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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感言】关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延伸 -- 史文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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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感言】关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延伸

    好长一段时间了,一直在看书,好多本,翻来覆去的对照地看,不知不觉,对很多事情的内在联系有了更深的感触,也对看待历史事件的格局和视角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感触和认识的结果,对于个人而言,就是知道正确的认识永远都是在深入之后才有可能产生的,这是很平实的体会,但不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这个体会的力量和深刻的。------所以俺现在网络上,都是阅读多于写帖子,因为知道深入之后,就必然带来交流方面的障碍,“岭上有白云”,是需要投入时间才能“自怡悦”的。

    那么,在这个帖子里,还是说一些基本的概念吧,这种东西看似简单,成分单纯,定义精确,实则内有玄机,而会事随境迁。

    比如,“所有制”,这个概念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杂交学科的基石。很多争论会拘泥于“公有制”和“私有制”,并把这两个制度分割后变成不相容的两种教义,实则这种做法本身就丧失了对这个概念的把握。----为什么?因为所有制就是劳动者对生产资源的占有(分配)关系,这种分配关系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原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经典的“马原理论”里, 社会主义阶段的分配模式是“按劳分配”,而这一原则,如果通过一个模型来推理的话,就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假设,史文恭和荷子两个人,一个是渔民,一个是农民,史文恭每天捕捞10斤鱼,荷子每天种出10斤蔬菜,两人每天进行交换,史文恭拿5斤鱼换荷子5斤蔬菜。在这个模型里,我们就知道对于史文恭和荷子而言,他们对自己的生产工具(渔船,农具)都是“私有”的,同时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成果,也必然是“私有”的。----why?因为史文恭和荷子两者的关系在是人类经济学上第一个大革命,---即社会分工。-----也就是作为渔民的史文恭和作为农民的荷子通过各自专注于其“专业”,并通过交换劳动成果,使得对于以他们两个所组成的一个经济系统里,效率最大化。(否则,如果史文恭和荷子两个人都又捕鱼又种菜,可能两个人的产出之和会大大小于分工后的产出。)-------而正是因为“社会分工”,这一生产模式的改变,必然带来“私有制”。

    在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我们就会看到,如果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想要贯彻“按劳分配”的这个原则时,显然“私有制”会比“公有制”远具有可操作性。-----顺便说一下,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对于一个生产单位而言,其劳动成果就会具有一个特殊的属性,即“商品”,----用来交换的物品。(by the way again,从“交换”这一基本概念,就会引出“货币”这一“一般等价物”的另一个大概念。)------而“交换”这一行为的产生前提,就在于生产者对其劳动成果的占有。----对于这个原理,现代史上曾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大跃进期间,由于所谓的“公有制”之风刮满全国,东哥的四大秘书之首,后来的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就提出要取消“商品生产”,遭到了东哥的严厉批评。----简单讲,陈伯达错误的要害就在于,取消“商品生产”就意外着无视“社会分工”了。

    好,话到这里,有同学可能要说了,小史啊,看来你扯了半天,居然是说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将指向“私有制”了,你这不是大大大毒草啊!-----其实不然,因为俺的说明才刚刚开始。----上面说到的“按劳分配”会导致“私有制”这一情况是有一个大前提的,这个前提就在于,当生产的规模还停留在“小生产者”阶段,(通俗讲就是“个体户”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者同时也是劳动成果的分配者,所以,要确保他们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分配是建立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之上,则必须明确他们对其占有权利。

    事实上,在传统的“马原”理论里,这种生产方式是不应该存在于比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还要先进很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对于后者而言,基本的生产方式将是组织起来的社会大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基本的生产者并不参与对劳动成果的分配。(现代社会里,我们见过生产线的工人对工厂产品有支配权吗?)------事实上,在同样社会化大生产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成果的分配是掌握在劳动的组织者手里。(或者说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手里,这两个定义并不完全重合,此处为行文方便,不展开),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所有者往往会采取独占大部分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因为导致在整个社会方面,生产无法长期继续。(相关资料可见俺之前的帖子,链接出处),所以,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下按劳分配的制度,实际是指对无法参与对劳动成果分配的一般劳动者的一种“狭义”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工人,但技术高的,资历久的工人是八级工,而技术差的,新来的是小青工,在工资上会有几十块的差距。-------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分配”角色,在经典的马原理论里,实际上是由国家担任的

    那么,行文至此,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私有制”和“公有制”,并非一个僵硬的概念,而是一个与生产方式(或者生产力发展水平)形成皮与毛,表与里的一种相适应的关系。-----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经济学现象时,必须抓住“适应”与否这个鉴别标准,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了。-------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当代史而言,实在是有太多的故事和教训了。

    好,回来,当上文提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的分配角色是由国家扮演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澄清一点,即在实际操作层面,并没有一个叫“国家”的大神来料理此事,---而是必然会落实到一群有权威,有实力,也有能力来完成这一任务的人群。------而这个推导,应用在历史方面,就让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的窗口。------TG最核心的那一群人他们治国的权威来自于作为一个庞大组织的TG的力量和他们的军事胜利,这个前提是那些奢谈“人权天赋”等等的理论家所不敢正视的。脱离了这个最重要的渊源,就脱离了我们讨论中国当代史的基本点。----而这,正是政治经济学里面经济和政治相互影响的一个绝妙例子。

    然后,我们可以将视角更贴近一点,即当作为人而言,作为组织而言,这一群核心TG领导层是如何发展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能依然保持那歌声里远大的信仰和顽强的战斗精神吗?随着第二代,第三代的成长,他们又将如何交班呢?我们也因此能仔细查看,作为核心TG里面开国八柱国(此处是泛指)各流派之间纷争渊源和纵横开阖,并体会到这种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如何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螺旋式上升的。-----而当我们的观察面到了这个层次时,才能够使得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有可以操作实用的价值。----换句话说,站在这个层面,我们才知道所谓的八卦和细节中的党史,其实暗藏了很多影响中国发展的线索。

    嗯,频道再一次换转,在观察政治经济学的进程里,我们同时还必须更深入地考察经济学本身的规律是如何在和政治结合的过程里磕磕碰碰前行的。-----比如,社会资源的流动是平均地,如池塘落石般从圆心向外扩张的?还是如雪球滚落山坡那样,赢者通吃进而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分别日趋悬殊的?又如创新和国际生产大分工这两个传统马原忽视的领域是如何冲击整个马原理论架构的?这些的问题,在我们不断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将不可避免地使得对政治经济学整个的认识有一个贯通的效果。当然,这个展开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文章了。

    拉杂地先写到这里吧,后面的以后再来。晚安。

    通宝推:lix,diamond,切地雷,如有神助,陈王奋起,代码ABC,
    • 家园 咦,好像必须冒个泡了耶

      恩恩,<。)#)))≦我所欲也,一斤蔬菜换一斤鱼,我看行。

      祝文恭兄龙年大吉,健康开心!

      • 家园 嗯,谢谢荷子兄,祝您龙年万事如意,生活安康!

        俺是太忙了,来不及把下文在年前写出来,只好先给您老拜年啦。

    • 家园 【讨论】按劳分配不是社会主义,等劳分配才是

      按劳分配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中共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很多类似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从老毛往下算,恐怕都没搞明白什么才是社会主义。到晚年,老毛有些醒过味儿了,才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跟旧社会没什么两样”的话。

      按劳分配说的是资本家,包括以国营或国有企业面目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按照工人的劳动量分配工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从表面上看,这样很公平,实际上,也确实比平均主义大锅饭强。但是,这里面的逻辑陷阱在于,所谓的公平,是指多劳和少劳的工人之间的分配公平,而不是整体的工人阶级和资本阶级之间的分配公平,是在资本家拿走剩余价值后的所谓分配公平。

      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全体个人获得的工资总额,等于全体工人的劳动力再生必要条件,通俗的说,就是让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能活下去并不断为资本家创造利润的最低生活条件,包括衣食住行、教育和生育的开支等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生活成本不同,也就是劳动力再生必要条件高低不同,这就是工资水平的国家差异和地区差异的根本原因。多劳的工人可以获得超过平均的工资,生活可以相对改善,少劳的则过得更困苦,这样资本家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驱使工人工作,多赚利润。

      资本家从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出发,总是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直到保证能劳动力再生必要条件的最低限度为止。所谓劳动力再生必要条件,就是指工人经过一晚的休息,第二天能照样干活,还包括必要的教育和培训开支,以便工人能胜任岗位要求,还包括生育的开支,以保证后续的劳动力大军源源不断。资本家必须这么做。如果某个资本家发善心,多发工资,就会降低资本利润率,在资本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被淘汰。所以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不以某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当然,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工人觉悟的提高,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斗争取得更好的待遇,比如在西欧北欧某些国家的情况。然而,出于逐利的本性,资本会抛弃这些国家,从劳动力再生必要条件高(高工资高福利)的国家和地区向低的地方转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范围的产业转移和欧洲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上面的道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的很清楚了。下面是我的个人发挥。

      真正的社会主义分配方式,是等劳分配,也就是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所谓等量劳动,就是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对应的劳动成果。暂时忽略原材料等成本,简单举例来说,制鞋工人共有1万人,年产鞋10万双,另有一万农民,年产大米5000万斤,每人每年的最低需要是1双鞋和1千斤大米。资本主义条件下,两万人只能获得2万双鞋和2000万斤大米,其余的都是资本家的利润。社会主义条件下,计算可得,每双鞋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是0.1人年,每1000斤大米的则是0.2人年,作为一个整体,全体工人和农民共付出劳动20000人年,暂时不考虑公共积累问题,20000人年的财富全部分配给大家,可以买下全部社会产品,没有剥削,这就解决了资本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问题,也不会有经济危机,不需要把牛奶倒进河里。

      等劳分配不是记工分,不是大锅饭。还是上面的例子,如果某制鞋能手一年做了20双鞋,是平均值的两倍,就可以领取20×0.1人年=2人年的工资,工资同样加倍。如果某懒汉一年只收获了2000斤大米,他只能拿到2×0.2人年=0.4人年的工资,光脚饿肚皮实属自找。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等劳分配下的按劳分配,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所以苏联和中国过去搞的,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搞出了问题,也不能赖社会主义不对,也谈不上社会主义失败什么的。歪嘴和尚念错经,不能说人家的经写的不对。

      当然,实际中要考虑质量因素和劳动复杂度等等因素,这种分配方式只适用于工业化大生产,比如电力、冶金、化工等等部门,不适用于小生产,比如小作坊、自耕农。此外,还必须扣除原料和能源的消耗,还要扣除公共积累、养老金、疾病保险、技术研发、扩大再生产等等开支,不可能全部吃光分净。

      • 家园 等劳分配不是很容易呀

        经济是稀缺的,发展经济就要倾斜,也就是一个经济部门中的等量劳动不可能得到另一个经济部门同等劳动量的平等分配。

        想想当年的跳农门就知道了。

        在达到所谓的最高境界之前,不平等是常态,平等才是非常态。

        • 家园 平等的基础在于人的平等,稀缺和倾斜不是不平等的原因

          不同部门间的交换关系的基础是承认人和人是平等的,人的劳动时间是平等的,人的生命是平等的,无论从事什么职业。社会主义下,倾斜和稀缺不影响这种平等。稀缺资源不是资本家牟利的工具,而是全民所有的,人人按照自己的劳动,而不是对资源的占有,领取报酬。至于倾斜,社会当然会在某阶段倾斜于某一产业,比如现在中国铁公基,但这种倾斜在社会主义表现为社会总劳动力的分配方式(更多的人从事某种劳动),而不是资本家的超额利润(某种行业可以获得超出平均的利润)。这是一种不平衡,但每个劳动者,无论行业,都是平等的。

          就算达到所谓的最高境界,姑且称之为共产主义吧,不平衡是常态,社会必然是动态平衡的,旧平衡必然是不断被打破的,新的平衡是不断建立的,这是社会演化的常态,否则社会就是一潭死水,就趋向灭亡了,呵呵。

    • 家园 莫怪罪,行文明显有葡萄风格。
    • 家园 史兄这帖冷清了,加点人气

      转载来源:恩格斯《反杜林论》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一、对象和方法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

        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不论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按照所由发展的历史前提,各自都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分配形式。但是很明显,大农业所决定的分配,总是和小农业所决定的完全不同;大农业以阶级对立为前提或者造成阶级对立——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谣役农民,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在小农业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之间的阶级差别决不是什么前提,相反地,正是这种差别的存在标志着小农经济在开始瓦解。——在至今还完全是或主要是自然经济的国家中,金属货币的采用和推广,总是同先前的分配的或慢或快的变革相联系,这种变革使个人之间分配上的不平等,即贫富的对立,日益增长起来。——中世纪地方行会的手工业生产使大资本家和终身的雇佣工人不可能存在,而现代的大工业、今天的信用制度以及与此二者的发展相适应的交换形式,即自由竞争,则必然要使他们产生出来。

        但是,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特权的和被损害的、剥削的和被剥削的、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也就同样具有了这样的职能: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

        可是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但是,某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是活跃,越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达到超过它的母体的阶段,达到同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冲突的阶段。前面已经说过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们内部产生财产上的差别从而发生解体以前,可以存在几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则相反,它存在还不到300年,而且只是从大工业出现以来,即100年以来,才占据统治地位,而在这个短短的时期内它已经造成了分配上的对立——一方面,资本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一无所有的群众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趋于灭亡。

        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以致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多半已经过时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298,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愤怒是适得其所的,可是愤怒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下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材料。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表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富的资本家和人数越来越多而总的说来处境越来越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资料。

        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虽然到17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①,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在我们从哲学方面充分地认识了我们的“批判的奠基者”杜林先生和他的方法以后,我们也就不难预言,他将怎样理解政治经济学了。在哲学上,当他不是简简单单地胡说八道的时候(像在自然哲学中那样),他的观点是对18世纪的观点的歪曲。在他看来,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自然规律,是永恒真理。道德和法这样的社会关系,不是按照当时历史地存在的条件决定的,而是由著名的两个男人来决定的,两人中的一人或者压迫对方,或者不压迫对方,可惜后一种情况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纫果我们作出下面这样的结论大概是不会错的:杜林先生同样也会把经济学归结为各种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的自然规律、同义反复的毫无内容的公理,而同时又把他所知道的经济学的全部积极的内容再从后门偷运进来;他不会从生产和交换中引伸出作为社会现象的分配,而是把它交给他那赫赫有名的两个男人去作最后的解决。由于这一切都是我们早已熟悉的把戏,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得简单些。

        真的,在第2页上299杜林先生已经向我们宣称他的经济学涉及他的哲学中“已经确立的东西”,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依据的是更高级的、在更高的研究领域中已被完成的真理”。

        到处都是喋喋不休的自夸。到处都是杜林先生为杜林先生所确立的和完成的东西高奏凯歌。确实是完成的东西,这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但是完成得像熄灭一根冒着烟的蜡烛一样①。

        紧接着,我们看到了

        “一切经济的最一般的自然规律”——这就是说,我们猜对了。

        可是这些自然规律要使人们正确地理解过去的历史,只有人们“用更确切的规定研究这些规律,即通过政治的隶属形式和组合形式而获得的这些规律的结果。像奴隶制和雇佣奴隶制这样的体制,连同它们的孪生兄弟即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应当被看作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它们在到现在为止的世界中构成框架,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在这种框架里才能显示其作用”。

        这段话是一套开场锣鼓,就像瓦格纳歌剧的主调一样,告诉我们那两个有名的男人就要出场了。但是它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它是杜林的全书的主题。在谈到法的时候,除了把卢梭的平等论翻译成拙劣的社会主义语言以外①,杜林先生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而比这种翻译好得多的东西,许多年来都可以在巴黎的每一家工人咖啡馆中听到。在这里,他把经济学家的怨言翻译成一种并不高明些的社会主义语言,这些经济学家埋怨说,国家的干涉、暴力的干涉歪曲了经济方面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及其作用。这样,他就理应在社会主义者中完全陷于孤立。每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都很清楚地知道: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引起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是他受剥削的基础,这种关系是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而决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

        往下,我们听到,

        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可以区分两种过程,即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此外,以肤浅著称的让·巴·萨伊还加上了第三种过程,即消耗过程,消费过程,但是他和他的门生在这方面都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是,交换或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项目,使产品到达最后的和真正的消费者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切,都属于生产。

        杜林先生把生产和流通这两个虽然互相制约但是本质上不同的过程混为一谈,并且泰然自若地断言,排除这种混乱只能“产生混乱”,他这样做只不过证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正是流通在最近50年来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他书中以下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还不止于此。他首先把生产和交换合而为一,统称为生产,然后使分配同生产相并列,把它当作同第一个过程毫不相干的、完全外在的第二个过程。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分配就其决定性的特点而言,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些关系和前提,我们就可以确实地推断出这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但是我们也知道,杜林先生如果不想背叛他在道德、法和历史的观点方面所“确立的”原则,他就不能不否认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特别是当他需要把他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男人偷运进经济学中的时候。在分配终于同生产和交换脱离了一切联系以后,这一伟大的事变就可以发生了。

        同时,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在道德和法中问题是怎样展开的。在这里,杜林先生最初只是从一个男人说起,他说道:

        “一个人,如果被设想为单独的人,或者换句话说,被设想为同其他人没有任何联系,那么这个人是不会有什么责任的。对他来说,不存在义务,只有意愿。”

        可是这个没有责任的、被设想为单独的人,如果不是天堂里的不幸的“原始犹太人亚当”——在那里他没有任何罪恶,因为他没有任何犯罪的可能,——还能是别的什么人呢?但是,连这位现实哲学的亚当也是要犯原罪的。在这位亚当之旁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虽不是卷发垂垂的夏娃,也是第二个亚当。于是亚当立即有了责任,而且——破坏了这个责任。他不是把这位兄弟当作有平等权利的人拥抱于怀,而是迫使他服从自己的统治,对他进行奴役——而世界全部历史直到今天还由于这第一次犯罪所带来的后果,由于奴役别人这一原罪而受苦。因此,在杜林先生看来,这历史连三分钱也不值。

        顺便说说,如果杜林先生以为把“否定的否定”称为原罪和赎罪的古老故事的翻版就足以使它受辱,那么关于他的同一故事的最新版本,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关于赎罪,用爬虫报刊300的话来说,我们将来还要作“详细研究”。)无论如何,我们宁愿选择古代闪米特部落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是值得花费力量走出无罪状态的。让杜林先生独享用两个男人编造他的原罪故事的殊荣吧。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怎样把原罪译成经济学的语言:

        “关于鲁滨逊的想象,无论如何可以作为生产概念的一个合适的思维模式,他凭自己的力量孤独地对抗自然界,而不必和任何人分东西……对于说明分配思想中的最主要之点,两个人的思维模式是同样适用的,这两个人的经济力量合在一起,他们显然应当通过某种形式互相商定他们各自的份额。为了十分严格地阐明某些最重要的分配关系,并且从胚胎状态上、从其逻辑必然性上去研究这些关系的规律,除了这种简单的二元论,的确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在这里可以设想两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行动,也可以设想以完全压服一方的办法把力量合在一起,于是这一方被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劳务,而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着……在平等状态同一方无足轻重、另一方全智全能和独自主动参与这种状态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中间阶段,其中充满了世界历史的形形色色的现象。在这里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对历史上的各种正义和非正义的体制有一个全面的考察”……最后整个分配就转变为某种

        “经济上的分配法”。

        现在杜林先生终于又脚踏实地了。他可以同他那两个男人手挽着手向当代挑战了。234可是在这三个人的后面还站着一个无名氏。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第227页)①

        这样杜林先生就知道了到现在为止的一切生产形式(就它们运动于阶级对立中而言)所共有的基本剥削形式是什么,在此以后,他只要运用一下他那两个男人,就可以把现实经济学的根底深厚的基础建立起来了。他毫不迟疑地来实施这一“创造体系的思想”。超出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无偿劳动,这就是要点。于是,这里叫作鲁滨逊的亚当便强迫他的第二个亚当即星期五拼命做工。但是为什么星期五的工作量超过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量呢?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在有的地方也可以找到解答。可是对于这两个男人说来,这太烦琐了。事情一下子就解决了:鲁滨逊“压服”星期五,迫使他“作为奴隶或工具来从事经济的劳务”,把他“也只是作为工具”来养活。社林先生用这个最新的“创造性的说法”,收到了一举两得之效。第一,他省得费力去说明到现在为止的各种分配形式,它们的差别和它们的原因:它们简直全都毫无用处,它们都是以压服、暴力为依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等一等再谈。第二,他这样就把全部分配理论从经济学的领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领域中,就是说,从确定的物质事实的领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意见和感觉的领域中。因此,他不再需要去研究或证明,只要随心所欲地夸夸其谈就够了,他可以要求劳动产品的分配不按照其实际原因,而按照他杜林先生所认为的道德的和正义的方式来安排。可是杜林先生认为是正义的东西决不是不变的,所以就远不是真正的真理了,因为真正的真理在杜林先生本人看来“是根本不变的”。杜林先生在1868年就断定(《我的社会条陈的命运》):

        “使所有制具有日益鲜明的特点是一切高度文明所具有的倾向,现代发展的实质和前途就在于此,而不在于权利和统治范围的混乱。”

        其次,他完全不能看到,

        “雇佣劳动向另一种谋生形式的转变,怎样能够在某一时候符合于人类本性的规律,符合于社会机体的合乎自然必然性的构造”①。

        这样,在1868年: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是合乎自然必然性的,因而是正义的;在1876年②:两者都成了暴力和“掠夺”的结果,因而是非正义的。而且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位如此突飞猛进的天才几年以后会认为什么东西是道德的和正义的,所以无论如何,在考察财富的分配时,我们最好还是遵循现实的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要遵循杜林先生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一时的、易变的主观想象。

        如果我们对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它造成赤贫和豪富、饥饿和穷奢极欲的尖锐对立)的日益逼近的变革所抱的信心,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非正义的,而正义总有一天一定要胜利,那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下去。梦想千年王国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就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350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大声宣布过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发出过同样的呼声,可是后来就消失了。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这一呼声,在1830年以前受到劳动的和受苦的群众的冷遇,现在却得到千百万人的共鸣;这一呼声以各国大工业发展的同样顺序和同样强度,激动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这一呼声在一个世代内就已经获得这样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为了对付它而联合起来的势力,并且在最近的将来定将取得胜利,——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灭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消灭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造成了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阶级,它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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