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 -- 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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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与政治改革的两大未获成功的败笔。加上30年来的否定之宣传，特别是那些欲将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西化”改革者，更是加油添醋，任意夸大，歪曲宣染，把毛泽东时代说得一无是处，使许多人有谈虎色变之感。说起“大跃进”就是大炼钢铁，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大搞浮夸风，饿死几千万人等等；讲到“文化大革命”，那是“十年浩劫”，在政治上制造冤假错案，在经济上滑到“面临崩溃的边缘”等等，更为“资改派”鼓吹“西化”“私化”“非毛化”、否定毛泽东时代和“告别革命”制造依据。

最近在翻阅资料中发现，八十年代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的《当代中国丛书》之一的《当代中国的浙江》卷上下册。这本书出版于1987年12月，显然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作为国史部分来编写的，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官方是怎样评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于是特地阅读了这两节的内容，为更深地评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再思考。

（一）

浙江卷的“大跃进”一节，共11页，约8000余字，主要叙述了过程与问题。对此，我不持异义。最后用13行336个字记录了大跃进的业绩，对此，我也不持异义。其业绩在陈述问题后急转直下的指出：“但这一时期，浙江的经济建设也还是有成绩的。一批工业骨干企业建设和投产，为浙江经济的发展打下了物质基础。杭州钢铁厂、新安江水力发电站、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杭州汽轮机厂、杭州重型机械厂、杭州玻璃厂、江山水泥厂以及长广煤矿公司等大中型企业都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为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在这几年一共兴建大中小型水利工程9700多处，其中蓄水量在7000万立方米到6亿立方米的水库有8座，可以灌溉大量农田。排灌设备也有很大改善，到1961年，抽水机等机构排灌达到17万马力，电力灌溉400万亩农田。尤其可贵的是，在严重困难的局面下，浙江人民在中共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领导下，始终团结一致，艰苦奋斗，为战胜困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读完“大跃进”这一节，有如下几点感想：（1）据专家介绍，“大跃进”这个用词是孙中山先生围绕中华复兴而提出的，具体反映在他的《建国方略》之中，只是未能实现而被一些人贬为“孙大炮”。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成功，毛泽东再提“大跃进”，意在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是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虽遭失败，却是共产党和毛泽东改造中国的一种气魄，一种大胆探索创新的实验，虽败犹荣。（2）就事论事来说，书中提及的问题（错误）和成绩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可否定的。关键在于怎样看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就以8千余字中仅有336个字的成就而论，大跃进就不该完全否定。旧中国的浙江虽有些丝绸、五金、造纸、制药等方面的工业，但所有重工业都是通过大跃进建立起来的，书上列举的杭州钢铁厂等等都是迄今仍在带动浙江工业建设作用的骨干企业。浙江的工业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大跃进”开始的，是“大跃进”为浙江现代工业建设填补了历史空白，奠定了基础，实在是工业建设史上的一次飞跃。至于水利建设的成效，老农们至今赞不绝口。当然，我们不能用成绩否定错误，问题在于要历史地看，“失”是暂时的，“得”是长远的。（3）要看到，发动大跃进的是毛泽东，发现和大力纠正大跃进中错误的也是毛泽东。毛泽东承担起大跃进中发生错误的责任，是伟人敢于承担的风格，有的人利用毛泽东带头检讨承担责任，反而把错误都推到毛泽东的头上是更为错误的。（4）关于饿死人的问题，浙江可能是幸运，书中讲到营养不好，出现浮肿病现象，但未提到饿死人的事。

（二）

关天“文化大革命”问题，这是《当代中国的浙江》卷第三章的全部内容。这一章共24页，一万五千余字。同“大跃进”这一节一样，在叙述了“文革”过程和问题之后，用20行560字对经济建设方面作了如下概括：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浙江遇到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虽然十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从1966年的78.51亿元增加到1976年的136.24亿元，增长了73.5%，但是产值中水分很大，产需脱节，产品质量低劣，经济效益很差。十年中，生产的发展是两头差、中间好，五年增产、五年减产。增长最快的是1969年、1970年、1972年，增长幅度都在10%以上。工业产值从1969年到1973年年均增长10%以上。1969年、1970年的增长与1967年、1968年工业生产连续下降有关；1972年、1976年的增长是，是因为批林整风中经过整顿，纠正了不少错误政策，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方针比较切合实际。十年中，集体、社办的工业比重上升较快，1966年全民与集中工业（包括社办工业）产值的比例是83:17，1976年则是63:37。集体工业的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8%。农业产值从1966年的32.78亿元增加到1976年的58.22亿元，十年共增长77.6%，其中1972年增长13.3%。农业增产较多的是粮食、蚕茧、茶叶。十年中五年减产，都是因为社会动乱和工作指导方针错误造成的。“文化大革命”作为反面的教训，正被浙江人民所吸取。粉碎“四人帮”后，浙江人民为弥补十年内乱的损失而努力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浙江。”

众所周知，否定“文化大革命”，除了政治上如毛泽东说的“全面内战”“打倒一切”之外，就是越说越玄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之说。那么，看了这一段在一万五千多字中仅占560字的成绩，也是说明“文革”结束时“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之说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谎言。事实是，浙江和全国一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受派性干扰而受到影响，但照常完成两个五年计划，就全国而言，自1973年启动“四三方案”，化43亿美元引进有关吃、穿、用方面的化肥、化纤、乙稀等大型成套设备，为改革开放后能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起着重大作用。八十年代后期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取消票证供应和市场的日益繁荣，虽然与改革开放的政策分不开，但千万不能忘记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和29年的工业积累所起的作用，不要忘记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制订的“四三方案”所起的作用。

“文革”与“文化大革命”一样，就事论事来讲，文中所指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同1981年所作的“历史决议”相符的。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所谓“经济到崩溃的边缘”的叫喊声越来越响。这除了两种改革开放观的斗争越加激烈矛盾越加集中之外，没有其它可言。

（三）

前有所述，浙江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并无异议。问题是错误与成绩怎么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怎样看错误的性质？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方向是否相背？导致错误与失败的原因在哪里？能否以存在的错误否定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判断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是不是就是生产力？以人为本与生产力的关系怎么摆？不顾工农劳动大众的主人公地位的社会能不能称社会主义社会？依靠少数富豪恩施过活的是否也属共同富裕？能否说，失败的就是错误的？能不能从一种倾向否定另一种倾向中总结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如此等等，都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什么是实事求是？现在人们把实事求是说成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草民不敢苟同。如果能成立的话，那么这个精髓的创导者属于汉朝的班固了。实事求是由“实事”与“求是”两个词组成，前者讲事物的客观性，是指已经存在的事物，后者指事物的真理性，是指已经客观存在的事物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发展规律（求是）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一直强调在“求是”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乃至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因。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基于大家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存在问题的“实事”而受到拥护的，但究竟怎样的改革、开放，就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改革开放观，即“求是”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离开了这一条，实事求是就变成就事论事，就无马列毛主义可言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没有错误的。但还要看“实践”与“检验”的对象是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历史过渡时期，并非化学实验很快可以“检验”出是非真伪的。毛泽东生前将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这两件事，按照毛本意可以理解为，第一件事是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是武化革命；第二件“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上的革命，是“文”的革命，没有这两种文武革命，是保不住无产阶级政权的。战略家谭伟东将文化大革命提到价值革命与人类精神结构大变革和当代最伟大的普世价值的历史基点来看，是更为接近毛泽东发动“文革”要旨的。因此，对实践标准，不是一时一事的，还要有时间来检验实践。历史才是最后检验真理与实践的判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验证了毛泽东在国内提出“反修防修”的主张是有远见的。许多同志就是从此觉悟过来的。老革命家王震同志最后颇有感悟地说：毛泽东看问题比我们早看50年。就是这个意思。

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动机与效果统一的，但动机与效果之间，毕竟是存在距离的。常言道，说的容易做的难。一般而言，动机与效果之间在实践中会出现四种结果：一是动机好，效果也好；二是动机好，效果不好；三是动机不好，效果也不好；四是动机不好，结果好（是指偶然的巧合）。这四种情况的存在告诉我们：对任何事物要注重分析，笼统地肯定或否定都是偏颇的。

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告诉我们：失败的东西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上邪恶战胜正义是常有的；同样，众多人争相拥护的东西也未见得就是正确的，因为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假象也往往可以迷惑广大群众。其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过渡时期，各种经济模式都可以试，各种错误也允许犯，唯有马列毛主义老祖宗不能丢。失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仰，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头脑，就会成为只顾私利不顾全局，只顾目前不顾长远的短视者，成为“只知早晚而不知春秋的秋蝉”，会把党和国家民族引向危机与绝境。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个30年，各有春秋，都有得失，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正反面经验教训，只要掌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善于从正反两方面的联系和区别中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党就会变得更加成熟，我们的国家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们的民族就会变得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