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春秋左传注读后04断章取义 一 -- 桥上

关于先周之周人与农业，我的认识是：先周之周人在农业方面已经对商人有较大优势，且在周人克商时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不太同意许倬云先生《西周史》中的部分观点。虽然我前面已经说过这个认识，但最近又有过些争论，感觉还是该再多说点，也整理一下思路，所以有这个帖子。下面参照许先生的观点，讨论四个问题：

一、

首先，许倬云先生也同意，周人对农业非常重视，后稷之事就反映了农业对周人的重要性：

周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发展了农业，后稷的功业即是以农业为主。（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233）

周人称其始祖为后稷，而这个称号又继续沿用为农官的职称，可知稷在周人农业中的地位了。（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232）

《诗经》“周颂•天作”：“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由太王开辟以至文王的发达，周人可说已有长足的进展。但是《书经》“无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一方面追怀文王的勤劳，一方面也说明了周人的生产能力有限，即使文王也还必须自己下田，即使是典礼性的象征，至少可见周人的王室，不敢忽视农作。（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79）

其他相关学者对此也是赞成的，例如：

周在灭商以前，早已有了初步发展的农业。《诗•大雅•生民》和《公刘》诸篇曾经追述到周族远祖时的农业生产情况，直到文王，还亲自参与农事（《书•无逸》），可见周族对于农业生产一向就是很重视的。（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p 166）

在以上基础上，考虑先周时周人的想法，显然尊奉后稷为祖宗的他们认为自己是比同时的殷人更擅长农业的，而殷人以畜牧业创始人王亥为祖宗，则他们自豪的是自己更擅长畜牧业。而且在殷代，“周”这个字本身就是田地之象，也反映当时周人的特征是拥有经过整修、疆界清晰的一块块农田。

二、

关于周人农业是否比殷人（商人）强，许倬云先生是这么说的：

也有人以为周人善于农业，其农具比较精良，周人使用金属锋刃可能早于商人。极端之论，如郭沫若所主张，甚至以为周人可能己用铁制农具。保留一点的说法也认为周人用带刃的耜，商人用岐头的耒。耜的刃可用金属，自然较为锋利。是以凭借较优的农具大启土宇，辟地日广，复利用被征服的部族供农作之役使，遂立下战胜殷人的基础（李剑农，1962 ：17—20）。这种以工具决定生产力，以生产力解释历史的理论，自然是唯物史观的主要立场。（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76）

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的年代，早期一层当在成康以前，则相当于文王作丰的时代。由张家坡出土的生产工具颇可用来验证西周在灭商时的生产能力。（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76）

许倬云先生这里考察生产工具水平以“验证西周在灭商时的生产能力”，依循的乃是上面他总结的“以工具决定生产力，以生产力解释历史的理论”的前一半，即“以工具决定生产力”。而既然要“验证西周在灭商时的生产能力”，则许先生恐怕也认可如果“生产能力”较高，那么也意味着实力较强。在此前提下，许先生提出了他的论据和观点：

农具：……出土的铲有112件，石铲23件，蚌铲7 件，其余均为骨铲，共82 件，或由牛马的下颚骨制成，或由肩胛骨制成。铲子一类的工具都是刃部宽，顶端较窄，有的有肩，或在两侧有凹凸不齐的现象，大约原来都是捆缚有木柄的。从骨铲的使用痕迹看，刃都是偏刃，有竖行沟纹，大约是用于挖土点种的农具。刀和镰都是收割工具。刀共246 件，镰只有90 件，刀和镰都是石制或蚌制，蚌刀178 件，蚌镰88 件，在数量上占了绝大多数。据沣西的发掘报告，大量使用蚌壳制作农具或其他器物，是西周时期非常显著的特点。石刀的基本形状是长方形，系磨制。比较其他时代的石刀，西周石刀较宽，较厚，刀刃少偏刃，多由两面磨刀。刀孔或单或双，靠近刀背。蚌刀的情形也类似。这种刀用于收割谷物的穗子，现代尚有带孔铁刀绑扎在苇杆上，一手攀穗，一手持刀，掐断穗杆。镰的形状与近代镰刀相似，大抵在宽的一端用木把夹持，能齐根割取谷物。据原报告人猜测，西周应有耒耜一类木制农具，但未见出土。（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77）

由这些生产工具的情形推断，西周初期并未有大量的青铜农具，甚至也没有加了金属刃锋的农耕用具。黄土土壤较为松软，蚌铲骨铲已可奏功。割穗的刀多于割杆的镰，说明单位劳动力的工作效率不高。蚌器数量大，可由泾渭河流中就地取材。骨器则取自牛马，角器则为鹿角。渔猎生活中，当以取蚌及射猎鹿类与小动物为主。除了食用之外，蚌壳及鹿角、鹿骨都是制作工具的素材。（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78）

青铜农具及工具，出土者为数甚少。最近安徽贵池、江苏苏州、浙江水嘉三处，都有窖藏的青铜农具出土。这些器物中，有耘田的耨，收割的镰，以及许多种类庞杂的农具。诸器均已破旧残毁，与铜料一起储存，显然是准备销熔的废料。这批器物的时代，当在春秋时代，甚至战国晚期。由这批材料待销的情形判断，青铜农具在不堪使用时，即予回炉。同时，古代礼制不以农具随葬，墓葬中不见农具，也就不足为奇了。战国中期，铁器已流行，遂有这些青铜残件留下，西周时青铜农具必定回炉重铸，出土的机会就更少了（李学勤.1980A：39）。（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238）

以张家坡及丰镐西周遗址的农具与殷墟农具对比，两者之间殊无显著的差别，则白川氏所谓以东方发展的高度技术来开发陕西之说，仍难肯定。（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116）

根据上面所引许倬云先生的文章，我理解许先生的观点是：由于周人与殷人所使用的农具无显著差异，则周人与殷人相比，在农业方面也并不先进。但我觉得以上许先生“西周遗址的农具与殷墟农具对比，两者之间殊无显著的差别”的论据还可以别的解释，有位李根蟠先生即有不同的解释如下：

青铜器占领的第二个农事领域是中耕。田间除草开始是用耒耜兼而为之的，但至迟商周已出现专用的青铜中耕器。《诗经•周颂•良耜》：“庤乃钱镈，奄观铚艾。”是在暮春时节命众人把中耕用的钱镈收藏起来，准备开镰收麦。“钱”就是铲，“镈”就是锄，字俱从“金”，在《考工记》中“钱镈之属”是属“攻金”的“段氏”所管，其为青铜农器无疑。考古发现商周青铜铲已有一定数量。其刃宽一般在6～8cm之间，多为有銎圆肩或方肩，安上木柄后与今日铁锹相似而小，便于在垄行间除草松土，使用方法是双手握柄贴地向前推进。钱在西周使用相当广泛，在交换中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一般等价物，大约春秋初年出现了仿青铜铲的青铜铸币，“钱”遂成为货币名称。中国古代铜币一直延用这一名称，而“钱”作为农具的初义反而被淡忘了。这说明青铜铲曾是很普遍的农具，也反映我国货币文化是打上了农业的深刻烙印的。……我国西周时代已很重视中耕（详后），中耕农具使用时间特别长，而且体小省料，金属材料在这里能充分发挥作用。这就是青铜中耕器获得较快发展的主要原因。（李根蟠《中国农业史》p 031）

注意，这里李先生与许先生对铲用途的解释是不一样的，李先生认为铲是“在垄行间除草松土，使用方法是双手握柄贴地向前推进”，而非许先生所言“用于挖土点种的农具”。许先生还提到：

由各种农具的形制来看，西周的农具大致只有挖掘及收割两大类。农具更进一步的分化为整地、中耕、犁地等等专门用途的形制，还有待春秋战国时代的突飞猛进，也许与用铁铸制有相当的关系（许倬云，1971：810—813；刘仙洲，1963：58—62）。（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238）

在从事某种工作的更趁手的专用工具发明前，显然这种工作已经出现，这才产生了发明专用工具的需求，而这种发明的产生，恐怕需要较长时间的探索磨合。认识不同，解释也就不一样，因为与许倬云先生不同的解释，李根蟠先生才提出了“我国西周时代已很重视中耕”的观点。而且李先生还明确指出：

总的看来，青铜的出现揭开了金属农具代替石、骨、蚌农具这一长剧的序幕。虞夏时青铜农具还是凤毛麟角。但青铜器对农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已从青铜器被应用于治水和木农具制作中反映出来。到了商代，青铜镢已大量生产和使用，使垦荒和翻耕获得前所未有的锐利工具，人们又可以用青铜器加工出量多质好的耒耜，可以说，从这时起，青铜工具已在农业生产中起着主导作用了。西周春秋青铜农具进一步发展，在中耕领域占居优势。不过，青铜农具始终未能完全代替木石农具；这一任务只能由铁器来完成。（李根蟠《中国农业史》p 033）

三、

如果周人大规模推广了系统的中耕及相关技术，虽然在农具方面未必需要明显改进，但比之下面许倬云先生引述的殷人（商人）农事状况的前两步，显然有了巨大进步：

商代农耕技术不高，田地不能继续使用而不失地力。裒田即是开发田地的制度。大量劳动力在合作垦荒方面的效力远比少数人手各自进行为有效。张政烺根据卜辞记载推测，裒田的第一阶段在盛夏夏至前后烧薙草木，及严冬冬至前后，剥除树皮使树木枯死。在用石器为主要砍伐工具时，只有经过这种方式才能清除大片土地上的林莽。第二步则是平整地面，疏解土壤，使成为可用的田地。水淹火烧杂草腐木，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这时，地力已足，事实上已可种植了。第三步则是把大片田地的陇亩修整，有疆埒畎亩，可作良田了。张政烺认为这一连串工作，属于垦辟田地的过程，正合《诗经》“菑、畬、新”的三个阶段（张政烺，1973：98—102）。（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28）

上面第三步张政烺先生提到“把大片田地的陇亩修整，有疆埒畎亩，可作良田”，但我以为陇亩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中耕的出现，而且恐怕是先有除草后有条播，有了除草的要求才会产生条播的需要，也才有陇亩，这是一套系统的技术，至少从民族学资料看前两步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方式与这样的第三步恐怕并不相配，而且《诗经》还是周人文献，似也不宜用于殷人。我感觉这里许倬云先生没有仔细分辨，因此许先生对于周代农业才有以下论述：

西周时代的农田，有所谓“菑田”、“新田”、“畲田”的名称。如《诗经》“周颂•臣工”：“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小雅•采芑”：“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干此菑亩。”《尚书》“大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这三种田亩，徐中舒以为是三圃制的轮耕法。杨宽以为“菑”是第一年初开垦的荒田，“新”是第二年刚好可用的新田，而“畲”是第三年已垦好的熟田（徐中舒，1955；杨宽，1965：12—14，45—48）。二说相比，杨说较为合理。轮耕抛荒，在刀耕火种阶段，原为常见。但在西周的核心地带，人口已多，农具未见改良，单位面积产量不增加，只有依仗增加垦田面积，方足解决人口太多，土地不足的难题。中国古代使用绿肥以及其他肥以改良土壤，可能早到商代（陈良佐，1971）。分三次改良土地，也已见于商代（张政烺，1973：98—100）。（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239）

但是有位陈文华先生指出：

中耕是我国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国外有的农学家曾把我国的传统农业称之为中耕农业。中耕主要是除草、松土，改善作物的生长环境。原始农业在播种后“听其自生自实”，自然没有中耕这一环节。后期可能有除草等作业，主要是靠手工或是一些简单的竹木工具来操作。到了商周时期，中耕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据胡厚宣先生的考证，甲骨文中一些字像是双手在壅土或者是用工具锄地除草，看来商代已有除草和培土技术。《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籽，黍稷薿薿。”《毛传》：“耘，除草也。籽，壅本也。”说明至迟在西周时期，人们已认识到除草培土(耘、籽)对作物生长的促进作用，中耕技术确已产生无疑。……可见到了西周时期，不但强调中耕除草，而且已经利用野草来肥田了，这也是一个进步。商周时期出现的钱镈之类的锄草农具就是为这一中耕技术服务的。（陈文华 《农业考古•二、中国农业考古的主要收获•（五）农耕技术的创造•3．中耕技术》 p 125）

印证《诗经》，其中有两个字其实是先周已经出现系统中耕技术的旁证，这两个字一个是“耘”，另一个则是“亩”。“耘”字只有除草培土之意，指的就是中耕；且这个字未见甲骨文，应该是后起的字，反映系统中耕的后起。而“亩”字意为田地中之垄，这是系统中耕的一部分，至于作为面积单位的“亩”，则是后起的，最开始只是一条垄宽，百步长为一亩，是从田垄引申出来的。“亩”字亦未见与甲骨文。下面是《诗经》中出现“耘”字和“亩”字的例子：

今適南亩，或耘或耔。（《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28）《小雅•甫田之什•甫田•首章（共四章）》）

民有肃心，荓云不逮。（《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39）《大雅•荡之什•桑柔•六章（共十六章）》）。高亨先生于此注云：

荓（pēng），当读为耕。云，借为耘。逮，借为㥆[忄隶]（tuì）。《广雅•释诂》：“㥆[忄隶]，缓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500）《周颂•闵予小子之什•载芟•首章（共四章）》）

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133）《齐风•南山•三章（共四章）》）

我疆我理，南东其亩。（《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25）《小雅•谷风之什•信南山•首章（共六章）》）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76）《大雅•文王之什•绵•四章（共九章）》）。高亨先生于此注云：

宣。疑借为畎，垄沟也。亩，垄也。畎亩即开垦筑垄。

周人《诗经》中多处开始采用新造的“耘”字和“亩”字，正反映系统中耕技术的大规模推行始自他们。

四、

关于周人对殷人（商人）的优势是怎么来的，是否和周人农业更强有关，许倬云先生有下列论述：

由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看来，周人的国势不足与商抗衡，周人的生产能力，至多站在商人的同一水平上，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以支持周人生产力较高的解释。历史时代常见草原民族挟其快速马队，以少数人口征服人口较多的农耕民族。中国历史上这种例子屡屡出现。下文将探讨周人的作战方式，以观有无此种可能。（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79）

周以蕞尔小国而能克商，既不能由经济力强弱作理由，又不能由军事力量的优劣来分高低，周之胜利当只能由战略的运用以寻求解释了。（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86）

吴为姬姓，见于金文；《左传》哀公元年、哀公十三年及定四年，吴人君臣也都自称姓姬。……长江下游离渭水流域虽远，周初也未必不可能有交通与联络。张家坡西周遗址出土了若干带釉陶片，陶胎作青灰色，陶质细致，表面有青色或黄绿色的釉。很多西周墓中都曾发现带釉陶片，地区分布由陕西长安，河南洛阳，到安徽屯溪，江苏丹徒都有之，而尤以丹徒、屯溪的西周墓中更为大量出现，器形也较中原一带为多样。原发掘报告认为这些在长安出土的带釉陶片的化学成分与原始的吴越青瓷接近，也与屯溪的硬陶片性质类似，而与北方的瓷器不同。因此他们以为张家坡陶片可能是在南方烧造的。……由江苏，经安徽，到陕西，陶器可以流传正启示了西周与东南有某种特殊的关联。（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86）

陕晋之间姬姓部族不少，如犬戎、骊戎，河北之鲜虞也是姬姓而视作戎狄，可能早在周之为周已存在（徐中舒，1936A：143，155）。凡此诸部更可能即是先周在公刘以前的同族。文王的势力大了，旧日同族遂折而又与之联系。（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88）

按召公为姬姓从无别说，但向来不能决定其所自出。如果召族为姬姓诸族中由山西向南开拓的一支，则向西开拓的周人在东向图商时，同为姬姓的召族与周联盟，自在情理之中，崇为商人重镇，然在周召合击之下，恐也难为商守。周人在晋南沿河东进，殆也有召族接应。（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89）

周人在不断的经营。上文说过召方可能即分布在豫西豫南，召公图南国，江河一带是真目标。周初可能已着眼在此。……如果南国早在文武之际已因召族的势力而服属周王，则周人在克商以前即在江汉流域建立若干据点，也未尝不可能（徐中舒，1936A：144—145）。……相对的，商在东方遭遇不小的麻烦。《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都说商纣时东夷与商之间有战事，纣明明不是在克东夷之后死亡，此处所谓“陨其身”，当指东夷之叛促成了商的失败及纣的死亡。（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90）

总之，整个情势，商人处于不利的局面。周人在北边已循晋南拊朝歌之背，由山西高地高屋建瓴，俯视商人王畿。中路一线，已克崇而入中原。南路一线，江汉已为周人疆土。这时商的东方，却又有大规模的东夷之叛！……周人克商的大战略，已经接近完成。《左传》襄公四年：“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周人的声势也就不小了。《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以当时的“天下”而言，周人大约已居渭水流域，黄河中游之半，并加上晋南及江汉，而殷商占了黄河下游及东夷所在的淮上以迄海边。双方盛衰之分确已判然。（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091）

综合言之，周人以蕞尔小邦，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都远逊商代，其能克商而建立新的政治权威，由于周人善于运用战略，能结合与国，一步一步的构成对商人的大包抄，终于在商人疲于外战时，一举得胜。（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p 109）

许倬云先生上面论述中着重提到了周人的友邦有很多都与周人同属姬姓，我觉得，这固然是影响因素之一，但周人在同姓或姻亲基础上向他们推广农业技术恐怕会更有利于巩固这种结盟，也有利于这些周人同盟者实力的增加。而这种猜测与以上许先生的猜测相比，同样具有一定合理性。尤其是周人后来对天下的控制方式与殷人大异其趣，也是佐证吧。

巫师右手指间夹着八根小竹棍，左手数着前面摆的一组组四根一组的小竹棍，数了下来，只有七组。这是比较少见的，巫师虽然有点疑惑，但还是告诉身边的人：这是阴爻，和前面的两个八组的阳爻加起来是艮卦（八八七=001），代表“少男”。

接着，巫师把所有五十根小竹棍收拢起来，开始下面三爻占筮操作，第一爻操作完，又得到七组，也是少见的阴爻，巫师隐隐觉得有点不安；再搞一遍，得到八组，这回是阳爻；最后一遍，剩余的小竹棍是九组，又回到常见的阴爻。

关于占筮过程，高亨先生有解说，见：http://www.talkcc.com/article/3712497 。

巫师虽然还想着前面两组少见的阴爻，但还是高兴地告诉身边等待的人：这回是离卦（七八九=101），代表“中女”。离卦加上前面代表“少男”的艮卦是“旅”卦（八八七七八九=001101）。“小伙子们，你们这次出去会遇见年龄大些的姑娘。”

这是三千年前，实际上是将近四千年前，当时黄河南边的“商”人部落，正准备赶着一大群牛出门，去与北方部落交易，换回玉石等各种珍稀物资。因为这次牛群规模大，部落首领“亥”要亲自出马。“亥”有个弟弟叫“亘”，本来这条路线是由“亘”负责的。

“商”人部落源出漳水，所以他们取“章”字经过某种变形的“商”作为族名，“商”人不但会养牛养马，还会让牛马拉车。到了“亥”当上首领以后，又想出了个主意，就是赶着牛群去向远方的部落交易，用牛换回别的部落的好东西。由于这种交易，“商”人越来越富裕。

“商”人本来就善于养牛，他们占卜也常用牛肩胛骨，后来他们祭祀时甚至用上百头牛，他们最初的商品也是牛，他们就是当时的牛仔。后来有成语：行商坐贾，商人专指流动做买卖的人，最初应该就是指“商”部落的人。千年以后春秋时代的“商”人弦高也还是赶着牛群去交易。

今天说到牛仔，就是指一百多年前美国的牛仔，所谓cowboy，流行说法说他们是养牛的人，但我感觉牛仔并不单纯养牛，他们还会从牧场长途赶着牛群去卖掉。他们干的活和当年的“商”人差不多。说不定，美国牛仔是山寨了中国牛仔。

“商”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作客，各地的人们一般都欢迎他们，但搞不好也会有冲突，这方面也可参考后来美国牛仔的作派。当然“商”人在当时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在文化上的地位不是美国牛仔可比的。

再回到三千多年前，“亘”一直在走这条经过有易部落向北的路线。就像有些美国牛仔一样，“亘”在别人的地盘上也不老实，常常和人家的姑娘搞到一起，是个惹祸精。一直以来，“亘”和有易的小伙子们颇有些小恩怨，他也吃过亏，但他不在乎。

由于去远方交易很容易闹乱子，所以“商”人每次出发之前都会让部落的巫师卜筮，看出行是不是吉利，本文开头就是这次他们出发前的一次占筮。巫师宣布占筮结果，大家哈哈一笑。打哈哈归打哈哈，那位巫师心里还有点不放心，心说我这回怎么出了两次七组的阴爻呢？尽管不放心，但他也说不出什么，“亥”和“亘”他们还是出发了。

一路晓行夜宿，中间还渡过了黄河，这天，“亥”和“亘”他们来到河北岸的有易部落，在那里借宿。“亘”领上“亥”又钻到有易酋长白胖女儿们的茅屋里。“亘”老这么干，了有易的小伙子们早就看着眼红了。这一回看见这么多牛，有易酋长绵臣也起了贪心。他撺掇小伙子们教训教训“亘”他们，他则惦着那群牛。

半夜，有易的小伙子在茅屋外轻轻敲床，酋长女儿们心领神会，悄悄溜出茅屋，小伙子们扑了进去。可怜“亥”被打死在床上，“亘”机灵，也有经验，躲在床下逃过一劫。他们的牛群统统归了有易。“亘”被人家扔到外头，一路哭着就回来了。

这次出行不吉利，巫师自然要负责，他经过检讨，反应过来，原来“八八七七八九”组成的“旅”卦（001101）可不是吉卦（可以有六十四种“旅”卦，“八八七七八九”只是其中一种），后来的巫师把此事记录了下来，还收入了《周易》，《旅》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说的就是这件事。

指向《旅》上九的卦象不止一种，我是选取了最明显简单的一种。而且当时可能还有几位巫师为此占卜，也还有别的巫师就此事占筮，所以在现存筮书《周易》中可能还有几条爻辞与此事有关，我也在下面贴出来了。一件事由几位巫师同时卜、筮，其结果分别预测同一事件的不同侧面，这是当时的常态，例如《周易》中说到“帝乙归妹”的爻辞也至少有两条，《左传》中也提到过类似的情景，例如见《哀九年传》（p 1652）（12090601）（我在下面也贴出来了）。

当时的“商”人自己没有强大的武力，要报复还要借助河伯的力量。但在这场悲剧以后，“商”人开始发展武力，走上称霸的道路。经过一百多年经营，“商”人终于取代“夏”人，成为天下共主。

我觉得，“商”人的天下共主是建立在贸易和交换的基础上的，当上天下共主以后，“商”人的买卖做得更大，这种买卖也大大加强了各族群间的交流。“商”人还在远方修筑城邑，作为他们的据点，并派出军队保护他们的交易，但也难免强买强卖。这样一来，珍稀物资汇聚于“商”人的首都，在那里，“商”人发展了发达的手工业，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进一步加强了“商”人的军事能力。

但是一方面当时的“商”人即使有农业，也是非常粗放的，他们没有抓住农业技术革命的机会，而后起的“周”人抓住了。所以“商”人在一个地方不会久住。有一句古话叫“商人屡迁”，就反映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商”人作为商人，搞不好就容易与各地的族群产生矛盾，不像“教民稼穑”的“周”人那样讨好，这导致“商”人对王畿以外的控制相对较弱。

由于在这两方面都输给“周”人，最终“商”人被“周”人一个突袭就打垮了。

下面是先秦典籍中有关“亥”的一些记载以及王国维、闻一多、高亨这三位先生大作中的一些相关部分：

后来的周人，追念他们的先祖，把“公刘”和“公亶父（周太王）”领导的两次大迁徙行动在诗歌里反复吟唱，甚至还在《诗经》中记录下来，作为对后人教育的、如何实行“封建”行动的教材，这就是《公刘》（《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13）《大雅生民之什公刘》）和《绵》（《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376）《大雅文王之什绵》）。

下面是《公刘》和《绵》的原文、高亨先生的注、以及我的不很靠谱的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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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刘首章》：

笃公刘，匪居匪康。廼埸廼疆，廼积廼仓；廼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我的乱译：

稳重的公刘，不贪图安康。整地得丰收，存储做干粮。那些立功的，都得了奖赏。张弓举着戈，我们去远方。

高亨先生的注：

注[一] 笃，忠实厚道。公刘，后稷的后裔，周部族的首领。

注[二] 匪，非。居、康，均安居之意。此句指公刘不敢安居晏息。

注[三] 廼，同乃。埸（yì易），疆界，田界。此句指公刘乃整治田地。

注[四] 积，积存粮谷。仓，把粮谷装在仓里。

注[五] 餱粮，干粮。

注[六] 橐、囊，都是袋子。小的叫做橐，大的叫做囊。一说：橐没有底，两头用绳子扎；囊有底，一头用绳子扎。

注[七] 思，想也。辑，成也。用，读为庸，功也。

注[八] 斯，于是。

注[九] 干，盾。戚，斧子。扬，举起。

注[一〇] 爰，于是。方，始，才。启行，出发。

《公刘二章》：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廼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我的乱译：

稳重的公刘，选的地方好，土壤很肥沃，草木长得高，中间是平地，周围小山包。像宝玉刀鞘，包裹着宝刀。

高亨先生的注：

注[一一] 胥，观察。斯原，指豳地的原野。

注[一二] 庶、繁，指草木茂盛。

注[一三] 顺，当读为巡。宣，周遍也。指公刘普遍巡视。

注[一四] 永叹，长叹。豳地都好，没有使公刘长叹的地方。

注[一五] 陟，登。巘（yǎn演），孤立的小山。

注[一六] 舟，借为周，环绕，佩戴。

注[一七] 瑶，似玉的美石。

注[一八] 鞞（bǐ比bǐng），刀鞘。琫（běng），刀鞘口部的玉质装饰。容刀，装着刀。

《公刘三章》：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我的乱译：

稳重的公刘，先找好泉流。又翻过南冈，登上那高丘。高丘前原野，大家都安顿。刚刚住下来，纷纷发议论。

高亨先生的注：

注[一九] 逝，往也。百泉，极言泉水之多。

注[二〇] 溥原，广阔的原野。

注[二一] 觏，见到。京，高大的山丘。

注[二二] 京师，豳城建筑在大丘上面，很长时期是周人的国都。所以作者称它作京师。

注[二三] 时，是也。处处，安居。

注[二四] 庐旅，当读为旅旅，有次序的陈列。

《公刘四章》：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我的乱译：

稳重的公刘，在高丘祭祀：大家排整齐，拜完开宴席，“把猪捉过来”，“要用瓢舀酒”。大家吃喝完，愿跟公刘走。

高亨先生的注：

注[二五] 依，当是祭名。

注[二六] 跄跄，步趋有节貌。济济，多而整齐貌。

注[二七] 俾，指摆。此二句指公刘的随从把席和几摆上。

注[二八] 造，借为告。曹，侣也，即伙伴。

注[二九] 牢，养牛羊豕的圈。

注[三〇] 酌，喝酒。匏（hù户páo），葫芦。葫芦一破为二，作为酒器，称匏爵。

注[三一] 宗，族长。此句言公刘做大家的国君和族长。

《公刘五章》：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廼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我的乱译：

稳重的公刘，在高丘立帐，日影定阴阳，流水观方向。人马分三队，去整田种粮。在豳地西面，我们来开荒。

高亨先生的注：

注[三二] 溥，当读为铺，布置褥垫等。长读为张，张设帐篷等。

注[三三] 景，同影，测量日影来确定方向。廼，其也。

注[三四] 相，看。阴，山丘的北面，阳，山丘的南面。

注[三五] 单，古代军队中的一种车子，用它载旗帜。军队中若干人组成一个单位，有一辆单车，载一面旗帜，这就叫做一单。

注[三六] 度，丈量。隰，低湿之地。

注[三七] 彻，治也。彻田，开垦土地。

注[三八] 夕阳，山丘的西面。

注[三九] 允，与以同意。荒，即开荒。此言豳地因而开垦了。

《公刘卒章》：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廼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廼密，芮鞫之即。

我的乱译：

稳重的公刘，豳地盖馆庐。又远渡渭水，采来好石头。用来制农具，人人都到手。皇涧和过涧，芮水边居留。

高亨先生的注：

注[四〇] 馆，房舍。此言在豳地营造宫室。

注[四一] 为，犹而也。乱，横流而渡。

注[四二] 厉，即砺，用来磨物的一种粗糙坚硬的石块。锻，借为碫，大块的坚硬的捶石。取磨石和捶石，为了磨捶生产工具。

注[四三] 止基，即镃錤，锄也。理，修整好。

注[四四] 众，指人多。有，指财物多。

注[四五] 皇涧，涧名。此言沿着皇涧两岸而行。

注[四六] 溯，逆流而上。过涧，涧名。

注[四七] 止，停住。旅，众也。密，安也。此句指众人乃安然定居。

注[四八] 芮（ruì锐），水名。鞫（jū居），水边。即，与就同义。此句指公刘率众就芮水边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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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首章》：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我的乱译：

长长的瓜藤处处坐果，我们立族杜水到漆水。公亶父那时还没房子，我们就住窑洞和地穴。

高亨先生的注：

注[一] 绵绵，接连不断貌。瓜，指大瓜。瓞（dié迭），小瓜。诗用瓜瓞的连绵不绝比喻周朝子孙的众多。

注[二] 民，指周人。初生，指周族开始发展的阶段。

注[三] 土，借为杜，古水名。沮，借为徂，往也。漆，古水名，在岐山区域。自杜徂漆，即由豳地迁往岐山。

注[四] 亶父，人名，王季的父亲，文王的祖父。它是西周以前的一个公，所以称作古公。后来周人也称他做太王。

注[五] 陶，借为掏。复，借为[上穴下復fù]，从旁掏的洞叫作[上穴下復fù]，即山洞（或窑洞）。向下掏的洞叫作穴，即地洞。

注[六] 家室，即房屋。

《绵二章》：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我的乱译：

公亶父赶着马去放牧，过西面的河到岐山旁。又引来姜“姓”的女人们，一起瞧瞧这块好地方。

高亨先生的注：

注[七] 来，犹是也。朝，早晨。走马，驰马。

注[八] 率，循着，沿着。西水，豳城西边的水。浒，水边。

注[九] 爰，乃，于是。姜女，姜姓的女子，亶父之妻，也称太姜。

注[一〇] 聿，发语词。胥，观察。宇，居处。此句指来岐山之下考察建造宫室的地址。

《绵三章》：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周原土地肥沃，苦菜又甜又香。虔心占问灵龟：“就在这里盖房。”

高亨先生的注：

注[一一] 周原，地名，在岐山下。膴（hū（wǔ））膴，肥沃貌。

注[一二] 堇，野菜名，味苦。荼，又名苦菜。饴，麦芽糖。

注[一三] 始，疑借为怡，喜欢。

注[一四] 契，钻刻。古代用龟甲占卜，先把龟甲钻刻一个小孔，然后用火烤，小孔处裂成文，看文的形态来断定吉凶。此处是说亶父占卜可否在周原住下。

注[一五] 曰，指龟兆说。时（時），借为跱（zhì），停住，与止同意。

注[一六] 兹，此。此举也是龟兆的话。

《绵四章》：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我的乱译：

队伍在这里安心停下，分派任务人人有事干。开垦田地再修上围墙，垄沟从西面直到东面。

高亨先生的注：

注[一七] 迺，同乃。卜的结果和人的希望相合，所以大家安心住下。

注[一八] 迺左迺右，指划定左右区域。

注[一九] 疆，修起地界。理，治理土田。

注[二〇] 宣。疑借为畎，垄沟也。亩，垄也。畎亩即开垦筑垄。

注[二一] 周，徧也。此句言人人各有所事。

《绵五章》：

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我的乱译：

找来司空司徒规划好，新的家园要井井有条。拉绳划线再立起模板，大家齐夯筑先修宗庙。

高亨先生的注：

注[二二] 司空，即司工，管工程的官。

注[二三] 司徒，即司土，管土地和力役的官。

注[二四] 绳，指施工前拉绳作为取直的标准。

注[二五] 缩，捆束。版，筑墙夹土的长板。以，犹於也。载，读为栽，筑墙所立的木柱。筑墙诗要立上木柱，把长板横着捆在木柱上，所以说缩版以栽。板的两头都有木柱。墙的两面都横着长板。填土板内，舂之使坚实，然后去其柱板，则墙成。

注[二六] 翼翼，动作整齐貌。

《绵六章》：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我的乱译：

装土声轰轰，填土声砰砰，夯土声咚咚，削凿声冲冲。筑起的墙有好几百面，擂鼓都盖不过这喧声。

高亨先生的注：

注[二七] 捄（jiū鸠jū），把土装在筐内。陾（réng仍）陾，装土声。

注[二八] 度，填入，即把筐里的土填在筑墙板的中间。薨薨，填土声。

注[二九] 筑，擣土使坚实。登登，擣土声。

注[三〇] 屡，当读为镂，刻也。筑墙也用砖用甓（pì）用木，砖甓木等有时需要用刀斧凿刻。冯（píng憑）冯，削镂的声音。

注[三一] 百堵，指很多墙。皆兴，同时动工。

注[三二] 鼛（gāo高）鼓，一种大鼓。在众人服力役的时候，要打起鼛鼓来催动工作。弗胜，指鼛鼓的声音胜不过劳动的声音。

《绵七章》：

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应门将将。迺立冢土，戎丑攸行。

我的乱译：

皋门盖起来了，高大雄壮。应门盖起来了，庄严堂皇。还在戎人来犯的路上，筑起高台瞭望。

高亨先生的注：

注[三三] 皋门，即外门。周代城的外门、庙域宫的外门都叫做皋门。

注[三四] 伉，高大貌。

注[三五] 应门，即正门。

注[三六] 将（qiāng枪）将，庄严堂皇的样子。

注[三七] 冢土，即大土堆。亶父建立土台，是为了瞭望御敌之用。

注[三八] 戎，指昆夷。丑，周人对敌人的蔑称。攸，所也。行，行走。此句指建立土台在昆夷来犯的路上。

《绵八章》：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

我的乱译：

我们不卑不亢还警惕，修好道路清除了草木，混夷见我们有了准备，坚持不下去只好跑路。

高亨先生的注：

注[三九] 肆，既也。殄，消除。厥，其也。愠，愤怒。此指亶父对昆夷的愤怒并不消除，怀着复仇、收复土地的决心。

注[四〇] 陨，坠落，此处是断绝之意。问，聘问。亶父对昆夷的聘问并不断绝，暂时采取敷衍的手段。

注[四一] 柞，一种常绿灌木或小乔木。棫（yù域），一种丛木。

注[四二] 兑，通达。

注[四三] 混夷，即昆夷。駾（tuì退），受惊奔窜。此句指昆夷自豳地退去。

注[四四] 喙，借为[疒右下彖]（huì喙），疲劳病困。

《绵卒章》：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我的乱译：

虞人和芮人都来投靠，文王嘉奖了各个家族：“你们和我家有亲有疏，投靠的时间有先有后，但后来都立下了功劳，能一起保卫共同家园。”

高亨先生的注：

注[四五] 虞，古国名，在今山西平陆。芮（ruì锐），古国名，在今陕西大荔。质，读为致。成，读为城。此句指文王伐虞、芮，两国献城投降。

注[四六] 蹶，嘉奖。生，读为姓，古人称官吏为姓。此举是说文王嘉奖他的百官。

注[四七] 予，文王自称。曰，语词。疏，读为胥，辅也。附，归附。

注[四八] 先后，指在文王前后的人。

注[四九] 奏，借为走。（《楚辞离骚》王注引作走）。奔走，指奔走效力之臣。

注[五〇] 禦侮，指捍卫国家之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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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首诗篇里，反映出周人在“封建”与先进农业结合上的几个重点：土地，城邑，武力，人民。

土地：

在《公刘》和《绵》里都提到了相度地利，《公刘五章》里面说到：“度其隰原。”《绵三章》里面说到：“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这里相度地利是为了耕种，反映周人对哪些土地更适于农业生产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在《公刘》和《绵》里也都提到了开垦田地，《公刘五章》里面说到：“彻田为粮。”《绵四章》里面说到：“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这里的开垦首先是要筑垄沟，所谓“迺宣迺亩”，亩的本意就是垄，在周人的诗歌里反复提到这个“亩”（见《诗经》），绝非偶然。

另外《公刘首章》的“廼埸廼疆”和《绵四章》的“迺疆迺理”都提到了“疆”，“疆”这个字本意应该是田界，据我记得，有文献表明，当时的田界并不仅仅是标记或记号，而是相当高的土堆、土围墙和树篱，还有沟渠和道路，所以往往需要由军队去完成。这应该也反映了当时只有田界，还没有国土这个概念，各国的疆域范围之内都有不少非本族的人居住、活动，其中很多都是游牧族，所以我猜想，在农田周围筑墙树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游牧族的畜牧活动破坏农作物。当时的农田也不是阡陌相连、都挨在一起的，而是一块块由“疆”围起来的分开的地块，我想甲骨文中的“田”字和“周”字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地块。

城邑：

在《公刘》和《绵》里都提到了盖房筑城，《公刘六章》里面说到：“于豳斯馆。”《绵六章》里面说到：“筑之登登，削屡冯冯。”

于是公刘和亶父就带着他们的族人分别“于京斯依”（《公刘四章》）、“至于岐下”（《绵二章》）。“京”和“岐下”分别是周人长期聚居的中心之一，他们也都在此修建了城邑。要向远方“封建”，筑城是必须的。

武力：

既然举族迁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自然要有武装保证，在《公刘首章》里面就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反映了周人“迁徙”的“武装移民”的性质。

人民：

既然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有和当地原有的人群如何相处的问题：

在《绵卒章》里面提到：“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姜“姓”应该就是与周人有婚姻关系的羌族的一支，周人宣传后稷是姜“姓”女儿“姜嫄”的儿子，而且其父亲不知是何人，应该就是对原来在当地的姜“姓”乃至整个羌族的妥协。反过来，周人也把姜“姓”变成了与自己一样的农耕族，并争取到姜“姓”成为自己坚强的同盟军，后来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的著名的姜太公就是姜“姓”的一位首领。

在《绵卒章》里面还提到：“虞芮质厥成。”此事后来传说成虞和芮的君主受了文王的感召，互相和好，我猜测，实际情况可能也是周人教会了他们怎样种地能够有更好的收获，从而减少了他们的纷争，使他们投向了周人。

到了后来周武王一战成功以后，周人陆续向各地派出自己的族人（以及一些姜“姓”的羌人），让他们以这两首诗歌中唱到的先祖的行动为样板，各自打出一片新的天地，这就是周的“封建”。

当然，后来克商以后周人的“封建”行动比他们的先祖要熟练的多，条件也要好得多，例如，后来的“封建”行动虽然人数也不太多，但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另外的周人军队打前站。

很可能这些军队已经先一步完成了对当地部分土著族群的征服工作，例如“易（赐）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州〔三十？〕又五，厥□百又□，易才宜王人［十］又七生”（《宜侯夨簋铭文》），又例如“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57）《大雅荡之什韩奕》），还有“因是谢人，以作尔庸。”（《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50）《大雅荡之什崧高》），都说到周王颁赐给新“封建”的诸侯一些土著居民，这些土著居民自然是已经被征服了的。

说不定这些军队也带领土著族群完成了对土地的疆理工作，这样周王颁赐的就是整治好的农田。

而且这些军队还会帮助这些前往“封建”的周人先把城筑起来，例如：“溥彼韩城，燕师所完。”（《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57）《大雅荡之什韩奕》），说的是韩国的城是由邻近的燕国派兵修建的。又例如：“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有俶其城，寝庙既成。”（《诗经今注》 高亨 注 （p 450）《大雅荡之什崧高》），说的是周天子把“谢”那块地方赏赐给“申伯”，并且命令“召伯”率领军队先去为“申伯”筑城。又，“申”是另一个姜“姓”的诸侯国。

当时筑城并不容易，《春秋经》和《左传》中也有很多外来军队为某个大夫、为某个诸侯、以至为周天子筑城的例子，例如叔仲昭伯派鲁国的人马为季氏“城费”，齐国领导诸侯为邢、卫筑城，晋国领导诸侯为周天子“修成周之城”，等等，说明即使到后来，筑城也常常需要外来的帮助。因此，由另外派遣的军队先一步把城筑起来，这样前来“封建”的周人（包括一些姜“姓”的羌人）起步点就比较高，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

估计其实周初的封建也并非一下就跳到了燕或者齐、鲁这样遥远的地方，更可能是先在不太远的（相距几百里的）地方派军队去收服当地周边的土著居民，筑城开垦，站稳脚跟；又前出几百里，再收服土著居民，筑新城，开垦更多田地，再站稳脚跟；如此反复跳跃前进。传说燕国在河南、山西、河北有多处故址，可能就反映了这个过程。也可能是先筑小城，站稳脚跟，再设法迁到更宽阔的地方，筑更大的城。似乎齐国就有这样的过程。由于有这一类逐步扩张的过程，所以，周人的大规模“封建”经历了几代人、几十年。

总而言之，周人应该在克商之前就已经掌握了适用于北方黄土地带的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教民稼穑“的经验，还经过公刘和公亶父两次举族远徙的成功演练，因此才有后来“封建”的成功。

有了“公刘”和“公亶父”领导的这两次行动，周人才有底气在克商之后向远方“封建”自己的子弟，而且越来越成熟而规范化，遵循诸如筑城、疆理、来之、安之等等步骤，有条不紊地开拓一块块地方。经过几百年多少代人的努力，周人分封在黄土地带的诸侯大多站稳了脚跟，最终在春秋战国之交基本上融合掉（或者挤走了）“戎狄”，在整个黄土地带让对于当时当地来说先进的农业经济取代了畜牧经济。

包括上面两首《诗》，有各种迹象表明，周人一直是吸收了大量对他们来说是外族的人群一起从事农业生产的，应该也是开了把认同华夏文化的人都看做自己人的先河。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这也是他们能成功开枝散叶的诀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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