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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鲁迅和左联的一些相关书信 -- 行在所
家园 鲁迅和左联的一些相关书信 最近刚看完鲁迅书信集。
以前看东西没啥感觉，最多是觉得文章挺好或者是如温吞水。
等到弄明白大概的生平之后，感觉为之一变，对照大环境，文章一下就生动起来，有时充满激愤，有时欲言又止，真个是跌宕起伏，
我把其中的关于先生关于左联的书信挑了一些出来，本来想注释，但是想了一下，暂时放弃了。
……
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传单时，却升为第二名了（第一是达夫）。……我常常当冲，至今没有打倒，也可以说是每一战斗，在表面上大抵是胜利的。然而，老兄，老实说罢，我实在很吃力，笔和舌，没有停时，想休息一下也做不到，恐怕要算是很苦的了。
1930年3月21日夜 致 张延谦
……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的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几无了。所以我十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华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这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悋势又不得不有做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能爬上梯子也。哀哉！
果然，有几种报章，又对我大肆攻击，自然是人身攻击，和前两年“革命文学家”攻击我之方法并同，不过这回是“罪孽深重，祸延”孩子，记海婴生后只半岁，而南北报章，加以嘲骂者已有六七次了。如此敌人，不足介意，所以我仍要从事译作，再做一年。……我因偶做梯子，现已不能住在寓里……
1930年3月27日夜书于或一屋顶房中 致 张延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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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这里的新的文艺运动，先前不过是一种空喊，而无成绩，现在则连空喊也没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为无产文学家的人，现在消沉下去，我看此辈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是提出这一个名目来，使大家主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而另一方面，则乌烟瘴气的团体乘势而起，有的是意大利式，有的是法兰西派，而仍然毫无创作，他们唯一的长处，是在暗示有力者，说某某的作品是收受卢布所致。我先前总以为文学者是用手和脑的，现在才知道有一些人，使用鼻子的。……
1930年9月20日 致 曹靖华
……
看日本报纸，才知道本月七日，枪决了一批青年，其中四个（三男一女）是左联里里面的，但“罪状”大约是另外一种。很有些人要将我牵连进去，我所以住在别处已久，……
1931年2月24日 致 曹靖华
……
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便是更做事者。若于此辈论理，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白活一世，于人于己，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污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他们横竖就要消灭的，然而刺之者，所以偶使不舒服，亦略有报复之意云尔。……
1934年6月21日 致 郑振铎
……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功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外，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者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又说我气量小。
但是一些无聊的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就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是我感到寂寞。但我还是要照先前那样去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如从前了，也因学问有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
你说的文化团体，都在停滞——无政府状态之中……，一点不错。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他们昂头天外，评论之后，不知哪里去了。……
1934年12月6日 致萧军、萧红
……
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因为后来又有了新经验，不高兴做了。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进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此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
1935年4月23日 致 萧军、萧红
……
但我觉得我们的有些人，阵线其实倒和他及第三种人一致的，虽然并无连络，而精神实相通。猛又来逼我关于文学遗产的意见……
叶君曾以私事约我谈过几次，这回是以公事约我谈话了，已连来两信，尚未复，因为我实在有些不愿出门。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想不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
1935年6月28日 致 胡风
……
叶君他们，究竟是做了事的，这一点就好。至于我们的元帅的“悭吝”说，却有些可笑，他似乎误解这局面为我的私产了。前几天遇到徐君，说第一期还差十余元……。我说，我一个钱也没有。其实，这是容易办的，不过我想应该大家出一点，也就是大家都负点责任。从我自己这面看起来，我先前实在有些“浪费”，固然，收入也多，但天天写许多字，却也苦。……
1935年8月24日 致 胡风
十一日信收到。三郎的事，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的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我的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状（但他和我的感情一定仍旧是很好的），但我确信我是对的。将来通盘筹算起来，一定还是我的计画成绩好。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倘使削弱外围的力量，那是真可以什么也没有的。……
1935年9月12日 致 胡风
……
一日的信收到两天了。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象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象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是在总账。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受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脏实据后，又是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在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是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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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4日 致 萧军
……近来常有关于我的谣言，谓要挤出何人，打倒何人，研究语气，颇知谣言之所从出，所以在文坛之闻人绅士聚会之阵营中，拟不再投稿，以省闲气，……
1935年12月21日 致 赵家壁
……
年底编旧杂文，重读野容，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
来信中说的那位友人，虽是好意，但误解的。我并非拳师，自己留下秘诀，一想到，总是说出来，有什么“不肯”；至于“少些文章”，也不确的，我近三年的译作，比以前要多一倍以上，丝毫没有懒下去。所以他的苦闷，是由幻想而来的，不是好事情。
1936年1月7日 致 徐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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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XXX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在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绝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
1936年4月5日夜 致 王冶秋
……
这里在弄作家协会，先前的友和敌，都站在同一阵图里了，内幕如何，不得而知，指挥的或云是茅与郑，其积极，乃为救《文学》也。我鉴于往日之给我的伤，拟不加入，但此必将又成一大罪状，听之而已。
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一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是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我们的“战友”之一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画，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
1936年4月23夜 致 曹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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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收到。关于我的信件而发生的问题，答复于下——
一、 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既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使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是很小的关系，我确实一无所知。
二、 我所指的刊物，是已经油印了的。那末的一本，曾在别处见过实物，此后确实不出了。此事还早，是否已在先生负责之后，我无从查考。
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即使到了“对嘴”，也还是弄不清楚的。不过所谓“那一批人”，我却连自己也不知道是“那一批”。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
1936年5月2日 致 徐懋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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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协会已改名文艺家协会，发起人有种种。我看他们倒并不见得有很大的私人的企图，不过或则想由此出点名，或者想由此洗一个澡，或则竟不过是敷衍面子，因为倘有人用大招牌来请做发起人，而竟拒绝，是会得到很大的罪名的，即如我即是一例。住在上海的人大抵聪明，就签上一个姓名，横竖他签了也什么不做，象不签一样。
我看你也还是加入的好，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发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是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些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臭中完结。假如中途来了压迫，那么指导的英雄一定首先销声匿迹，或者声明脱离，和小会员更不相干了。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我有一大把拔在这里，现在在生病，俟愈后，要把它发表出来，给大家看看。即如最近，“作家协会”发起人之一在他所编的刊物上说我是“理想的奴才”，而别一发起人却在劝我入会：他们以为我不知道那一枝冷箭是谁射的，你可以和大家接触接触，就会明白的更多。
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殊不知这并无大效，因此在上海，经很少有能够支持三四年的作家。例如《作家》月刊，原是个商办的东西，并非文学团体的机关志，它的盛衰，是和“国防文学”并无关系的，而他们竟看得如此之重，即可见其毫无眼光，也没有自信力。……
1936年5月25 致 时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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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所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二十了，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回，是为了年龄关系，没有先前那样容易制止和恢复了，又加以肋膜病，遂至缠绵了三个多月，还不能停止服药。但也许就可停止了罢。
是的，文字工作，和这病最不相宜，我今年自知体弱，也写得很少，想摆脱一切，休息若干时，专以翻译糊口。不料还是发病，而且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部围剿阵，徐懋庸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也。
他的变化，倒不足奇。前些时，是他自己大碰钉子的时候，所以觉得我的“人格好”，现在却已是文艺家协会理事，《文学界》编辑，还有“实际解决”之力，不但自己手里捏着钉子，而且也许是别人的棺材钉子，居移气，养移体，现在之觉得我“不对”，“可笑”，“助长恶劣的倾向”，“若偶像然”，原是不足为异得。
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之间的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 萌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今日上海小报之类，此种效验，已极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的眼前露出本相。……
1936年8月28日 致 杨霁云
……
我鉴于世故，本拟少管闲事，专事翻译，借以糊口，姑本年作文殊不多，继婴大病，槁卧数月，而以前以畏祸隐去之小丑，竟乘风潮，相率出现，乘我危难，大肆攻击，于是倚枕，稍稍报以数鞭，此辈虽猥劣，然实于人心有害， 兄殆未见上海文风，近数年来，竟不复尚有人气也。……
1936年10月15夜 致 台静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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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Tags): #鲁迅 左联 书信， 通宝推：铸剑,烟雨一蓑,抱朴仙人,家园 革命总是由具体的人来做的。 一个人信赖革命，却可能无法信赖发出革命指令的具体的人。
鲁迅与左联的矛盾，在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的大众文学”口号之争时，主要是路线分歧；但此前的相互不信任主要还是性格不合拍，尤其是鲁迅对某些左联领导的品格不信任，甚至有时因此对他们从事的事业也生出些怀疑。
也可能是这个原因，革命过程中经常把最高领导者神化和虚化，以避免跟随者对具体人格的不信任妨碍对革命的追随。共产党的高干子弟们，因为接触多了具体的人和事，常常陷入日常细节里，往往最先革命理想破灭。
家园 鲁迅误会了徐懋庸么？ 1936年8月，在鲁迅先生数次大病之后尚未痊愈之时接到徐懋庸的来信，悲愤之余，以四日的时间写就《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我读鲁迅先生文章时间并不长，但是如此有力而又锋芒毕露者并不多，尤其是在晚年写文章如带镣铐跳舞的环境下。在这篇文章里先生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倾向，叱责了徐们的系列言行，我也终知道了先生的真性情。
这封信给徐们的打击是巨大的。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1927年至1937年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总结到：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认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一定是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 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这么说有人是不服气的，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614页关于此信的注释道：
……
徐懋庸给鲁迅写的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为，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的环境，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这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这甚至已经不单是此信的问题了，早年许广平编的《鲁迅书简》中关于口号之争的相关书信在58年版《全集》中都没有出现。其中解释道：“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是在目前已知的1165封中，加以挑选，既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记共收334封。”
周扬们此时已经不满足于推翻此信，在57年作协反右派批判冯雪峰、丁玲等人的会议上和之后，周扬、夏衍、周立波等人开始为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翻案。周扬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以此为基础组织了一个座谈会，《为文艺界学术大跃进扫清道路》就是此会产物。周扬称：我们很多同志都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新文艺运动的开始，这是错误的。尤其错误的，有些人认为老区来的才代表正统。
他们准备要以周扬的文章作为“澄清和总结的基础”来“注释”和“发挥”了。
对此信，徐本人态度如何，我手头没有资料，也不方便臆测。只是在搜索百度百科时找到些后续的资料。其中有云：1938年5月下旬，毛泽东又单独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约见了徐懋庸，听取了他关于“左联”解散过程及“两个口号之争”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对一些问题逐一作了分析和解释，认为这次争论，是在由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关头发生的，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毛泽东的谈话，似春风化雨，一下廓清了他久郁于心的疑虑，消弭了他沉积于胸的块垒，徐懋庸感觉“如浑沌开窍，如重感冒发汗，头脑清醒，身体轻松了”。毛泽东还询问了徐懋庸的工作分配情况，并亲自指定他到抗日军政大学工作。最后，毛泽东还鼓励徐懋庸解决入党问题，亲自为徐懋庸挑选了入党介绍人。后又专门派人接来徐的妻、子等等。
而《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中的徐懋庸条目对此事描述到：1938年5月23日，徐懋庸写信给毛主席，请求接见。谈上海“两个口号”问题的争论。毛主席派秘书和培元、华民约他凤凰上麓谈话。主要意见：（1）“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2）“我认为，首先应该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3）“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的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人是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的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了，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4）“这个争论不单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5）“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说的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6）“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把两段话对照阅读一下，所谓单独约见、亲自指定、亲自挑选之类加上避重就轻的文字游戏确是有些人所擅长的。而主席在这件问题上的态度是明朗的，既有定性也有定量，对徐的错误也没有一棒子打死，而是鼓励其改正。
网上流传着一些徐和鲁迅先生交恶的情况介绍，其中提到，徐和鲁迅交恶之后，徐的苦衷是，“周扬是党的负责人，应该相信周扬”。根据胡服在1942年华中局党校的《论党员修养》讲演中的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阐释，下级确是要服从上级的。问题是，徐是1938年8月入党。唯一的解释是，徐对他上级或者说对党的部门领导人的信任超过了对老师的信任。
家园 最近在襄樊出差，淘到一本30年前出版的鲁迅手书诗十首 算是悲惨的工作之余的一大收获。
家园 我有五本鲁迅手稿全集的书信部分和两本鲁迅手稿选集 都是一本本陆续在网上买来的，平均起来每本不到四十。
看着印刷体和看着手写真的是两种感觉。
而且鲁迅先生的字很好，我拍照片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感觉
家园 鲁迅的生命力就是因为 至今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平比如当年只有不及，无有所及。无论是学术还是品行，抑或良心。想起前时风波，河里我等诸辈更当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