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家园 泰西啊 我就是肥城的，小学的时候每年都要组织去泰西抗日英雄纪念碑扫墓，日本鬼子那时候似乎在安庄有很大的一个据点，还有水牢在那里。
家园 【原创】01)鬼子来了 1937年的最后一天，鬼子进了肥城。
肥城地处山东腹地--黄河东岸、泰山西麓; 虽人口不多、是个三等小县，但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此外，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有南北、东西两条官道交叉过境，北达省城济南120华里，东至泰安80华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1937年7月7日，驻守河北宛平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8月20日，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宣布全国成立五个战区，其中第五战区，负责指挥鲁南、苏北地区的战事。司令长官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常凯申兼任，副司令长官则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第五战区的作战任务及指导要义是: “本战区作战之特性，为对敌强行登陆之作战，故以立于主动地位，确占先制之利，根本打破敌军登陆之企图，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一要义。纵使敌军一部先行登陆，务必迅速围攻而歼灭之，不使后续兵团借此以为安全登陆之掩护。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二要义。必要时，在指定地区之范围内扼要固守，绝对限制敌军之进展，运用机动部队而歼灭之，以确保我国军南、北两战场作战联系之中枢。”不过即日撤销第五战区辖区及部队改归第一战区。而当淞沪会战局势趋于严峻之际，10月16日又重建第五战区，任命李宗仁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司令长官，长官部设于徐州，管辖地区为津浦线两侧及山东省，下属部队有第3集团军、第11集团军、第24集团军、第51军以及位于鲁南、苏北、豫东、皖北各地的军事单位和海军陆战队等。
由于国民政府对抗战准备不足，指挥失当，在日军大举进攻下仓促应战，败退千里。华北战场，数月之间，继平津沦陷后，保定、沧州、石家庄、张家口、太原、德州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10月，日军铁蹄踏进山东、杀向黄河。
素称“天险”的黄河，北岸高于南岸。北岸不守，南岸自然难保。因此，常凯申命令韩复榘应以重兵坚守黄河北岸，其余部队在北岸游击，以巩固黄河防线。韩复榘却不以为然，提出黄河北岸与济南皆不可守: “北岸地狭无活动余地，济南临近黄河，在北岸炮火之有效射程内，吾意决北堤，以黄水阻日军进犯。”
11月8日，日军飞机至济南上空轰炸。在广大官兵的一再要求下，韩复榘被迫率人马渡过黄河; 13日，在济阳与日军相遇。被包了饺子的韩复榘拼死突围、杀出一条血路，于15日带着残部逃回济南，南撤途中，炸毁了泺口黄河铁桥。16日，日军攻至济南黄河北岸，占领了居高临下的鹊山，即刻向南岸开炮示威，炮弹直落到商埠和车站上，济南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行伍出身，原系西北军冯玉祥部下，是其“十三太保”之一。1929年投靠常凯申，1930年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入鲁之后，韩复榘大力扩军，把原来的3个师1个旅，扩编成5个师1个旅: 即孙桐萱第20师、谷良民第22师、曹福林第29师、李汉章第74师、展书堂第81师和吴化文手枪旅; 此外，还组织了4路民团约6万人，自任民团总指挥--这4路民团的装备与正规军一样，仅仅是名义上不同。
一贯以耍弄手腕，挑拨矛盾，以达到互相牵制，各个击破和分化瓦解对手见长的常凯申自然不会如韩复榘所愿: 在军队编制上，只承认5个师，其中2个甲种师，3个乙种师。至于山东防务仅有的4架飞机，也被悉数调走。紧要关头，常委员长又情不自禁地使了个绊子: 下令把南京派来守备黄河的重炮旅调回。
本来对于对日作战就三心二意、犹豫不决的韩复榘见状决心保存实力，放弃抵抗--秘密制定了放弃济南的撤退计划，由于进入山东之前当过河南省主席，遂下令把民生银行和金库里的1.5万两黄金、3万两白银及公私辎重全部装好，连夜运到河南南阳。
不久，日军调来远程炮，炮弹飞越济南城区一直打到千佛山下，韩复榘令省政府各机关和全体人员先行撤到宁阳。自己为了躲避日军的炮火，住进了千佛山上的寺院。
此后，中日两军隔河对峙了一个月。
在攻下民国首都南京不久，日军对济南发起攻击。
1937年12月23日，日军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由济阳、青城间渡过黄河，同时，本川省三的第118旅团渡过黄河; 24日，韩复榘率十万大军不战而逃，去了泰安; 日军渡河后迂回包抄; 27日，侵占济南。
常凯申万没想到韩复榘竟如此畏敌，连连发电，告知占领济南之敌并非日军主力，而且鲁中山区日军机械化部队通行困难，命其将主力分布在泰安至临沂一带进行抵抗。31日，委员长电令: “死守泰安! ”已经逃到济宁的韩复榘回电: “南京失守，何守泰安? ”
之后，铁了心要保存实力的韩复榘根本不顾国家、民族之存亡，狂奔五百里，一直跑到鲁西的单县、成武、曹县一带才止住脚步，把大片山河拱手送给了日军。
当时，限于淞沪战事，进攻山东的日军兵力并不多。由于韩复榘不战而退，日军像开了龙头的水闸一样，长驱直入。12月底，日军接连占领长清、肥城、莱芜、泰安; 1938年1月1日，日军百余人轻取大汶口，一个中队的日军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一座县城，简直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闻。1月4日，日军再占宁阳、兖州、曲阜、蒙阴。日军前锋直指汶上、济宁。
短短1个月，日军一个半师团横扫齐鲁大地。
进驻肥城的鬼子仅仅休整了一日--1938年1月2日，日寇大部队即沿着济(南)济(宁)公路浩浩荡荡地向南进犯，象一条黄色的长蛇蜿蜒行动，人喊马叫，滚滚黄尘在辽阔的大地上弥漫飘荡。当天晚上，1个大队的日本兵宿营在肥城三区安临站。
肥城下辖10区1镇; 具体是: 第一区（城关）、第二区（巧山店）、第三区（安临站）、第四区（王庄）、第五区（王瓜店）、第六区（湖屯）、第七区（石横）、第八区（安驾庄）、第九区（高淤）、第十区（边院）和城关镇。
安临站原是肥城三区区公所的驻地，是一个相当大的集镇，大约有500多户人家(包括站北头村连在一起)，沿街有几十家茶馆、饭铺、杂货店、大车店(附带旅店)。在鬼子占领肥城县城之后，镇上的青壮年和大多数老百姓已逃到村西凤凰山、五虎门、东西陆房一带避难，镇上各家各户大多留下老弱一人看家。也有的人家相信“门口挂上太阳旗，就平安无事”的滥言留了下来。
肥城人民一贯具有不畏强暴，大义凛然，英勇抗争，死如归的光荣传统。尤其是100多年来与满清王朝、帝国主义、封建地主豪绅进行了连续不断、前仆后继的顽强斗争--1899年(大清光绪25年)12月29日，肥城县王瓜店大刀会群众怒杀作恶多端的大英帝国主义分子，传教士卜克斯，遭到满清王朝山东巡抚袁世凯的血腥镇压，屠杀130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肥城教案”。
如今眼见日军步步逼近，1937年11月之后，肥城县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支游击队。三区即有6股较大规模的游击队。其中一股李汝兰部原驻扎陆房，鬼子大队人马南犯，情况紧张，李汝兰便拉着队伍上了陆房北边的鸡冠山，并安排一个班的战士在陆房村至安临站的山峡口监视敌人。
山口至安临站有6华里，远远望去，安临站内火光冲天、人声嘈杂，牛吼猪叫，夹杂着断断续续的枪声和和隐约间听到的人们的哭喊声，悲哀凄惨的声音阵阵撕裂着战士们的心。队伍中为首的是个三十余岁的精壮汉子，名叫孙传曾，面色铁青、一言不发，双眼死死地盯着山口; 紧跟在身边的十来岁少年，是他堂侄，孙业旺。
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上午8点多钟，大队日军继续整队南犯。孙传曾即刻带着战士去安临站侦察，他一个人走在人群的前边，手提着驳壳枪快步如飞向镇内行进。孙业旺跟在后面，和逃难的老乡一起走。这一天天气特别阴沉，满天乌云低垂，刺骨的北风怒吼，连雀鸟也都眷巢不飞。
走下山口，距离镇子还有3里多路，便见镇上烈火尚未止熄，黑烟滚滚笼罩上空，一股腥臊焦臭味随风吹来，使人嗅之欲呕，破碎衣片和灰烬也在地面飞舞，凄惨的哭叫声声入耳。孙业旺随同逃难的人群加紧了脚步，飞快跑进镇内，一幅遭劫后的恐怖、悲惨的图景，简直让人目瞪口呆、心惊胆战，热血直往头上奔涌: 只见猪头杂碎、牛头牛骨、死狗烂羊、鸡毛鸭肠遍布全街，到处血迹斑斑，锅碗缸盆全都砸碎了，扔得满街都有。个别未砸的水缸、饭锅、装粮食的盆罐，也被鬼子解了大小便，一些被褥被敌人的子弹打得象筛子一样。全镇房屋特别是靠街的，大多烧毁，只剩下残垣断壁。最使人惨不忍睹的是被残杀的无辜群众，有的被枪弹射穿，有的被军刀砍头，脖子上还在冒血泡，更有被开了膛，肠子流了一地，还有的被剁成几段，用钯钉钉在树上，有的被石头砸烂了脑袋，有的被扔在火里烧得漆黑。更加令人悲愤的是被残害的妇女，其中有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还有十几岁的小姑娘，她们都被剥光衣服，有的还被割去乳房，用刀劈开挂在树上，真是惨绝人寰!
安临站北街，有孙业旺高小时一个叫邓光汉的同学; 前不久路过时，还在他家歇过脚。心下挂念，赶快去看看。到了他家门口，见到已是一片焦土，老小四口都被杀害，没留一人，其状之惨不可言状。孙业旺无力地扶住烧得焦臭的门框，万分悲痛地望着倒在血泊中的熟悉面孔，泪如雨下，心中象被一块巨石压住，喘不过气来。
逃难在外的人们，其时逐渐从四面八方回了家，3000多男女老幼见到这凄惨的场面，个个捶胸顿足，放声痛哭……这呼天号地、声震山野的哭叫，纵使钢铁汉子，亦会全身颤抖、泪水满面。经过初步清理，全镇被杀害男女老幼50余人。这就是震惊泰西的“安临站惨案”。
过了两天，游击队查住两个从江南逃回的国民党士兵，他们是河北人，从南京死里逃生跑出来准备回老家。他们悲愤地述说日本鬼子攻占南京，疯狂地屠杀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除了刺刀捅、机枪扫射，还有被刀砍、被狼狗撕咬、被活埋，妇女们被蹂躏，死者数十万，血染山河，长江上漂流着无法计数的尸体，江水为之变色。财物被洗劫一空，南京成了人间地狱。说者泣不成声，听者也都滚滚泪下。血海深仇，没齿难忘!
日寇的血腥暴行，震撼着千万人的心灵，悲愤的人们认为这些灭绝人性的畜牲，猪狗不如，是一群嗜血成性的刽子手、杀人魔王。日寇的血腥屠杀，也擦亮了人们的眼睛，相信了“血债要用血来还，不抗日不成活”的道理。那种“日本人来了当顺民，谁来给谁纳粮”的鬼话，被残酷血腥的事实粉碎了!
战争教育了人民，唤醒了人民，慷慨悲歌地走上抗日救亡的战场!
韩复榘没有过几天安稳日子，就被委员长打了靶。
韩复榘死后，《中央日报》向全国发布消息，公布他的10大罪状。1938年1月25日，中央通讯社发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
被告韩复榘，不尽其守土职责及抵抗能事，对于本会委员长先后电饬出师应援德州及进击沧州，牵制敌军之命令，均不遵奉；复因敌军渡河，擅先放弃济南，撤退泰安，委员长继令该被告坚守鲁南防地，又不奉命令，节节后退。迄鲁西济宁，后敌军跟踪侵入，陷军事上重大损失……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国难当头，为了一己私利，落得如此下场
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通宝推：谷品三斋,李根,家园 花顶好帖！ 送花成功，可取消。有效送花赞扬。恭喜：你意外获得 16 铢钱。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15。本帖花:1
家园 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送花。注：送花、宝推可能得宝 关闭送花成功，可取消。有效送花赞扬。感谢：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参数变化，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家园 【原创】02)童年 孙业旺出生在肥城县城孟家牌坊街，是肥城人，确切地说应该是肥城县东南8华里外的玉皇山村人; 其父孙传龄，家境贫寒，刚满16岁便离开老家玉皇山来到肥城县城，帮人赶脚(赶毛驴接送旅客的脚夫)，接送津浦铁路万德车站客商的行包、货物谋生; 饥一顿、饱一顿地艰辛渡日，年过三十才娶上媳妇。婚后的日子仍然十分穷苦: 所生的3个女儿贫病交加而又无钱医治均在幼年夭折，媳妇王秀英忧伤过度曾两度悬梁、跳井，幸亏及早发现获救。屋漏偏逢连夜雨--孙传龄40岁时，因为缺食少衣、劳累过度、体力不支、挑担过重，赶夜路时不幸跌入山崖下摔伤腰背致残，不能负重。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孙传龄随后接替岳丈王兆生之职，在肥城县政府财粮科当了个“跑社”(政府临时雇佣的田赋征收员)，负责肥城三区的田粮征收，每个月可得8块大洋(约合今500块人民币)，养活一家大小。继而生下业泉、业旺、业兰、业河、业海等四男一女，五个孩子。1921年出生的长子，由于罹患软骨病，直到5岁还不能直行走; 帮助父母，看护弟妹的任务就落到1924年出生的次子孙业旺的身上。
孙传龄不到20岁加入“洪帮”家礼教，得以在社会上立足。尊崇“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师徒相待情同父子，一人有难众人相帮”的礼教规范，孙业旺从小受到父亲的教导熏陶。为了维持生计，母亲王秀英不得不去贩卖煎饼--每天天不亮就起身劳作，一天要磨五、六十斤粮食，摊成煎饼卖出去，换回一点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王秀英也是苦出身，从小经历过磨炼，性情刚烈，是一位有志气、有胆识、富有正义感、仗义勇为的女性。时常教导子女不义之财分文不取，非礼之事一件莫为，忠孝当先，礼义为重，堂堂正正做人，不留恶臭骂名……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孙业旺从5岁开始帮助母亲推磨、拾柴、整理家务，深知谋生之艰难，生活之不易，对旧社会地主豪绅的为富不仁、作恶多端、深为痛恨。父母的言传身教，社会的艰难困苦，无时无刻地激励着他奋发图强、力求上进、以报养育之恩。
转眼到了1930年，孙业旺时年6岁，看见年纪相仿的儿童背着书包上学堂，不胜羡慕，想像他们一样上学读书、求知上进。父母深知儿子心愿，却无能为力。
肥城县城不大，方圆不到10华里，居民约1万人; 只有两条正衔，以南门里和南关较为繁华。城内有县立简易师范1所，有50余名学生; 县立完小两所(旧书院小学亦称第一小学、孔子庙小学亦称第二小学)，每所学校有200多名学生。
孙业旺的表兄王从德幼年丧父，由祖父与寡母抚养成人; 因为家境贫寒，依靠孙家资助读完高小后升入县立师范。师范毕业后分配到肥城县三区陆房镇孟家村小学当教员，王从德为人忠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知晓姑父母心愿后，毅然将每月10元(约合今500块人民币)工资之一半交给孙传龄、王秀英夫妇，孙业旺遂幸运地进入肥城县立孔子庙小学读书。
校长孙玉英是孙业旺同班同学李彝瑞和李惠源的母亲，为人祥和，但对学生品学要求甚严。启蒙老师杨馨山先生为同学们讲述历史，他把中国画成一片桑叶，把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画成一条条啃食桑叶的蚕虫。杨老师告诉大家: “从19世纪中期(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美利坚、沙皇俄罗斯等国家轮番进攻中国，腐败透顶、反动卖国的清王朝，每战必败、然后赔款、割地、求和。到了1894年，中国又被日本打败，订立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与日本，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团体兴中会(后改为同盟会)，组织领导了武昌起义，全国各省纷纷响应，推翻了满清王朝300年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正式成立，选举孙中山为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民国首都选定为南京。正当国人翘首以待新中国发展壮大时，窃国大盗袁世凯又跳出来，要当皇帝走、回头路。在他可耻地死去后，中国再次陷入军阀混战的困境，一片黑暗。”杨馨山老师还讲述列强侵吞中国的历史，特别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出兵侵占东三省，扶持溥仪成立伪“满扯国”、并相继向华北进犯，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人民成为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苦难生活，惨不忍睹。讲到悲伤处，痛哭失声，学生们也都泪流满面。在幼童们的心中刻下了深痛的烙印。
小学时，伙伴们学唱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北伐战争时期各地传唱的: “打倒列强! 打倒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齐奋起，齐欢喜! ”潜移默化地成为孙业旺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萌芽。
到了高小读书的两年中，孙业旺不断去县立图书馆看报纸，认识了图书馆长王西成先生(东阿县人，抗战后任中共东阿县委第一任书记)，之后时常向其请教; 见孙业旺年纪不大，比较聪明，求知欲高，又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王西成便讲解报纸上登载的新闻。孙同学当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采取不抵抗主义，命令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归关内参加剿灭共产党。国民党政府派何应钦与日本代表梅川津太郎签订“何梅协定”，承认日本在冀东、平律地区的特权、支持由大汉奸殷汝耕为首的伪“冀东自治政府”。是国民党政府背弃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即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改善民生)和三项主张(即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推翻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北伐战争的历史，实行剿灭共产党、摧毁苏区的政策。共产党由朱德、毛泽东、贺龙、徐向前、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是打土豪、分田地、解救劳苦大众的军队，从江南到陕北是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国民党报纸吹嘘消灭共产党和红军是不能实现的。这些启示使得年纪尚轻的孙业旺对于时事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孙业旺的童年，是在贫穷、动荡和战乱当中度过的。
那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各霸一方，他们只知道压榨百姓，搜刮民财，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更要命的是，军阀们你争我夺，今天姓张的来收税，明天就可能换成姓李的来了。有的军阀唯恐民脂民膏搜刮不尽，便一年预收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期。地主豪绅的地租也高得惊人，农民常常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还不够纳税交租的!
帝国主义列强则乘机大肆入侵、寻求代理人，源源不断地供给军火。连年不断的混战，将中华民族推向了极为悲惨的深渊。隆隆枪炮声中，多少无辜的国人倒在血泊里，多少善良的国人妻离子散、背井离乡。中国人民用血汗创造的巨大财富却源源不断地落入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手中，流进了大大小小的军阀、地主豪绅和官僚资本家的腰包!
当时的中国，处在一个极其黑暗和混乱的痛苦时期，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6年6月，全县高小学生毕业典礼，县教育局举办学生演讲大赛，共有30多位学生参加。孙业旺被选为孔子庙小学代表，他演讲的题目是: “怒吼吧，黄河!”这也是孙同学曾写过的一篇文章; 这次比赛，孙业旺最终获得第一名，奖品是一方端砚、一个铜墨盒、两支毛笔、一本练习册。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通宝推：李根,家园 【原创】03)济南育英中学 1936年8月，孙业旺毕业后，考取了济南育英中学--全省近千名考生仅录取100名，小孙名列第3名，实属不易。
成绩虽然好，但按照孙家的经济条件，根本不可能供其入学读书。又是王从德，认为表弟学业优良，考入济南育英中学机会难得，是个可造之材，决定节衣缩食、咬牙苦撑也要供之读书。
1913年6月19日，育英中学在爱国之炽风热潮中诞生。
本着“教育救国”之宗旨和“坚苦勤劳”的精神，愿“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首任校长系孔老夫子七十五代孙孔祥柯先生。1923年建校10周年之际，著名政治家、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为学校题写了“济南育英中学校”校匾。其时的校长为曲涵三，以治学严谨闻名。
这个学校具有悠久、光荣的革命历史: 早在1919年，学校师生即热烈响应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 1920年，学校教师王翔千先生和进步学生王烬美、邓恩铭、朱霄等组织了“励新学社”，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1年，王烬美、邓恩铭两位同学以“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十二位正式代表中的两位; 1922年8月，“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学校成立，初期团员有20余名; 1923年，育英中学青年团组织化名为“育正”，成员26人; 1925年，上海“五月三十日惨案”(即五卅惨案)后，学校师生在党团组织领下，连续举行了多项抗日救国活动; 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爱国学生运动达到高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育英中学派出代表参加了济南学生400人赴南京请愿的代表团; 之后，育英中学党团组织被国民党当局残暴地镇压摧毁，直至1934年在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赵健民领导下重新成立了党支部，并指派学校学生党员李秀海前往上海与党中央联系……育英中学成为山东省革命运动的先驱，党团组织的大本营，具有悠久革命历史的基地，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革命骨干。
中共“一大”代表王烬美同志，山东莒县人，1898年出生，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1923年起主持山东党组织领导工作，1925年1月带病出席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同年8月19日在青岛病逝，年仅27岁。邓恩铭同志，1901年出生，贵州荔波人，水族，中共“一大”中唯一的少数民族党员。1928年在济南由于叛徒出卖被捕，曾两次越狱未遂。其间，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对育英中学和济南市的革命力量进行疯狂镇压，1931年4月5日，邓恩铭、朱霄、刘谦初等党团干部在济南被杀害，史称“济南二十一烈士”。
如此的环境下，孙业旺入校后，即在教师赵笃生(山东泰安人，抗日战争后任抗日政府县长、专员，建国后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统战部长、省政协副主席)、高中同学李绪昭(山东肥城县西富村人，小孙读孔子庙小学时校长孙玉英的小姑子，抗日战争中一直从事妇女工作，建国后曾任济南市工业局长)的带领下参加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作为本班的召集人和联络员，小孙和全班50名同学积极参加了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悼念鲁迅逝世大会、为绥远前线百灵庙抗日将士募捐、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抵制日货宣传动员、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等大型活动。除去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外，小孙还负责向少年儿童宣讲抗日救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教他们唱《打倒列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黄河谣》等歌曲。对其教育最深的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这次事件中，两位爱国将领为对日作战、实行兵谏扣押了常凯申。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代表与双方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团结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剿共、避免内战的协议，使孙同学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仰。
人的一生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历史的转折关头; 在这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上，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
正当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人及广大革命群众高举屠刀的时候，东邻日本，在军国主义的反动统治下，侵略野心急剧膨胀。早在1927年6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便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全面征服中国的计划--《对华政策纲领》(即所谓“田中奏折”)。其中赤裸裸地写道: “帷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在这个侵略计划指导下，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向中国渗透，悍然于1931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我国几十万东北军将士在常凯申“绝对不抵抗”的指令下，满怀悲愤退入山海关内。不到3个月的时间，整个东北三省2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和3000万父老兄弟、4000公里铁路、满山遍野的森林和无尽的宝藏，均沦落敌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更加疯狂，变本加厉地又将魔爪伸问华北，不仅驱使汉奸搞“冀东独立”、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而且直接在华北屯驻重兵(包括北平、天津、青岛、秦皇岛等要地)。妄图吞并华北，使之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河北宛平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起突然袭击，一手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终于爆发。
“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依然存在苟且偷安的和平幻想，表示“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而中国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即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 ”“驱逐日寇出中国! ”15、23日又接连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明确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并命令各部开赴前线对日作战。所有这一切，使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了解到: 谁，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骨干和中坚; 谁，才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抗日高潮猛烈兴起，也激荡着孙业旺的满腔热血。时年13岁的小孙和同学们顾不得骄阳似火、酷暑炎热、大汗淋漓，不断地上衔游行，作宣传，贴标语，为抗日队伍募捐，谁也顾不上考虑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实际上期考在不安的气氛中草草结束)。大家终日打听战争消息，既为抗日队伍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也为前线军队失利而忧心忡忡，甚至引起阵阵的不安和悲伤。不久，北平、天津的流亡学生纷纷涌进了济南，带来了许多惊恐不安的消息，更增加了同学们的忧虑。这时，整个社会都发生很大动荡，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关心着时局。可是时局如何发展? 谁也说不明白。同学们纷纷议论: 我们向何处去? 还能继续读书吗? 在这种兵慌马乱的局势下，学校当局匆匆放了暑假，并要大家回家后等候下学期在何处开学的通知。就这样，孙同学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家乡肥城。
1937年的暑假，大家是在极度惶恐不安的气氛中度过的。孙业旺终日焦虑，既关心着战事的发展，又牵挂着学校的前景。每天都会到县图书馆看报纸，经常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王西城先生交谈对中日战争的看法，王先生纠正了一些模糊思想，对其启发帮助很大。肥城县城各个学校的师生，多数也在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担忧。其中有些人不时和孙同学议论国家大事，猜测抗战前途。国无宁日，每个人都无法平静啊!
家园 【原创】04)避难陆房 8月下旬，孙业旺接到母校(济南育英中学)通知，指定到泰安第三中学报到，9月1日开课。当时，小孙对战局发展想得非常简单，认为济南有黄河天险，有韩复榘的10万重兵把守，日本鬼子过不了黄河，战事不会持续很久。怀着这样天真的想法，孙同学收拾好书籍行装，就到泰安三中报到，住在岱庙临时校舍里。
同学们到的很不齐，约有三分之一未报到。为防日寇飞机轰炸，大家每天早上起床后，匆匆吃过早饭，带上两个馒头，就由老师带到泰山脚下松树林内上课。说是上课，实际上是在躲避敌机空袭，没有上什么课。午饭就在树林内解决，黄昏才回到临时校舍吃晚饭。由于战局吃紧，不断有从济南为躲避战火而迁来的人群，其中有许多达官贵人及其家眷。泰安城里也是乱哄哄的，人们的脸上挂满了忧愁、不安。这样过了没几天，日寇就开始轰炸济南、泰安和津浦铁路。这一轰炸，学校虽然没有什么损失，但让师生惊慌失措。校长曲涵三先生宣布学校准备南迁，第一步先到鲁西南之菏泽，愿意随校南迁的，每人自带行李衣物，先给学校缴纳50元钱，食宿由学校安排; 不愿随校南迁的自便，可以保留学籍。宣布后，学生们顿时炸了锅、乱了营，大家议论纷纷。初二的学生年龄都比较小，最大的也不到18岁，都没有出过远门，对于随校南迁都彷徨无主。认为菏泽距离泰安300多华里，到了菏泽能保险吗? 菏泽如果不安全，再往哪里逃呢? 越走离家越远，那时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走投无路了。何况一个学期就要缴50元钱，这可不是一个小数，抗日战争半年能结束吗? 谁也说下准，既然战争半年结束不了，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再交50元钱呢? 有的同学慷慨激昂，说誓死不当亡国奴，大丈夫志在四方，精忠报国; 国将不保，何以家为? 但是怎么才能报国? 如何抗日? 他也说不清楚。学校的教务主任赵笃生老师，并不同意这些个小同学随校南迁，他劝大家留在家乡，参加抗日斗争; 高中同学李绪昭也劝小孙留在本地。孙同学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要求请假回家与父母商量。
跑了一天回到家里，父母、大哥都不让孙业旺随校南迁，理由很简单: 第一、南迁越走越远，你年龄小，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第二、家中根本拿不出50元钱，即便借贷勉强凑够50元，以后又怎么办呢? 商量来商量去，只有退学。第二天，小孙便赶回泰安，办理了退学手续。和其同时退学的同学很多，随校南迁的不足三分之一。
退学的那天早上，孙业旺急匆匆将行李书籍捆在自行车上，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们，刚行至火车站附近，就听见空袭的警报声尖啸起来，那声音真是撕裂心肺、令人生畏。小孙拼命骑着自行车，一口气跑出10多里路，在一个山坡边停下，躲在一棵大树下观望。这时，飞来五架敌机，飞得很低，仿佛擦着树梢来回盘旋。飞机翅膀上两个大红圆圈象两帖膏药非常刺眼。敌机盘旋到小孙头上时，机舱内日寇驾驶员头戴航空皮帽，戴着黑眼镜，狰狞的面目看得清清楚楚。敌机没有受到任何抵抗，显得分外猖狂，轮番投弹、扫射，机枪声“哒哒”尖叫，炸弹“轰轰”乱响，震耳欲聋。一会儿，便见泰安城内黑烟冲天，孙业旺第一次看到这种残酷的战争场面，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只是庆幸自己逃出了泰安。这次轰炸，造成50多位同胞死伤，育英中学的师生也有多人遇难。孙同学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凶狠残暴，更激发了其对敌寇的仇恨，心中发誓总有一天要讨还血债。
泰安城遭受轰炸，可把父母家人急坏了。父亲和大哥还有堂叔孙传曾都跑到东关外泰肥公路上，站在高处仰首翘望，一直等了一个上午，好不容易接到孙业旺，一家人才放心。
日寇飞机接连轰炸济南、泰安，肥城象开了锅的粥一下子沸腾起来，平静的生活完全被搅乱了，街头巷尾、家家户户焦躁不安地议论着，打听着。孙业旺象经历了一场劫难的勇士，走到哪里都有一群人包围着，要其讲讲敌机轰炸泰安城的惨状。其时，肥城县政府征粮派车要民夫，也越来越紧，战争气氛笼罩着这个鲁西小城，谣言也越来越多，人们都在痛苦地煎熬着。大人们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知如何是好; 孩子们则瞪大恐惧的眼睛，躲在角落里，失去了往日的欢笑。就连孙家的大黄狗，也趴在地下伸出舌头发喘，不敢发出丁点声响。
社会上的各种人物，纷纷登台表演，发表着种种不同的言论，还有互相索要财物、闹纠纷的，一时间乌云翻滚，天昏地暗，使得本来已经惶恐不安的气氛，更增添了恐怖和忧愁。最令人厌恶的“抗战必亡”的谬论甚嚣尘上，有的人添油加醋地吹嘘着日本军队武器多么的精良，飞机多的遮天蔽日，大炮可以打百里远，机关枪打起来象风扫残云，坦克车连城墙也挡不住，一轧就倒塌一大片，日本兵个个强壮、象天神一般具有无比的威力……他们说中国军队虽多，但是些东亚病夫，武器低劣，没有飞机、大炮、坦克车，与日本人作战会被打成肉酱。更有甚者，借助迷信胡说什么日本有“天皇”，日本军队是“皇军”，有太阳神保佑，日本军队来中国是“替天行道，专门惩罚不信神佛的共产党，这是在劫难逃”。也有的鼓吹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说什么谁来不是来，谁来就给谁交粮，谁当皇帝也少不了老百姓的，鼓吹当顺民、逆来顺受。最无耻的是有些汉奸、投降派，明目张胆地威吓群众: 家家都必须做面日本国的太阳旗迎接大日本“皇军”，说什么“日本人来了，门口挂上太阳旗就平安无事了”。
眼看着战争愈来愈近，何去何从也成了孙家日益忧心焦虑的大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小难进城、大难逃乡”的经验之谈--对于小股土匪、流寇的掠夺，无论几十、数百乃至上千，地主豪绅以及平民百姓都会携带家小到县城避乱; 对于正规军队作战则要离开县城到乡村躲避--言语简单扼要、通俗易懂。中日之战是两国交战，城市是大且标，炸弹不长眼睛，自然往乡下躲闭为上策。孙业旺又把从报纸上看到的日本鬼子所到之处皆是杀人放火、奸淫掠夺，以及东三省沦亡之后老百姓变成牛马不如的奴隶，过着猪狗不如的亡国奴生活，讲给家里人听。父母听了两个儿子的意见，决定离开县城，到肥城三区去躲躲--孙家的外甥王从德在三区孟家村小学教书，孙传龄是三区的田粮征收员，在三区有朋友，还有他的众多徒弟，可以到那里落脚。
俗话说“故舍难离”，真要离开自己的家，确实不易。风声紧了，父母急着要立刻搬家; 风声稍一松懈，又想再等一等、看一看，就这样一直犹豫不定; 直到日本军队打到黄河北岸、炮击济南，肥城已听到隆隆炮声，这才收拾衣物，把些坛坛罐罐埋在地窖里，全家老小9口，离开故居，到三区西陆房村避难。
陆房村分为东、西陆房，各有500多户人家。孙家借住在西陆房村后街的孙士玉家柴草院内。陆房村是一个山区集镇，远近几十里路的老百姓都来这里赶集，小镇倒也热闹。镇子地处盆地中间，东有鸡公山，西有肥猪山，北有凤凰岭，南为蛤蟆山，村南有一条河，东西陆房之间为一条大沟横隔，山水辉映，风景还优美。陆房镇有一条大车道往东直通安临站，与济(南)--济(宁)公路相连。抗日战争爆发后，战争风云震撼了这一带山区，那种田园式的宁静日子被搅乱了。孙家逃难到这不久，更多的逃难人群由济(南)济(宁)公路南逃，使得这一带的气氛更加紧张。
西陆房村有孙业旺高小时的3个同学，他们年龄都比小孙大，在肥城读书时，吃住都在孙家，和孙家上下关系都很好。其中王诗雅(小名老虎)的家庭是一个破落地主，有一所青砖瓦顶十多间住房的大院子，显示着祖先曾经拥有的财富。但其父是一个游手好闲、无所是事的浪荡公子，把家产挥霍殆尽。王诗雅在日益贫困的窘境下，依靠当小学教员的三叔王成玉接济，勉强读完高小。他天资聪慧，刻苦用功，学习优良，性格深沉，颇有心计，对于世态炎凉感受很深。王承勋，是王诗雅的族叔，家境较富裕，生性开朗，爱说爱笑，心宽体壮，喜爱运动，待人热情，很重义气，虽学习平平，却也不大在乎。孙传生，是孙士玉的次子，他家开了间染坊，在陆房一带有些名气。此人身体健壮，生性豪爽，口快心直，爱打抱不平，但有点莽撞。这时已经结婚，并有了个小女孩。他们3人高小毕业后，没有继续升学，闲居在家，参加一些农事活动。孙家迁居西陆房后，哥几个经常聚在一起聊天，不仅加深了大家的情谊，也为以后参加革命活动奠定了基础。
家园 【原创】05)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孙家迁居西陆房后，在孟家村教书的王从德便经常到5华里外的姑父家走动。
一天，王从德给姑父母讲: 肥城县政府在城里举办全县各学校长、教员训练班(实际上是中共党员张维之通过县督学李森堂举办的抗日救国训练班)，区政府通知自己去参加受训半月，学校没有老师代课，他和校长商量好了，要表弟孙业旺和孙业泉去代课。孙家两兄弟正闲得发慌，就很高兴地一口答应了。
孟家村小学是肥城三区仁爱乡的初级小学，计有刘家村、孟家村、赵家村、李家村、郝家村5个村的孩子在这里上学，分为4个班，100多名学生，有3个教员。安排孙业旺代理三、四年级的语文，小孙自认为没有问题，实际上，却不那么简单。
其时，对老师要求很高--为人师表--讲究仪表、礼貌、气派、尊严，要穿长衫、戴礼帽，服装整齐，不能嘻嘻哈哈，言行轻浮。当老师实在不轻松，既要备课，又要讲课，还要批改学生作业，经常熬夜、实在辛苦，所以，旧社会流传着“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一说。不过，在农村，尤其在这齐鲁大地、孔孟之乡，农民对于教书先生都十分的尊重，哪一家有红白事，都要请先生书写对联和幛子，并请吃酒坐上席。孙业旺那时才读初中，还是个孩子，生性又好动，要板起面孔装模作样，实在难受。好在他的个头已经长到一米六几，加上面孔白净、文质彬彬，捣持过后，居然也似模似样，得到学生家长的好评。
半个多月的代课时间很快过去了，还算顺利，没出什么差错。这时，从德表兄受训回来，给表弟们讲了受训的内容和感受: 他在训练班学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一些军事常识，还受领了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组织民众自卫队参加对日作战等任务。因此，时常外出开会，学校的课就仍由孙业旺代; 这样，小孙一直当了两个多月的代课老师。
王从德在肥城受训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回到孟家村小学，便积极活动，准备建立“民先”组织，发展“民先”队员，首先找来孙业旺交谈，了解其对时局的观点和看法。小孙毫不保留地将自己在济南读书时的所见所闻谈了出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表示了无比愤慨，对抗日表示了极大热情和坚强决心。王从德对表弟的言谈举止很满意，提出要介绍他参加一个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小孙听了以后，心情十分激动: 自己对共产党早有所闻，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党坚决抗日救国的主张，红军改编八路军等实际行动，都使其对共产党佩服得五体投地。孙业旺以为“民先”就是共产党，便毫不迟疑地说: “我要参加共产党，‘民先’要是共产党我就参加。”王从德给其解释，“民无”不是共产党，但是作为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是坚决抗日救国的团体。他说他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也正在设法找党，目前在肥城还没有听说谁是共产党。这样，孙业旺便答应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王从德发展的第一个“民先”队员。以后王从德(1919年生，1938年入党，建国后曾任紫云县县长、县委书记，安顺地委组织部长; 1962年病逝)又发展了西陆房村孙业旺的同学王诗雅(1921年生，1938年入党，1947年病逝)、王承勋(1920年生，1939年入党，1942年牺牲)、孙传生(1920年生，1939年入党，建国后曾任安顺县县长，1951年牺牲)和表弟孙业泉(1921年出生，1939年入党，建国后随部队一起改为建二师，曾任厂长、副经理，1992年病逝)，还有东陆房村一个姓刘、一个姓孔的两名青年学生(参加革命队伍后便失去联系)参加“民先”组织。从此，这些徬徨无主的青年，在“民先”组织领导下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救国斗争之中。
1937年10月，一天下午，王从德和孙业旺一道来到陆房北边王家老林(王诗雅家的祖坟地)。一会儿，孙业旺的大哥孙业泉和王诗雅、王承勋、孙传生，还有东陆房姓刘、姓孔的两人都先后来到。大家热情地打了招呼，每个人脸上是严肃而又兴奋的神情，谁也没说什么，心里都很激动。7人围坐在王从德的身边，松柏发出阵阵清新的幽香，秋风呼啸吹着，大家静静地听王从德讲话。他先说明这是我们陆房镇“民先”队员的第一次集会，接着解释“民先”的性质，然后要大家起立站好，右手握拳高举进行宣誓。誓词大意: 我志愿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服从组织，努力工作，坚决与日寇、汉奸、卖国贼作殊死斗争，誓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使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宣誓完毕，大家坐下来学习“民先”的纲领--一张油印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宣言》。《宣言》中提出了“民先”的任务是: 一、揭破汉奸及其走狗的阴谋，并打击其种种阴谋和破坏手段; 二、联合一切抗日反帝力量，不分党派，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一致团结起来。《宣言》还明确了“民先”组织的八条斗争纲领。学习后，选举王从德为领导人。“民先”在陆房镇的组织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在当时的条件下，如何执行“民先”的纲领，开展当地的抗日救国活动呢? 几个人是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来，但谁都说不透彻。最后王从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 第一，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不遗余力地用各种方法进行; 第二，要成立肥城县三区抗日救国会，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号召力太小，还得找地方上有地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出来。找谁合适呢? 挑来选去，大家觉得还是乔绶卿比较合适--此人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三区区长，为人还算正派，有些骨气; 又因为“家礼教”的关系，与孙传龄颇有交情。因此，大家提议请孙业旺的父亲做工作，请乔绶卿出来领头。此事由王从德出面先给姑父孙传龄说通，并由王从德托孟家村小学校长步崇诰也给乔绶卿做工作。这件事进展还顺利，不久就在西陆房邀请了三区各镇、乡、村长、士绅名流开会，选举乔绶卿为肥城三区各界抗日救国会会长，王宗泰(西陆房村人，当地士绅)、孙荷斋(牛家庄人，小学校长)为副会长，王从德担任秘书。
“民先”自从第一次会议后，便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不久，即组织成立了三区救国会，可谓是一炮打响，逐渐为地方各界人士瞩目，而且引起乡、镇地方实力派的注意，他们对之活动颇为疑虑和恐惧。一时间，流言蜚语四起，越传越玄，说“民先”是共产党，要拉杆子(即组织土匪); 说共产党是共产共妻、杀人放火、六亲不认。陆房镇镇长安凤冈、村长闫学浩出面向孙传龄提出警告，说什么“陆房镇老百姓一向奉公守法，安居乐业，自从你们家搬到陆房来，你们的孩子宣传煽动，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慌乱，要立即停止活动，否则就驱逐出陆房镇”。孙传龄当即严厉驳斥了他们，说“孩子们，是知书达礼的学生，是有骨气的血肉汉子，有志气抗日救国这是好事，又不干什么坏事危害乡邻，有什么可怕的? 你们不要听信谣传破坏抗日，否则即便是打官司，你们也一定输理”。孙传龄义正词严、有理有节，他们一时倒没了话说。
这股妖风从何而来呢? 不久就搞清楚了，原来是西陆房首富、被推选为救国会副会长的王宗泰背后捣鬼煽动的。此人为国民党员，一惯耍弄两面手法，是个两面三刀、阴险毒辣的伪君子--表面上，慷慨激昂，大唱高调，什么“抗日救国、义不容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暗地里却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挑拨离间、破坏抗日。这个家伙对革命怀有刻骨仇恨，反动透顶，1946年曾组织“还乡团”反攻倒算、穷凶极恶，残杀人民干部、党员民兵36人，解放后被公审处决。
家园 【原创】06)放下你的鞭子 1937年11月初的一天，正逢陆房镇大集，大约10点多钟，忽然一阵锣鼓、喇叭声从集场的南头传来。孙业旺当时正在集场上向几个青年作宣传，听到声音急忙循声赶去，只见一个大场院已经聚集了好几百人，里三层外三层围成一个大圆圈。小孙费了不少劲挤进去看热闹，只见一个老头领着七八个人，还有两个姑娘，正在用力敲锣打鼓热场子。
那个老者走到场子中央两手抱拳。向大伙鞠了一个罗圈躬，满面带笑大声说道: “各位老少爷们，兄弟是外乡粗人，初来贵乡宝地，不知礼数规矩，未拜码头，请各位多多包涵。我们弟兄为生活所迫混碗饭吃，技艺粗浅，有疏漏之处，请多指教。有钱的爷们帮个钱场，没钱的兄弟帮个人场。弟兄们来套拳法、耍阵刀枪，请老少爷们莫见笑。”说完又拱了一个罗圈揖退下。接着上来一个年轻人亮相，练了几套拳脚，倒也干净利落。接着上场一个青年玩了一趟刀法。再接着是一男一女表演单刀对花枪，功夫纯熟，着实不错，赢得了人们拍手叫好。武艺表演过后，老者领着一位姑娘进场对大伙说: “刚才几个小的献丑，现在要他们歇歇喘口气，由这个小女儿给各位老少爷们唱一首小曲吧! ”说完之后，小姑娘对大伙行了礼便唱起了“凤阳花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还没唱完这一曲，小姑娘突然双目紧闭扑倒在地，全场观众为之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些妇女、小孩高声尖叫。这时掌班老汉手执皮鞭，怒目圆睁，大声吆喝，踢那姑娘快快爬起来，别丢人现眼。小姑娘躺在地上，两眼含着泪说: “两天没吃饭了，饿得头昏眼花，实在站不起来。”老汉见小姑娘不起来，举起皮鞭要抽打，这时，突然从场外跑出一个男青年，一身学生制服，快步赶到老汉身边，一手抓住举起的鞭子，一手指着老汉喝令: “放下你的鞭子! ”将鞭子夺过来扔在地下，并举起拳头要打老汉; 姑娘见状，连忙起身向男青年行礼，求他放手，不要责怪老人家。男青年问道: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流落到这种地步? ”姑娘眼含泪花，唱了一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当姑娘唱着这悲戚动人的歌曲时，全场鸦雀无声。唱到中间，那七八个同来卖艺的男女青年都齐声合唱，唱到最后是声泪俱下，更增加了悲愤哀怨的气氛; 观众们也都唏嘘不止，有些妇女更是随之泪下。那个穿学生制服的男青年，跳到一个轧场的石头碌碡上，大声讲了起来。他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3省讲起，在日本的卵翼下成立了伪“满洲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做了日本的傀儡，东北3000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强盗的奴隶，过着任人宰割、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日本鬼子得寸进尺，要灭亡全中国，又疯狂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已经占领了北平、上海、天津，现在已经打到了黄河北岸，炮击济南，轰炸泰安，中国已经到了国破家亡的危险关头。日本鬼子要使中国亡国灭种，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鬼子兵是一群畜牲，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穷富，人人遭殃。最后他大声疾呼: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组织抗日救国会，全民武装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他的讲演，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场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和掌声。
这时，掌班的老汉说道: “我们不是卖艺的，我们是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战地服务团，是宣传组织民众抗日救国的。”随即脱去外边衣服，取下粘在脸上的胡子，露出了佩戴符号的灰军装。那两个姑娘也换上军衣、戴上军帽。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围观群众都轰动起来，小媳妇、大姑娘更是围着那两个穿军装的姑娘问长问短--有的摸摸她们的军装，感到新奇; 有的往她俩口袋里装鸡蛋、红枣、花生--亲热得不得了。
孙业旺也凑上去与他们交谈起来，他们问小孙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家在哪里，现在干什么? 因为志同道合，大家谈得很热乎。中午，他们又在东西陆房村内张贴标语，进行宣传。直到第二天才离开，小孙依依下舍地送着他们走向演马庄的大路。
从战地服务团身上，“民先”的年青人们学到了宣传工作的方法和演讲内容。于是，王从德召集队员商量，决定也利用赶集的日子开大会宣传。但“民先”没有那么多人，演不了《放下你的鞭子》那样的节目……怎么宣传呢? 最后，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利用赶集的日子，请镇公所的乡丁鸣锣吆喝，通知开大会，把人召集起来由我们讲话。我们几个人谁来讲呢? 孙业旺高小时全县讲演比赛得过第一名，嗓子好，口齿也清楚，又在省城济南读过书，见过世面。还不是本地人，便推选小孙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来讲。
第一次开大会，是个逢大集的日子。10点多钟，“民先”队员们敲起锣鼓，由镇公所的乡丁招呼赶集的人们到西陆房村十字街口关帝庙前开大会。到会的男女老幼也有好几百人。孙业旺穿着长袍大褂，戴着礼帽，站在庙门台阶高处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抗日宣传。小孙先向老乡们鞠了一躬，说明自己是抗日救国会派来的，然后开始演讲，把从报纸上看到的材料和前几天听战地服务团讲的内容，不慌不忙地讲起来。讲了一个多小时，效果不错，散场以后老乡们纷纷议论。众人围着小孙提了一些问题，有的说: “打日本是政府的事，老百姓怎么打呢? ”也有的说: “日本鬼子有飞机、大炮，老百姓两手空空怎么打呀! ”还有的说: “老常的军队都打不过鬼子兵，老百姓上阵还不是白送死吗? ”更有的说: “你讲得挺好，你怎么不打鬼子去，咱们山沟里的老百姓是谁来给谁纳粮，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常凯申，总不能把良民百姓赶尽杀绝。”七嘴八舌嚷成一片，小孙耐着性子一一解答。以后，“民先”又开过两次大会，因为小孙讲的还是那一套，人们就不愿意再听了，连爱看热闹的小孩一看又是孙业旺讲话，也一哄而散。“民先”几个人一商量，说这样不行，得变变法子，要有点新内容。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汉奸、卖国贼到处散布“抗日必败、中国必亡”的谬论。一些“亲日派”还添枝加叶，越吹越玄。一些“恐日派”也说什么“日本人武器精良，上有飞机，下有坦克车，中国兵和日本兵一交战就败，死的死，伤的伤，兵败如山倒，谁也救不了。”还有的则大肆宣传“宿命论”、“报应论”，把五胡乱华、蒙元灭赵宋、满清灭朱明的历史事件搬出来胡说一通。面对着这些奇谈怪论，队员们个个怒火中烧，可又一时说服不了人，只有干着急。
正在大家发愁时，偶然得到一张从聊城带来的传单，上边印着八路军首战平型关、歼灭日本侵略军3000余名空前大捷的号外。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长了中国军民的志气。“民先”队员们看到这张传单如获至宝，喜出望外，立即刻钢板油印出来，在周围10多个村子广为散发，并且书写标语张贴，逢集场人众多时开大会宣传，以平型关大捷的事实，来打破“亡国论”、“宿命论”和其他种种奇谈怪论。经过这一番宣传，大大振奋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抗日救国热情。
西陆房村有两个从东北回来的老乡，是下关东卖苦力的，在东北10多年。“九一八”事变前，日子还能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残酷压榨东北同胞，逼迫他们一天10多个小时拼命地干活，吃不饱穿不暧，有病又不给看，人还没断气就丢到乱葬岗子，死了都没人埋。动不动就大搜捕，说你是抗日反满分子，严刑拷打，动辄枪毙、砍头，甚至喂狼狗。这种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真是人间地狱。他们几乎把命搭上，好不容易死里逃生拣了一条活命回来，只落得浑身伤痛。队员们听他俩讲得挺实在，便动员俩位象拉家常一样讲讲自己的经历，让大家知道亡国奴的惨痛生活。这真人真事实打实地宣讲，效果挺好。
鲁西地区有一种风俗，就是男人们吃饭除了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之外，都在外边: 夏天在树荫底下，冬天在有太阳又背风的墙根，无论老少大都是一碗稀汤两个窝窝头、一块咸菜或一棵大葱，或者是一碗红薯、一碗米汤。家境好的是煎饼卷大葱，或者一碗面条。一边吃饭一边啦呱，一群一伙你一言我一语，无拘无束地自由谈论。冬天地里没农活，人们在墙根下晒太阳，“民先”就利用这些场合来进行宣传。
对于社会上的头面人物，由王从德以抗日救国会秘书的身份去拜访，向他们宣传并邀请支持抗日救国活动。
孙业旺教过一段小学，知道小学生好奇心大，记忆力好，便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宣传。小孙还编了一首小调教给孩子们唱: “黄河水，黄又黄，日本小鬼太猖狂，占了我们东三省，现在又把山东抢。杀人放火真凶残，奸淫掳掠又抢粮。十冬腊月喝凉水，一点一滴记心上。中国同胞齐奋起，拿起刀枪打东洋，男女老少齐上阵，打败鬼子保家乡。”小孩们学得快，经过他们不断地哼唱，很快在附近地区传开了。
家园 每篇送花 实在是国难来临之际，有志青年如何组织，宣传，发动人民群众的难得的资料
也是对敌军即将来临之际，社会心理的资料
家园 【原创】07)游击队 1937年10月中旬，“民先”第一次在林里活动，学习斗争纲领时，就议论过组织抗日游击队的任务。那时，大家是一群未出茅庐的青年学生，虽有的是满腔热情，却头脑简单、十分天真幼稚，根本不知道怎么组织武装。武装组织要有武器、要管吃、管住、养兵、教兵以及管兵等等，这些难题怎样解决，连想也没想过。在这些个年青人印象中，只是和演戏一样: 大将一出场，小兵分列两厢，军令一出、地动山摇，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可是，现在要在一场真正的民族解放的战场上。带领一支队伍，真刀实枪地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大家就束手无策了。
当时，在肥城三区有国民党区政府掌握的区保安队50多号人，50多条枪。士兵都是由各乡镇按土地多少分摊出人，出枪。区长刘方礼兼任队长，他把这支武装看作命根子，控制的很严。“民先”曾想利用乔绶卿担任过三区区长的老关系，从区保安队拉出一部分人、枪成立游击队，但没有成功。乔绶卿与刘方礼矛盾很深，后者担心乔绶卿伸手进来瓦解保安队，所以警惕性很高，千方百计杜绝前者的活动。“民先”又想直接打进去做工作，也没有实现。日寇占领肥城后，刘方礼把这支队伍拉到山区，依然不和“民先”合作，1938年编入国民党肥城县长田家滨的保安团。
同时，陆房镇也有一支20多人的自卫队，性质为防匪自卫、保家护院，是镇上自己供养的武装。队长安振田是个老兵油子，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在韩复榘的队伍里当过班、排长，1935年请病回乡再未归队，转而当上这个镇的自卫队长。此人长了一脸麻子，外号“四麻子”。他闯荡江湖、见过“世面”，吃喝嫖赌抽鸦片，偷鸡摸狗、坑蒙拐骗鬼点子不少，是个油头滑脑、见钱眼开、吹牛撒谎、没有实话的人。因为“洪帮”的关系认识了孙传龄，对孙业旺也是满口称赞。小孙曾对其做过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希望他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并表示自己想参加他领导的自卫队。安振田老奸巨滑，口头上慷慨激昂，拍胸脯发誓言要打日本保家乡，对得起祖宗和乡亲父老兄弟，可对于孙业旺要求参加他的自卫队却一口回绝，理由就是小孙不是陆房镇的人，他不好办。以后“民先”商量让王诗雅、王承勋、孙传生他们3个人参加，这一下安振田没话说了，而且他也不敢得罪这些有势力的大户，只好收留他们。以后安振田的这一部分人和四区固留镇王鸿乾的一部分人，联合改编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三大队，安振田任大队长、王鸿乾(共产党员)任政治指导员，王诗雅、王承勋担任中队政治员。
1937年11月之后，肥城县出现了许多支大大小小的游击队: 有的是共产党员或爱国志士组织起来真正抗日的，也有打着“抗日”的旗号，称王称霸，浑水摸鱼的。可谓“司令多如牛毛”，什么人都可自封为官，光杆司令有的是。三区的游击队共有6股，主要的下述4股，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
乔绶卿部: 活动在望鲁山后东西界首一带。乔绶卿曾任过三区区长，他接受了共产党员远静沧、崔子明的教育，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三区抗日救国会长，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他在当地有声望，有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广，到1937年底组织起20多人的队伍，后参加抗敌自卫团，改编为第二大队，任自卫团参谋主任。
葛阳斋部: 1937年11月，葛阳斋和牛家庄小学校长孙荷斋、教员孙诗轩、葛家台小学教员孙诗贵组织起20多人的游击队，活动在五虎门、牛家庄一带。后来这支游击队编为自卫团第二大队，葛阳斋任自卫团副主席。
陈惠民部: 陈惠民在下庄镇开了间染坊，交游甚广，讲究义气，性格豪爽，“七七”事变后，在远静沧、崔子明的教育帮助下，组织起20多人的队伍，名为“抗日义勇军”，有10多支枪。1938年1月，他带着这支队伍投奔自卫团，改编为第二大队，被委任大队长，孙诗轩任政治指导员。陈惠民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对敌斗争坚决。
李汝兰部: 李汝兰外号“一撮毛”(因腮帮上有块黑痣长着一撮毛)，曾拉过“杆子”(即当土匪)，性情暴烈，武功好，双手能使驳壳枪，且枪法很准。对豪绅地主、国民党官府极为仇恨。也是因为“洪帮”的关系，对孙传龄很敬佩，也很尊重。孙业旺遂在堂叔孙传曾、表兄王从德的带领下参加了李汝兰的游击队，这支队伍有30多人，孙传曾当过兵，打过仗，胆子又大，李汝兰让他当了班长; 王从德是小学教员，就留在队部当师爷(文书); 至于孙业旺，因年纪小，没有编到班里当兵，而是留在队部帮表兄抄抄写写。
还是在1935年冬天，韩复榘手枪旅的一个营到肥城“剿匪”，营部带一个连驻扎在肥城城关。该部有一个中尉排长叫霍寿峰，二十五六岁，性格开朗，有正义感，很重义气，系青岛人。原是个初中学生，因为家庭变故无力继续读书，便托关系求人情参加了手枪旅，开始当上士文书，后来参加军官训练团，毕业后分配当了排长。他不满社会的黑暗、旧军队的腐败，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更是甚为愤慨，亦对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极为不满。他也参加了“洪帮”(即家礼教、三番子)，了解到孙传龄的情况，对其奉之为长辈，致以弟子礼，时常到孙家叙谈。还有一个司务长周继平，是河南西平人，当了10多年兵才是个准尉，年约三十岁，人很老实，不善言谈，为人正派厚道。由霍寿峰介绍，俩人来孙家拜见孙传龄。霍寿峰还提出他俩和孙业旺3人结拜把兄弟，只是小孙年龄尚幼，没有磕头换贴。1936年，孙业旺到济南育英中学读书，有时他们来学校看望，请小孙到他们家玩或带其下馆子、看大戏，往来密切。
洪帮在旧中国是一个秘密帮会组织，具有浓厚的封建神秘色彩，蔓延于东北、华北、西北和黄河、淮河流域，渗透力极为强盛，上至达宫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几乎无处不在。洪帮有着严格的帮规，凡入帮者必须忠贞不二、孝敬师长，为朋友两肋插刀。帮内按等级排辈，高一辈者不论认识与否均为师伯、师叔，更高一辈则为师祖，只要是同帮认准无误，虽素不相识，也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给予盘缠(路费)。
孙传龄16岁离开老家来到肥城县城，当挑夫赶毛驴谋生，为立足社会保住饭碗，18岁那年托人引荐入了“洪帮”(俗称“进山门”)。入帮40多年，论资排辈相当高，孙家经常人来客往、熙熙攘攘。后又接替岳丈王兆生，在肥城县政府财粮科当了个田赋征收员。算是“黑白两道”都有些关系。孙传龄不时参加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和肥城场面上的人物如刘继河、纪三爷、陈师爷等人交往甚密，说明他在城里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孙家之所以能从肥城城内迁往西陆房村安身，居住4年多没有遇到大的麻烦; 孙家长子孙业泉参加抗日活动于1941年被俘后又被营救出来; 均有借助“洪帮”的势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组织肥城三区抗日救国会(后改为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组织游击队过程中，筹集枪支、粮秣、钱款，调解说合几支游击队避免火并磨擦、自相残杀，孙传龄都做了许多努力。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他参加了财粮科工作; 只是可惜，在1945年夏天就病故了，没能亲眼看到日寇投降、滚出中国，而值得安慰的，过世之前，已经知道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了。
1937年孙家迁居三区西陆房村之后，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妇女。她俩是霍寿峰、周继平的太太，拿着给孙传龄的信，每人只提着一个箱子、一个提包，非常狼狈。她们是因为战事紧急，济南呆不下去，逃难到肥城，没找到孙家，打听到搬去西陆房，才雇了辆车赶来。当时时局十分混乱，孙家也是逃难在外，如今又来了两个年轻女人，这可怎么办呢? 夫妻俩商量一下，决然收留下，孙传龄说: “既然有难找上门来，我们再困难也要帮人家一把，谁叫我们是朋友唻，人家信得过才把家人托付给我们，我们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王秀英对她俩说: “你俩找到我们，就象到了家一样，我们有难同当。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俩吃的，先住下来吧，待战事平息后再让你们回去团聚。”
西陆房虽是一个集镇，但终属闭塞的山区，孙家一家八、九口从肥城城里来已经为众人瞩目，如今又从济南来了穿著时髦的军官太太，就更加扎眼，在群众中很快传开，有的人还托词借故来串门走动。看看这两位太太。王秀英怕出事，就劝她俩改换衣服，包上头巾，不要外出上街赶集。她俩还听劝，就这样在孙家住了近1个月，总算没有出事。霍寿峰和周继誓接到她俩的信，知道平安无事，也给孙、王夫妻来信，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是年12月底，韩复榘不战而退，济南失守，军队往南败逃，人心更加慌恐，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日数惊。一天夜间，突然有人来孙家敲门，声音甚急，使一家人从睡梦中惊醒。孙传龄开门一看，原来是霍寿峰和周继平两人，他们面容忧郁、黑瘦、疲惫不堪，没带什么行李，只背个背囊。王秀英急忙起来给他们烧水做饭，边吃边说，才知道他们是在撤往曹县和陇海铁路一线途中，看到国民党军队腐败，不真心抗日，深感前途无望，不愿再随军南逃，在渡汶河时脱离了队伍找到这里，想带着妻子回老家另寻生路。他们身着军衣，携带武器，一路上无论遇到日本鬼子、国民党军队，还是地方民团、红枪会都很危险。他俩央求孙传龄，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救他们，想法给换身便衣，并把枪支弹药卖了做为盘费。这可是既困难又冒险的一件麻烦事，使得孙传龄、王秀英十分为难。夫妻俩一方面安慰他们，一方面派人赶决到游击队找孙业旺回来商量。
第二天，孙业旺和王从德、孙传曾从游击队驻地黑峪回到西陆房。见面后，小孙给他们讲了一下形势，然后说道: “现今这么乱，你们找上门来要帮忙，我们是朋友，义不容辞，要说换便衣这绝无问题，要说卖枪可就难了。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游击队，要武装抗日，这枪应当用来打鬼子。你们需要路费，我们可以想想办法。”孙传龄也说: “这样吧! 给你每人50元钱做路费，枪留给业旺他们到游击队去用。”一开始，他俩沉默不语，看来是嫌钱少。孙业旺估摸到他们的心思，便开门见山、晓以利害，对他俩直言: “大家关系一向很好，你们相信我，在有难的时候将家眷托付给我，这份情谊非同寻常，不是萍水相逢，泛泛之交。现在你们不愿随军南撤，另谋生计这也好。咱们不是外人，不是做生意，也不是我们买枪，而是你们不能带枪上路，弄不好会把命丢了。说实话，我家八九口人逃难在外，没有什么钱。给你俩做路费出钱，还是从钱庄借的印子钱(高利贷)。你们留下枪，我是带着参加游击队打鬼子用的。”孙传龄继续劝道: “咱们在江湖上行走，义字当先。留下枪正是为了你们好。我们要枪不是做买卖，孩子们带着参加游击队打鬼予，也算用到正道上了。”他俩沉思片刻，霍寿峰回复: “大爷和兄弟说的句句在理，咱实话实说，带着枪是不能走路的，500多里，人生地不熟，非常危险，弄不好把命也搭上。我们听大爷的话，就按老人家说的办，何况枪留给兄弟打鬼子，我们也就放心了。”周继平也说: “患难之际，大爷济危扶困、慷慨相助，我们家小在这里1个多月，多蒙大爷、大娘照顾，所幸平安无事，这种大恩大德无以图报，实在是感恩不尽。别说还给我们钱，就是不给钱，枪留下来给兄弟打鬼子用也是正道。”事情就这样说妥了，接着商量走的路线和方法。他们又休息了1天，第三天黎明，换上孙传龄找来的衣服，带上箱子和提包，提着孙家给他俩买的点心盒子，装扮成走亲戚的模样，天不大亮就起程上路了，孙传龄和孙业旺爷俩送到村外大道上，他们满含热泪、行礼告别。
孙业旺和王从德、孙传曾随即带着那两支驳壳枪和200发子弹回到李汝兰的游击队，小孙没有枪，便带着父亲的一把七星宝剑做武器。
李汝兰和安振田矛盾很深，水火不容。1938年1月，李汝兰的队伍编入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二大队，他任三中队长。安振田投奔自卫团后，当上第三大队大队长; 为此，李汝兰愤愤不平，加上自卫团组织纪律严格，他受不了纪律约束，也过不惯艰苦生活，后来叛变投敌当了汉奸中队长。
家园 【原创】08)星星之火 “卢沟桥事变”之后，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制定了广泛动员群众，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的计划，号召全省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
为了开展山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7月28日，中共中央派张经武同志到济南，根据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谈判，经过多次磋商，终于使韩复榘答应释放在押“政治犯”。这样，许多被国民党政府监禁多年的著名共产党员，如张北华(山东商河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济南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临时省委书记，1933年被捕入狱)、赵健民(山东馆陶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临时省委负责人; 1934年、1936年两次被捕入狱)、潘复生(山东文登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被捕入狱)、崔子明(山东泰安夏张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捕入狱)等同志和其他一些“政治犯”，终于走出了国民党的牢房，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
1937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转移到泰安县城，具体组织部署在徂徕山(津浦铁路以东)和泰肥山区(津浦铁路以西)组织抗日游击武装的计划，并组织、招收了一部分青年学生短期集训，由洪涛等几位红军干部讲述游击战争基本知识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泰安县的老共产党员崔子明同志，与省委取得了联系，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广泛地开展各项工作，宣传动员人们起来参加抗日救国，足迹遍及泰肥山区。
崔子明浓眉大眼，膀阔腰圆，行动快捷，虎虎有生气。为人豪爽、心直口快，敢做敢为，爱憎分明，对党无比忠诚，对敌斗争坚定勇敢，足智多谋。关心群众疾苦，工作细致扎实，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都称他为“崔大拿”(意思是工作能力很强，人们信赖的带头人)，远近闻名。
10月份，中共泰安县委组织发动成立了“泰安县抗敌后援会”，一致推选爱国老人范明枢先生为会长，子明同志被选为供给部副部长。他与省委接上关系后，得到了省委对时局的分析和加紧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指示，方向更加明确，斗志更加旺盛，又有了“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名义，活动也更加方便了。崔子明争取到曲阜二师毕业、对共产党有所了解、思想比较进步的夏张镇镇长马世进，并请其担任抗日自卫队长。很快就在以夏张镇为中心的十几个村子，组织起来了以进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卫队，报名参加的有60多人。马世进还把镇公所的几支枪拿出来，交给自卫队使用。
其时，中共山东省委派出狱不久的远静沧(河北任丘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捕入狱)同志以“泰安县抗敌后援会特派员”的名义到泰安、肥城一带开展工作，在夏张镇、边家院找到了崔子明同志。他俩在济南监狱是一起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屈不挠英勇战斗的难友，如今并肩携手战斗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两人都感到无比振奋。远静沧依靠崔子明这张“活地图”，日夜奔波，一个多月走遍了泰肥山区各主要集镇，既了解各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又接触各阶层抗日进步人士，推动抗日救国活动的开展。先后与张魁三、张绍三、王仲范、乔绶卿、葛阳斋、陈惠民等人交谈，向他们介绍形势和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与他们研究组织游击队投入抗日战争; 远静沧还到秦安十区安驾庄镇，会见了区长武圣域，动员他组织自卫队，参加抗日战争; 种种行为，点燃泰肥山区抗日斗争的火焰。
1937年10月底，中共泰安县委在泰安县城南篦子店村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省委关于组织抗日游击武装的决定，分析当时的形势，研究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会议决定以“山东人民抗敌自卫团”的名义组织武装，并明确以“津浦铁路”为界线，分为“东区”和“西区”两片。会议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立即全力投入发动抗日武装，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动员民众，筹措枪支，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利用各种形式组织抗日团体，形成全民抗战的新局面。
12月，山东省委又派张北华、程重远同志到泰西，加强对抗日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张北华只有20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身体显得虚弱，面色苍白，戴一副近视眼镜。不多言笑，从外表看，仿佛一个文弱书生。
就在肥城的共产党员、爱国志士积极酝酿、组织抗日游击队时，从南京监狱获释的共产党员李文甫(肥城西里村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捕入狱)、徐麟村(肥城马庄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捕入狱)、王少芬(肥城蒜园子村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捕入狱)，回到家乡肥城，与在肥城县教育局任职的共产党员张维之一起，大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建立了肥城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宋王庄支部(原属泰安县)同时建立，书记张绍三、组织委员张魁三、宣传委员王仲范。又与赵宝衡、赵英斋、李森堂、葛阳斋、赵伟唧、赵惠卿等一起，动员各方面力量，筹措枪支。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加快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准备工作。
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抗日的星星之火已经撒满了整个泰肥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