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人人言国民党军队“兵好官不好” -- gaogeli

1943年6月的某一天早晨，我被三十铺乡保丁带到乡公所，和其他壮丁一起，在乡公所过了几天，转到汤池区署，再押送到庐江县师管区补充团——在庐江县城内中路桥计家祠堂驻的那个接新兵的三营。

这些壮丁都是些庄稼人，有十几岁到40来岁的，都挤在稻草地上，热得满头遍身是汗。壮丁们吃的是稀饭汤，盛在碗里照得见人影。虽然稀，都还争先恐后地抢个不停，以致把饭桶弄翻，好些人身上手上烫破了。于是师管区的官兵就来集会查问，点了几个抢饭的和并未抢过饭的人名，当场带走。原来被点名的人都各有记号，是把他们卖放走了。不大一会儿，那师管区的官兵们从外面拿回大捆的麻绳有好几担，又叫了一些人出去，以后就又一趟接一趟的挑、抬回来，有明矾、布匹、纸烟、糖等，然后又集合编了一次队，配好了谁挑担子，谁跟谁抬担子，直到星明月高时，才叫各就原位睡觉。其实人挤着人哪能睡得下，只是坐着当睡罢了。

天刚亮，就听得一阵哨子响，叫壮丁们站好排，那些官兵们便把绳子套在大家的脖子上，再把各人扯牵到一起，六七个绑在一根绳上，如同解犯人一般。然后，就把那些货物分给各人，有挑的、抬的，或背着、提着，还绑了不少副担架，准备给那些官儿们和他们的老婆，在马上骑累了就换着坐上或躺下，让壮丁们抬着他们。出门之后就被命令变成三行走，那些官兵押在两旁，把步枪、手枪抠得枪门喀达、喀达的直响，并且怪声怪气地叫喊着："走——走！快——快！"一路上碰不到行人，——谁都怕碰到这个壮丁队列，否则就有被拉走当壮丁的危险。

到了六安的苏家埠，为了等候其他地方的壮丁一同走，便又等了几天。一天中午饭后，集合去听合六师管区司令李文田讲话，那些官们怕壮丁穿着鞋子逃走，所以命令去听讲的壮丁都把鞋袜脱掉打赤脚。一直听了几个钟头，才散会。往回走时，忽听两声枪响，不知就里，回到驻地才知道是一个壮丁挨了枪，胸部还血流不止。原来挨枪的壮丁，因为脚没穿鞋，在疾走之中踏上了柞树刺，他才一弯腰，后面人往前一挤，竟把他撞出路边，被认为是逃跑，中了手枪。第二天，还把他拉到全连的壮丁跟前打屁股，问他还跑不跑？一直打到他连答应的声音也没有了。随即连长符晓亮命令全连进行登记，说："谁有病，走不了，都说，好登记上，可以放回去。"结果把凡是登记有病的，一个个的拉出队外来，趴在地上打屁股。以致身上、腿上都打得皮开肉裂，鲜血直流。符晓亮还说："这是专治走不了路的。医生，就是扁担棍子。"

上路后，挨打的壮丁同样都跟着走，也同样不是挑就是抬，担负着各种货物，如线麻、生漆、桐油、茶等。挨枪弹打伤的那个壮丁和用扁担、棍子打伤的那些壮丁，多数是先后死在路上了，无人过问。不说衣衾棺木，就是埋也无人掩埋。

在行军的路上，也不断有冒死逃生的壮丁。有一天中午经过霍邱县境一处山冲时，有个壮丁解开绳子飞也似地逃跑了，在乱枪追捕之下，他终于隐没在松树林里，逃脱了。同他抬一担货的壮丁并没有跑，却被符晓亮命令一个排长把他拉到山坡下枪杀了，罪名是：明知不报。并且把死者的耳朵割下来，要每一个壮丁看看，还警告说：谁要逃跑或是明知不报的，就有例在先。

行军的每天晚上，壮丁都住在四壁不透风的空屋子里，人挤人，身挨身，想伸腿都伸不出去。每次稀饭送进屋来都要烫伤几个人。屋里又热，壮丁们汗如雨下，因此常有几个被热闷得昏死过去。夜晚，那个屋子里也像火炕似的热得人出不了气，泥灰味、汗腥味、臭味，闻久了，人就昏倒了。我就昏过去好几回，被拖到门口，吸了几口凉气才又活过来。

不论白天黑夜，大小便都得一阵去，但也只有有限的几次，不准在规定的次数之外，提额外的请求。因此好些壮丁等不及，拉的尿屎满裤子，没衣服换洗，照样得天天穿着。壮丁们过小桥，走窄路，一不小心，跌下一个，也就一连串好几个人接二连三地跌倒了。我们这一批壮丁，走了30几天路，一路上过着非人的生活，除了路上被折磨死的，幸存者都被国民党的三十三集团军第五十九军所部接收了。

我被补在五十三师一团八连，在班里当二等列兵。不到半月，连部文书因病回南漳老家，连里没人造表册。连长牛得荣就在班上的新兵里查找识字的，结果把我找到连部，帮司务长和军需上士工作，并代理文书给他们搞些粮饷弹械表册。这年10月，全团都开往荆门的当阳地区，原驻地作为留守处。我跟连部的军需上士、一个班长、几个兵、几个病号留守了。这留守地方叫李家挡，出门就是山，也有些梯田、耕地。在留守处驻地不到十来天，就看见附近的山头上，不断增加好多处新坟。死者都是一个月以前的壮丁。因为沿途受师管区官兵们的虐待，好多人被补充到部队上来以后还在吐血、拉痢，有些是路上被打伤的，到部队后就发病，造成不断的死亡。不久，我也病了，病得厉害，想家也厉害。心想，要是回不了家，不就死在外边了吗？不料过几天我的病渐渐的好一些了。一天，我去野战医院看望跟我们同来的亲戚厉学德，他在一路上没少挨打，后来病了。我见他已不像人样，遍身是血污，躺在破屋墙下的没铺没盖的湿地上；在他旁边还有很多重病号。他说："我就要断气了，望你还是乘病轻，逃命回去吧，把个口信给我家......"话没完，就断气了。我更加坚定了逃跑回家的决心。

我琢磨了好几天，该怎么逃呢？好几千里地，隔着千山万水，打哪走呢？要是跑不了抓回来，不死也得脱一层皮。正好连部有一份中国分省袖珍地图，从此，我就有了主意。一天晚饭后，太阳离山只有二丈多高了。我慌慌忙忙地从留守处附近的一个村子上了山，径向东南方向的深草和树林里跑去。过了几重山，天黑了，乌云满天，看不见月亮、星星，四处松树的涛声和野兽的嗥叫声，叫人毛发悚然。但我不管一切地拼命往前跑。山上草深齐腰，天黑得摸不着道儿，我只好顺着山势陡坡沿着山沟往下滑。不知经过多少白天、黑夜，沿途乞讨，我才终于逃出了虎口。

• 【整理】人人言国民党军队“兵好官不好”

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时期一贯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并在全国皆兵的烟幕下，大肆征兵。国民党反动派的所谓"征兵"，就是向老百姓要钱、要命。"征兵"的配额，系按照各县的等级（即安全、半沦陷、沦陷）大小和人口比例摊派。"征兵"的任务，自然落在各县县长的身上。笔者在抗战时期，曾在新桂系李品仙统治下的安徽，前后担任过歙县和青阳两县县长，作为国民党卖国集团的帮凶之一，亲自干过这一毒害人民的"征兵"工作。现将记忆所及写成文字，借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丧心病狂地搜刮民财、祸国殃民的。

国民党反动派既然标榜全国皆兵，在抗日的招牌下，实行反共的军事准备，因而对"征兵"急如星火。主管兵役的机关，在中央设有"兵役署"（后改兵役部），各省设军管区司令部，县设兵役科，另外设有征训、训练壮丁的师、团管区。征兵法令多如牛毛，其中有所谓抽签的手续和安家费的规定，其实都是骗人的东西。笔者就从没有举办过抽签，也从来不知道"安家费"在哪里领发，只见师、团管区转来一道一道的分配征兵数目和配属部队的命令，另外便是整天和接兵部队打交道，如此而已。总之一句话，"一人被征，全家遭殃"。其中弊窦百出，更是罄竹难书。

歙县系抗战时期皖南的后方大县之一，没有沦陷过，人口又有50多万，因此征兵的数目是相当大的，属贵徽师管区和休宁团管区管辖。皖南当时在军事上属第三战区指挥的川军唐式遵（唐系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范围，各县壮丁多数配交川军部队。因此，贵徽师管区司令便由川军的五十军军长伶某兼任，休宁团管区司令也是川军的一个将领兼，副司令是个安徽老军界吴某。设在歙县境内的军事机关就有不少，其中除二十三集团军的唐总部外，还有三十二集团军的上官云相总部，各军师的后方办事处最多时有34个；另外还有个空军的基地司令部，其中有个飞机降落加油的小型机场，一个海军布雷大队。海、陆、空军三军一应俱全，同时还有四个千人以上的伤兵医院。因此，在歙县是一方面征兵的配额多，各部队都日夜不停的到县、乡催兵抓丁；另一方面，兵油子兵痞却都成行成市。至于借口抓逃兵，夜闯民居，因而乘机抢劫、强奸的事情，就更层出不穷了。

在那个时候，兵役法也还规定有什么独子不征、不足法定年龄（18岁）的不征、有残疾的和在学的免役。可是在急如星火的征训中，这些都成为纸上的文字；只有一条是例外，有"钱"有"势"的可以免征。我为了应付师团管区的责难和各部队的罗唆，曾经召集过地方人士和区乡镇长参加的征兵会议，通过了准许买卖顶替的决议，就是说：可以出钱雇人顶替，但是规定钱——美其名曰"安家费"，必须用到受雇者身上。因为一方面是兵油子很多，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接兵部队可以折价收款，这固然也给乡保长开了一条发财的路子。事实上他们早已经和接兵部队勾结起来做了。我当时这样想，只要把已经存在的秘密事儿公开出来，或许价格还会低些，而且严格规定钱必须交给受雇者，总不无小补。那时黑市的壮丁，一般都在百元以上，但也有竟索到一千数百元的；自从公开明市交易后，据说壮丁价格一般都跌到百元以下了。

讲到当时被征的壮丁，那简直是当做囚犯来对待。在征集的时候，一个个的用绳子连成一串牵着走，由接兵部队前后左右派兵解押着送到所谓新兵招待所。送到招待所后的第一步便是搜身，事实上就是抢劫，把从家里带来的一些较好的衣物银钱全部搜光，不少壮丁将些票子金饰之类秘密放在肛门和草鞋内，也有很多被发现而没收。

为了怕壮丁逃跑，壮丁的大小便都规定时间，和监狱里的犯人"放风"一样，而且都有枪兵跟着监视。至于每天两顿，我曾到县城的一个招待所看过，全喝的是稀的，所以他们的身体如果不是像枯柴的瘦个子，便是像大腹便便的脸肿肚胀的"胖子"。晚上照例是睡在地上，能够有些稻草垫底已经算不错的了。遇上暑天就臭气熏天，隆冬季节就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堆。这样的招待所简直就是"殡仪馆"。在那里确实是十有九病，未曾人伍身先丧的例子，就太多了。即使这样，接兵部队也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接兵部队可以把死者的死亡日期后报，这样便可以贪污伙食和应领的衣物粮饷。这就是为什么接兵部队经常毒打虐待壮丁、有意促其死亡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一些壮丁，明明知道逃跑抓回来一定会遭到更残酷的折磨，还是要千方百计地逃走，以期死里求生的原因。在歙县就发生过几次壮丁在押解途中和在招待所里逃跑的案子。

1942年冬，那年特别冷。我曾经为被征的壮丁和囚犯募集棉衣棉被，当时募得的数目相当多，大约棉被够两个人一床，棉衣平均每人可分到一件。可是发下去以后，有次我到街口镇（第二区署所在地）新兵的一个招待所视察，棉被已变成四个人盖一床，棉衣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后来了解了一下，送去的棉衣棉被，大部分给接兵部队截去用了。例如那个接兵部队的排长就用了两床捐来给壮丁的棉被作褥子。

同年的11月，休宁团管区的吴副司令来歙县检查工作（当时本县欠的壮丁数目很大，已超出两万名以外）。他先是打官腔，责备我没有尽到责任。他是安徽人，信佛，是个倒霉的军界老前辈，不属于川军系统。他对川军在皖南的横行霸道很愤慨，牢骚很大。晚饭后，我们去县城的新兵招待所和接兵队部视察。我们走进那座关押壮丁的祠堂里（即新兵招待所），看到两个不到两丈见方的破房子里各关押了大约有三四十个壮丁，每个房子的门口都站了个枪兵。我提议再到后面的房子去看看，一个在所里负责看守壮丁的排长拦住我们说，后面很脏，也没关壮丁，没什么看头。因为我平常听说新兵招待所常有死人几天不埋葬的事情，也发觉那个排长的神色很紧张，很可疑，便坚持要到后面去察看一下，结果在顶后面的一座朝西面东的破房子里，发现吊了两个死尸还没解下来。当时吴很气愤，便责问那个排长是怎么一回事？那个排长报告说，这两个壮丁今早天没亮越墙逃跑，给抓回来，连长下令打了一顿，并且罚今天不准吃饭，大约刚才吃晚饭时才上吊的，还没来得及报告连长。吴问他这里一共死了多少人？这个排长说，他们连的任务要接足300人，才能送去补充团，来了差不多半年，还没接足数字，光县城这个所，连死去和还没送走的，大约200人左右。也就是说，半年来，光这个所已经死了100人以上，死去的壮丁比残存的壮丁数字还要多！

我们离开新兵招待所后，又到接兵队部-连部去看。那个连长正和县城镇的镇长、一个同业公会的理事长、另一个军人在打麻将。吴责问那个连长为什么虐待壮丁，语气很重：为什么不给壮丁吃饱饭？为什么壮丁都穿那么一点点？为什么要打壮丁？为什么要逼死壮丁？那位连长却满不在乎地说："上头发啥子，我就给啥子嘛。他们要逃跑，不打有啥子办法；他们要死，我又有啥子办法。"态度极为蛮横。

不久，我被调去青阳县任县长。不想到青阳的第十天，又碰上了一件与征兵有关的事情，结果把乌纱丢了，还险些丧了命。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正是双十节，我到县属各机关视察。半路上，有个满面鲜血的约莫有60多岁的老人，从人群中走出来，大喊"大老爷救命"，边喊边跪在地上磕头。我便叫马弃拉他起来，问他什么事。于是这个老人便指着站在他旁边的三个川军（一个身挎盒子枪，两个背负长枪）诉说："这三位老总说我的大儿子逃跑了（被征后逃跑的），要把我的小儿子（指着一个拉着老人手臂的泪流满面的十四五岁的儿童）拉走抵数，我不让，他们拿枪把我打了，又说除非给他们300块钱。我眼睛不好使，现在全靠这份子养我。我哪去弄钱给他们呢！这是第三回了。第一回也是说我儿子跑了。我求亲拜友的给了他们300块。今年6月间又来敲了我200块。连破棉絮都卖了，我这时候到哪里再去弄钱呢。"我听了老人的控诉，便责问这几个士兵是哪个部队的？为什么打人？那个挎盒子枪的家伙很凶，说他们是接兵连的，到老汉家抓逃兵。老头头上的血是自己跌的。我当然不信他的鬼话，便吩咐马弁们（四个枪兵）把这几个川军缴械，连同老汉父子一并先押解县府，交军法承审问案录供，等我回去再处理。

当天晚上我便亲自审问这三个川军，知道他们就是驻在本县的师管区接兵连的一个排长带的两个士兵。可是他们不承认敲诈。我命令用刑，打了没几下屁股，那两个士兵很快的招了供，和老汉的口供一样，还说他们两个每回都各得了两块钱，其余的钱都给排长和连长分了。可是那个排长却死不认账，打断了两条扁担都无济于事，一直到坐老虎凳，垫到五块砖才承认他每次都分到50块钱，其余都交给了连长。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清早，驻县的接兵部队的一个川军营长（他们是一个营带一连，约七八十个士兵驻县接收新兵）到县府叫嚣，对县国民兵团的李副团长（县长兼团长）说："罗县长太不讲交情了，缴了枪又扣了人，究竟想怎么办？"并说假如他的部下闹事，他是负不了责的。当李副团长告诉我的时候，我恨极了。我也不甘示弱，一方面下令集中县属的三个自卫中队的武力（人枪约200多人，有两挺重机枪）以防万一；另外便督饬军法承审立即拟成专案，准备将人犯解皖南行署办理。下午，那个营长大概怕这事情闹出去不光彩吧，态度也转变了，要求李副团长给他一点面子，把犯兵交回他们自己办，不要解行署。我当然也不想事态扩大，就答应了他。

但是事情远没了结。青阳属第八区专署管辖、八区专员罗洁莹系唐式遵的外甥，兼二十三集团军总部的高参，狠狠地告了我一状，结果皖省府就把我接事还未满三个月的青阳县长撤了。

当我正在办移交的时候，有天突然接到驻军（也是川军）的黄团长（平日往来较多的）的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走，并一再地劝我早天过江。因此我便怀疑其中一定有问题，而且青阳地处偏僻，一旦交了大印（县印）麻烦一定会多，于是决意只身秘密地先行离开青阳，对外则借词到九华山游玩。当我到了"立煌"，才接到家里来信（因家人尚留在青阳），说黄团长知道我走了很高兴。据黄团长说，罗专员就在我走的那一天，曾派人到九华山半山腰候我，准备搞掉我。

以上是我亲眼目睹的国民党反动派"征兵"的重重黑幕。我作为国民党的县长，也曾参与了这一罪恶勾当，对抓丁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想起来仍然十分内疚。[ALIGN=CENTER][/ALIGN]

• 【整理】人人言国民党军队“兵好官不好”

抗战之前，国民党新桂系多喜自夸："广西办民团，成绩卓著，蜚声全国。"抗战中，李宗仁、白崇禧曾说"广西征兵成绩为全国之冠"，"广西出兵近百万"。实际广西征兵方面的贪污舞弊，较之他省有过之而无不及。1942年5月，军政部兵役署任命我为上校兵役视察员，派驻广西玉林县玉贵师管区视察兵役。现就亲身经历，记述如下。

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严令每连每月上缴30名空缺士兵的粮饷

1942年7月下旬，我以军政部上校兵役视察员的身份，在玉林县的玉贵师管区补充第一团蒋开华部点验各连新兵，发现每连只有三四十人至五六十人不等。点验后，我对官兵说："我是军政部兵役视察员，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写信或找我商量解决。"第二天，一个年过半百的下级军官到我住处见我，称他系补充第一团学兵连连长，曾任孙中山先生的卫士，最近接到团长蒋开华的命令，奉玉贵师管区转来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的训令，着该师管区各补充团长，于每个连每月截留30名士兵空缺的粮饷，作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筹办军事教育的经费，由玉贵师管区按月汇缴，不得借故拖延，否则报请广西军管区从严处分。学兵连是由师管区送来或本团各连选拔学术科较佳的土兵组成，所以逃亡较少，又不能像其他新兵连那样卖放，怎能交出30名空缺士兵的粮饷？我对他说："候我调查研究后，再答复你好了。"我随即向补充第一团各连长和营长调查属实，乃再至玉贵师管区司令部访主任部员陈超狱（广西桂平人），调阅夏威发来的快邮代电，把全文抄录，用航空快信把此事的经过详报军政部兵役署；另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详述此事。不到一个月，那个补充第一团学兵连连长被师管区撤职。此学兵连连长又来见我，向我检举团长蒋开华贩卖烟土等事。经我调查属实，报告军政部兵役署，蒋开华不久被撤职查办。

1943年1月，我由玉贵师管区改调桂乐师管区视察兵役，于3月间随桂乐师管区司令王赞斌至桂林抽点壮丁，与兵役署少校视察员蒋某相遇。蒋自云是奉署长程泽润派至长沙调查长岳师管区贪污舞弊案后，经过桂林返重庆。他约我至桂林乐群酒店，对我说，去年秋的一天，重庆各部会主管官举行每星期例行会报，军训部部长白崇禧说："抗战兵源困难，是由于军政部兵役署征兵不力。过去广西民团之所以办得好，征兵成绩为全国冠军，抗战又以广西出兵最多，原因是广西实行了我的三自政策和三寓政策（三自政策即自给、自卫、自治，三寓政策即寓募于征、寓兵于农、寓将校于学）。希望军政部兵役署以此作征兵参考。"接着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发言："兵役办不好，主要是各级兵役人员贪污舞弊。据军政部派往广西师管区的兵役视察员报告，广西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严令各师管区的补充团长，每连每月上缴空缺士兵30名的粮饷，创中外古今部队中吃空缺的奇迹。还有广西师管区的补充团每个连，由于总司令、师管区司令、补充团长、营长、连长层层吃空缺和卖放新兵，点验的结果，多的每连只五六十人，少的只三四十人，这是骇人听闻的兵役贪污舞弊事实。在官官相护的兵役舞弊情况下，只有加强视察人员的职权，严惩兵役贪污舞弊人员，才能达到有弊必举、无奸不诛的目的，才能实现征兵三平原则。"军法执行总监唐生智接着感慨地说："桂林征兵，如众所周知，不是征兵，而是捉壮丁。桂林市国民兵团每次交兵前几天，捉的壮丁不是广西人，而是湖南人。怎样捉法？湖南农民尤其是衡阳东安一带的农民秋收后，跑到桂林找工做，住在小客栈里。桂林市国民兵团借查旅馆客栈之机，不管他们有无国民兵身份证和独子、残废证明免役书，统统捉去充壮丁。不够数，再到桂林市各茶楼酒馆去捉那些又肥又胖的厨师和茶房——外江佬。把他们关在街公所、镇公所，连大小便都不准，也不准家人送茶送饭送衣物。有钱行贿的，就卖放；无钱活动的，就充壮丁。广西抗战出兵最多是事实，可出的是湖南人和外江佬，而不是广西人。广西的征兵成绩好极了，名利双收。"说得大家哄堂大笑，白崇禧很尴尬，面红耳赤，拂袖而去。

县长罗绍徽勾结乡村长贪污舞弊

1942年5月，我被派驻广西玉林县玉贵师管区视察兵役。到玉林县后，我去拜访玉贵师管区司令黎行恕。他说，玉林有公路通广州湾，近在咫尺，朝发夕至，玉林的老百姓，总共有一万多辆自行车做走私工具。因为走私发了国难财，所以怕当兵，每年一到征兵时，就用钱贿赂乡村长，以逃避兵役。乡村长也因此发了兵役财。师管区派员下乡抽点壮丁，查出乡村长兵役舞弊案200多件，即饬令玉林县长逮捕有关乡村长归案，并依照兵役法治罪条例办理具报。但县长罗绍徽与乡村长勾结甚紧，又自恃有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这强大靠山，置之不理。黎行恕又说，北伐时我当过李宗仁的参谋长，去年又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的参谋长，可是当了这个玉贵师管区司令，对征兵却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像罗绍徽是师管区所在地的县长，又兼师管区中校军法官和玉林县国民兵团团长，论官职，他是我的直属部下，可是由于他有黄旭初撑腰，尽管贪污于前，抗拒师管区伤令究办乡村长兵役舞弊案于后，我却又无权扣押他、撤他的职。报请省政府或军管区撤他的职，由于黄旭初兼军管区司令，此路也不通。当我把各县报来的乡村长兵役舞弊案根据兵役法治罪条例作出判决，送请玉林地方法院执行，却给了法院一个贪污的机会。只要乡村长家属有钱行贿，玉林地方法院的院长、推事们就宣布释放。我们知道后向法院提出抗议或质询，法院就用事关司法独立、师管区不得越权干涉为由，反指师管区越俎代庖。另外，各县士绅尤其是玉林县的士绅，以请客送礼等方式，拉拢师管区各级人员，企图包庇官僚绅士的子弟逃避兵役。如绅士们要求保释壮丁不遂，就联名控告师管区兵役舞弊，甚至发传单通电，攻击师管区。征来征去，富人不当兵，穷人就是独子、残废、重病、超龄等适合缓役免役的，由于没有钱买通乡村长和接兵人员，只有被拉来充壮丁。我这个玉贵师管区司令实在无法执行军政部颁发的兵役法和征兵三平原则，尤其无法完成如期如数征补的任务，故一再打电报和写信给上峰，请另选贤能。事后经我多方调查，以上黎之所云确属事实。

1942年秋，我同玉贵师管区少校军法官黎某，下乡抽点壮丁，对该乡某村长李瑞麟证明地主儿子某某因鹤膝残废报请免役有所怀疑。我们不动声色，径往该村调查此案，中途发现有人骑自行车尾随。我对黎军法官说："乡公所派人侦查我们的行动，并向各村村长通风报信了。"饭后我同黎军法官至某村公所，不出所料，村长李瑞麟已逃避，由村公所派人带我们去找壮丁名册上那个因鹤膝残废报请免役者，发现他疾步如飞，并非鹤膝。我们回到玉林县城，第二天用书面报告请罗绍徽对李瑞麟予以逮捕，依照兵役法治罪条例惩办具报。久未见复，我乃至玉林县政府见罗绍徽，询问此案如何处理。罗答："此案很容易办，准三天内结案具报，将村长李瑞麟送师管区严办好了。"过了三天，见李瑞麟没有送到师管区，我又到玉林县政府见罗绍徽。罗绍徽答复说："那天视察员走后，我考虑了一下，如果我打电话至乡公所，叫乡长把李瑞麟传至县政府，等于打草惊蛇。这是视察员亲查的案子，为了慎重起见，我已派出县政府几个科员，假至别乡查案，游来游去，游到李瑞麟住的那个村子，使他防而不备，将他逮捕。现在派出的几个科员，还未到该乡那个村。准十天交案，我对视察员交办的兵役贪污舞弊案，十分重视，绝对不敢阳奉阴违。"我知道他是缓兵之计，遂板起面孔说："我是个军人，不会耍政治手腕，我从黎行恕等处，对你有深切的了解。蒋委员长对兵役视察人员昭示：‘有弊必举，无奸不诛。'希望罗县长说话要负责，不要阳奉阴违，置之不理，否则你将自食其果。"言毕，拂袖而去。过了半个月，我又至玉林县政府找罗两次，都是答复罗县长外出，借故挡驾。我遂把黎行恕对我所谈的办理玉林兵役困难情况和亲自调查的村长李瑞麟伪证鹤膝免役案，以及罗绍徽包庇乡村长兵役贪污舞弊等情况，详报兵役署长程泽润，建议他签呈军政部，电饬广西军管区司令黄旭初，对罗绍徽撤职查办。

不久，据黎军法官说："师管区尚未接到军政部严令罗绍徽10天内了结200多件乡村长兵役舞弊案的公文，广西省政府的秘书就已打电报告知罗绍徽。罗接电后，当天书面报告玉贵师管区转呈广西军管区和军政部，称有的乡、村长被撤职查办，有的乡、村长畏罪逃亡，有的乡、村长查明系民众挟嫌诬告，现均已结案。后经师管区派员彻查，才知罗绍徽胆大包天，所报已被撤职查办或畏罪逃亡的乡村长，仍在执行职权。"事后，我把自己抽查和师管区复查的经过，作为检据连同罗绍徽的呈文，挂号寄重庆兵役署。结果军政部电令广西军管区司令黄旭初，将罗绍徽撤职查办，并将办理情形具报。黄旭初将罗绍徽撤职后，不但对罗绍徽勾结乡村长的兵役舞弊案不查不办，而且马上又任命他为苍梧县县长。

师管区司令黎行恕浮报士兵夏服价款30多万元

1941年玉贵师管区制作该区补充团队士兵夏服，由司令黎行恕派师管区主任部员陈某和军需主任刘某至梧州主办。由于浮报夏服价款（纱布、染料、纽扣、工资等），被军政部会计处发现漏洞，查明黎行恕浮报了30多万元法币的夏服价款，中饱私囊。黎行恕于1942年12月由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回玉林县的那天晚上，至我家中，对我说："我任玉贵师管区司令一年多，负债累累，这次我到重庆受训，请客应酬又用了很多钱，如果不是白（崇禧）部长送我10万元法币弥补，现在调充第四十六军军长，就无钱填补师管区司令任内的亏空了。目前我最感困难的就是军政部来电，指责我去年在梧州所做补充团队士兵夏服，浮报了30多万元价款，并通知在这个月的师管区经费内扣发。我实在没有浮报，希望观察员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打电报给军政部为我证明。"我回答说："由于当时未到差，我对师管区去年在梧州做士兵夏服一事，完全不了解，且军政部对兵役视察员的要求异常严格，不便过问，请黎司令直接打电报向军政部申明。"第二天早晨，黎行恕派军需处少尉出纳周某送我差旅费5000元法币，我严词拒绝。在此之前，我知道黎行恕同师管区所属各县县长之间，不但有兵役舞弊、贪赃枉法的勾结，而且在征兵方面的矛盾很深，与四个补充团团长和师管区人员也格格不人，好像很严正。但实际上黎行恕私人生活很奢侈腐化，他在玉林未带家眷，常住在一个俱乐部内，每天饮的是白兰地酒，吸的是大炮台香烟，每餐鸡鸭鱼肉大吃大喝，而且包一个妓女同住。钱从何来，令人百思莫解。后来军政部会计处军需吴某对我说，此案是派他至梧州调查的，根据当时梧州有关物价指数，核定黎行恕浮报了补充团队士兵夏服价款30多万元。联想到我在补充团队点验时，所见各补充团士兵所穿的夏装，比做口罩的纱布还要稀薄，早已破烂不堪了。由此证明，黎行恕浮报士兵夏服价款30多万元法币确属事实。

补充团团长毛振华大吃空缺和虐待士兵

1942年冬，我由广西玉林县城至贵县视察玉贵师管区第四补充团。当时，该团团长毛振华在贵州遵义步兵学校受训，中校副团长罗然和第三营营长某某以及两个连长，因与毛振华分赃不均，互相攻击，由毛振华报请师管区，转呈广西军管区，将罗等撤职。罗等尚未离团，闻我至该团点验，公推罗然至旅馆向我控告毛振华贪污吃空缺，虐待士兵，并勾结营、连长卖放壮丁。罗然并将毛振华从遵义步兵学校写给他的一封亲笔快信拿给我看。信中要他通知该团各连长，每连每月缴团部士兵空缺40名的粮饷，并向军需主任周某接洽，每月发饷时先由军需处扣发，作本团招待军、师管区视察和中央点验人员的开支，及本团官佐有眷属而生活特别困难者的生活补助，由团部统筹办理。罗然说："这些话口不应心，毛振华至步兵学校受训，名义上由我代理团长，实际上是毛振华的妻舅周某以军需主任执行团长职权，对团内官佐一毛不拔。"我看了毛振华的亲笔信后，要求罗将它交给我，作检举毛振华贪污舞弊的证据。再点验该团各连人数，发现每连多则四五十人，少则二三十人。尤其惨绝人寰的是有一个连，七八个重病士兵，睡在一室里呼号呻吟。我问他们看过病、吃过药没有？皆答："已病了一个多月，从来没有看过病、吃过药，我们到团部找医官看病，医官说没有药，不看病；回到连上，连长说没有钱给我们看病。连、排长也很少派人送茶送饭，我们都在等死。"言时声泪俱下。陪我至各连视察的团部军需主任周某，对我诉苦道："中央每月每个士兵只发三五分钱的医药费，而且有时领不到，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希望视察员报告军政部，增加士兵医药费。"我说："你们团长连这三五分钱的医药费，都吃进了个人腰包，一点药都不买，未免良心太黑。你们团长每月要各连缴他40名空缺士兵的粮饷，作招待军、师管区视察人员的开支，为什么不把这笔款子提出一部分用来给士兵治病呢？"周某面红耳赤。我反问那个连长："你当连长，士兵病了到团部看病没有药，你就不闻不问，只知道吃空缺、卖放壮丁、侵吞菜金。"连长红着脸，吞吞吐吐地答道："报告视察员，我实在没有钱买药，已经三个月没有发饷了。"我说："你马上派事务长去请一个医生来，医药费我负担，否则我回到玉林报请师管区把你扣押，撤职查办。"连长为之色变，当即派事务长请了一个医生来。看了病，开好药，我付了医药费。我在补充第四团点验了三四天，同团部官佐和各营、连、排、班长及士兵个别谈话，才知这个补充团由于团长毛振华在遵义步兵学校受训，团内事无大小，多由毛振华的妻舅军需主任周某当家作主，因此一个团分成两派，一派以毛振华的妻舅周某为首，借毛振华的关系，发号施令；一派以中校副团长罗然为首，反对周某，企图夺取人事经理权，取毛振华而代之。于是互相拉拢各营、连长，争权夺利，把这个团搞得乌烟瘴气。我又召集士兵作个别谈话，鼓励士兵说出真心话。他们哭诉如何被乡、村长强征勒索，冒名顶替；排、班长如何勾结卖放新兵，克扣粮饷；连以上官长如何拍卖士兵军服、军毯、毛巾、子弹，侵吞医药费，压饷数月不发等，对他们殴打、关押；各级官长还用种种毒刑，处罚士兵逃亡，甚至捉回后私自活埋枪决；有的连长狂嫖滥赌后，没收士兵家属所寄财物，把士兵存在连上的款子借故侵吞等。回到玉林后，我把点验补充第四团的经过及士兵们的揭发详报军政部兵役署。不到半个月，军政部电令玉贵师管区，将补充第四团团长毛振华撤职查办。不久，玉贵师管区补充第一、三、四团由于贩卖烟土、吃空缺、卖放新兵过多，均奉军政部令裁撤，改编成一个基干团，由原补充第二团团长刘志诚任团长。

• 【整理】人人言国民党军队“兵好官不好”

1935年5月至1939年，我先后担任金华团管区、衢县团管区和叙泸师管区兼泸县团管区司令，1939年担任第三十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承办兵役历时五载有余，现就我所知情况写述如后。

一、浙江金华、衢县征兵情况

1935年至1937年，我曾担任金华团管区司令和衢县团管区司令，这一时期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机构设置 金华团管区与其上级机构金严师管区同于1935年5月成立，团管区除上校司令外，下设中校部员或少校部员1人、上尉部员2人、中尉部员1人、中尉书记1人、上尉医官1人（主办壮丁身体检查）、士兵约7人，官兵总共10多人。看来人数还不算多，实际上是人浮于事，因为征兵这一工作，主要是靠地方行政人员和乡镇保甲长。拿当时的金严师管区来说，司令部约30人，常年累月是无事可做的。军政部当时也感到这种情况有些浪费人力和财力，到1937年才改为师管区司令兼驻在地的团管区司令。

（二）适龄壮丁的调查和免役申请 适龄壮丁的调查和免役的申请审核，是推行征兵制度的基本工作，是决定谁该否当兵的准绳。当时征兵原则有一条就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但国民党地方行政官吏，对国民党政府征兵法令并不是认真执行。适龄壮丁的调查是由乡镇保甲长来办，免役的申请手续，也是他们来办。他们与县市政府的兵役科又是互通声气，互相勾结的。有钱有势的官僚子弟、地主、富农和城镇有钱的人，哪怕是兄弟七八个也没有一个适龄壮丁不是免役的；至于穷人，哪怕是独子独孙，也难免于被列为适龄壮丁之列。此外，那些头面人物的佃农或雇工因为与他们本身利益有关，他们想方设法找乡镇保甲长说情，乡镇保甲长不敢不买账，就为这类人的佃雇农和雇工去办一个免役的申请手续。

免役申请书，由县政府送团管区是一个例行手续，只要县政府核定认可，团管区是没有不准的，不准也是枉然。因为团管区不可能派人到各县去逐户清查，纵然有时也曾派人到县到乡镇保甲去抽查，也只是形式主义。团管区是希望应征适龄壮丁人数越多越好，免役的人数越少越好，而县政府就与此相反。我记得有一次我对金华县县长陈开泗说："陈县长，贵县的应征适龄壮丁人数比较起来是少一些，而申请免役的人数多一些，将来征起兵来，就会成问题，能不能再重新进行一次调查呢。"陈县长就面红耳赤，认为我这话伤了他这县长的体面。他说："我们都是按照兵役法规定的办法去做的，你说多一些少一些究竟有什么根据呢，你认为不合法，顶好是你们团管区去进行一次总清查。"我见他给我一个难题，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想如果把县长得罪了，我这团管区的事情会更难办，因此，我对于适龄壮丁的调查和免役的申请核定，就从没认真去对待。

（三）身体检查和抽号入营 适龄壮丁（当时为18-25岁）通过调查和免役申请核定后，第二步工作就是对应征壮丁的身体检查和抽号入营。在1936年至1937年的两个年头都曾按照军政部之规定，在开征之前，团管区成立征兵事务处，团管区司令兼征兵事务处处长，下设征兵事务所2一3个，由团管区派员和县政府兵役科组成，到各县较大的乡镇公所对应征适龄壮丁进行身体检查，检查合格的才有服行常备兵役的资格，不合格的淘汰。检查之后，即举行抽号入营手续，按抽号次序，抽在前头的先征，抽在后头的后征。但经过的事实，却有以下一些情况。

第一，参加身体检查的人，尽是穷人子弟，富裕人家即使有的话，也是拿钱请来代替的。这些代检的人，不是五官不全，就是得了不治之症。征兵事务所虽然知道，也是无可奈何。

第二，参加身体检查的人，有的远道而来，要花一个整天，不仅误他们一天的生产，还得饿着肚子回去，再等通知参加抽号。未应征入营之前，就得先尝几天苦头。可是乡镇保甲长却借口为壮丁办理身体检查和抽号入营手续，还向壮丁本人勒派一份开支。而征兵事务处则借此机会向军政部浮报一些旅费，从中捞一把。

第三，检查合格的壮丁参加了抽号，本应按抽号号次应征入营。可乡镇保甲长在这方面也有敲诈勒索的机会，他可以任意颠倒入营的先后，谁有钱使，谁就可以晚一步入营。但到最后仍然要应征入营。要想逃避应征，以一般的劳动人民来说，是千难万难的。

（四）衢县火车站惨案 1937年11月，衢县王县长征集到壮丁20多人，问我送到哪里，我要他直接送到金华师管区。王县长派了几名武装警察像解犯人一样把壮丁解到衢县火车站，专车解金华。20多名壮丁在严密监视下正在月台上车之际，忽然日机三架飞临上空，押送人员既不肯让壮丁自由散开又不将壮丁带离月台，结果20多名壮丁就在日机的轰炸下惨死，血肉横飞，无一完整的尸体。惨案发生后，我向军政部报请对受难壮丁颁发抚恤金。可是军政部对于这种严重惨案却毫不加以理睬，连批复都没有，20多名壮丁就这样白白地断送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五）升官发财之道 自1935年至1937年两年多的时间，我从金华、衢县等15个县征壮丁5000多名。按军政部的分配壮丁数额超额完成任务，并从中侵吞壮丁费法币2万元之多。如1937年，军政部规定每一入营壮丁发法币两元作为入营旅费，但未即时发下。拖了很久后，金华师管区司令萧钟钰（湖北汉阳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才将这笔钱领下来。他扣留了一半，发给我一半，有2000多元。我昧着良心掠为己有。萧钟钰虽然是我的上级，由于他分了赃，自然不敢向我追询这笔款子的下落，壮丁的家属更是毫不知情。

1937年秋冬之交，军政部派以邵某（四川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为首的三人视察小组到衢县团管区视察。他们刚到之初，问长问短好像抓住了我的什么尾巴似的。我见事情不妙，怕他们在何应钦面前说我坏话，就花了一笔钱给以殷勤的招待。果然钱可通神，他们都改变了态度，异口同声地说，周司令的兵役办得不错，成绩很好，超额完成任务，不是容易的事，我们要据实报告部长。我见他们都是兵役司长朱为珍的亲信，就又买了一些土特产如金华火腿一类的东西送给他们，并托他们带给朱为珍一份。是年11月，军政部长何应钦下达一道命令，谓衢县团管区司令周建陶办理兵役卓具成绩，应予传令嘉奖，并以师管区司令记升，有缺即补。1938年当四川省成立六个师管区之际，我就被调升为叙泸师管区司令，由上校级爬上了少将级。我的部下小同乡上尉张善湘、晏远风等人都随我一同人川并升级，大舅子呈鲁春是一个土包子，也当上了师管区的少校副官主任。

（一）四川省六个师管区的成立 四川省一向是四川土皇帝刘湘的统治区，为什么会让蒋介石一次成立六个师管区征兵呢？这首先是由于国共合作全国一致抗日的形势所迫；其次是刘湘死了，四川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的缓和。这也是通过蒋介石的代表、重庆行营副主任贺国光与四川军阀邓锡侯、潘文华、王赞绪的往返洽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实现的。第一，在四川征到的壮丁，四川地方军队有优先补充之权利。第二，师、团管区人选，由四川军方推荐三分之二，中央委派三分之一。如成都师管区司令龙杰三、川北师管区司令苏紫文、嘉定师管区司令黄汉熟、渝万师管区司令徐思平等，都是四川军方所推荐。只有涪陵师管区司令韩文源和叙泸师管区司令是中央推荐。

1938年3月，我奉军政部长何应钦之命，被调升叙泸师管区司令，何要我入川之前去见他一面，有所指示。我到汉口拜见了何应钦，他说，现在需要大量的兵员以作补充，四川的情况还不甚稳定，征兵的问题不一定很顺利，务须排除困难，努力完成任务，到了重庆，先去见贺主任，快点去。从何应钦的谈话，可见蒋介石当时急于利用四川省的人力，而与四川省军阀之间尚存有一定的矛盾。4月中，我到重庆拜见了重庆行营副主任贺国光（这时国民政府尚在武汉）。贺一见面就问："你是第一次入川吗？"我说："是，对于四川的情况，我是陌生的，关于川省的征兵工作，究竟要怎样做合适，请主任指示要领俾有遵循。"贺说："四川的情况，与外省不一样，事情还得慢慢来，不得操之过急，免得把事情弄糟。"我想，何应钦交待需要兵员补充甚急，他却说是要慢慢来，我就有些耐不住说，现在日本人快打到武汉来了，难道四川人就不着急吗？贺说："急也枉然，兵总得要征，现在所有的师、团管区司令都到了重庆，你和他们一道，先到成都去走一趟，了解一下情况而后再去泸州工作。泸州叙府一带，还驻有川军新十师和新十八师，地方秩序还不大好，你是中央派来的，一切言行，还须谨慎，不要得罪地方。"我说："我只办我的兵役，不会涉及其他，请主任放心。"贺说："就是办兵役，也得注意地方环境，办起来才会更顺利一些。"从贺的谈话，也可见四川省当时的局势确实还不甚稳定。见了贺后，我与川省全体师、团管区司令会合，又一道去重庆行营听了贺国光的一次训话。主要内容无非是说明，他在蒋介石与四川地方当局之间做了一番调和工作，我们当师、团管区司令的都应该感激他。我们随后就联名宴请行营科长以上人员，师、团管区司令之间又互相应酬了一番，大家才于一周后去成都。在成都我们像进庙拜菩萨一样，由一个衙门拜到另一个衙门。拜过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也拜过省主席王赞绪。王赞绪兼军管区司令，他召集我们训了一番话，要求我们师、团管区司令与地方行政专员、县长在有关兵役行文方面注意辞令。当时中央规定，师、团管区司令对专员、县长、市长行文，不准用令，只能用代电，用令有伤专员、县长、市长的体面尊严。我们在成都逗留了一星期，每天都是应酬。到1938年5月上旬，我才到泸县组织成立叙泸师管区司令部，开始对泸州、宜宾、资中等三个行政区20个县征兵。我在这次由浙入川的活动中，总共耗去旅费和应酬费达2000多元，超过了当时师管区司令部一个月的经费（当时师管区司令部一个月的经费为1900元）。这笔支出，到后来都取之于征兵费用。

（二）征补训一元化 1938年4月，四川师、团管区尚未成立前，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征集壮丁，由重庆行营负责主其事。如泸县地区就曾设有重庆行营的一个壮丁编练大队，大队长为黄士兴，下设中队多个，常驻泸县小市地区，到各县接了壮丁再转送到各部队去补充缺额。各县市征集壮丁也无一定的规章办法，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壮丁编练大队，军纪荡然，压迫剥削壮丁，蹂躏地方人民，无恶不作。泸县人民恨之人骨。在叙泸师管区成立之后，壮丁编练大队撤销了，泸县人民曾认为可能会好一些。可事实恰恰与人民的愿望相反，尤其是在实行所谓征补训一元化的情况下，劳动人民所受的迫害更是日甚一日。

征补训一元化，即壮丁之征集、拨补与训练三者的结合，亦是所谓兵政与地方行政相结合的方针，是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戴高翔与兵役署署长程泽润、副署长朱为珍相互勾结搞起来的。戴为人阴狠，诡计多端，地位不算高，野心却不小。因为他是陆军大学毕业，与蒋介石有过师生关系，他就向蒋建议，每一个县、市成立一个国民兵团，由县长、市长兼国民兵团团长，专设副团长一人主其事。国民兵团下设义勇壮丁大队（大县为大队，小县为中队），把壮丁的征补训练统一于国民兵团，以军管区统之。以较大的县来说，一个国民兵团义勇壮丁大队（四个中队）经常保持五六百壮丁，就等于一个营的兵力，蒋介石闻此自然同意。戴从而掌握了四川省国民兵团，培植了他的私人势力，大发壮丁横财，更进而取得蒋介石的宠信。所以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极为重视他，派以国防部兵役局局长之职，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拉壮丁，以支持打内战。

（三）抓壮丁、买卖壮丁和兵贩子 征补训一元化的实施，始于1938年秋。以叙泸师管区来说，自1938年秋至1939年就曾先后成立补充团达四个之多。由于军士的缺乏，又曾成立一个学兵营（两个连），招收了一批青年为学兵，经过短时训练，以供补充团队之需要。资中团管区和宜宾团管区，也各自成立了补充营。后来，军政部又相继成立几个补充兵训练处，每一个处有辖三个团的，也有辖四个团的。1939年冬，我曾兼充第三十二补充兵训练处处长（辖四个团），也正在这一时期，每个常备师增设了一个补充团。我记得仅在1939年度，军政部指派的军、师补充团和补训处补充团到叙泸师管区索取壮丁的单位总在20个以上，有许多都是指定限期交清。军政部长何应钦常向我下达这样的命令：限于某月某日以前，交拨某师壮丁×千×百名，如有违误，即以贻误戎机论罪。壮丁要靠县市政府去征集。在1936年至1937年，我在浙江省团管区任内时期，征集壮丁实行过适龄壮丁的调查和免缓役申请审核以及检查身体和抽签入营等程序。自1938年始，这一套形式上的手续都取消了。因需要的紧急，在这时已经来不及搞这一套，只好任凭县市政府怎么办就怎么办。县市政府如果不能如期将壮丁送到泸县，我就采取突击办法，商求到师管区接取壮丁的部队长派遣干部到各县、市政府去坐索，这样自然要快一些，接收壮丁的人，也乐于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县、市长也就不得不紧张起来，发动乡镇保甲长抓。这一时期与其说是征，不如说是抓，更为名副其实。

抓壮丁主要是靠乡镇保甲长，但是师管区补充团、补训处、常备师接收壮丁的部队、过境的部队、当地驻军（如驻泸县川军新编第十八师），大家也都抓壮丁。乡镇保甲长也就更加狐假虎威，借征兵之名，向劳动人民进行无情的讹诈勒索。每抓到一个壮丁，只要壮丁的家属有钱使，就可以赎回去，但过些日子，乡镇保甲长又会再将他抓去。甚至勒索多次，而仍不免于被抓。有的壮丁正在办喜事也被抓去了；有的壮丁正当他的亲人死了，还没有来得及入殓就被抓去了。抓壮丁不仅是乡村，较大的城市也抓。如泸县县长袁守诚多次借清查户口为名，于夜半动用军警在泸县城镇大肆搜索，只要是他认为身份不明之人，就被抓去充当壮丁。当地行政专员张清沅是国民党CC集团的一员大将，对袁守诚这种行为，不仅不予谴责，相反地予以支持，认为这是一举两得，既清查了户口，又抓到了壮丁。

师管区和补训处补充团以及县、市国民兵团义勇壮丁大队到各县、市去接收壮丁的人员，乡镇保甲长会和他们直接打交道，常常是送钱不送人。但一旦接到命令要把壮丁交拨出去或是送出川外交拨时，他们就临时抓一些壮丁来凑合顶替，应付过关。有的在宿营地抓，有的在行军途中抓，所抓的自然是贫苦的劳动人民。

还有一种兵贩子，专门靠卖壮丁为业。乡镇保长从劳动人民身上讹诈一些钱，自己分得部分，以一部分给兵贩子去冒名壮丁。部队中的连级干部也以少数的钱收买一批兵贩子去顶替缺额，或者是以其充当临时班长，随壮丁一起到常备师团。这类兵贩子本领高强，几天以后，他们就能够开小差返回来，再做同样的买卖。

（四）压迫和剥削壮丁 当壮丁被抓后，乡镇长首先就会将他捆起来送交国民兵团义勇壮丁队。义勇壮丁队与县政府看守所没有两样，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有的县里虽然向军管区领了服装费，但只花少数的钱去买一套破旧的军装给壮丁穿上，连汗褂、内裤都没有，还得将壮丁原有的便衣裤剥掉，说是怕他开小差。有的县里只领到半数服装费（其余一半被军管区分赃），连旧军服都不买，壮丁就只能穿他自己原有的破衣烂衫。吃的就更不用说，有的县里连稀粥也不给喝饱。关上十天半个月不等，而后才能送到师管区补充团，或者直接送交常备师的接收单位。

壮丁到了师管区的补充团，待遇也好不了多少，发一套军服和一套汗褂裤，有时候能两人发一条薄棉被或者一条毯子。天冷时，就只能盖稻草加棉军服；天气暖和时，有些连级干部为防止壮丁冲营逃跑，常强迫壮丁脱了裤子睡觉。每日两顿饭，也是经常吃不饱的。在1939年，每一壮丁规定每天粮食22两（1938年还是20两）。但国民党部队许多后勤官员都是穷凶极恶的剥削鬼。米里都掺有沙子，大秤称进，小秤称出。团级干部打一个折扣发到连上，连级干部再克扣，壮丁每日只能吃到十几两带沙子的糙米饭，虽然也有点微不足道的副食费，在法币不断贬值、物价日益上涨的情况下，有时就只能喝点盐水或是用几颗咸蚕豆下饭；医药卫生更谈不上，害了病是没有药吃的。不少壮丁在补充团队被虐待致死，活着的也是面黄肌瘦形同骸镂。

1939年春夏之交，我奉军政部和何应钦之命，指派第一团团长李光父率壮丁2000名经重庆坐船送到宜昌附近某师交拨。该团到达宜昌后，某师已经开去广西，我向军政部长何应钦请示怎么办，他回了一个电话：赶送广西交拨具报。这一批面黄肌瘦的壮丁身上穿的仅是一套棉军服和一套汗褂裤，打着赤脚，日晒雨淋，风餐露宿，徒行千里，到达桂林只剩下一千二三百名。接收单位见壮丁质量不好，拒不接收，经再三哀求才勉强接收过去，一面交接，一面就有倒毙在地上的。

补充兵训练处处置逃跑壮丁，不择手段，残酷无情。1940年夏，驻泸县石洞镇第三十二补训处第一团团长钱鹤阜（浙江吴兴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将一个不堪压迫而逃亡的壮丁抓回来说要惩一儆百，我就擅自同意将这个年仅20岁的壮丁枪毙了。还有驻内江第十四补训处张世希（安徽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所部曾发生活埋壮丁的惨案多起。

（五）杭日救国志愿兵团征兵情况 蒋介石在抗战一开始，开动他的宣传机器，大肆宣传青年从军抗日救国。各地区就搞起一种所谓抗日救国志愿兵来了。这里我只叙述一下泸县抗日救国志愿兵团的真实情况。

泸县，在叙泸师管区范围是一个较大的县，人口比较多，被摊派的应征壮丁员额也就多些（兵源最急需年份大约每月配征额为800一1000名）。由于兵役的办理不善，拖欠的壮丁人数很多，我乃与泸县县长袁守诚洽商，要泸县成立一个抗日救国志愿兵团，每一个志愿兵准其抵一个应征壮丁名额。袁县长自然乐为，遂保举泸县国民兵团义勇壮丁大队长为志愿兵团团长。报经军政部批准，照师管区补充团待遇，并规定能号召40名青年的为排长，120名的为连长，500名的为营长，1500名为一个团。于是一大批曾在川军干过排连营长的恶霸地主、兵痞流氓，在泸县广大农村和城镇威逼利诱，连拉带骗，经过三四个月搞到大约1000名的壮丁，其中还包括一部分兵贩子，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地方舆论哗然。我见情况不妙，才停止进行，将志愿兵团撤销，千名壮丁拨归师管区补充团接管。由于都是被强迫拉来的，接收时跑了一大半。而袁县长将1000名壮丁抵补了该县应征壮丁配额，算作一份成绩，我则从中造了一笔假账报销，捞了一笔钱。

（六）趁火打劫发壮丁财 国民党承办兵役人员，绝大多数都是趁火打劫发壮丁财、发国难财的。官越大掠夺的财富越多。他们经常拖延拨发壮丁经费，以挪用的款项买黄金、买美钞、买棉花纱布，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开办被服厂为壮丁置办被服，偷工减料，以少报多；克扣壮丁的鞋袜费、医药费。我在叙泸师管区司令任内，总共只一年多，就侵吞了10多万元：与团长文蔚雄、张贵乡勾结，提前谎报壮丁入营日期，不仅吃了壮丁的主副食费，也吃了壮丁的饷款；壮丁死了并不是都有棺木埋葬，却上报棺葬费，入了私人腰包；设立被服厂为师管区补训处的壮丁承制夏服和棉被几万件，借承制壮丁被服为理由，派人到宜昌贩运花纱布到泸州出售，发了壮丁财。我在家乡买水稻田200多亩，在株洲买房地产业多处，在浙江建造住宅，在长沙市买屋基地，还在重庆南温泉买临时住宅一处作为躲警报休养栖息之处。在同僚嫉妒揭发控告下，于1941年，我受到了军法司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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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开始时，为了补充前方作战部队兵源，国民党军政部先后在后方各处，成立补充兵训练处。每个训练处，辖四个或六个补充团，每个补充团编制为2400名。其新兵来源，由军政部指定各师管区、团管区征集壮丁拨补。补充团按照军政部命令，直接开到师管区、团管区驻地接收壮丁。接足全团的兵额，需要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时间。接足后，全团仍开回原驻地，施行军事训练，听候军政部拨交命令，将全团新兵送到前方，拨交各部队（只拨新兵不拨干部）。全团干部待新兵拨交后，再回原驻地，候令再向师管区、团管区接收壮丁，再开回原地训练，再拨交前方部队。有时前方部队急需补充兵额，而补充团接收的壮丁还没有开始军事训练，就奉命拨交给部队了。

一、补充团虐待新兵的情况

各补充团兵额，是由各师管区、团管区接收壮丁编组而成。直接办理征兵的，是团管区各县政府兵役科、各区乡公所。征兵工作弊端百出，根本谈不到什么兵役法。所有地主豪绅以及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从来没有服过兵役、当过兵的。所谓征兵，都是征集贫苦劳动人民，采取强迫挨户派壮丁、拉壮丁的办法，不管年龄大小、身体条件好坏、是否是独子，一律都要征集。在征集所谓应征壮丁时，区、乡公所总是派武装枪兵，会同保甲长挨户捕捉，就同逮捕犯人一样，解送到县，转送团管区。在转送期间，被征集的壮丁家属，只要能凑集一些钱财，向区、乡公所贿赂，壮丁就可放回，或雇用别人顶替也行。有一些兵痞，专门以自身来"卖壮丁"做生意，替别人当壮丁，代别人顶替一次，要五六十石大米。大米拿到，他就顶替人伍，到了补充团后，有机会就开小差逃回家，接着又去找生意——替别人代当兵。有的兵痞，在一年内能代替别人当兵三次之多，得到一两百石大米。由于征兵机构贪污读职，违法乱纪，壮丁人伍后，就像变相的囚犯一样，受到种种虐待，因此常有大量的逃兵。

补充团在师管区、团管区接满壮丁，完成编组，开回原驻地时，最大的顾虑就是新兵逃跑。因此，各级干部采取各式各样严防新兵逃跑的残酷野蛮措施。例如，在行军时，除严密监视外，还用绳索将新兵手连手绑起来；途中休息时，班长端着枪，戒备森严，如同押解犯人一样，到宿营地时，一律关在屋内，不准外出；睡觉前，将新兵所穿的衬衣和裤子一律收缴，到第二天早晨起床前，再发给每人。就是没有裤子，光着屁股也照样有人逃跑。

由于补充团各级干部层层剥削克扣，新兵每日只能吃个半饱。新兵入营不要两个月，逐渐消瘦，都由壮丁变成瘦丁。又由于驻地条件太差，室内特别潮湿，又无稻草垫地铺，病兵特别多。而各补充团又无医药治疗，造成新兵得病后，由轻转重，最后死亡。

行军时，对待病兵尤为残酷。轻病兵勉强跟着走，重病兵实在不能行动时，就让他们倒在路旁或山沟中，不管了。被遗弃的病兵，不断呻吟，呼叫救命，根本不过问。许多病兵就这样被遗弃后死在途中，也没有人掩埋。

补充团发给新兵军服时，规定将新兵随身穿的便服一律收缴，存放连部，实际上就是没收，成为连长私人财物。

二、补充团借接收壮丁与拨送新兵机会大做生意

各补充团的各级干部，利用接送新兵的机会大做生意，贩运各地土产品及鸦片烟土。所贩运的货物，既不要纳税，又不花运费，因而大发横财。补充团接兵送兵，在行军时，每个连有时运二三十担货物。这些货物，有的是处本部交托带运，有的是团长、团副、营部交下代运，还有与驻在地商人勾结起来贩运的。因为商人贩运，运输困难，又要纳税，他们就想法拉拢补充团干部，勾结起来也穿上军服，带上副官或司务长的符号，混在一起行军。新兵每人最少要挑印斤的担子，有时要走几天路程。一路上既得不到很好休息，饭又吃不饱，有的甚至连草鞋都没有穿，真是牛马不如。而补充团营长以上干部，有的还带家眷，路上要新兵抬滑竿（即轿子），有的团长本人也坐轿子。因此在行动时，又是挑运货物担子，又是轿子抬着家眷，真是奇形怪状，应有尽有，丑态百出。补充团接收壮丁开回原驻地短期训练时，又在驻地廉价收购农副产品，囤积起来，然后再利用拨送新兵的机会运往别处高价出售。种种违法乱纪，骇人听闻。

三、各补充团到处强拉壮丁的情况

由于师管区、团管区及低层兵役机构弊端百出，壮丁人伍后，又受到各种残酷虐待，迫使新兵大量逃亡，加上一些新兵疾病而死，每一个补充团，从开始接收壮丁，经过短期的训练，到拨交前方部队为止，大约五六个月时间内，逃兵和病兵往往要占全团兵额2400名的1/3，甚至半数1200名。能够拨交全团兵额2/3人数的，成绩就算一般。例如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有一次开到长沙，拨补二十军时，除去逃兵、病兵，只能交出新兵半数，约1200名。当时军政部有一项规定，各补充团接收壮丁2400名，以最后交部队的人数结算粮饷。各补充团长为着避免赔偿起见，就不顾一切，想出种种办法，一方面防止逃兵，另一方面不择手段，沿途抓人顶数，不管什么人都抓。例如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全团新兵，奉令开赴长沙，拨交二十军，沿途有很多逃兵。到达湖北巴东候船时，发觉每天都有很多木船开回四川，每一只木船上水行驶，必须要有三四十人背纤，大木船甚至要七八十人背，就打定主意，抓一部分背纤的人来补充缺额。由团部指定一个营副，率领五六名枪兵，到江边等着，见着上驶的木船，都要停止，听候检查。上船后，诡称前方有很多逃兵，逃回四川，都是利用代船家背纤作掩护，逃跑回去的。我们奉上级命令追查。就把背纤的人，统统集合起来盘问一番，认为某人有嫌疑，是逃兵，就留下来。每一只木船总要抓四五个人。被留下的人，虽然苦苦哀求，说明不是逃兵，但根本不由分说，强迫带走。不到三天，就抓有300多人来顶替缺额。这些被抓走的人，都是沿川江两岸的贫穷劳苦大众。

有一次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送兵到四川秀山，经黑水坝镇附近，看见有些农民在山坡上锄地。这个团第一连有一个排长，带着两个枪兵来抓这几个农民。当时锄地农民看到有军队来，就四处逃走。这个排长鸣枪威吓，要几个农民站住，不要跑，说："我们是追逃兵的。"这几个农民仍然是拼命逃，排长跟在后边开枪，打伤一个农民，不到几十分钟就死了。这天晚上全团在黑水坝镇宿营，由于这一个农民被打死，激起众怒，有几百名农民包围团部，要求惩办凶手。团部只好买棺材给死者，并给死者家属300元。

又有一次第八补训处的一个营长，穿着便衣，路过另一个补充团某连门口，被这个连长抓去当兵，关在连部里。这个营长也不吭声，只要求替他送一封信，这封信就是送给他们团部的。这个连长知道发生了问题，问他究竟是干什么的。营长说："我虽然穿着便衣，但不是老百姓，现在被你抓来当兵，也可以，但是要让我辞去营长职务才行。"当时处本部知道了，将这个连长撤职看押起来。

四、新兵的反抗

壮丁入伍后，受到各种残酷虐待，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铤而走险，暴动逃命。例如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三团，驻湖北建始县，各连驻地分散，有一连分驻两处，出操也在两处。有一次，一排新兵出操时，趁监视疏忽之际，一哄而散，四处逃走。在追捕时，打死新兵两名，捕回来十六七名。还有一次，当该团从万县接收壮丁后，乘轮船到巴东，船上新兵找到一个机会，纷纷跳江逃跑。枪兵马上射击，有的新兵当即被打死、打伤。

新兵宿舍，每到晚上，照例不准新兵出来，大小便也在室内，房门口派一个枪兵坐在那里守卫。有一天晚上，某新兵连部守卫，抱着一枝枪在那里打磕睡，被几个新兵用粗裤带捆绑起来，口中塞上棉花团，其他新兵开始向外逃跑。等到连长发觉后，已经逃走30多名。结果，一个逃兵也没有追回。还有一次，一排新兵乘坐木船，内有几个新兵和班长串通以后，就把排长推到江里淹死。当船开到岸边，新兵都逃走了。

抗日战争开始时，先后成立了35个补充兵训练处，所辖补充团将近160个。各级干部多是一丘之貉，置抗日救国于不顾，只知个人贪污腐化，用尽一切手段，对新兵剥削压迫和残酷虐待，使无数新兵受尽折磨与迫害，大批壮丁死亡。这就是国民党"兵役"黑幕后面的真相。

我在抗战开始时，曾任国民党第二十补充兵训练处的补充团团长，约两年多时间。有些罪恶事实，我也参与干了；有些则是亲自了解的。以上就我所知道的具体事实，予以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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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39年10月至1945年10月历任四川叙泸师管区补充第三团团长、沪州航空检查站站长、军政部第四十五补训处第三团团长、泸州师管区副司令、军政部独立运输第三十五团团长等职，对军政部兵役署成立情况有所了解。兹就个人的亲身经厉和所见所闻，分别叙述于后。

1938年春，兵役司扩充为兵役署，署长人选议论纷纭，成为各派系觊觎争夺的肥缺。原任兵役司长朱为铃，广西人，陆军大学第四期毕业。他以为自己既有陆大的金字招牌，又有办理兵役的经验，擢升连任是意中事，连兵役署的各级干部都作了安排，只待命令发表到任视事。而川籍的程泽润、戴高翔等人，更乘机相互竞争，尤以程泽润为甚。程各方拉拢同乡关系，求助于川籍将领邓锡侯、潘文华、王陵基等人，请向蒋介石、何应钦推荐。邓等向蒋献策，说四川地广人多，是抗战的大后方，兵役补充的策源地，署长人选应以资历深、有才干的川人为宜，直保程泽润。蒋介石迫于当时的形势，于1938年夏发表程泽润为军政部兵役署长。程泽润奉命后即于重庆临江门原重庆师范学院旧址组成兵役署，内设役政、征补、国民兵三个司。以陈又新（江苏盐城人，日本士官生）为征补司长，掌管征集、补充壮丁以及各师管区、补充兵训练处各级干部的选派事宜；以张学镰（江苏泗阳人，保定军校六期生）为役政司长，掌管兵役法规、宣传等事宜；以何志浩（浙江象山人，黄埔四期及陆大将官班毕业）为国民兵司长，掌管各县国民兵培训、兵役储备等事宜。另设人事科，科长为邓泽松（黄埔七期毕业，湖南常德人），掌管干部任免、升迁、调补事宜，权力极大。署内设有视察员训练班，由程泽润、陈又新分兼正、副主任；还设有泸州航空检查站，赵现为站长，后为张秉东。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南京一带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兵员缺额很大，急需补充。国民政府决定由新组成的兵役署综揽全面征兵任务，先后成立了30多个师管区、40多个补充兵训练处、38个独立运输兵团，并增加10个预备师，程泽润掌握着团以上干部任免、升迁、调补的实权。他的公馆门庭若市，登门求职者络绎不绝，以致山城有"沛公（程泽润号沛民）是我们出路"的呼声。如黄埔毕业的周健陶、王章、薛肇渊、曾鲁等人，都先后由程发表为师管区司令或补充兵训练处处长。1942年，我任独立运输第三十五团团长，在重庆参加兵役会议，间歇时大家天南地北地闲谈。周健陶说："搞这个差事，是奉命办事，无前途可言，当初花去的活动费还不知能不能捞回来。"王章说："这个职务来之不易，要弥补损失，事在人为。"薛肇渊说："孝敬了上司，还要应付各级的喽罗，真难为了我！"各部团长的遴选，也是弊端百出。1942年至1943年兵役署搞过两次考试，前一次是选补充团团长，后一次是选独立运输团团长，两次考试我都参加了。当时是人浮于事，活动的人大大超过了定额，兵役署为了应付外面的舆论，特举行考试。如1943年考选运输团长时，仅有13个缺额，应考的却有180人之多。初试结果，淘汰120人，剩下60多人，最后经复试录取13人。在这个过程中，考生有的献出黄金美钞，有的拉裙带关系，不惜一切去争夺。如军事委员会战干第一团总务处长宋易麟，没有任排、连、营长的经历，不符合遴选条件，索性登军政部次长曹浩森之门，由曹引荐给兵役署，花了黄金8两、美金2万元，结果得了一个独立运输团长职，到四川乐山师管区接壮丁去了。此人和我有旧谊，回来后特至泸州访我，大谈乐山的丝绸麝香、川西的鸦片，要我参与贩卖以捞回老本。

兵役署设立的视察员训练班，六个月结业，分到各县及各师管区、补训处，名为视察执行兵役法的状况，实际是敲诈勒索，敛财是图。如驻四川宜昌地区的视察员李必，到任后首先大肆威胁，说什么"我是兵役署派来的钦差大臣，来了解执行兵役法的真相，你们的命运，都操在我手里"云云，迫使宜昌师管区、补训处以每月10个兵额的费用，来塞住他的嘴巴。又如1940年春至1945年，该补训处第三团团长吴楷，率团到云南昆明交兵，临行时带川盐1万斤，由新兵肩挑背驮到云南曲靖去卖，可攫取5至10倍的暴利，美其名曰以此改善士兵生活，实则剥削新兵劳动力来肥己。李必就乘机伸手向吴要貂皮袍子一件，价值法币5万元。吴托军需官送他50块银元，李拒收，并气愤地说："这几个钱还不够我嫖一夜姑娘。"随即挥笔扩大事实向兵役署告状，结果吴被撤职查办。与此同时，在合江的第三十补训处团长周石泉带了1.5万斤食盐去昆明变卖，事先周送了李80块银元。结果周以"成绩优异"，被传令嘉奖。再如贵州贵兴师管区司令胡启易，湖南常德人，黄埔二期毕业，任过教导总队的旅长，性情傲慢，平时看不起程泽润。适兵役署派伍克明到该区任职，胡拒之不受，硬顶回去。程气急，一面向何应钦汇报，一面派视察员王某到该区搜集有关胡的劣迹，如草菅人命、勒索壮丁、贪污舞弊等。王某汇编上报后，军政部把胡撤职查办，交军法司审判，于1942年5月枪毙于重庆大渡口监狱。还有第十一补训处处长曾鲁，于1940年被派到西昌接收壮丁，编练新军，除贪污舞弊、草菅人命外，还经常将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活动情况报告蒋介石。刘文辉得知后将曾鲁扣押，解散第十一补训处。后来曾鲁逃回重庆，蒋又委其以第四十五补训处处长之职，驻防于宜昌附近。各县兵役科长的人选，大多来自兵役署兵役训练班。关于征召新兵的工作，由兵役署直接抓，经常派视察员巡回督导，兵役科长惟兵役署之命是从，并趁机敲诈勒索。如四川合江、江安等县兵役科长，生活奢侈豪华，买田置地，都成了当地富翁。各师管区司令和补训处处长，与当地的行政官吏互相勾结，大肆经商图利发国难财。如泸州师管区司令符昭蹇，专派副官雷平在泸州城与当地商人勾结，大搞其运输囤积生意，来往于泸州、昆明之间，不到两年的时间，净得法币30万元。江西南昌师管区司令唐三山，除虚顶空额500名，克扣粮食，变卖牟利外，还与南昌商人大肆勾结，套购变卖，往来于浙赣路，获取暴利。仅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在南昌贡院后面盖了一栋占地30亩的洋房，富丽堂皇，与当地官僚绅商等经常在此举行舞会，聚众赌博。

为了补充各正规军的兵额，兵役署经常三令五申到各师管区、补训处、县兵役科催征（接）壮丁，弄得各地天怒人怨，鸡飞狗跳。中了签的壮丁，为了逃避兵役，有的把右手食指用刀截去一寸，使它不能扣枪扳机；有的把右眼洒些硝酸水弄瞎，使它不能瞄准。这样到县兵役科体检时，就能列为残废而免役。还有的壮丁潜逃到外乡外县，以得到缓役；有的保长专抓穷人的子弟去顶替应征的壮丁；有的游民专做兵役贩子，搞顶换勾当，时价是20至30块银元一个不等，到了补充团后，再用惯伎逃回。总之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1940年春，我任叙泸师管区补充第三团团长，到泸州嘉明镇接收壮丁，该镇联保主任兼保长唐焕明就唆使自己的亲属中应征的壮丁，到外县去做小生意，上面催征紧时就深夜抓穷人的子弟顶替。如该镇有个黄能样居户，经营小商业为生，家有五个儿子，都到了服役年龄，一个是高度近视眼，一个是聋子，两个是跛子，只有一个是健全的劳动力。唐焕明强调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勒令黄家出征两个，黄不允，唐就深夜率人去抓，弄得黄家四处逃窜，惶惶不安。恰逢唐家办喜事，黄托人送法币2000元，暂行息事。遇到紧急征召时，唐复勒索，纠缠不休，黄只有典当借贷应付。镇上的居民反映："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唐保长来捉拿。"壮丁到了补充部队后，等待开赴前方，壮丁家属急如星火地想把自己的子弟弄回来，就设法与接兵人员疏通，找兵贩子去换人顶替，5至10块银元换一个，是当时的普遍行情。如宜宾有名的袍哥大爷卓辅臣与驻地团队长勾结，用一个纸条就可随时换壮丁，借机敛财。1942年底，我在四川南充接收独立运输第三十五团壮丁，共计2160名。冒名顶替、买卖交换之风席卷而来，我也顺风由军需出面，照例以5至10元调换一名壮丁，见款换人，随到随换。就这样从接收壮丁到开拔的那天止，仅五个月的时间，他就交换了800名之多，净得银元7000多块。临行时，地方上还设宴为我送行，赠送锦旗。

壮丁被抓来送到县里的所谓壮丁招待所后，就失去了自由。接着体检，合格的交各接收部队带回驻地，随即编成班组，换上军服，成为新兵。他们整天待在兵房里，警卫森严，不许与外界接触，白天大小便由持枪的军士跟随，晚间紧闭门窗防止潜逃。新兵每天定额吃24两糙米饭，副食费2角。开饭时，每班围一圈，咸菜一盘，一锅盐开水作汤，限15分钟用餐完毕。饭后，连队长作精神讲话，号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挺起胸膛，保家卫国，拥护蒋委员长抗战"等。伙食由连队事务长掌管，克扣之风，遍及各部。新兵吃不饱，穿不暖，冬天两人共盖一条军毯，垫些稻草，个个黄皮寡瘦，愁容满面，敢怒而不敢言。有的新兵离家人伍时，随身带了几块银元及原着便服，也由连队长收存变卖侵吞。部队开拔时，每连编成三路纵队行进，用棕绳套到每个新兵的手脚上，互相串连，连排班长持枪在前后左右监视，如解囚犯。如发现新兵潜逃，抓回来用绳索捆住双手，吊在梁上，连番鞭打，追问其逃跑原因。有的受刑不过，自缢身死。还有的团队长利用新兵劳动力，为他们经商图利。如泸州师管区补充团团长肖子荣、四十五补训处的团长伍克明等，利用到云南交兵的机会，各带1万斤川盐到云南贩卖，全部用新兵肩挑背驮。更有肖子荣在滇拨交新兵后，留下一个特务排，用竹筒装进100多斤云南烟土准备返川贩卖，途经毕节时被检查站查获，人被扣，烟没收。这些新兵在长途行军中，由于负担太重，过分疲劳，又吃不饱、穿不暖，大半在沿途病死。再如补充团的编制是三三制，全团编制共有1800名新兵。可在克扣虐待、逃亡的情况下，每连经常有30名空缺，一个团有300多名空缺，这些缺额粮炯都落人了团队长的私囊。特别是1943年夏天，我在四川南充接收运输第三十五团新兵完竣，钟士铮在四川邛崃接收运输第二十九团新兵完竣，奉命分别开往宜昌第六战区前线，路过重庆，候轮东开前线。我团驻重庆江北县一带待命，钟士铮团驻重庆市内七星岗青龙巷一带待命。钟团有一个连驻在七星岗青龙巷三号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澜先生的公馆楼下，该连长对新兵极为苛刻，每餐吃不饱，夜间不许新兵起来解大小便，稍有怨言，动辄用扁担责打。新兵受压不过，有的翻墙逃跑，翌日被抓回，吊起来暴打，致使皮开肉绽，有时竟活活被打死。四邻睹此惨状，纷纷向张澜先生告状。恰巧蒋经国因事拜访张斓先生，张随将此情告诉小蒋。第二天小蒋将此事告诉蒋介石，蒋鉴于社会舆论，打电话给何应钦，叫他通知程泽润一齐到现场察看。张先生叫钟士铮和我亦到了现场，只见蒋介石两眼瞪着何应钦，他一边打程泽润，一边骂道："娘希匹，你办的什么兵役，腐败到这个样子，该死该死......"程泽润则慌不迭地说："委员长打得好，打得好，役政腐败，该我的责任。"钟士铮当即被送交军政部军法司法办，我也陪着受了场虚惊。第二天，钟士铮即被枪决。

抗战后期，在美军的支援下，国民党军以惨重的牺牲打通了中缅印公路，使盟国支援中国的抗战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运进云南。此前，在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策划下，于印度设立中国军队训练基地，由美军为国民党训练军队，如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后来还分批空运其他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前往受训，来往空运频繁。这时美国除支援中国军需物品外，其他如手表、钢笔、化妆品、卷烟等百货亦大量运来，充斥山城，驾驶人员、往来干部等趁机大量贩卖，牟取暴利。国民党当局为了遏制走私之风，在泸州飞机场设立航空检查站，进行缉私。检查站首任站长是我，不久我另调他职，由兵役署长程泽润保荐其亲信张秉东接充。张和程是四川隆昌同乡。张爱钱如命，发表该职后，大宴宾客，准备上任大捞一把。他一到任，即把原有的一套班子全部解职，安排了清一色的亲戚故旧，大搞贪污勒索。凡飞往印度的干部及补充部队携带的行李，全部检查，连驾驶员、空中小姐也不例外。如新编第三十师师长胡素率该师赴印补充，带了一些麝香、丝绸等，大部被扣留，连胡私人携带的一些川中土产也一并没收。更有史迪威的副官由印飞川，带有左轮手枪、钢笔、化妆品等来内地送人情，张也以"奉公守法"为词全部没收。总之张秉东在任的13个月里，搜查得大量物资。除少数上缴外，大部分私自处理吞人私囊，其中仅手表就有1000多只、左轮手枪500多枝。他的这种行径引起了其他各派系的攻击。史迪威对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腐败亦极为不满，连电蒋介石，要求认真彻查，以免影响盟军共同对日作战和运输安全。蒋召何应钦询问详情，后将程泽润痛斥一顿，命他将张秉东召回交军法司审办。经查明属实，蒋批示将张秉东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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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国民党兵役机构中任职，先后担任过团管区司令、师管区司令等职。兹就回忆所及将当时的一些情况写出来，以供史学工作者参考。

1935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采取募兵制。由于连年内战的消耗，特别是在江西"围剿"苏区红军，死伤数字庞大，一般民众不愿卖命，一兵源一天天枯竭。为了巩固其政权，决定实行征兵制。1935年春，国民党军政部成立兵役科，朱为铃任科长。不久，朱奉派赴日本考察兵役制度。回国后，他以日本的兵役法做主本，着手制订国民党政府的兵役法。这一兵役法，对当时的社会中上阶层是十分有利的。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服兵役，一些有势力的人谁不能让自己的子弟在机关中挂一个名字呢？中学以上学生不服兵役，这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全免了，因为穷人家的子弟无钱读书。虽然规定熟练技术工人缓役，但必须企业主证明，这又大大便利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

1936年春，军政部成立了兵役训练班。训练期限是一个月，训练对象是准备担任师、团管区司令和兵役机关高级幕僚的人员。我也参加了受训。训练的内容是学习、讨论如何具体执行兵役法。当时大家觉得在中国实行征兵制是有困难的。在讨论兵役法的具体条文时，有人主张把长子免役改为独子免役；有人担心中学生缓役会影响兵源；有人认为，"担负一家主要生活责任者缓役"的条文易给逃避兵役者造成机会，因为当时男子16岁就可以结婚，结了婚就可以独立成家，这样不少男子都可以成为一家生活的主要负责者。讨论的结果，兵役法还是照旧。

兵役训练班结业后，马上在南京邻近省市成立四个师管区试行征兵。这时并没有废除募兵制，事实上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在募兵。按当时规定每个师管区与一个正规师配合，所征之兵就归这个正规师补充之用。师管区司令由正规师副师长调任，团管区司令由当地行政专员兼任。未设专员的地方设专任团管区司令，管几个县的征兵工作。兵役法规定年满18岁至22岁的男子服常备兵役，23岁至36岁的男子服国民兵役。步兵服役2年，特种兵服役3一4年，运输兵服役1年半，升为军士后就成为职业军人。

我开始被派在安徽芜湖师管区任上校主任参谋，司令是刘秉粹，他是何应钦当教导团团长时的参谋长。这个师管区与陆军第十师配合，由该师派一名上尉参谋来师管区任职，以与第十师联络。我们在南京接受的任务是建立各级征兵机构，在1936年冬征兵600名。我们到达芜湖后，马上成立师、团管区司令部，在各县建立兵役科。在征集期间（每年12月1日为新兵征集日）设立县、区征兵事务所。征兵事务所主办调查适龄壮丁、检查壮丁体格、发榜公布合格壮丁、举行应征壮丁抽签、按签号先后征集壮丁入营等事宜。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手续很周到、很平等，但实际执行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刚开始时，乡、保、甲长在调查适龄壮丁工作中就把有钱人家的子弟不列人名册，一般农民要想逃避，就得花钱去贿赂乡、保、甲长。有的乡、保、甲长就故意把不应列人征兵名册的人也列进去，以便他们敲诈，以后每通过一关就有一次敲诈。起初军医都不愿担任壮丁体格的检查工作，后来争着去，因为只要军医证明身体不合格就可以免役，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受贿、勒索。在征兵工作中权力最大的要算乡、保长，当时皖南老百姓的说法是"过去有灭门县知事，现在有灭门乡保长"。第十师派了一些补充营的干部来芜湖接兵，这些干部也大量地卖放壮丁。他们把壮丁卖了就报逃跑了，而依当时的规定，逃跑的壮丁是要由原县、乡负责补充。因此各县对所征兵额预先就扩大了一些，以便如期补充逃兵所遗的缺额。我们第一期征集的601名壮丁，没有一个不是买卖顶替和抓捕来的。

尽管1936年的征兵试行工作搞得很糟，但使国民党当局找到了一条解决兵源枯竭的捷径，因此军政部兵役科于1937年春改为兵役司（司长为朱为铃）。后来又改为兵役署，并成立八个师管区，以金陵师管区作为机动师管区（即所征之兵由军政部命令拨补任何部队），我也随刘秉粹一起调到金陵师管区工作。

从1938年起，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军、师管区。各县除设有兵役科外，征兵事务所也成了常设机构。为了抓捕、押送壮丁，每县还成立了1一4个常备队。常备队的军官、军士是不拨经费的，当局只发给他们一些军服、武器，粮饷由各县自筹，人员也不往外调拨。事实上他们这些人没有固定的薪饷，他们也不在乎那点薪饷，他们有的是卖放壮丁的收入。各队设有军训教官，由军训部国民训练处派任。这些担任教官的人，都是江西星子特别训练班毕业的，表面上是训练国民兵，暗地里搞的是特务工作。按规定国民兵是不服兵役的，由于兵源枯竭，到后来不仅36岁以内的被征集，连45岁以下的也算合格了。1939年又把教官改为国民兵团副团长，团长由县长兼任。

师管区司令部从1938年起就设立补充营、补充团、模范队、基干团、学兵队等接送新兵的组织，军管区还设有军官大队。

抗战胜利后，陈诚接任军政部长，对一向由何应钦派任的师管区来了个一律撤销。美其名日抗战胜利，停止征兵。另外成立了一个招募处，由陈诚系统的人主持。1946年又借口反共战事扩大，重新建立师管区。这一撤一设之间，师管区几乎全部换上了陈诚的人。陈诚不仅把师管区作为补充兵源的工具，也把师管区作为建立第二线兵团的基础。解放战争中，在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被歼灭的形势下，每个师管区都有3一5个补充团。这些补充团不只是用来接送新兵了，而是作为战斗部队来编组训练。1947年以后所组建的师，多是由这些补充团拼凑起来的。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后，我在金陵师管区奉军政部命令，组建八个补充营，把所属十县的壮丁全部征集。我们在执行时，既不抽签，也不检查体格，而是见人就抓。我们把八个营的壮丁抓齐不久，南京保卫战就打响了。这八个营总共5000多人，奉命全部拨交给参战的孙元良等部。这些没有经过一天训练的江南子弟，于南京溃退之际，在挹江门至下关的途中死伤无数。

1938年我在渭南团管区任司令，曾处理过几件"离奇"的案子。其中一件就是"装疯"。陕南有一种土药，吃了之后马上神经错乱，许多应征壮丁就服用这种药来逃避兵役。起初仅有少数装疯的，还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后来多了，我们就研究对付的办法，把装疯的人关起来等他的疯病好了（因为此药性只能持续七天左右），再送出去，才算制止了这种风气。此外还有自己弄瞎右眼的，自己砍断右手食指的，自己挖地洞躲藏起来的。最普遍的是被征后找机会逃跑。为了对付逃跑，我们规定壮丁如果在接兵部队接收前逃跑，就要严厉追查其家属责任；如果在接兵部队接收后逃跑，我们就不管了。我们把这些话明确地向壮丁宣布，并且与顶卖壮丁的兵油子订了条件，先交一半顶替费，其余待四个月后才交，这样壮丁逃跑的现象才少了一点。

1940年起，我在淮项师管区工作，正碰上河南省连年大灾，人民没有东西可吃，所以征兵没什么困难。但是那些应征的壮丁都饿得皮包骨头。当时国民党需要大量壮丁运入驻印中国远征军去训练，我们也乐于把壮丁送到大后方去，这样可借机贩运违禁品。我们征的壮丁总是步行几千里由河南经湖北送到重庆，在重庆由补训处接收空运昆明。1000人送到重庆能剩下500余人就算好的了，其中逃跑得很少，绝大部分是在路上拖死了。因为尽管他们骨瘦如柴，也要替送兵干部担几十斤私货，又没食物吃、没鞋穿，一天赶几十里，有病也得不到休息，更谈不上医治了。

1941年春，我回到湖南家乡，看到农村受兵役之害，有不少亲友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同族同村的人都向我求救，于是我就在家乡发起一个买卖壮丁的组织，采取集资买人顶替的办法，自己带头捐出一笔钱，同时发动有钱的人都捐出一些，被征的壮丁家属也出一些，合起来买一些兵油子去顶替。其他的村、乡也有仿着这办法去做的。最后还是失败了。因为越有钱的人越不会被征，他也就不肯出钱；越穷的人越被征得多，他们又出不起钱。而保、甲长又很不欢迎这个做法，因为这样，他们就不好勒索穷人了。

1939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更感困难，各县都不能完成任务，而前方需兵更急。有些师管区就采取在交通要道上抓兵的措施，很能解决问题。军政部知道后，就正式下令各地抓捕"散兵游勇"。我当时所任职的渭南团管区已经积欠兵额5000余人，得到这一命令后，利用所辖九县都在陇海铁道沿线的有利条件，普遍设置卡哨，对过往青年一律加以拘捕，不到两个月我就把5000余名欠额还清了。采取设卡抓兵的措施后，以前不愿当兵的可以往外地逃，从此再也不敢了。许多青年不愿当兵，就只好上山当土匪。到了1940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又以发动志愿兵的名义把那些土匪头子委以团、营长，这样，上山当土匪的青年仍然逃不脱当兵的命运。

当时，人人都知道搞兵役工作是一个发财的差事，搞钱的花样也很多。下面就我的亲身经历谈一谈。

陕西关中师管区是1938年成立的，司令是张鼎铭，我担任渭南团管区司令。我们奉命去成立征兵机构时，三个团管区司令和八个补充营营长就向张鼎铭提出河水井水各不相犯的要求：我们保证完成征兵任务，司令不能干涉我们的经理 (经理，此处指挪用征兵经费做私人生意)，我们也不干涉师管区的经理。张鼎铭答应他，只挪用师管区三个月的经费去做生意，其他不干涉。

我当团管区司令也绝不侵犯下面的利益，就是说下面卖放壮丁的收入，我不会去分肥。我搞钱主要是从征集费上下手。当时军政部规定每征集一兵发征集费2元（后增至5元以上），我只发给乡、县一天的伙食费各2角，办公费每兵5分；由县送到团管区的伙食费按每60里一天，每天2角。这样每征一兵约开支8角，剩下的1.2元就人了我的私囊。渭南九县每月至少征兵1000名，有时达到3000名，平均每月我总有3000元左右的收入。征集的兵到达团管区后就可按月领薪饷。接兵部队来到后，我就故意为难他一下，表示现在无兵可交。他们当然希望马上领回新兵，见我拖延，自然会找我谈条件。条件就是倒填半个月的接兵日期，由接兵部门拨给我半个月的薪饷。起初每兵半个月的粮饷约值银元5元。这样每月我又有几千元的收入。当然有时候这笔收入要与接兵部队长三七分成。这些贪污技法，在当时还算是很凭良心的。既不克扣兵饷，又不背卖放壮丁的恶名。我对下面卖壮丁的花样则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只要他们能如期交上兵来就行。我经常问那些送兵的常备队队长，知道当时卖放一个壮丁的价格由100元逐渐涨到300元、500元。我也亲眼见到接兵部队把新兵接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没收他们的便衣和搜缴随身携带的财物。

各县常备队的军服由团管区转发，由于经常逃人不免有些损失。这些损失是由常备队队长负责赔偿的。我在渭南团管区任司令的两年间，就积存了几千套军服的赔偿费。这笔钱本来应该上缴的，碰巧1940年夏天日机轰炸渭南，团管区司令部被炸，我便乘机与靠近司令部的一个锅厂厂主商量，在他的一间矮房里丢一些军被服，洒上煤油，放了一把火，把焚烧的情景拍成照片，从而报销了几千套军服和其他一些军用品的费用。

1940年冬，我调到河南淮项师管区任代理司令（司令为徐冰，未到差），就没有征集费可揩油了。我就与接兵部队勾结起来做鸦片生意，一共搞了三次，搞一次的利润大概是本金的20倍。接着我就改做粮食生意。时逢河南连续两年大旱，我从安徽阜阳运粮食到灾区来卖，如1.5元一块的豆饼运到灾区就值30元。不过那时候老百姓都没有现钱，一般只能用人换粮食。先是一石小麦换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以后涨到一斗小麦就能换一个女孩子。那时我还不忍心做贩人生意，我的粮食除卖一部分现钱外，大部分是换土地，约20块豆饼可换一亩好地。阜阳也没有多少粮食，到沦陷区去买粮食也很难，用现洋是买不到的，只能用水银去换。而水银是日本制造军火最紧缺的物资，须到重庆去贩取，国民党政府当时也是禁止水银出口的。但是如果用某些沦陷区的货物到重庆去换，却可以得到水银。为了得到水银，我们设法请求把壮丁送到重庆去交，这样由河南送兵到重庆就可以利用壮丁挑运一些物资到重庆去换水银，换回的水银再由送兵干部带回河南。有一次我的一个营长因为携带水银，被湖北某警备司令扣留了，我费了很大的力，才把他保出来。

河南在大灾之年不仅粮贵，柴火也很缺乏。当时规定师管区所属部门的烧柴由各县供应，我按编制向各县要柴草，师管区的补充团、基干团、模范队等部门编制虽庞大，但经常是没有几个人的，余下的柴火，起先是转卖给商人，以后是由各县改交代金。这笔可观收入，就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了。当时，河南乡村饿死了不少人，路上随时可以看见饿死的孩子。我家门口经常有牵着小孩子来卖的，最先还要一点钱，以后根本就不要钱了，只求给孩子一条活路。另外，当官的相互间交际应酬还以海洛因作为必需品。

兵役既然办得这么糟，自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攻击，国民党当局便在法规上订出许多防止弊端的办法，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结果只是多了一些人分肥而已。

1937年我在金陵师管区任职，各地对征兵工作不满的意见不断地传到军政部。军政部就想出一个办法，派员到各县征兵事务所去主持征兵工作。我们明知他们是想插手分肥，也就让他们去了。其中，有一个姓陈的少校科员被派到溧阳县征兵事务所，不久，被当地群众联名告发。司令刘秉粹就派我去处理。我原是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去的，哪知到征兵事务所一看，里面群众拥挤不堪，有的在送钱，有的在谈条件，有的在骂大街。发现我是由师管区派来调查的之后，马上就把我包围起来，逼着我去检查陈某的箱子，当场搜出现洋2000余元和一包海洛因，使我不得不当场把陈某逮捕带回南京。

1940年，重庆当局派了一个兵役视察团经河南到陕西来视察，团长彭某是四川人。他们在河南向搞兵役的人敲了不少竹杠，这些情形我早就得到了消息。他们一来到渭南，我就去欢迎他们，请他们到华山去玩了两天。这位彭团长也想敲我竹杠。他很不客气地说我的工作搞得太糟，引起了我的反感。我就很强硬地让他派人到下面去调查，同时也不再招待他了。他派人到各县查了一转回来，各县都送了他们一些礼物，又打听到我是黄埔一期的倒霉鬼（当时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最低也当了师长，只有我还是一个小小的团管区司令），也就不敢惹我了。回到渭南时彭团长对我说，你们一期的黄马褂，我们惹不起。

接着又来了一个军风纪视察团，团长是广西的覃连芳，钦差大臣的架子摆得十足。人马还没到，大布告就在各县张贴满了。满纸冠冕堂皇的词句，号召群众揭发兵役的弊端，向他们告密。覃不先到渭南而到临潼，当地县长迎接他时，他嘱咐县长不要通知我。我赶到临潼请他们到华清池洗澡，覃很客气地对我说："我知道你的团管区搞得很好，这次不必检查，我们只到各县去看看。"我见他这样客气就没做一点准备工作。哪知他们把各县检查完了之后，三个组都来到了渭南，声言明天就离开。我便请客给他们送行。谁知他们吃完之后，三个组一齐来到我的团管区司令部进行检查，给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当时，我正集中各县办理报销的人员在司令部造假账报销，被他们抓个正着。我再去看覃时，他的态度就很不客气了。晚上覃的一个随从来找我，向我借钱。我告诉副官送给他300元，但要他开一张收据，以作我将来反攻的"武器"。覃回重庆后，立即提出对我的控告。大意是渭南团管区司令李昭良，生活奢侈，强令各县造假账报销，包庇娼妓陈小杏，吸食鸦片。他这一控告的内容马上由军政部一位与我素不相识的科员抄寄给我了。我当即去信感谢这一科员。不久这位科员来信向我哭穷，我马上寄给他400元。以后他还几次来信借钱，也多少应付了一点。接着军政部派人来渭南调查，我作了一番应酬之后，调查人要我提供书面答复。我的参谋捉刀替我做了一篇长文章，除了揭露覃连芳敲诈勒索之外，其大意是：我生活优裕是因为祖产丰富，并不是在渭南贪污得来；如果把造假账报销作为我的罪名，那么请你们到军需署去随便抽查，看哪一份不是假造的；陈小杏以前是个娼妓，但现与我已正式结婚，说不上什么包庇；在渭南吸鸦片并不奇怪，我也是偶尔为之，并未上瘾。结果，调查人得知我与何应钦是世交，又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不敢向我敲竹杠就回去了。过后军政部电我去西安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团军总部作"检查"，胡宗南请我吃了顿饭，从此就没有下文了。

在国民党集团中搞贪污也有出事的。1940年，关中师管区司令张鼎铭就是因挪用公款经商而被撤职的。接任的王建煌司令一到职就跑来找我，要我把张存在渭南的1000多石小麦拿出来与他平分。我很不满意王的这种做法，假装不知道，没有交给王。

县长也有因征兵不力而被撤职的，我在渭南时期就因为我的力争而撤换过两个县长。征兵对被征者是一个灾难，对社会生产力也是一个巨大的破坏，作为县长，一方面想靠征兵去发财，靠完成征兵任务会邀功（当时征兵成绩占县长政绩的50%)；另一方面他又要考虑到征粮任务，要维持地方安宁，而每届征兵任务紧急时，农村田地荒芜，商旅绝迹，土匪横行。因此这些县长们不得不在某一时期（如农忙时期、饥荒时期）采取拖延态度，这样即与师、团管区发生摩擦，当然闹到要撤换县长的地步。此外，还另有一个原因。做县长的哪个没有后台？我要求撤换县长时期是孙蔚如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我们那时就想搞倒这个"杂牌"省主席，好让黄埔出身的蒋鼎文来当省主席，所以有意识地闹一点摩擦，使孙穷于应付，知难而退。

我初搞兵役工作时，觉得当兵总是一件可悲的事，谁无父母，谁无子弟，在我手里不应该征错人家的子弟，所以对征来的兵总是一个一个地询问有无隐情，也替一些壮丁申过冤，退回过一些征错了的人。后来发展到只要能完成任务就行，管他有没有冤情。搞兵役的军官，有些人开始还是有点良心的，认为贪污公家的钱物是可以的，只要不克扣士兵薪饷。后来发展到不仅喝士兵的"血"，而且喝灾民的"血"了。如为了买到水银，就千方百计地活动，把新兵送到重庆去交，经常是以新兵50％的死亡率换来一点水银卖给日本人。国民党征兵弄得天怒人怨一，民心全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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