其舍娃甚至委屈的流下了眼泪。
此时刚刚由敖德萨空军副司令提升为正职的沙波什尼科夫对于这种大型歼击机产生深厚兴趣，并很快成为其坚定的拥护者。当时沙波什尼科夫已经在考虑如何才能将充当“飞行炮兵”的前线航空兵从传统任务中解放出来，这种大型歼击机的出现使这一设想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在接任西部集群空军司令期间，沙波什尼科夫大力推动这一型号装备空军。在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的努力下，大约138架苏-27装备欧洲部分的苏联空军，其中在波兰克柳切夫机场和霍伊纳机场部署了两个团共67架这一型号飞机。即隶属于司令部设在波兰莱格尼察市的第4空军集团军第239歼击航空兵师的第159团和582团。沙波什尼科夫升任空军总司令之后，更是倾其全力促进苏-27系列的发展。苏-27能够在1990年8月23日正式通过部长会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审评，沙波什尼科夫在其间做了大量的工作。
沙波什尼科夫更明确指出，防空部队长期坚持的那套自动截击引导体制在诸如F-15E这样的大型多用途歼击机面前已经脆弱不堪。这在军内引起了强烈的争论，甚至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不得不由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大将亲自出面调停。最后在萨瓦斯列依卡飞行战斗使用和改装训练中心举行的对抗演习中，米格-31截击机扮演的红军被苏-27歼击机扮演的蓝军击败。苏联解体后，苏-27在国际市场大受欢迎，米格-31则一架也没有卖出去。
英雄本色
军内党务理论家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曾经奉命发表过一篇讨伐空军上将的檄文刊登在《红星报》上，这篇笔锋犀利社论中的一段文质彬彬而又杀气腾腾的文字让人至今难忘：“某些航空兵出身的将军，尤其是歼击机飞行员，向往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日子。这本来无可厚非，因为他们习惯于从二万公尺高空俯视地面和人群，自我陶醉的同时充满了自信和满足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不了解地面上正在发生着什么（或许是骄傲的飞行员根本就不愿意去了解）。这也没有什么可受指责的，在一场大规模战役中歼击航空兵只是最高统帅部的一部分兵力，并不承担全部的任务。以狭隘的眼光和思维去看待世界是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不如脚踏实地……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恶狠狠地暗示：“威武的雄鹰飞得再高，终究还是要回到地面。”
有人拿着报纸到沙波什尼科夫的办公室给他看，空军上将一声叹息：“雄鹰回到了地面，但找不到自己的巢穴。如果报纸能帮我解决小伙子们的宿舍问题，我将万分感激。仅前线航空兵就有上千名优秀的飞行员缺乏住房，这还不算将要从西部集群撤回的人数。雄鹰没有巢穴就无法抚育下一代，我们的军队就会后继乏人。”
八月事变之后，20多年来一直拼命号召军队忠于苏联共产党的当代共产主义理论研究的天才，武装部队的骄傲，优秀党务工作者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第一个跑到白宫向鲍里斯叶利钦表示效忠。并马上成为俄罗斯总统的军事顾问，同时负责领导总统检查委员会对国防部、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进行清洗，以剪除那些“阴谋家的党羽”。
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和他手下的“侦探们”在清洗隐藏在军中高层的“苏共同路人”过程中表现的非常卖力，不出24个小时就解决了总参谋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大将，之后又将8个国防部副部长、9个国防部总局和中央局局长、7个军区和舰队司令等300多名将军和6.5万名军官踢出军队，他们当中的80%都跟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一样是党务政工人员，有的还是他过去的同事，他的学生。
最精彩的是在军事顾问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的强烈建议下，叶利钦总统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由前者执笔在报纸上发布一篇讨伐苏共的檄文，其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初讨伐反党分子沙波什尼科夫的那篇东西。其中大量引用了他从内部资料和档案中查到的资料，因为上将享有随时查阅最机密档案的特权。沃尔科戈诺夫上将揭露的大量信息，将斯大林时代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公诸于世。而他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论帝国主义的心理战》和随后的《斯大林传》中，曾经旗帜鲜明地表示，“有些事虽然不道德，但又是必须的。”在他于1994年出处的《列宁传》中，则干脆把列宁和斯大林描绘成罪犯。当有人拿着他的书质问他时，沃尔科戈诺夫理直气壮地说：“过去我是被蒙骗了，现在我已经觉醒了。”
曾经的苏军（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1985年的反帝国主义者，1988年的改革事业的拥护者，1991年后的坚定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永远能与官方思想共鸣的人，苏联时代的奇怪产物。
在同一时期，被任命为苏联国防部长的沙波什尼科夫却在拼命保护那些受迫害的人，并极力阻止苏联的分裂和苏联军队的瓦解，即使得罪老朋友，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在所不惜。这也使他付出了代价，被发配到毫无实权的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部当司令去了。
后记
正当空军元帅在他列宁格勒大街41号的办公室里为将于1992年5月在塔什干召开的独联体武装力量会议认真准备时，电话铃响了。那是俄罗斯国家武器公司的维克托萨莫伊洛夫将军打来的：“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你好吗？”
现在的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并没有急着用友好的口吻说话：“你好，你好吗，总裁同志？”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别那样打官腔了，你忘记我的名字了吗？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我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我这里有从中国带回来的一种好酒，叫五粮液。是中国航空工业部部长送给我的，比茅台酒口感更好。我叫人给你送一箱过来。”
“啊！看来我们的军火贩子干的不错嘛。”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狠狠地挖苦着自己过去的下属。“别开玩笑了，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这次遇到大麻烦了，那个《真理报》编辑想拿我们跟中国人的合同去跟华盛顿做交易，买好美国人。老爷子已经有点被他说动了！现在，只有您能帮助我们了……”
空军元帅继续沉默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地说：“马上派汽车吧，带上两箱你说的那种酒。记住！是两箱。”
（未完待续）
请看下期《风雨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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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玄天九变后传 北京攻略之一 北京攻略
本文转自英国剑桥金融建设国际问题研究所2007年2月号，本杂志获授权刊发此文，但并不代表赞成或证实其看法。《飞扬军事》贝德洛普耶洛夫斯基
人们普遍把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7月28日在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的，有关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视为莫斯科为打破坚冰而向北京释放的第一轮友好信号。在那次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强调说苏联政府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以最认真的态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讨论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应采取的任何措施。并且提议中苏两国在宇航科技方面展开合作，由苏联帮助培训宇航员。他还宣布将苏军在亚洲的兵力缩减20万，并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还将就削减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军队与该国领导人进行磋商。此外戈尔巴乔夫同意按照过去中方提出的，以主航道为中心线的方式来解决两国之间关于乌苏里江到阿穆尔河（黑龙江）的划界问题。这意味着莫斯科在边界问题上向北京做出重大让步，从而排除了在边界谈判中的最大障碍。从阿富汗和蒙古撤军，削减驻远东的苏军集群，是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1982年提出的摆在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中的前两项予以积极回应。
三大障碍
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可以说是在5年前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于塔什干发表的对华关系宣言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经过20多年无休止的争吵和敌对之后，莫斯科向北京伸出了橄榄枝。在那次讲话中年迈的勃列日涅夫明确表示，苏联不打算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对中国也无任何领土要求。他强调说，苏联从不否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愿意为结束目前两党两国之间这种敌对和疏远的状况做出努力。苏联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不支持两个中国。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可以说是具有相当意义，尤其是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强调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北京的忧虑。为了避免陷入两线作战的可能，中共领导人警告说一旦苏联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或军事联系就意味着战争。所谓三大障碍之说，也是中国领导人在与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谈到勃列日涅夫的讲话时形成的。齐奥塞斯库还曾为中美关系的改善传递过消息。这位善于在两强之间走钢丝的罗马尼亚国家领导人，在苏联帝国分崩离析之后也随之被他亲手提拔的将军们送上了刑场。
勃列日涅夫把持下的克里姆林宫之所以在对华立场上转变态度，并非来自一时的心血来潮。达曼斯基岛事件（珍宝岛事件）之后，由于双方误判和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在阿尔巴特（莫斯科市中心街道名，苏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所在地）强硬派的煽动下勃列日涅夫在未与包括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内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通气的情况下默许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策划的一系列莽撞军事行动，从而导致了冲突的加剧。尤其是总参情报部首脑伊瓦舒京大将在国防部长的授意下，透过苏联驻西方武官在外交场合散布莫斯科有可能对中国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消息。这一疯狂计划在一开始就遭到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的强烈反对，甚至在军方高层也没有获得多少响应。主席团成员之一的伊万阿尔希波夫明确指出，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打击将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尤其是一旦遭到报复致使战争升级，即使苏联取得最终的胜利也会因为本身实力的大幅削弱而无力与美国在欧洲抗衡。
根据目前存放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勃列日涅夫的本意并非真的想与中国进行一场核子大战，而是想借挥舞核大棒来压迫离经叛道的中共领导人。但事实上这一轻率的举动最终带来的是意想不到的反效果，那就是双方关系的全面破裂和美国的强力介入。从而造成了中美两国的迅速接近和联合抗苏的准同盟关系的形成。中苏关系最终转入敌对状态，这是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苏共领导层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之后的几年中，虽然双方都为恢复两党和两国关系进行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和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激化而未获得实质进展。
由于北京于1979年4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后宣布不再延长，莫斯科对此感到不满的同时，又对中方提出重开两国关系谈判的建议感到一丝宽慰。这个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斯为3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延期5 年。莫斯科原本期待在条约到期后借与北京讨论续约或新条约的问题逐步恢复双边高层会谈，以调整两国关系。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认为：在北方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任何改善关系的说法都是不现实的。另外，在未看到苏联的具体善意表现之前续约或签署新的条约，会使外界误以为中苏已然和解，这不但将妨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展，也会使主导权落入苏联一方。而以莫斯科的观点，虽然严格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早已名存实亡，但毕竟这个条约的存在对中国多少会起到一些牵制作用。为此，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时表示：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我们对恢复同中国的友好、睦邻关系看不到有任何客观上的障碍。可以说，从那一时期勃列日涅夫就已经发出调整中苏关系的信息了。
遗憾的是未等这位年迈的苏联领导人做出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的实质性安排，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就于1982年11月10日逝世。不过他的去世也为中苏之间改善关系提供了机会，莫斯科迎来了中国政府派遣的前来吊唁的特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这一举措实际上恢复了中苏两国高级领导人之间的接触。之后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苏联领导人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先后于1984年2月和1985年3月辞世，中国政府分别派遣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50年代曾留学苏联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吊唁。通过前后三次“葬礼外交”，中苏两国恢复了中断20多年的领导人会晤，也为最终实现中苏和解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北京之行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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