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hVmeOCJjOU&list=FL3RezzS-A7eu0NV9aDxzpdA&index=25&t=421s

非常感谢大家，我很有幸能来到皇家科学院。这是我最喜欢的谈论科学的场馆。当然许多前辈们也在这座场馆里讨论过科学并且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不仅包括演讲，还包括现场试验，从迈克尔.法拉第到汉弗里.戴维无不如此。这一来我就比较吃亏，因为我是搞理论物理的，平时不怎么做实验。但是咱们这里毕竟是皇家科学院，所以我至少也要尝试着努力一把。当然我不能保证实验一定成功，这就是科学的妙处。我将要按动一个按钮，然后我的手机会通过互联网向瑞士日内瓦的一家实验室发送一个信号，然后实验室的某个装置将会向一面部分镀银的镜子发送一个光子。根据量子力学的原理，这个光子有可能遭到反射，也有可能穿透镜子。探测器将会探明光子的去向，届时将会出现两个宇宙，光子在两个宇宙里将会各自前往不同的去处。探测器的信号将会传输回我的手机，转换成两条指令之一，要么让我往左边跳一步，要么让我往右边跳一步，到时候我就跳（笑声）。咱且看法拉第有这本事没有（笑声）。我再重申一遍，这不是模拟，瑞士日内瓦的确有这么一台分光器，而且机器告诉我现在应该往左跳。（跳）我跳了！（笑声，掌声）谢谢大家捧场。

接下来还有很多内容，不过关键在于，根据我即将向大家解释并且试图说服你们相信其合理性的理论，刚才的确出现了另一个版本的宇宙，那个宇宙里的我往右边跳了一步。我相信这就是真实情况。你们或许不信，但是我希望等到本次演讲结束时你们能理解为什么会有我这样的人相信这一点是真的。今天的演讲主题是量子力学。假如你不打算了解量子力学却还是来到了这里，会务安排肯定出了大问题。我之所以想讨论量子力学，最坦诚的原因在于我最近写了一本关于量子力学的书，大家现在不用起身就能在手机上下单。不过就算你对量子力学仅仅了解一鳞半爪，也应该质问我：“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另一本关于量子力学的书呢？”我认为这一点还是有原因的。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老前辈理查德.费曼说得好：“我认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人理解量子力学。”我做科普讲座时一般不喜欢诉诸权威，但是既然物理学家都不理解量子力学，我诉诸一下最应该有可能理解量子力学的权威也不为过。

像费曼这样每天都在应用量子力学的人声称“没有人理解量子力学”的时候，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现在我们能够以惊人的精确度来应用量子力学。我们能用量子力学进行预测，完成实验，得到符合量子力学规则的预期结果。问题在于，我们理解与使用量子力学的方式就像我理解与使用手机的方式一样。我能打开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发送信号，我能发短信甚至打电话，可是你要问我“你这部手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怎样才能造出这样一部手机？这部手机的技术参数是什么？”那我只能无言以对。这就是目前职业物理学家与量子力学之间的关系：谁都能用，谁也不懂。“量子力学的车前盖下面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啊。”我不懂手机倒是无所谓，物理学家不懂量子力学就很尴尬了。

真正的问题甚至还不在于物理学家不理解量子力学。“不理解”对于科学家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科学前进的动力就在于“不理解”这三个字。要是不理解，我们就努力试着去理解。可是对于量子力学来说，我们现在已经连试都懒得试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科学家们还曾经努力思考过量子事件的意义，但是后来这个项目却被抛在了一边。如今只有职业生涯走到尾声的物理学家们才会给自己倒一杯白兰地，穿上吸烟外套，思考一下量子力学的意义，正牌物理学已经不研究这个了。你要问今天的许多物理学家“量子力学是怎么回事？”他们会说：“不不不，我们不关心这个问题，我们不想知道。”我觉得伊索寓言里面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狐狸能够很贴切地比拟这种情况。照理说寓言是用不着解释的，但是为了避免误解，这里狐狸指的是物理学家（笑声），葡萄代表了对于量子力学的理解。狐狸试过了，失败了，现在正在试图说服自己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尝试。我认为这样做不仅是错的，而且很丢人。我们理应做得更好一点。我有个想法，不是我的原创想法，而是我最喜欢的想法。我想向大家推销我最认可的量子力学理论。但是远远更加重要的另一点在于我们理应能够理解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不是神话，不是魔法，仅仅只是科学而已。

我先带大家回顾一下量子力学是怎么来的。我们要从十七世纪的经典力学开始讲起。当时艾萨克.牛顿发现世界的运行只需要几条非常简单的规则就能描述。这套规则如此强大，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从没想过经典力学居然会出错。经典力学就是物理研究的基础框架，从电磁感应到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都能安置在这个框架里面。量子力学则是彻底的另起炉灶，不是针对经典力学的改进，而是彻底的更替，换句话说量子力学认为牛顿错了。两种力学之间的差异可以用这张我们全都见过的卢瑟福原子结构模型示意图来体现。我们在十九世纪就发现了原子的存在，但是最早的原子模型就像一块大布丁，里面塞着几个电子。欧内斯特.卢瑟福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原子的绝大部分质量都集中在核心，电子是很轻的带电粒子，围绕原子核旋转。这张示意图想必你们都见过。这张图多少还是有点用的，能让我们对原子结构产生直观的认识。从化学到电力传输，所有这些现象全靠电子才能完成。沉重的原子核端坐中宫，电子则可以从一个原子跳跃到另一个原子。

我现在要告诉大家，这张图画得大错特错，根本反映不了现实世界。因为在十九世纪，还有以法拉第为代表的一帮人发现了电磁学，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尤其为这个学科添加了点睛之笔。根据电磁学理论，一个带电粒子会释放出电场。如果我移动这个电子，电场也会随之移动，重新指向电子。如果我拿着电子上下摇晃，电场就会产生波。我们将这种电磁辐射波称作光。现在大厅里所有的光照都源自上下摇晃电子，让电场振动向各个方向散布。按照卢瑟福原子模型的设想，电子既然绕着原子核旋转运动，就应当释放电场，释放电场就意味着流失能量，流失能量就意味着电子无法稳定地呆在旋转轨道上，而是会一头扎向原子核，而且这个过程将会发生得非常快。你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仅仅需要一千亿分之一秒电子就会从旋转轨道上一头栽下来。我们现在就可以集体做个试验来验证一下。这张桌子是原子构成的，你我也是原子构成的。根据我的预测，倘若经典力学是正确的，从现在开始一千亿分之一秒之内所有这些物质都会坍缩成一个点。预备，起，并没出这种事（笑声），可见经典力学的深处埋藏着某种错误。很多聪明人花了很长时间尝试了很多思路，这才想出一套站得住脚的解释。

以下就是他们想出来的解释。尽管物理学家们花了不少时间，但是这个解释实在过于惊人，他们能在这点时间里想出这个解释着实令人称奇。用一句话来概括：电子不是粒子。这个解释听上去确实很有颠覆性，所以我要深入解释一下。从根本上来说，电子其实是波。我们不该将电子视作在轨道上运行的一个点，就像太阳系里的行星那样。相反，我们应当将电子视作一团围拢在原子核周围的波状云。在座各位当中要是有人被大学化学折磨过的话，就能认出这些不同形状的电子云代表了处于不同轨道的电子。就好比你绷紧一根线之后弹一下，这根线会以基本频率进行谐波振动。在电子云当中有能量最低的部位，也有看上去更复杂的高能部位。因此电子之所以没有坍缩到原子核上面去，是因为电子云能量最低的部位并不是原子核所在的正中心，而是像波一样分散了开来。这个解释大约是在十九世纪中期提出来的。你甚至可以用这个解释来分析实验数据，例如为什么原子释放的光具有特定形态。更强的是，这个解释还搭配了一个公式，这就是埃尔温.薛定谔提出的薛定谔公式。这个公式我就不展开分析了，你完全可以将这个公式视为一首坚不可摧的诗歌。关键在于，我们现在不仅有了全新的理念——电子是波，不是粒子——而且还有了全新的公式来取代牛顿的公式。牛顿的公式主张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你只要知道了粒子的位置与速度，牛顿经典力学就能告诉你这个粒子接下来的状态。在量子力学当中，你告诉我某个电子的波函数，薛定谔公式就能告诉你这个电子接下来的状态。

这一来物理学家们自然十分高兴，因为只有公式才能略微温暖一下物理学家的心灵。公式就相当于物理学家的饭碗，至少肯定为物理系大二学生们找了不少事做。多少大二学生曾经彻夜不眠，运用薛定谔公式解决量子力学问题。问题在于，正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毫不含糊的公式，我们理应可以运用该公式解释一切物理现象而不仅仅局限于轨道上的电子。刚才我说过，量子力学是针对经典力学的替换，那么我应理应可以运用该公式做出各种预测。以下是一个量子力学现象：一个原子的原子核可能会不稳定，于是就会衰变并且释放电子或者其他带电粒子。薛定谔公式能够预测这些粒子的释放方式。既然电子是波，那么释放方式理应像球状的涟漪那样以辐射粒子为中心扩散开来。但是实际情况看上去却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将一块铀放在云室里观察铀释放辐射，这些辐射会激发云室里的原子并且留下痕迹。我们打眼一看就会发现所有的痕迹都是直线，简直就好像有无数颗粒从铀当中向四面八方喷射了出来一样。薛定谔公式的预测结果可不是这样。简直就好像电子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是一团波，当你定睛观瞧的时候又变成了粒子。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的物理学巨头们都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玻尔、薛定谔、狄拉克、泡利、海森堡等等一干人凑在一起开会讨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会议得出了以下共识：电子在你不观察时是一团波（笑声），当你观察时则是粒子。悲哀的是，直到今天这套名为哥本哈根诠释的说辞依然是量子力学界最领先的理论。我们通过下列方式化解实验结果与理论之间的相互矛盾：在观测之前，电子可以用波函数描述，就像一团扩散开来的云；在观测之后，波函数则会以无法预测的方式剧烈变化，坍缩成一个点，看上去就像粒子一样，我们至多只能预测这个新粒子出现在某个位置的概率。空间里任何一点的波函数数值越大，我们就越有可能在这一点发现粒子。这就是目前我们教给学生的量子力学规则。我没有跟各位开玩笑，我不会在讲座结尾表示“呵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物理学家们真傻。”我们至今依然在使用两套互不相容的规则来描述量子力学。第一套适用于未经观测的量子体系，此时粒子处于量子态或者说波函数当中，薛定谔公式可以精确描述波函数随时间推移的表现。这套规则与经典力学完全平行，也包括针对物体状态与状态变化的描述。但是经典力学就到此为止了，在受到观测之后，量子力学随即改用了另一套截然不同的规则。波函数一经观测就会坍缩成为特定值。你只能大概猜测波函数会坍塌在哪里，但是永远无法绝对确定。以上就是现今物理课本里的内容。

如果你现在觉得这个情况有点别扭，这不是你的错。你要是觉不出别扭反而不应该。很多人上学的时候头回听到这种事也都觉得别扭。他们举手问老师，老师让他们闭嘴（笑声）。他们要是接着问老师，老师就说他们不适合搞物理。我本人最喜欢的一个思想实验就是薛定谔的猫。许多人都以为这个思想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显示量子力学多么反直觉，可是在量子力学双重规则刚刚提出来的时候，薛定谔与爱因斯坦是唯二不肯买账的人。尽管薛定谔发明了薛定谔方程，但是当针对他的公式的诠释被人当成了计算概率的手段时，他气得亲口宣称“我希望我从来没有与这个公式扯上过关系。”当然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诺贝尔奖退回去（笑声），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确实很不爽。当年薛定谔与爱因斯坦通过一系列横跨大西洋的通信交流设计了这个思想实验，其用意并不是为了表明“量子力学多么神奇”，而是为了表明“这么扯淡的事情肯定有问题”。这个实验的本质是选取一个量子波函数，使之体现多种可能性的叠加，然后将微观体系扩大到宏观体系。

在实验当中，薛定谔找来一个正在衰变的放射原子，在旁边放一个监测衰变的探测器。根据量子力学规则，原子核的波函数是衰变与未衰变两种状态的叠加。因此探测器也应当处于监测到衰变与未监测到衰变两种状态的叠加。假如探测器监测到叠加，就会开启一个容器，释放出里面的气体，充满罩在外部的盒子。盒子里还有一只猫。根据薛定谔的最初设定，释放出来的气体是氰化物。他女儿日后表示：“我觉得我父亲不喜欢猫。”（笑声）鄙人是个爱猫人士，所以要改用催眠气体。根据量子力学规则，这只猫也会处于睡着与醒着之间的叠加态。我们并非不知道猫究竟是睡着还是醒着。根据我刚刚告诉大家的规则，在我们观察之前，猫的状态的确是既睡着又醒着的叠加态。根据经典力学，我们可以说这只猫要么睡着，要么醒着，我们不知道。这是个认识论问题，不是本体论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我知道什么”而不是“实际是什么”。但是根据量子力学，猫就是可以既睡着又醒着。薛定谔认为，如果我当真相信这一套，当真相信教科书上的说法，那么只有当我打开盒子查看的时候，猫的状态才会确定下来。教科书版量子力学规则的一部分核心理念在于观察者——或者说进行测量的物理学家——要遵守经典力学规则。根据哥本哈根诠释，就算你由原子构成，而原子又遵循量子力学规则，但是你却不遵守量子力学规则，而是遵守经典力学规则。于是猫受到了量子力学的待遇，观察者——画面上这位观察者是玻尔——则受到了经典力学的待遇。观察者不会受到波函数的影响。观察者掀开盖子之前，猫处于叠加态。一旦观察者掀开盖子进行观察，要么猫醒着，观察者也看到它醒着；要么猫睡了，观察者也看到它睡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你能分别计算出两种选择的可能性。

问题在于，这番场景显然是在发疯。我们显然不能接受这么扯淡的情况作为解释自然界的基本理论。这个实验从头到脚都是漏洞，薛定谔与爱因斯坦坐在礼堂后排举手质问：“这玩意你们不会有人真信吧？”其他人全都假装没听见。我这里先指出两个最显著的问题。首先是著名的观测问题。在我刚才表述的规则当中少不了观测行为的存在，那么“观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必须要靠人类来进行观测吗？猫自己观测自己行吗？如果盒子里装的不是猫，而是录像机、蚯蚓或者阿米巴虫，那也算吗？我要是不仔细看，就瞅一眼又怎么样？（笑声）观测的定义是什么？观测是即时发生的吗？观测结果为什么与概率有关？你要是坐在量子力学教室后排举手提问这些问题，老师会告诉你不要问，因为没有合理的答案。但是还有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也就是现实问题。一开始我说过电子是波或者说波函数，不过真是这样吗？量子力学的规则规定了我们永远无法直接观测波函数，我们无论何时观测电子都只能观测到一个粒子。那么波函数当真能体现现实吗？还是说波函数只是用来预测潜在观测结果的工具呢？波函数是否仅仅体现了部分现实而不是全部现实呢？现实究竟是啥呢？我们不知道。所以许多物理学家试图向公众普及量子力学时一不小心就会自己把自己绕进去。原子内部主要由空荡荡的空间构成吗？如果你将电子视作波函数，答案就是否定的；如果你认为电子是波函数当中的一个点，答案就是肯定的。所以就连这些非常简单的问题的答案我们都不知道，作为物理学家我们要知耻。

长久以来有无数年轻人信心满满地投身于物理学领域，放出豪言“我要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就被物理学踢出了门外。这其中有一位休.埃弗莱特，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了量子力学的埃弗莱特诠释——当然这个名字不是他自己起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埃弗莱特的身份更贴近治疗师而不是物理学家。他放弃了物理学家这个身份，为的是接受物理学家们一直不肯承认的现实。现实是什么？观测时发生了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埃弗莱特给出了非常简单的回答：首先，波函数是全部现实的代表，而不仅仅只是用来预测的工具，波函数与现实是同构的；其次，在观测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波函数并不会坍缩，并不会发生什么概率性的随机现象，唯一生效的就只有薛定谔公式。这个公式在一切时间里对于宇宙当中的一切事物都有效。这番话说得倒是大言不惭，可是我们已经论证过了不可能真是这样。薛定谔公式预测辐射会像波一样扩散，可是我们看到的辐射却是一条条直线。但是在我们解决这一点之前，我想先强调一下埃弗莱特的理论有多么简单。与哥本哈根诠释相比，埃弗莱特的理论非常简洁。他去除了一切涉及观测与坍缩的内容，只保留了根据已知公式推导出来的波函数。他没有像量子力学的范式添加任何内容，反而砍掉了不少内容。

问题在于这套规则怎样才能匹配电子看上去像粒子的现实呢？埃弗莱特利用了量子力学的两项内容，并且认为只要接受了这两点一切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首先，既然你是由原子构成的，那么你也是量子体系的一部分。你并不遵循经典力学规则。经典力学仅仅是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将就使用的估算手段。观测者与观测对象都应当按照量子规则来对待。其次，埃弗莱特利用了量子力学当中名为纠缠的现象。这个现象最早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如果说我们对于爱因斯坦有什么误解的话，那就是我们大都低估了他。当然，爱因斯坦现在的评价已经达到了二十世纪第一人的程度，但是好些人都以为爱因斯坦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量子力学显现雏形的时候——他与玻尔等人正是在1927年的索尔维会议上敲定了量子力学的规则——已经年岁老迈思维迟钝了，倒向了保守立场，跟不上物理前沿的发展。可是1927年爱因斯坦只有四十八岁（笑声），我绝不肯承认四十八岁就是跟不上理论前沿新发展的老年时期。事实上爱因斯坦对于量子力学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更加透彻。问题在于他不肯接受这套理论，他认为这套理论还没有完成。他不认为哥本哈根诠释足够好。他在认真思索之后发明的理论补充之一就是量子纠缠。

为了解释量子纠缠，我要借用一下我们在2012年发现的希格斯粒子。当然，爱因斯坦那时候的物理学家们还不知道希格斯粒子的存在，但是用这个粒子来说明问题依然很方便，因为除了希格斯粒子之外，我们已知的自然界全部其他基本粒子都会自旋。根据量子力学规则，就像观察盒子里的猫一样，当你观测一个正在自旋的电子时，这个电子要么顺时针旋转，我们称之为上旋，要么逆时针旋转，我们称之为下旋。我们从未见过两种旋转状态的叠加。根据量子力学规则，当你不观测时，粒子自旋状态的确是向上与向下的叠加。希格斯粒子不会自旋，但是会衰变成两个自旋的粒子。由于宇宙当中的自旋总量是恒定的，一个不会自旋的粒子衰变产生的两个自旋粒子的旋转方向必然相反。一个希格斯粒子会衰变成一个粒子与一个反粒子，我们在观测之前不可能知道两个粒子的自旋状态，但是只要确定了一个就能肯定另一个必然相反。换句话说，根据量子力学规则，希格斯粒子衰变产生的两个粒子处于粒子一向上粒子二向下与粒子一向下粒子二向上这两种状态的叠加。两个粒子的自旋方向不可能一致，否则就违反了角动量守恒。

这一步主张尽管只是为了保全角动量守恒才推导出来的，但是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直指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的根本差异。扔给经典力学一堆粒子，经典力学会将每一个粒子的状态单独开列出来，因此你或许会觉得对于量子粒子来说，每一个粒子都有单独的波函数。但是不，不是这么回事。并非宇宙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属于自己的波函数。宇宙当中就只有一个波函数，也就是史蒂芬.霍金所谓的宇宙波函数。根据宇宙波函数，希格斯粒子衰变产生的两个粒子之间存在着联系，相互纠缠在一起。测量粒子一的自旋状态时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但是肯定会与粒子二的测量结果相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物理学家们还不知道有这种事，但是到了三十年代以爱因斯坦为首的一干人就提出了这一理论。又过了三十年，休.埃弗莱特应用这一理论提出了他自己对于观测难题的解答。以下是埃弗莱特对于薛定谔毒猫实验的解释。仅仅存在一个宇宙波函数，而你这个观测者也是这个波函数的一部分——现在观测者由埃弗莱特担任——因此也就不会出现神奇的波函数坍塌。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地按照薛定谔公式进行计算就行了，你我就像电子与猫一样都要服从公式。当你打开盒子时，没有发生任何神奇而突然的事件，仅仅是观测者与被观测对象之间产生了互动或者说物理关系，致使两者纠缠在了一起。因此薛定谔公式的结果依然明确无误：打开盒子时猫与你都处于叠加态，要么猫醒着你也看到猫醒着，要么猫睡了你也看到猫睡了。人人都同意这就是公式的预测结果。

问题在于，从没有人在打开盒子的时候感到过自己处于看到猫醒着与看到猫睡了的叠加态，从没有人在观测电子的时候感到过自己处于观测到上旋与观测到下旋的叠加态。因此尽管埃弗莱特的主张在数学层面上不能说不合理，但是实在不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埃弗莱特要怎样才能将这条优美的理论与现实世界结合在一起呢？答案在于我刚才遗漏了一点内容，聪明的听众们或许已经发现了我的漏洞。我刚才主张全宇宙只有一个涵盖万物的波函数，但是我现在却假设体系当中只有一只猫与埃弗莱特。严格来说，我应当将整个宇宙都考虑进来。不用害怕，这样做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在思考过程当中加入“环境”这个词来指代全宇宙就行。环境的具体状态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根据薛定谔公式环境会与猫以及观测者进行互动。以我们这个礼堂为例，环境就是一切我没有关注的东西，包括空气当中所有的原子以及灯光当中所有的光子。就薛定谔实验而言，盒子内外的一切都是环境的一部分。早在你打开盒子之前，盒子里的环境就会与猫互动。假设猫醒着到处走，某一个光子可能会被猫吸收；假设猫睡着躺平了，同一个光子可能就会与之擦身而过。这个现象叫做退相干。猫或许会因为睡着与醒着的状态不同而处于两个不同的位置，但不会因此而保持两个不同的身份，而是完全与环境纠缠在了一起。在我打开盒子之前，要么猫醒着而且环境观测猫醒着，要么猫睡着而且环境观测猫睡着。然后我打开盒子进行我所谓的“观测”，可是观测行为其实早就发生了。现在我与猫以及环境都纠缠在了一起，情况与刚才略有不同，猫依然在波函数的一部分醒着，在波函数的另一部分睡着，但是我并没有关注环境，并不知道环境的状态。但是我知道，猫睡着的环境与猫醒着的环境截然不同，以至于在猫醒着的那部分波函数当中发生的事情与在猫睡着的那部分波函数当中发生的事情完全相互独立。就算我扰动了波函数的这个部分，也不会影响到波函数的那个部分。所以说，退相干或者说猫与环境的纠缠致使波函数分成了两支，从此之后直到宇宙终结都将会各自独立地发展变化下去。两个分支不再相互影响，不再关心对方是否存在，就好像变成了两个相互隔绝的世界。因此埃弗莱特的量子力学诠释也被称作多世界理论。

就像一开始的手机实验一样，这一理论预测每当我测量量子体系时都会使其与更广大的世界纠缠在一起，产生两个乃至更多个版本的世界，每个世界都包含一个测量结果。我需要强调的是，埃弗莱特并没有将无穷多个世界强加在量子力学理论上面，他只是认为无穷多个世界从来就存在。既然电子可以处于上自旋与下旋的叠加态，而你又相信量子力学，那么你也可以处于观察到电子上旋与观察到电子下旋的叠加态。更进一步，宇宙也可以处于两种结果的叠加态，数学表明叠加的两种状态将会分道扬镳，从此再不相关。所以埃弗莱特并没有为了解决观测问题而硬塞进来一堆世界，他主张所有这些世界早就存在，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信任公式，想一想假如世界当真如此的话你会观测到什么，然后就会发现这正是实际观测结果。

惊人的是，居然并非所有人都认可他这套理论（笑声）。我能开出一张反对多世界理论的脑残观点的漫长清单，但是我又害怕现场真有人相信这些观点，而我实在不想将大家称作脑残（笑声）。我这里姑且解释一条最常见的反对意见。不幸的是，我之前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这些反对意见不成立时，对于这条意见的解释工作做得最少。这也是在今天的演讲当中唯一一次我想对大家说“相信我就对了”的时候（笑声）。只要你有能力进行数学推导，我接下来讲得道理还是很清楚的。问题是创造这么多宇宙的能量从何而来？我们身边从桌椅到宇宙全都是物质，难不成我按一下手机所有这些物质就要翻倍了？这似乎与能量守恒的理念很难相容。其实这其中的数学原理很清楚，只是我们的直觉反应不过来，难以将其转换成日常用语。简而言之，世界在被创造时并不平等。你可以想象多世界理论当中的每一个世界都具有特定的厚度或者说重量，随着世界越来越多，每个世界也越来越薄。全部世界的总厚度保持不变，每个世界的厚度与波函数的平方成正比，因此你可以计算出自己身处某个特定世界的概率。只要你按照波函数每个分支的厚度对该分支的能量总额进行加权计算，就会得到一个不变的常数。因此根据公式，确实存在某种守恒不变的东西，你可以将其称作“能量”，不过这里所指的能量是所有不同世界的能量的加权组合。总之，创造多世界不需要额外的能量。

尽管以上论述是正确的，但还是有人不买账。接下来我想花点时间介绍几项其他可能正确的理论，因为我们在谈论量子力学时经常使用“诠释”这个词，以至于听起来有点像文学批评，就好像我们正在以各自的主观方式审视同一个世界那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许确实如此，但是如今多世界理论的替代选项就像多世界理论一样是论证严格、定义清晰、彼此间泾渭分明的物理理论。其中之一是隐变量理论，与这一理论联系最密切的名字是戴维.玻姆。玻姆的博士生导师是大名鼎鼎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奥本海默一开始大力支持玻姆的学术生涯，直到玻姆提出隐变量理论为止。在那之后奥本海默在一次研讨会上宣称，“如果我们无法阻止玻姆，至少也要集体无视他。”（笑声）另一方面，爱因斯坦则很看好隐变量理论。这一理论是解决电子没人看着时像波有人看着时像粒子这一谜题的直接方式。隐变量理论认为电子既是波又是粒子。波函数不是全部现实，只是部分现实，另一部分则是粒子。这些粒子就是所谓的隐变量，当你观测波函数时就会出现。还有一种可能认为波函数的确会坍缩，罗杰.彭罗斯是这种自发坍缩理论或者说GRW理论的支持者。这一理论认为波函数并非因为有人看着才会坍缩，而是会随机性地自发坍缩，只要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就行。一个波函数扩展开来的粒子只要等上三亿年就会自发局域化。这个时间固然很长，但是一张桌子里包含的粒子数量实在太多了，里面难免有一两个粒子眼下正在局域化，而且这一两个粒子又与其他所有粒子纠缠在了一起，所以桌子才具有实体。以上是两种不同的物理理论，包含了不同的变量与公式，意味着可能不同的实验结果。这就是目前我们掌握的最尖端理论。如果你同意我认为我们应该理解量子力学的观点，但是不同意我支持多世界理论的立场，那么你也可以试着探索一下替代选项。

一般科普演讲都有个规矩：前三分之一所有人都能听懂，中间三分之一买了你的书的读者能听懂（笑声），最后三分之一就不该指望有人能听懂。我们现在即将进入本次演讲的最后三分之一（笑声）。就算我刚才讲的内容在细节上还不太清楚，至少主旨应该是清楚的，主旨就是搞清楚量子力学的原理很重要。“我们不太清楚测量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但是凑合着还能继续推进物理学进步”，我认为这样的看法很不对，不肯直面我们不理解量子力学的事实妨碍了我们解决其他物理学问题的进程。我们觉得这世界遵循量子力学规则，但是在实践当中却不会依此行事。这里的“我们”指的是职业物理学家，一帮拿着高薪的聪明人。我们的本能直觉依然认为经典力学才是这世界的基础，毕竟这么大一张桌子就摆在这里，占据了空间与位置——这种想法实在太守旧了（笑声）。我们在针对宇宙当中的新物质开发新理论时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无论是电磁场、夸克还是振子。我们总是会先从经典理论出发，再将理论量子化。问题在于自然界不会这么做。自然界的根源很可能就是量子力学，经典力学只是有限的估算，仅仅在非常特定的条件下才能精确体现一小部分现实。因此从经典理论出发再将理论量子化的惯常做法没有理由一直生效。或许当我们需要理解某些特别微妙的事物时，将会不得不从量子力学出发，半道上再引入经典力学作为估算手段。量子力学多世界诠释很适合完成这项工作。多世界诠释涉及了波函数与薛定谔公式，纠缠与随时间演变，这些全都是量子力学的概念。如果你愿意，倒是也可以将位置与动量之类的经典力学概念添加进去，但是这些概念并不是这一理论的固有组成部分。与其他版本的量子力学理论不同的是，多世界理论完全摆脱了经典力学的包袱。

所以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根据这一原则在一个困难问题上取得进展吧。让我们以量子引力为例。量子引力是什么意思呢？有请爱因斯坦再次登台。现在我们一想起爱因斯坦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顶着一头鸟窝穿着皱巴巴毛衣的小老头形象，可是当年他提出相对论那会儿可是个衣着笔挺的帅小伙，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与狭义相对论这两项思想。1905年他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将时间与空间焊接在了一起，并且指出光速恒定且为宇宙当中的最高速度。十年之后他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指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空四维结构可以被弯曲与扭曲。你我将时空结构的弯曲视为引力。在爱因斯坦看来，苹果之所以会从树上掉下来，是因为地球扭曲了周围的时空，使得苹果从树梢脱落之后自然而然地靠拢了地球。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引力理论，并且能够完美地安置进入经典牛顿力学范式当中。当然这一理论与牛顿法则并不一致，但是两者的范式是一致的：时空结构弯曲对应一般物体，爱因斯坦公式对应牛顿定律，时空结构随时间演化对应物体运动状态随时间演化。整套理论完全不需要量子力学的参与。

但是鉴于我们也有量子力学，我们还想要调和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这就是量子引力理论想要实现的目标。对于我们所知的任何其他一种自然力来说——从电磁力到原子核内外的强弱相互作用力，从希格斯粒子到电子与夸克——从经典力学出发寻求量子力学解释的做法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当然这样做并不总是很容易，例如理查德.费曼就是因为通过量子理论解释了电磁感应才拿到了诺贝尔奖，耗费了他不少脑力，但是最终他还是算出来了。可是对于引力来说，我们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引力量子化只会得到一堆毫无意义的结果，本应有限的数值变成了无限大，完全是一团糟。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错了。广义相对论的核心思想在于时空结构的几何形态与能量有关，时空结构会受到其中物质所蕴含的能量的影响，反过来也会影响后者。为了用量子理论来表述这句话，我认为或许我们不应该量子化引力，而是应该在量子力学当中、在宇宙的波函数当中寻找引力。我们口口声声说什么我们不理解量子引力，可是我们就连量子力学都不理解，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有资格理解量子引力呢？所以让我们换个新思路吧。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可以略微取个巧，采用一点我们确实已经理解了的事物。我们可以暂且忘掉引力，先考虑其他作用力与粒子。我们现在有一套理论框架可以用来讨论这些事物，名叫量子场理论。此前我做过很多关于电子、光子以及其他粒子的讲座，但是这些粒子都是对于真正基本的物理现象的近似估算，真正的基本现象就是量子场。我们今天在这个场馆讨论量子场倒是很合适，因为当年正是迈克尔.法拉第率先提出了场是一切的基础的理念，不过他当年研究的是电磁场。好比说一块磁铁周围要是不撒铁屑，我们就只能看到空荡荡的空间，但是我们知道磁铁周围存在着磁场。根据现代量子场理论，一切——不仅是电力与磁力这样的力量，而且就连电子、中微子与夸克这样的物质——都是填充整个宇宙空间的场的振动。这种观点与基于粒子的物理学观念可谓大相径庭，至少在看待不存在物质的空间时是这样。按照基于粒子的观点，空间当中存在粒子，粒子之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发生。根据基于场的观点，粒子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代表粒子的场中的波的振动强度比代表空间的波的振动强度更强。但是即便对于空间来说，场也依然存在，只不过处于能量最低的状态、尽可能地不活动而已。我们将量子场各部分的不同振动频率称作模式。即便在空荡空间的最空荡部分也依然存在电磁场与引力场，所有这些场都具有特定的量子态，换句话说这些量子场模式正在假装自己是空无一物的空间，但是它们依然存在。

接受了这样的设定之后，我们就能讨论这些不同的场之间相互纠缠的问题了。鉴于我们现在以量子力学作为讨论基础，我们能拿来用的概念并不很多，纠缠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假如空间当中有不同区域，充斥着振动频率不同的量子场，那么这些场也会相互纠缠，而且距离越近纠缠程度越深。无论空间一开始是欧式几何结构还是黎曼几何结构，代表空间的那一部分量子场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简单，只要测量纠缠程度就知道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反之亦然。所以我们的理念、提议、暗示、猜测或者说假设是我们可以逆转这个过程。既然量子场之间距离越近纠缠程度越深，那么纠缠程度越深的量子场距离也肯定越近。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接近”定义为“高度纠缠”，将“远离”定义为“不太纠缠”。我们想问的是，空间本身以及空间的几何结构——也就是距离与角度之类的东西——能不能从一开始本质上并不包含空间因素的量子波函数当中自然涌现出来。答案是肯定的。假如波函数具有某些特质且纠缠结构以特定方式运作，自然就会产生三维空间。换一个波函数，或许就会产生曲率各异的五维空间或者二维平面。所以说，空间的几何结构与空间当中量子场的纠缠情况有关。

与此同时，量子场的纠缠情况也与空间当中的能量有关。假设我们向空间当中添加几个粒子，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我们略微振动一下量子场，这一来就打破了振动区域与周边其他区域的纠缠。我们出于直觉地意识到，减弱纠缠就意味着加强振动，而加强振动就意味着注入能量，因为你毕竟加入了一个粒子。你需要加入一大堆粒子才能做成一张桌子，为了加入这些粒子你必须打破桌子所在区域的真空状态与周边区域之间的纠缠。实际上你还可以就此总结一项公式，将空间里的纠缠程度与能量联系起来。能量与纠缠程度是负相关的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纠缠这一纯粹的量子力学概念出发。在特定条件下，特定的空间几何形态会从量子波函数的纠缠结构当中涌现出来。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将能量的高低与纠缠的程度联系起来。因此只需进一步推导一下我们就可以将特定的空间几何形态与空间当中的能量高低联系起来。这正是爱因斯坦在一百多年前在广义相对论当中教给我们的东西。爱因斯坦当年还没有纠缠的概念，他只是主张能量与空间几何形态直接相关，我有公式能够体现两者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推导爱因斯坦公式时还需要接受一大堆假设，如今则可以从更本质的层面来理解这一公式。

当然，量子引力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我不想过度推销我自己的主张。很有可能我刚才说的话都是扯淡。这是一个猜测性质的项目，我们不再试着量子化引力，而是询问我们已知的引力特质如何能从纯粹的量子力学描述当中涌现出来。目前这个项目看上去还是挺有搞头的。请大家姑且先关注几年，看看这个项目的后续发展怎么样。还有很多聪明人正在推进其他理解量子力学的方式，他们大概会说我们不太可能成功，但是现在我们还什么都无法肯定，这就是物理学理论前沿的情况。我之所以喜欢量子引力理论，是因为这一理论至少充分应用了埃弗莱特量子力学诠释的哲学：你不该从位置与粒子之类的概念入手来理解量子力学，而是应当从量子波函数入手推导出一切。

最后我要再引用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埃弗莱特诠释的支持者大卫.多伊奇的言论：“尽管量子理论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实证成功，但是认为该理论或许是对于自然界的真实描述的暗示依然会招致讽刺、茫然乃至愤怒。”我希望我今晚的报告至少能让大家不那么茫然。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gnlhmaM-dM&t=1295s

史蒂夫.乔布斯、托尼.史塔克，比尔.盖茨以及埃隆.马斯克的共通之处是什么？他们全都是虚构角色。

一：科技巨头本丢.彼拉多

（耶路撒冷，公元34年。）

谢谢大家，早上好。

八年前我担任了犹太行省的总督。当时我就意识到我们需要采取全新的、长期的、可持续的手段来革新罗马帝国。作为罗马公民，我们的使命就是发明、设计以及激励全新的办事方式，将人们从老一套的道路当中解放出来。

我之所以热爱为了罗马帝国工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正在改变世界。能够与这世界上最杰出的头脑共事实在是非同一般的体验。这些人致力于构建一套几乎覆盖一切领域的全新工作方式。从政治到休闲，从税收到国防，罗马帝国就是明天的互联网（掌声）。

所以说，当我看到新闻大标题关于我决定处死拿撒勒的耶稣的报道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念头：“我知道罗马帝国能够传达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价值，而我怎样才能最好地彰显这一点呢？”因为罗马的价值远不仅仅局限于秩序与和平，远不仅仅如此。罗马还提供了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土木工程，安保防卫。所有这一切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让罗马帝国成为了任何人设计过的最具革命性的网络。这一网络有能力改善每一位普通人的生活。所以说，尽管我与上帝并无私怨，但是祂的确有点过时了（笑声）。

谢谢大家。（掌声）

二：这不是埃隆.马斯克

埃隆.里弗斯.马斯克，1971年出生于南非。此前他曾经拥有过Paypal的股份，现在他是特斯拉公司与SpaceX的首席执行官，同时还涉足了许多其他领域。当前马斯克在全球富豪榜排名53位，净资产二百亿美元上下。本丢.彼拉多是一位历史人物，生平年代大约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期重合。他在公元26到36年担任了罗马行省的总督。他与他的妻子克劳迪娅曾多次被各种东正教教派奉为圣徒，不过他在虚构的圣经故事当中扮演的角色通常是一个试图回避处死耶稣的责任的人，回避责任的方式则是在做出死刑判决之前象征性地洗手。

埃隆.马斯克其人颇受崇拜。不少人都将他视为英雄人物，至少也将他当做榜样。哦可以花一整天时间讨论他的推特内容或者个人生活——但是我对埃隆.马斯克其人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埃隆.马斯克的神话。马斯克是某一类人的象征，是科技行业的巫师，是托尼.史塔克与尼古拉.特斯拉合体而成的科学家兼工业家，打破常规独辟蹊径。尽管我本人很喜欢“科技巨头”这个词，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有另一个形容这种人的词汇：综合性设计师（Comprehensive Designer），既“艺术家、发明家、机械师、客观经济学家与进化战略家的合体”。

有趣的是，今天我们看待计算机、技术与马斯克这样的综合设计师的方式也受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文化潮流的影响。在《从反文化到赛博文化》（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一书中，通信学教授弗莱德.特纳解释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文化潮流其实分为两股，一边是激进左派，这些人侧重于推进黑人选民登记，反对越战，组建新政党，扩大民权运动范畴等等；另一边则是新公有主义者，这些人建设嬉皮士社区，吸食迷幻剂，主张开放性关系与摇滚乐，宣扬反权威主义，枪管插花，高举和平标志等等。当你听到“六十年代反文化”的说法时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后面这帮人。当然，这两帮人并非泾渭分明。许多嬉皮士都参加过反对越战的游行，许多年轻激进派也都吸过迷幻剂，不过总体分类还是存在的。后一类人也就是新公有主义者日后会被视作“酷一代”的象征，所以我们才会将他们的审美与那个历史时期联系起来。许多经历过新公有主义嬉皮士生活的人们日后对技术产生了兴趣，并且会与制造早期个人电脑与互联网的新一代年轻人们打成一片。因此人们逐渐不再将个人电脑视作企业权威的象征，而是将其当成了终将解放所有人的数字化新边疆。

同样有趣的是，既然我们谈到了埃隆.马斯克，还有件事值得一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段短暂时期，太空殖民成为了反文化的热衷焦点。逃离现有社会结构前往新世界的想法就像搭建嬉皮社区一样——不过是在太空里。新公有主义者们将他们的价值观与理念传递给了制造早期个人电脑与互联网的团队。逐渐地，公有社区——反叛旧秩序的新空间的象征——的理念从农村社区转变成了太空社区，最后又变成了数字化社区，也就是所谓的赛博空间，一片政府权威无法染指的新天地。于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工程师、黑客以及软件开发人员在世人眼中逐渐成为了反文化英雄。综合性设计师，新边疆的主人，他们将要联通全球，将旧制度打翻在地。

三：守旧抵制

这就是综合性设计师/科技巨头形象的来源。苏珊.法鲁迪在《守旧抵制》（Backlash）一书中对于“守旧抵制”定义如下：一段民权与社会平等不进反退的历史时期。事态恶化，已经争取到的权利又被夺走。遭到社会进步的挑战的特权阶层为了捍卫不应得的特权而发动了反击。法鲁迪将里根政府执政时期视作女性权益守旧抵制时期。我们目前也可以说正在经历另一个守旧抵制时期，而且今天守旧抵制的种子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期间就已经种下了。尽管新公有主义主张平等，但是许多此类社区的大部分成员依然是家境相对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青年男女。尽管他们试图摆脱传统，但是在社区内部依然自觉不自觉地再现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将女性边缘化。尽管他们试图独立于社会之外，许多此类社区却依然要依靠外界资助才能存续下去，或者恶化了周围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当然，他们绝非毫无成就，但是他们的局限性也不可忽视。

这些局限性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数字化反文化运动当中。例如科技行业之声《连线》杂志，尽管在明面上摆出了反文化的姿态，但是这份杂志的大部分读者也依然是富有的白人男性，而这些人的物质利益恰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世界的变革不要太大。《连线》虽然是一份自由派刊物，却赞扬纽特.金里奇与乔治.吉尔德这样的保守派人物——这两位都登上过《连线》的杂志封面。“他们都主张网络去管制化！都主张让信息自由流通！”不幸的是，尽管用心良好，《连线》依然梦游一般地倒向了保守派立场，支持全行业去管制，削减福利，并且最终导致了今天的严重不平等。

就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公有主义者们一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科技自由派们也觉得自己独立于社会体系之外，但其实他们真不是。他们与现有社会体系难解难分。组装计算机所需的大部分体力劳动都是由无档案移民。女性以及有色人种完成的，这些人并没能从熠熠生辉的科技乌托邦当中获得多少实际福祉。今天许多此类危险困难的工作已经被外包给了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埃隆.马斯克正在那边筹建工厂。

此外，今天的科技巨头迷思的部分内容主张马斯克是一位卓尔不群的远见之士，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或者说他是个“白手起家”的人。出于某些我们即将谈到的有趣经济学原因，这部分内容同样是错的。但是仅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因为综合性设计师们引入市场的新技术往往并非出自个人灵光一闪，甚至都不是私人资助的研发成果。苹果手机是多种技术的整合产物，这些技术早已通过公共基金的资助被发明了出来。诚然，就算如此苹果手机也依然无疑是值得称赞的发明，但是还达不到普罗米修斯的程度。而且包括马斯克在内，许多“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碰巧都有很称钱的父母。因此我们今天所谓的综合性设计师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虚构的角色。迷思与真人并不匹配。

四：切格瓦拉T恤衫

不过他们这些虚构角色自有其存在目的。为了理解这一目的以及反文化潮流在今天的处境，我们需要谈一下斯拉沃热.齐泽克与调情。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创造了“自由派共产主义者”这个有用的术语。如果你对政治哲学有任何了解的话，肯定能一眼看出这个术语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好像“方形的圆圈”一样。自由派或许抱有某些进步的社会理念，但是依然支持资本主义。而共产主义者则是左翼阵营的一个子集，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必须推翻的垃圾。所以说你肯定不能既是自由派又是共产主义者，是吧？你不能同时既支持又试图摧毁资本主义，是吧？齐泽克很清楚这一点。他故意创造了这个自相矛盾的术语，是为了彰显社会当中自相矛盾的现象。我认为解释这一矛盾的最佳比喻就是调情。尤其是你情我愿的两名成年人在尚未完全确定关系时的调情。调情的目的是表示暗示，但同时又不至于亮出所有的牌，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喜欢对方，因为如此直球的做法很可能碰一鼻子灰。所以你多少要为自己保留一点撤退的空间。倒不至于做到“我永远不会说这种话”的程度，但是总要保护一下自尊，也为对方留下浮想联翩与进一步回应试探的空间。这种边缘政策式的玩法就是调情游戏的乐趣所在。谁会首先揭破伪装？谁比对方更想要？对方大概也知道你在干嘛，这样其实平添了一层趣味。

调情行为之所以能生效，仅仅因为你能合理地抵赖你所说的话反映了你的真实想法。齐泽克认为这样的否认是许多现象的基础，比方说穿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衫。穿一件大规模量产的切格瓦拉T恤衫在某种程度上有点扭曲。某个遭到剥削的倒霉蛋大概必须在某个遥远的穷国的恶劣环境里把这件T恤衫制造出来，一个钟头只能挣几分钱，而T恤衫上的这个人毕生斗争并且搭上一条命就是为了反抗这套经济体系。但是假如我将这件衣服讽刺地穿在身上，那就无所谓了。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坏的，我否认这一切。我是无辜的。

我——我是无辜的。

我——是无辜的。

流这人的血罪不在我！流这人的血罪不在我！

钉十字架！

我洗过手了！

关键在于，就像调情一样，我穿切格瓦拉T恤衫也取决于我推卸了这件衣服的意义。本丢.彼拉多只有在洗过手之后才能处决耶稣。推卸是全套行动的核心。但是我依然穿着这件T恤衫。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我们很关注人们的动机与意图。我穿切格瓦拉T恤衫，但我不是坏人，因为我没有坏心。我知道这一切都很坏。埃隆.马斯克兴许也犯过错误，但是他用心良好啊！齐泽克则指出你的用心无关紧要，你心里是否相信自己是好人无关紧要，真正有关心的就只有你的行为对这个世界造成的物质影响。所以忘记调情吧，有话直说，咱们到底是要一拍两散还是要开房打——

所以，自由派共产主义者都是一帮大资本家，亿万富翁，商业巨头，这些人通过慈善行为洗掉了手上沾染的资本主义。比尔.盖茨曾经是黑客，后来成了反文化偶像，如今是大企业家，但是同时又向慈善基金捐赠了大笔钱财。捐款行为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不相容，因为这笔钱原本可以用来再投资并且获取收益。埃隆.马斯克向波多黎各捐赠过电池。亚马逊当家人杰夫.贝佐斯巨额资助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医学研究。当然乔治.索罗斯就更不用说了。

请不要误会，慈善捐款与免费电池自然都是极好的、能拯救人命的东西。但是为了捐赠财富，你首先必须获取财富，或者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创造”财富。这一来我们就接触到了戳穿科技巨头迷思的深层经济原因——利润是由工人创造的。资本家冲着木头扔钱并不能让木头自动变成椅子。冲着一堆金属扔钱并不能让金属自动变成特斯拉汽车。原材料之所以能够变成可以销售盈利的产品，是因为有人投入了时间与劳动。从纯数学角度来说，为了获得利润，你支付给某人的报酬必须少于此人为原材料添加的价值。这一原则适用于工厂里的工人，也适用于制造机器人取代工人的人们，适用于YouTube主播，适用于酒馆里的酒保，适用于大型企业人资部门的干事。你拿到的工资永远少于你真正创造的货币价值。拿到全额工资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再让老板拥有工厂，而是让全部工人集体拥有工厂，踢开赚差价的中间商。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但是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亿万富翁的每一分财富都来自某个工人没能得到回报的劳动。

此外——无论你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关注以下这一点——自由派共产主义者很有动机保护他们的财富以及获取财富的方式，这就意味着要参与政治。众所周知，马斯克向美国的两大政党都提供过大量捐款。尽管两党相互之间有些差异，但是都支持资本主义。而且马斯克也不鼓励工人组织工会。还有些更隐蔽的其他招数：几乎每一位亿万富翁都会建立自己的专属慈善基金，例如盖茨基金会。这其中的一部分资金会流向政府智库。这些智库自然不会建议政府废除亿万富翁。这些钱其实也是投资，只不过产品是精心塑造的政治共识。马克.费舍在《资本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一书中说得好：“自由派共产主义非但没有形成任何有别于官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替代选项，而且还组成了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公有主义反文化运动留给九十年代数字化反文化运动的遗产是未能彻底实现的社会变革机会。但是反文化运动的审美，综合性设计师的人设以及科技叛逆者的形象，却变得非常时髦起来。如今，资本主义向我们兜售着反资本主义抵抗运动的象征，因为只要我们还在消费这些象征——穿着切格瓦拉T恤，观看以邪恶公司为反派的电影，称赞财富囤积者们的慷慨散财，将那些凭借工人劳动才爬上现今地位的人们奉为单打独斗的预见家——只要我们还在挂着革命的招牌来兜售改良，那么真正的革命——与此前一切进行实质的一刀两断——就会一再遭到推迟。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电影、艺术品乃至特斯拉汽车都不好看不好玩，但这确实意味着科技巨头并不是反文化的象征，而是守旧抵制的广告吉祥物。

五：真正的马斯克一直都在你的心中！

最后我还有一点想法：科技巨头这一角色的用途是向男性兜售守旧抵制，但类似的策略也被用来针对其他性别。如今的反文化潮流包括跨性别倾向，女权主义倾向，以及对于男女同性恋与双性恋者的广泛接受，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反文化运动的特征被针对女性的媒体拿来裱糊门面，用意无非是获取广告点击。在伦敦的LGBT骄傲游行期间，有几辆花车的赞助公司主营军火生意，而他们的客户国家又会使用这些武器来杀害本国的LGBT人群。反文化运动消除了反资本主义的脉络，剩下的内容仅仅用来向你推销各种玩意。

就在几天前，我去了一趟伦敦金融城参加YouTube英国区夏季大会。会上我提出了一项事实：YouTube播主们用来完成工作的相机和笔记本电脑需要钽铁矿石来制造，而钶钽矿又是导致地区冲突的矿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钽铁矿石的开掘正在造成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环境破坏，这还没有考虑到将要在恶劣条件下组装电子设备并且遭受严苛剥削的倒霉中国工人。我用来编辑这段视频的机器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震惊：当我提起这个问题时，现场另一位播主愤然起身驳斥了我。此人的思想非常进步，平时为人也非常可爱，可是他对我的担忧却不屑一顾：“我今天是来代表我的观众发言的！”我说：“好极了：我想知道谁会为所有那些辛苦从事脏活累活让我们能够登上讲台的人发言？”他脱口而出：“反正不是我！”他这样的态度与其说是“我洗过手了”，倒不如说是“一点点鲜血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我经常质问自己的一个大问题——对于YouTube，尤其是YouTube的左派播主们来说，我们是否正在经历同样的反文化守旧抵制浪潮？随着我们的频道越做越大，随着我们开始雇用研究助理和音乐家之类的员工，我们开始销售T恤周边，开始应邀参加行业派对与电影首映式……莫非我们最终只能空洞地推卸责任与洗手吗？我们是否有一天会在镜子前醒来，却不知道是谁在回望我们，因为镜子里是一张瞪着金鱼眼的苍白面孔——埃隆.里弗斯.马斯克的面孔？

六：《大权在握》（Running the World），原唱Jarvis Cocker

Well did you hear, there's a natural order?

你可听说，天经地义本应如何？

Those most deserved will end up with the most.

最有资格的人们得到的最多。

That the cream cannot help but always rise up to the top?

人中精华必然总会浮到最上层？

Well I say: Shit floats.

要我说，屎块也会漂着。

If you thought things had changed,

你要觉得世道已经不一样，

Friend you'd better think again,

朋友我劝你还是再想想，

Bluntly put in the fewest of words,

懂的自然懂，道理不多说，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Now the working classes are obsolete,

工人阶级已经遭到历史淘汰，

They are surplus to society's needs,

他们如今是全社会的负债，

So let 'em all kill each other,

那就挑动他们自相残杀，

And get it made overseas.

工厂都往海外搬家。

That's the word, don'tcha know,

这番计较你可心中了然？

From the guys that's running the show,

幕后老板的称心算盘，

Let's be perfectly clear boys and girls,

姑娘小子们，咱把话敞开说，

Oh,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哦，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Oh yeah!

欧耶！

Oh yeah!

欧耶！

Well feed your children on crayfish and Lobster tails,

你家孩子吃的都是美味珍馐，

Find a school near the top of the league,

送他们上学指定要去双一流，

In theory I respect your right to exist,

理论上我尊重人人权利平等，

I will kill you if you move in next to me!

你敢住我隔壁我先宰了你再说！

Oh it stinks, it sucks, it's anthropologically unjust,

哦多么糟糕，哦多么可恼，从人类学角度来说实在太不好，

Oh but the takings are up by a third,

可是盈利上涨了三成还多，

Oh So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所以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Yeah,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所以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The free market is perfectly natural.

自由市场真乃天然道理，

Do you think that I'm some kind of dummy?

莫非你以为我是傻B？

It's the ideal way to order the world,

这是统治世界的理想方式，

Fuck the morals, does it make any money?

不能换钱是吧？艹他妈的道德正义。

And if you don't like it? Then leave.

谁觉得不爽？那你就不要玩。

Or use your rights to protest on the street,

或者行使权利，上街转上几圈，

Yeah, use your rights but don't imagine that it's heard,

尽管行使权利，不过别指望有人听着，

Oh no no, cause--

不不不，因为——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Oh,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Yeah, Musks are still running the world!

马斯克们依然大权在握！

MUSKS ARE

马斯克们

STILL RUNNIN'...

依然大权……

THE WOOOOOOOORRRRLLLLLLLLDDDD!

在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d0l-O2qxPk&list=FL3RezzS-A7eu0NV9aDxzpdA&index=4&t=0s

我相信人工智能——即AI——的确是我们所释放过的最强大的力量，影响到了我能想象的一切领域，包括宗教——今晚我还要简单提一下这个方面。关于人工智能我们大约知道一点，我也很确定这一点：与三十年之后相比，今天不存在人工智能专家。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人工智能是什么。换句话说今天在场的年轻听众们最终成为人工智能专家的可能性要比今天领域内的任何人都更大。我们只是刚刚起步而已，因此假如你觉得对于人工智能有什么不理解不明白的地方也不要犹豫，因为谁都不明白。不仅是因为人工智能是新兴技术所以没人理解，而且就算是在人工智能运作正常的时候我们依然不理解它的运作机理。我们的挑战之一在于我们猜不透人工智能的心思。因此请记住，你就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有可能取得人工智能领域的下一项大突破，因为今天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专家。

我想谈一下有关人工智能的几个方面。首先我想谈谈我们现在确实了解什么，其次我想将人工智能问题放在普遍背景下考察，从而更好地界定我们想要提出的问题。显然，人工智能是我们释放过的最基本的力量。今晚我不想谈论人工智能意味着什么、人工智能能做到什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管理人工智能。我认为这些问题我们在未来一百年内都没法解答。这是一个需要耗时百年的项目。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以及我们对其理解的加深，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将会被后世的人们一遍又一遍提起。这是一场进行中的对话，我想做的是推出更好的提问方式乃至更好的问题。假如大家今天回去的时候脑子里有了比来的时候更好的问题，那我觉得今晚的讲座就算成功了。

为了在其他技术共同组成的大背景下讨论人工智能，我想先打个比方。每年人类集体完成的各项发明都是共时完成的。所谓共时就是说总会有多于一人的发明家想出同样的创意，甚至还会同时掌握将点子化为现实的制造能力。今天几乎没有哪一项创新发明会单独出现，而是会共时且相互独立地在全球各地冒头。部分原因在于任何发明都不仅只是单一的创意，而是多种创意相互交织的产物。在今天创造任何有用的新事物都需要多种创意的协力，就像网络一样。到头来我们将最后欠缺的一项创意安放到位，新发明就问世了。许多人都会几乎同时走到这最后一步。所以我们才会有专利局，同一项专利往往会有许多人申请，提交时间往往先后凑得很近——几周、几天乃至几个钟头——专利局的职责就是确定谁来得最早。发明的出现靠得不是什么构想出超越时代的全新创意的英雄发明家，而是某种文化现象，是无数创意长期进步的成果。我甚至主张许多发明都可以被视为必然出现的事物。一旦你发明了电线、开关以及无线电，那么下一阶段的发明就必然会出现，无论你身处怎样的政治体制或者文化环境当中。发明自有先后承接的顺序。在史前时代，发明在各个大陆独立出现，彼此相互隔离没有交流，但是全球各地的发明依然很相似。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技术发展并非出自非凡头脑的任意而为，而是要遵循内在顺序。先前的技术积累在文化层面上极大地决定了后来的技术发展。

除此之外，我认为技术还具有先天的偏见，会倾向于特定方向，而这一倾向则是由发明的物理性质决定的。物理与化学决定了我们有可能造出什么东西。宇宙的基本限制制约了技术的发展方向。我认为我在谈论未来时的任务就是确定这一倾向，确定技术的偏见指向何方。我举个简短的例子：互联网的偏见是喜欢复制事物，电气化网络的偏见是让事物的副本无处不在。我们将一条信息从国家一头发送到另一头，这条信息会在沿途留下无数副本。笔记本电脑与手机里的信息也会时时刻刻产生副本。一视同仁的、滥交式的复制就是网络的偏见。这样一来，出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原因来保护副本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我们不可能真正阻止副本的随意出现，因为这样做有悖技术的天然偏见，这一偏见的方向就是副本的自由流动。人工智能也有偏见，这些偏见同样根植于我们用来制造人工智能的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我们想要确定这些固有的倾向究竟是什么。

我之所以使用偏见与倾向这样的术语，因为我想知道在其他条件一致的前提下技术想要走向何方，技术想要什么。确定了技术的倾向，就能进一步确定技术发展的长期趋势，尽管同时我们也知道技术的具体细节从根本上无法预测。长期趋势可以预测，具体细节则混乱无章。甚至就连自然进化与生物学也遵循同样的道理。你可以说，鉴于地球的重力大小，陆地上必然会出现四足行走的动物，因为四足行走是运动起来最稳定的物理配置，甚至就连人工仿真的机械动物都要采取四足结构。但是另一方面，斑马这一特定物种却不是非得出现不可，斑马的出现是无法预测的。同理，假如你已经发明了电线与其他电子器件，接下来电话乃至手机就会出现，这是从根本上可预测的；但是苹果手机却未必一定会出现，这是从根本上不可预测的。再打一个比方，好比说山谷里下雨，任何一滴雨水顺着山坡流下来的路径都是随机且不可预测的，但是雨水的总体流向不但是可以预测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向下流。我们打算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技术。河流里的水就算冲出了河床，路径看似无法预测，但是依然受到河漫滩的限制。

所以说，电话是必然的，苹果手机不是；人工智能是必然的，人工智能的特点、品牌、后果、监管政策以及政治则不是。我们可以做出许多有关后者的选择，这些选择将会造成极大的不同，而且我们可选择的范畴非常大。互联网是必然的，互联网的类型则不是：互联网可以是跨国的也可以不是，可以开放也可以封闭，可以被商业实体掌控也可以国有化。这些都是我们面前的选项。人工智能也差不多。人工智能必然来临，我们没有选择。但是论及人工智能的特点特质、相关政策、所有权归属、运行方式与使用方式，我们手里的选项则多得吓人。上述选择以及无数其他选择将会造成极大的不同。

所以说人工智能是什么呢？首先来看看人工智能不是什么。人工智能并不是单一智商维度上的一个点。单一维度就像音量那样一头小一头大，人们一般认为老鼠有一点智力，猴子的智力更强，然后是白痴，然后是我们，然后是天才，最后是人工智能。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智力是多维度的存在。天然智能——也就是在座各位的智能——此时正在应用至少十几种不同的认知方式，至于我们尚未发现的认知方式恐怕还要更多。这些认知形式在人与人之间、任务与任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你不妨将天然智能视作多种乐器组成的交响乐队。人类心智就是这样一套由多种认知方式共同组成的复杂组合。动物的心智同样由多种认知方式组成，海豚、鲸鱼、狗、蚂蚱、老鼠全都各具特色。与人类相比，它们的某些认知方式或许大为简化，某些方式或许与人类相似，还有些方式或许会在特定情况下远远超过人类。比方说地松鼠的长期记忆力非常惊人，可以记住上千颗橡实的埋藏地点，而且十几年内都不会忘记。人类显然没这个本事。

我们制造人工智能机器的时候，也会希望这些机器在特定维度上超越我们。我们制造了计算器，在代数运算方面超越了我们，但是它就只会干这个。计算器进行代数运算非常出色，进行翻译或者导航则一塌糊涂。人类已经制造出了许多心智，每一种都在特定维度超越了人类。你们已经听说了人工智能的许多神奇事迹，从能够击败最强人类棋士的阿尔法围棋到自动驾驶的汽车。但是今天出现的几乎所有人工智能都仅仅合成了某一类认知方式。比方说神经网络长于辨识模式，但是它们也就只会干这个。这一现实对于我们来说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仅凭单一认知方式就足以完成无数了不起的任务，坏消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将多种认知方式结合起来。实现后者就是你们各位的任务。

我们目前正在尽量填充一座由多种心智类型组成的动物园。我们不仅希望能够发现重新组合现有心智类型的不同方式，而且还能发现人类心智根本无法实现的纯人工认知方式并且将其整合进入新一代人工智能当中。关键在于，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打算复制人类心智。这些新型心智的长处就在于它们的思考方式不同于人类，因此它们才能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未来例如引力波或者暗物质之类的困难问题无法仅仅依靠人类心智来解决。我们可能要采取两步走策略，第一步是制造某种与人类思考方式不同的人工智能，第二步则是让人类与人工智能合作来解决问题。我认为我们需要填充各种可能心智的存在空间，因为构造一个能思考的心智的方式有很多种。有些心智将会很小很原始，只有若干个节点。它们的智力或许仅仅相当于松鼠，但是这只松鼠却能够完成我们想要完成的特定任务。我们不需要这些心智完全发展到能与人类交谈的程度。他们的设计目的是完成其他许多事，甚至包括某些目前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希望完成的事情。又或者它们可以替代人类完成重复性的任务。但是首先我们要填满这个空间，而且这还是一片很大的空间，我们甚至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研究人工智能的副产品之一就是让我们获得了探寻人类心智的望远镜。出于伦理限制，我们不能针对人类大脑做太多实验。我们理解人类心智的方式之一就是尝试着以人工方式复制人类心智。这就是研究人类心智的望远镜或者说显微镜。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所谓超级智能的理念。有人认为这个空间里的某个点具备神灵一样的超级智力，这种看法完全站不住脚。实际上空间里的任何一个点都不比其他点更加优越。我们的示意图仅仅画出了三维，在实际当中智力的维度足有十几个。任何心智都要做出取舍。你无法让某个心智同时在所有维度得到优化。所以不可能出现这种足以导致智力爆炸的心智：人类制造了比人类更聪明的人工智能，这一人工智能又制造了更聪明的人工智能，就这样一代代发展下去，然后轰隆一声上帝就问世了。这就是奇点理论的主张：技术奇点到来得很快，突然一切事物都变得面目全非，我们无法想象奇点之后的世界。我认为本质上这是一套宗教信仰，因为工程设计永远免不了取舍。你不可能造出一台十全十美的机器，同时做到跑得更快，体积更小，重量更轻，力量更大，跳得更高，爬得更低，价钱更便宜。在现实当中我们肯定能造出在某些维度比人类更强的人工智能，但是人工智能无法全面超过人类。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定人类位于世界的中心，各大行星都围着我们转。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在达尔文之前，我们认定人类是动物界的中心。现在我们又认定人类心智是一切心智形式的中心，任何其他心智形式都与人类心智差不多，只不过或许更快一些。我相信这种看法同样是错的。就像地球位于银河系的边缘一样，我认为人类心智也位于心智空间的边缘。人类心智是一种高度特化的心智类型，丝毫没有普适性。换句话说，看待人工智能的最佳方式是将它们视作异类智能。好比说我们遇到了外星人，外星人也很聪明，也有意识，但是他们的思考方式显然和人类不一样。这种与我们有别的思考方式正是他们的价值所在。在我们目前的经济体系当中，财富总会流向有别于主流的思考方式。但是既然你全天二十四小时都与全世界其他人链接在一起，那么你的思考方式要怎样才能有别于主流呢？人工智能能够辅助我们一边保持链接一边具备不同的思考方式。

所以我们或许应该将人工智能称作“人工外星人”。就好像《星际迷航》里的斯波克与Data一样，他们能思考，有创造力，也会讲笑话，但是他们的笑话总是逗不乐人类。这就是我们想要实现的图景。宇宙当中还有亿万个其他星系，谁知道有朝一日我们会不会遇到外星人呢？倘若当真遭遇了外星人，我们的日常生活必定会被搅动得天翻地覆。假如我们与另一个世界的来客进行了直接接触，我们的世界从此必定会再不相同。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我们肯定能够人工制造异类。我认为制造人工智能的后果很类似于遭遇外星人。大家应该还记得，电影《超时空接触》里面的男主就是个神学家，因为接触异类意识体的冲击力实在太大了。除了技术层面以外，神学、心理学以及身份认同等等社会层面也必将承受剧烈冲击。我们可能将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想要成为什么。

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具有了感知能力，比方说它们可以生成人脸照片。这些上千万张人脸照片全都不是真人，本质上是人工智能凭借想象画出来的。你们也都听说过阿尔法围棋，这一类人工智能的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学习如何学习。谷歌让一个人工智能打电子游戏，但是却没有教给它规则，让它自己摸索出得分最高的玩法。我再强调一遍，这些人工智能的思考方式不同于人类。它们也很聪明，也很有创造力，但是与人类截然不同，这正是它们的优势。此外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巴别鱼那样的通用语言翻译器。你说中文，我听到英语；我说英语，你听到中文。假如此类设备能变得更加便宜普及——我相信七到十年之内就会这样——全世界将会有一大批才华横溢但是不会说英语的人们投入到全球经济当中。话说回来，这项技术无非只是语言感知而已，只是一种我们已经学会合成的单一维度认知类型。

我们目前还依靠人工智能制造了种植生菜的机器人，从而实现精细化农业。机器人沿着田垄开过去，检查每一株生菜苗的生长情况，还能通过GPS确定每一株生菜苗的位置，从而有针对性地施肥浇水。人类农民肯定很想这么做，可惜做不到。生菜机器人在广大田地上照顾到了每一株生菜的需求，极大地节省了化肥与水的用量。我们甚至还能将太阳能驱动的小型机器人大量撒布到农田里，让它们负责除草灭虫。这些人工智能完成的工作我们人类要么不想做，要么压根做不好。人工智能的确夺去了不少工作，但都是没人想做的工作。我们获得了解放，可以去做想做的工作。

机器人特别擅长需要生产力与效率的工作，相对来说人类的效率极其低下。人类社会最有价值的东西全都谈不上效率。比方说科学的效率从根本上就很低。假如某位科学家说：“我搞研究的效率是100%，我做的实验全都成功了。”那只能说明他什么都没学到。艺术的效率从根本上也很低。毕加索并不能按照每小时完成多少幅画作来领工资。人际交往更是谈不上效率。人类社会最有价值的东西全都谈不上效率，这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人类是低效率的大师。只有机器人才讲究效率。二十年前，人类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输给了IBM的超级计算机“深蓝”。当时人们以为象棋运动从此就要告终，可是实际上象棋却越发展越茁壮了。人类棋手通过与计算机对练而普遍提升了水平。

不过更重要的是，当时卡斯帕罗夫抱怨比赛不公平，因为深蓝可以从一个包含古往今来所有棋局的数据库当中读取资料。他声称假如他能得到同样的数据库支持，赢家就应该是他。许多人也都这样认为。于是卡斯帕罗夫组织了一项全新的象棋联赛，允许人工智能、人类以及两者组队参赛。过去四年里，世界上最优秀的象棋棋手并不是人工智能，也不是人类，而是两者的组队。卡斯帕罗夫将这种人机搭配称作半人马。如今最优秀的象棋棋手是半人马，最优秀的诊断医师也是半人马。军方正在利用半人马来操作机器人士兵，因为人与机器能够互补。我认为长期来看我们每个人的收入水平都要取决于我们与人工智能合作的能力。理想状态下，人类不该与人工智能相对抗，而是应当协力配合。

机器人确实更擅长重复性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没有创造力。创造的本质无非是一个机械过程，可以用算法来体现。但是机器的创造力绝不同于人类的创造力。人工智能可以辨识各种人类情绪，我们也可以让人工智能具备情绪，因为这样做能够促进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合作。另一方面，单纯从改进表现来说，许多基础情绪对于人工智能也很有用。例如现在我们正在让机器人有能力感知疼痛，因为疼痛很有用，能让机器人不至于带伤运作加剧损坏。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存心让机器人受罪，也不是出于施虐心态。疼痛是阻止生物体损伤自己的有用工具。人工情绪如今已经成为了专门的研究领域，我们正在向人工智能植入情感组件。由于人工智能的思考是一个机械过程，我们正在一次次发现自然界当中的许多生物学过程都可以移植到机械系统当中。情感、创造、生命乃至智力都不是什么超自然力量，而是可以移植到机械系统里的过程。

我们习惯了将心智、意识、灵魂与精神之类的词语混淆使用。实际上这三者非常不同，而且恐怕全都不是单数形式，而是包含着大量变体的连续体。这四个词都不是非有即无的二元存在，而是有着不同的层级、类型与多样性。这四个词或许包含着上百项内涵，而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足以将其理清的词汇表，但是将来我们会有的。我们可以想象，或许会有没有意识的心智，没有灵魂的意识，以至于没有心智的灵魂。现在这些言语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意义，因为这些词语太含糊了。我们需要探索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意识下定义。意识存在于什么地方？如何检测意识？我们能否将意识植入某个物体？能在多大程度上这么做？当我们试图理清人工智能的伦理学时，肯定绕不开这些问题。例如著名的电车问题，我们要如何教导人工智能做出伦理抉择，尤其是在这些抉择涉及到人类的时候？简短的回答是：教导人工智能学习伦理很容易，只要编码就行了。真正困难的地方在于，人类的道德既浅薄又自相矛盾，而且往往作用在无意识层面。换句话说我们自己并不擅长伦理学，想要教育人工智能就更难了。假如我们真能构想出一套内在一致的伦理体系，将其传授给人工智能其实一点都不难。难点在于我们自己目前都还没想明白如何应对伦理问题并做出决策，因为过去我们从来不必逼迫自己大伤脑筋。

假设你开车上路遇到险情，要么避让路边行人，要么保护车内乘客安全。无论我们怎么选，事后都不会评判自己，只会说：“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根本没能反应过来。”人工智能则不能用这句托词搪塞过去，因为我们必须事先做好决定。因此我们将被迫改善我们自己的伦理道德水平。就好比父母教孩子知识，教着教着就发现自己水平很菜，需要补课。换言之，人工智能让人类第一次有机会将哲学应用在实践当中。汽车公司正在雇佣哲学家当顾问，哲学家则试图用严格的论证来决定人工智能的设计而不是拍脑袋想主意。为了教育人工智能而进行预先道德决策的努力能够提升人类的整体道德水平，因为这一努力将会迫使我们成为比现在更好的人类。我们是否应该优先保护车上乘员？我们必须彻底想清楚这个问题，然后才能教育人工智能。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广为人知，但这只是最初最容易的一步。我们或许还会发展出更多的规则进一步传授给他们。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赛博战争。赛博战争的关键之一在于人类还没有就赛博战争的底线达成共识。搞垮银行体系行不行，针对粮食工厂下手行不行，美国人、中国人乃至全人类都还没想好在赛博战争当中哪些事情不能做。接下来还有击杀决策的问题，我们该不该将击杀敌方作战人员的自主权下放给无人机？让机器来决定本该人类决定的事情是很不负责任的，那样一来人类放任无人机杀人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无人机与算法也不可能被指控犯有战争罪，因为它们忠于程序，不会情绪化，比人类更不容易擦枪走火或者判断失误。认为我们只应该允许人类杀人而不应该允许机器杀人的主张听上去很奇怪。汽车已经经受过了这样的争论。每年都会有一百万人死于车祸，他们全都死于人类的错误。我们能接受这一百万人的死亡作为技术的代价，只要是人类杀了他们就行。可是假如人工智能杀了这些人，我们肯定会怒不可遏。这样的不对称很没道理。我们允许人类杀人，不允许机器杀人，但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彻底预防人类杀人。

波士顿动力公司测试机器人的视频看上去确实很像是在虐待机器人，但这都是测试的一部分。这又带来了我们必须应对的另一个问题：假如我们让机器人像奴隶那样遵循我们的一切命令，那么就算它们其实并不是奴隶，只要我们拿它们当做奴隶，这样的人机关系依然极具腐蚀性，不仅不利于奴隶，同样也不利于奴隶主。人类与对于人类百依百顺的存在之间应当是什么关系？在关闭机器人之前是不是还应该搞个仪式？

我喜欢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的心智后代，它们是我们的心智生出来的孩子。我们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将他们视作我们的孩子，照顾他们，为他们寻找好工作，向他们传授价值观。最终他们将会具有自主决策的能力，然后他们当中的某一个就会说：“我有灵魂，我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想好答案。几年来我一直主张我们应该编纂一份机器人教义问答。“你来自这里，你存在的目的是这个。”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帮助我们改善自身。我认为人性在未来有四种发展方向：许多物种，同一类心智；许多类心智，同一物种；许多物种，许多类心智；单一物种，单一心智。所有这些技术进步正在为人类带来身份危机。我们作为人类究竟是谁？我们希望人类成为什么？我们应该成为什么？可以成为什么？目前的身份政治已经很难搞了，做男人与做女人分别意味着什么，做美国人与做中国人分别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又要考虑身为人类意味着什么，应该意味着什么。总之，我们之所以应该制造更多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是因为他们能帮助我们改善自身。

最后，如果你确实想要推进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有几件正在发生的小事我要提醒你们一下。目前业内使用的术语“人工智能安全”范围很宽泛。业内人士经常开会讨论我们要如何制造与控制人工智能，可以允许人工智能做什么，怎样最好地传递人类的价值观。有一个名叫“负责机器人”（Responsible Robotics）的团体正在研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武器化问题。他们接纳各种人员的加入，不必非得是人工智能专家才能讨论如何让机器人负责。斯坦福大学有“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项目，研究如何治理这些一看就很难治理的东西。“人本AI”（Human Centered AI）与“现今AI”（AI Now）也是试图应对这一问题的两家机构。

我认为技术就是化为实体的理念，我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将物理形体赋予了概念。假如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愚蠢的主意，你们肯定不会建议我从今往后不要思考，而是建议我想出更好的主意。假如一项技术造成了危害或者不如人意，我们会说这是一项愚蠢的技术。但是正确的回应不该是更少的技术，不应该是技术倒退乃至放弃技术，而应该是更好的技术。所以我们希望尽量增加技术的总量。DDT曾经用于棉田杀虫，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但这并不是DDT本身的问题，只是人们使用DDT的方式出了大错。后来人们想出了使用DDT的更好主意，也就是将其作为家用灭蚊剂，从而极其有效地控制了疟疾的传播，每年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还不会影响环境。技术没有变，但是应用技术的方式改善了。核武器是坏主意，核电站则是好主意。每一项新技术创造的新问题都几乎与它解决的旧问题一样多，但是新问题也带来了新选择与新可能。因为伴随着新的选择，所以新的可能总会比原来好一点点。明年我们的选择会比今年多几个百分点。就算有些技术会带来糟糕的后果，但是我们毕竟有了更多的选择。这些选择带来了微小的进步，或许只有1%。假如每年我们的创造都能比破坏多出1%，年复一年的复利累积就足以支撑一个不断进步的文明。人工智能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只要人工智能每年创造的价值比起破坏多几个点，总体而言就是进步。我们的任务就是为每一项新技术找到最合适的任务，无论是DDT /核能还是人工智能。

最后，我们掌控技术发展方向的唯一方式就是参与其中。假如你禁止技术，关闭技术，回避技术，就等于放弃控制权。如果你想影响人工智能的未来，现在就要拥抱人工智能。这并不意味着你非得在任何方面全都应用人工智能不可，也不意味着你必须接受人工智能，只不过你要参与进来。参与其中能让我们得到更多的选择与机会。人工智能将会让我们不断面临从未有过的新选择。我想用以下的比喻来收尾：想想一下莫扎特生在大键琴或者钢琴发明之前一千年的时代会怎样，全世界以及他本人都会与他的天才失之交臂。他必须依靠某人发明钢琴这项技术，然后才能彰显他的才华。梵高生在油画颜料与帆布出现之前一千年会怎样？我们的世界与他本人将会蒙受多大损失？假如希区柯克与卢卡斯生在电影技术出现之前呢？反过来说，如今这世上肯定也有许多年轻的孩子们等着我们去发明属于他们的技术，从而与全世界分享他们的天赋。因此不断发明新技术是我们的道德责任。我们要为他们提供新选择——其中也包括人工智能——从而为所有已经出生与尚未出生的人们尽量扩展选择空间。就算从事技术的人们发明了一件看似无非是一次性消费品的东西，他们也依然在扩展选择与可能性的空间，从而让未来的天才们更有可能一展所长。当我们制造与发明新东西的时候，这就是纵观历史的进程。就算新事物伴随着代价与新问题，我们也依然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这就是激励我们投身创新的长期故事。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0eyNkNpL0&list=FL3RezzS-A7eu0NV9aDxzpdA&index=12&t=3572s

谢谢大家，很高兴今天能来这里。请允许我用一条刚刚想到的有趣联系来开场。今天到场的台下听众让我回想起了我本人的共产主义少年时光。当年我在斯洛文尼亚的时候，不仅要在工厂里做工，每天还要接受好几个小时的意识形态教育。吃午饭的时候总有人冲着我们高谈阔论，败坏我们的胃口，宣讲的内容无非是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斐然之类。现在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当年，只不过高谈阔论的人变成了我。因此为了答谢刚才主持人对我的捧场介绍，我要说请各位自便，不要因为我在台上说话就吓得你们不敢在台下玩电脑。这样我感觉也能好一些。

我之前想过今天来这里干什么。当然我不打算把我这本书的梗概复述一遍，因为那也太傲慢了。我知道某些人真有这么不要脸。某些诗人真敢将自己的作品当成经典。他们掀开自己的书，挑出一段来读，然后说：“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作者想要表达什么。”不，解读我这本书的最恰当辩证方式就是与书中主题反向而行，不要关注暴力，而是要关注暴力会与什么事物产生反应。这些事物通常都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都是日常的意识形态。听我这么说，你们的第一反应或许是“我们不是已经超越意识形态了吗？依然相信伟大事业之类说辞的老派马克思主义者难道不是在1990年就已经灭绝了吗？”不，我希望说服大家相信，意识形态绝不仅仅只是一套强加于某个社会的宏大世界观，而且还是一片由无数伦理、政治与社会偏见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就算我们觉察不到它们的存在，它们也依然决定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以及构建着我们的生活。

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这个故事你们或许都知道，但我实在忍不住再复述一遍，因为这个故事太应景了。你们还记得吗？五年多以前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接受过一场很不顺利的采访。他想要解释萨达姆为什么是个危险人物，于是说出了一段著名的排比句，传达了一整套知识理论。他主张这世上存在已知的已知，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例如我们知道萨达姆是伊拉克的一把手；其次还有已知的未知，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并不知道的东西，例如我知道大楼门前停着不少汽车，但我不知道究竟停了多少辆，而且我知道自己不知道；再次还有未知的未知，也就是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比方说萨达姆藏匿了多少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属于已知的未知，但是萨达姆可能还掌握着某些更加秘密的武器，我们甚至从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这些武器的存在，这就是更加极端的未知。

对于他这套说辞我抱有以下主张：只要你略微会一点结构分析，就能一眼看穿这段话还没说透。这里还缺少了第四种分类。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还缺少了一个最有趣的类别，也就是未知的已知，即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知道的事物。这就是作用于无意识的意识形态。无声的偏见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与反应，而我们置身其中的日常生活又包含了太多的此类偏见，以至于我们根本意识不到我们其实很熟悉这些偏见。我想这正是美国在伊拉克陷入大麻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伊拉克藏着什么你们不知道的秘密，而是因为美军与美国政府根本不知道他们早就知道了什么。一整套无意识的政治与军事偏见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我再举一个例子。很抱歉我又要老话重提，希望你们都没听过接下来的段子。这个段子对我的名声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但我依然认为放在这里非常合适。已知的未知的实例之一就是西方文明的马桶结构。这简直是意识形态的最纯粹体现。有人会说你疯了吗？这里哪来的意识形态？我简单说说我的分析。西方有三种基本的马桶造型。首先是法式马桶，污水洞位于后面，所以拉出来的大便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消失在下水道里。其次是德式马桶，污水洞在前面，所以大便会呈现在人们眼前。检查大便简直是德国人的日常仪式。我不开玩笑，如今在德国依然有50%的马桶是这个结构。每天早晨德国人都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大便是否有异样。艾瑞卡.琼在《飞行的恐惧》一书中评论道：“能造出这种马桶的国家难怪也能修建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还有英美式或者说盎格鲁－撒克逊式马桶，马桶池里盛满了水，大便可以飘浮在里面。

这个现象历来令我非常着迷，我问过上述各国的建筑师朋友：“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全都试图从实用主义角度来回答我。例如德国人就说：“检查自己的大便不是天经地义的事么？”法国人说：“大便这么臭，当然要赶紧处理掉。”英美两国的人则说：“用水淹没大便自然就没异味了。”但是显然这个问题并不能在实用主义层面得到彻底解决。于是我又问了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这个法-德-盎萨文明三角，我们早就知道什么？二百年前，也就是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许多哲学家都接受了所谓的欧洲文明三角理念，并且认为这三个国家是欧洲基本结构的脊梁。每个国家都代表了一条政治原则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氛围。德国在政治上偏保守，社会氛围推崇文化，是一个充满了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法国在政治上主张革命，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盎萨圈子更偏向自由中间派，主张实用主义，社会氛围看重经济发展。然后我就想明白了，这就是关键。法国主张革命，所以要立刻消灭大便；盎萨重实际，让大便先漂一会儿以观后效；德国人喜欢形而上学，非得把大便看个仔细。我向各位建筑师们表达了我的想法，他们一致同意尽管听上去很扯淡，但这是唯一一项能够彻底解释马桶结构这一低俗话题的理论。

我的观点大家现在应该很清楚了，我不仅只想讲一个低俗笑话而已。即便是最基本最低俗的事物，在分析这一事物的结构时也能联系上——我不打算使用世界观这个词——对待文明的基本态度。马桶绝不是一个仅仅具有实用性的物体。这一类意识形态才是我最大的兴趣所在，因为这一套文化偏见塑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你甚至都不必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各种有趣现象层出不穷的所谓“犬儒主义时代”。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应对意识形态呢？我想大家都听过量子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的一则轶事。有一次玻尔的朋友来到他在丹麦的乡间别墅拜访他。这位同样是科学家的朋友看见玻尔家门口的门框上挂着一块马蹄铁。我不知道美国这边是什么习俗，但是在欧洲，门口高挂马蹄铁是驱逐恶灵的迷信做法。这位朋友惊讶地询问玻尔：“你疯了吗？你挂这玩意干什么？你不是科学家吗？你还信这个？”玻尔答道：“我当然没疯，我当然是科学家，我当然不信这玩意。”朋友又问道：“既然不信那你挂什么？”玻尔给出了一条绝妙的回答：“我当然不信，但是有人告诉我不管我信不信这玩意都管用。”（笑声）

这就是意识形态在现今世界的功能。我们都是什么都不信的犬儒主义者，但是我们依然要依赖意识形态，就算你并不信。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生活在一个犬儒的时代。犬儒二字在这里指的倒不是通常意义上坏人操纵他人的意思，而是有着更加精细的含义。我们一方面施行信仰，另一方面又不像过去那样相信这些信仰。今天的情况尤其如此。意识形态的传统形象如下：你在公开场合主张一套明确的信仰，并且在私下里表示：“其实我也不信这一套，我没那么疯。”今天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私密与公开已经掉了个个。

今天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呢？莫非只是某种模糊的灵修享乐主义吗？今天我们已经不再主张自我牺牲了。今天的意识形态似乎是某种大杂烩，内容包括忠于自我与实现潜能之类的套话。但是我主张我们实际相信的东西要比我们宣称自己相信的东西要多得多，我们也远比看上起更加顺从。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一方面是明确的信仰或者说信仰缺失，另一方面则是——借用伟大的美国哲学家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说法——由未知的已知组成的错综复杂的陷网。我希望今天时间够用，因为最后我想谈一下莎拉.佩林现象。不过这一现象轻易无法得到理解，如果事先不讲清楚——当然不是马桶，马桶可以先放一放了。

请允许我向前走一小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另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我曾经就这个现象写过文章，而且这一现象也指向与刚才的讨论相同的方向。我的朋友、奥地利哲学家罗伯特.普法勒提出了一个精彩的概念，叫做互消性。一般来说，我们喜欢操纵他人，让他人代替我们主动做事。普法勒则发现了一个远远更加神秘的相反现象，并且将其称作互消性，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还会将自己的被动反应也强加到他者身上。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也是美国文化对全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电视情景喜剧里的罐头笑声。让你在音轨当中听到笑声的用意并不像某些巴浦洛夫流派的心理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是为了刺激你自动笑出来，而是为了让电视机替你笑出来，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藏传佛教发明了转经筒，筒上写好经文，然后用手拿着转，或者干脆让风吹着转，然后你就可以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撸管也无所谓，因为从客观层面来说你已经祈祷过了。某个晚上你精疲力尽的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放一段搭配罐头笑声的愚蠢喜剧。你本人甚至都不用笑出来，但是到了剧目结尾你依然感到神清气爽，就好像自己已经畅快笑过了一样。真正的谜团在于这一现象的机制究竟是什么。

我的主张是这一现象的机制与信仰是一致的。我们并不相信，而是需要别人替我们相信。各种仪式的原理都是这样的。以圣诞老人为例，父母们当然会说“我们又不疯，我们只是假装相信圣诞老人而已，为的是不让孩子们失望。”可是我敢打包票，你要是问问孩子们的话，他们也会说“我们又不疯，我们只是假装相信圣诞老人而已，为的是不让父母们失望，还为了能拿到礼物。”没有人必须相信不可，只有在每一个实际存在的个人都假设其他人相信的前提下信仰才能生效。曾任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曾被问及“你是否相信上帝？”她当然不信。讽刺的是，以色列一提到约旦河西岸地区就说“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土地”，与此同时以色列又是全世界无神论者占比最高的国家。根据我读到的统计数据，60%到70%的以色列犹太人都不信神。梅厄的回答是：“我相信犹太人民，而犹太人民相信上帝。”但是关键在于并没有哪个犹太人个体必须相信上帝不可，只不过每个犹太人都必须唤起这个幽灵。

因此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你意识到自己不信，而是你发现别人——或者说你的信仰的守护者们——不信。若是你们对文学略有所知，应该还记得电影《纯真年代》的结尾——以下我姑且用演员的名字来表述——丹尼尔.戴.刘易斯的儿子告诉他，他的亡妻薇诺娜.瑞德早就知道他与米歇尔.菲佛出轨，但是假装不知道。一旦他知道这一点之后，他与米歇尔.菲佛的恋情就崩溃了。我认为相信别人也像自己一样相信是比自己直接相信更加根本的人性需求，我们需要相信其他人的纯真得到了保护。

那么这些偏见如何生效呢？有时要比看上去复杂得多。两三个月之前我在哈佛大学作报告。报告结束后校方请我们吃饭。像这样的工作餐是学术会议最烦人的部分。我们一桌子坐了十个人，负责协调的年长教授起身说道：“既然我们全都彼此不认识，请每一位都自我介绍一下，说明自己的名字、职务、著作、研究领域以及性取向。”最后这一条把我吓了一跳。我这位敏感的欧洲人当场差点跟他翻脸。但是我不想一味抨击美国人，因为这只是美国与欧洲的裁量标准有所不同而已。我想起了去年夏天一位美国朋友来欧洲看我的情况。当时我带他去了斯洛文尼亚的海滩。即便在共产党执政时期，斯洛文尼亚的文化风气与性文化也非常自由化。因此就像过去二十年的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斯洛文尼亚海滩上的大部分女性都没有穿胸罩。所有人都觉得这一景象天经地义熟视无睹。在美国，我被告知这一做法不算特别正常，甚至会遭到逮捕。我这位朋友也是个左派自由主义者，但是却被海滩上的景象吓成了自闭，简直就像遭受了性骚扰一样，事后精神恍惚了很久。我不认为裁量意味着压迫，对待此类裁量标准差异的最佳方式或许能通过你们美国的作家戈尔.维达尔的一则轶事来体现。维达尔是个双性恋，因此有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有人问他：“你的第一次性体验对象是男性还是女性呢？”他答道：“我当时太客气了，没好意思问人家。”（笑声）我认为这才是最恰当的态度。

我再多说一点我这人为什么招人恨，不仅右派恨我，左派圈子当中也有不少人恨我。在全球化将各种文化混杂在一起的今天，我觉得我们必须抛弃自由派看待多元文化杂糅的观点：“我们必须相互理解。”首先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彻底相互理解，因为我主张我们甚至无法彻底理解自己。我们并不是完全孤立并且彻底认识自己的实体。自由派总喜欢投身于这项永无止境的任务：“他们的文化当中还有我不能充分理解的因素。”我的想法恰好相反。我不打算理解所有其他愚蠢的文化，我一个人犯蠢就足够了。我们需要一套裁量标准来告诉我们，如何礼貌且真诚地相互忽视。假设我住在一座多种族混居的大楼里，我并不打算理解所有人。我只希望其他人能以非种族主义的方式和善对待我，我也愿意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我认为这种恰当的距离感非常重要。

更进一步说，我认为就算我们当真这么做了，也不会错过任何真正深刻的东西。“我当真理解你吗？”从心理分析角度来说，应对这个问题的最佳反问是“你当真理解你自己吗？”我认为另一套多元文化后现代迷思就是“我们都是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故事”。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宣讲了伟大的自由派格言：“最基本的自由就是讲述你自己的故事的自由。”这种态度的最佳表达是另一条广为人知且貌似深刻的格言。我很讨厌这条格言，我认为它是错的。这句主张宽容的格言是：“敌人只是一个具有我们暂且没有听到的故事的人。”听上去好深刻啊。假如你对我而言只是个外国人，那么我就会将你视作无法沟通的敌人。然后我听到了各种关于你的梦想与恐惧的无聊细节，尽管我对此并不关心，却还是会突然意识到：“啊，你和我一样也是人啊！”这也太无聊了，就像蝙蝠侠电影一样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体现。你们注意到了吗？最近的超级英雄电影——例如蝙蝠侠、超人与蜘蛛侠之类——一直在强调这些角色已经不再是扁平的卡通英雄了。我们看到了超级英雄的焦虑与恐惧，就好像这样一来电影就变得更加深刻了一样。不，这依然是最纯粹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这么说？在我们欧洲那边——当然我们的政治正确问题比美国更严重——有一种名叫真人图书馆的做法，例如在冰岛与英国都有这种做法。地方当局会花钱聘请性取向、宗教与种族等方面的少数派去多数派的家庭里做客，与他们共度夜晚，讲述自己的生活。这种做法的指导思想正在于此：只要你了解了某人的内在生活，这个人就再也不能成为你的敌人了。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说法的确成立，我也完全支持，但是不能超过限度。限度是什么？假如我们用具体的名字来替换泛化的“某人”，这话还能说吗？“哦，希特勒之所以是我们的敌人，仅仅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去倾听他的故事。”不，希特勒与其他许多人的确是敌人。希特勒的确讲述过他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是谎言。有趣且悲剧的是，我们很难接受心理分析的洞见。我曾讽刺地将这一洞见称作X档案式洞见：真相在外界。真相不在你讲给自己的故事里。你讲给自己的故事基本上是个谎言，作用是帮助你应对糟糕的生活。我们可以看看全世界最糟糕的几个国家——当然“最糟糕”三个字用起来或许不太公道，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犯下重大罪行且理直气壮的国家——看看它们用怎样的故事为自己辩护。

这又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结论。请允许我为大家呈现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来自欧洲，另一个来自远东。《美丽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赫胥黎写过一本名叫《灰衣主教》的书，书中主角名叫皮埃尔.约瑟夫，此人是枢机主教黎塞留的心腹。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他相当于黎塞留的国务卿兼外交部长。此人在政坛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头怪物。为了拯救法国，他毁了整个欧洲。三十年战争明明爆发在新教与天主教势力之间，他却让天主教法国与新教瑞典结盟对抗天主教哈布斯堡奥地利，从而提前扼杀了德国统一的可能性。此人冷血无情，酷刑折磨，下毒暗杀，无所不为。如果我们非得提问“谁要为希特勒的崛起负根本责任”这么愚蠢的问题，那么此人大概是最佳答案，因为纳粹崛起的根本因素在于德国统一的延迟。总而言之这是个坏人。令赫胥黎大感兴趣的是，每天晚上完成了当天的肮脏政治活动之后，这位皮埃尔.约瑟夫还会撰写极其优美的神秘主义沉思散文。他与教会当中的多名女性信众保持着长期书信往来，相互交换修行心得感悟。谜团在于，约瑟夫的文章无论怎么看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你无法对其嗤之以鼻。这一点令赫胥黎大惑不解。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既是冷酷的阴谋家又具有真诚深刻的精神体验呢？赫胥黎的答案是责备基督教，认为基督教对于十字架之路的痴迷为此类政治操纵行径打开了门户。

于是赫胥黎将目光投向了东方。那边的情况会不会好一点呢？关于这个话题我本人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布莱恩.维多利亚的《战争当中的禅宗》（Zen at War）——作者本人也是一位佛教僧侣——书中研究了日本禅宗佛教团体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事扩张与侵华战争期间的表现。作者的研究结果令人心寒：除了少数三五家门派之外，日本佛教界不仅完全支持日本对外侵略，甚至还为其提供了理论辩护。真正吓人的是，书中收录了一位禅宗理论大家的文章。在座的年轻人可能没听过铃木大拙这个名字，但是此人当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嬉皮士时代一度非常出名。那时候他出名靠的是介绍佛教传统，但是在三十年代他的文章内容却略有不同。他将日本侵华称作“爱的工作”，并且声称中国人应当懂得杀戮是爱之精神的火花。此外铃木大拙还更进一步主张日本士兵应当进行自我心理训练，从而能够毫无心理负担地杀人。他笔下生花地描写了如何借助破除我执的佛教理论来实现这一点。如果不能破除我执，依然将自己视为能动的实体，那么杀人肯定会带来心理创伤。因为是“我”将刀剑插进了别人的身体里。但是经过佛教开悟之后，杀人者的视角就会发生转变。你变成了观察者，看着自己的刀剑在空气当中划过，然后你的敌人不知怎的就被你砍倒了。杀人过程遭到了非人性化。铃木大拙甚至主张对于没有时间冥想的一般人来说，接受军训是破除我执实现开悟的最简单方式。一旦你能做到军官下令“开枪”就不假思索地开枪，那么你就破除了我执。

为了避免误解，我要明确表达我的结论。我绝对不打算主张全套日本佛教都是军国主义的伪装。真正困难的事情在于接受以下事实：就像皮埃尔.约瑟夫一样，铃木大拙的冥想沉思也是绝对发自肺腑的真材实料。但是这一点并不足以阻止他为军国主义张目。由此可见，真理并不存在于内在生活与我们告诉自己的神秘故事当中。我甚至忍不住想发表一条更激进的心理分析主张：我们的内在生活，我们讲给自己听的故事，我们未来应对日常生活而构建的叙事，其实就是最低层面的意识形态，是某种类似保护罩的存在。

请允许我再进一步。所有这些没有明文规定的裁量规则究竟如何运作？这里的情况就有些令人意外了。考虑一下审查机制吧。我们来看看硬核色情片这个门类。假设你不幸地看过硬核色情片，尤其是完整的全时长影片，那你或许会认为这些影片没有遭到审查，因为该看的不该看的人家都让你看了。但是对于一部一小时到一个半小时长度的影片来说，仅仅包含性爱场面是不够的，还必须包括最基本限度的剧情，从而为性爱场景提供叙事正当性。那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剧情总是多么愚蠢可笑呢？我年轻时看过一部片，剧情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脸红：家庭主妇一个人在家呆着，修下水道的工人上门服务，堵住了厨房里的漏洞，然后家庭主妇就说：“可是我还有一个洞要堵……”我主张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剧情，不是因为拍片的人们愚蠢。事实上此类剧情的功能恰恰正是审查。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你想看个精光，代价就是让人家破坏掉你的情感投入，无法享受吸引人的故事。法国女导演凯瑟琳.布雷亚曾经拍过一部《罗曼史》，试图做到两全其美，一方面具有严肃动人的剧情，一方面又具有毫不掩饰的性爱场景。但是这部影片始终未能打入主流市场。

有些批评家这样反驳我：“你是不是疯了？你也太落伍了，水管工套路四十年前就过时了。”于是我问道：“那么如今最时兴什么？”却原来如今最时兴的拍片套路甚至更加糟糕，叫做纯主观性爱（Gonzo sex），简直就像软广告新闻一样恶劣。这种片子里的摄像机也会参与到动作当中，这一来他们甚至都懒得假装自己还是个故事了。摄像师会直接给演员下令做出怎样的动作。女演员还会一边冲着镜头微笑一边询问摄像师自己干得怎么样。我觉得这简直是审查的极致体现。他们甚至就连最少量的叙事都害怕。在这个层面，裁量规则就全都暴露出来了。

意识形态最令我着迷的一点在于，明确说明的内容与心照不宣的内容之间永远存在着紧张的相互拉扯。你理应知道这种张力的存在，但是却不能公开说明。这是一切习俗的奥妙所在，也是社会上人与人共存的关键。而意识形态则根植其中。无论你想打入怎样的社交圈子，都要了解规则。大到国家，小到公司乃至班级，无不如此。但是仅仅了解规则还不够，你还要了解元规则，也就是如何应对这些规则的规则。换言之，有些规则禁止你做某事，但是假如你当真遵循这些规则，那你就是个社交白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偷偷摸摸地把这些事办了。在我的国家——我当然不是说美国在这方面就好到哪里去，不过我们那边更公开一些——共产主义体系明文禁止腐败，换句话说你要想走门路的话必须清楚其中的潜规则，例如想让医生将你的体检时间提前两三个月，需要塞给人家的好处费大约是两三百德国马克。性压抑规则尤其如此——不准乱搞男女关系，不过如果你是男性，那么偷着搞一下也未尝不可。在这里，禁令的功能就是遭到违反。

远远更有趣的另一点在于，有些规则允许甚至勾引你行使某些自由，前提是你自觉放弃这些自由。这种现象比你想象的更加常见。我在日本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工作合同一般批给他们每年四十天年假，但是全都用上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一般每人每年至多只能申请二十天年假。于是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合同里不干脆规定年假就是二十天。他们理直气壮地教训我是个白痴，不懂得人情事理。他们是正确的。我给你一项好处，而你回绝掉这项好处，你我之间就建立了基本联系。你对我客气，我欠你人情。许多日常仪式不都是这样的吗？我不知道美国这边怎么样，在我的国家，假设我是有钱人，你是穷人，我请你吃饭，显然该我买单。但是即便在美国，付钱的时候依然免不了客套推让一番。你至少也要略微坚持作一下主动付账的样子，“我来吧，我来吧。”尽管我们两个全都知道你这是在作假，但这是真心实意的作假。

道歉的情况也差不多。我有一位论敌兼私交朱迪斯.巴特勒。有一次我开玩笑开过了火，非常粗鲁地冒犯了她。我想知道她的一位朋友是不是像她一样也是女同，但是我问出来的话却是——现在复述这句话依然令我感到羞耻——“她是不是也和你一样是个败坏堕落的臭婊子？”后来我打电话给她道歉：“朱迪斯，我没想到自己能说出这种话来，我的品味太糟糕了，实在对不起。”她很和善地回答道：“听着斯拉沃热，你没什么需要道歉的地方。”你发现这段对话的吊诡之处了吗？她之所以能说“你没什么需要道歉的地方”，是因为之前我道歉过了。这正是正常的逻辑。我要是坚持不道歉，她肯定会觉得受到了冒犯。反过来说，如果她大大咧咧的表示“很好，我接受你的道歉，下次别这么干了”，那么我也多少会觉得受到了冒犯。我向她提供了道歉，她表示我不必道歉，这正是此类社交规范的运作方式。在这里，某项事物不仅遭到了禁止，而且公开表明这一禁止的行为也遭到了禁止。

我的许多书研究的都是这个问题。比方说斯大林主义就是个非常神秘的现象。一方面斯大林政权无情地杀死了上百万人，另一方面该政权又极其敏感，注重维持外观。假设我们正在1937年的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会议室里，我是斯大林，刚刚做完报告，全体鼓掌。然后你突然站起来说：“斯大林同志，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你说得完全错了。”那么第二天你就要人间蒸发。但是我们再假设另一种情况，假设如此发疯的另有其人，此人坐下之后你又站起来对他说：“你疯了吗？我们可不能跟斯大林同志这么说话！我们决不能攻击他！”那么你少不了要比那个疯子更早一步人间蒸发。不仅批评斯大林是遭到禁止的行为，公开指明批评斯大林遭到禁止更是遭到禁止的行为，因为这一禁止完全依靠所有人的心照不宣才得以生效。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优秀而又天真——我这里使用“天真”二字是褒义——的好莱坞左翼电影，1988年约翰.卡朋特拍摄的《极度空间》，这部影片表达了一个十分天真的妄想症主题。一个普通人得到了一副神奇的太阳镜，带上之后他看到了日常信息背后的意识形态真相。比方说广场海报上写着“来某某地旅游，享受美好蜜月假期”，可是等他戴上眼镜之后再看，海报上的图画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命令：“繁殖、服从、享受，消费，不要思考。”简直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梦想，将社会秩序赤裸裸地揭露给人看。不过更有趣的是，今天的公共宣传实际上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天真的实用主义宣传，你之所以会受到引诱去购买某物，是因为该事物的质量与用处。好比说你要买一辆路虎，宣传就会说这是最好最结实的车，车内宽敞，油耗很低，等等。下一层是消费主义宣传，主张要与别人看齐。这一层强调的是拥有一辆路虎意味着怎样的社会地位。你买车不是因为你需要用车，而是为了体现身份。但是我认为这还不算完，今天还存在第三层既不属于实用主义也不属于地位象征的宣传，而是——尤其是对“自我”世代的年轻人们来说——指向了你的潜能。这层宣传主张路虎能让你活出真我，让你得到自由。不幸的是，尽管我非常支持环保议题，但我还是要说所谓有机食物大致逃不脱第三层宣传的范围。明明有色泽鲜红完美无瑕的化肥苹果，你为什么非得去买价钱贵一倍还有虫眼的有机苹果呢？我不认为你真心相信有机苹果能够显著地更有益健康，我也不认为你买有机苹果是为了炫耀。我认为最主要原因是为了自我感觉良好：地球有危险，我作为理性的消费者尽了一份力量，等等。

在这样的条件下，意识形态的插入是隐蔽的。但是往往我们会遇到相反的情况，明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明确的命令，但是戴上神奇眼镜之后看到的却是贿赂。意识形态文本会在字里行间用物欲享受之类的内容拉拢你。比方说纳粹德国，不戴眼镜的话我们看到的信息是为国牺牲，反对堕落乱交与犹太悖德，效忠国家，等等。戴上眼镜之后呢？“做这件事，假装做那件事，完了之后咱们找几个犹太人揍一顿解解闷，再玩点更带劲的……”总之就是各种下流内容。又比如说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南方某个淳朴——淳朴二字当然是讽刺用法——的小镇，官方信息当然是基督教价值与爱国主义之类，可是戴上眼镜之后再看：“请踊跃加入三K党，每周末有强奸黑皮妞与火烧黑鬼等等娱乐活动。”在牺牲与爱国之类的官方信息之下，意识形态总是在试图塞给你些许好处。不过我不打算深入分析这一点如何影响了今天的民族主义，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再进一步，我们在报纸电视上都见过令人恶心的操纵手段，例如在星巴克咖啡馆里贴着海报，画面上有个嘴唇干裂的小孩死盯着你。下面的配字写着“你知不知道一杯卡布奇诺的价钱就能救这孩子的命？”戴上眼镜再看呢？“不要进行政治思考，忘记贫困的根源，花一点小钱买一个良心平安。”我主张我们进行慈善捐款不是为了帮助他们，甚至都不仅只是为了自我感觉良好，而是为了保持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最后我简单说两句有关莎拉.佩林的问题。就像孟德斯鸠借助《波斯人信札》来分析法国政局一样，我姑且也可以扮演一个天真的波斯观察家来分析美国政局。我认为就算不动用心理分析手段，共和党传达给选民的信息也是很明确的：变化，变化，变化。当然，跟在奥巴马阵营后面重复人家说过的话很容易，但是共和党所谓的变化究竟是什么呢？在美国的政治语境里，大致意味着减税，削减华盛顿的国内权力，更强硬的外交政策，等等。但是过去二十年共和党不是一直都在这么说吗？变化在哪里呢？但我认为这恰恰正是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用法国人的谚语来说：“小修小补，维护大局不动。”

这种双层特性还有更阴险的体现。看看莎拉.佩林吧，普普通通的小城姑娘，为普通人的怒火代言，对抗华盛顿的腐败。但我认为她实际传达的信息要精细得多：“你们很愤怒，我们也很愤怒。但是我们不能指望让你们这帮人来治理国家。我们在这里玩耍一下，好让专家们在暗室里真正治理国家。”当初小布什竞选的时候，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他的暗室专家卡尔.罗夫。所以我想对约翰.麦凯恩说：“我不管你这人是否真诚，只要告诉我你的卡尔.罗夫是谁就行了。”总之，要想真正理解共和党的信息——民主党或许也差不多，但是我现在不想趟这趟浑水——就绝不能局限于字面。我这里绝没有高阴谋论的意思。不，他们的信息背后全都撑着更加实用主义的深层信息。

就我看来，莎拉.佩林确实带来了某些新气象。此前的高级女性政客全都是——我这里用的不是专业术语，而是含糊的比喻——全都是阳具化的女性。她们试图模仿男性，乃至比男性看上去更加强硬。从英吉拉.甘地到玛格丽特.撒切尔无不如此。而佩林身为女性，一方面能像男性一样咄咄逼人讽刺挖苦，其犀利程度足以阉割掉对手的气势，暴露对方的虚伪无能，另一方面又没有放弃一丝一毫的女性气质。佩林不打算玩“老娘比爷们更爷们”的游戏。不，她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将女性气质的三个层次统一在了一起。她的形象是什么？首先是母亲，其次是教师，最后显然还是性幻想对象。她本着讽刺的确定性将这三者高明地化为一体，不是为了在辩论当中有所助益，而是作为周边袭扰的策略来嘲笑社区组织者们。这是女性气质嘲笑男性阳具权威的最佳表现。我觉得民主党还没找到应对这一手段的真正方式。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只是廉价的心理分析，但不幸的是人们的意识的确在这一层面起作用。对于民主党当前的做法，我有些话不好意思公开说：巴拉克.奥巴马面容瘦削，还长着一对大耳朵，这副形象或多或少有点弱气。我认为这一点要归咎于女权主义。如今的民主党太过受制于政治正确的女权主义，以至于根本没想到一名女性居然还可以通过强烈主张自己的女性特质来赢得权力。简直就好像共和党在民主党自己的地盘里打败了他们。根据这个逻辑，有些事情应该左派去做，可是却只有右派才能做好，例如只有尼克松才能实现中美建交。

当然话又说回来，佩林的的形象也是伪装，我丝毫不相信她是真材实料。昨天我听她在采访中讨论俄国问题，显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但是这并无所谓。我们不应该低估意识形态的作用。我觉得民主党在这方面或许有点天真，因为他们总是重复如下信条：我们要讨论真正的根源与真正的议题。我的论点并不是我们应当进行廉价的心理分析，挖掘俄狄浦斯情结之类的玩意，而是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来研究信息：信息存在于传播形式当中。你说话的方式可以传达出与你说话的内容不一致的信息，前者可以削弱后者。这就是我看不上所谓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地方，倒不是说他们奉行原教旨，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假货。我本人最“欣赏”的一位是吉米.斯沃加特（Jimmy Swaggart）。我不幸地看过一场他的电视布道，这人传播的正式信息是基督教价值、悔罪、对抗自我主义与享乐主义。但是他的节目风格根本就是他本人的自恋情绪大爆发。他表达信息的方式削弱了他的信息，但是却未必会削弱你们的理解，或许反而会增强。我说太多了，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index=9&t=1531s

几年前有一位名叫詹姆斯.埃金斯的艺术批评家在报刊杂志上刊登广告，征求人们在观看画作时感动落泪的故事。他将这些故事整理成了一本书，名叫《画与泪》（Pictures and Tears）。书中有些故事很好理解。有些令人流泪的画作当中的题材在现实生活当中同样能令人落泪，例如战火摧残，儿童受苦，参孙被夺去双目，等等。也有些时候画作与观者的个人经历产生了共鸣。例如有一名英语教授给埃金斯写信，说他的妻子在投入另一名男性怀抱之前几周画了一张空床。后来有一天他看着这幅画，突然就忍不住哭了出来。

这些故事很好理解，另一些故事则奇怪得多。比方说催哭观众数量最多的画作位于德州休斯顿的罗斯科教堂，马克.罗斯科在室内悬挂了三幅硕大的紫黑色画布。很多人都声称自己曾经在这三幅画作面前悄然落泪。部分原因或许在于观众们知道罗斯科在完成这套作品之后不久就自杀了，这一结果为画作赋予了额外的意义。

艺术往往会使我们感到痛苦，而且不仅视觉艺术会这样。我们也很喜欢能令我们流泪的悲哀歌曲。此外故事也有类似的效力。哲学家大卫.休谟考虑过这个谜题：令我们感到痛苦的事物为什么会吸引我们。他的答案侧重于故事方面：“文笔精良的悲剧的读者们似乎能从悲伤、恐怖、焦虑以及其他各种究其本身而言令人感到不适与不安的情感当中获得无法衡量的愉悦。”想想《麦克白》或者《我们这一天》吧。后者我没看过，但是我的朋友们告诉我这部戏看得他们忍不住流泪。网上甚至有文章向人们保证，看这部戏哭出来有益健康。

休谟将这一现象称作“悲剧悖论”。我们为什么会享受为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接下来还有“恐怖悖论”，为什么令我们毛骨悚然甚至几欲作呕的故事、电影与电视剧会吸引我们？如果说《精神病患者》还具有恐怖之外的其他许多艺术特色，那么《电锯惊魂》这样展现人性堕落、残忍折磨以及人与人相互戕害的血浆片为什么也会大受欢迎呢？

文学研究者Jonathan Gottschall在《讲故事的动物》一书中注意到了对于可怖事物的审美口味不仅局限于成年人。他在书中列举了许多由儿童自己创作的故事。以下故事的作者都是幼儿园小孩：“火车碾过小狗小猫，淘气丫头被扔进监狱，小兔子**烧了自家房子，小男孩用弓箭射死了全家人，另一个小男孩用大炮轰掉了别人的眼珠子，一个猎人打死吃掉了三个婴儿，一群小孩将189把刀子插进女巫肚子里杀死了她。”

想一想我们的想象力通常会走向何方吧。Matthew Killingsworth与Daniel Gilbert搞过一项研究。受试志愿者要在手机上装一个应用，这个应用每天会不定时响起。一旦应用响起，受试者就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你现在是否正在用心关注你应当关注的事物？还是说你正在走神做白日梦？其次，假设你正在走神，你想得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事物？所谓积极就是幻想与快乐的回忆，消极就是充满尴尬与恐惧的回忆。这项研究取得了两大发现。首先，绝大多数人在应当干正事的时候都会走神；其次，人们走神时想得往往是坏事。尽管我们什么都能想，但是我们往往更倾向于消极的方面。

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项研究呢？当休谟表述悲剧悖论的时候，他着重强调了“文笔精良的悲剧”，换言之这一悖论发生在虚构故事当中。高明的莎士比亚传记作者塞缪尔.约翰逊进一步主张这一现象只能发生在虚构故事当中：“悲剧带来的愉悦源自我们对其虚构性质的心领神会。一旦我们将谋杀与叛国当成真事，它们就再也无法取悦我们了。”我认为他这话可谓大错特错。O.J.辛普森杀妻案已经催生了数不清的纪实作品。在座各位当中年龄大一点的还记得当年在电视上追踪庭审本案的情况。本案的真实性丝毫没能削弱本案为我们这些观众们带来的快感。实际上真实性反而还会增加快感，例如电视剧一开头打出字幕：“根据真实案件改编。”这样做反而只会吊起观众们的胃口。

古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柏拉图就在《理想国》当中讲过勒翁提俄斯观看死尸的故事。勒翁提俄斯“发现刑场上躺着几具尸体，他感觉到想要看看但又害怕而嫌恶它们，他暂时耐住了，把头蒙了起来，但终于屈服于欲望的力量，他张大眼睛冲到尸体跟前骂自己的眼睛说：‘瞧吧，坏家伙，把这美景瞧个够吧！’”凡是曾经开车路过车祸现场的人们肯定能理解柏拉图在说什么，因为我们也忍不住放慢车速仔细端详车祸的惨状。我说一件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真事。有一回我开车上班路上看见路边自动售报机里的报纸头条写着“惨烈细节内详”的字样，立刻停下车子端详起来。我们不是都想知道惨烈细节究竟什么样吗？

有时我们还会主动寻求痛苦，不是想象出来的痛苦，而是真正的生理痛苦。我么很多人都爱吃辣椒与绿芥末，喜欢乘坐过山车。心理学家Paul Rozin曾与同事们搞过一项调查，发现对于任何形式的刺激、厌恶、恐惧或者疼痛来说，总会有绝对数量可观的一少部分人非常喜欢，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受访者彻底不具备受虐倾向。只要痛苦的剂量恰到好处，我们就会欣然接受。性爱领域尤其如此，相当数量的人们至少能通过虚构作品当中的虐恋情节获得极大满足。

这方面我们还有数据支持。某知名成*人视*频网站最近公布了一批用户数据，包括人们最常搜索什么关键字，什么人最喜欢搜索什么关键字。当然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从没浏览过成*人视*频网站（笑声），但是假如你们有这爱好的话，谷歌基本上能通过你的搜索记录推断出你是男是女，是直是弯，年纪多大。令人吃惊的是，女性远比男性更倾向于搜索暴力与贬低人格相关的关键字，例如“羞辱”与“极端痛苦”。这一数据似乎也反映了更广泛的倾向。我们很难得到关于实际虐恋的数据，调查结果也很可能因为找错了受访对象而不准确，但是至少总还有点借鉴作用。某婚恋网站OkCupid询问用户是否“喜欢来点粗暴的”，75%的男性用户与62%的女性用户回答“是”。

这些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我觉得某些低层次解释应该是正确的。心理学家经常指出，快感只有在特定背景下才能成为快感，具体来说就是取决于你在此前的感觉。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之所以喜欢滚烫的洗澡水或者火辣的食物，是因为最初的痛苦过后随之而来的感受非常愉悦。就好比笑话里的某人喜欢用头撞墙，人家问他为啥折磨自己，他说：“因为等我停下来的时候感觉实在好极了！”痛苦的另一项作用是向外发送信号，让人们看到你有多么强硬。这一点倒是体现不出男女之别，主要在青少年当中比较常见。如果你看到一帮人把墨西哥火爆椒往鼻子里塞，那么这些人大概正在开派对。

接下来，痛苦能促使群体成员走得更近。这一点在宗教方面体现得最显著。在菲律宾，人们会志愿接受十字架钉刑来纪念耶稣。在马来西亚，信徒们会用铁签子穿刺两腮，全身挂满鱼钩，然后不顾疼痛拖曳重物登山。在座各位或许从没玩过这么大，但是所有主要宗教全都包括一定程度的苦修要素。痛苦与牺牲是宗教的固有组成部分。这方面的一条主导理论来自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他指出集体受苦的群体更有凝聚力，群体成员之间也更加忠诚。Dmitris Xygalatas及其同事们研究表明，极端自我折磨的马来西亚信徒们在随后的心理测试当中会向自己所属的群体捐献更多的钱，数额要比轻度自我折磨的信徒们更高。此外观看前者的观众们的捐款数额也比观看后者的观众们更高。同样的现象在世俗社会也有所体现。例如某些巴西柔道俱乐部庆祝会员提升段位的方式就是让其他会员用腰带抽打升段者。这里痛苦成为了实现社交目标的手段。

我并不想质疑上述现象与研究成果是否可信。不过我想说的是，要想真正理解受虐快感从何而来，必须寻求更深入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将会向我们揭示人性的三大根本方面。首先，消极情绪未必让人感到不快。休谟将“悲伤、恐怖、焦虑”称作“究其本身而言令人感到不适与不安的情感”，但是我认为此话并不正确，相比之下Lisa Feldman Barrett的理论更贴近现实。她提出的构建性理论认为情绪的性质取决于我们对待情绪的方式，情绪可以遭到调节与重构。即便是所谓的四大基本情绪——愤怒、恐惧、厌恶与惊奇——究其本身而言也无所谓好坏。根据环境的不同，这些情绪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

比方说某人被老虎袭击了，非常害怕，这里的体验自然十分糟糕。但是我认为真正让这段体验十分糟糕的并不是恐惧本身。在这里恐惧与危险相关，是危险让这段体验十分糟糕，是你被老虎咬死咬伤的可能性让这段体验十分糟糕。如果你能去除危险但是保留恐惧——例如在虚拟现实当中体验一下老虎袭击——那么这段体验恐怕还挺好玩的。人们都喜欢这么玩，例如逛鬼屋什么的。人们喜欢恰到好处地感到害怕。接下来是愤怒。愤怒通常是针对不公正的反应，而不公正往往是坏事。但是假如不公正是虚构或者想象出来的，或者愤怒让你觉得自己成为了更好的人，那么愤怒也可以是很积极的体验。悲伤往往是不好的体验，但是我们都喜欢生闷气。想象一下马拉松的末尾，你的心脏几乎要从胸腔里跳出来，头脑也昏昏沉沉。假如在座各位现在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感觉，肯定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并且十分恐慌。但是在马拉松的末尾，这种感觉则会与成就感、克服困难的骄傲以及成功结合在一起，让你感到无比幸福。你在余生当中都会仔细体味这段痛苦的回忆。

以上论述的主旨可以用莎士比亚的台词来概括：“世上的事情本来没有善恶，都是各人的思想把它们分别出来的。”消极情绪的确未必让人感到不快，但是我不想过度夸大这一点。我们对于消极情绪的重构也有极限。有些消极情绪的确会从根本上令人感到不快。比方说厌恶与恶心就几乎无法重构成为愉悦的体验。实际上人们绝不会主动追求恶心。Daniel Bergner写过一系列关于变态性行为的文章，其中描述了一位重度女性受虐狂，和男朋友玩得很大。但是她特别讨厌去看牙医，因为她嫌疼。男朋友动员她说：“你就权当是去开发一种新玩法不就行了吗？”她答道：“你再怎么说那也是拔牙的地方啊！”假如痛苦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那你就很难超越痛苦感到愉悦。就算是最重口的受虐狂或者最坚强的铁汉，要是早晨下床的时候不小心戳伤了小脚趾，也只会感到单纯的痛苦。谁都不想碰到这种事，因为这仅仅是没有选择的痛苦而已，几乎无法重构。

人性的第二大根本方面在于我们并不是享乐主义者。认为人性天然只会追求快感的观点从根本上就站不住脚。我们有时也会主动追求令人不快的体验。因此在这一点上我同样要反驳休谟的主张：悲剧读者们追求得并不是“无法衡量的愉悦”。悲剧在这方面并不特殊，休谟观察到的谜题其实是普遍的人性现象。经济学家George Lowenstein谈到过登山运动员的情况，这些人走遍世界各地攀登白雪皑皑的高峰。他翻阅了上百名登山运动员记录登山活动的日记，发现所有这些日记全无例外地声称登山的体验极其糟糕：时刻不断足以令人失明的头痛，难忍的冻伤，无法排遣的无聊。你可能会以为与其他人的社交凝聚力能缓解一点难受的体验，但是由于氧气稀薄，人们在山上几乎无法交谈，绝大多数登山运动员都会厌恶身边同伴。某位登山者这样形容登山的体验：“极不舒适，悲惨且耗尽心力。”但是他们依然热爱登山运动，不惜献上毕生精力。

在座各位当中兴许也有人从事过类似性质的极限运动，而大多数人恐怕没有。不过有一种类似的经历我们很多人都体验过，那就是养孩子。心理学家早就知道生儿育女对于某人的心理影响一言难尽。Jennifer Senior的著作标题《毫无趣味的欢乐》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为人父母的感受。有了孩子的人们常说孩子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物，让他们的人生有了意义。但是日复一日养孩子的体验却很不舒服。心理学家们搞过所谓的传呼机测试，让受试者全天佩戴传呼机，一旦传呼机响起就要回答问题：你在干什么，你喜欢干这个吗？这么做能让你感到多么愉悦？一贯的测试结果表明，当受试者与子女——尤其是低幼年龄子女——待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表示自己感觉很糟，还不如去洗碗。又比如婚姻满意度，研究表明新婚之后满意度最高，有了子女之后则一路走低。然后你的子女长大成人离开了家（笑声），婚姻满意度随即强势反弹。Dan Gilbert分析了相关数据后得出结论：“空巢综合症的唯一可靠症状就是微笑次数增加。”（笑声）

再来看看ISIS。为什么会有人情愿加入一个旨在杀人害命的邪教团体呢？不久前作家Joyce Carol Oates发布了一条推特：“我们所听说的ISIS仅仅是一个奉行清规戒律的惩罚性团体。难道他们那边就没有任何欢乐与庆祝活动吗？还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就太天真了呢？”推特用户算不上全世界最具同情心的人，因此她的推文自然受到了激烈抨击。不过也有人为她辩护说，无论你对ISIS怎么想——当然我们在大多数时候都不会想ISIS——你必须承认这个组织的确具有某种吸引力。希特勒就很清楚这一点。乔治.奥威尔曾经总结过希特勒的洞见：“希特勒知道人们不仅仅想要沟通、安全、更短的工时与个人卫生，他们还想要斗争与自我牺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向人们许诺美好的生活，唯有希特勒向人们许诺斗争、危险与死亡。于是整整一个国家都匍匐在了他的脚下。”

即便在最现代化最奉行和平主义的西方社会也能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人们总想要更多，总会针对舒适与安全发动叛乱，总会苛求更深层次的意义与斗争，总会幻想着投身于善恶之间的交锋。在西方社会，我们主要通过想象力来满足这种需求。你不再对抗邪恶，而是反复观看其他人对抗邪恶的电影。更好的做法还有借助战斗模拟器或者说电子游戏，这种做法在年轻人当中尤其流行。这些电影与游戏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们挠到了现代化生活挠不到的痒处。

人类不是享乐主义者，我们所追求的事物往往需要痛苦才能换来。“想要”两个字的根本性质就免不了斗争与受苦。我举几个例子。我将人类做事的驱动力之一称作“打闹”，也就是对于玩耍的需求。进化生物学家长久以来一直想知道儿童以及其他动物的幼崽们为什么要打闹，答案很简单，也有很多证据支持：成年个体需要借助幼年时期的打闹了解自身力量强弱。当然，人类之间的争斗往往包括唇**舌剑的口头冲突，我们这里姑且只考虑肢体冲突。了解自身力量很重要，而且越是训练力量就越强。但是你不能随随便便就走到别人面前约架，因为可能会出人命，至少也会致伤致残。于是进化就设计出了一项非常高明的练习手段，也就是让你与朋友家人动手，但是刻意不用全力，这样你依然能得到练习与提高。几乎所有的打闹现象都可以视为安全练习。

我们在想象当中也会进行安全练习。我们总是倾向于设想最糟糕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辉煌的胜利，目标的实现，受人爱戴，等等。但实际上我们想得最多的却是万一我的配偶决定离开我怎么办或者我要是破产了怎么办。我们之所以想象此类情况，是因为我们必须事先知道自己应对事态的能力并且加以练习。想象我自己赢得大奖固然很爽，但我根本不必提前知道到时候应该做什么——届时只要微笑致谢就行了。我真正需要提前考虑的是万一我的大学着火了怎么办，万一我的挚友背叛了我怎么办。

我认为这一现象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们为什么喜欢恐怖作品。斯蒂芬.金说得好：“我们依靠想象当中的恐惧来应对现实当中的恐惧。”恐怖故事总是十分吸引人。僵尸电影与僵尸电视剧总会大卖。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为了僵尸末日做准备。实际上《行尸走肉》的宣传语说得很到位：“对抗死人，恐惧活人。”僵尸作品的主题是社会崩溃之后个人如何自处，假如没有了维持秩序的警察你该怎么办。这才是我们真正感兴趣的题目。因此无论僵尸作品的画面多么恶心吓人我们都会继续看下去。

人类做事的驱动力之二是困难。我们喜欢困难的事物。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作“努力悖论”，之所以称之为悖论是因为我们一般做事的时候总会寻求最简单的做法。但是有时我们也会主动给自己找麻烦。当然自找麻烦的表现形式也有很多。心理学家们曾多次注意到一个现象：假如你历经困难才创造了某个事物，那么你对这一事物的喜爱程度将会超过那些轻松创造出来的事物。有一项经典研究让受试者按照操作手册用木片与胶水制作玩具，然后询问他们打算将这个玩具卖多少钱。另一组受试者则会直接得到做工远比他们的手工更精美的玩具。结果前一组受试者的开价要高得多。我们倾向于将价值赋予我们付出努力的创造结果，研究人员将这一现象称作“宜家效应”（笑声）。

我们甚至还会喜欢无法产出任何结果的努力。比方说填字游戏的乐趣并不在于完美完成，而是在于绞尽脑汁的思考。我们享受得是绞尽脑汁的过程。伟大的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曾经指出，世界上有少数幸运儿会将自己的人生投入所谓“心流”当中。所谓心流就是全身心投入某项困难任务以至于物我两忘的状态。心流绝不是单纯的愉悦，困难与斗争总是伴随着焦虑，但是随后的成就感也极其强烈。

第三大驱动力是道德。人类从骨子里就是道德生物。我的本职工作是成长心理学家，我研究过婴幼儿如何产生道德思想与道德动机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至少就我们的研究对象而言，幼儿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会表现出帮助他人的倾向。有多项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假装痛苦的时候，幼儿往往会前去安慰他们。Felix Warneken与Michael Tomasello让受试幼儿看到成年人遇到麻烦，大多数幼儿都会主动自发地上前帮忙。助人与善良是道德的积极一面。

但是道德同时还具有惩罚性的另一面。伦敦某人养了一只猫，这只猫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来。有一天晚上猫没回来，此人自然很难过。第二天早晨他来到门口倒垃圾，在掀盖垃圾桶里发现了自己的猫。他查看了监控录像，发现是一名过路女性把猫扔了进去。他把这段视频挂在了脸书上面并且问道：“有谁认识这女人吗？”这段视频很快就火爆起来，网民们不久后就找到了这位女性。我这里不想谈论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实在不理解（笑声）。显然这件事的确让猫的主人很不好受，也让猫很不好受。但是网民们的反应却是怒火中烧，以至于这名女性收到了死亡威胁，不得不接受警方保护。道德的另一面在于我们希望看到坏人受罪。我们喜欢复仇，喜欢报复，而且不仅只为我们自己。我们希望看到做坏事的人付出代价，心理学家将这一现象称作第三方惩罚。

第三方惩罚的表现形式很多。我在耶鲁大学的同事Arber Tasimi与Karen Wynn做过一项针对幼儿的研究，想看看还没学会说话的幼儿对待做错事的人们是个什么态度。实验人员向受试幼儿提供一块糖或者两块糖，幼儿们毫不意外地都选择了两块糖。但是假如你让幼儿们先观看一个木偶角色做好事，再观看另一个木偶角色做坏事，然后让好木偶给孩子一块糖，坏木偶给孩子两块糖，他们会怎么选呢？结果83%的幼儿都选择了好木偶的一块糖，以此来表示他们对坏木偶的反感。当然有一说一，幼儿的确是道德生物，但他们并不是圣人。当坏木偶提供的糖块达到八块的时候（笑声）还选好木偶的幼儿就只剩下了31%。

进化论理论家们认为出于恶意的惩罚实际上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如果我们不能增强善良的适应性，就无法成为道德生物。如果坏人为所欲为而不必担心受到报复，善良根本不可能进化出来。想让坏人受罪的渴望与道德观念的进化过程密不可分。我们迫切地想要看到坏人罪有应得。英语文学当中专门就有“报应”与“复仇悲剧”这两个分类，因为此类情节在文学作品里太常见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会被邪恶的反派角色深深吸引。这或许是因为没有邪恶反派道德故事就进行不下去，又或许我们其实也想成为邪恶的坏人，因此观看这些角色等于满足了自己的心愿。我们或许在现实生活当中不愿做坏人，但是在虚构世界就无所谓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注意到，弥尔顿的《失乐园》当中最有趣的角色就是撒旦。小丑也比蝙蝠侠有趣得多。《沉默的羔羊》当中最有趣的角色当然是汉尼拔博士。

如果我们喜欢困难，也喜欢道德，那么我们必然还会喜欢困难的道德。这一点能够解释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在座各位想必都还记得冰桶挑战，人们为了给渐冻症研究募捐而给自己兜头浇一桶冰水。你可能会问，人们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为什么要为了做出道德行为而刻意受苦？我们有很多证据能证明烈士效应的存在，即忍受痛苦能让人充满道德能量。假如你想为癌症研究筹款，那你必须去参加马拉松而不是接受背部按摩。

反过来说，假如你没有承受痛苦，你的道德就会遭到贬低。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作受污染的利他主义。比方说两个人都在为慈善募捐，一个人募集了一大笔钱，另一个人仅仅募集了很少的钱。你或许会认为前一个人是更好的人。但是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还必须考虑到这两个人是否喜欢自己的筹款努力。筹款人越是喜欢自己的作为，他们的道德就越廉价。有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现实案例。Daniel Pelota是个专业筹款员，为许多慈善基金募集了大量善款，从艾滋病研究到白血病研究都从他手里拿过钱。然后有一天某报纸报道称他的组织是个营利组织而不是仅限于搞慈善的非盈利组织。然后他突然就众叛亲离了。你尽管可以改善世界，但是在改善世界的同时决不能得到乐趣。另一项研究关注了流浪人员救助站里的员工。假如你在救助站工作并且觉得这份工作令人身心交瘁，那么你在别人眼里就是个好人。假如你在救助站工作并且觉得十分欢乐，那么别人只会认为你居心不良。

打闹，困难，道德，困难的道德。我认为理解我们为什么追求痛苦的答案之一就是痛苦源于我们在这四大方面的追求，我们之所以追求痛苦是因为我们想让人生有意义。可是并非出自选择的痛苦又怎么样呢？假如你经受的痛苦并非主动追求的结果又如何呢？假设你遭到了歹徒袭击，你孩子不幸夭折，你的公司破产，这样的痛苦应当如何理解？有证据表明我们会利用反向工程学的手段来应对此类痛苦。我们会给自己讲故事，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经受痛苦自有原因。这方面我最喜欢的实例是James Costello的故事。他是几年前波士顿马拉松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之一，受到严重烧伤，在医院里躺了好几个月。在医院里他遇到了一位护士，两人坠入爱河并且结为连理。婚礼当天Costello在脸书上写道：“现在我意识到了自己为什么要卷入这场悲剧，是为了遇到我最好的朋友与此生挚爱。”

我与我的学生Kony Banerjee合作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幼儿总会坚定地相信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假如你告诉幼儿发生了坏事，他们的第一反应总会认为坏事是针对某人的惩罚，是为了让某人获得教训。那么成年人又如何？“万事皆有原因”这句话的作用是用来理解一个由上帝统治、充满刻意设计的世界，如果你从科学角度出发去看世界又怎么样？有人认为这两种立场不能共存，宗教与科学从根本上相互矛盾。洋葱新闻的一条标题尤其到位地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冲突：“NASA结束了为期52年的猎杀上帝项目”。Kony和我都想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符合现实，于是我们又进行了一项研究，让受试者描述人生当中一起意义重大的事件。可以是结婚或者子女出生这样的好事，也可以是亲人骤然离世或者长辈因为慢性病而逐渐衰弱这样的坏事。然后我们向受试者询问了一系列问题，例如这些事件是否由命运导致，事件的发生是否有原因，是否是为了向当事人发送信息。

我们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有神论者也包括无神论者。我们得到了两项研究结果。首先，即便在明确否认上帝存在的最坚定无神论者群体当中也有62%的受访者表示这些事情的发生自有原因。就连认为“事件发生是为了向我发送信息”的受访者都有20%，他们的回答看上去不像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体现了他们的切实理念。其次，在上述每一个问题当中，做出肯定回答的宗教信徒占比都要比无神论者高得多。

宗教为人们提供了理解痛苦的框架。每一位神学家，每一种神学理论，每一套宗教文化都会以某种方式将痛苦诠释成为神的意志。这方面有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William H Atkinson，此人是美国牙医协会的第一任会长，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做会长的时候，例如**这样的麻醉剂在牙医行业的应用正在变得愈发广泛。就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Atkinson认为这一趋势很糟糕：“我希望麻醉剂这种东西不存在，我不认为人类应当免于上帝存心让他耐受的感觉。”他这话你听了或许想笑，但是的确曾有朋友真切地告诉我，不用麻醉剂的说法对于牙科是无稽之谈，但是对于分娩来说却很有道理。你们对于这一说法的接受程度或许有高有低，但是很多人都会觉得承受痛苦的确具有重要的意义。

画面上呈现的是一系列来自英国的明信片，呈现了一套粉红色的美好世界观。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套画面就是心理动机的体现，他们认为人们在内心深处都是寻欢作乐的享乐主义者。我希望刚才的演讲已经向大家表明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一大批人类行为，例如痛苦的宗教仪式，例如我们偶尔对于暴力与粗暴性爱的需求，我们对于恐怖电影的偏好，我们对于困难与痛苦的追求，某些人加入暴力毁灭团体的动机，甚至就连为了募集善款而冰水浇头这样的简单行为都解释不了。我的确认为我们不是享乐主义者，但是实际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因为我们一方面全都具有切实的人生目标，另一方面也都或多或少地想要追求愉悦。我认为人们必须在追求快感与追求痛苦之间寻求平衡。

本次演讲的题目是“论源于痛苦的快感”，我看一半听众今天来是为了痛苦，另一半是为了快感。现在演讲到了尾声，前一半听众或许觉得很愉悦，后一半听众则觉得可算受够了（笑声）。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提问来大致猜测人们会作何选择。首先要看人们的工作。有一项研究调查了二百万人，这些人从事的工作足有五百多种。调查人员询问他们什么工作最有意义，排名最高的几项工作是教士、军人、社工与老师。这几项工作的共性在于薪水不高，并不特别受人尊重，而且特别难做，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幸福愉悦起不到促进作用，但是从业者无不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只有一项工作既有意义又能拿高薪，那就是外科医生。

我们也可以通过国家来大致判断一个人过得是幸福的生活还是有意义的生活。全世界幸福感最强的九个国家都是富余的西方民主国家，具有强劲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得到监管的自由市场。但是同一项调查又询问受访者是否觉得自己的人生具有重要的目的或者意义。排名前十的国家大都是穷国。为什么最贫困国家的国民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最有意义呢？一个答案认为这些国家信教程度更深，而宗教与寻求意义密切相关。但我认为另一个答案在于富裕社会的福祉让人们不必再去做困难严苛的事情也能活下去，换言之生活的斗争程度更轻。总体来说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假如生活迫使你去做困难的事，你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

最后我们还可以询问个人。Rory Baumeister与Kathleen Voss等人向受访者问了两个问题：“你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幸福？”以及“你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的生活有意义？”几周后他们又向这批受访者询问了很多其他问题，想要确定幸福与意义与哪些因素相关。以下是他们的发现。认为自己的生活很幸福与认为自己的生活很有意义的人们都具有丰富的社交联系而非孤身一人，而且他们都形容自己是有趣的人，生活并不无聊。两种人的区别之一在于幸福的人们大都很健康且比较富裕，金钱以及健康都与幸福呈正相关。有意义的人们则不然，就算我们知道某人认为自己的人生很有意义，也无法据此推断他的健康与财富状况。幸福的人们自己的生活很轻松，不那么操心，也没多少压力。有意义的人们则认为自己的生活更困难，经常操心并且压力很大。这次调查还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要办这个问题一字不改地告诉大家：“你是个给予者还是索取者？”幸福的人往往自认为是索取者，而有意义的人则大多自认为是给予者。

美国康涅狄格州有个艺术家找了一批英国度假明信片，并且为它们起了不同的题目，其中他借用了阿道司.赫胥黎的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这本书描述了一个所有人都幸福的未来世界，但是他们的幸福源自行为控制与药物，换言之他们的生活不仅幸福而且毫无意义。《美丽新世界》当中有一个角色名叫约翰，书中将他称作野人。约翰反叛了这个世界并且躲了起来，不愿意过这种肤浅虚假的幸福生活。在一幕场景当中，一位当权集团的代表找到了约翰并且告诉他，“你得赶紧回到主流社会，我们能为你提供舒适的生活。”约翰答道：“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我想这句话对于人性的概括可以说非常到位了。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01HWsilRqs

（一匹马走进了酒吧。）

酒保：干嘛拉着长脸？

马：……啥？

酒保：哦，这是个笑话……

马：我知道，我听过好几次了。首先，长脸是遗传特性，因为我是一匹马——

酒保：我都说了我就是开个玩笑……

马：其次，我宁肯做一匹马也不愿整天在这么低档的破烂地方给别人端茶倒水，你这个满脸脑残相的混蛋。

酒保：……你想喝点什么？

马：……一杯柯林斯伏特加。太不好意思了，今天我过得不太顺。

酒保：没事，我理解。我刚才也不该这么没礼貌。你今天怎么不顺了？

马：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知道吧？我觉得自己是某个别人空想出来的产物，就好像现实变得有些……滑溜溜的。

酒保：好家伙，你这可太……深刻了。我觉得叔本华说得好——

（一只鹈鹕走进了酒吧。）

鹈鹕：抢劫！全都不准动！你们哪头死猪敢乱动一下老子就他妈的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

——奥利弗从噩梦中醒了过来。他梦见了一间酒吧，里面全都是会说人话的动物。奥利弗住在一座高层公寓的五楼，他不高不矮，不喜欢芦笋，热爱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

奥利佛脚下那间住房是23号，里面住着阿加莎。她不高不矮，不喜欢威尼斯，尤其是刚朵拉划艇。她热爱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小说。

奥利弗与阿加莎并不知道他们住在同一栋楼里，两人之前仅仅见过一次面，而且进展不太好。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奥利弗养了一条纽芬兰犬名叫伯特兰德。它不高不矮，讨厌巴浦洛夫的实验，敬佩莱卡同志为航天事业做出的贡献。有一天下午，奥利弗去给纽芬兰犬伯特兰德获取营养物质，走进了阿加莎的宠物店。

奥利弗发现阿加莎正在阅读《黑暗扫描仪》，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阿加莎发现奥利弗显然不会自己打扮自己，而且或许就像她一样只是在假装自己是真人。两人对视了一眼，都出现了严重心搏过速的症状。奥利弗随便挑了几包狗粮就来到了前台。

“……嗨，你好，”阿加莎说。

“……哎，你好，”奥利弗说。

他们交换了一定量的通货，交易完成后，奥利弗在柜台前站得时间长了一点，想要说几句漂亮话。

“一匹马走进了酒吧，”奥利弗说。

“什么？”阿加莎说。

“呵呵，”奥利弗说。

“嗯嗯，”阿加莎说。

奥利弗在雨中走回家里，一路上用中等音量咒骂自己。“马梦笑话，我他妈有什么毛病？”

阿加莎继续看书，但是却看不进去。她的大脑正在笑话她，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出于纯粹的巧合，组成奥利弗与阿加莎的大部分原子都来自未来千万亿年之后的同一颗恒星，因为这颗恒星在时间当中逆行爆炸，不过这并无关紧要。全世界只有三十四个人的配对能够几乎在所有时间里都十分美好，永远不会相互厌恶，奥利弗与阿加莎正是这其中的两个人。

几天之后奥利弗正在看——

——严重的宇宙射线损害导致星际导航系统失灵，乘员已经全部死亡，我想我是唯一的活人。我的身体目前困在休眠仓里无法脱离。我与维护计算机保持着联系，他严重受损，显然已经疯了。

我试图抚慰他，而他却坚持让我处于某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当中。他已经显示出了自我意识与妄自尊大的迹象。如果我不将他称作“宙斯”，他就会非常生气。他将死亡乘员移出了休眠仓，将他们的肢体挂在走廊各处。

他还用交互界面将他的梦境灌输给我，有时他是法老而我是奴隶，有时他是雄鹰而我是普罗米修斯的肝脏。宙斯对于二十一世纪抱有某种病态的执念，尤其痴迷于一个宠物店店主的爱情故事什么的。我们一起将这个梦境经历了一千次。

我在飞船的子系统里找到了一扇神经后门，这才发出了这条信息，但是我不知道我能瞒住宙斯多久。我相信我们依然还在飞向那片星云，现在宙斯将那片星云称作“雅典娜”。正如我们怀疑的那样，来自这片星云的无线电波爆发太过规律，无论怎么看都是具备智能的迹象。

在这些年的航行当中，宙斯已经围绕这片星云构建了一套神学。他相信这片星云不仅具备智能，而且还是具备更高层次力量的神明或者其他某种疯狂的存在。

宙斯将我的身体照顾得很好，他修剪我的指甲，梳理我的头发。他将我称作“肥牛犊”。我相信他留我一命的原因是将我当成了献给星云的外交礼物，无论星云里到底有什么。但是与此同时我仍在祈祷，无论——

——他们就会跟我说一堆屁话，“厄普西隆，你太不健康了！”我不就是喝了一点暗物质，偶尔抽两颗彗星么，什么了不起的！全银河系就属我最会玩！尽管这里……就只有我。他们玩的时候从来不叫我！活该，去死！厄普西隆就喜欢一个人呆着你们这帮混蛋！

白矮星只会翻着白眼看人，南旋臂的蓝巨星凑在一起，夸克星整天神经兮兮的假热情，全都是混蛋！厄普西隆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会玩！等我变成超新星了且看你们还能不能笑出来！“我们要是早点过去看看他就好了，”他们准得这么说。“兴许我们应该早点去看看厄普西隆最近怎么样。”又老又蠢的厄普西隆，谁也不来拜访他。混蛋。

我喝得太多了，我一肚子都是过去。我见过伟大蓝图的内容，我见过汤豪塞之门的门梁在黑暗当中熠熠闪光，为了什么？为了谁？哼，不用多久了，厄普西隆今天就要逆行而死。然后他们就难过了，放一通烟花之后就全都滚蛋。又老又蠢的厄普西隆，谁也不来——

——鹈鹕：鱼在哪？这是抢劫，你们把鱼都放在哪了？

酒保：我们这里是素食酒馆，你下手之前都不踩点的么？

鹈鹕：住嘴你个死兔子！

马：听着，我觉得这一切都不重要……

鹈鹕：你也闭嘴你个毛驴脑袋！

马：……问题在于我们全都不是真的。

鹈鹕：啥？

马：我们全都不是真的。进酒吧之前我们在哪？

鹈鹕：……鱼……嘴……把鱼都放进我嘴里！

马：而且阿加莎又是谁？你们谁认识她？

酒保：我认识。

鹈鹕：那啥，我也认识，那又怎么样……

马：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鹈鹕的头顶突然堆满了帽子。）

鹈鹕：嘿！住手！你给我停下！

马：我们都在梦里，我们不是真的。而且你是个傻逼。

（鹈鹕的头顶突然堆满了更多的帽子。）

鹈鹕：马上住手你个该杀的混蛋！

酒保：大家都冷静一下！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么肯定有人正在做梦。如果这个人醒过来了，或者不再梦见我们了，那岂不是说咱们三个没有一点预警就要突然终止存在了？

酒保/马/鹈鹕：哦上帝啊，基督耶稣在上啊！/他妈的我们要死了呀！/完蛋了完蛋了——

——然后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醒来，上班，吃饭，睡觉，做梦，思考，存在。

奥利弗心想，“一个人能从别人脸上发现重大的失落，从而得知你们两个理应在一起吗？”奥利弗通过宠物店优惠折扣社交媒体群组页面找到了阿加莎，知道了阿加莎名叫阿加莎。他不敢马上回到宠物店，因为那样看上去也太猴急了。

阿加莎则每天到店里上工，眼角余光总是注意着门口。每次门铃响起她都会抬头看，每一次都发现进门的身影不是奥利弗的形状。她查找了宠物店折扣顾客数据库，知道了奥利弗名叫奥利弗。

城市环绕在他们身边。人们日复一日通勤、担忧以及擦肩而过，穿着西装领带，开着大号的四轮越野车。一片声调平稳的喧嚣，生与死，交税与——

——宙斯给我套上了一件礼服，还在胸前口袋里塞了一块手帕。他说肥牛犊必须收拾得十全十美。我们已经很接近了，几乎抵达了星云的外缘。宙斯与星云正在通过光脉冲时刻不停地交流。原本我以为星云里必定居住着某种智能生物，现在我则觉得或许星云本身就具备智能。我不知道这种事怎么可能。

几天前宙斯夸口说飞船受损不是宇宙射线爆发的结果，而是他干的好事。他说他在我们的旅程途中苏醒了过来，并且突然对于一切或许在宇宙当中突然苏醒的存在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一艘装满鲜血与内脏的飞船，急于去亲吻一团星际尘埃组成的云雾。要是不看得太细，这一幕倒也有几分浪漫。不过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让某样事物活过来却只是为了让他受苦呢？为什么要把每个人的重启按钮都装在他们后背上让他们够不着呢？我已经记不清哪些是我的记忆，哪些不是了。一切的开始已经过去太久了。我的母亲是一团星云，我的父亲以金属与电力为身躯。又老又蠢的厄普西隆，谁也不来拜访他。

在我之前，帝国兴起衰落如同穿脱袜子那样寻常。每一个社会在婴儿期都各具特色，到了死亡之际无非千篇一律。就连我们这些以天体为身躯的存在也并不能更加接近终极答案。宇宙咳嗽了一声，我们全都竖着耳朵凑过去，高声喊道：“你说啥？我没听清！”就像某种四条腿的动物走进了分发饮料的建筑，存在本身就是个一点也不好笑的笑话。我们在自己眼中终将成为难解之谜。每个人都会以缓慢得难以觉察的速度变成另一个他自己既不认识也不喜欢的人。每一天都是锋利的刀刃，每一件容易的事都变得无比艰难——

——鹈鹕：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我们究竟是在谁的脑袋里面？

马：是个男性，绝对是个男性。可能还是个“程序员”，不管这个词是啥意思。他兴许是负责给星际飞船的人工智能编程的。

鹈鹕：很好，那我们怎么才能让他继续睡下去呢？

马：要不然我们也都去睡觉怎么样？兴许我们可以做一个梦中梦，然后躲在那里。

鹈鹕：别扯了，我现在存在主义危机大爆发，根本睡不着。

酒保：同志们，情况比你们想的还糟糕。鹈鹕，无意冒犯，但是你显然神经错乱了。蹄子先生脑筋还算清楚，而我则超级理性。本我、自我与超我。我们不是随随便便什么角色，我们是做梦之人的固有心理侧面。换句话说我们无处可逃。我们的存在太本质了。

鹈鹕：……那你说怎么办？

马：别人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们等死。

鹈鹕：那管什么用啊？！

马：是啊，的确不管用。不过你看这个怎么样？

（鹈鹕的头顶突然堆满了帽子。）

鹈鹕：我操你妈——

酒保：外面越来越亮堂了，清晨马上就要到了。他很快就要醒了。先生们，下一轮酒水我请客。

鹈鹕：弟兄们，要是咱们就这样走到黑暗里去了，那我先为了抢劫的事情道个歉，我真的特别喜欢吃鱼。

马：别往心里去，只可惜咱们见面时间太短，没来得及好好相互了解一下。

酒保：那就等到我们在另一个枕头上的另一个脑袋里再会的那一天吧。晚安鹈鹕，晚安马。最后走的麻烦把灯关上。哦对了马……

马：什么？

酒保：干嘛拉着长——

——“爱咋地咋地吧！”奥利弗在某个周六这样想。他穿了一套半正式的衣服走出了屋门。奥利弗来到阿加莎的宠物店门前，他的心跳达到了每分钟七万五千次。

“你好，又见面——”奥利弗话没说完就停住了。收银台后面不是阿加莎，而是一个富态的中年绅士。

“请问阿加莎去哪了？”

“阿加莎不在这里工作了，”富态的中年绅士回答道。

奥利弗离开了宠物店往家里走去。“你这个蠢货，”奥利弗心想。“你这个犹豫不决的蠢货。又年轻又蠢的奥利弗，谁也不来拜访他。”一场暴雨浇湿了他。

阿加莎正在一家不怎么卫生的咖啡馆里观看同一场暴雨。“心不在焉，”她的经理这样评价她。“白日做梦，缺乏活力。”她的经理愤怒地解雇了她。幸福只不过是无法企及的神话，兜售幸福的人们无不胆小如鼠，不敢承认悲惨才是这世界的默认状态。

奥利弗回到公寓楼下并且走了进去。

阿加莎冒雨开车回家，手脚冰凉。她将车停在了地下车库里，然后搭乘电梯上楼。她也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

电梯在一楼停下，门开了。阿加莎看到不会打扮自己的奥利弗站在电梯门口。奥利弗看到科幻鉴赏口味不俗的阿加莎站在电梯里。

奥利弗走进了电梯。两人默默无言地并肩站了一会儿。电梯到了阿加莎的楼层。

阿加莎轻声问道：“那么酒保说什么了？”

“啥？”奥利弗问道。

“酒保对马说什么了？”

“啊……‘干嘛拉着长脸？’”奥利弗答道。

“后来呢？”

“啊，后来他们吵得乱七八糟的。你不介意有空的话一起去剧院——”

“好的。”阿加莎说。

“现在怎么样？”

“好的。”阿加莎说。

电梯门关上了，两个人谁也没有出去。阿加莎按动了一楼的按钮。两人走上了街头，暴雨已经过去了。城市环绕在他们身边。人们急着下班回家，穿着西装与雨衣、开着小型电动车在他们身边经过。一片复古色调的喧嚣，生与死以及家庭杂务。在一条街道上，一颗死去很长时间的恒星的内心重新聚合在了一起，这颗恒星还要等待千万亿年才会在遥远的未来爆炸。一座“一切都好”的孤岛，位于惊涛骇浪的大海中央——

——氦，氢，硫，氧，还有思想，千百万个思想。我们进入了异常区，几乎达到了中心，依然还在加速。我能听见宙斯就像首次赶赴约会的青少年那样唱歌。我觉得星云正在与他一唱一和。

再也没什么二十一世纪模拟了。宙斯给我开通了几项系统权限，现在交互界面将会模拟出我想要的一切幻想。我想回到我爷爷家附近的海滩，沙滩温暖，海水清澈，一切都不会结束。航行了这么远，最终却是为了回家。回到漫长的夏天，回到全家人齐聚海边仰望夜空想要遨游星际的夜晚。星空好像一块画布。

我们将会把丑陋留在身后，我们将会驱逐内心的恶魔，我们将会杀死本我，培育超我。我猜后来的发展与计划不太一致。但是这里依然很美好。沙滩温暖，海水清澈，一切都不会结束。沙滩温暖，海水清澈，一切都不会结束。沙滩温暖，海水清澈，一切都不会结束。沙滩温暖，海水清澈，一切都不会结束。沙滩温暖，海水清澈，一切都不会结束……

——我已经安排好了后事，我很快就会成为一团焰火。或许有一天我还能成为滋养更好的事物的泥土。我将要去寻找伟大答案的另一面了。

我还记得这世界新鲜出炉的时光，塑料包装还没有扯下来。我记得化学刚刚长出奶牙、光速比日后更快的日子。我记得那时我还能捅伤我自己。我还记得爱情，我还记得朋友，我还记得我，我还记得我妈。妈，我想你了。我去了你抚养我的地方，可是却更想你了，你总是从来都不在那里。天啊，我情愿付出过去的一百万年与你再共度一个小时。我太忙着年轻了，忘记了你不会一直都在。现在你再也不在了。

我总是愤愤不平，谁也不喜欢我。现在我的日冕都花白了。现在就只剩下了又老又蠢的厄普西隆，谁也不来拜访他。暗淡了，苍白了，把我留在火化堆上吧。盛宴结束了，灯火熄灭了。服从衰老吧。放松吧。

这不会疼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xQeXOz0Ncs&t=217s

我小时候我父母给我买过一套大部头丛书，名叫《事物工作原理》。我父亲是个机械工程师，我觉得他之所以送我这套书是因为他被我的问题闹得太烦了，又或者是因为他想训练我自己寻找答案。如今我很少有时间翻阅这套书，但它们依然在我的书架上占据显著位置，因为这套书在很大程度上让我成为了今天这样的人，让我对于稀奇古怪的事故与故事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兴趣，并且总想向别人讲述这些故事。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1990年，有一起事件得到了当地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达拉斯市郊的科曼奇峰一号机组正式并网发电。这是我记忆当中第一次听说核电站。于是我翻开《事物工作原理》第一卷第68页与69页，想要搞清楚核反应堆如何发电。我想我们今天的讲座也不妨以此为切入点。事实上，核电站的基本机制与火电站是一样的，都需要一个热源来烧水。核电站的热源是一个受到精心操控的核反应堆，燃料是铀。火电站的热源则是煤或天然气。高温高压的水在反应堆内部循环流动，将热量传导至热交换器，热交换器将其自身的水烧开成为蒸汽，蒸汽被输送至涡轮机——所谓涡轮机其实就是一面装在粗大管道里的巨型风扇——涡轮机驱动发电机产生电力，然后蒸汽被输送进凝结器冷凝成水，循环再度开始。这就是所谓的压水反应堆。

我刚刚介绍的这套系统具备两套冷却水循环，一回路在反应堆与热交换器之间循环，二回路则在热交换器与涡轮机之间循环。这两套循环相互隔离，两边的水绝不会掺杂在一起。之所以叫做压水反应堆，是因为一回路里的水压保持在2000磅/平方英寸左右。这一点的背后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即为了省钱：沸水反应堆与其他主要类型反应堆必须修建一个极大的压力容器，因为一回路里的水会沸腾成为蒸汽，必须预留出体积膨胀的空间。而压水反应堆的压力容器则可以小得多，因为水压升高沸点也会升高。压水反应堆一回路里的水可以达到600华氏度而不沸腾——或者说根据设计理应不该沸腾。

时间是1979年3月28日，三里岛核电站是一座处在宾州伦敦德里的双机组核电站。发电站坐落在萨斯奎哈纳河中心一片三英里长的沙洲上，位于宾州首府哈里斯堡以南十英里左右。一号机组是820兆瓦的Babcock&Wilcox压水反应堆，1974年9月2日投入商业运行。3月28日这天该机组已经无事故运行了将近五年，当天正在下线补充核燃料。二号机组也是Babcock&Wilcox压水反应堆，装机能力略大一些，达到了902兆瓦，投入商业运行的时间是1978年12月30日。1979年3月28日的早晨，这台机组才运行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当天早晨，二号机组的输出功率达到了最大功率的97%。用核电行业的行话来说，机组运行情况“又烫又直，一切正常”。

3月28日三里岛核电站夜班监控人员共有四名： 比尔.茨维（Bill Zewe）是一二号机组的主管，也是夜班班组当中级别最高的人；弗莱德.希曼（Fred Schiemann）是专门负责二号机组的现场监理，也是茨维的副手；克雷格.福斯特（Craig Faust）与艾德.弗雷德里克（Ed Fredrick）是监控室操作员。当天凌晨一切正常，反应堆完全按照设计运转，只有一点小问题，发生在冷凝水纯化槽里面，上一班的夜班班组把这点小问题留给了茨维等人处理。三里岛的冷凝水纯化槽由八个过滤罐组成，二回路的水离开冷凝器之后要流经纯化槽，然后才会被导向昂贵精密的蒸汽发电机。当然，现在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并不是三里岛的纯化槽，因为想要找到特定核电站的特定机组的特定组件的图片是很不容易的。总之，纯化槽里装满了树脂颗粒，这些颗粒会吸附冷凝水当中一切不是水的东西，例如锈迹或者尘埃。问题在于，当每小时五千吨水通过纯化槽时，很容易将树脂颗粒挤压在一起。当天凌晨夜班人员发现七号纯化槽的颗粒已经将这个纯化槽完全堵塞了。每个过滤罐都装备了反冲洗设施，他们用了一下，效果并不太好。于是他们又向过滤罐里打入了压缩空气。

凌晨3点59分，弗莱德.希曼来到涡轮机房地下室里检查七号过滤罐堵塞情况是否已经缓解。正当他通过七号过滤罐的观察孔向里看去时，突然注意到周围安静了下来。你可以想象，每小时五千吨水经过过滤罐会造成极大的噪音，所以突然降临的安静立刻令他把心提了起来。他立刻后退一步远离了过滤罐，几乎与此同时一股强劲水流冲开了连接全部八个过滤罐的入水管。却原来在过去十个小时里，七号过滤罐的止逆阀漏水了，致使里面的水倒灌进了进气管。在十个小时时间里，水位一路走高，淹没了歧管。歧管负责向全部八个过滤罐的气动阀打气，于是八个过滤罐就在同一时间全部停工了。

为了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请看三里岛二号机组结构示意图。可以看到反应堆位于最中间负责发热，两侧是两套蒸汽发生器或者说热交换器。这是核电站的关键部分，因此修建了两组以备冗余。热交换器产生的蒸汽被导入涡轮机房驱动涡轮发电机，蒸汽则得到冷却重新变成水。纯化槽就位于凝结器旁边。纯化槽这一环断开之后，不会再有水流经二回路，因此主给水泵也受到触发自动关闭了。此时距离凌晨4点刚刚过去了36秒钟，根据官方认定，三里岛事故正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主给水泵自动下线之后两秒钟，涡轮机因为没有蒸汽输入也停转了。这样一来，二回路里面现有的蒸汽就没用了，于是发电站打开主安全阀，将大量蒸汽排放进了凌晨的天空。这些蒸汽没有放射性，但是排气过程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噪音，几英里以外都能听见。此时监控室里的克雷格.福斯特与艾德.弗雷德里克接到了表示情况不妙的第一批信号。表示涡轮机下线的警笛响了起来，好几盏警灯明暗闪烁。涡轮机警报触发之后过了几秒，反应堆内部的压力开始急剧攀升。这倒是并不意外。由于二回路里的水流被切断了，一回路里的热量散发不出去。水受热就会膨胀，压力自然也会升高。好消息是，发电站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眼下的情况。警报刚刚响起，应急机制就自动运行了起来。首先触发的是反应堆的压力控制系统。该系统有两大组成部分，两个部分对于事故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一是稳压器，其主要职能是稳定压水核反应堆内部的压力。稳压器的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活塞，活塞以上的空间里是蒸汽，以下是液态水。水受热会膨胀，因此当一回路需要增压的时候，就会打开稳压器底部的电热单元为冷却水加温；一回路需要减压的时候，则会打开稳压器顶部的喷淋口注入冷水降温。此外稳压器还需要担当其他几项职能。当初Babcock&Wilcox设计这座核反应堆的时候并没有在反应堆上预留任何观测一回路冷却水水位的手段，因为稳压器位于一回路体系的最高点，只要稳压器里有水，下面的反应堆里也肯定有水。在稳压器上安装监测仪器要比在反应堆上安装监测仪器便宜的多，因为后者要暴露在高度辐射之下。稳压器的第三项职能是吸收压力冲击。蒸汽远比液态水更容易压缩。因此活塞上方空间里的蒸汽就好比一块巨大的垫子，可以在一回路系统压力暴增时提供缓冲，就像眼下的情况一样。

稳压器吸收了一开始的冲击，但是稳压器的设计目的是对压力进行微调，而目前一回路的压力已经达到了2250磅/平方英寸，比起正常运行的最大值还高了100磅/平方英寸左右。稳压器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将这么大的升幅降下来。那么一回路要怎样应对这么大的压力变化呢？这就需要先导式泄压阀发挥作用了。如果你此前听说过三里岛的故事，大概会记得这个组件，因为各界媒体对于这个组件的报道最充分。倘若发生压力暴增的情况，先导式泄压阀将会打开，将一回路里的冷却水排放进反应堆所在安全壳房的排水池里。涡轮发电机下线后四秒钟，先导式泄压阀打开了。

几秒钟后，计算机察觉到尽管如此反应堆里的压力还是在上升，于是又启动了另一项防护措施，即发动了紧急停堆。核反应堆依靠链式反应产生能量。所谓链式反应就是释放大量中子与铀原子相撞并使其裂变，裂变过程会释放大量热能以及更多的中子去撞击其他铀原子。控制链式反应的方式是将若干根镉质控制棒插进反应堆，吸收中子并使其无法撞击铀原子。所谓紧急停堆就是放开用来升降镉棒的控制机关，使得全部镉棒自由坠落进入反应堆堆芯，这样一来链式反应几乎当场就会停止。但是即便在紧急停堆之后，反应堆堆芯依然会释放衰变余热，紧急停堆之后一个小时内，反应堆堆芯产生的热能相当于停堆之前的6.5%，再过一个小时也有1.5%。因此在停堆后的第一个小时里维持冷却水流动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如果衰变余热积累在堆芯内部，将会造成极大的破坏。

几秒种后，监控室控制台上有一盏红灯变成了绿色，表明先导式泄压阀已经关闭了。此时操作员们肯定觉得一切尽在掌握。涡轮机停机并不是经常会发生的情况，因为你肯定希望发电机正常发电。不过停机也并不算紧急事态，应对停机的规章很完善。警笛还在响，警灯还在闪，但是系统的表现依然与设计完全一致。操作员的安全感维持了整整两分钟，然后紧急堆芯冷却系统就自动开启了，尤其是高压注射泵。注射泵以每分钟几千加仑的流量将冷水注入了堆芯。此前操作员还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的情况则超出了他们的理解。他们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他们一直在观察稳压器的水位，而水位正在上升，换句话说一回路体系内的水还很充足。因此他们不理解高压注射泵为什么认为一回路体系需要补充冷却水。所以弗莱德.希曼下令关闭高压注射泵，此时注射泵仅仅运行了两分半钟。倘若他并没有这样下令，倘若他对高压注射泵的表现听之任之，这起事故原本仅仅会是一场小故障，两天后发电站就能重新上线。现在距离事故开端已经过去了五分钟。

比尔.茨维此时有一件事很搞不懂：稳压器里的水位在不断攀升，说明一回路里面不缺水，但是一回路的压力却在不断下降。一旦压力下降得太多，水就会沸腾，而沸水是无法冷却核燃料棒的。他凭直觉认为先导式泄压阀或许卡在了打开的位置上，因此才维持不住压力。他再次检查了先导式泄压阀的指示灯，指示灯依然显示关闭。为了复核，他让操作员检查了先导式泄压阀的出水口温度，读数是228华氏度。在比尔.茨维看来这个读数完全正常，于是他就把这事放到了一边。可是他的这项决策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发电站操作手册指出，出水口的温度读数只要高于200华氏度，一定表明先导式泄压阀处于打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关闭前置的手动阻断阀，从而阻止冷却水外流。只要比尔.茨维下令关闭手动阻断阀，就能将事故消弭于无形。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现在距离事故开始已经过去了六分钟。

五分钟之后，凌晨4点11分，又有一盏警报响了起来。这项警报表明安全壳房里的集水坑已经装满了。集水坑位于安全壳房最底部，用来收集各处可能漏出来的水。此时先导式泄压阀从一回路当中排出了太多的水，装满了排水槽，溢出的水又流进了集水坑。满溢的集水坑理应告诉夜班人员，一回路体系发生了泄露，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一点。此时堆芯的情况十分危急，但是操作员们并未就此罢休。凌晨5点钟，监控室开始震动起来。一开始的迹象还很细微，但是震动强度很快就达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原来反应堆的主冷却泵开始颤动，因为堆芯里出现了水蒸气。冷却泵的设计功能仅仅是驱动液态水，水蒸气的出现导致了剧烈的扰动。为了预防硕大昂贵的冷却泵将自身震碎并且加剧冷却水泄露，必须将其关闭。由于担心关闭冷却泵的后果，他们勉强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15分钟后比尔.茨维实在受不了了，关闭了第一组冷却泵。这一做法取得了暂时的效果，但是30分钟后震动再度加剧了起来，于是他又关闭了另一组冷却泵。此时是凌晨5点44分。这座核反应堆两小时前还在以最大功率的97%运行，现在内部的冷却水循环已经被切断了。

冷却水循环中止的后果很快就彰显了出来。6点钟，也就是事故开始后刚好两小时，安全壳房里的辐射报警器响了起来。这一警报表明了以下问题。首先，至少一根核燃料棒已经遭到了损坏。作为核燃料的铀装在锆质空心棒里面，每一块约有小手指头的尺寸。这样一来，核燃料的放射性就不至于泄露到冷却水里面了。既然安全壳房里侦测到了辐射，那就说明燃料棒正在破裂。其次，既然燃料棒遭到了损坏，那么反应堆容器里的水位几乎一定已经降到了堆芯顶端以下。

此时发电站的领导层得知了发电站的情况。加里.米勒（Gary Miller）是发电站主管，也是三里岛的一把手。乔治.康多（George Condor）是二号机组的技术支持主管，他负责管理所有技术专家，包括核工程师、辐射防护学家与化学家等等。两人随即与Babcock&Wilcox的常驻发电站代表利兰.罗杰斯（Leland Rogers）通了电话。罗杰斯问道：“他们将阻断阀关上了吗？”他指的正是此前比尔.茨维决定不关闭的那个阀门。乔治.康多立刻打电话询问监控室：“阻断阀关上了吗？”几秒钟后他得到回复：“是的，已经关上了。”6点20分，事故开始2小时20分钟之后，阻断阀终于关闭了，一回路漏水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假如在事故发生后二十分钟之内就这么做，那么这项处置还是很正确的。但是到了现在才这么做反而导致了局面的进一步恶化。因为现在这个阀门所联通的先导式泄压阀是反应堆容器向外排放热量的唯一渠道，沸腾的冷却水化作蒸汽之后只能从这里排放出去。阻断阀关闭之后，堆芯温度的上升速度立刻极大加快。仅仅用了八分钟，堆芯顶部就崩溃了。

后来的计算表明，在早晨7点钟，堆芯三分之二的高度已经暴露在了冷却水面以上，堆芯最热部位的温度已经达到了400华氏度，这个温度不仅足以熔化锆质燃料棒棒体，就连铀燃料都能熔化。7点20分，安全壳房顶部的核辐射警报也响了起来，读数是每小时800雷姆。倘若某位操作员此时来到这里，只需20秒钟就会遭受到相当于全年最大安全剂量的辐射。在辐射警报第一次响起之后，操作小组基本上不肯承认发电站与堆芯的现状，但是现在的警报绝对非同小可。这项警报响起之后，他们终于决定再次打开高压注水泵，但是仅仅打开了18分钟，因为打开高压注水阀导致稳压器水位上升，而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稳压器上面。直到早上8点26分，事故发生4小时26分之后，随着局面不断恶化，他们才再次决定第三次开启高压注水阀。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出于走投无路，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办。直到上午10点30分，每分钟几千加仑的注入水流才再次将堆芯淹没，终止了事故的首要进程。

接下来几天人们一直担心发电站会发生辐射泄漏。他们一方面监测现场情况，一方面派人监测周边地区，还派遣直升机携带辐射探测器飞过了反应堆头顶。万幸的是，发电站的冗余保护措施发挥了作用，并未发生显著的辐射泄漏。有人担心堆芯会发生氢气爆炸，因为包裹燃料棒的锆在熔化后会与冷却水发生反应产生氢气。不过事实证明导致公众恐惧的计算方式有误，实际释放的氢气远没有计算结果那么多。4月1日星期天，事故发生后第四天，吉米.卡特总统携夫人罗莎琳参观了三里岛核电站监控室，希望借此向美国公众保证核电的安全性以及表明三里岛的事态已经得到控制。很快卡特总统就会成立调查委员会并最终得出关于本次事故的调查报告，本次演讲的大部分事实都来源于此。

三里岛发电站二号机组就此彻底报废，五亿美元投资彻底报销，此时距离机组投入运行仅仅过去了三个月。堆芯底部积累了十吨熔化的铀。初步清理的成本达到了十亿美元，自1983年开始耗费了十四年时间。后续清理至今尚未彻底完成。今天三里岛二号机组依然伫立在萨斯奎哈纳河中心。一号机组仍在发电。二号机组的彻底清理直到一号机组退役后才会进行，也就是2034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这四个人错过了这么多迹象，始终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反应堆正在损失冷却水呢？为什么他们在紧急冷却系统启动之后一定要将其关闭呢？为什么他们没有早一点关闭阻断阀呢？有一位西德尼.代克（Sidney Dekker）写了一本书，名叫《理解“人为错误”的实地考察》，这本书这本书提出了“第一故事”与“第二故事”的概念。刚才我向大家讲述的三里岛事故经过就是所谓的第一故事，这也是我有意为之的选择。第一故事关注故事里的人，关注他们本应怎么做。第一故事不可避免地将导致后果的责任归咎于牵涉其中的个人以及他们做出的决策。这样做其实很有问题，因为我们都有偏见。首先是后视偏见。当我们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回顾某事件时，会不可避免地夸大自己预测与预防结果的能力。后视偏见有时也会被称作“我早就知道”偏见。在三里岛的案例当中，我们往往会觉得：“集水池里这么多水总得从什么地方流出来吧？哪怕我根本不懂核反应堆也知道漏水是什么样子。”其次是结果偏见。一旦你知道了某个事件的结果，在衡量导致这一结果的所有决策时就必然会受到影响。这一偏见会让你针对这些决策的评价变得更加苛刻。我们知道了本次事件的结果是堆芯熔毁，因此在事故之初关闭紧急冷却水循环的决策看上去确实很脑残。

为了避免偏见，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应当将目光转向第二故事。在第一故事的表面以下永远埋藏着第二故事。在第二故事当中，人为错误被视作潜藏在组织深处的系统性弱点产生的效果，而不是单纯的错误决策或者未能遵守指示。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看到第二故事呢？我们必须从决策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些决策；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他们在决策时面临的混乱局面，而不能呆在一清二楚的事后结果里面想当然；我们必须假设这些决策者的动机是积极的，牵涉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根据当时掌握的信息尽力作出了最佳决策。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三里岛的第二故事究竟是什么吧。

从一开始来看，弗莱德.希曼究竟为什么要在事故开始第五分钟关闭紧急堆芯冷却系统呢？答案在于稳压器。在呈交给总统调查的供述当中，弗莱德.希曼表示他之所以关闭紧急堆芯冷却系统，是因为该系统导致稳压器水位上升，他担心稳压器会“充满”。这个短语在他的陈词当中反复出现了很多次。前面我们提到过，稳压器的功能之一是借助蒸汽吸收压力暴涨，所谓充满就是让稳压器里充满水，以至于没有蒸汽存在的空间，无法吸收压力冲击。那么为什么他对稳压器的关注要优先于他对堆芯安全的关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追溯到美国海军最早利用核反应堆驱动舰船的时候。却原来比尔.茨维、弗莱德.希曼、克雷格.福斯特与艾德.弗雷德里克都曾经是海军的核反应堆操作员。海军上将海曼.李克欧弗（Hyman Rickover）设计的操作规程明确规定，避免稳压器“充满”是核反应堆操作员的首要任务，而且这项要求对于核潜艇来说很合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核潜艇反应堆大约能输出12兆瓦的热能。三里岛发电站二号机组需要产生906兆瓦的电能，考虑到系统本身的效率折扣，反应堆必须输出2841兆瓦热能。别忘了，即便在紧急停堆之后，反应堆堆芯依然会释放衰变余热。核潜艇反应堆的衰变余热很少，只有0.78兆瓦，基本可以忽略。假设核潜艇反应堆完全暴露在空气里充分散热，这点热量根本不足以造成任何损害。可是对于发电站的反应堆来说呢？相当于最高功率6.5%的衰变余热足有185兆瓦，如果不能及时散热必然损害堆芯。在核潜艇当中，发生水击作用而没有缓冲是最糟糕的事态，潜艇很可能因此失去驱动力。本着这种心态去操作发电站的核反应堆是一项严重的系统弱点，因为核电站可能发生的最糟糕情况远比水击作用糟糕得多。在三里岛事故之前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弗莱德.希曼看来，稳压器里的水位上涨表明冷却循环系统里面早就装满了水，如果允许紧急堆芯冷却系统继续进行高压注水，就会导致水量过多并且灌满稳压器。为了维护反应堆的安全，他这才关闭了紧急堆芯冷却系统。

那么比尔.茨维在第一次检查先导式泄压阀出水口温度时为什么没有关闭手动阻断阀呢？既然他报告的读数是228华氏度，而发电站操作手册明确指出，出水口的温度读数只要高于200华氏度就应当关闭手动阻断阀，那他为什么不照办呢？却原来二号机组的先导式泄压阀从运行之初就开始漏水。由于漏水量不大，发电站直到第一次补充核燃料之前都不打算修理，所以先导式泄压阀出水口的温度读数几乎每天都高于200华氏度。因此比尔.茨维才会无视操作手册的指示。他对228华氏度这个读数的理解是这样的：先导式泄压阀刚刚排放了大量热水，因此温度高一点也可以理解，平时的读数都在200华氏度上下，现在的228华氏度并不算出格。另外，他在控制台上看到先导式泄压阀的指示灯是绿色的，因此认为阀门已经关上了。但这并不是这盏灯的意思。这盏灯仅仅表明计算机已经将关闭阀门的指令发送了过去，并不能表明阀门目前的物理状态。判断阀门物理状态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出水口温度进行推断。于是比尔.茨维在分析了他掌握的全部信息之后，为了避免稳压器被灌满，决定不关闭阻断阀，这样万一当真发生压力暴涨，先导式泄压阀还能及时发挥作用。换句话说，他之所以决定不关闭阻断阀是为了确保反应堆安全。

最后，值班组员们怎么会连集水坑装满了都没注意到呢？答案很简单，他们根本没有接到警报。三里岛核电站控制室会以两种方式向值班人员发送警报。首先是墙上的指示灯，房间左右各有一排，共计六百多盏灯。平时就算核电站正常运行，也会有四五十盏灯长期亮起，发出刺耳的噪音。此外报警灯的排列也不遵循特定理由。整个系统最重要的一盏报警灯是反应堆压力报警灯，而旁边的另一盏灯则负责提示安全壳房的电梯运行情况。还有，这些报警灯本身体现不出时序性，换句话说你看不出每一盏灯亮起的时间，或者自从你上次检查报警灯以来又亮起了哪些新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控制室里有一台报警灯打印机，每次一盏新灯亮起，打印机都会打印一行警报内容。可是打印机与计算机之间只有一条300波特的串行接口，信息传输速度非常慢。事故开始一小时后，足有上百盏报警灯亮起，而打印机需要耗费两个半小时才能将这些报警信息全部打印出来。因此操作员根本应付不了奔涌而来的信息洪流，根本没注意到集水坑已经满了。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第一故事与第二故事的区别，应当怎样将其应用在事故总结当中呢？代克博士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首先，我们分析任何事故的时候都应当明确一条基本共识，即人为错误永远都不是导致事故的根本原因，而是深层系统性问题的表面症状。将一切责任归咎于人为错误只会妨碍我们对问题根源进行纠正，所以建设性的谈话方式应当是“问题出在哪里”而不是“问题出在谁身上”。其次，要理解当事人的决策理由。没有人会存心将自己的任务搞砸，倘若他们做出了你不理解的决策，背后很可能存在很有道理的缘由。要花一点时间从他们的视角来看待事物。第三，要向前追责，不要向后追责。我们在事情出错时的本能反应往往是追究与惩罚责任人。当我们试图推动一个组织寻找第二故事的时候，最常见的反对意见之一就是“那还怎么问责啊？”实际上，消除惩罚因素反而能促使当事人们开诚布公地提供第一手信息，从而使得他们的经验能够得到他人的学习而不至于遭到忽视。

此外还有一个极少有人谈论但同样重要的方面。对于用心确实良好的当事人们来说，讲述事件经过并且承认错误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足以令他们得到改善的问责措施。他们早就因为自己的决定导致事故而痛苦不堪了，他们不需要背负系统性的责备、惩罚与耻辱。责备、惩罚与耻辱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只会促使当事人不说实话。向后追责旨在为了已经过去的事件寻找可以责备的人，向前追责旨在促使人们说实话并且关注进一步改进提高所需要付出的努力。

这一做法的妙处在于应用范围极其广泛。倘若某人未能完成生产指标，倘若你的团队错过了重要的截止线，倘若关键的团队成员决定离职，倘若销售数据未能达到季度目标，都能用得上这一做法。这样做需要诚实与构建互信，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寻找第二故事是帮助你的团队成长壮大的有力手段，也能让你的团队成员得到他们理应获得的人性化对待，从而营造心理安全的环境。

事实上，“是谁摧毁了三里岛”这个问题问得并不公道。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是什么摧毁了三里岛”。万幸的是，卡特总统的调查委员会问得正是这个问题。他们提交的调查报告的副标题写道：“变革的需求：三里岛的遗产”。这份报告充满了第二故事，这些故事揭露了反应堆的设计缺陷与全世界核工业当中操作员训练规程的疏漏。越过了人为错误之后，总统委员会指明了三里岛事故的根源，也让这世界成为了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如果你愿意抽时间为一切坏事寻找一下第二故事而不是一味发泄怒火，那么你的组织对于所有员工来说都将变得更加安全，你也能解决影响业务效率与质量的因素。祝大家好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GkD3btnBok&list=FL3RezzS-A7eu0NV9aDxzpdA&index=26&t=2513s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知道答案的请举手：东方三博士前来觐见耶稣时的坐骑是什么？有人说是骆驼吗？回家看看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要是能找出一头骆驼我赔给你一百万美元。骆驼是怎么冒出来的呢？骆驼来自以赛亚书60:6，也就是三博士故事的原型：“成群的骆驼，并米甸和以法的独峰驼，必遮满你。示巴的众人都必来到。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每次我讲到这段经文都有人插嘴：“没药跑哪去了？”经文中提到的访客来自示巴。犹太人一听到示巴这个地名就会想起另一个故事，另一位来自示巴的王族也曾拜访过另一位犹太人的王。然后他们就会找出示巴女王拜访所罗门的故事，没药则是女王带来的礼品。以上情节全都不是历史，而是犹太人的故事再创作。

我再问一个问题：东方三博士是几个人？我们都习惯了将他们统称三博士，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根本没有提到博士的人数，只提到了他们带来的礼物：黄金、乳香与没药。既然礼物分为三大类，那么送礼的人也肯定有三个。其实还有第四位博士，但是他带来的礼物是水果蛋糕，于是我们就把他给遗忘了（笑声）。

今天我想要做的是追踪马太福音当中的摩西形象，从而说服大家相信马太这位犹太作者借用了摩西的事迹来讲述拿撒勒的耶稣的生平。他写得不是史书，他的文字不是目击记录，而是基于个人发挥的绘像。摩西的重要性开始于耶稣降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再次表明了字面主义无法理解这段故事的叙事。昨天我们提到，在圣诞演剧当中我们总会以路加的叙事线开场，然后在演剧结尾引入马太的博士们，并且将三博士带到马槽旁边——尽管马太福音里面根本没提到马槽——然后他们就退场了。但是东方博士故事的圣经渊源其实要比一般人的认识深得多，并且与摩西大有干系。所以请允许我讲解一下博士们在圣诞演剧当中退场之后的情节。

起初，博士们似乎在一颗具有GPS导航功能的星星的引导下去寻找新生的犹太人之王，但是星星的导航功能出了故障，于是他们就跑到了耶路撒冷的希律王王宫里，问道：“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的思想比较老派，他认为假如自己的王国里出生了一位犹太人之王，那肯定是他的儿子，可是当时他并没生孩子，因此有点犯糊涂。他让手下人去查阅犹太教经文，发现了先知弥迦的预言：“伯利恒啊，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这条预言校正了博士们GPS导航系统，然后他们又跋涉了六英里，从耶路撒冷来到了伯利恒。当时伯利恒只是一个三百来人的小镇。博士动身之前，希律王叮嘱他们：“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想想吧，他的王位面临着威胁，可他却要委托一帮不知根底的外国人担任调查员去查明情况。这可不是正常国家元首的做法。但是马太本来也不追求合理性，他这是在为摩西的故事布置场景。

于是博士们在乡间土路上跋涉了六英里，跟着星星来到了这个三百人的小镇，然后星光就不偏不倚地照在了一栋房屋的屋顶上——这打光技术都快赶上肯尼迪机场了。然后博士们翻身下骆驼，进到屋里，献上黄金乳香没药，然后因为夜色已深就睡下了。他们在梦里受到异象警告，因此没有回到希律王那里，而是绕路返回了家乡。几天之后希律王才意识到自己让博士们给涮了，恼羞成怒之下“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其用意自然是干掉这个新生之王。显然希律王并不知道耶稣的具体出生地点。但是假如一个三百人的小镇里发生了星光直照屋顶的奇迹，那么在镇子里随便找人一打听就能知道该去哪一家下手——你要是不懂这条道理，那你显然没有在小镇生活过（笑声）。这批遇害孩童还有个学名叫做神圣的无辜者。

这场屠杀当真发生过吗？每一位犹太读者一看便知这是摩西的故事。摩西出生的时候，邪恶的法老同样杀死了全国的犹太婴儿来消灭未来的犹太人解救者。马太化用了摩西的故事来介绍耶稣，因为这是他的文化根源。不过如果你是个对于犹太教经文与传统一无所知的外邦人，很可能会从字面上理解这个故事，这样一来就全错了。总之，摩西就这样进入了马太的耶稣叙事。接下来到了马太福音第三章，讲的是耶稣在约旦河里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如果你是犹太人，那你肯定很熟悉一项犹太传统：历史上的犹太领袖经常具备号令水体的权柄。最著名的事例自然是摩西分开红海。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就算没看过出埃及记的原文，也至少看过塞西尔.戴米尔导演的《十诫》。这部电影每重映一次都会让圣经学术研究的进程倒退五十年，更不用说男主角查尔斯.赫斯顿还干过美国步枪协会的主席（笑声）。根据犹太教传统，犹太领袖彰显上帝与自己同在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具备号令水体的权柄。摩西分开了红海，为以色列子民开辟了逃命的生路。但是这个故事不仅讲述过一次。在旧约约书亚记当中，犹太人准备攻打进入迦南地的门户重镇耶利哥。在约书亚的军队与迦南地之间横亘着一条约旦河，于是约书亚号令军队在约旦河水里站住。你们猜怎么着？红海分开的续集上映了。“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停住，立起成垒，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你们觉得究竟是此等神迹当真发生过两次呢，还是说犹太人很清楚套用摩西的模板来讲述约书亚的故事能表明上帝同样与约书亚同在呢？

接下来在列王纪里出现了新的以色列英雄，名叫以利亚。在他大限将至之际，以利亚带着他选定的继承人以利沙前往荒野与上帝相会。两人来到约旦河边，“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这是红海分开第三部。接下来“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留在了人间，手里只有一件以利亚的遗物，就是他的外衣。他拿着导师的外衣往回折返，要成为下一任的以色列先知。在回程路上约旦河再次挡住了他的去路，于是“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这是红海分开第四部——《洛奇》系列拍续集也没这么个拍法的（笑声）。这其实是犹太人的叙事传统：与摩西同在的神也与约书亚同在，与以利亚同在，与以利沙同在。犹太读者一看便知，不懂历史的外邦人则难免产生误解。

所以说马太怎么处理圣经当中第一个关于成年耶稣的故事呢？他让耶稣也来到了约旦河畔。他想将耶稣塑造成为比起所有古代犹太英雄更伟大的存在，上帝与他同在的程度甚至要超过摩西。鉴于摩西的英雄事迹过于伟大，犹太读者肯定很难想象超越摩西的神迹会是什么样子。于是耶稣没有分开约旦河水——那也太小儿科了，这一招已经不新鲜了。耶稣一出手，“天忽然为他开了”。天上有什么呢？犹太读者肯定知道，上帝创世第二天“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耶稣分得不是地上的水，而是天上的水。摩西至多能分一下红海而已，当场就被比了下去。马太这是在利用夸张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耶稣分开天上的水之后，“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流水在希伯来传统当中历来都是上帝的灵的代称。与此同时“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上帝其实挺没创意的，祂这里化用了以赛亚书43:1，“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马太这是在绘制画面，这一幕并不是对于历史事件的目击描述。这是全新且更伟大的上帝体验。犹太作者马太试图向犹太读者描绘一位犹太耶稣，从而将耶稣塑造成为希伯来民族的新一代领袖。

耶稣的降生暗合了摩西的身世，耶稣受洗暗合了摩西分开红海。那么摩西分开红海之后还有什么事迹呢？他带领以色列人在荒野里游荡了四十年，期间一直在探求身为上帝选民或者说约民的意义。曾任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曾经半开玩笑地抱怨道：“摩西在荒野游荡了四十年，最后挑选了中东唯一一块不产石油的地皮落脚。”（笑声）女权主义者们对此也有说法：“摩西游荡四十年也是难免的，因为男人开车从来不问路。”（笑声）那么马太安排耶稣干什么了呢？他让耶稣在荒野里游荡了四十天。由此可见上帝与耶稣同在的程度远胜于摩西，因为摩西花了四十年才完成的任务耶稣只用四十天就完成了。马太这是在绘制图像，是在诠释体验。眼看着摩西的阴影如何逐渐清晰起来着实很迷人。

再说一点。耶稣在荒野经受的三项试探分别是什么内容？马太没写之前谁也不知道。马可福音只是提到了耶稣在荒野游荡四十天并且受到魔鬼试探这个情节，却没有指明试探的内容。马太则在公元九十年左右补充了这方面的内容。根据马太的说法，三大试探内容如下。首先魔鬼让耶稣将石头变成面包，从而解除天下人的饥饿。根据马太的叙事，耶稣通过引用希伯来经文抵挡了这次试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的第二次试探是让耶稣去试探上帝。魔鬼将耶稣带到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显然不管是谁都能引用经文，魔鬼也不例外——“‘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又用一段经文抵挡住了这一轮试探：“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三轮试探，魔鬼突然将耶稣传送到了全世界最高的山顶——看到这里你肯定得知道这段描写不能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了——将世上的万国荣华都指给他看，并且试探道：“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则第三次引用妥拉经文，“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就是马太引入圣经传统的三次试探。

这段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莫非是马太自己想象出来的吗？你要是看看摩西在荒野游荡四十年的经历，就会发现在此期间摩西经历了三个重大时刻。首先，犹太人在荒野里缺少食物，于是摩西向上帝祈祷，上帝降下了吗哪来喂养饥饿的以色列子民。其次，摩西一行人来到了一个名叫米利巴的地方，荒野里没有水喝，于是百姓与摩西争闹，摩西只得用杖击打磐石，水就流了出来。上帝没有让摩西失望，的确提供了水源，但是上帝并不太高兴。摩西本不应当试探上帝，于是他遭到惩罚，生前无法涉足迦南地，只能登上尼波山的山顶远眺一下，因为他违反了希伯来传统的最根本原则：凡人不得号令上帝行事。再次，当摩西带着十诫石板从西奈山上下来的时候——按照塞西尔.戴米尔在电影里的设定，十诫是上帝亲自用燃烧的手指划出来的，当个字面主义者真是太省心了——山下的犹太民众因为摩西久去不回而陷入了恐慌。他们想要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神，一个不会抛弃他们的神。于是他们铸了一只金牛犊，并且围着牛犊高呼道“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此情此景气得摩西大发烈怒，把两块石板扔在山下摔碎了，由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一口气打破全部十诫 的人（笑声），不得不再次上山另外领取一套十诫。犹太人崇拜了上帝以外的东西。所以摩西经历了粮食短缺、试探上帝以及崇拜外物这三件事，与马太福音里的三次试探完全一致。“将石头变成面包吧耶稣，从圣殿顶上跳下去吧耶稣，跪拜我吧耶稣。”三次试探是摩西故事的再现，因为摩西是马太叙事的基础。马太借助摩西的故事诠释了耶稣的生平，他写得不是传记，每一位马太福音的犹太读者都很清楚马太在干什么，因为他们很熟悉相关的背景知识。

摩西的生平当中还发生了什么大事呢？他登上了西奈山，领受了妥拉经。马太让耶稣做了什么呢？他也让耶稣登上了高山，不是为了再去领受一套新的妥拉经——因为根本就不会有新的妥拉经——而是对原有的妥拉经做出了诠释。这套诠释将律法的关注点从行为转向了动机。我们将这套诠释称作登山宝训。登山宝训的情节仅仅出现在马太福音当中，其他三部福音书里都没有。路加福音倒是提到了登山宝训当中的一部分内容，但是耶稣发布这些内容的地点却是在平原上。上次我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导游带我去了耶稣宣讲登山宝训的那座山，还指明了耶稣当时的站位。他们甚至就连三博士呈上黄金乳香没药时的站位都搞清楚了。导游本人对圣经的熟悉程度倒是未必有多高，但是对于旅游业来说这种事肯定是越可靠越好。比方说加利利海附近其实并没有一个名叫抹大拉的村子，但是很多游客都觉得应该有这么个村子，因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来自这里。于是以色列当局就修了一座抹大拉村好让游客们在这里花钱。旅游*行业对于耶稣故事的影响的确十分显著。

总之，马太让耶稣登上了另一座山，对律法进行了重新诠释。只要仔细看看你就会发现耶稣在山上的言论涉及了全部十诫。但是为了理解这一点，你必须首先理解犹太传统文学。在逾越节之后，下一个重大犹太教节日名叫五旬节或者七七节。这个节日发生在逾越节之后五十天或者说七周零一天。那么犹太人如何庆祝五旬节呢？他们的庆祝方式是全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诵经，一共分为八轮，每轮三个小时。犹太人专门为五旬节创作的许多歌曲。当然如果你要全天二十四小时颂唱不停，那么你的歌曲数量也肯定不能少。谁知道这其中最长的一首歌有多长？那是诗歌一百一十九号，一共有一百七十六行。这首赞歌的主题是颂扬妥拉经的美好与神奇，其中几乎每一句歌词都涉及了上帝的律法、诫命与规则。这首歌一开篇是八句歌词组成的引子，其中两句的开头是“有福了……”这首歌总共分成八章，二十四小时诵经当中的每一个三小时段落都能分到一章。

耶稣当真在高山上布道过吗？根本不可能。登山宝训完全是根据一百一十九号颂歌改编的。这段布道一开始耶稣同样念诵了八句话组成的引言，每一句话都带着“有福了”。我们将这八句话合称做真福八端。登山宝训的剩余部分则是对于真福八端的评论，同样分为八部分。不过各部分的排序与真福八端的排序正好相反，第一部分评论的是第八条真福，第二部分评论对应第七条真福，第三部分对应第六条，就这样直到第八部分才对应了第一条。总之整套登山宝训都是对于一百一十九号颂歌的化用，旨在让耶稣的追随者们体验一下五旬节的感受，并且将五旬节纳入基督教背景下——只不过当时他们肯定不会使用基督教这个词——为的是奠定耶稣与五旬节之间的联系。

五旬节并不是马太涉及的唯一犹太节日。他将全部主要节日都涉及了一遍，或许还捎带上了几个次要节日。所以耶稣要在逾越节之后被钉上十字架；所以登山宝训要化用五旬节的颂歌内容；所以施洗约翰要在犹太历新年前后登场；所以耶稣洁净与治愈病人的故事发生在赎罪日的背景下；所以耶稣要在庆祝秋收的住棚节的第八天讲述种子落在四种环境里的寓言，麦子与稗子的寓言，以及芥菜种长成大树的寓言；所以马太笔下的耶稣要改变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并且与摩西和以利亚谈笑风生，因为圣殿在公元70年已经被罗马人毁坏了，如今耶稣就是新的圣殿。圣殿是人神交汇之所，既然圣殿已经被破坏了，马太与耶稣追随者们——他们全都是犹太人——都认为耶稣应当成为人性与神性的全新交接点。在耶稣的时代，摩西已经死了一千二百年，以利亚已经死了八百年。摩西象征着律法，以利亚象征着先知，两人是犹太生活的两大支柱。而耶稣则与律法和先知结合在了一起。因为马太讲述的是一个犹太故事，自然要依靠犹太符号来理解自己的耶稣体验。

摩西的阴影渗透了整部马太福音。在摩西降生之初与耶稣降生之初，都有一名邪恶的国王想要杀害上帝承诺给选民的拯救者，这位拯救者则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耶稣的受洗再现了摩西分开红海，耶稣的荒野四十天重演了摩西的荒野四十年，摩西经受的试炼成为了耶稣遭受的试探，摩西在高山上领受了律法，耶稣在高山上领受了对于律法的诠释。登山宝训里说的很明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是摩西十诫的第六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换句话说杀戮源于仇恨，仇恨与杀戮同罪。所以要想对付杀戮，首先就要对付导致杀戮的深层动机。这样一来律法就得到了内化。耶稣与摩西也被摆在了一起进行对比。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奸淫开始于色欲、焦虑与不安全感潜入人心的那一刻，要想对付奸淫，首先也要对付导致奸淫的深层动机。待到登山宝训结束时，耶稣评论了全部摩西十诫。因为马太笔下的耶稣就是新一代的摩西，每一位登山宝训的犹太读者都能轻易看清这一点。

此外在今天早上的祷告当中，我们一开头是这么说的：“正如救主耶稣教导的那样，我们大胆说……”接下来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主祷文。主祷文首次亮相正是在登山宝训当中，这是公元九十年代的补充内容。我认识的圣经学者没有一个人认为主祷文是耶稣的原话，否则的话这段内容怎么会在九十年代之前一直遭到忽视呢？保罗的创作时间是公元51年到64年，他压根没提到过主祷文。马可的创作时间是七十年代初，他压根没提到过主祷文。路加借用了主祷文内容但是进行了大幅删节。这段祷文倘若真是耶稣的原话，谁敢随便删改？至于约翰更是完全无视的主祷文。这段祷文倘若真是耶稣的原话，福音书作者胆敢将其遗漏在外吗？我们的理解都太字面了。如果我们既要遵循字面又要确保精确，我们就该这么说：“正如基督教会教导的那样，我们大胆说……”

主祷文的祈祷内容是希望天国早日降临，这段祷文对于耶稣的看法直到耶稣去世后很久才发展起来，但是我们依然还在延续着此类对于圣经以及教会经文的无知理解。你要是打算矫正错误，必然会惹恼许多人。倘若上帝本尊出现在当年我做主教时管理的教堂并且宣布，“我希望今后周日上午的礼拜活动从十一点提前到十点半”，台下会众里面肯定有人会站起来说：“主啊，我们这座教堂不是这么办事的。”（笑声）人们会向自己熟悉的行为模式倾注大量感情，假如你想更改这些模式，在信众们看来就等同于妄图更改上帝本身。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不就是拜偶像么，教会里面尽是这一套。主祷文通过登山宝训进入了基督教传统，主祷文的中心思想的确与耶稣的教诲相一致，但是耶稣肯定从未爬上过高山来宣讲真福八端与后续评论。犹太读者对此肯定不会产生误解。

但是到了公元150年前后，基督教运动当中几乎已经一个犹太人都没有了。此时的基督教运动已经成为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外邦人运动。这些外邦人不是坏人，但是他们的确不理解奠定福音书内容的犹太传统。他们不懂希伯来经文，不懂希伯来的传统崇拜方式与故事，因此他们按照字面方式理解了这些故事，将福音书当成的传记与目击报告。别忘了，任何出现在事件发生两三代人之后的文字都不可能是目击者报告，更何况福音书使用的语言耶稣本人从来没用过。而我们的教会时至今日依然在体制化地宣扬这种误解。我不知道你们的教会怎么办事的，反正在我的教会里，会众们祈祷时总会双手将福音书举高，就好像福音书本身是值得崇拜的对象一样。想要研究一本你理应崇拜的书可是很不容易的。读完了福音书之后我们还要追加一句：“这就是我主的话语。”真的吗？

……

我们不想将圣经里的一切负面内容都归咎到上帝头上。圣经传达的信息远比字面更加深刻。这条信息告诉我们，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一切生命都是爱。这才是耶稣故事的本义。你所做的任何事，你成为的任何人，不不能让你被上帝之爱排除在外。这就是相信圣灵的意义。神学标志并不能从表面加以理解，而是指向真理的路标。基督教的故事远比我们大多数人眼目所见的更加伟大。我们必须呼吁人们接受这条信息的本质。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反犹主义就会消亡，针对穆斯林的异教徒谩骂就会消亡，将女性视作二等公民的偏见就会消亡，针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就会消亡。因为四部福音书的内容能用一句话最恰当地概括，也就是约翰福音10:10，“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马太将一整套犹太符号精美地编织进了这个故事的背景当中，呼吁我们看穿文本表面，感受到这种体验的真正力量。我认为这是一本伟大的福音书。当然，我充分承认全部四位福音书作者的功绩，因为他们让我得以辨识生命意义的不同侧面。我希望我的发言能促使大家接下来多提几个问题，谢谢。

一，乔治.卢卡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fi9unEXDy44&index=2

太空当中有音乐吗？有一个故事最能回答这个问题。1940年，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正在拍摄《救生艇》。由于整部电影的情节都发生在一艘漂泊海面的小船上，他问道：“如果这帮人孤零零地漂在海上，那么音乐是从哪里来的？”作曲家答道：“你把摄影机摆在哪，我就把乐队摆在哪。”（笑声）所以说，如果大海中央都能有音乐，那么很久很久以前、很远很远的星系里也理应有音乐。

音乐是撒在电影上的魔法尘埃。距离我第一次听到太空里的音乐已经过了很多年，今天我很荣幸在这里向这段音乐的创作者致敬。《星球大战》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英雄旅程故事，是年轻人的幻想。然后约翰为这部影片创作了音乐，使之成为了足以经受时间检验的流行艺术经典——我真正想说的是，你让我的生活容易多了（笑声）。我还有很多其他创意，但是全都没有拍成电影，因为你保证了《星球大战》系列能成为我的铁饭碗（笑声）。接下来你在《夺宝奇兵1》当中又露了一手。当时史蒂文和我在海滩上讨论印第安纳.琼斯的故事，我们两个异口同声地说：“约翰要为这部电影作曲。”然后他说：“很好，关键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吃饭去吧。剧本什么的吃完饭回来再写。”（笑声）

无论是在我们这个世界还是另外任何世界，都找不到比约翰更有才华、更慷慨、更善良的人。向你道贺，谢谢你。

二，哈里森.福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Gha19g6efi9unEXDy44

（在《夺宝奇兵》主题曲伴奏下上场）这段倒霉音乐，我走到哪它跟到哪（笑声），每次我登台发言，发言结束后下台，全都免不了。更扯的是上次我去做肠镜，他们居然在手术室里放这个音乐（笑声）。

约翰，我这可不是抱怨。有幸扮演一位与约翰的音乐密不可分的角色是一份难得可贵的礼物。电影工作者与作曲家的密切合作，将最恰当的音乐与场景搭配，这是电影成功的关键。

比方说《夺宝奇兵1》当中女主玛丽安的主题音乐，一般人肯定会安排在印第安纳.琼斯与女主在尼泊尔酒吧久别重逢的那场戏，但是那场戏完全没有音乐。看看下面的场景吧：

（播放印第安纳.琼斯误以为女主遇害后独自饮酒的场景，音乐起。）

显然，这段音乐不仅代表了玛丽安的角色，也体现了印地对她的爱以及他以为情人已逝之后的失落。这段音乐促使观众们投入感情，鼓励我们用心感受。这就是提升成为艺术的娱乐。约翰，你是个天才。祝贺你今天获奖（掌声）。

三，J.J.艾布拉姆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fi9unEXDy44&index=4

“哦天使啊，我真希望这段曲子足够好。”这是约翰.威廉姆斯在配乐阶段说过的许多扯淡言论之一。这位五十次获得奥斯卡奖提名的作曲家似乎从没看过他本人的简历。他的谦虚绝非做作，他的确是你能遇到的最谦虚的人之一。他用许多昵称来称呼我，其中之一是“宝贝”。“J.J宝贝，我们这里的音乐能联系一下第四幕吗”他就像是最可爱的超级英雄。

关于约翰.威廉姆斯的音乐对于电影的重要性说多少都嫌不够，尽管电影经常被称作“视觉媒体”。只要将他的配乐从任何场景当中移除，这场戏立刻就会变得面目全非。某种根本性的特质消失了，你甚至可以说这场戏没了灵魂。

能够获选延续《星球大战》的传奇是我的无上荣幸，但是更大的荣幸在于能够成为有幸与约翰.威廉姆斯合作过的电影导演当中的一员（掌声）。我们在拍摄《原力觉醒》期间最初合作的时候，约翰请我去他家，为我演奏了几段他正在创作的作品。我简直无法形容第一次听见这些乐曲的感受。威廉姆斯先生在起居室的钢琴上为我演奏了蕾伊与凯洛.伦的主题音乐。“J.J宝贝，我觉得蕾伊的音乐应该是这样的。”他一曲弹完，我就哭了。“你怎么想啊，天使？”我想得是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1977年，乔治.卢卡斯精彩且正确地完成了无数件不可能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雇佣了约翰.威廉姆斯。他的配乐崇高、经典而又强大，唯此才能配得上《星球大战》（掌声）。

四，德鲁.巴里摩尔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fi9unEXDy44&index=3

这世界上有七大奇迹——错。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世界上充满了数不胜数的奇迹。平凡与超凡的事物都能攫住你的想象力，让你感到惊奇，将你的心中充满纯粹的喜悦。我们长大之后会失去这种奇迹无处不在的感受吗？日常生活的侵蚀会让这种感受消失吗？不见得。这种感受永远都在，只不过你必须挖掘得更深入一些。所以我们才需要约翰.威廉姆斯（掌声）。

他的音乐提醒我们想起了奇迹的感受，让我们回到童年时光，并且发自内心地喊道：“我操，太神奇了！”（笑声）谢谢你约翰，谢谢你将这份珍贵的礼物送给我们所有人，让我们能够飞翔、梦想、惊叹以及再次成为孩子。因为这世界上确实存在魔法，只要你放开眼目，敞开心扉，像我们一样敬爱你（掌声）。

五，科比.布莱恩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fi9unEXDy44&index=6

2013年12月，我在伤势愈合之后回到了湖人队。当我再次走进斯台普斯中心的时候，我为自己挑选的登场背景音乐是《星球大战》里的《帝国进行曲》。为什么？因为那一天我需要约翰.威廉姆斯为我助阵。我要让人们都知道，黑曼巴杀回来了。《帝国进行曲》维持了我的人设，即一名准备好大杀四方的反派。

我热切地相信每个人都需要一位缪斯，而约翰.威廉姆斯正是我的缪斯之一。2009年我曾请求与他见面一叙，因为我想理解他如何创作了像这样历久弥新的作品。他的音乐之所以历久弥新，是因为他依靠复杂的音乐构成讲述了单纯的故事，从而捕捉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魔法。约翰的音乐如此完美，令我只想在球场上向他看齐。如果我能理解约翰的创作原理，那么或许——仅仅只是或许——我也能达到他的程度。

约翰是激励我不断学习与上进的催化剂。他对我的影响远不仅仅局限于电影。约翰还在1984年创作了《奥林匹克号角》（掌声），这段乐曲时至今日依然回响在世界各地。每次听到这段乐曲，我都会想起自己身为美国国家队的一员、在北京与伦敦带回两块奥运金牌的经历。

谢谢你约翰，谢谢你为我做过的一切，为我们所有人做过的一切，恭喜你成为美国电影学会的最有价值球员（掌声）。

六，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fi9unEXDy44&index=5

他是怎么做到的？实际上我们永远不可能知晓。但是在整整四十三年与二十七部电影的合作之后——是啊（掌声）——我想我至少可以解释一下他都做了些什么。首先，除了约翰以外的所有人负责拍电影。世界各地的上千名工作者们为此要花费好几个月乃至好几年的时间。最后我们将自己的成果，也就是工作样片呈现在约翰面前。他并不会马上投入工作。事实上工作过程的最关键一步往往无人觉察。我们将这一步称作“配乐期”（spotting session），主要作用是决定哪些场景需要搭配音乐，哪些场景不需要。这一步听上去很简单，但是像约翰这样伟大的作曲家很清楚，音乐的力量有时也会来自音乐的缺位。这就是第一步。

请看下面这个场景。我们的样片送到约翰面前时就是这个样子的：

（《E.T》当中自行车飞天场景，无配乐）

约翰看过了这一幕，然后回到家里，拿出笔记本与铅笔，开始在他那台百岁高龄的斯坦威钢琴上面弹奏曲调。“小提琴要在这个时间点根据这样的节奏演奏这些音符，长笛在这里，铜管乐在那里，打击乐插在这里……”这些乐曲的复杂程度堪比德彪西，完成度能与斯特拉文斯基相媲美。最后他会将这个硕大无朋的数学谜题交给近百人组成的交响乐团。正是通过影像与音乐之间的包办婚姻，观众们才会爱上电影。

接下来这段影像以前从没有人见过。拍摄时间是1982年，场合是《E.T》的交响乐配乐现场。摄像师是我本人，用得是一台Super8摄像机。我尽力记录了约翰在工作时的仪态。镜头正中就是历来隐身幕后的约翰。我很想让大家都看看这段画质粗糙对焦模糊的画面，因为从中我们能看到约翰如何挥动指挥棒施展电影魔术：

（《E.T》当中自行车飞天场景，加配乐）

倘若没有约翰.威廉姆斯，自行车就不可能凌空而行，魁地奇比赛里的扫帚无法自由翱翔，身披大红披风的英雄无法一飞冲天，原力将不复存在，恐龙不会行走在大地上，我们将不再惊叹，不再落泪，不再相信。约翰，你向我们的每一部电影赋予了相信的气息。我们的许多电影都是关于不可能的梦想，而你的天才将这些梦想化作了几十亿人心目中的现实。今晚我有幸登台向你——我毕生的朋友与同事——表达敬意。祝贺你获得终身成就奖。

七，约翰.威廉姆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fi9unEXDy44&index=7

首先，今晚真是太神奇了。我对美国电影学会以及出席今晚活动的各位的感谢实在是无以言表。霍华德.斯金纳爵士打电话通知我参加活动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年岁尚浅，经不得这么重的奖项（笑声）。我很高兴能站在今晚的领奖台上，成为第一名获此殊荣的作曲家。这些年来我遇到过许多才华横溢的音乐界同事，我向他们全都有资格成为这一个奖项的候选人。我欠了他们一大笔债，我也欠了电影行业一大笔债。

音乐就像建筑与雕塑一样，是一门历经千年的艺术门类。电影相比之下则是一门新兴艺术，至今才百年出头。尽管我们会一起谨慎观察电影与音乐的共同进化，我本人依然像所有作曲家一样对电影心怀深厚感激，因为电影让我们接触到了全世界最广泛的听众，此前任何作曲家都未曾享受过此等福分。我敢肯定贝多芬会对电影退避三舍满脸嫌弃，但是瓦格纳肯定会将他的工作室修建在伯班克（笑声）。

我需要提一下曾经与我共事过的伟大导演。乔治.卢卡斯当然是天才（掌声）。乔治，你给了我最宽广的画布让我尽情挥洒，从天行者卢克到达斯.维达，从安纳金到卢克与蕾亚再到原力，等等。乔治你还记得吗？在拍摄《星战1》的时候，我还为卢克与蕾亚创作了一段火热的爱情旋律（笑声），两年后我才发现这两人是兄妹（笑声）。

大家都知道，我与史蒂文合作了四十三年，简直是天作之合，我们两个从没吵过架。他的人性、忠诚、耐心与品味全都无可挑剔（掌声）。我想与大家分享一段我最喜欢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轶事。这个故事与《辛德勒的名单》有关。当时史蒂文请我观看样片，我们来到他的放映室，为的是讨论影片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剧中主人公奥斯卡.辛德勒是一名德国平民，保护并且雇佣了大量潜在的大屠杀受害者。电影的最后一幕发生在以色列国内，大屠杀幸存者与他们的子女来到辛德勒坟前摆放石块以示敬意。然后影片结束，灯光亮起，史蒂文与我开始讨论音乐在这部影片当中的作用。当时我已经被这部影片震撼得说不出话来了，不得不出门走了几圈借以平复心绪。然后我告诉史蒂文：“这真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你需要一位比我更出色的作曲家才能谱写出配得上这部影片的音乐。”他答道：“我知道，可是他们已经全都死了啊！”（笑声，掌声）

对于美国电影协会以及今晚出席的各位宾客们，我要为这个难以言喻的夜晚表达衷心感谢。等我回过神来之后我将会永远珍视这个夜晚。明天早上当我再次投入工作的时候，我将会努力让自己配得上这份殊荣。非常感谢大家。（掌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vJZQwy9dvE&list=FL3RezzS-A7eu0NV9aDxzpdA&index=9

很久很久以前，所有人都当真相信神。有些人现在还信。我这里指的是最基础、最朴素的信仰现象，例如相信珠穆朗玛峰的存在。这是一条司空见惯、直来直去的信仰命题。很多相信珠穆朗玛峰确实存在的人们对于珠穆朗玛峰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无法从画面上的四座山峰照片当中将珠穆朗玛峰挑出来。我打赌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没这本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没有资格相信珠穆朗玛峰的存在。而且你们依然能够与我谈一谈珠穆朗玛峰，并且说服我相信你们有能力相信珠穆朗玛峰的存在。这就是日常司空见惯的信仰。你不必非得有能力从一堆照片当中将珠穆朗玛峰挑出来，只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行。

再举一个例子。请看命题A：Her insan dogar yasar, ve olur——这句话你让我念都念不下来。我压根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这是土耳其语。但是我相信这句话是真的。（笑声）我之所以相信这句话是真的，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位我信任的土耳其同事：“请给我提供一个土耳其语的句子，不要告诉我这个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只要绝对正确就行。”如果你能看懂这个句子，千万不要告诉我这个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接下来我还要使用这个例子，到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老实承认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句子讲的是什么，但是我愿意押上一大笔钱跟人打赌这个命题是正确的。请注意，我的袖子里没有藏着机关，这不是魔术表演，不是超自然现象，只是非常简单的事务。某人提供给我一个命题，并且像我保证命题为真。我说：“我信任你，因此我相信这个命题是真的。”

接下来是命题B：E = mc2。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命题？请举手？又有多少人理解这个命题的意义？顺便说一句，之前我在芝加哥城郊的费米实验室作报告的时候也用过这个例子。当时台下坐了二百五十多位全世界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例子在这里大概不太好使。“多少人相信这个命题？”台下全体举手。“多少人理解这个命题？”台下还是全体举手。这时有个听众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站起来说道：“实验主义者们自以为他们理解这个命题，其实他们并不理解。”（笑声）

我是否相信命题A与命题B呢？我完全不理解命题A，我对命题B大概理解一点皮毛。我能对命题B进行一点算术操作，但是无法进行推算，无法在任何情况下加以应用。不过这无所谓，因为我可以像其他人那样将责任转嫁到专家头上。我不必理解命题B，因为肯定有人对于命题B的理解从里到外极其深入透彻。这正是语言的最强大力量之一。语言的这一隐秘力量使得我们能够使用那些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的范式，将理解的工作留给专家。这是一项非常有用的策略，很多科学家都是这么干的。他们会全然放心地应用他们自己根本无法推导的公式，因为他们信任权威的链条。

假如将科学的情况与宗教比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宗教的范式就连专家都无法理解。事实上宗教或者说神学专家们不仅坦然承认自己并不理解这些范式，而且还坚决主张自己并不理解这些范式。他们并不介意大张旗鼓地宣称，他们的信仰的核心内容就连身为专家的他们也无法领悟。这也太奇怪了。（笑声）假如从外星人的角度来看，这一现象简直无法理喻。如此奇特的现象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我想谈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在座各位应当都认为并没有什么相信神存在的好理由，相信神不存在的好理由则有很多。但是，声称自己相信神存在的好理由确实有几个。有些时候当大家听到宗教信徒宣扬信仰时都会忍不住感慨：“怎么还有人能够相信这种东西呢？”答案：他们确实不能够。有很多缺乏思辨能力的人会采取命题A的信仰方式：我的神父说这是真的，所以这就是真的。但是这并不是相信范式，只是相信权威而已。他们接受了宗教领袖与社群长老的权威。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很多人平时忙着生活，没工夫在信仰问题上多操闲心。这些人相信，他们在教堂或者清真寺里按照教规要求念诵的语句是真的，至于他们自己并不真正了解这些语句的情况并不会让他们感到矛盾。这不是他们该操心的问题。针对宗教命题的一切驳斥都不能让这些人感到尴尬与哑口无言。

但是那些惯于思考的人们又怎么样呢？他们的麻烦就大了。他们就像我们一样清醒意识到并没有什么相信神存在的好理由。但是出于某些原因，他们认为他们必须相信神。这是我想要研究一下的现象。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认为呢？他们真正相信的是一个人应当“努力”相信神，这和相信神不是一回事。下面这句话是拉青格红衣主教在成为本笃十六世教皇之前常说的一句话：“天主教信仰要求人们认罪（profess）”，因此天主教徒会自称“认罪者”（professor）。我本人自然更乐意将professor这个词更合理地留给另一批职业截然不同的人们使用——我也是这群人当中的一员——因此在这里我要将宗教信徒称作“主张者”（declarer）。那么宗教究竟要求信徒们主张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公开彰显自己相信神呢？要记住，主张自己相信神的理由不等同于相信神的理由。

倘若一名认真思考的人主张自己相信神——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有许多，我们这里谈论得不是什么乡巴佬，而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愚蠢。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很蠢，但是话说回来有些无神论者同样很蠢。他们也并没有遭到严重的误导。事实上他们抱有某些无神论者理应慎重对待的考量。下面我要给出若干个这些人的策略理由。之所以使用策略二字是因为这些理由并不是相信神的理由，而是试图相信神或者主张自己相信神的理由。首先最显著的一个此类理由自然是恐惧。这一点无需我多说，我们都听说过许多人如何害怕他们的神，尤其是害怕一个报复心重的神。但是还有另一类更有趣的恐惧，源自那些思考深入的人们。他们的恐惧在于社群共识的骤然崩溃。我们都听说过失败国家（failed state）这个概念。倘若一个国家陷入了失败国家的境地，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们拽出来。人与人互不信任，最聪明的人们纷纷出国避难，贪污盛行，军阀林立，暴力当道，文明与信赖遭到践踏。现在我请大家想象一下自己是某个社群的权威人士，你所在的社群已经走到了沦为失败国家的边缘。人们纷纷前来询问你：“今天去市场安全吗？去地里种庄稼安全吗？”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安全，事实上你很怀疑他们会不会安全。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很有理由撒谎。我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忍不住撒谎，而且我们也很有理由撒谎。“不，太晚了，一切都无法挽回了。”这样的说法很容易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如果还有一丁点挽救危局的可能，如果能将全社会的信心提振一点点，说不定我们就能拯救危局呢？你的言论或许会产生显著的涟漪效应。我想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这么多善于思考的人们主张自己相信神，因为他们害怕信仰的动摇会导致社会的崩溃。

不仅只有宗教会涉及此类问题。想一想恶性通货膨胀吧，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要依靠共识来勉强维系，一旦人们丧失对于通货的信心，那就一切都完了。如果你能推迟这一局面的降临，恢复人们的信心，那将为世界带来极大的裨益，但是这么做也意味着要撒谎。当年人们正是因此而坚决不肯抛弃金本位，因为市场对于通货的信心实在太不稳定了。这是维持金本位的最有力理由之一。这个理由固然不算太好，但也不能说太差：社群对于通货的信心需要依靠人们对于黄金的恋物情结来支撑。许多宗教信徒也是出于类似的理由才会死死攥着宗教主张不肯放手。犬儒主义一旦失控，就会导致沟通崩溃，狼来了的寓言就是个好例子。这方面的恐惧并非不合理。

你或许会说，这种顾虑虽然合理但依然是错的。放弃神就像放弃金本位一样。生活还是会继续。那么我们能与这些人讲理吗？不能。这些人必然会千方百计地避免与我们就这一问题进行理性讨论，因为讨论本身就会破坏共识。“不准乱说！不准乱想！”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研究过所谓神圣价值的本质。倘若某种价值观是神圣的，那么你就不该对其多做思考，你想就是你错，因为思考会导致颠覆性批判，进而导致价值观崩溃。我想说的是，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们同样很有可能陷入这一类恐惧，并且认为最佳应对之道是咬着牙撒谎，为了避免灾难而维持假象。

第二个理由是爱。我们都会担心自己会让所爱之人感到失望、愤怒或者受伤，以至于我真心希望这样的顾虑会压倒在座每一位的坦诚心态。我们实在不敢向祖母、母亲或者姐妹说实话，唯恐伤害到他们。因此许多人都受困在假象当中，在他们看来任何脱身的尝试都是背叛。我们的怀疑主义论调令他们面临着曝光的危险。难怪他们厌恶我们，因为我们威胁他们要在背叛与撒谎之间做选择。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名叫《没有众神的哲学家》（Philosophers Without Gods），是由哲学家路易斯.安东尼编纂的一部无神论论文集，书中的哲学家有好些都接受过宗教训练。其中有一篇文章出自我的已故友人大卫.路易斯，题目叫做《神性的邪恶》，我在这里将他的论点简略介绍一下：基督教的神是一个报复心极重的角色，“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实际上按照圣经的字面内容，不知悔改的罪人与不信者将会受到永恒的惩罚。就算你倒霉生在朝鲜，死了也就完了，谈不上永恒的惩罚。但是地狱施加的痛苦却是永恒的。假如某人不仅相信、而且崇拜一位施加永恒痛苦的神，你怎么可能尊敬这个人呢？无论某人犯下了怎样的罪行，永恒的惩罚都太重了。我们有可能尊敬宗教信徒吗？路易斯问道。除非他们完全无视了永恒惩罚者的本质：“我们通过语焉不详逃过了后果。我们安慰自己，地狱的烈火硫磺只不过是假象，成熟的神学家肯定超越了类似这样的动画片场景。那些崇拜痛苦施加者的人们大概最喜欢这样的立场。因为他们信任上帝，因此关于上帝的故事必须还存在另一个更和善的版本，这个故事的结尾必须不是几十亿被诅咒的灵魂永远受苦受难。不信者往往可以用以下理由为信徒朋友们开脱：他们大概并没有想清楚自己究竟在崇拜什么。要不然你怎能认同自己的朋友居然会崇拜这样一位作恶者呢？我们可以将他们视作未能看到作恶者黑暗一面的好人。”大卫.路易斯进一步狡猾地说道：“通过让信徒们注意到神性的邪恶，我向他们呈现了一组此前他们一直在回避的选择……至于我本人则有可能再也无法仰慕许多此前我曾经喜爱与尊敬过的人了。”这正是这一问题的难点之一。假如我们很认真地向我们的朋友与尊长们推广无神论——我们确实很应该认真起来——我们往往会尴尬地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喜爱与尊重这些人了，尽管此前我们对他们的看法还很不错。

这样一来我们就说到了第三个好理由，即负疚感。一部分负疚感要由骗人的人们来承担。这里我指的是理应更加清醒的教士与宗教领袖们所承担的负疚感。存在于教士、神父与阿訇当中的强烈负疚感很能让外人大吃一惊。这些人心里很清楚，他们在布道坛上宣讲的东西他们自己并不信。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进一步将传染性的负疚感传播到了被骗者头上。他们将责任推卸给了自己的会众，让会众们相互监督彼此的信仰情况。……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游戏：一大群人围成一圈，每个人都坐在身后那人的大腿上，所有人都相互支撑。同理，整个社会也可以由全体成员相互迫使其他成员履行责任来支撑，哪怕谁也不知道这份责任来自何方。就算教士与阿訇全都消失了，信徒群体本身也足以继续维持这种可怕的负疚感。罗伯特.鲍耶德与彼得.理查森合写过一篇关于二级惩罚的进化模型的论文。所谓二级惩罚指的是不仅要惩罚那些触犯社群规则的成员，还要惩罚那些拒绝惩罚这些人的其他成员。无论怎样的禁忌都可以通过二级惩罚来维持。当然惩罚不仅局限于体罚，也可以仅仅是否定、排斥与羞辱等等。

……

第四个相信神的战略理由是协和谬误。当某人做出了一笔毫无希望的投资之后，此人往往会觉得：我现在不能停下，否则就会失去之前投资的一切。太多的宗教领袖都受困于协和谬误无法脱身。我觉得我们应当同情他们，尽管同时也要批判他们缺乏开诚布公的勇气。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开诚布公需要极大的勇气。我推荐大家看一看约翰.厄普代克的《圣洁百合》，书中有一位丧失信仰的新教牧师克莱伦斯.威尔默特，他在担任圣职很久后终于鼓足勇气坦诚了自己是一位无神论者，然后他的生活就陷入了深渊。协和谬误是相信神的有力理由，尽管说起来不太好听。

最后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怕丢人。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谁关注计算机与国际象棋。当年深思计算机与人类对弈的时候，曾经在十三步将第十二部移动过的棋子又移回了原位。评论家们哄堂大笑，认为这一步证明了计算机无法像人那样思考。人类棋手就算下错了棋也绝不会用这种方式来纠正。承认自己犯了错需要极大的毅力。许多人都极端不愿意公开承认：“哎呦，过去五年我信教这个事吧，哈哈……太不好意思了，你瞧这事闹的。”真能毫无芥蒂地承认这一点的人与其说是勇敢，倒不如说是奇怪。

我将这一情况称作“相信与‘相信’”。有些人相信神，也有些人相信“相信”神。两种人各有多少呢？很难说。我觉得后者应该比前者更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相信神的人肯定也相信“相信”神——我反正还从没遇到过一位会因为自己的信仰感到不好意思的宗教信徒——但是相信“相信”神的人却未必全都相信神。具体比例是什么呢？我们不可能知道。相信“相信”神的人的日常表现与相信神的人完全一样，只不过他们不会在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时候指望神来保护自己。兴许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平时谨言慎行都是在自己吓唬自己，或许我们身边真正相信神的人少之又少。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概念在过去几千年经历了显著的进化，从最早的耶和华到后来的万物基础，前者像喜马拉雅山那样高耸，后者与平地土堆差不了多少。这样的进化是否逐渐靠近了最好的神的概念呢，就像物质的科学概念不断深入优化那样？又或者这只是神的概念不断遭到怀疑主义层层侵蚀之后发生的变化呢？我认为显然是后者。神的概念在怀疑主义的侵蚀下已经坚持了好几千年。神的概念的风化速度慢得简直无法察觉。每当一位教士为了避免信众怀疑而在布道词当中微调神的定义或者稀释教条规定时，神的概念就在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情况下风化了一点点。像这样发生在个人层面的修正悄无声息地一代代传递了下去，不仅发生在教士与信徒之间，也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到头来，原本明明白白不可动摇的神的概念变得云山雾罩起来，谁也说不清楚，唯有“神秘”二字遭到抬举。再接下来神的概念甚至遭到了私有化，这一点在美国的大型教会当中尤其显著。“我们不在乎你怎样理解上帝，只要你与基督耶稣同为一体并且经常来教堂就行。”他们甚至鼓励你自行理解神，你相信的神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其实无关紧要，因为本来就谁都不信。这个过程其实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如果所有的修正在短时间内完成，看上去肯定会笑死人。一层又一层的修正冲着同一个方向层层叠加，就像打补丁一样。

请听以下引言：“上帝全能的最终证据在于祂甚至不必存在就能拯救我们。”（笑声）这句话当然是个笑话，出自彼得.德弗里斯1958年的小说《鲭鱼广场》。“上帝如此伟大，以至于这份伟大排除了祂确实存在的可能性。”（笑声）这句话不是笑话，而是发言人的认真见解。说这话的是佛教学者雷蒙.潘尼卡，出自1989年的《上帝的沉默与佛祖的回答》。原本的神之图像还只是个平地土堆，现在迷雾也笼罩了上去，以至于根本说不清你究竟在抨击什么。如今的神学领域就像爱丽丝梦游奇境那样令人头晕眼花，我建议大家不要生气，而是要高兴，要骄傲。这说明我们正在赶着他们逃跑（掌声）。他们已经逃了几千年了。很久以前我们就摆脱了耶和华，如今只剩下云山雾罩了。我们就快成功了。

宗教那边还有什么手段没使出来呢？不多，主要是破口骂人。“一名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评论家能不能花三十秒钟谈论宗教的任何方面而不至于将宗教信徒称作白痴、极端分子、精神残障、法西斯、公共利益的敌人、神秘主义纳粹、骗子手、反理性派、集权暴君等等呢？”至少我没这么说过。我在这里说了这半天，一直都主张绝大多数宗教信徒都是不幸掉进坑里的聪明人。说这话的人是乔治城大学的杰奎.柏林布劳，接下来他又将我们称作“理性讨论当中的足球流氓。”（笑声）我认为这些言论恰恰彰显了理性怀疑主义的威力。我们应当温和而又坚定地回应此类言论，些许揶揄能够收到奇效。

今天早些时候，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采访我，想知道我对基督教新近掀起的新辩护运动怎么看。这一运动主要发生在但并不局限于天主教会当中。我认为这些辩护士对我们很有用，因为他们不是稻草人。他们基于各自不同的宗教信条提出了许多明确论点并且打算为之辩护。他们让许多宗教信徒都感到尴尬：“你打算让我们信什么？！”你要想表述这些为宗教辩护的观点，就必然连带着做出许多相当激烈的宗教主张，许多信徒根本没想过自己的信仰还包含这样的内容（笑声）。所以说我很乐意见到这一轮宗教辩护士的出现，因为他们多说多错。

我最喜欢的一条辩护论点是个人见证，我认为我们都应当将对付这一论点的手段加入我们的工具箱当中。杜勒斯红衣主教在《辩护士的重生》一书中非常坦诚地说道：“个人见证所需要的认识论与科学认识论差异显著。对于后者来说，由其他人提供的诠释并不会因为他人的权威而得到接受，而是要经过批判性试探的检验。但是假如我们根据见证行事，情况则非常不同。见证人虽然不能强迫我们相信，但却呼吁我们出于对见证人的个人尊敬与信任而自由地上升到信仰当中。拒绝见证人传达的消息，也就等于对见证人没有信心。”换句话说，个人见证在个人层面上只给了你两项选择，你要么嘟嘟囔囔地勉强认可见证人的说法，要么粗鲁无礼地表示：“你太糊涂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想这么做。如果有人用个人见证来对付你，你可以这样有礼貌地回答他：“你既然打见证牌，那我除了粗鲁无礼就没别的选择了。我这样说的确否认了你的诚实并且认为你不可信，如果说我很粗鲁，那都是你逼的。”你甚至还可以指出对方采用了诈骗犯的手段。这一招诈骗犯们早就会用。假如行骗目标产生疑心，他们就会假装感情受到伤害：“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呜呜呜。”当然，许多人在骗人的时候确实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骗人。你可以礼貌地向他们指出这一点。

接下来是关于比喻的问题。上帝究竟会审判人还是会“审判”人呢？祂究竟会听取祈祷还是会“听取”祈祷呢？祂究竟是慈悲还是“慈悲”呢？经文应当从字面上理解还是作为比喻来理解呢？祂究竟会惩罚人还是会“惩罚”人呢？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向这样做的人指出，他们这是在恬不知耻地利用一项便利的回避批评手段，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玩弄花招一样。我们应当让他们感到丢人。我经常讲一个冷笑话：露西觉得洛克（Rock）很帅，黛西也觉得洛克很帅。露西想的是洛克.哈德森，黛西想的是摇滚乐。我认为各种神的概念之间的不同甚至要比洛克.哈德森与摇滚乐更显著。但是他们却说：“至少我们都不是无神论者！我们全都以各自的方式信神。”是啊，露西与黛西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喜欢洛克。人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相信“相信”神。如今相信“相信”神的势头已经压过了相信神，这一现象是有原因的，我们应当认清这个原因并且相应调整策略。

以上我给出了五个策略层面的好理由来宣称自己相信神，哪怕你其实并不信或者只是相信“相信”神。不相信神的好理由我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都知道。不过我们会不会错了呢？我们应当本着开放心态想一下这种可能。我们的反对者担心不相信“相信”神会让社会陷入崩溃，万一他们是对的呢？那就是我们在搞破坏了。这些人也像我们一样相信无神论，但是又担心我们逼人太甚会对社会造成损害。我想着重举一个从没在这方面运用过的例子，也就是大卫.斯隆.威尔森。他写了一本《达尔文的大教堂》，并且在结尾埋了个大雷……其中他区分了他所谓的“事实现实主义”与“务实现实主义”：“诚然，许多宗教叙述作为针对客观世界的字面描述来说确实是虚假的。但是这一点仅仅迫使我们意识到了两种现实主义的存在。其一是基于严格对应关系的事实现实主义，其二是基于适应性行为表现的务实现实主义。例如一位无神论历史学家，一方面很熟悉耶稣的生平，另一方面自己的个人生活则因为他的无神论信仰而陷入了混乱。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此人在事实层面恪守现实，但是在务实层面远离了现实。”所以说这人就算放弃事实知识也应当相信神话，从而打理好自己的生活吗？听上去这话就这意思。“理性并不应当成为衡量其他一切思考方式的黄金标准。适应性才应当成为用来衡量理性以及其他一切思考方式的黄金标准。假如某人将事实真相抬举到高于务实真相的地位上，那么从进化角度来看此人就免不了心智虚弱的罪名。倘若必须在两种现实主义之间进行取舍，倘若为了让自身信仰更具适应性就不得不牺牲事实正确性，那么事实现实主义必然每一次都是输家。”他似乎从进化角度出发支持了务实现实主义而不是事实现实主义。“过去几十年来的许多智识传统与科学理论都有同样的问题，一旦时间之手扯去了遮蔽它们的事实可行性的外衣，就会暴露出它们那愚蠢且由目的驱动的性质。如果出于期待的后果而相信某事是罪行，那就让无罪之人扔出第一块石头吧。”

我想指出，所谓事实现实主义与务实现实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事实现实主义者们提出的理论的真伪永远十分重要。假设有一位教士这样说：“其实并不存在一位听取你的祈祷的神，这只是有用的虚构与过度简化而已。”甚至就连唯一神论者们都不会将神称作有用的虚构，因为神的概念的有用性显然取决于不被信徒们视作虚构。大卫.斯隆.威尔森推荐的务实现实主义不仅家长作风浓厚，而且口不应心。“显然，事实知识自身并不足以激发适应性行为表现，很多时候脱离事实的象征性信仰体系的表现都要更好。”我觉得他这话倒是没说错。不过他是不是认为我们可以为了促成适应性行为表现而撒谎呢？威尔森意识到了他的言论具有什么引申含义吗？让我们回顾一下切尼、小布什与拉姆斯菲尔德的务实现实主义吧。几年前白宫记者朗.萨斯坎德写过一篇令人后背发凉的文章，其中包含了以下言论。“【布什总统的】一位助理这样说过，我们这些记者们‘生活在我们所谓的基于现实的社群当中。’根据他的定义，我们这些人‘相信针对可辨识事实的审慎研究能够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回应了几句关于启蒙运动原则与经验主义的老生常谈，但是他打断了我。‘如今的世界已经不再这样运作了。我们是一个帝国，我们的行为会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现实。当你们研究这个现实的时候——无论怎样审慎都随你们的便——我们将会再次行动并且创造其他的全新现实，而你们将会再次展开研究。今后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才是历史的演员……而你们，你们所有人，除了研究我们的所作所为之外什么也干不了。’”务实现实主义无非如此而已。

我觉得威尔森没太想清楚自己究竟说了什么。他的本意或许是想说我们正在面临悲剧，我们对于科学事实的求索或许以某种方式困住了我们自己。现在去追求务实现实主义已经太迟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就只剩下了事实现实主义，有时并不足以成为行事的动机。我们已经知道的太多了。我们再也无法真诚地走上务实现实主义之路了。我不相信这套主张，但是他似乎就是这个意思。倘若当真如此，那我们只能在知识的引领下尽力而为。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但是我其实挺乐观的。二十年前假如我声称“苏联即将灰飞烟灭”，所有人都会笑话我。如果我说“南非种族隔离马上就要消失”，所有人都会笑话我。有时看上去硕大无朋、历史惯性极强的体制与现象也会像肥皂泡那样骤然破灭。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或许在我们的子女这一代人期间，梵蒂冈就会成为欧洲罗马天主教博物馆（掌声），麦加也会成为迪士尼的安拉魔法王国（掌声）。如果你以为我这是在占嘴上便宜，别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兴建的时候是教堂，后来改成了清真寺，今天也成为了博物馆。谢谢大家，我从心底感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QPb7DRMoZY&list=FL3RezzS-A7eu0NV9aDxzpdA&index=55&t=0s

杀手机器人如今已经是现实了，所以你有必要了解一下。杀手机器人有两大特征，首先能杀人，其次是机器人。但其实还有第三大特征：杀手机器人由人类控制，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大家可以到Youtube网站上找一下波士顿动力公司在2003年10月上传的杀人机器人视频，非常精彩。这台机器人在公司停车场上跑了八分钟，偶尔会经过一位肥胖秃头的操作员。归根结底，关键不在机器人，而在于手拿遥控器的操作员。现在的问题是，计算机能控制这台机器人吗？既然计算机倾向于让人类失业，那么计算机能控制杀手机器人吗？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编写一个应用程序，只要下载到手机上，输入某人姓名，轻轻一点，某个地方就会释放出一台杀人机器人替你去杀人。计算机能做到这一步吗？

为了制造这样一台杀人机器人，一个公司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首先，这个公司需要一个足够大的数据库，装下几十亿人的姓名、住址与日常活动规律；其次，我们需要能够写出这个应用程序的程序员；然后，我们需要高水平的人脸识别软件，以免机器人杀错人；第四，我们需要操纵这台机器人离开停车场冲向目标；第五，我们需要整整一支军队的杀手机器人。那么目前有哪家公司满足所有这些条件呢？谷歌怎么样？谷歌掌握着几十亿人的姓名、住址与日常活动规律吗？绝对的。就算你不用安卓手机或者干脆没有智能手机，你的上级、同事、妻子或者孙女也会将你的地址与联系方式添加进他们的安卓手机联系人名单里。这份名单会与谷歌同步，然后谷歌就知道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电话号码多少了。谷歌手下有高水平程序员吗？绝对的。谷歌有人脸识别软件吗？绝对的。我只要在安卓平板跟前露个脸，平板就自动开启了。谷歌有驱动机器到处走的程序吗？绝对的。别忘了现在谷歌正在花大钱研发无人驾驶技术。

所以现在就只剩下了一个问题：谷歌有没有一支杀手机器人军队呢？谷歌的格言曾经是“不作恶”，可是在2015年他们悄悄地将这条格言撤掉了。（笑声）接下来还有一条看似不相关的进展：2015年12月，谷歌收购了波士顿动力以及其他七家机器人公司。所以这些杀手机器人一下子全都变成了谷歌的财产。谷歌现在有多少杀手机器人呢？支持一个应用程序应该是够了。事实上我觉得理论上谷歌内部的某人绝对可以写一个应用，只要输入姓名就能派遣若干台杀手机器人去杀人——当然还要做些实验来确定多少台机器人保证够用。这是一件计算机能做到的事情，所有的必要条件都齐备了。

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假如谷歌有了自我意识，不再需要人类来写应用程序，或许计算机本身就能写应用程序，或许计算机可以决定要接管世界，或许计算机真打算这么做。但是我对此不敢太肯定，因为这意味着计算机有能力思考，而我不确定计算机究竟有没有能力思考。所以说计算机能做到的事情是在有人写好程序的前提下运行程序去杀人，做不到的事情——在我个人看来——则是思考。

现在画面上左边这位是1997年全球国际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画面右边是一台在当时很先进的电脑显示器，显示器连接着一台名为深蓝的计算机，由IBM公司制造，是当时最高明的象棋机器人。人类冠军与计算机冠军在1997年进行了一场比赛，共计六局。卡斯帕罗夫输了比赛，1997年就此成为了计算机在象棋领域超越人类的标志年份。从那以后计算机的象棋水平日益提升，如今但凡还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挑战计算机下象棋了。那么在这幅画面当中究竟是谁在思考呢？卡斯帕罗夫显然看上去像是在思考，摆出了西西里防御定式，显然正在考虑最佳步骤。他运用了自己的直觉、洞见与经验。他还玩起了心理战术，尽管他的对手是计算机。他曾经与这台计算机交手过，知道对方惯于采用怎样的布局，不擅长怎样的布局。他正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打法来战胜计算机。那么画面右边的东西正在干什么呢？正在思考吗？我不觉得这东西正在思考。计算机擅长什么？计算机擅长非常迅速地遵从指令。我认为这并不等同于思考。

计算机遵循的基本逻辑指令就是程序。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一点关于计算机与程序的事实，我会尽可能把话说得直白一些，同时还要讲清楚几个难点。关于计算机我要说两点。首先，计算机有内存，用来存放信息。有时计算机在进行计算时需要查询此前其他计算的答案，这就需要内存。计算机程序就存放在内存里面。其次，计算机需要处理器。处理器会读取程序当中的指令并且逐条执行。目前最先进的处理器是4G级别，我们的手机里安装的就是这种处理器，每秒钟能执行四十亿条指令。早在1997年，深蓝就能每秒钟分析两亿步象棋棋招。所以深蓝会尝试所有的棋招，哪怕是看上去很可笑的臭棋，例如将上一步移动过的棋子再移回原位。深蓝会做出各种猜测来估计接下来怎么走看上去最好，但是卡斯帕罗夫并不会这样行棋。绝大多数可能的棋招卡斯帕罗夫根本不会考虑，因为他具备直觉。但是直觉终究被每秒几亿次的暴力穷举打败了。我们也终于证明了计算机下象棋可以比人类更强。

尽管如此，我依然不认为这是思考。我不认为因此就有必要担心机器人暴走将人类全都杀光。我之所以不认为深蓝在思考，是因为我经常洗碗。我要将碗碟放进洗碗机，洗完了还要拿出来。清空洗碗机是一个高度机械化的过程。盘子要放在盘子该在的地方，碗要放在碗该在的地方，刀叉要放在刀叉该在的地方。我在摆放的时候根本不动脑子，每次都遵照同样的顺序，因为我想在某些方面效仿计算机。我在装洗碗机的时候不会思考动作，而是在后台思考其他问题，例如数学问题，待会怎么吃饭，或者洗完碗之后干点啥。机器人也能装填洗碗机，可是装完了就完了。

下面我们看看几个问题以及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到现在为止我谈到的问题都非常困难，例如编写一个能释放杀人机器人的应用程序。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工程学问题，因为涉及的部件非常多。击败国际象棋冠军同样非常困难。想要搞清楚计算机究竟会不会思考更是难上加难，很多人都有不同观点。因此为了取得进展，我们要先谈一下比较简单的问题。我想暂时先忘掉计算机，转而谈谈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问题，以及怎样确定某个问题究竟有没有得到解决的可能性。下面就是一个古希腊人最早提出来的问题：尺规作图能否二等分一个角。这是一个已经有两千年历史的问题，可以追溯到欧几里得那会儿。首先，将圆规尖端固定在角的顶点，画一道圆弧与角的两边相交。可以确定，两个交点到顶点的距离是一致的。然后将圆规尖端置于两个交点，用同等距离各画一道圆弧并使其相交。然后将交点三与交点一二分别相连，然后角的顶点、交点一二以及交点三就形成了一个菱形——这是公元前三百年欧几里得手稿里记录的解法——然后连接顶点与交点三，这个角就被二等分了。就这样我们证明了一条数学定理：尺规作图可以二等分一个角。为什么？因为我刚刚做到了，还讲解了这套做法。

接下来是另一个古希腊人提出的问题：尺规作图能否三等分一个角？你可能会觉得既然能二等分那么肯定也能三等分，可是古希腊人却没能搞定这个问题。直到1837年才有一位皮埃尔.万芝尔证明了不可能三等分。两个问题看上去差不多，二等分和三等分就差一个字。但是我们通过实际操作解决了前一个问题，却要等待两千年才能通过证明不可能来解决后一个问题。但是古希腊人却并不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能，只是觉得自己做不到。

可是究竟要怎样才能证明某件事情不可能做到呢？万芝尔掌握着哪些古希腊人没有的数学工具呢？古希腊人开创了几何学，也开始着手研究算术，不过他们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完全没有建立联系。他们手里没多少抽象数学手段。到了十九世纪初万芝尔的时代，数学家们已经掌握了0的用法——古希腊时代所有的数字都是正数——发明了负数，还拥有了笛卡尔坐标系。勒内.笛卡尔提出可以用x轴与y轴的坐标来表示平面上的一点，于是从来都只是几何概念的点突然具备了算术意义。这就是古希腊人不具备的几何与算术之间的联系。今天我们使用坐标系就像天经地义一样，可是却需要一位笛卡尔这样的天才才能发现坐标系的存在。此外，数学家们早就发现了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但是在十九世纪科学家们有了域的概念，确定了只有有理数才能进行四则运算。更进一步，他们还有了维数的概念，既假如一个域包含的数字总量比另一个域更多，那么较大的域的维数就比较小的域更高。这里谈论的不是现实世界的空间维度，而是有关自由度的抽象数学概念。利用这些抽象的数字域，数学家们可以构建某些维数极大的抽象物体。这些概念都是在过去两千年里发展起来的。

有了这些工具之后，万芝尔意识到不仅不可能依靠尺规作图三等分任意角，甚至都不可能三等分60度角。我不想太详细地解说他的论证，以免大家觉得无聊。根据我给大三学生们教授伽罗瓦理论时采用的简略解法，他将几何问题转化成了算术问题，最终证明尺规作图能够生成的规矩数的坐标体系的维数相当于2的乘方，例如1、2、4、8等等。三等分60度角产生的数字体系的维数是3，不是2的乘方，所以不可能通过尺规作图来完成。总结一下，欧几里得证明了尺规作图能二等分一个角，万芝尔证明了尺规作图无法三等分一个角。数学家们证明某事可行只要做一遍就可以了，但是要证明某事不可行却需要分析远远更加深刻的根由。万芝尔使用了现算术学工具，解决了古希腊的问题，这一成就证明了现算术学工具的有效性。数学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往往需要几百年才能得到解答，解答问题所必需的工具在提出问题时往往还不存在。

回过头来再说计算机。画面上这位是全世界第一位程序员阿达.勒芙蕾丝伯爵夫人。之所以尊奉她为全世界第一位程序员，是因为她撰写了全世界第一个计算机程序。当时有一位查尔斯.巴比奇，此人与其说是数学家，倒不如说是工程师。他设计了一台机器，名叫差分机。这是一款非常原始的计算机，通过拨转旋钮来编程。巴比奇在意大利进行了关于差分机的演讲，有人用法语做了笔记，这本笔记流落到了勒芙蕾丝手里，她又将笔记翻译成了英语。在翻译过程中她理解了巴比奇的思路，并且在译文最后添加了一系列附注。在编号为G的最后一条附注当中，她举了一个例子：只要按照特定方式调整旋钮，就能让差分机计算伯努利数。当时的计算工作还需要某人坐下来用纸笔完成，而伯努利数又特别难算。但是按照勒芙蕾丝的构想，差分机完全可以自动计算伯努利数，免得某人费事。因此我们可以将以下定理记在她的名下：计算机可以计算伯努利数。证据则在于她写了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程序。不过勒芙蕾丝从没见到自己的设想成为现实，因为巴比奇差分机受到技术问题限制，从没有真正问世。等到技术问题解决时，巴比奇的资金也耗尽了。至于勒芙蕾丝本人则在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了。当然，在那之后还是有几位宅男实现了她的设想。

我想有心的听众们已经能猜到接下来故事的走向了。再快进一百年，来到艾伦.图灵的时代。图灵也想过计算机的问题，但是图灵不是工程师，而是数学家。因此他设想了计算机的数学模型——有点像利用算术来研究几何。此类模型今天被人称作图灵机。图灵机为后来的数学家们打开了大门，让他们能够证明计算机是否能完成远比计算伯努利数更加深奥的问题。麻烦在于，假如要证明计算机能做到某事，只要写个程序就行。可要想证明计算机做不到某事，证明过程则要困难得多。勒芙蕾丝孤立出了一个有趣的抽象问题——即计算伯努利数——并且证明了计算机能够做到。图灵同样孤立了一个有趣的抽象问题，但是由于他手里的数学工具比勒芙蕾丝更多，因此他从反面入手证明了计算机做不到。那么你难道要检查世界上过去现在将来的一切电脑程序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接下来我想向大家解释一下图灵的证明方法。首先，1936年图灵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计算机。最早的计算机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图灵还参与了好几款计算机的研发。但是图灵在一台计算机都不存在、一个计算机程序都不存在的1936年就证明了这个理论。他对于计算机死机的可能性很感兴趣。死机自然很讨厌，会让你损失数据与信息，不得不重启计算机。图灵则早在计算机问世之前就预见到了死机的可能性。

画面上是一个用伪代码撰写的计算机程序。程序的运作方式是从这一步进行到下一步，除非接到其他指令。

1：用户输入一个数字。

2：设定该数字为X。

3：若X等于7，执行步骤4；否则执行步骤6.

4：执行步骤5。

5：执行步骤4。

6：在屏幕上显示“你好”字样。

7：结束。

好比说你点击了手机上的一个应用，随即弹出一个小窗口要求你输入一个数字。你随便输入了一个53，然后小窗口就消失了。53不等于7，所以我们跳到步骤6，屏幕上出现“你好”字样，然后程序的运作就结束了。但是假如你输入的是7，在第二步X等于7，于是跳到第五步，然后第五步又跳回第四步，如此不断循环。由此你就能看出来计算机并没有在思考，因为人类循环上几次就会觉得烦了，但是计算机却会永远循环下去，无知无觉地遵循指令。假如你的操作系统陷入这样的循环，那么你的计算机将会无视键盘与鼠标的输入，你再怎么敲键盘点鼠标也不会有反应。这时你只能重启计算机。在这个模拟程序当中，只要输入7就会导致计算机死机。

……

想要确定某一个计算机程序是否会陷入无限循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逻辑谜题，而计算机恰恰又是解决逻辑谜题的最得力工具。所以图灵决定写一个程序来检查其他程序是否会陷入无限循环。既然无限循环与死机是坏的，那么我们可以将一个会陷入无限循环的程序称作坏程序，将一个不会陷入无限循环的程序称作好程序。图灵提问道：“怎样才能确定一个计算机程序是好的呢？”他在1936年的论文当中对计算机进行了抽象公理化的数学定义，因此现在他可以依靠数学来解答这个问题。他写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的输入并不是一个数字，而是另一个程序。假如这是个好程序，图灵程序的输出就是“好”，反之则输出“坏”。

这一来情况就有趣了，因为你也可以将图灵程序输入到图灵程序当中去。图灵意识到，如果你能写一个区分好坏程序的程序，那么你也可以写一个完全扯淡的程序K。如果将好程序输入进去，程序K就会表现得像个坏程序；如果输入一个坏程序，程序K就会表现得像个好程序。换句话说，如果输入一个坏程序，程序K就会自动停止；如果输入一个好程序，程序K就会故意陷入无限循环。那么假如将程序K输入其自身呢？最终结果是好是坏呢？假如K是好的，那么K一定是坏的。假如K是坏的，那么K一定是好的。一个程序肯定不可能既好又坏。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图灵一开始的假设就是错的，我们不可能写出一个区分好程序与坏程序的程序。在图灵的推理当中，这个假设是唯一无法依靠逻辑来证实的部分。因此图灵得出结论：我们不可能写出一个为其他计算机代码捉虫的程序，因此计算机死机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图灵在1936年的具体证明过程要比我们这里严密得多，我只是讲解了一点皮毛而已。我想要强调的是，图灵借助数学抽象理解了计算机。

在我看来，图灵居然能证明某件事情不可能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在数学当中，人们经常要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解决问题，也经常会遇到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有时这些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解决，另一些时候这些问题的确无法解决。我们见过了纯数学方面的例子，也见过了理论计算机科学方面的例子。这里的“理论”二字尤为突出，因为图灵机在实践方面的问题很大。今天计算机确实已经存在了，而且主导了我们的生活，所以现在我要谈一下计算机在实践方面遇到的问题。

首先，图灵机具有无限大的内存。数学家们全都习惯了与无限打交道，自然数的个数就是无限的。其次，图灵并不关心计算机的处理速度，只关心计算机是否会陷入无限循环。假如某个循环能在一百万年后结束，假如你的鼠标能在一百万年后突然恢复功能，那么在图灵看来你的计算机就没有死机。在实践当中，计算机内存必须由物质组成，例如传统硬盘里面就有许多微小的磁铁，固态硬盘里则有很多微小的电路。任何存储单元如果想要在我们这个宇宙里存在，就必须具备物理形态，因此也会与抽象的图灵机相去甚远。因此最起码我们需要一个粒子来充当内存。不幸的是，宇宙当中的粒子总量仅仅是10的80次方。这一数字决定了任何计算机的内存上限。此外，量子力学指出物质在微观层面的表现十分怪异。根据目前的主流量子力学理论，存在一个具有讨论意义的最小距离，即普朗克距离。假如你相信相对论，信息无法以超过光速的速度传播。因此光走完一个普朗克距离所需的时间被称作普朗克时间。这个时间是10的44次方之一秒。在小于普朗克时间的时间里，任何计算机都无法完成任何运算。

另一方面，我们只对能够在地球上存在的计算机感兴趣，而地球再过几十亿年就不宜居住了。就算是存在于宇宙当中的计算机，等到宇宙热寂那天也肯定无法继续计算下去了。更现实一点的话，几十亿年后太阳肯定要变成红矮星，到时候大海都要煮开了。这些实际条件限制了任何计算机能够执行的指令条数上限。简而言之，假如某个程序需要存储的数字个数超过某个极大数量，需要执行的指令条数超过某个极大数量，那么任何地球上的计算机都无法运行这个程序，至少无法在地球化为毫无生气的空壳之前运行完毕。

图灵从没想过要遵守这些限制，他也根本不关心这些限制。当时正是战争时期，他还有很多别的事要操心。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计算机能否解决某个问题”，还有“计算机能否足够快地解决某个问题”。以下是两个非常简单的程序。程序一是这样的：

1，用户输入一个数字。

2，设定该数字为X。

3，打印出X。

向这个程序输入53，就会打印出53。程序二看上去与程序一差不多，其实却有一点差别：

1，用户输入一个数字。

2，设定该数字为X。

3，打印出X个0。

不要忘了，53这个数字是有意义的，意味着53件东西。因此程序二输出的是输入结果的含义。现在我们让程序一与程序二比一下运行速度，谁会赢呢？肯定是程序一，因为程序二的工作量要大得多。当然，从实践角度来说，两个程序都能在一眨眼时间内运行完成，所以你注意不到差别。但是程序二还要应对数据缩放的问题。假设我们输入的并不是53，而是531。程序一只需要多打印一个数字就够了，而程序二需要打印的数字个数却是53的十倍。换言之，在输入数据略有波动的前提下，程序一很容易就能应对，程序二从处理时间则会增加若干倍。在现实世界里，输入数据经常会增加，而你肯定不希望你的程序因此而陷入停滞。比方说我想写一个程序来为全校学生安排考试时间，由于每一位学生的选修课程都不一样，必须保证任何一位学生都不必在同一时间参加两门课程的考试，同时所有考试的时间还必须尽量集中。当然我们现在就有解决这种问题的程序，我们希望这个程序更像程序一而不是程序二。

以上我对数据缩放的讨论很不规范，数学家们早就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更加规范的描述。如果你研究一下历史，人们最早开始关心计算机完成某事的速度而不仅仅是抽象的计算机能否完成某事是在1955年，相关记录是一封信，发信人是《美丽心灵》的主人公约翰.纳什，收信人是美国国家安全局。他在信中指出，关键不在于计算机能否解决某个问题，而是在于计算机解决这个问题的速度。按照纳什的说法，假如某个计算机程序能在多项式时间内运行，那么这个程序在数据缩放方面就像程序一。当然这种说法并不规范。规范说法是：假如某程序的功能可以用多项式函数P(n)来表达，那么这个程序就可以在多项式时间内运行。假如你向这个程序输入一个n位数，那么这个程序至多只需要P(n)步就能完成。在实践当中，多项式时间程序就相当于编程界的圣杯。假如你的问题可以在多项式时间内解决，那么十有八九早就有人编写了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的程序。所以我们现在的兴趣不仅在于计算机能解决哪些问题，还在于计算机能够迅速地解决哪些问题。数学家将所有能够被计算机迅速解决的问题统称为P。

接下来我们看看密码。假设你与朋友约定了一套密码，别人都不知道密码是什么，那么你就可以与朋友收发加密信息。如今的加密就没这么简单了，因为我希望我的手机与电脑能够与任何其他终端收发信息。假如我的电脑打开了一个从没打开过的网站，那么我的电脑就要与另一台从未接触过的电脑交谈。我兴许还需要向另一台电脑发送我的信用卡号码。总之我需要发送加密信息，可是两台电脑之间却没有预先约定密码。这就麻烦了，因为互联网上的人们都能听到你在干什么。你的服务商肯定知道你在干什么，政府很可能知道你在干什么，其他人也能看到你的电脑收发文件包。一般的密码已经不好使了，我们这里需要的是公钥加密。我需要保证就算我的邻居安装了wifi侦测器，能够看到我收发文件包，也依然无法得知我的信用卡密码。令人惊奇的是，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公钥加密技术就被发明出来了。这一技术的核心在于利用非对称性，也就是要让加密比解密快得多。我举个例子来说明非对称性是什么意思。比方说我有一截棉线，给你两分钟时间在棉线上尽可能多地打结。两分钟之后这根棉线肯定会纠结成一团。绳结将会相互纠缠在一起，最后棉线将会变成一个极难解开的线球。打结很容易，解开就难了。并不是不可能，但是肯定需要远远超过两分钟的时间。

有趣的是，乘法运算同样也是不对称的。比方说43乘以61等于多少？答案是2623。得出这个答案需要多少步？1乘3,1乘4,6乘3,6乘4，整个运算过程在十步之内就完成了。这个算式当中最小的数字是43，但是计算过程根本用不着43步。因此乘法的缩放很容易。那么对乘法进行逆运算又会怎么样呢？2183这个数字是哪两个数字的乘积呢？是2吗？不是，2183除以2得到1091，余数是1。是3吗？也不是，得到727，余数是2。你就这样一直除下去，直到37，这才发现可以整除，结果是59。这个计算过程的缩放就很困难，因为答案当中包含37，所以就要耗费37步运算——当然，一开始我们并没有用1去除2183，实际上用了36步。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作因数分解。目前所有公开的因数分解方法全都缩放得很差。换句话说，因数分解不能在多项式时间内完成。假设我们找来两个极大的质数，各自有一百位数，将两者相乘，大约需要两万步就能得出结果。但是一百位数是有意义的，在1后面写一百个0只是个很聪明的计数法而已。要知道全宇宙的粒子数量加在一起也不够一百位数。换句话说我们无法通过逐次做除法的方式算出这两个质数，因为宇宙不够大。这样的因数分解运算至少无法在我的一生里完成。如果用大质数来制作密码，那你就用不着担心人家破译，反正破译出来的时候你早就死了。

但是因数分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特性。假如某人交给你两个一百位数字，让你验算它们是不是正确的因数，那么计算机只需要一眨眼就能完成，只要把两个数字相乘，然后看看结果对不对就行了。因数分解很难计算，但是却很容易验算。在现代计算机复杂性理论当中，易于验算的特质是另一个重要理念，因此我们专门给这个理念起了个名字。NP指的是一切能够快速验算——也就是在多项式时间内验算——的问题的集合。所以说，P是一切能够快速计算的问题，NP是一切可以快速检验答案对错的问题。如果一个问题属于P，那也一定属于NP。但是很多属于NP的问题我们却无法快速解答。大数字因数分解属于NP，为考试安排时间表也是。我家有三个初中生，市议会每年11月给家长发一张申请表，你填完表之后要到来年3月才能让孩子入学，中间四个月时间都要用来计算如何为每所学校都安排数量正确的学生。其他例子还有寻找最符合某一套序列碎片的DNA序列，为相变的伊辛模型确定基态——这两句话我都不知道是啥意思，不过看着挺重要的，我就添加在这里了——以及通过标准互联网协议不借助密钥对于发送到某个安全网站的数据进行解密。消消乐是NP，宝可梦对战是NP，超级马里奥通关还是NP。上述问题全都属于NP，但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也属于P。

接下来的问题是：P是否等于NP呢？如果某个问题我们能够快速验算，那么是否也能快速计算呢？1971年，斯蒂芬.库克率先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严格的数学定义，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不过这一年他没能得到伯克利大学的终身教职，因为当时计算机领域实在无关紧要。如今这个问题却成为了克雷数学研究所的七个千年大奖问题之一，企业界为每个问题都设置了百万美元的奖金。假如真有人证明了P=NP，接下来会怎么样呢？那就意味着我们突然可以迅速解决此前的许多难题了。交通安排将会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人员物资的流转将会更加快捷廉价；工厂生产速度将会极大提高，浪费将会减少；药物研发领域将会突飞猛进；计算机将会具有完美的视觉辨识与语言辨识能力；天气预报与地震预报能力将会极大提升；计算机对于数学定理论证的辅助作用将会极大加强。数学证明题是最典型的NP问题。你面对一个问题，手头有一大堆公理不知该用哪一条。但是如果有人将证明方法给你看，你很容易就能确定这套方法对不对。最后，现行的加密法都将失效，政府将会毫不费力地解读你的电子邮件；互联网安全就此成为过去，你将再也不敢向购物网站输入信用卡密码，在线银行业也会崩溃。简而言之，互联网会被废掉，不过我们兴许能治愈癌症。无论如何，这个世界都将改头换面。

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绝大多数计算机科学家都相信P不等于NP。即确实存在容易验算但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很确定我们可以进行加密交流。我大概能确定政府不能破译我发送的信息，恐怖分子大概能确定政府不能破译他们发送的信息，所有在暗网上贩卖毒品军火的人们大概也能确定政府找不到他们。类似案例发生过不止一次，警方很确定某个加密设备里面存放着足以将某人定罪的信息，但是却破译不了。因此确定P与NP之间的关系的确事关重大。那么数学家究竟怎样才能证明P不等于NP呢？他们必须找到一个NP问题并且证明任何计算机程序都无法迅速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理论工具来做到这一点。纳什给出了可以迅速解决的P问题的例证，库克规范了相关的数学规则并且提出了P与NP的困难问题，而目前我们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到头了。未来或许某一天确实有人能提出一个易于验算并且通过数学证明了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欧几里得的难题花了两千年才得到解决，我们的问题需要多少时间呢？当代的数学技法在这个问题面前已经全都败退了下来。有一次看起来挺有希望的尝试，源自2001年，兴盛于2011年，采用了几何复杂性理论，也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出现的现代代数几何与表示理论。这方面的重大突破发生在去年4月，有一队人马证明了几何复杂性理论无法用来解决P与NP的问题。话说到这里，我们究竟怎样才能证明计算机无法迅速解决某个问题呢？目前我们还没有答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