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茗谈（二十九） -- 本嘉明

这一段说完，是真的不说孔子了。

其实中国的战国时期，同日本的战国时期（由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前后努力，最终结束战国，统一全日本）有很多的相似处，兵慌马乱中，社会反而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味道，野生的味道。这两个时代，相差近2000年，但我有时候忍不住想：如果把理学兴盛的宋明二朝抽掉，是中国的战国时期或者汉唐时期，遇到了西方国家以鸦片为先导的入侵，会怎么应对呢？

这里我假设清朝不存在。大多数人认为明清两朝是儒教最盛时期，我看不是。因为在宋明，大儒可以自由地办“书院”，仿照孔子收徒，在讨论中探讨“义理”，而这在清朝是不允许的。清朝只是表面尊儒，儒文化的生命活力已经不存在了。

我认为哪怕是在战国的分裂中遇到了英国的坚船利炮，中华民族的应对也会比清王朝要好得多。英国人初来中国时，非常不可思议，就是中国是由不到总人口1%的鞑靼人（他们对满族的称呼）在统治着，还很舒服和谐的样子。中国成为“东亚病夫”，由“野生”进化到“家养”，儒家的责任是逃不掉的，因为当时儒学是唯一处于“执政地位”的类宗教文化体系。

由于儒家是“义字当头”，不是“利字当头”，就是说，讲求“春秋大义”，不惜“杀身成仁”，而不是实用主义。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如果儒家处在理想的时代，面对理想的局面，处理理想的对象，那非常好，好过实用主义，甚至好过理性科学。但如果没有这些呢？它会不可理喻，跟现实硬撞，有时候非常悲壮（丹心照汗青），有时候则真是不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一）

周朝的“礼崩乐坏”，起自内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犬戎来袭时，诸侯不应，幽王被杀，镐京被毁，平王把国都迁往洛邑，大量的礼乐文物和人才已经流失，周天子勉强保持了天子身份，但排场已大不如前，敷衍着过。而各分封国之间，跳过天子自行交往，对外交人才的需求就增加了。

第二，在原权力体系瓦解中，各国的卿大夫们乘机从公室（国君）夺权，大夫们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需要养士，所以大夫们对士（各类人才）的需求也增加。

第三，以齐桓公重用管仲，秦穆公重用百里奚为标志，对人才的起用，已经不究既往，不拘一格。这给了非贵族阶层学习的动力，书中真有黄金屋啊。

这时的“士”，是指出身于贵族，但家道已衰败失去贵族头衔，由于家世关系仍拥有贵族的礼乐知识和气质的人，也泛指有一技之长对大贵族的统治有帮助的人。

这里，我们先解释一下孔子提倡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孔子并不是说，大夫犯法，就可以免责，而是副总理们比较高级，你不能像对待老百姓那样，请北京老引开个警车，汪汪汪去给他上了铐子，铐在水管子上慢慢审；而是应该派萨苏去请他来“双规”，晓以大义，大夫当然最后觉悟，痛感对不起党的培养，如果是杀了人了，他肯定自裁；如果伤了人了，他肯定自伤，总之会还你小老百姓一个公道。人什么档次，会跟你一般见识？

而“礼不下庶人”，是因为周礼非常繁复耗时，比如葬礼，按《礼记》所载，有50道手续。你一个天桥摆摊的，不配耽误那工夫，看什么看？一边凉快去。

由于经济发展了，周礼在实用中，开始不断简化，各国推进简化的步伐不同，如果外交大会，就只能以原始版为准。而贵族子弟好逸恶劳，不好好学习，红白喜事又有下人代劳，因此对于礼，渐渐怠慢疏忽。比如鲁哀公七年（大约孔子20岁），哀公在大夫孟僖子陪同下出访楚国，路经郑国，郑公出城迎接举礼，鲁国君臣竟不会答礼。到了楚国，同样的洋相又出一次。回国后，孟僖子后来派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一起向孔子学礼。

孔子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发奋学习周礼，在这种大环境下获得了回报。就是说，他的私学之所以能经营起来，主要是因为他是礼乐专家，各国贵族和非贵族的子弟，纷纷来投，方便将来考个公务员。而孔子认为这些学生（最多时有一千以上，号称三千），是仰慕他的政治道德主张而来，这不能算对，也不能算错。

因为孔子的政治主张，不但很多人反对，现实也反对。

（二）

一个大夫，拥有国君封给的采邑，但本人一般是在国都建官邸居住，留在权力中枢继续“运作”。那么，他就拥有两种家臣，一种是留在京城照管府邸的（内家臣），一种是外派采邑负责当地的治安和税收，给留京的大夫提供财物，人力，甲兵的（外家臣）。

国君的权力下移到大夫后，如果接班的新科大夫不能镇服家臣，就会出现权力再度下移，“陪臣执国命”的局面。鲁国季孙氏的季平子死后，内家臣阳虎（又名阳货）夺权，执掌了鲁国朝政。这一年，孔子大约46岁。4年后，阳虎失败逃跑，季桓子夺回政权，痛定思痛，鲁定公和三桓召孔子入朝为官。因为在地方上主政出色，孔子很快被升为大司寇。于是，为了防止“陪臣执国命”的情况再来，大家商议，决定“堕三都”。

当时，季孙氏的采邑是费邑，邑宰（外家臣）是公山不狃；叔孙氏是郈邑，邑宰是侯犯；孟孙氏是成邑 ，邑宰是公敛处父 。这三个都是能力很强的老家臣，在当地人心归附，有随时叛变的能力，所以三个大夫都不反对孔子去收拾他们一下。

郈邑首先叛乱（你看侯犯这名字，他想不叛都不行啊），叔孙氏调动归本府辖制的鲁军，两次围攻，好不容易攻克。“堕三都”的政策一开始执行，当然郈邑的城墙就先扒了。

费邑的公山不狃立刻先下手为强，突击曲阜，鲁定公和三桓猝不及防，逃到季孙府的炮楼“武子台”上死守，要不是孔子救援及时，都变了烤鸭了。公山不狃兵败逃跑，费邑的城墙也就顺利强拆。

最难办的，就是孟孙氏的成邑。成邑离齐鲁边境很近，是鲁国提防齐国的北面门户。因为备战，成邑的城墙坚固高大，居然比周天子的洛邑的墙都要高，如果一拆，齐国势必入侵。孟家的大夫孟懿子，是孔子的学生，不好公然违抗，于是邑宰公敛处父就跟他唱起红白脸，公敛处父抗命不拆，鲁定公亲自率兵围城，而三桓却按兵不动，于是鲁公无功而返。

至此，“堕三都”功亏一篑，宣告失败。鲁定公愤恨之余，迁怒于孔子。孔子失去鲁定公的支持，而三桓早在“堕三都”过程中，已经看出孔子欲借此削藩，因此对他阳奉阴违，那么孔子就无法再在鲁国政坛立足了。

孔子在“堕三都”中的失败，在于人民对于这种上层的争权夺利，漠不关心。在没有民心向背因素影响下，参与争斗的各方，谁拳头大就听谁的，而大夫们的力量当时已经凌驾于国君之上了。

同时，我们要看到，下克上对老百姓反而是有利的。比如说，阳虎在鲁执政，宽徭简赋，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还能运转国事，就是压制了鲁公和大夫们的穷奢极欲。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犬马，有马千驷。新中国在山东探到一个古墓，淄河东岸的殉马坑里，殉葬的马匹高达600匹，都是雄骏的战马，专家们一致认定，这墓非景公莫属。景公为了维持这样靡费的生活，厚赋税，严峻法，苛待国民，而田氏却大斗接济，小斗收回，等于给民众鞠躬退税，维持一线生机，对此连齐相晏婴都装聋作哑。那么这样的下克上，是好还是不好呢？

在孔子那里，毫无疑问，这是罪大恶极。权力必须毫无制衡地归于国君，国君要虐待百姓，是他的自由，你一个臣子看不下去，可以哭谏，可以死谏，算尽到你的责任了，老百姓再死光光也就不关你事了。你他妈的来个兵谏，这还得了？！

（三）

孔子见南子，《论语·雍也》写得简略，“《史记》-孔子世家”则极生动，而孔子后人则否认有这么浪漫地一见。

这段公案且放一放，大把的资料，大家自己去搜吧。我们就说一说卫灵公。

卫灵公，史评是个糊涂国君，我说不是。前一节说了，为了给卫国创造一个好的国际环境，预防晋国在卫国东侧找到一个盟友，灵公舍身为国，娶了南子。但两人的年纪相差几十岁，而且南子如此漂亮风流，所以灵公对于南子的生活作风问题，不但不闻不问，甚至替她物色了男宠弥子瑕。

而反晋统一战线的幕后推手，是齐国。齐国对于灵公的表现很满意，因此同卫国签了EPAC，提携卫国的经济。卫国的地理位置，固然是四战之地，同时也就是通商枢纽，危就是机，因此大获其利，然后卫国又识趣，没有穷兵黩武，去买那晋国的什么“他奶奶的3型”盾牌系统。所以整个卫国，民富物丰，一派繁荣，人口众多，连孔子看到，也忍不住称赞。

灵公表面上生活混乱腐化（弥子瑕同时也是他自己的男宠），但对于国事相当谨慎。弥子瑕有如此大的恩宠，也仅限于任由他侵占一些田亩，对国事则不得插嘴。同时，灵公倚重一批有才能的大臣，如渠牟，庆足，蘧瑗。而他自己的爱好，是养鹤，看起来高雅，其实耗费有限。因此卫虽然是小国，国力却不平常，以至于他随随便便就给了孔子相当于鲁国司寇的年俸，却不需要孔子做任何事。这样一个富裕的小国，如果国君不是佯狂一点，而是励精图治，要当什么什么亚洲的灯塔之类的，恐怕早就没影了。

但即便已经到了春秋末期，国君这种荒唐的私生活，依然是社会舆论所不容，也是儒家的礼教伦常所反对的，所以子路对于孔子那么热心去见南子，非常生气，逼得孔子赌咒发誓，才算摆平。由于卫灵公的长子（太子）对这个后娘极其憎恶，最后终于爆发了太子行刺南子不成，逃往晋国，并在晋国出兵帮助下，偷袭卫国，夺回王位，并杀死了孔子的大弟子之一，当时在卫国为官的子路。

平心而论，大家认为，卫灵公算是一个及格的国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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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这一步，小本哭笑不得，老实说有点厌烦了。

孔学是什么？是显学，在很多人眼里，是执政学，毕竟当年执政了两千年了，姜是老的辣，似乎有他的道理。小本并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不指着捧它或者反它而混饭，连说服人的热情都没有。你要信， 尽管自己去信好了。但小本本着“在野精神”，把千年来文人们“为圣者讳”的那些八卦，淘唤出来晒晒，大家都是成年人，自辨嘛，拜托对自己肩上的圆球有点信心好不好？捧孔的文章，充斥于途，随便找一些来，两边平衡着看，不就结了？至于嘛。

（一）

孔丘的出身，史书所记，是“野合”。现在小三当道，二奶横行，大家立刻就想到某些激情表演了。其实不是的。

孔纥（读“河”），字叔梁，鲁国武将，已经60多岁时，遇到了孔子的生母颜征在（不满20）。叔梁纥当时为官，是贵族，已经有一妻一妾，但只生了九个女儿和一个有残疾的儿子。春秋时代，封建思想不浓厚，男女习俗上比较开放，重大节庆时可以同乐，这在《诗经》里有不少记载。这两人大概在春节联欢会上一见钟情，就自说自话结婚了。因为不是按礼教的繁文缛节，明媒正娶，所以连妾都算不上，称为“野合”，可不是野战啊。孔子三岁丧父，因为无名无份而饱受歧视的颜征在回了娘家，曲阜阙里。

有一种说法，孔子之所以对“礼”（具体说就是婚丧祭祀之礼仪）有特殊的爱好和学习机会，是因为颜氏家族。颜氏很可能是一些以当各种司仪和礼乐伴奏为生的专业人士，这些人里头，尤其是乐师，有不少是盲人，出去做法事需要有小童引路。孔子的一生，对盲人都很尊重体贴，可能是因此而来。

（二）

任何一个文明的主体价值观，必须有一个核心。比如说，西方哲学起自苏格拉底，经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15世纪的F。BACON（培根），核心是理性主义，以逻辑推敲客观世界；释迦牟尼的佛教，核心是“脱离轮回”，就是自永远循环的苦海解脱（印度有一位奥修，1931—1990，21岁开悟，他比较推崇老子，认为佛教同老子的哲学相通）；耶稣的基督教，核心是无怀疑的信仰和爱。

那么孔学的核心，就是“仁”和忠恕，克己复礼。简单说，就是相信人心本善，只要在后世勤加开发，不需要求诸鬼神宗教，就良心发现，再接受“礼”的框架束缚，克制自己的自然欲望，就能充满灵性，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在当时，这个“矩”，无疑就是周礼。具体到政治上，就是回归周公定的礼（政治体制），由周天子把权力下发给诸侯，诸侯下发给卿大夫，卿大夫下发给家臣，井井有条。有了这样的“礼”，克己才是允许的，你总不能“克己”克到要把家财权力下发给“野人”和奴隶吧？至于周礼对不对，那是不可怀疑的。

就是说，为了维护不可质疑不可更改的周礼，孔子才创造出“克己复礼”这样一种看来柔性温和的孔教教义。在孔教里，周礼是核心，“仁”是用来服务核心的工具。与其说“仁”为里，“礼”为表，我看不如倒过来说。

小本不反对“仁”这样一种较为柔性温和，要求人们发自内心求得自律的生活态度，但我反对无条件地崇拜“礼”，我认为应该崇拜的，是“天命”。也就是，核心是“天命”。

我说的“天命”，是一种以实用主义衡量的，当下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个东西，无所谓高下贵贱，随时可以变，与时俱进，大多数老百姓要的是什么，它就是什么。或者说，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喜好，就是“天命”。

如果物欲当道，就拿“物欲”作天命好了，西方社会又不是没这么干过，没啥大不了。

我们在前几篇已经说过，由于周初创立的经济制度崩溃，封建制度和宗法制度相应也要修改。此时的实际，是相比与国君，卿大夫们更有才能，同百姓的利益更加一致，对百姓的生活更加关心。那么如果以百姓之利为“天命”，社会进步需要国君被欺辱，被剥夺，被驱赶，那就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孔老二们如丧考妣。权归国君，利归国君，他们就能用得更好？不见得嘛。

事实上，以民为天命，这不可能，在孔老二们的心目中，周礼是永恒不变的。但是洪荒初始，也不是姬家开天辟地，无非是姬家比如今的卿大夫们早一茬占了位子而已，“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我觉得某党真是有问题，孔教最重正统，而中国政权的正统（所谓“法统”），在流亡台湾的民国，尊孔岂不是打脸？ “三个代表”说得好清楚，我们只尊这样一种天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民国不死，那还要尊孔干什么？

（三）

老子希望小国寡民，政治上取放任主义，也就是啥都可以拿来作“天命”，无所谓香臭，你周天子算老几，顶多是其中之一。人类有了文明，老子把文明看作“退化的起源”，而孔子式忧国忧民老想插一脚帮倒忙的“圣贤”，则被看作人民中最坏的腐化分子，以至于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后来有一个尼采，把苏格拉底看做全欧洲最大的坏蛋。

我们不赞成这种彻底的惊世骇俗，不过可以帮助我们换个角度看问题。

（四）

孔子20岁时，与幷官氏结婚，一年后生子孔鲤，随后绝大多数时间，孔子没有管过家里，甚至没有回过家几次。那时候还没有低保，他们母子只能自寻生路。公元前485年，幷官氏死。当时，孔丘同她已经离婚多年，依周礼，幷官氏已经不是孔妻，而孔鲤随父，不可以服丧（周礼，儿子应守孝三年，而此时幷官氏已无此资格）。孔鲤同母亲相依为命如此之久，如何割舍，当时孔子在周游天下，也没有回来主持丧事，所以母死后孔鲤仍服丧。一年刚满，孔子自周游列国而归，斥孔鲤“非礼”，孔鲤不得不除丧服。

从这件事情上说，孔丘是没有人性的。他也是单亲家庭，寡母拉扯大的，将心比心，为了他所谓的大义，一味在社会上钻营，一个小女人就牺牲得如此轻巧，实在是“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仁”就是爱人。或者孔子是大爱，或者他对前妻也很惭愧。但历史就是如此，这件家务事，他不仁。

这造成了家族式创伤。孔鲤后来与妻子离婚，孔鲤的儿子，子思，也与妻子离婚。

（五）

孔子诛少正卯，语出荀子《第二十八 宥坐篇》，《史记》也有记载，但学术界对于有没有杀少正卯确实有争论。荀子也是儒家，而不是史家，他可能是编造此故事，用于提醒执政者：对礼乐秩序和维稳有破坏作用的言论，足可以治以死罪。后来的法家韩非子，李斯都出于荀子门下，这个故事对后来的“焚书坑儒”，无疑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http://21works.cn/topic-609.html

（六）

孔子在世时，他推行的一套政治理想，受到很大的反对，最终无法实现，其中较为著名的人士，一个是老子，另一个就是齐相晏婴（晏子）。孔子到齐国见齐景公。齐景公不是个有能力的国君，耽于享乐，私人养有骏马4000匹（有马千驷），死时人民毫不惋惜。齐景公听了孔子的言论，觉得又轻巧又方便，自己不费什么力就能收回君权，大悦，准备照办。晏子赶紧出来挡住。

晏子三朝为相，自己为官清廉简朴，一心维系齐国的稳定，是个恩来式的好同志。但当时齐国的形势，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齐公是姜姓，而国事由国氏，高氏，田氏等大夫掌握。其中田氏最强（后来取代姜家自立为齐王），已经公开为所欲为，放赈大斗出，小斗进，各国皆知，惟独齐公装不知道而已。晏子的目标，就是通过和稀泥，勉强维护微妙的平衡，防止齐公与大夫们撕破脸。孔子的蛮干主义，只能令生民涂炭，国君横尸，百害而无一利。在晏子的力劝下，齐景公明白了利害关系，马上对孔子敬而远之。孔子只好怏怏而走，临走时疑似有人要来加害，居然把刚下锅的米掏出锅就跑（《孟子》万章：“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淅就是淘好的湿米）。

晏子是这么说的：“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企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这些儒者能言善辩不能用法度来规范；高傲自大自以为是，不能任用他们来教育百姓；崇尚丧礼尽情致哀，破费财产厚葬死人，不可将这形成习俗；四处游说博得人主青睐，不可以此治理国家。自从圣君贤相相继去世，周朝王室衰落以后，礼乐残缺有很长时间了。如今孔子盛装打扮，繁琐地规定尊卑上下的礼仪、举手投足的节度，连续几代不能穷尽其中的学问，从幼到老不能学完他的礼乐。国君打算用这一套来改造齐国的习俗，恐怕不是引导小民的好办法。”）

那为什么说孔子的“还政于公室”（收大夫之权，归还给国君），是蛮干呢？这得说回“堕三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