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漫话打通国际 -- 灵武秋风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

走的牲口多了，也能成路。牧羊人不就跟着羊群踩出来的小道信天游吗？

人好逸恶劳所以发明了车。车有轱辘，要行得平稳就得把人畜践踏的沟沟坎坎弄得服服帖帖。秦始皇上位伊始除了建长城，还修了三条“驰道”，就是今天的国道。其中从咸阳往北到九原（包头附近）的那条秦直道，好多路段二千多年还能用，工程质量绝对一流。

（图片：秦直道）

要想富先修路。路是经济命脉能加速财富增值，所以丝绸之路的中国就很富。可修路护路得花费大把银子，到今天也一样，非财大气粗的公家不可为。于是公款打造的路便叫了公路。

公路归交通部管。27年7月南京政府成立后交通部开张，规定国道省道县道的标准，宽度不低于10米8米5米。还提出以兰州为中心，建设三纵四横，总长四万一千五百五十公里的国道网，十年内完成。其中样板工程叫西兰公路，那是咱国第一条国营公路，归西北国营公路公路局打理。

西兰公路自陕西之西安起，至甘肃之兰州止，长约七百公里。昔为陕甘两省驿道，逊清平定回疆之役，曾用兵工修筑。民国初年，陕甘军运频繁，复由西北军择要兴修，试行汽车。二十年陕甘大旱，华洋义赈会以赈工改善沿路危险坡道，并加修桥涵，惟以限于经费，工程仍欠完备。…经委会鉴于该路之重要，决计拨款兴筑，以树开发西北之先声。二十三年春，组织查勘团先行查勘…至二十四年四月始告完竣。…五月起，正式行车，西安兰州间四日可达。（全国经济委员会《十年来公路建设》1936年）

拿今天的大白话扼要复述如下：

西兰公路从西安到兰州有700公里，过去是陕西、甘肃两省的商旅通道，清末左宗棠大人镇压陕甘回民动乱时曾经修整过。到民国为了跑汽车冯玉祥将军给改造了一把。1931年陕甘大旱，一个叫“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中外合资民间慈善组织伸出援手，以工代赈把这条路的险要之处加以完善，可惜差钱未竟全功。34年南京国民政府觉得此路太重要了，特意拨专款再次修过。1935年5月，西兰公路正式通车。

但凡公款消费总免不了跑冒滴漏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在所难免。这在今天司空见惯的事，80年前也有。坏就坏在西兰公路并非一张白纸从头越，不少路段都是白发对红妆，一树梨花压海棠：

…泾川县之汭河桥，工程亦大，但其三分之二，亦为华洋义赈会所筑成，西兰公路仅补筑其未完成之三分之一的部分。尤其予人以口实之处，即在西兰公路所续筑汭河桥之三分之一，完工通车不及一月，即为水所冲倒，而华洋义赈会所构筑之三分之二部分，迄今已数年之久，尚屹立未丝毫动摇！（范长江《对西兰公路之观感》1935年12月15日）

贪腐啊，得从地里刨根源。

甭管怎么说路修好了终归便捷多了，功大于过。抗战时蒋经国到西北考察，体验了一把这条国道。望着车窗外连绵掠过的左公柳，小蒋激动得语无伦次就差下车叩首了：

从长武到平凉的公路，非常的阔。这一条路，就是左宗棠造的，最阔的地方有五十公尺，沿路都是很粗大的杨柳。左宗棠从西安经兰州一直到新疆，开辟了一条三千多里的大路，两旁遍植杨柳，人行其间，只有感觉到伟大、伟大与伟大。（蒋经国《在西兰公路上》1942年5月）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坐享其成，啃老没商量。

80年前的技术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虽说号称国道，也是黄土路面。赶上夏日雨水冬天融雪，西兰公路就成了有名的“稀烂公路”。说是四天车程，保不齐十天八天也是它。交通部考虑周全，在沿途建了十处服务区，为旅客提供食宿：

邠县、平凉、泾川、华家岭一等站四处，监军镇、长武、隆德、静宁、界石铺、定西二等站六处…于邠县、平凉、华家岭三处各设旅社一所，于监军镇、泾川、静宁、定西四处，各设食堂一所。（全国经济委员会《十年来公路建设》1936年）

在甘肃通渭，有一大片山岭叫华家岭，是700公里西兰公路上最难走的。“六盘山诚然险峻，可是未必麻烦…倒是那华家岭，有点讨厌…倘在风和日丽之天，过华家岭原亦不难，然而正因为风和日丽不常有，于是成问题了。华家岭上是经常天气恶劣的。这是高原上一条山岗，拔海五六千尺，从兰州出发时人们穿夹衣，到这里就得穿棉衣。六七月的时候，这里还常常下雪，有时，上午还是好太阳，下午突然雨雪霏霏了，下雪后，那黄土作基的公路，便给你颜色看，泞滑还是小事，最难对付的是“陷"，——后轮陷下去，成了一条槽，开上"头挡排"，引擎是呜——胡胡地痛苦地呻吟，费油自不必说，但后轮切不着地面，只在悬空飞转。这时候，只有一个前途：进退两难。”（茅盾《风雪华家岭》1942）

茅老先生和鲁迅齐名，还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的《子夜》整个就是当时社会的万花筒。不过最让人心向往之的还是没多少字的《白杨礼赞》。“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茅老先生见到了“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在西北，小蒋看到了左公柳，因为能庇荫。茅老看到了白杨树，因为它有“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是一种精气神，让物种得以延续。

（照片：华家岭）

既然这么难走，何必非打此过？又不是没有其他选择。现如今的312国道和青兰高速就避开了华家岭，直接从会宁奔了定西。

好多人以为312国道就是当年的西兰公路，这不全对。实际上西兰公路没走会宁县城，从静宁出来在界石铺分道，从X076县道奔了华家岭,再北上的定西－兰州。西兰公路之所以看上华家岭，大概一是就老路，二是天水－秦安－通渭到定西的那条路，能从华家岭接入公路共享资源。

不过，从静宁到会宁到定西，当年也有一条路，红军往来电文里也叫过“大道”。这很容易混淆。解放后这条路成了国道，解放前的国道成了县道。正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地图：国军兵要地志）

西兰公路以往也叫陕甘大道。1936年秋，这条宽度在10米以上的国道成了红军会师的一道坎。国军可以由此顺畅调集人马进行阻截，也能依托公路修建起碉堡封锁线。反过来，也成了红军南北夹击的靶子。36年建军节，主席从陕北发来电报，让大道以北的红一抓紧时间休养，以便9月份在这条路上大干快上：

目前情况下野战军似宜以休养生息为主…如果我们在八月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成绩，到九月配合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的战斗，就将更有力量进行了。（《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8月1日10时半）

一个礼拜后，洛甫向时任西北局副书记的任弼时通报了这个想法：

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准备于适当时机配合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及其以北，扩大根据地（《张闻天致任弼时电》1936年8月7日）

红军把举事时机定在九月，为啥？纪念秋收起义？当然不是。这里面有三层背景不该不知。这一，是种种迹象表明小鬼子9月将在绥远挑事。一旦事发，民族矛盾盖过阶级矛盾，势必形成全民求战大好局面，有利红军顺势而为。这二，是6月初爆发的两广事变，把老蒋招到了西南，难得兼顾西北，正好有机可乘。这三，是中共已与少帅私下达成共识，联手组建西北国防政府，背靠苏联举旗抗日，就差吉日举事了。

8月9日中共的一封信，说明少帅同样看好红9月：

时机问题，完全同意我兄意见，即是不放弃九月以反日本指示德王进攻绥蒙的进机，这是政治上最好的机会。同时蒋在此时忙于西南，他要立即顾到西北是很困难的。然而西南一解决，他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我们必须在他动手之前，完全主动的发动自己的计划，不使自己处在临时应付的被动地位，这是基本的原则。（《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张学良信》1936年8月9日）

说白了，没老蒋捣乱，一切都好办。老蒋一掺和，啥事都麻烦。

中共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不光指望少帅枪口对外，还准备假手东北军打通新疆，即打通国际。两个月前，中共电台刚与莫斯科恢复通信，便告知下一步“东北军部队将占领兰州和肃清朱绍良部，并控制从兰州通往哈密的道路”（《中共致王明电报第一号》1936年6月26日）。

中共在信里跟少帅商量，备货归我，物流你来。同时很贴心地告知，假如你不方便，我也能一条龙全部搞定：

对甘、凉、肃的占领，最好使用东北军的一部，留出红军在外面用，但如东北军觉得有困难，便以红军之一部用于此方面。因为拿打通苏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较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新疆的协助与苏联的接济，已不成问题。（《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张学良信》1936年8月9日）

此时红二四已开始北上过草地，向甘南进发。一边是国军，一边是红一&少帅&红二四，好似三英战吕布。给少帅的信发出3天后，中央给红二四发了一份战略建议电，告知下面三步怎么走：

二、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李忠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外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一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马步芳兵力之东援，以便甲军派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入甲军之手。（《洛育恩博稼怀凯泽致朱张任电》1936年8月12日）

甲军是东北军代号，李忠是于学忠化名。这一步是让红二四策应东北军，坐实兰州接管河西走廊。

第二步：

…完成上述任务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同上）

从上下文看，此处甘北是指时为甘肃的海原固原同心城一带。和朱张电文里的甘北指河西走廊的甘凉肃不是一码事。

（地图：1933年甘肃）

第三步：

…从十二月起，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同上）

12月正是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天堑变通途的大好时节。中共打算近途远道两不让，一路请少帅去新疆，一路让红军奔外蒙，以契合双桥好走独木难行的农谚。

对红军来说，这个方案的核心是先到“甘北”大会师，然后合力攻宁夏。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红军跟东北军是不打不相识，本来切身利益没啥冲突掐着就没劲，又何必两败俱伤亲痛仇快？要说少帅对红军发萌生情源自本能，那倒未必。当时中共瘦小枯干离高帅富差得太远，可背后的阔亲戚谁都看得见。少帅要跟老蒋翻脸，东北军每个月的开销便没了着落。无饷不军，除了红军哪支军队不靠军饷撑着？没银两队伍还不散了？没了军队少帅就算心比天高也是一文不值。

靠中共？红军自己还手心向上管少帅借钱要枪呢。唯一的指望，只能是莫斯科。嫁给中共，等于嫁给财大气粗的老公公，一切还不迎刃而解？为表忠心，少帅甚至提出要入党，以求脱胎换骨变成份。

爱情是盲目的，高潮来了谁还顾得上人生戒律？天真的中共满心欢喜禀告了莫斯科，万没想到，家长不同意！问题很严重。就在安排完东北军和红二四的第三天，国际来电了。明确表达了对中共瓦窑堡会议的一些主张“殊感不安”，“你们的报告中甚至还说要接纳张学良加入共产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

家长的脸色不好看。小情人不招待见的原因，大约来自两方面。其一，张学良的历史问题。中东路事件让少帅在国人面前出尽风头，也让老毛子对他宣判了永不翻案的政治死刑。其二，莫斯科的国家利益。要掣肘日本打苏联，中国无可替代，这自然是指望委员长的国军。中国红军那点儿家当，杯水车薪青烟一缕耳。

所以，莫斯科一边跟老蒋频频套近乎――这些中共不知情，一边明确指示中共，统一战线的对象只有一个，是委员长，而不是别人。

如此一来，私下里的呢喃燕语美好憧憬瞬间碎成饺子馅，这可如何是好？还不能明说，怕伤了少帅的满腔热血一颗红心。可万一东北军到新疆吃了闭门羹，岂不更恶心？

时不我待。消化完国际指示，主席赶紧与彭老总沟通，新疆这边也自己上吧。毕竟，这条路更重要：

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静宁、天水地区）箝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之把握否…

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敌，看一四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作战结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8月22日）

主席的想法是红一不变，红四替代东北军从青海奔新疆，红二在西兰公路附近钳制毛炳文王钧何柱国，作为机动。看得出，论作战，彭大将军是可以推心置腹滴。

一天后，中共高层又致电红二四，既是征求意见，也算吹个风。

为慎重考虑行动问题起见，请以下列各点见告：

依据现时力量，假如以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而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洛育恩博泽致朱张任电》1936年8月23日）

说起来红二四北上，红一的拉动起了很大作用。一年前中央北上国焘南下，双方分了家，可电台联络没断线。到陕北后八面风来满眼春，不断通过红色电波给偏居西康的国焘传递国内外大事，特别是共产国际的消息。36年5月林育英等联名致电红二四，通报了一连串重大利好。在红一西征、“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后，还有振奋人心的“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陕北因此建议“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天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还说，“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育英洛甫泽东恩来博古德怀林彪海东致电朱张刘徐陈并转任贺肖关夏》1936年5月25日）

东北军不阻拦，红一过来策应，军事压力骤降。再加上此时双方各退半步，同意平等交往遇事协商，政治障碍也被跨越。还有啥呢？就坡下驴吧！仅从生存角度，北上也比西康强得多得多，且不说还能“或出甘肃，或出青海”了。

6月10日朱张率红四众将领联名回电，告知“我们拟于六月底出动，向夏、洮西北行动，大约七月二十日前后可达夏、洮。”（《张朱陈徐何傅曾纯致育洛毛周博彭林徐电》1936年6月10日）

署名中的何是何畏，傅是傅钟，曾是曾传六，纯是周纯全。分别时任红四红军大学政委、红军前指政治部主任、红四政治部副主任兼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四政治部主任。

从地图看，夏、洮即甘肃西南部的大夏河、洮河一带。夏洮西北已是青海地界，“向夏洮西北行动”不就是“出青海”嘛！如此不仅能规避驻扎在定西陇西毛炳文的第37军、天水武都王均的第3军，还有陇南甘谷的胡宗南。

（地图：1933年夏洮流域）

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仿佛配合红二四北上，老蒋把胡宗南调去湖南应付两广事变，甘南一时空虚。陕北闻讯大振，立刻致电红二四，告知“时局已起重大变化…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理由之一是“甘南敌情较弱。胡宗南调走后，仅余王均、毛炳文、鲁大昌等部”。（《育洛恩博泽彭致朱张转任电》1936年6月19日）

甘南离夏洮也不远，偏东一些而已。这意思是别出青海了，还是出宁夏吧。因为“我们欲在西北建立局面，必须联合回人，否则将有重大不良影响。如出夏洮，引起冲突之可能极大。”（同上）不过，两个月后让红四准备进取青海时，就顾不上“重大不良影响”了。一块石头存心再好，挡了道，只好一脚踢开。老马说过的：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7月下旬，红二四正在北上过草地。陕北来电催促，要“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育洛泽恩博德致朱张任》1936年7月22日）

这个方案被接受。红四走出草地没几天，就发动了岷洮西战役，向甘南进发。以求“先机取得洮、岷、西固地区。主力向天水、兰州方向进展，策应一方面军”（《岷洮西固战役计划》1936年8月5日）。

“洮”指洮州旧城，即临潭。

（地图：1933年岷洮西）

根据家长旨意，8月25日中共向莫斯科汇报了不靠少帅的新计划：

…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的确实的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其部署拟略变前电计划，大致可定为：

（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十二月开始渡河。

（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方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约于夏季到达肃州附近。（《洛甫恩来博古泽东致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

与此对应，当天毛周彭联名发布《训令》，分派了各部9到11月的任务，红一是“消灭二马于运动战中…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红二四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毛泽东年谱》1936年8月25日条）

注意呦，这份9到11月的菜谱上，西兰公路榜上无名。

此时中共的判断是，“广西与南京的斗争尚未解决，估计蒋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出兵到西北时，尚有两个月左右。”（《育洛恩博泽致朱张任电》1936年8月30日）也就是说，至少到11月之前，红军有充足时间准备一切。

老蒋的算盘珠子可不是任人随意拨动的。算起来，时为中华民国最高统帅的老蒋从北伐开始，一直都在安邦平乱中摸爬滚打，与军阀的对阵更是从未失手。从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到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哪个威震一方的风云人物从委员长身上讨过便宜？这次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着抗日旗号跟老蒋叫板，有戏吗？

没戏。你不要抗日吗？我也抗日，但不打无准备之仗。全国一盘棋，单独行动只能让鬼子各个击破，岂不让亲者痛仇者快？你不两广联手吗？我就分而治之，瓦解你的联合阵线，先把广东拿下，孤立广西。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老蒋凭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不战而屈两广军，兵不血刃化危机。

处理两广事变，老蒋玩的漂亮，三下五除二搞定一切。之后，快马加鞭未下鞍，扭脸回了大西北，迅速之快大大超乎意料。9月15日12时主席告知彭老总“胡主力前进甚速”。17日12时主席再次向彭通报“胡宗南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而半个月前，中共还说“估计蒋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出兵到西北时尚有两个月左右时间”。

之所以如此神速，全拜现代工业之提携：老胡坐的是火车。当时陇海铁路西段已经通到了咸阳，就算没高铁，也比汽车快不少。

老胡回师西北的消息，很快为红四所知：

蒋派胡廿一个团入甘…约10月上旬到天水…一来电主张过黄河，在西宁、宁夏、甘凉发展…（《朱张致徐陈周电》1936年9月9日）

朱张向徐陈陈述的，是兵分两路分出青宁的计划。两天前，共产国际在克里姆林宫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同意了这个计划：

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季米特洛夫日记》1936年9月7日条）。

引文括弧里的“通过向宁夏和新疆…”是季米特洛夫自己写的。

很快，国际把这个决定通知了陕北。“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区域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在占领宁夏区域后，将给你们帮助。”（《共产国际致泽东洛甫恩来博古电》1936年9月11日）这意思是说，兵出两路没问题，只是别再往西了。从地图解读就是到甘凉肃打住，别往新疆跑。宁夏离得近自然先到，到了就输血。

9月14日陕北把国际来电通知了朱张任，不过在部署上，出甘西的一路取消了，红四的任务是“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即转道宁夏了。

不是吧，半个月前的训令，西兰公路不是没中标吗，咋一下子坐上中堂了嗫？收买评委了吧？

没错。这评委，叫胡宗南。

说起来，当初红四没按自己意愿“出青海”而是“出甘南”，一个重要考量是“胡宗南调走”后“甘南敌情较弱”。后来红一四准备分攻宁青时，“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敌”，客户名单只有毛炳文王钧何柱国，没胡宗南什么事。现在备了三桌菜，来了四位爷，不请自来的胡四爷还是个肚量体重一个顶俩的蒋门神，如何圆通？

9.13，一个很好记的日子，国焘给徐帅发了份电报：

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叶、柴带两团及电台，即向会宁、静宁大道青家（江）驿或界石铺突击…（《国焘致向纯电》1936年9月13日）

“向西北进”，当然指河西走廊的甘凉肃。不过也不能抹脚就走，怎么也得给老胡点教训吧？

当天，朱张陈拟定了作战方案，建议红一与红四联手，侧击老胡：

情况：敌以各个击破我军之目的，企图以胡、王、毛、孙四个纵队首先与我四方面军决战…

对策：…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时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

部署：我一方面军主力由海原、固原地区向静宁、会宁以北地区活动，南同四方面军在静、会段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中之胡敌，并阻止其停滞静宁以东。…

四方面军除以93师主力即向静会段以南地区活动外，以一部机动兵力集结陇西、武山，并适时以8团以上兵力打击静会间之敌，相机打通一方面军。…（《朱张陈致毛周彭贺任刘》1936年9月13日20时）

胡王毛孙的孙指孙震，他的第41军正从川北赶过来。

这个方案是朱张陈搞的，红四总指挥徐帅没落款。咋回事？原来徐帅有想法，觉得在西兰公路打仗，胜算不大：

我仔细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主要问题是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我们沾不到便宜。据情报说，胡宗南的第1师、第18师十八日即可抵咸阳，第43、47两师随后跟进，再加上王均第3军和毛炳文师及川军的兵力，敌优我劣的态势相当明显。而战场选在西兰公路附近，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我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的左右夹击…（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这段文字的校对很差劲，当时老胡属下是第1、78师和43、97师，那个18师和47师明显错印。此外毛炳文是37军军长，下辖第8、24两个师，那个“毛炳文师”指谁？

徐帅觉得还是不打为上：

我向朱、张建议，以一部兵力速围马步芳的家乡河洲，吸引马敌，主力乘虚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收到朱张陈此电之前，陕北也制定了作战方案，发给了朱张任，“请兄等考虑电复”：

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以下部署：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

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

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

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陕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致朱张任电》1936年9月14日18时）

这俩方案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对付胡宗南，是三军联手还是二四独挑。9月15日，中央收到朱张陈9.13电之后，回电说：

战略建议电发出后，适接十三日廿时电，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军占领该线…

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能离开甘宁边境。对东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一个军协助之，请斟酌。（《毛周彭致朱张陈并任贺刘》1936年9月15日15时）

哎――，不对呀，7.22不是还说“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8.7也说红一“准备于适当时机配合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及其以北”，怎么节骨眼上变了卦，啥意思啊？

从8.1那天主席给彭老总的个人电报看，当时确有配合二四夹击的想法。主席嘱咐红一好好休息，“到九月配合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不过从7.22电报看，红一要在西兰公路夹击的，是何柱国和毛炳文。

这些电文很容易误读成，只要红四到了位，红一就会赶来双风贯耳击掌相庆。结果，当明白红四只能独自“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时，免不了措手不及之余，生出些想法。

双拳都没把握，何况单挑？9月15日19时徐帅给朱张陈打电报，再次提议红四从兰州西南的永靖渡河。随后，9月17日晚六时许，朱张陈致电毛周彭，询问攻宁夏与甘西何为重点？提出“如四方面军不在西兰路钳制胡敌”，一方面军能否单独攻宁；如四方面军乘势速经河洲附近过黄河抢占永登，是否有利于一方面军行动等。

主席一定看出了红四的心思，于是来电解释为啥红一不能南下：

因马鸿逵有廿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等军在我军侧后，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毛周彭致朱张并任贺》1936年9月19日15时）

其实这些敌情两个月前就存在。唯一的变化，是胡汉三回来了。

对红一威胁最大的是固原的何柱国。那个南北夹击的承诺，不就是为了“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吗？7月22日，何柱国开始集中五个师向红一攻击，主席立刻电询彭老总“我军如何部署？如与之决战，须集中最大兵力为有力”（《毛泽东年谱》）。7月27日何柱国收复了同心城以南的七营，恢复了被红一阻断的固原到中宁的交通（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9月中彭老总向主席报告“何敌连日积极北进企图封锁，如被其完成封锁计划，以后突破非常困难…胡宗南入陕甘消息以来，何敌更为积极”（《彭德怀致毛泽东电》1936年9月17日）

9.18，又是个好记的日子，主席指示彭老总说：

打击胡军，须以四方面军为主力，在其部署与决心未明之前，一军团主力暂时宜在现地待机。如能在固原北部再给何柱国一个打击，使后路无被切断之虞则更稳妥。

将来进攻宁夏，一方面军只能从盐池、豫旺、同心城分路前进，而以同心城以西划为四方面军之作战线，故后路保持甚重要。（《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9月18日20时）

（地图：红一出发地）

说到底，根子还在胡宗南。老胡一回来，老何直扎刺。这下子，红一指望红四夹击何柱国没戏了，更谈不上主力南下与红四夹击胡宗南了。所以，只好放弃攻青海，让红四赶过来把西兰公路挑起来。

同一天，在甘南岷县三十里铺的西北局会议上，通过了红四北上的《静会战役纲领》。

静会战役纲领：

…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朱张陈致徐向前电》1936年9月18日20时）

就是这个纲领，让陈昌浩跟国焘翻了脸。国焘夜半出走，去漳县哭诉。徐帅后来回忆：

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

此刻，徐帅主张的避实就虚“出青海”，成了不二选择。

几天后在漳县“续开西北局会议”上，静会战役纲领被推翻。

（地图：1933年永靖循化）

9月22日晚，红四给陕北打电报摊牌，告知改主意了：

估计到一、二两方面军能够牵制的敌人和四方面军的实力，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

我们提议为如下部署：四方面军以基干两个军，迅速由兰州南面之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朱张徐陈致毛周彭电》1936年9月22日20时）

然后，“以有力一部向一条山、靖远、中卫活动，配合一方面军有靖远、宁夏渡过黄河，形成会合和互相策应形势”（同上）

这意思是说，红四先过河，然后从河对岸接应红一。

这方案可行吗？不知道。因为没验证。

之后几天，双方电报往来频繁。红一告诉朱张说312国道隆德到定西段上“不会有严重战斗”，且“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红四则问“胡宗南部入甘，不知兄等有何根据来估计在隆、静、会、定道上不致有严重战斗？”红一苦口婆心道“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红四则力陈“胡宗南入甘必然会向我们积极进攻，且有后续部队增加可能…如果一、二、四方面军都集中西兰公路以北…敌主力由西兰公路向北压迫，整个红军将陷于狭小地区…”

嗨，不就是“先会师再渡河”，还是“先渡河再会师”吗？跟先迈左腿还是右腿啥区别？非也。先渡河，红四避开了强敌，安全系数大增，红一则正好相反，没准这河过不去了不说，还有更大麻烦。而且，从政治层面上，主席担心过河后的国焘会一气奔了甘凉肃，快煮熟的鸭子飞了。

中共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怎么大敌当前红军内部却像大专辩论会各执己见难统一？

还不是因为中央自降身段。四个月前为南水北调，陕北曾向国焘妥协：“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毛泽东年谱》1936年5月20日条）。这意味着大家平起平坐谁都不是领导，像第二国际，一切商量着来。

在策略上，这叫以退为进。国焘因此放弃了自立的中央，朝着党内统一迈了一大步。引发的副作用是，两边都有党，都能且仅能指挥自边的部队，没了最高权威。

危险时刻在逼近，再继续扯皮只会两败俱伤渔翁得利。这次，轮到国焘妥协了：“统一领导，万分必要…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我们当遵照执行。”（《朱张徐陈致英洛泽恩博稼贺任关刘》1936年9月26日12时）

平衡被打破，中央立刻当仁不让理顺关系，给朱总司令张总政委发来指示：

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箝制敌人…党中央（《中央致朱张电》1936年9月27日）

时不我待。此时红四选定的渡河地段，“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要过河，只有华山一条道了。

历史巧合有时让人难以置信，要不是真实发生过，有人信吗？

9月28日，以中革军委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焘名义，颁布了重新制定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红四分五路纵队北上，10月10日在会宁与红一会了师。

西兰公路上真的没发生严重战斗。老胡怎么闪了？

麻秆打狼两头怕。你当老胡不怕呀？人家压根没敢走西兰公路，而是从咸阳直奔天水会师王钧，冲着孤悬在外的红二去了。

人这辈子总有做不完的选择题。张三还是李四？技术还是官僚？继续服役还是申请转业？安分守己还是下海扑腾？……没完没了。

那年提干前夕，喇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现役军人也有份。团里绿灯大开，这让人为难。考吧，万一不幸录取了，还得俩兜再耗四年。不考吧，正版大学生的诱惑实在难以招架。咋整？

凡人为自己纠结。伟人掂量的，是国家命运革命前途。1936年6月29日，主席给彭老总打电报征求意见，也是遭遇了二选一：

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

咱国的正北是外蒙古，跟苏联接壤的只有东北和新疆。东北叫鬼子占了，去不了。走宁夏及绥远，说的是到外蒙边界。而河西走廊的甘凉肃即张掖武威酒泉这条路，西去能通新疆，北上也能到外蒙。

此时的外蒙，说是中国领土其实跟苏联的差不多。新疆的一把手盛世才虽是国府委派，却也天高皇帝远的正向苏联投怀送抱。所以只要到了外蒙或新疆界，差不多就能递手交货了。

要说外蒙跟苏联的不清不白，那可话长了。

外蒙和内蒙本本是分居度日的亲兄弟，两家在地理上隔着一片大沙漠。外蒙也叫漠北蒙古，内蒙也叫漠南蒙古。这意思跟河北河南差不多，只不过中间横的不是黄河而是戈壁大漠，孤烟落日英雄射雕的大舞台。

老话常把长城以北叫塞北，塞北的雪就是大漠的雪。始皇帝那会儿，长城是秦朝疆土的西北边境线，蒙古哥俩都在境外，不归咱家。

（地图：公元前211年秦）

秦长城的西端，也就修到甘肃岷县这块，中间还被孟姜女强拆了一段。到了汉王朝，咱领土猛增，长城也修到了玉门关。

那时候塞外就是国外。昭君出塞是走出国门嫁了老外去和亲，卫青霍去病出塞则是去漠南漠北马踏匈奴扬名立万，软硬兼施刚柔并济嘛！

西汉铺就了难以企及的辉煌，以至于世世代代的孝子贤孙甭管混得咋样，都能底气十足地说“咱祖上…”如何如何。隋朝名将杨素为前人壮举折服，写诗赞叹道：

漠南胡未空，汉将复临戎。飞狐出塞北，碣石指辽东。冠军临瀚海，长平翼大风。云横虎落阵，气抱龙城虹。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

乱世不说了。到了大唐建朝，漠北这片已成了突厥家园。突厥人善骑射强悍无比，经常不请自来闯入塞内烧杀抢掠。有次竟杀到了长安附近，逼着太宗李世民屈尊俯就破财送礼才姗姗退兵。这事儿让小李记了仇，手头一宽裕就派了十万大军出师塞北，彻底灭了东突厥。漠北高原自此归了大唐，长城成了裤腰带。

（地图：公元669年，唐）

轮到赵宋登台，重文抑武和平麻痹，一边是清明上河宋瓷宋词四大发明产其三，一边是风波亭靖康耻杯酒释了将军权。人善被欺马善被骑，没多久大漠就被大辽契丹人拿走了。

一代天骄横空出世，先是在漠北搞了个大蒙古国。后来他孙子忽必烈建起了元朝灭了南宋定都北京，大漠江南重新成了一家亲。

（地图：公元1280年，元）

再后来汉人复辟，朱元璋把蒙古人赶回了塞外。明成祖，就是那个下令修建北京故宫的朱棣，曾亲率大军五次出塞征讨，倒也威风一时。不过，老朱家的治国方略总的说来是陆上防御下海扩张，南边三保太监的船队独步世界频挂云帆济沧海，北边戚继光的子弟兵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修长城。结果，海底遗撒的无数财宝留给了世界人民，陆上残存的万里长城成了后人啃老的摇钱树。

（地图：公元1433年，明）

再再后来满清入关，汉人又一次被迫低下高贵的头。此时的外蒙在宗教麻痹下武功全失，一心一意信奉了藏传喇嘛教。清朝皇上为了稳定蒙藏，也对宗喀巴膜拜有加。只要心诚石头都能开出花，顺治17年（1660年），外蒙老大库伦活佛被感动得实在绷不住了，一拍大腿决定投奔满清。于是，漠北蒙古再一次走进中华版图。

（地图：公元1820年，清）

朝代更迭如同人之生死，到了大限上帝也挡不住。辛亥年武昌城头枪声响，大清国中弹倒地气息奄奄。墙倒众人推鼓破乱人捶，见风使舵的各省官僚争相宣布独立剪辫子脱马褂，然后穿上了民国外套。

砸碎旧世界易建立新秩序难。废墟上挣扎而起的民国，没家伙什治国，于是祭起西方共和宪政大旗替代东方独裁专制权杖。没想到西气东输阴阳失调，一时间各路诸侯就地割据，军阀混战逞强斗狠，乱世枭雄起四方。

浑水正好摸鱼。借此良机，漠北蒙族也搭上顺风车扯起独立旗，轰走了驻蒙的清廷大臣三多（全名三多戈，不是许三多）。趁着内地乱成一锅粥，干脆成立了“大蒙古国”，黄教教主哲布尊就势上位当了大皇帝。

弱妻私奔一定有了下家。武功尽废的外蒙搞分裂勇气何来？原来傍上了暗恋已久的肌肉型男老毛子。民国想给拉回来吧，实在有心无力。于是，1913年即中华民国2年的11月5日，北洋政府与沙俄签署了一份声明，把外蒙的主权治权分了家。老毛子承认外蒙主权归中国，中国承认外蒙古享有自治权。这好比跟第三者约定，名份上老婆还是我的，实际上她要偷鸡摸狗我可管不着。

声明里还有一条，中国不在外蒙驻军。不驻军如何保证主权？1984年中英香港谈判，老邓对驻军一事无比强硬，怕的就是名义夫妻吃暗亏。

跟第三者签约实在搞笑。为了名正言顺，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外蒙古宣布承认两年前的中俄声明，以法律文书把外蒙自治固定下来。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掌了权。虽说列宁的苏维埃政府曾两次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可令人费解的是1919年《苏俄政府对蒙古自治政府及蒙古人民的声明》公然说“外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它的一切权力属于蒙古国，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它的内政”，还说苏俄要求立即同外蒙古建立外交关系（Q注：未查到原始文件）。这可比沙俄走得还远，直接把蒙古当国家，中国的主权都不认了。

五年后列宁走了，这个谜被带进了水晶棺。

1919年正是共产国际宣告成立的时辰。这一年还发生了“五四运动”，那是因为巴黎和会签署的《凡尔赛和约》，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没还给中国反倒给了日本！10月，在国际上软弱无能备遭国人诟病的北洋政府，乘着苏俄红军与白军内战正在兴头无暇他顾，委派陆军上将徐树铮率兵出塞收复外蒙。

甭管啥政府，国土都是身上的肉。不是废物到家，谁肯拱手相让？普京提到北方四岛时说：俄罗斯国土面积虽大，但没有一块土地是多余的。这背后，是黑洞洞的炮管和欲将飞而未翔的满仓核弹。

对付外蒙北洋军绰绰有余。徐上将铁腕无情，一到库伦便软禁了哲布尊丹巴。库伦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1919年11月17日外蒙自治政府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情愿撤消自治”，流离的外蒙回了家。

这回政府学聪明了，不仅在库伦设立了“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还令徐树铮的上万大军就地驻扎外蒙古以防不测。

历史就是肥皂剧，一出接一出。1920年，这边厢，直系大佬曹锟吴佩孚把皖系首领徐世昌段祺瑞赶下了台，受其殃及的徐树铮也被免了职。那边厢，白俄败走外蒙逼走北洋军，苏俄红军黄雀在后一路追杀到了库伦。11月5日外蒙再次独立，建了“人民革命政权”，当天就心急火燎与苏俄签订了《苏蒙修好条约》。1924年11月26日外蒙政府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了“蒙古人民共和国”。

民国政府自然不承认这种形同“台独”“疆独”的“蒙独”。可最多也只能像现在的南海纷争一样，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用无比强烈的声明来表达最高级别的愤怒。想武力维权？力不从心。

从那时起，苏俄便把外蒙牢牢掌控在手心。这倒给中国的反政府武装获取军援，省了不少路。

再说新疆。

新疆也分南北。以天山为界，分出了北疆和南疆，好比漠南与漠北。

和外蒙最多当属国不一样，新疆在西汉正式入了赘。还是汉武帝，胡萝卜加大棒文武兼修。先是派霍去病在祁连山下大胜匈奴，打通了河西走廊，又派张骞带着金银财宝出使西域，花言巧语，让西域36国情不自禁归顺大汉朝，还献出了汗血宝马和田玉。

（地图：公元前202年，西汉）

架不住潮涨潮落兴衰轮回。南北朝后期，擅长骑射的突厥人建起了幅员广袤的突厥汗国，侵吞了新疆这块地。幸亏隋朝崛起，夺回了半壁西域。

（地图：公元612年，隋）

隋跟秦同样短命，也同样勇于开拓善创新，敢走前人没走过的路敢吃前人没吃过的馍。大运河、科举制、开皇律、皇极历、三部六省制…都是泽被后世的里程碑。军事上更不含糊，东南西北任我行，让惯于躬耕的汉民族再次直了一回腰。

秦隋夯地基，汉唐起高楼。东土大唐在结果了东突厥之后，剑锋西挥反手又灭了西突厥。不光收复了西域，还把衙门开到碎叶城，现如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地图：公元714年，唐）

后来的事儿跟漠北差不多，西域疆土强而得弱而失，像潮水起落心脏张缩。到大清朝，乾隆爷平定了准噶尔叛乱，给西域这块地正式起名叫新疆，今人解释是故土新归之意。鸦片战争后大清式衰，东亚的阿古柏窜入天山南北，沙皇俄国则占了北疆伊犁。

时势造英雄。1876年，第一国际散摊的那年，年近古稀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扛着棺材率兵西出玉门关。最终打败阿古柏，轰走老毛子，彻底收复新疆，留下一大片国土资源让后人歌功颂德。

1884年，大清朝正式设立新疆省。

到了民国，新疆倒也波澜不惊，没闹疆独。三十年代初，国府的新疆督办盛世才媚苏没商量，靠着苏联红军越境助战先后收拾了劲敌张培元马仲英。那阵子，新疆红旗招展，不光有大把苏联顾问，还有驻军，就差改名苏维埃了。

所以，到了新疆，就等价通了苏联。

其实在盛世才之前，也有人提出在新疆建立苏维埃，还希望苏军出兵新疆，以便“共同开发”当地资源了。谁呀？

孙中山。

孙逸仙建议，以他的名义，也就是直接指明根据他的要求，我们的一个师占领动土耳其斯坦的新疆省，那里只有4000名中国士兵，不可能进行抵抗。…据孙逸仙称，新疆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他认为，必须在我们军队的占领下，在那里建立俄德中三国联合公司来开发这些矿产资源，建设铸钢厂和兵工厂。孙逸仙补充说，他本人会到新疆去，在那里可以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越飞致契切林电》1922年11月7日）

这是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打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电报。这时民国政府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控制，势力比孙中山大得多。为打败对手国父不择手段，哪怕疑似卖国。

后来，可能觉得周期太长远水不解近渴，国父干脆直接手心向上要军援：

我现在可以调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希望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如果能，能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于上海）

几年后，贵国政府的军火真的通过外蒙运来了。此时国父已仙去，得实惠的是冯玉祥的国民军。手中有枪，心中不慌。1926年9月17日，从库伦回到五原的冯将军下车伊始，立即举行誓师大会，率部加入北伐，把苏联工人生产的弹药，通过来复线转赠给中国同胞。

（地图：库伦到五原）

条条大路通库伦。从库伦出来不光能到绥远五原，也能到宁夏定远营和甘肃张掖。冯家军誓师一周后，有个叫马鹤天的民国学人出国公干，走的就是这两条路。

（地图：马鹤天《内外蒙考察记》1932年）

外蒙到定远营的路老邓也走过。只是从五原“到沙漠地带改骑骆驼，行进八天八夜”，显得乏善可陈。到张掖可完全不同，从外蒙一过来便是水肥草美的居延海。再沿着不载鹅毛的三千弱水一路观光到张掖，怎么说都是条风景秀丽的旅游线。

居延海在古时候景色很美。唐朝诗人王维曾有诗云：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王维的另一首诗，里边的两句现如今恨不得家喻户晓：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到了民国居延海依然很美。1944年当代学人董正钧去考察，回来写了篇短文《居延海》，那叫一陶醉：

…湖滨密生芦苇，入秋芦花飞舞，宛若柳絮。马牛驼群，随处可遇。鹅翔天际，鸭浮绿波，碧水青天，马嘶雁鸣，缀似芦草风声，真不知天上人间…

水生万物。因为有水，居延才有居延的美。因为有水，张掖武威也各有各的范儿。1936年4月《大公报》对河西走廊也是赞不绝口：

甘肃全省土地，以河西为最肥美，俗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因其地质既佳，且为祁连山雪水灌溉区域，种植五谷，最为相宜，如于夏日入河西，乡间风景，不异置身苏杭巴蜀间。

张掖武威酒泉，即甘凉肃三州，是河西走廊上的重要节点。这一线不光物产肥美，地形交通也很给力，可以背靠外蒙新疆，前出宁夏绥远，退可守进可攻。当年红一四会师川西，媒体猜测未来去向时曾分析道：

甘凉肃…北接外蒙，西通新疆，公路早已通至迪化、库伦…，只有东面有被攻击可能，而农产之富厚，居甘肃第一位。朱毛今后进取之对象，恐舍甘凉肃而莫属。（《大公报》1935年10月9日）

从战略物质可持续运输的角度，河西走廊依然意义重大：

拿打通苏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较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张学良信》1936年8月9日）

实际上，抗日战争时苏联的军援正是通过河西走廊运送的。

（地图：1933年甘凉肃）

中共的本意，是要在川陕甘交界处建立根据地，派支小部队去新疆接运军火。没想到草地密电引发分裂，中共大员只带着红一的1、3军北上，势单力薄。有鉴于此，1935年9月12日，中共的俄界会议决定，“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修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再向东发展。”（《毛泽东年谱》）而这个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是在陕甘”。会后编成了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

陕甘当然是陕西和甘肃。俄界会议没说要到陕甘具体啥地方建立苏区，就甘肃而言，甘凉肃三州未必不在考虑之列。一周后在哈达铺从报纸上，主席了解到陕北居然还有块不小的苏区可以立足，八成同时也知道了小鬼子在华北的嚣张放肆，和愈演愈烈的反日风潮。于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共，义无反顾去了陕北。

巧的是俄界会议第二天，1935年9月13日的《大公报》，又发文揣测红军路在何方：

朱毛徐今后之动向

他们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即以甘肃西南境之夏河、临潭、岷县、西固为目标，进入洮河与大夏河流域。此一带有丰富的粮食，充足的壮丁，及衣服布匹皮毛等物质，可以大加补充，然后或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进入宁夏及陇西甘凉肃一带，或即由洮河与大夏河流域过黄河经青海东部，直上甘凉肃。此地北通外蒙，西通新疆，更因雪山之灌溉，农业异常丰美。如得此地以为根据，苏俄接济，可以源源而来，封锁政策，将失其作用。

媒体判断，红军要么先去陕北然后转入，要么经青海直奔，总之，目标都是甘凉肃。

随后，红军陕甘支队正是“北入甘肃”到甘南，“然后或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的。可是之后并没有“进入宁夏及陇西甘凉肃”。

没理由说大公报没道理。不过最大的误判，是只想着活命，忘了活命为了啥，忘了中共的使命感和追求。要光图活命，犯得上提着脑袋玩命吗？

甘肃的好地方不止甘凉肃，甘南也不错。不管是中央的还是红四的川陕甘计划，甘南都是个重要组成。此地为啥富？还是因为水嘛！

从水系上看，红军的川陕甘计划踩在两条大龙上：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四川那边归长江，陕甘这边入黄河。长江流域是老蒋的命脉，沪宁汉渝沿线排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鄂豫皖湘鄂西江西不用说了，红四在长江支流嘉陵江岷江游走，如何安生？包括后来的新四军，也是犯了大忌。

中共根植在土生土长的农民之中，深知黄河醇厚绵长居无不易。要不怎么改叫陕甘支队后，就一路上行了呢？还有后来的陕甘宁，都在黄河庇荫下。

甘南水源充足生态富足。可惜白龙江西汉水进了嘉陵江汇入长江，红军没能在此站住脚。看一下记者描述：

因为有渭水上源及其支流的灌溉，白龙江、西汉水、洮河、大夏河更纵横其间，农田之利，所在皆是。…记者十七日离岷县，西溯洮河前进。洮河两岸，好一片冲击平原！此地直可以用机器耕种，洮河之水，如能自上源顺山脚开渠下引，则洮河流域能有四川成都平原上“灌县形式”之水利。开渠成功，则洮河两岸，可改成水田，南方人士移住此间，再不会有无大米吃的痛苦。…河洲所出产的水果蔬菜，记者在成都平原上所见，亦不见得比之优良，价格也非常便宜。以南方社会的工作收入，到此地来消费，必能使你不胜其舒服…（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1935年）

甘南重镇岷县，秦始皇那会儿叫临洮，秦长城西起点就在附近。《史记》云：始皇三十四年，命蒙恬破匈奴，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当年岷县资源丰富富甲一方，到过的无不印象深刻：

岷县之物产殆为甘肃省之冠，最重要者为药材、木料、皮毛、麝香、麦、豆等，而尤以药材为主……闻岷县为甘肃六十六县中唯一出超县分…（王树民《陇游日记》1937年5月5日）

闻岷县一县之煤，经一英籍工程师估计，可敷全世界50年之用…岷县出产之富为甘肃全省最，金银铜铁煤诸矿无不具，林木茂盛，不惜以盈丈之木供？烧，又有瓷土及玻璃沙…养蜂业亦盛，年销白蜜可十万元，又产麻可织布…又出菜油及黄酒，酒味弥甘…（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1937年5月7日）

岷县北边的渭源县，相比之下就差多了。不过就排场而言，绝对不输左右。物以稀为贵，啥稀罕吃啥，不差钱：

晚，李县长又设宴。此间设宴，以用海味为贵，海参每斤十二元余，鱿鱼三元五角，江瑶柱九元…（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1938年2月16日渭源）

十二元有多贵？不知道。好在有参照：

乡村小学教师待遇之薄，诚有足以令人咋舌者，其最低额盖仅年俸二十元也。（王树民《陇游日记》1937年4月26日）

唉，咱中国，吃掉的银子要花在教育上，还是如今这模样吗？

甘南这一片，是国军新编第14师鲁大昌的地盘。老鲁是本地军阀，老巢在岷县，城池骑在洮河之上，地势险要。36年秋红二四北上到甘南，一路攻城略地，唯独岷县打不下，最后不得不弃攻而去。徐帅回忆：…我率三十军一部进克漳县，陈昌浩指挥九军、五军围攻岷州。…十师克旧城，十二师占洮州…八十九师克渭源。唯岷州鲁大昌部凭坚死守，我军久攻未下。…为攻克岷州，陈昌浩指挥九军、五军连日攻城，部队伤亡不小，但未获进展。

红军的进退举止，连媒体都猜个八九不离十，老蒋岂不更心知肚明？没错。甭说走到这会儿，红一长征还没出门，老蒋就知道了此行何去。要不怎么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呢！

红军会把计划提前通知吗？还真是。1934年9月，当过红一方面军首任政治部主任的杨岳彬当了俘虏。老杨有问必答，告知红军即将准备转进湘南、四川，会合贺龙和徐向前部，以图四川。“此议史达林实主之，以为中国各省四川最好割据，不畏经济封锁。若向新疆、外蒙发展，可取得苏俄直接帮助云。”（《贺国光致北平蒋委员长电》1934年10月3日）

史达林即斯大林，的确有过这意思。

差不多前后脚，中共上海局第N次被军统一勺烩，老大盛忠亮被捕。和早几个月被捕的前任李竹生一样，瞬间切换了立场。要知道上海局是国际与中共联络的枢纽，上令下达下情上传几乎全打这中转。老盛和老李，这俩儿28个半竹筒里的豆子往外一倒，红军想往国际那点心思，全成了裸奔。

很快，老蒋就给南昌行营办公厅主任熊式辉发来电报，提醒要防止中央红军经黔东北上四川，“连合川匪及萧贺等股，以遂其打通西北国际路线之企图”。（《蒋中正致南昌熊主任电》1934年12月1日）

从眼下公开的文献看，此时中央的想法是去湘西会合红2、6，并非入川会红四。莫非老蒋高瞻远瞩，提前为中共想好了下一步？

老蒋的训诫起码传达到师一级。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国军战报，常见如此描述：

赣东股匪，自经我军第五次围剿，迭受重创，匪巢相继克复，复受严密经济封锁，自知黔驴技穷，已不能在赣东立足，乃实施其伪中央干部会议决议案，经湘入川向西发展打通国际路线，以图最后挣扎…（《追剿赣匪之役陆军第十五师战斗详报》1934年11月8日－12月8日）

几经辗转腾挪，中央红军于1935年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进了四川，终归进了老蒋的预设轨道。之后的路咋走？老蒋指点江山小手一挥：新疆，内蒙或陕北。

残匪目的：

甲、由西康经石渠、青海窜武威、张掖出新疆。

乙、由西康经夏河、导河、永登或临洮、靖远、宁夏出内蒙。

丙、由川北入西固、天水窜陕北。

丁、由川北再经嘉陵江经甘陕边境而窜陕北出内蒙。（《蒋介石致朱绍良邵力子电》1935年5月27日）

后来，“丙”被陕甘支队的足迹所印证，红四的行动路线则基本与“乙”靠谱。而“甲”，也在中共上报莫斯科的设想中出现过。

老蒋真乃神人，一切尽在掌握。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会了师。就在中共高层为下一步去向激烈交锋统一思想之时，老蒋的参谋团也在殚精竭虑为对手谋划出路。红军想法是北进不成则南下，国军预判是南下不逞再北上。35年6月20日这天，国共同时交了卷。

如果无法突破北边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则须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才是出路”（《张朱毛周致张国焘电》1935年6月20日4时）

匪情判断：…稍事整理，势必合力会攻汶、灌，进而袭取成都，以谋赤化全川，如果不逞，再向甘、青北窜，期达接通国际路线之谋。（《重庆行营参谋团报告书》1935年6月20日）

反正非南即北。至于先后顺序，国军搞反了。

6月下旬中共在两河口决定攻下松潘北进，“首先夺取甘南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并“派支队向洮夏”。此时国军的判断，也认为红军首选出击甘南：

匪情判断

朱、徐两匪现已会合于理番、懋功一带，穷荒僻壤，环被封锁，一切无所取给，稍事休息，自必另谋出路。判其企图：

一、经陇南或青海向西北，打通“国际路线”……

以上三者，以第一项公算为多，最堪注意。（重庆行营参谋团《川甘边区歼匪计划大纲》1935年6月28日）

这个判断不是叛徒告密，而是猜测。因为“洮河流域为甘省最富饶之区，而与匪尤为接近…”不过，认为红军之后会“向西北”即甘凉肃方向“打通国际”，却没超过民间认知。

等到红军开始向松潘进军，已无秘密可言：

现朱、徐两匪…企图袭取松潘…判断该两匪，先以一部分向毛儿盖、阿坝探进，其余必跟续分途北进，并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各匪之最后目的，则为窜至蒙古，沟通所谓“国际路线”。（重庆行营参谋团《川甘边区歼匪计划大纲》1935年7月18日）

这回国军高参们猜的差不离。因为从陕北出发，去蒙古最近。

松潘开打后，国军基层单位都明白红军要干嘛了：

徐匪…与我松潘第一师之部队对战中。其企图似欲攻取松潘，越过青海、甘肃，打通国际路线。（《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补充旅陕南川北剿匪经过报告书》）

松潘城坚势险不好打，加上胡宗南第一师装备精良，到底没能得手。8月初红军放弃松潘执行夏洮战役，月底红四拿下包座打开了北上大门，1、3军团抓住机会脱颖而出。然后沿着国军指定路线，“与陕匪合股”。

“与陕匪合股”的判断是7月18日发布的。两个月后，1935年9月18日，“陕匪”自己先合了股，红15军团成立。实力大增的陕北红军身形稍动，就让老井紧张不已：

徐海东刘志丹二匪，近在延川属之永平镇会议。旋即北窜安定，似有由三边北向打通国际路线之企图…（《井岳秀致邵力子电》1935年9月24日）

前后脚，红一进入甘南。老蒋马上意识到从此西北无宁日，于是在9月26日下令支起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炉灶，委员长亲自掌勺，少帅领衔跑堂，准备收官了。

第二天，9月27日，中共在榜罗镇开会决定去陕北，跟老蒋死磕到底。

10月19日陕甘支队与15军团会了师。紧接着，西北剿总颁布了作战指导：

匪情判断

一、毛匪残部窜抵陕北与刘志丹徐海东等匪部合股后，蛰伏于安定（瓦窑堡）、延长一带，似在积极整补扩展根据地，并伺机经绥、宁、新各省打通国际路线，以遂其赤化全国之幻梦。

二、盘踞川北之朱德、徐向前等股匪，迭被国军压迫，似将循毛匪旧路经陇南窜至陕北…以目前情况判断，朱、徐股匪北窜之公算最大。

三、现时盘踞陕北之毛、徐股匪，以该地区地瘠民贫，似将向出产富饶之西安方面，或东渡黄河向晋西方面东窜，以满足其物资之需求。…（国军西北剿总《剿匪作战指导》1935年10月下旬）

这一、三两条，西北剿总基本猜中。唯独这二，国焘此时是断然不会“循毛匪旧路经陇南窜至陕北”的。真要朱徐说了算，早就一起北上了，哪还等到这一出？

老蒋在西北部署了三路大军和三个防卫区，分别是：

第一路军总司令朱绍良，下辖1纵队王均、2纵队胡宗南、3纵队毛炳文、4纵队马鸿宾、5纵队马步芳。

第二路军总司令于学忠，下辖6纵队王以哲、7纵队董英斌、8纵队于学忠兼。

第三路军总司令杨虎城，下辖9纵队孙蔚如、10纵队冯钦哉。

第一防守区司令马鸿逵，属地宁夏。

第二防守区司令马麟，属地青海。

第三防守区司令孙楚，属地晋绥宁边。

此外何柱国的骑兵军机动，周浑元为预备队司令。

老蒋支起了一张大网，期待一网打尽。

要说主席真不是一般人。脱颖而出之后，陕甘支队区区数千人马还不到长征出发的一成，还在持续减员，按说够落魄潦倒吧？况且前路凶险世事难料。10月上旬爬上六盘山，主席居然豪迈地发问苍天：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此时两手空空长缨何在？生存都成问题，何谈缚住苍龙？

领袖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无中生有，让世界走上自己的轨道。

（照片：六盘山）

回过头来看历史，像看京剧三岔口。台上的摸黑混战斗智勇，台下的洞若观火评得失。又好比球赛重播，已知结局还如醉如痴，看的就是高潮迭起有惊无险，峰高谷低荡气回肠。让人拍遍栏杆失声叫绝，绕梁三日回味无穷。

这次地，怎一个爽字了得？

很长一段时间都把否极泰来的否读成否定的“否”，其实该读“匹”，意思是倒霉透顶。泰正好相反，意思是鸿运当头。唐朝有个陕西人叫韦庄，在他的《湘中作》里有句至理名言：否极泰来终可待。意思是物极必反，穷到家了就该富了。

那穷得冒烟到富得流油，靠啥？

都说勤劳致富。愚公很勤奋，每天挖山不止。愚公富了吗？没听说。慈悲上帝派神仙下凡把山背走了，同时也毁了愚公的发财梦：谁知山里藏着多少宝？

上帝遗忘的角落，才能留住希望。你瞧陕北，神木府谷遍地黑金，靖边定边府谷吴堡安塞横山则是遍地石油，随便刨个坑，就生出了无数亿万富翁。现如今，上学看病养老不用花钱，号称全国福利第一县的，是神木。

（地图：1933年陕北）

沧海桑田，一切都是时间的函数。当年陕北可不是这般模样。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在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李德眼里，此地太惨了：

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是一个最贫瘠、最落后的地区。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十二户。这里，不单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李德《中国纪事》）

国军战史的描述也是如出一辙：

陕北地区，东以黄河为界，毗连晋西，北越长城而接绥远鄂尔多斯盆地，境内山地错杂，树木稀少，地瘠民贫，不足以自足。陕甘边区，山岭绵延，细流纵横，岸崖陡峻，民多贫困。（《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

陕北也有附加值高的土特产，比如皮毛和鸦片。只是让今日陕北人民扬眉吐气的黑金，似乎还隐藏得很深。

陕北是地瘠民贫交通不便的地方…群众大部分是务农…（《陕北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35年1月24日）

陕北纯粹是农村，一般农民出品就皮毛、米、鸦片烟。但皮毛因日本问题，天津码头停顿没有客；米因现洋缺乏，纸票（地方银行）滥发，致使一元钱二斗还无人买；大烟因山西公卖也是不值钱，加之近年水灾旱灾，农民一点办法没有，年年破产…（《陕北特委代表崔瑞生关于陕北工作给中央的报告（第一号）》1933年10月27日）

人往往走投无路才想着改变。毛主席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贫瘠的陕北像烈日下枯槁的干柴，来阵小风就能着：

正因为如此，所以到处一般农民及劳苦群众盼望红军来，有的地方派代表请红军…有许多土匪都打C.P号旗。这些都证明陕北群众革命情绪高涨及统治阶级的最后挣扎。（《陕北特委代表崔瑞生关于陕北工作给中央的报告（第一号）》1933年10月27日）

中共在陕北打响第一枪，是1927年的10月。这一年的4.12老蒋和中共撕破了脸，陕北军阀井岳秀闻风而起，把同情CP的旅长石谦给杀了。情急之下，该旅1营长李象九和12连连长谢子长鼓动了千把人，于10月12日造了反。这便是载入史册的清涧兵变。

1927年8月之后中共尝试了一连串的暴动起义兵变，几乎没有不败的。11月中，清涧起义军失了败。次年5月刘志丹等又在渭南华县搞了个渭华兵变，结局还是一样。CP人士从此四下潜伏回归百姓，只待春暖花开草长莺飞。

时光流入1930。这一年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各地红军乘虚井喷发展。30年下半年，刘志丹在甘肃合水编了个300来人的红军南梁游击队。31年3月，阎红彦吴岱峰等在山西吕梁搞了个晋西游击队。7月，国民党正太路护路军一部千把人在山西平定起义，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4军的旗号。

中原大战打完了，老蒋腾出精力对付共产党。红24搞了两个月终不能在山西立足，残余600来人于31年9月初西渡黄河到了神木府谷，还没扛到月底就被井岳秀给打没了。这老井也是罪有应得，在36年2月还没等红军收拾，就因为手枪走火自我了结了。

和红24前后脚，晋西游击队残存的30来人也在31年9月西渡黄河到了安定延川，改名叫了陕北游击支队。

陕北凶险居不易。一个月后陕北游击支队继续西行到了陕西与甘肃交界地区，与南梁游击队会了合。32年1月两部合编成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由此，陕西的红色武装在陕甘边燃烧起来。

到了32年12月24日，拢共只有200来人150来条枪的陕甘游击队，为了吓唬敌人鼓舞民众，摇身一变叫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可惜人数太少，只好编成红26第2团。团长王世泰，团政委杜衡同时兼着有名无实的军政委。

人数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正规军的番号。这个消息经省委到中央再到莫斯科，一路添油加醋浮夸发酵后成了这样：

…在中国北方即在甘肃省和陕西省交界区建立了第26军团，这是1932年10月的事。这个红军第26军团占领了许多县，9个县，它有3支大的部队和27支小的部队。（《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速记记录》1932年12月11日莫斯科）

乖乖，200来人要分成3支大部队27支小部队，每拨能摊多少人？

红26组建后开始在陕西耀县西北一带活动，33年春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照金这个地名有点意思，跟中央苏区的瑞金貌似沾亲带故，不知有啥象征。

（地图：1933年照金）

陕南还曾有过一支红军。32年底红四过路时，先是以西乡等地的民团神团为种子组建了红29军游击队。后来陕南特委于33年1月6日决定“正式创造红29军”，2月在西乡700来人（汉中党研室说有2000余人）的游击队开叫红29。到了人间4月天，西北军51旅赵寿山部前来围剿，红29内部哗变闹出个“马儿崖事变”，部队就此消亡，军长陈浅伦政治部主任程子文的人头据说被老赵下令挂在西乡县城南门外。赵旅长因功获老蒋嘉奖，得了二等一级奖章一枚。后来解放战争时老赵弃暗投明反戈一击，成了彭老总西北野战军的副总司令，过去的是是非非从此鲜为人提。

树大必招风。照金苏区动静太大，5月份招来了国军四路围剿，红26一时不支。无奈之下，杜衡萌发了来陕北的念想：

以励君为中心在敌人“围剿”前面表现了右倾机会主的动摇，他们认为敌人“围剿”严重，边区根据地已失守，根据地群众都跑光了，粮食缺乏等，同时他们在以下几个“左”的空洞词句的掩盖之下决定离开边区到陕北去。到陕北的意见是：1.打通国际路线；2.与外蒙古接洽…这显然是重复过去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陕西省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1933年11月25日）

这是俺见到最早提出“打通国际”的中共文件。励君就是杜衡，此人于当年7月底在西安一饭馆与高岗等4人开会，被密探认出逮捕了。“高麻子因喝了一杯茶迟出去一会”（拓夫《关于陕西党组织破坏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1月13日），侥幸逃脱。杜衡被捕后立刻叛变，他提的主张理所当然被冠上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的帽子。

这个拓夫就是贾拓夫，陕西神木人，时为陕西省委领导之一。他也参加了饭馆的四人会，只是因为去买单，和高岗晚出来一会，这才躲过一劫。天命难揣，一杯茶的工夫就是霄壤之别：前脚走的两位第二天就成了叛徒，后出门的两位解放后都成了高官。

33年下半年老贾去中央苏区汇报陕甘工作，后来留在了中央苏区，还参加了长征。据说为红军陕甘支队最终落脚陕北，有很大贡献。

老贾的这份报告成文时红26已然触底反弹，又发展到500来人。第2团扩成了第42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到34年1月，红26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方圆70多公里的陕甘边新苏区。34年11月7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习仲勋。

就在莫斯科为陕甘红26兴奋不已的同时，陕北这边又开始了青春萌动。1932年10月20日，在陕北延川高家圪台，也出现了一支红军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33年4月九支队改名一支队，在安定延川一带打家劫舍。这一年剩下来的时间，游击队像雨中池塘的泡泡生生灭灭。先是8月5日清涧王家山冒出了二支队，11月7日在神木尚家峁又有了三支队。而一支队因斗争残酷伤亡惨重，残留人员不得不把枪一埋回家种地去了。二支队也挺不住跑到神木找三支队搭帮过日子。

1933年底，郭洪涛李铁轮受中共北方局委派回到陕北，决定在黄河边上的绥德米脂佳县吴堡一带开辟根据地。34年上半年恢复了一支队，又成立了几个新支队。眼见各路人马如雨后春笋，中共陕北特委向中央打报告，希望派干部来加强工作，“为实现打通国际而斗争”：

对中央的意见：

…派本地同志回西北开辟工作。目前国民党正在集中力量开发西北，帮助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所以党必须加紧西北工作，以给敌人有力的打击，并为实现打通国际而斗争。（《陕北特委工作报告大纲》1934年6月27日）

中共陕北特委打报告希望中央加紧西北工作，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中央已无暇他顾，正处在战略转移的前夜。

…注意到中央红军蒙受的一系列惨重的军事挫折和损失，以及因此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缩小，可以推测…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赖安给哈迪的信》1934年6月4日于上海）

任何生命的存在自有他的道理。30年代的中国大地，外患内忧满目凄苦，成了红色武装见风就起的温床。再强大的围剿也不过扬汤止沸，无法根除滋生的土壤。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陕北的各路红军游击支队，于1934年9.18这天，联合成立了红军陕北独立师。1935年1月30日，已有1000来人的陕北独立师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84师的招牌。

从此，陕西有了两块正规红军牌照：陕甘边的红26，陕北的红27。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和陕甘边俩特委在赤源县（现在的子长县）周家崄商量合伙，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各部队。5月1日陕北和陕甘边的两支红军在赤源县白庙岔会合，同时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兄弟双剑合璧联袂出手，直指前来清剿的国军第84师高桂滋部。

高桂滋在西安城里有座公馆。西安事变后老蒋曾被软禁在那里，现在是陕西作家协会办公楼。

此时陕北的局面，从延长县长董公绶连连发出的告急信函便能窥见一斑。信是发给国府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

5月12日：陕北贼势，一日千里，为害之大，数倍陕南。…若不早派大军从事剿抚，苏维埃政府指日即可成立。现在陕北匪势，非从前可比…匪之区域日渐扩大，几致民匪不分…

5月14日：自高师入陕北后，增加匪之枪支为数总达两千，从前匪毫无精器，现在机关枪、轻步枪均有，此均为高师所失。

5月15日：陕北贼势，有增无已。高师一部所损失枪支不下三千，机关枪亦近百架，咸将落入匪手，匪之新加势力已可想见。

起先董兄还作壁上观为老高无能打小报告，没多久就开始为个人安危着急了。

5月24日：…本县兵仅一连，四乡全陷…钧座屡嘱坚守待援，援究何日，守已日穷。职日夜以赴，心血已干。人非铁石，何能支持。恳调剂劳逸，另选贤能。沥血陈词，言已尽此，倘若格外矜恤，则感恩万世…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位董兄，到了儿没等来国军救援，便在延长城破后被红军处决，也算尽忠职守。人呐，也就时代波涛一泡沫，甭管是腐败是廉洁是开明是守旧，赶上一个大浪，立马粉身碎骨了无痕。

其实邵主席也很无奈，国军主力远水解不了近渴：

陕北危急情势，此间迭据报告，已筹计增兵进剿中，惟须相当时日援兵方可到达耳。至延长之围，请晋省派军驰援…（《何应钦致邵力子电》1935年5月18日）

阎老西多精明呀！火烧在邻家，中间隔着一黄河，与他何干？

山西既不允抽兵增援，此间亦无办法。日前曾电委座派飞机三架助剿，尚无电复…（《何应钦致邵力子电》1935年5月28日）

此时红一正在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好戏连台目不暇接，委座的飞机在四川还忙不过来，哪里顾得上陕北？再说老蒋深谙官场陋习见惯了蚂蚁成象夸大其词，所以直到6月29日才发电给邵主席要他据实报来：

闻陕北匪势猖獗，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希兄实报为盼。

到了8月初，董县长已死俩月，委座终于发令中央军前去灭火：兹令关麟徵部驰往肤施进剿，迅速解围。并令于解围后即在该处停止待命。（《蒋介石致刘峙邵力子孙楚电》1935年8月3日）

过了半月，老蒋不知为啥改了主意，让东北军第67军替代25师去陕北剿共：王以哲部已向陕北前进，关师不必再去矣。老蒋肯定没想到，这不经意的一转念留下了多大后患！要是关麟徵去了陕北并“在该处停止待命”，陕北是个啥局面还真难说。

陕北红军高调叫板，惊动了陕南一条卧龙。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的南端，由西到东横着一条大山脉叫秦岭。1934年底，秦岭的终南山里来了一支红军，这便是从鄂豫皖落魄而来的红25军。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红25军登高一想，日暮乡关何处是？处处无家处处家。于是3000人马就在终南山扎了下来，这地方从古至今都是隐居者的天堂。人常说寿比南山，据说就指终南山，出自《诗经小雅》的“如南山之寿”一说。又有人说是南岳衡山，莫衷一是。

（地形图：秦岭）

红25没有完整的电台，与外界联系不上。35年4月上旬九间房战斗，杨虎城警3旅旅长张汉民被活捉。此人是中共党员，被俘后曾给陕西地下党写信以证明身份，但都没回音。鉴于军情急迫又没法分辨，就把他给杀了。

25年入党的张旅长汉民35年被错杀，45年中共七大上被平反昭雪追认为烈士。33年剿灭红29的赵旅长寿山47年倒戈，52年当了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还兼了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人的命运，历史剧情说了算。

中央对红25的状况倒多少知道一些。1935年7月上旬，中央为川陕甘计划大造舆论时就说“川陕甘的地区是很大的…川陕甘都是现存革命斗争最紧张的地区。在陕甘有着群众的暴动与游击战争的开展，有着回民暴动，有着红25军、26军的活动…”（《红星报》社论1935年7月10日）。

几乎同时，红25在长安丰峪口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离开陕南去陕北。

关于红二十五军去陕北的决定经过。

…当时，就知道陕北有个根据地，有去陕北的想法。研究去陕北还有这样几个理由…二是这个地区距离外蒙也近，还可以打通国际路线，了解一下苏联的情况，建立关系。三是陕北根据地必定有电台与中央联系，我们没有发报机，到了陕北，便可以接通与中央的关系。去陕北的问题，是在袁家沟口战斗后所考虑的一个战略出路。（《戴季英关于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的谈话纪要》1983年11月）

按韩先楚和刘震两位上将的回忆，红25军是7月16日出发的。其时，韩刘二老分别是第225团的营长营政委。

7月17日，红25军政委吴焕先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自离开老苏区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我们建议：…是否可以同26军…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的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意见是否正确希指示。（《吴焕先关于红25军行动等向中央的报告》1935年7月17日）

据红25军军长徐海东回忆，1935年6月国军围剿告一段落后，“省委开会讨论，认为根据地经过围剿，物资特别是布匹困难，同时又听说终南山外好，物质丰富，敌人也空虚，研究是不是到山外去，搞些东西，扩大影响…”。于是红25出终南山，打下了长安县的引驾回，“拿到一张《大公报》，上面说：红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会合，先头已越过松潘。我和吴焕先看到这个消息，高兴得都要跳起来…省委开会认为应当配合中央北上。大家的决心是，我们这三千人牺牲完了也要牵制敌人，使一、四方面军顺利北上。”（《徐海东谈话纪要》1962年10月5日至7日）

之后，红25就直接奔了西。吴焕先给留在山里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让他们组织游击总部，陈先瑞当司令：

省委认为，红军目前首先要执行的新任务，采取新策略，在一切行动极力去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以有XX开辟西北新的大的革命根据地…争取革命在西北一省几省中的首先胜利…红军现在已经去甘陕边区创造新区。（《吴焕先给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的指示信》1935年7月25日）

据陈先瑞回忆，这封信没收到。

超强的生存能力让留在陕南的700来人自发组建了红74师，陈先瑞当师长。红74师在陕甘搞得风生水起，直到西安事变后才归了队。

纵观中共历史，失败后难免保守，于是被斥之为“右倾”。胜利后往往昏头，于是被标榜成“左倾”。1935年8月底，安定、延川、延长、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都被红军拿下，陕北陕甘两块苏区连成了一片，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形势空前大好。8月27日，在陕西延川文安驿的召开了一个干部会，从北方局空降来的朱理治做了报告：

朱理治同志在会议上作了报告，内容主要是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西北形势和红军的任务。他要求西北红军武装保卫苏联，打通国际路线。同时要求陕北红军先在南面打下延安县城，北面打下瓦窑堡、清涧、绥德等县城，并且批评陕北红军过去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等。（张达志《忆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二、第三次反革命“围剿”的一些情况》）

当时“左倾”领导者要红军主力兵团北上神府，打通所谓国际路线，和打敌军设防坚固的清涧、绥德、瓦窑堡等城镇…（赵启民《回顾陕北红军学习训练的情况》）

由于电台不通，此时尚在四川琢磨下步取向的中共中央显然对陕北的局面并不知情。1935年8月5日，中共政治局的沙窝会议决议，这样描述革命形势：

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

这里边，半年前成立的陕北红27榜上无名。奇怪的是，两年前就没了番号的红29却赫然在列。也许为了造势？

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迭部俄界，率先北上的中共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主席为今后的行动定了调：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修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毛泽东年谱》）

此时距8月27日的文安驿会议，也就半拉月。

有些事说起来似乎挺拧巴。同一命题，不同的人提出便有不同的定义。比如打通国际，出自杜衡是右倾，出自朱理治是左倾，红25提出来没人责难，毛主席提出来那叫英明决策。无他，时空不同耳。

再说徐大将率领红25一路西行杀到甘肃，到了两当、天水搅和一番之后没见着红一四，便红灯右转去了陕北。9月18日，在那个以身殉职的董县长地盘，延川县的永坪镇，红25红26红27桃园三结义，组建了红15军团。陕西三路红军，全部聚到了陕北。

两天后，1935年9月20日，中共甘肃宕昌哈达铺政治局会议决定派谢觉哉和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27日通渭榜罗镇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把落脚点放在陕北。10月22日，陕西保安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主席把陕北推到巅峰：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毛泽东年谱》）。

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陕北冬暖夏凉的黄土窑洞里，一代伟人们运筹帷幄，最终成就了梦寐以求的建国大业。

真命天子傍上了灰姑娘，一时六宫无色。从此，凡离家出走心无旁骛直达陕北的叫长征，如从江西到陕北的红一，从川陕经西康到陕北的红四，从湘鄂川黔到陕北的红2、6。而红四从鄂豫皖到川陕的3000里，红3军（红2军团）从洪湖到湘西的7000里，红6军团从湘赣到黔东的5000里，因中途停靠超过一年，所以不予认可。幸运的红25，离开鄂豫皖只在陕南歇了半年，前一段的1800里，也被合并报表计入长征里程。

眼见红军坐大，国军岂能坐视？35年11月1日，国军西北剿匪总部正式成立，老蒋亲任总司令，张学良当了副总。两天后，红一方面军重组，彭老总是司令毛委员当政委。下辖红1、15俩军团，人数近了万：

（图表：1935年10月红一实力总计：9557人）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张嘴，陕北的几亩薄田显然不能承受生命之重。聂帅回忆道：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了。人口有限，出产不丰。即使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活得起这么多部队吗？再说，我们也不能都蹲在陕北吃小米呀！得向外发展，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呀！（聂荣臻《红1军团在陕北的战斗历程》）

年底的安定瓦窑堡中共政治局会议，确定出下步行动方案。可以概括成六个字：走出去，接上头。

…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935年12月23日）

师出有名才能得道多助。搁当时，出兵抗日讨伐汉奸是最好名头。36年1月，中共发布讨伐令：

（图片05e：命令）

2月18日，红一东渡黄河进了山西。老蒋一看喜从天降，便主动要求拔刀相助。没想到热脸蛋贴上了冷屁股，阎老西不干：

…钧座料敌之明，视晋之重，至深钦感。此间已调齐晋绥全部兵力，三面围剿，军队暂可敷用。…倘需增援，当再电请也。（《阎锡山复蒋介石电》1936年3月1日）

阎老西很像红四刚入川时的众川阀，自视甚高自不量力，当然还有防着老蒋这一层。结果一交手，晋军丢盔卸甲失地亡兵很没面子，老西这才忙不迭俯首求援，拷贝了一年前的刘湘。老蒋顺势调来了中央军，还把爱将陈诚派来督军：

兹令陈辞修来晋趋候，彼于剿匪经验颇有心得，请垂询之。（《蒋介石致阎锡山电》1936年3月24日）

3月26日，阎老西电告委员长：

辞修兄昨日抵晋，业已洽谈，并请担任第一路总指挥，遵照钧渝指挥同蒲线各部矣。

红一在山西的一路凯歌让中共很兴奋。在国军调兵遣将的同时，中共高层在山西隰（音习）县开了一礼拜会，计划搞定山西之后，再伺机而动：

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彭毛关于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情况的通报》1936年3月28日）

此时1军团已从刚到陕北时3328人扩张到5210人，增加了五成。

（图表05f：1936年3月红一实力）

中央军到底不是吃素的。几个回合下来形势逆转，再生扛没准有来无回。见势不好，善于随机应变的彭毛果断拍板放弃山西速回陕北。同时电告陕北：“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毛泽东彭德怀致张闻天电》1936年4月28日）

此时离晋西会议决策的“经营山西”、“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刚过一个月。

5月初，红一全部撤回了陕北。这次虽说山西没站稳，可也不虚此行。不光扩了不少兵，还敛了不少财。代价是，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驾鹤西去，呜呼哀哉。

东方不亮西方亮，山西不通有甘肃。5月13日延川大相寺红一干部大会，主席大手一挥指向西方：西面的甘肃、宁夏地区是无堡垒地区，我军应到这一地区进行外线作战。5天后西北军委发布了《西征战役行动命令》：

为着更加接近外蒙新疆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定…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在五月十九、二十两日由现地出发，分两路西进…

战略行动如同项目管理，总得有时间节点来量化。西方野战军出征之后，主席给彭老总规定了时间表：

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9日）

此前几天，红四已分三路开始北上，红一即将跟进。面对可能出现的新场面，主席谆谆告诫彭老总，重中之重就是“打通”：

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局面当有变化，也许就在此时开动西北政府，我们方针力争此着。但即能如此，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7月1日）

恰在此时，红色电波叫通了远方。陕北告诉莫斯科，“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或宁夏、绥远一带”。如果不成，“以后发展方面亦不得不往甘南与陕南，因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陕北苏区即已大为缩小，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的程度…”（《洛甫恩来博古泽东致王明电》1936年8月25日）

随着红二四北上，中共制定了打通国际的宁夏战役计划。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踌躇满志却胎死腹中。更没想到，历史在那一年的双十二拐了个大弯，像九曲黄河，夸张地伸了个懒腰。

一切变得大不相同。

记得有个时期，几乎所有公园都闭门谢客停止营业，因为帝王将相封资修。不过也分人。像北京的北海公园，就听说成了江阿姨的跑马场。

一次出差到岳阳，想去如雷贯耳的岳阳楼，可惜也不开放。好容易来一趟，不死心。于是敲开门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人家一看解放军，泪都快下来了。家里存折都敢托付，还有啥不能的？于是，俺成功登上千古名楼，体验了一把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的喜洋洋。

说实在，岳阳楼比想象中矮小得多，挺让人失望。它出名很大程度要感谢范仲淹。设想下，要没崔颢王勃王之涣，黄鹤楼滕王阁鹳雀楼还会天下皆知，让后人花大把银子夸张重建吗？

所以啊，要流芳百世，本身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传世咏叹来包装。文由楼而生，楼是文之托。记住了文，也就记住了楼。要不，怎么爱乌及“屋”呢？

当年去得最多的，是驻地旁的武侯祠。也不对外开放，除了解放军。早上出操只要出营区，一准要转进这里。然后就地解散，方便大家四下施肥。那园子古树参天庙堂败落，却满眼楹联牌匾，久而久之闭目能颂。最大的一副，至今还能牢记：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俗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蜀国在云贵川一带，现在常指四川。之所以难治易乱，恐怕与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四川地处中国西南部，走旱路从汉中南下入川，当头便是峥嵘崔嵬的剑门天下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说“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让人听了头皮发麻。走水路从长江逆流西上，刚领教完巫山云雨迎面就见夔门天下雄。夔门在瞿塘峡口，杜甫说“众水会涪万，瞿塘争一门”。陡壁夹道一线天，掉块岩石就是锁。难怪刘禹锡哀叹“瞿塘嘈嘈十二滩，此中道路古来难”！

进出不易在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未必是坏事。这一片在汉代叫益州，诸葛亮一句“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从军事经济到政权，把好处都说全了。

按说物质丰富易守难攻容易割据，是建立红色政权的理想所在，可当时中共的三大苏区都不在四川，这里连正规红军番号也见不着。30年7月，山西一支千把人的队伍就扛起了红24军大旗。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不过200来人，也叫响了红26军番号。可后来发展到万把人的川东红色武装，只叫个“游击军”。直到33年11月与红四会师，才给了红33军的正规番号。

其实不奇怪。谁叫四川的农民运动没有湘鄂赣粤来得火爆呢？要是北伐军也打四川路过，本地军阀作鸟兽散，CP随后跟进满世界撒网建农会，中国革命的历史咋写还真不好说。据说斯大林老早就看好四川，30年5月他在莫斯科曾对周恩来说：有四川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就有办法。

老斯看上四川，除了自然经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距离相对离得近。1922年底，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向苏联讨援时就曾提出：“我现在可以调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希望“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多方面的援助”。当时，国父的对手是直系大佬吴佩孚：“我必须很坦率地说，我的真正敌人肯定将是吴佩孚。”（《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借助外援打败对手夺取政权，肯定是捷径。

老蒋对四川也是情有独钟。这更多是考虑到一旦抗战爆发，能有个踏实的安身之所：“大家要晓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一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致我们以使‘死’命！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了，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蒋介石《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1935年10月8日）

后来，八年抗战，重庆成了陪都。小鬼子自始至终没能踏上四川半步，只好玩命轰炸以泄愤怒。

最早踏上四川的红军是四方面军。不过，这倒不是什么战略决策，而是走投无路的唯一选择。1932年底，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从鄂豫皖一路西退的红四从陕南进入了四川。据当事人回忆：

眼看严冬就到，冬服不能补充，我们便都要冻死陕南山头，乃决定前往川北…该地由四川军阀盘踞，素不愿外省军队入境。我们一旦进入川北，敌军因对四川军阀有所顾忌，不会追击我们，他们只能停留在汉中…（张国焘《我的回忆》）

我军进驻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地区，已是十二月中旬…这时，我们从敌人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混战，有隙可乘，于是决定进军川北。（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方面军在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讨论了进军川北、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决定立即翻越巴山，首先占领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红四方面军战史》）

红四从陕南进入川北，占领了通南巴。这本是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地盘。四川人多，军阀也多，还都想当老大。为了一亩三分地，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窝里斗一锅粥。唯一齐心的，是不让外人染指。国军想入川？不让。如今红四不请自来登堂入室，老田着了急。33年1月下旬，老蒋就手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凑了差不多六万人马对红四三路围攻，以收复失地。

（地图：1933年 通南巴）

战斗打响前几天，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给红四发来电报，强调通南巴意义重大：

急需预先提醒你们避免犯这样的错误：不要将你们的基地迁到大巴山。你们的基地应在南江通江和巴中地区一带，这几座城市应该作为你们的中心和立脚点。…要记住，现在你们找不到比四川东北部更有利的条件。立即电告你们决定的详细情况。（《共产国际远东局给红四的军事指示》1933年2月13日）

共产国际对红四退入四川格外关注，大概跟斯大林的暗恋已久不无关系。所以，莫斯科不仅没和中共一起斥责鄂豫皖的失败，反倒对红四的选择赞许有加。同时明明白白告诉中共，在川陕－新疆这个方向上发展，意义重大。

我们积极评价第四军主力向四川转移。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以及尽可能在新疆方向开辟苏维埃根据地有很大意义（《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22日）

川军的三路围攻在红四眼里只是小儿科。没比划几招，川军便在空山坝惨遭大败。红四得利不饶人乘势全线追击，直到嘉陵江边。这不光粉碎了围攻，还大大扩张了地盘，“使川陕苏区得到巩固并扩大到北起陕西镇巴、西乡南部，南至仪陇、江口，东达万源，西抵广元、苍溪城附近的广大地区，面积近3万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余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赚了总比赔了让人高兴。上海办事处主任埃韦特对红四的胜利欢欣鼓舞，发现四川值得更大期待。瞧瞧他给莫斯科的报告：

…四川形势较好。我们的第四军团…取得了新的无疑是巨大的胜利…在一年内，我们可以在这个省建立起比江西目前的基地更有意义的基地和地区。（《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6号报告》1933年7月28日于上海）

把四方面军叫“四军团”现如今几乎见不到了，当年这可是常见称谓。不光共产国际，中共上海中央局也是如此。还有，后来从鄂豫皖出来的红25军，也是如此：

…老蒋对红四军团的企图消息非常灵通…敌人时按红军之行动作有计划的布置，这事情严加检查注意。（《吴焕先给国焘昌浩向前的信》1935年5月30日）

为了在一年内超过江西，埃韦特觉得需要加强四川的领导层。他认为“在这个地区党的领导很薄弱”。因此，“我们想往四川派个人去。我们需要给那里的苏区派一位懂政治的好专家。”（《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3年10月1日于上海）

三个月后，老埃再次提到他的担忧：

在四川，政治领导很是很薄弱的。那里有经验的领导同志很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政治方面相当不稳定。（《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1号报告》1934年1月27日）。这是在说谁？

然后，推荐了一位叫米尔顿的：

像米尔顿这样的同志，在那里作为政工人员会很有帮助的。这个地区关系重大，在我看来，有很大发展潜力，从将来的战争角度看具有很大的政治战略意义。（同前）

除了政工干部，军事顾问也很重要：

米尔顿去四川，绝不能消除为四川派军事顾问的必要性。（同前）

这个搞政治的米尔顿何许人也没有查到，不过显然不是那个米尔顿弗里德曼。后者是搞经济的，还得过诺贝尔奖。

中共同样为四川的局面欢欣雀跃，也向国际提议派高人前去操盘。谁堪此任？

致政治委员会，抄送王明和老板。

…为了加强军政工作，中央和上海认为，有必要向那里派最强的同志。我们建议派王明和弗雷德。（《李竹声给国际的电报》1934年2月27日于上海）

“老板”指康生，“中央和上海”应是中共政治局和中共上海局。王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弗雷德（弗雷德施特恩）是共产国际驻华的总军事顾问。李竹生嘛，前身“28个半”之一后身改换了门庭，时为中共上海局一把手。

王明和弗雷德要真去了四川，剧情一定很生动。王明PK国焘&徐帅PK弗雷德，让人想起博古VS润之&彭总PK李德。

再说老蒋这边，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田颂尧大败而归后，老蒋又任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领各路川军20来万，于1933年11月向红四发起了六路围攻。十个月后，老刘步了老田后尘，围剿再次以失败告终。

1934年秋弗雷德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了四川的发展前景和需求：

毫无疑问，四川苏区就自己的有利位置、自己的实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而言，可以在中国苏维埃化的事业中发挥极大的作用。

四川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太软弱。四川红军今后的发展取决于人员和武器弹药飞机的援助－－（《施特恩关于支持四川省苏区和发展中国西北革命运动的建议》1934年9月16日于莫斯科）

从军事上看，这个判断不无道理。

与此同时，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正在准备大撤离。

打仗拼的是资源。红军只有二亩薄田，每次得胜之后得赶紧收拾家当迎接下次对抗。国军不一样，全国的军队和资财为我所用，打完了再调便是。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围剿，国军打跑了武汉东西两侧，严重威胁京汉铁路和长江水道的红军。再来一次围剿，又把中央红军轰出了江西。开辟了通南巴的红四扛住了三路围攻六路围攻，面对山雨欲来的新一轮川陕会剿，手里头寸明显枯竭。用张国焘的话，“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徐帅也曾回忆：

川陕根据地后期的情况，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民穷财尽。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如果敌人的“川陕会剿”来临，我们缺乏支持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既便咬紧牙关，勉力支撑，但毕竟难以持久。要想再打一场类似反三路围攻或反六路围攻那样的战争，说到底，叫心有余而力不足。（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树挪死人挪活。鄂豫皖待不下去了才来的通南巴，结果红四大发展。如今通南巴也不中了，换个地方，没准又是一次飞跃。1934年11月中旬，红四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军事会议，徐帅提出了川陕甘计划：

会议期间，我们介绍了中央红军转战的情况，并制订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地图：1933年 甘南 碧口）

此时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留着鄂豫皖的红25军，也循着当年红四足迹一路向西开始了长征。

1935年1月22日，红四向西发起进攻拉开广元昭化战役序幕，以遂行川陕甘计划。同一天，红四接到中央电报，也要求红四“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以接应中央红军：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中共政治局及军委致四方面军电》1935年1月22日）

一周前，中共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从传达提纲看，中央红军渡长江去川西找红四，是会议的“一致决定”：

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

中央红军来四川，除了政治经济地理敌情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红四在此。落魄时投亲靠友借光取暖，是一种无可厚非的本能。

再往前半年，五次反围剿还在进行时，中共就开始为撤离苏区做准备了。国际驻上海代表曾报告说：

中央苏区的危险形势。…秋天敌人会全力从四面猛攻我们已经大大缩小了的中央苏区…（中共）中央说：“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1934年6月2日于上海）

去哪儿去呢？要到四川找红四，就得过长江，这不是件容易事。而去湘西找红2军团，则容易的多：

如果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突破，那长江还会长时间成为我们同4军团建立有效联系的很大障碍，而同正在转移的贺龙2军团取得联系，进而建立新的苏区，将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同前）

这个报告发出两天后，国际派到上海另有公干的赖安也给自己的上司写了封信。从内容看，撤离中央苏区的想法，还要往前推半年：

约在6个月以前，他们改变了立场，并至今坚持这样一种看法：…中央红军主力“迟早”将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换句话说，这些同志，特别是从去年12月起，一方面阐发了关于本阶段在中央苏区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决战的失败主义“理论”，而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仍在考虑红军能否“坚持”到春季或夏季，而现在是到秋季的问题…（《赖安给哈迪的信》1934年6月4日于上海）

赖安说的“他们”，指驻上海的埃韦特等人。老赖显然认为“他们”过于悲观。从现看来，这种悲观并非没有道理。

在老蒋地盘上，红军可不是来去自由想去哪就能区哪的。1934年12月18日中共黎平会议，决定放弃去湘西，而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1935年1月1日中共猴场会议，决定在川黔边广大地区转入反攻，建立川黔边新的苏区根据地。再往后的遵义会议，中共又决定来四川的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

就在要求红四“全力向西线进攻”的电报发出一周后，1月28日红一“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只好在赤水河边扭大秧歌迷惑国军。2月16日，中央给红四和2、6军团发电报，告知要在川滇黔创造根据地，三方呼应求生存：

敌…集中主力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长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致国焘徐陈项（英）贺任萧王电》1935年2月16日12时）

机会是创造出来的。几经辗转腾挪之后，4月25日“军委致各军团：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5月上旬，中央红军终于从长江上游过了江，进入四川。

兄弟见面在即，前路光明无比。6月16日，一封落款“朱毛周张及中央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电报，发给了“张主席徐总指挥陈政委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兴奋之情跃然字面：

…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

朱毛周张的张，是张闻天，即洛甫。

这天中央还发了一封电报，为红一四会师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朱毛周张致张徐陈各同志电》1936年6月16日）

咦，川陕甘，35年11月徐帅在清江渡会议上不就提过嘛！其实更早，34年3月，中共陕西党组织就提过：

陕西党建议中央的几点：…令红四方面军分出一部力量进攻陇南胡宗南之第一师…该师近在西北与陕甘各军对立形势日益恶化，我们乘机消灭了它，可将苏区扩大为川陕甘边区…（《吴越关于西北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3月12日）

别看都瞄上了川陕甘，各自想法可不同。陕西是指望背靠红四大树底下好乘凉，红四是为眼前生计去开拓新空间，而中央，则是为了背靠国际卷土重来。

中央川陕甘计划的配套措施是“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这一点，莫斯科也想到过，那是在红一长征出发前：

据我们所知陕北的游击运动很发展…将陕西的运动与四川的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所以我们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康生和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号信》1934年9月16日于莫斯科）

康王是国际的传声筒。不知中共高层是否看到这封信，因为一个月后长征就开始了。

红四发起的广昭战役，既为了自身发展，也应和中央指示。可惜，打得不顺。

嘉陵江是条北向南流的长江支流，红四向西发展必须渡过此江。位于嘉陵江岸边的广元昭化，正好挡住前进通道。此时这两座城池已由胡宗南的丁德隆旅接手了防务。广昭的外围战斗红四占了些便宜，攻城可就一筹莫展了。老丁凭坚固守，想打援吧老胡又不上当。到月底，“方面军鉴于昭、广未下，无法大举西进…乃放弃原定战役企图，主动撤广昭之围”。（《红四方面军战史》）

红军装备太差，没啥重武器，攻打坚固城池确实费劲。当年的国军战报曾如此描述：

…匪连年窜扰，损伤颇多，初级干部能力低劣，子弹尤感缺乏，故攻击动作多在夜间…所用手榴弹概用洋铁罐土药制造，不足伤人…匪善内线作战，常用各个击破之法，故我军前进时，应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为妥…匪常指定精确射手，专击我指挥官…（国军《第1师四川广元昭化战斗详报》1935年1月）

打不下广昭，难不住红四。徐帅一看向西不成，于2月3日迅速向北发起了陕南战役，力图调虎离山。老蒋果然中计，把老胡的丁旅北调阳平关，由川军进驻广昭。3月28日红四再次挥锋西指，一举突破川军的嘉陵江防线，达成西进目的。到4月21日，红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2、300里的广大地区”（《红四方面军战史》）。而通南巴，则走进了历史。

对于撤离川陕苏区，徐帅后来回忆说：

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在于：主力红军撤出根据地后，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千把人枪，如果把三十三军留下，要好得多。（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6月中旬，红四和远道而来的中央红军在懋功会了师，也就是现在的小金县。

两大红军会师后，下一步，是执行川陕甘计划。这必须向北突破国军封锁线，首当其冲先拿下松潘平武：

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张朱毛周致国焘昌浩向前电》1936年6月18日21时）

此时把守平武的是四川军阀田颂尧，把守松潘的，正是红四的冤家胡宗南。

川军总归比中央军好打。中央的意图是打田颂尧，如果没可能，只好放弃川陕甘，去川西南发展了：

国焘同志：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须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因北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才是出路。…兄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张朱毛周致张国焘电》1936年6月20日4时）

此前一天，在川军猛攻下红四放弃北川西撤。要出兵平武地形不利，唯一出路只有松潘。当天，国焘和徐帅联名给中央回电说：平武地形不利我方进攻…同意打松潘。

6月29日，红军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7月2日，焘徐陈致电军委，建议：打胡主力…最好由四方面军任之。一方面军可占阿坝一带，创造后方，暂休息补充，作四方面军预备队。

其实西渡嘉陵江后红四就打过松潘，没能得手。徐帅回忆：

我军刚到川西北时，计划占领松潘，但因行进困难，才被胡宗南部抢先一步扼控，打了一下，攻不动，退到镇江关一带。这次调兵上去，准备再打松潘，是硬着头皮干的。

硬着头皮二打松潘，还是没得手：

由于松潘那带地形险要，胡敌兵力众多，凭碉固守，我军火力不行，不论正面突击或迂回攻击，均难凑效。（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8月3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发布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改打松潘西边的阿坝：

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以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夏洮战役计划》1935年8月）

当年把西南一带的藏族叫番族，番反指的是反动藏人。

8月31日，红四在上下包座歼灭国军49师，打通了北上门户。9月上旬主席等不失时机率一三军团迅速北上，国焘却变了主意，下令红四掉头南下。这期间，发生了那个著名的草地密电。

（图04c：（红一方面军长征，甘特图）

咦，不是“北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吗？没错，那是6月份，到了8、9月情况大不同。因为草地“5、6月天气虽好，但雪浅处均化湿，泥泞满地，往往深至3、4尺，人马通行将极不便。8、9月间为最好走路的季节…”（《红四方面军关于松潘一带情形续报》1935年）。恰巧最好走路的季节红四打开了北上门户，天意啊！

反观国焘，北上通道开了，反倒以为“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才是出路”。川西南真的有出路吗？

国焘后来回忆说，“那时北进是很不利的…同时，我们的南面，敌军有些已经调离，绝未猜测我们会乘机南下…我们的计划是：乘敌不备，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芦山一带地区…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做法”。

国焘觉得川军好对付，没想到人家也是可以提高的，而且尾随中央红军入川的中央军，难道会袖手旁观？一旦加入进来，是个啥状况？

红四再次穿越草地。南下之初占了不少县城，10月24日又开始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国军报告记载：迨11月1日至23日，宝兴、芦山、天全、荥经四县又被匪陷。（《重庆行营报告书》）

与此同时，已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于11月12日给朱张徐陈发来电报说：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邓、杨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钳制川敌主力残部，川陕甘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

从战略方向看，中央与红四不谋而合。只是，都有点低估对手，以及中央军的积极介入。

中央电报里的刘邓杨分别是刘湘邓锡侯杨森，都是四川首领。此时川军经过老蒋整肃，淘汰了三分之一的老弱病残，战斗力提升。老蒋的飞机大炮也频频前来助战。“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9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作地毯式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有近300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前也大有进步。”（张国焘《我的回忆》）

11月下旬的百丈一战，红四伤亡了近万人，大伤元气。之后，在国军碉堡封锁线压迫下，红四东出南下都不可能了。

中央军也没闲着。36年2月初，老蒋集中了薛岳6个多师的兵力，在川军配合下发起了天庐战役，向西大举攻击。据国军战报称：

本路军以收复天、芦之目的…决战时之景况：

连日阴雨绵绵，惟我总攻之2月21日，则天气晴朗，阳光微照。陆空炮之协同，甚称圆满。土匪虽高沟深垒，占地形之绝对优势。然以我军攻击精神之旺盛，兼得空炮之有力协助，其活动即大受压制。…11时，我第5师克复老熊岩、八岭寨时，双方激战约一小时，连续肉搏数次，匪伤亡枕藉，纷纷溃窜…我第90师克复三块田、金竹林、香樟树时，空军不断轰击，步兵得在其掩护下勇往迈进，接近匪阵地或山脚，彼此则密掷手榴弹，白刃冲锋。当此时也，烟火弥天，血肉横飞…土匪除一部逃窜外，尸遗遍野，亦云壮烈矣。（国军《剿匪军第二路军薛岳部于四川天芦附近诸战役战斗详报》1936年2月）

飞机大炮加训练有素优势兵力的中央军，力量对比太悬殊，没法防。

2月中旬，红四被迫退入西康告别四川。让“南下没有出路”“南下只能到西康”的懺语成了真。

（图04d：1933年四川，天全）

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为啥排行老三？因为还有俩师兄。

大师兄叫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顾名思义这是一个跨国界的工会组织，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刑警组织ICPO的意思差不多。

大师兄1864年降生，产地英国伦敦。这一年恰逢中国农历甲子年，一个新的循环起点。根据蝴蝶效应，遥远的东方应该有点啥动静。没错，这一年，太平天国倒闭，全聚德开张。

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相当关注，曾放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1853）

东方亮完西方亮。亚洲农民火把熄灭之日，欧洲工人协会诞生之时。老马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创建非常热心，不光执笔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还亲自加入了领导班子。后来又把好兄弟恩格斯也拉进高层，联袂布道。

没有革命理论便没有革命实践。老马是个理论家，站在国际协会平台上，正好让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更大范围传播开来，为工人阶级武装思想。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那里发现了剩余价值，进而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是历史发展必然趋势。

世上没有永恒。从生到死，啥都有个生命周期，资本主义也不例外。问题是老马的数学手稿没给出“三个必然”的周期表，这难免引发认知混乱，让人以为鸿鹄随时将至。几年后，擅领新潮的法国工人一冲动，瞅准机会在巴黎开创了一个中国农民印象深刻的无产阶级政权：公社。

除开传统工匠，工人与农民的本质区别，在于生存方式。农民以我为大，凭一己之力就能衣食住行全搞定。闻鸡起舞日落而息，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惯了，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工人呢？以集体为依归，独立个人创造不出产品。一起上下班协同大生产，工业流水线上人性被彻底异化，生命变成名副其实的齿轮和螺丝钉。所以啊，农民天生就是个人至上的一盘散沙，工人一穿上工作服就知道个人服从组织团结就是力量。

力量很重要，力量对比更重要。1871年无产阶级要在巴黎战胜资本主义，只能是美丽幻想。不过，这倒为老马提供了一次实践检验真理的机会。巴黎公社风风火火的日子里，老马无比兴奋地代表协会高管向各国会员大力颂扬巴黎公社，这便是那篇著名的《法兰西内战》。老马说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由此推导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首先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大白话就是：要自由先得砸碎枷锁。

巴黎公社挺了不到仨月，有两份遗产却在物质和精神两个世界不朽流传：公社墙和国际歌。那句全世界都熟知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换种译法，就是“国际一定要实现”。

大师兄存活了一个生肖轮回，1876年在美国费城宣布解散。这年一位叫贝尔的美国人发明了电话。电话改变了物理世界，你嘴我耳之间，空间距离化为乌有。结果不光省时省力，还能省钱――这对无产阶级很重要。从此协会领导不必跨国出境舟车劳顿东跑西颠见面开会了，老马也有更多时间来完成《资本论》的后几卷了。

人类交流，肢体和表情的信息含量可比语言大多了。有时根本用不着出声，一道深情秋波就能把巨大暖流传递到对方心底，激起万丈波澜。要不咋会有“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千古佳句呢！

可恨的是贝尔电话没办法传输调情必备的可视化元素。这对渴望阶级感情温暖苦难心灵的工人阶级来说，实在是个大缺憾。没了协会，工人们开始失落了。

需求引导供给。又过了一个生肖轮回。老马离世6年后，法国大革命攻克巴士底狱100周年纪念日，1889年的7月14日，巴黎召开了一次国际大会。这个会有22国工人政党的代表参加，标志着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的发端。会议主谋是伟大导师老马的亲密战友恩格斯，走上前台露脸的是德法两国的社会民主党。会场上挂着两条大标语，分别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社会主义者的目的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生产资料社会化。”

为了大师兄致敬，国际工人协会始被尊称为第一国际。恩格斯没到现场，此刻正埋头于《资本论》第三卷的修订。这可是划时代的鸿篇巨著，注定要流芳百世的。

社会民主党是个啥东东？在当时，那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同义词。大师兄下凡前，工人阶级只有工会没有政党。第一国际运作5年后，德国领头建起了第一个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工党。后来改名德国社会民主党。紧接着是美国，1870年成立了劳工党。后来叫社会主义工人党。再后来是法、荷、丹、比、西、意、挪、奥、瑞&瑞… 收拾金瓯一片，工人建党真忙。

第二国际是个松散联盟，没有明确纲领。大家彼此平等，谁都不领导谁，好几年才聚一次会。幕后操盘手一直是恩格斯，直到1905年去和老马相聚。

第二国际有份遗产咱们至今还在享受，还演变成了小长假：五一国际劳动节。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工人要求每天工作八小时举行大罢工，1889年第二国际头一次开会，就把这天规定成国际示威游行日。怨不得过去国庆节游行五一节也要游行呢，原来是为了向资本主义示威。现如今资本主义的界线已然模糊不清，于是取消大游行，改成大旅游。

号称万物主宰的人，不过是天地空间一棋子。棋盘的横格是祖国民族，纵格是社会阶级。国家内乱时，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上下死掐，他国的同等阶级也能伸出援手。西班牙内战，佛朗哥这边，德国和意大利出兵相助，反法西斯斗争则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大力支持，来自54国志愿者的西班牙国际纵队，成了一道亮丽风景。

可一旦国家之间开了战，就乱套了。无产阶级是撇开阶级矛盾同资产阶级政府一起保卫祖国，还是与敌国的阶级兄弟携起手来，跟本民族的同胞骨肉对着干？

1912年欧战前夕阴云密布。第二国际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即一旦战争爆发，工人阶级就要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进行革命，推翻各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

嗯，阶级情还是高于骨肉情。

承诺像支票，是不是空头一兑便知。1914年8月1日，德国政府对俄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3日，德国对法宣战。当天，第二国际最势大力沉的兄弟团伙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激烈辩论，以78对14票赞成政府军事拨款。4日，德军入侵中立的比利时这天，德国社民党在国会对军事拨款法案投了赞成票。党主席哈阿兹当场发表声明献忠心：今天我们所要决定的，不是赞成战争还是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解决为保卫祖国所必要的款项问题…我们要证实我们一再强调过的话：在危机存亡之际，我们决不置祖国于不顾。（洛塔尔贝托尔特《德国工人运动史大事记》）两天后，德国社民党和工会总委员会联手号召党员和工会会员支持战争。

要知道，当时德国社民党在帝国议会拥有34.8％席位，举足轻重。

国家利益当头阶级友爱靠边。紧接着，法、比、美、意、奥、瑞的工人政党也纷纷靠拢本国政府，支持战争。脆弱的幻想超越民族国家的工人阶级联盟顷刻间土崩瓦解，第二国际裂变了。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产阶级革命的继任导师列宁极为愤怒，宣布与第二国际决裂。1915年还专门写下了《第二国际的破产》，痛斥那些“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变节者们。

20年后，在中国四川大草地上中共内部发生了分裂。拥兵南下另立中央的国焘在为此正名时，套用了列宁与第二国际断然分手的壮举。说实话，除了分道扬镳这一幕，其他的还真是有点风马牛。而且，当时最广大的红军将士，也没几人知道第二国际咋回事。

说起来跟第二国际割了袍断了义，可彼此还都举着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大旗，外人看上去还是一家子。1917年4月流放在外的列宁一回到俄罗斯，就提出要改名：

全世界社会民主党的正式领袖都背叛了社会主义，向资产阶级投降，所以我们应改名为共产党，来代替“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列宁《四月纲领》1917年4月）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趁着外战内乱，列宁领导武装起义一举夺了政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世界震惊。第二年3月，根据列宁提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正式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随后，德国的斯巴达克同盟改名德国共产党，匈牙利、奥地利、捷克、芬兰、法国、美国，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1919年3月2日，在列宁发起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克里姆林宫宣告成立。

至此，工人阶级的三个国际组织，分别跟无产阶级的三位导师挂上了钩。

不同的出生背景，让一门同胞的仨兄弟有着迥然不同的奋斗目标。如果说第一国际为了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第二国际主要以合法的罢工来维护劳工权益，那第三国际则是宣扬暴力革命：

历史教导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不经过专政时期，即不经过夺取政权并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总要不惜采取一切罪恶手段来进行的最猛烈、最疯狂的反抗的时期，就取得了统治，就能够取得统治。（1919年3月6日《真理报》）

这是列宁在第三国际成立大会上的一段发言。归而纳之，就是想翻身，靠武力。

第二年正式颁布的共产国际章程，彻底体现了列宁的理念：

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武装斗争），为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斗争，为建立一个作为完全废除国家的过渡阶段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斗争。共产国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把人类从资本主义恐怖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共产国际同时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历史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共产国际章程》1920年8月4日）

废除国家？国家通常是民族的外衣。哪个民族不想独立生存？强大民族穿自己的外衣，弱小的只好依附强大外族，于是便有了多民族国家。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联邦共同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统一了国旗国歌。到了1925年12月，俄共（布）也更名为联共（布），即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度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识字课本。

共产国际事实上必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共产国际的组织机构必须保证，各国工人随时都有机会获得其他国家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最大帮助。…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所有政党应称为：“某某国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共产国际章程》1920年8月4日）

为统一意志高度集权，避免第二国际的悲剧，列宁一上来就规定共产国际是领导者，各国共产党是被领导者，独立法人是不允许的。当然，俄共（布）也不例外。

这隐含了一个悖论。理论上俄共也是国际的一个支部理应被领导，可国际是俄共创建，领导人由俄共高官兼任，事实上只能唯俄共马首是瞻。像共产国际主席团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同时就是俄共（布）的政治局委员。

老季后来跟托洛茨基搅到了一起，被撤销了政治局委员。1926年10月23日，联共（布）领导层作出决议，认为季诺维也夫不能继续在共产国际中工作，因为“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中不能体现联共（布）的路线…季诺维也夫同志已不能留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职位上继续工作”（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两天后，共产国际就作出《关于撤销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职务的决议》。随后老季给共产国际写了封信，主动“请求解除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及目前在共产国际中担任的全部工作”（季诺维也夫《论共产国际》）。

随后另一位联共（布）政治局委员坐上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的交椅，他的名字是布哈林。

老布干了三年。到1929年4月，联共（布）又决定撤销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7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十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布哈林同志的决议》，解除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又撤销了布哈林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老布让一代国人印象深刻是在大银幕上。那部“让列宁同志先走”的电影里还有一句经典台词：布哈林是叛徒（好像是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也夫说的）！

老布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一是与人合写的《共产主义ABC》，影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直到1992年，总设计师还念念不忘这本书。二是在位期间极为推崇那篇“糟得很”和“好得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让作者墙内开花墙外香，在国际声名鹊起。之后共产国际持续的欣赏赞誉和重视，也让作者在不知情间受到不少重要关照。

打那以后，主席的情况经常从苏区报到上海，再由上海报给莫斯科。来看几封电报：

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上进行批评。最近一次中央局的会议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但他没有出席会议，因为他在前线…（《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5月3日于瑞金）

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加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担当负责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电》1933年3月22日于莫斯科）

中央报告说，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李竹声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电》1934年3月27日于上海）

反对毛泽东出行，因为我们不认为能够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险。即使需要大笔开支，也绝对需要在苏区组织对他的治疗。只有在完全不可能在当地医治和有病死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埃韦特电》1934年4月9日于莫斯科）

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一样，最终都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老季于1936年8月被处死，老布于1938年3月走上同一条路。据说他曾留下一封遗书，悲催到了家：

我就要离开人世了…现在捷尔任斯基已不在世，契卡的优良传统已成为过去了…为了满足斯大林病态的怀疑心理（我不敢说得更多），为了追求奖章和荣誉，他们利用了契卡原来的威信，进行最卑鄙的活动。而他们不懂得，他们同时也在消灭他们自己，因为历史是不能容忍卑劣行径的见证人继续存在的。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党员变为叛徒、恐怖分子、暗杀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么这些机构也会立即找出证据来…

…我向未来一代党的领导者们呼吁！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是把骇人听闻的各种罪行的一团乱麻解开，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这团乱麻越来越扩大，像火焰一样越燃烧越厉害，勒得我们党喘不过气来。

…我坚信，经过历史的过滤器，早晚不可避免地将会把我头上的污秽冲掉。我从来没有当过叛徒，如果是为了列宁的生命，我会毫不动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没有做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情。我请求新的、年轻的和诚实的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这封信，宣布我无罪和恢复我的党籍。

同志们，你们要知道，在你们向共产主义胜利进军的高举的旗帜上，也洒有我的一滴鲜血。（布哈林遗书《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

1988年2月4日，中国农历立春的那天，老布终于在50年后被平反。戈尔巴乔夫做了当年赫鲁晓夫想做而没敢做的事。三年后，老戈下台，苏联解体。九泉之下老布倘若有知，是该仰天长笑呢，还是长歌当哭？

人总是依据阶段性的已知信息作判断，所以过去一直坚信“布哈林是叛徒”。后来信息大爆炸，知道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事，颠覆了很多过去不怀疑的事。人总得长大，现如今，再言之凿凿的说法也不敢轻易下结论了。因为天比井口，大得太多太多啦！

1924年马恩把列宁招了去，斯大林顺势上位。两年后愚人节，联共（布）政治局开了一个会，批准其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几个建议。其中有一条：

(3)为解决重要问题，不管主席团或执委会举行会议与否，代表团可召集全体会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8号记录》1926年4月1日）。

这意思是说，只要长子觉着必要，就能随时召开家庭会议，用不着去踩爹的点。

长子如父，此言不虚。

想想也好理解，经济社会资本的意志说了算。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吃喝拉撒全得指老大。您说该谁说了算？

如此一来，共产国际的指挥棒便掌控在斯大林手里。各国共产党与联共（布）名义上是兄弟党，实质成了老子党与儿子党。乱了辈了。

可也有好处。儿子不挣钱老子总得赞助吧？众弟兄骨瘦如柴造血机能缺失，手心向上嗷嗷待哺倒也理直气壮没啥不好意思。所有的金援军援全出自大师兄腰包，几乎有求必应。莫斯科呢，也乐得就此扛旗输出革命，等待长期投资零存整取的那一天：废除所有国家。

中国共产党和所有无产阶级政党一样，始建之初只有两样东西：理想和贫穷。为了可持续发展，寻求外援势所必然。于是，苦难的中共苦撑了一年后，在次年的二大上决定放弃独立性加入大家庭：

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二次全国大会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1922年7月）

自由诚可贵，金钱价格高。若为生存故，啥都能成交。

到了27年8月1日，中共搞了个南昌起义，军火援助更显迫切。8月5日，国际的老板联共（布）批准了加伦将军（苏顾问，勃留赫尔）的计划：起义军南下广东。11日联共（布）根据加仑请求，准备赞助起义军“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8月25日联共（布）再次开会，计划“由中国委员会确定派往南昌部队的下列专业人员：联络员、机枪手、炮手和工兵以及五名不分兵种的师级首长”，同时要求“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两周内在海参崴集中500万发步枪子弹和1000发炮弹”。（王新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

10年后的1936年，中国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在即，准备实施宁夏战役打通苏联时，共产国际再次备货待发：

“提前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做准备”（《季米特洛夫日记》1936年9月11日）

人贫志短。1936年6月，中共好容易用电台沟通了莫斯科，第一封电报，张嘴就是“请你们讯问国际能否每月帮助我们三百万元。再则向美洲华侨及各国工人募捐有希望否？财政问题之外，军火问题也是重要的。我们希望的是飞机、重炮、子弹、步枪、高射机关枪及架桥技术等，请讯问按政治情势所许，可能帮助我们至何种程度？”（《中央书记处致王明康生电》1936年6月16日）

11月12日，国际转告中共，“经济上不能按月帮助，决定对你们帮助的总数五十五万美元，第一批送去二十五万。你们大约在十一月底可以在你们指定的上海转款人手中收到。（《王明陈云致中央书记处电》1936年11月12日）

此时几乎到了破产边缘，中共急了：“请你们迅速地确实地将帮助我们的经费从天津、上海两处交款”，“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否则，“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中央书记处致王、康、陈电》1936年11月8日）

10天后洛甫再次催款说：“因为没有现金，粮食也买不到了。请即刻经过天津付款处送一笔款子来，以救燃眉之急。我们的交通正在那里等候。上海方面也已通知小开准备接收。”（《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1月20日）

远水救不了近火。到11月底中共还没收到国际的汇款，洛甫发火了，质问驻京办：“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张闻天致王明陈云电》1936年12月5日）

八、九万人是个可以理解的夸张。不难看出，此时红军已然到了山穷水尽的悬崖边。

据说，国际给的第一笔钱12月初终于到达了上海，并很快转送到甘北苏区。这可是雪里送炭。与此同时，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在12月2日致电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要求给中共“在拨出200万卢布之外，再提供：50万美元，5000卢布”（《季米特洛夫日记》）。1937年3月2日，老季兴奋地电告中共中央说：“我们为你们拨款80余万美元，这笔钱将送交给你们。另外，你们还能够指望收到相同数目的另外一笔援助。只是转交这些钱在技术上存在着极大的难度。但无论怎样都必须确保实现这一转交。”（待查）

看得出来，老季对中共实在不薄。

共产国际有过两个老季，一个是首任领导季诺维也夫，再就是这位季米特洛夫。名字差不多。此老季是保加利亚人，1934年8月当选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他的口才极佳，最出彩的是1933年秋著名的莱比锡审判，客居德国的老季被诬陷是国会纵火案主谋。法庭上，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愣是把纳粹泼来的脏水洗得干干净净，大出了一把风头。他那逻辑严谨环环相扣的法庭对白，整个就是一场猫戏耗子的大片，让第三帝国的菁英高管戈林戈培尔屡屡中套，丢人现眼脸面扫地。

老季对中共发展有三大功劳。一是资金。那可是真金白银甘霖降在久旱田。虽说出自斯大林账户，要没人跑腿协调一条龙服务，怕也难成及时雨。

二是策略。先是让中共放弃了反蒋，指出“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共产国际致中共书记处电》1936年8月15），后又委婉建议“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割据的地区放弃苏维埃制度转而在民主的基础上采取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是适当的、及时的？”（《共产国际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1月20日）。好嘛，放弃反蒋，放弃苏维埃，这些个主意要是中共自己人提出，还不跨越右倾直接钉上叛徒耻辱柱？

三是领导人。根据老季一言九鼎的个人意见，1938年秋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事实上成了中共老大，连回到国内自视甚高的王明也不得不俯首称臣：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王明《在中共六中全会上的发言提纲》1938年10月29日）。

老季在头把交椅上坐了八年，直到1943年国际散摊。1946年保加利亚成立人民共和国，老季当了首任总理。1948年12月又当选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49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正在苏联疗养的老季突然“死于心脏病”，享年67岁。

此前老季曾瞒着莫斯科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密谋，策划在东欧搞一个巴尔干联邦，这让斯大林非常恼火。从地理上看，除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匈牙利都是潜在客户。这个团伙要真成了，不知会不会加入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别忘了，亚得里亚海上的雄鹰可是中国的铁杆小兄弟，从来不买莫斯科的帐。

第三国际生存了24年，比大师兄多了一倍。可咋就无疾而终了呢？

首先，不用说，这一定是联共（布）的主意。其次，还是民族性与国际性那道过不去的坎儿。

好汉难敌双拳。上世纪3、40年代，斯大林最担心的莫过于一旦战争爆发，东方日本和西方德国两面夹击成了三明治。于是，1939年8月23日，德军入侵波兰二战揭幕一周前，苏联在西线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在东线，苏军在诺门坎抡拳暴扁，打得关东军满地找牙。时过境迁，两年后苏德关系每况愈下，莫斯科又转过头来跟东京套近乎，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甭管是苏德条约还是苏日条约，都是无产阶级政权与资产阶级政府公开结成的战略合作伙伴。这分明是对共产国际这个世界共产党基本原则的无情背叛。对此斯大林没做任何解释，却在与日本签约一周后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图片：《季米特洛夫日记》p135）

对于流氓来说，协议就是张废纸。苏日条约两个月后，德军踩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废纸大举进攻所向披靡，苏军一路溃败退无可退到了斯大林格勒。直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苏军惨胜，才算到了转折点。

打架谁不想帮手？要命的是共产国际的小兄弟们眼下谁也指不上，斯大林只好转向了有着共同敌人且工业强大的美英两国。要是能让他们在德国人背后开辟第二战场，战局肯定立刻逆转。可这边苏联指挥棒下的共产国际不停鼓动各国工人推翻政府，那边又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协同作战打击德国，人能干吗？

伟大的国家利益面前，貌似崇高的阶级价值观永远不堪一击。1943年5月8日，老季拜会了斯大林的副手莫洛托夫后，开始制定解散国际的草案。斯大林看过草案后说：“经验表明，不应有一个领导所有国家的国际领导中心。这在马克思时期、列宁时期和现在都已显示出来”（《季米特洛夫日记》1943年5月11日条）。19日，斯大林对解散国际草案提出修改意见：…要指出，解散的问题是在战争期间由一系列支部提出的；在有关第一国际解散的那段文字中要强调，马克思解散第一国际是“由于建立群众性的各国工人政党的必要性业已成熟”（同前）。20日，斯大林电话老季：要快一点公布。（同前）21日，在斯大林办公室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莫洛托夫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老季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

（图片：季米特洛夫日记p247）

1943年5月22日，《真理报》公布了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这个消息立马让资本主义世界欢呼雀跃。1943年11月底，斯大林在德黑兰与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历史性会面，终于得到美英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作为回报，斯大林同时宣布，在打败德国法西斯后，苏联将对日作战，减轻美国压力。

共产国际，生也萧何，死也萧何。利益使然。

这世界，交易无所不在。除了生意，神马都木有。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过过黄河吗？从桥上还是桥下过的？脚下河水向哪儿流？

俺向往黄河，念小学就开始了。贺敬之一首画面十足的诗，发酵了农家少年想象力：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

九曲黄河，九个弯吗？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说，黄河像条蜿蜒的龙，大小拐弯跟卢沟桥的狮子一样数不过来，故以九曲概之。那，是谁最早开叫的呢？老师说是唐朝刘禹锡：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刘爷不是安居陋室宅在家里，调素琴阅金经修身养性吗，跑人独守空房的织女家干嘛去了？孤男寡女的，闹出绯闻岂不坏了名节？

看地图，黄河像个汉字“几”。老眼昏花看成“九”，也不出格。甭管几还是九，从黄河源头到内蒙巴彦淖（音闹）尔那一撇，水向东北流。

85年第一次到兰州，偷闲去了趟刘家峡。当时被吓一跳，这是黄河吗？水清得一点都不真实。拍了照片回来，单位里没人信是黄河水。不过在分享了俺带回的兰州大瓜子后，无人不信那是童年黄河水。

刘家峡在兰州西南永靖县，黄河穿峡而过。解放后堵河修坝，高峡出平湖。湖的西南角有个莲花村，村里有个莲花台。岸边还有个莲花渡，原址被水库淹了。当年红四方面军曾打算从这里过河：

据二十三年度甘肃建设月刊载，永靖之莲花渡有浮桥和渡船…建议我军出青马敌后…抢莲花渡，便尔后行动。（《徐向前致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电》1936年9月15日）

永靖往西溯流而上百十里是青海循化。循化也有一个古渡口，当年也有桥。1936年9月22日20时，朱张徐陈给毛周彭贺任发电报，通报红四要过河，“依据四方面军造船技术，即永靖、循化两桥被敌破坏时，亦能达到迅速渡河之目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个季节黄河北岸已然大雪封山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徐帅回忆：“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无奈，只好到下游寻渡。

再次亲近黄河水，是20年后的宁夏，青铜峡。

宁夏让俺神往多年，是因为被蒙古铁骑踏没了的神秘西夏国。这西夏屡屡把大宋军队打得找不着北不说，还大胜过耶律宗真亲率的10万大辽精锐，生生从宋、辽嘴里抢下一片大好河山。东接黄河一捺，西到玉门关，比现在宁夏可大多了。后来成吉思汗看着眼红，四次发兵来抢地盘均无功而返。第五次终于灭了西夏国，可也搭上了一代天骄的九尊之魂。

有道是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西夏独霸一方截断了西去东来的丝绸路，倒把大宋的造船术逼上顶峰，改道海路通商运货。现在海底那么多沉船宝物累累，要不是当年陆路断行无奈下海，何能囫囵至今？

最让人叫绝的，是这个大夏立国之初居然颁行了自创文字！西夏文脱胎汉字，却一个现成的汉字都不留，民族豪气冲天。这字，远看都熟悉，近看全不识。

说来孤陋寡闻。到宁夏前光听说此地枸杞天下无双，不知别的。从银川下飞机打的前往青铜峡，路两旁满眼都是透着亲切的水稻，不禁大惊失声。的哥兄弟同情地看了俺一眼，然后款款道来：没听说天下黄河富宁夏吗？这里的黄河河床高，随便挖条沟渠，就能引水浇灌。我们世世代代都吃大米，你以为只你江南才有啊？

青铜峡在黄河西岸，是1960年才设立的年轻市，比李小龙的《青蜂侠》只大6岁。古时候黄河水从青铜峡出来兵分两路，环绕的沙洲叫灵洲。西汉时在此设立了灵洲县。北边不远还设了个灵武县，因临近贺兰山灵武谷（口）而得名。当时灵洲灵武都归北地郡管辖，到了隋朝这里叫了灵武郡。唐朝用州县制替代郡县制，灵武郡改叫了灵州，原来的灵武县不见了踪迹。民国来了，灵州叫回了灵武县。

灵州城池守着黄河，一路走来数次被淹几经迁徙，直到600年前的明朝宣德年间才踏实下来，留存至今就是现在的灵武。有一弊必有一利，翻来覆去的黄河水把两岸冲积出成膏腴沃土，富甲一方。唐代有位名气不大的诗人写过一句名气很大的话，“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这诗的题目是《送卢潘尚书之灵武》，作者叫韦蟾。只这两句，便知此地富裕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好地方未必都有好心情。明朝朱元璋的儿子朱旃（音沾）在此写过一首《灵武秋风》，就是另一番心境：翠辇曾经此地过，时移世变奈愁何。秋风古道闻笳鼓，落日荒郊牧马驼。远近军屯连戍垒，模糊碑刻绕烟萝。兴亡千古只如此，何必登临感慨多。

唐太宗李世民也到过灵武。贞观20年他到此接受北方游牧诸部落归降，曾留下“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的诗文，何等趾高气扬风光无限。没想到百年之后安史之乱，他的曾孙唐玄宗一路西逃追祭贵妃亡魂，玄孙李亨临危受命在灵武继位。李老三以此为基地调兵遣将平定叛乱，在强力外援回纥兵助战下，重新收复了东京洛阳西京长安，力挽大唐于既倒。清末陕甘回民暴乱，回军首领马化漋坐阵灵武金积堡抗击清军。前来清剿的左宗棠一打眼，发现“西事关纽全在金积，此关一开，全局在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于是便有了昏天黑地打了差不多两年的金积堡之战。回人再骁勇，也抗不过朝廷，再说湘军也不是善茬，还有克虏伯大炮助阵。最终回人粮尽，左爷大胜。

金积和灵武都在黄河东岸。当年红一方面军觊觎宁夏，第一目标就是灵武和金积。这片土地可有一肚子的故事。可惜出差公干身不由己，没能跨过黄河前去寻幽探秘，留下小小遗憾。

灵武西北百十里路开外，便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俺打小就知道精忠报国的岳飞岳鹏举，从他的满江红又知道了贺兰山，每次怒发冲冠眼前都是一片山。后来读了点书，便生了困惑。靖康耻是1127年的事，那年金军攻破东京汴梁灭了北宋，抓走了徽钦二宗。是为靖康之难。

冤有头债有主。抓走皇上的是金军，女真族的队伍，跟党项族的西夏似乎没一毛钱关系。贺兰山在西夏境，岳爷要报臣子恨，该去东北长白山呀，跟西北贺兰山较哪门子劲嘛！

再后来，又读了点书，就只困不惑了。原来这西夏，根上倒饬还是从大宋身上掉下的肉。党项人在1002年攻占了宋朝重镇灵州，大宋力所不及，只好放任自流。姑息意味着鼓励，36年后人家干脆建了大夏国，与大宋分庭抗礼。这有点像小鬼子先占东三省，后建满洲国。

忍耐总有极限。1048年宋神宗派五路大军收复灵武，到头来偷鸡不成蚀了米损将折兵未如愿。又过了50多年，岳爷横空出了世，这大宋屈辱史，让老母给刺在了背上。从此，贺兰山成了背上永远的痛。

贺兰山800里，是座南北走向的条形山脉。此山西北，有一处红军朝思暮想的风水宝地，定远营，现如今阿拉善左旗的巴彦浩特。这地方离灵武金积不算远，200华里上下。

据大清岳钟琪的《定远营记》记载：贺兰山北，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也。…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北塞七十二处隘口，奉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爰相地形高下，因山而筑，气势轩昂。设武弁，置屯兵，西接平羌，遥通哈密，巴里坤等处，东接威镇，远连三受降城，两狼山之要地，内外联络，边疆安谧，良由圣漠广远，神威远施。

建定远营为了啥？神威远施。老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神威远施了，近处可遭殃了。雍正八年此营开建，当年北京城发生大地震，死了两万多，太和殿塌了一个角。据说西北方向震感强烈，不知和定远营有啥关联。

定远营是个交通要道。1936年9月主席给国焘等打电报说：“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过去即从这些道路接济冯玉祥。邓小平同志亦亲从定远营汽车路走过。他们从外蒙接济，我们先占领定远营”。（《毛周彭致朱张任贺电》1936年9月19日15时）

总设计师到定远营是1926年的事。那会定远营有没有汽车路不好说，可《邓小平年谱》说，1926年10月底，“从库伦乘苏联为冯玉祥部运送子弹的卡车回国。到沙漠地带改骑骆驼，行进八天八夜到银川。”关联到“邓小平同志亦亲从定远营汽车路走过”，莫非骑着骆驼走了八天八夜汽车路？

老邓为啥不直接汽车坐到家？因为那是顺风车不是出租车。苏联人给冯玉祥运军火，目的地是绥远五原，不是定远营。从五原过来，少说800里。

总设计师记性很好。据说1964年4月，老邓和彭真到巴彦淖尔视察。这地方在黄河那撇的顶端，56年归了内蒙之前本是五原地界。故地重游老邓想起了当年，说“20年代，我从苏联回国，经过蒙古国，到过定远营，那可是个好地方，一座了不起的城市”。

1937年初，大公报特派记者范长江也到了定远营。回来写了篇《西北近影》，介绍道：

许多人对于定远营有不正确的了解：第一，认此为通外蒙古大道，为对外交通上的重要道路。第二，认定定远营为贺兰山外重镇，可以屯驻大军。而按之实际，前者因北界蒙荒与戈壁，非经大规模之建设，汽车不能畅利通行，骑兵与步兵之运动，尤非易事。其次，定远营本是不产粮食，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来自外间，故欲屯驻一营以上之兵力，已相当费事。因此定远营的重要，乃在对蒙古的政治问题上，与乎某种程度的对外蒙古交通上，有其价值。此外的打算，实在太奢。（《范长江新闻文集》）

（图片：范长江贺兰山图）

2011年，俺再次来到九曲黄河上游，兰州以下青铜峡以上的靖远县东湾镇。一个秋日午后，俺饕餮完最正宗的东湾驴肉，到几里外的河边消食赏景抚今追昔。对岸叫三角城。由此往南逆河而上数十里，便是著名古渡虎豹口。

俺第一次知道虎豹口是在1994年。那年三峡大坝开工，国内引进第一部美国大片《亡命天涯》，主演哈里森福特。一次出差，俺随手买了本《飞天》，上面有篇小说名叫《虎豹口》。

之所以留下了印象，一是这名字看上去阴森森的透着恐怖，二是小说内容大都在裤腰带以下展开。有点黄，让人想起薄伽丘。

民国九年，老历十月十四日，我蹲在尚未封冰的黄河边想心事。这是我在用羊皮筏摆渡的间歇常做的功课。

我的面前是一堆舞蹈着的篝火，篝火的前面便是平静的黄河。我的身后不远处，一只羊皮筏用划板子（浆）斜撑着立在那里，幸福地浴在阳光里。它那神态使想象丰富的人会觉得它也和它的主人一样在想着什么心事，或者正想着和黄河拥吻的某些难忘的细节。

黄河从我的眼皮下缓缓流过。面对黄河我该说些什么呢？虎豹口人对黄河之熟悉，犹如熟悉自己身上的一切一样。虎豹口人生于斯、亡于斯、取于斯、驾驭于斯……虎豹口人早就与黄河溶于一体了。

在我的眼里，黄河其实就是一具阳物，春汛之日，是它热情高涨生动勃起之时，它用赤裸而夸张的动作，将不可遏制的爱加之于黄河两岸的土地上。盛夏之时，正是它播洒爱欲的最高潮，那情那景使阳刚气不足的人看了三生难忘并为之神经衰弱和惭愧。此刻，冬日的黄河，犹如作爱之后迅速疲软的阳物，无力地横在我的眼前，感染得光棍汉的我，浑身竟也透出几许暮气来。（武永宝《虎豹口》）

当时那感觉，很佩服作者干柴般的旺盛想象力：盛夏之时，正是它播洒爱欲的最高潮。其实，盛夏之时，黄河水正如半夜尿炕，汹涌波涛四下泛滥祸害了多少良田农家。这叫爱？

这小说把虎豹口写进了记忆。

多年后无意中看了一篇网文：白银历史――关于“虎豹口”地名的来历。说是虎豹口原来叫河包口和虎帮割，红军搞不清是哪几个字，就叫了虎豹口。其实，当年红军往来电文，除了虎豹口还叫过和堡口。国军电文叫和堡口，还有和保口。这几个名发音是差不多，真是红军搞错了？

顺手再一查，这文章的内容在《中国地名》上也有。至于谁抄的谁，那得去问方舟子。

那文章说，虎帮割是民间传说，河包口是官方称谓。传说嘛，空穴来风的多了去。官说嘛，总该有记载吧？

在历朝历代的官方文本中都把这里写成了“河包口”…《中国西部历史文化名城——靖远》记载：“清代光绪年间知县储英翰勒石立碑，亲撰《河包口官渡记》，记述渡口历史渊源，以及过渡车辆、人畜价目等。”并配有石碑的图片。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官方是使用“河包口”这个地名的”。（《关于“虎豹口”地名的来历》）

哦，原来这官说在碑上。

说到碑，想起了古代禁碑令。魏武帝曹孟德痛斥树碑是“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其烈”，晋武帝司马炎也曾下诏曰“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圣神皇帝武媚娘留了块无字碑玩擦边，不知洒点药水会不会显现点啥？

幸亏春夏秋冬来复去一朝天子一朝纲。要不，那苍浑绝美的魏碑如何流传至今，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岂不断了香火？

靖远知县立的碑还在吗？要在，八成待在博物馆。见多才能识广，与其在家纠结不如临渊张网。趁着黄金周闲着无聊，咱跑一趟探个究竟，也不算白来。

（照片：靖远博物馆）

有道是流水无情恋落花。大老远兴冲冲来了，却赶上铁将军把门，喝了一碗闭门羹。黄金周博物馆休息，人家不开门。

馆前有个鹿鸣苑广场，是老百姓享受生活的好去处。不得其门而入，在此散散心也不错。忽见一长者，旁若无人手不释卷，雕像般气定神闲。旁边的年轻人，眼神飘忽浮躁不安充满生活恐惧。再细瞧老者手中书，竟然是港版回忆录。

（照片：手不释卷的老者）

长者让俺肃然起敬。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人呐，睁眼闭眼之间，能明白的事儿不整个明明白白，谢了幕还不让路人指着地下三尺对孩子说，再不好好念书将来就这下场――死得不明不白！

榜样的力量无穷。博物馆歇了图书馆不能也歇了吧，不就大清吗？离着不远。

要说这大清地理书真不少，名气最大的首屈魏源魏爷的《海国图志》，一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了醒世恒言。不过魏爷放眼世界远水不解近渴，眼皮底下的东西还得问顾祖禹顾爷。他的《读史方舆纪要》130卷280万字，要啥有啥。

找来《读史方舆纪要》直奔靖远。咦――

靖远卫…卫西四十里曰虎豹口，卫境要口也，向设官军戍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二陕西十一）

关隘…虎豹口，卫西四十里，有戍兵（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舆图要览）

“卫”是明朝军事编制，跟现在军分区差不多（下级“所”相当人武部，上级“都司”相当省军区）。如此说来天津卫就是天津警备区喽？差不多。不过天津有三卫：天津卫和天津左、右卫。锦衣卫是北京卫戍区吗？这不对。京城的卫多了去，锦衣卫嘛八三四一是也。

顾爷的文字拿时下语言表达就是：

靖远军分区…分区驻地西边四十里叫虎豹口，是防区内重要关卡，老有部队驻守。

顾爷这书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出的。差不多百年之后，朝廷出了高清图，标上了虎豹口。

（图片：大清广舆图局部）

这是乾隆50年（1785年）的大清广舆图。此图幅员辽阔，从蒙古到海南从台湾到新疆，够全乎的。数万地名中，虎豹口立有一席之地，够牛。

细瞧下去出来个问号：靖远咋成了靖虏？

靖虏可是明朝的地名。1644年清兵入关，当年（顺治元年）就把靖虏卫改成了靖远卫。大清的图蹦出了大明的名儿，难不成反清复明义士之后所为？

查。这图并非原创，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增订广舆记》增订而来。再查。这《增订广舆记》也不是原创，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广舆记》“增订”而来。哈哈，累计增订三次方。

这就对了。《广舆记》正是明朝物件儿，当时没有靖远只有靖虏。剩下的是，明朝那会儿有虎豹口吗？

那得去问大明。再再查，水落顽石出。明代官修《大明一统志》是天顺五年（1461年）印的，上面写得明白：

（大明一统志）

呦，敢情，虎豹口这地名，五百年前就有！

够了。500年前就有的地名，如今成红军叫出来的了。

“河包口”为什么会成为“虎豹口”呢？笔者推测为：“虎豹口”这个地名是当年的红军将士叫出来的。当年来到这里的红军将士大都是南方人，他们在听了当地人讲的“虎帮割”或者“河包口”以后，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性，不可能详详细细地了解这个地名究竟应该怎样书写才准确，就凭着基本发音大概记下了这个地名。这样的事例在战争年代十分普遍。比如：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境内的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党史学界一直称为“俄界会议”，这个“俄界”就是根据当时藏族翻译的发音记录的。（《关于“虎豹口”地名的来历》）

嗨，个人推测。案例法。英美范儿。

看来，人生在世要想活个明白不被忽悠，可不能人云亦云见风就雨。糊涂虫跟明白人离得不远，勤走几步就是柳暗花明满眼春。何乐不为？

虎豹口有座红军渡河纪念碑。那上边，红军战士脚下不是船，是筏子。

（照片：虎豹口红军渡河）

《虎豹口》的作者武永宝是靖远人，对这一带的历史民情烂熟于胸。他在《礼赞民国年间靖远筏子客》里说红军是用羊皮筏子过的河：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二十四日夜，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靖远虎豹口古渡口巧施“假筏诱敌”之计，吸引北岸马家军离巢顺河追打，致使敌对岸河防阵地空虚，遂指挥红军战士用羊皮筏子一举抢渡黄河天险成功，为整个西路红军数万人北渡黄河进入河西地区打开了通道。

10年前解放军报也登过一篇文章，《兰州军区某舟桥团——架桥铺路开辟新途径》，写道：

本报讯　焦元平报道：当年红军靠羊皮筏子强渡黄河天险的虎豹口渡口，如今瞬间可使天堑变通途。日前，笔者在兰州军区某舟桥团演练现场看到…（《解放军报》2002年11月28日）

西北农民似乎世世代代都用皮筏子漂流黄河。俺在兰州见过一种羊皮筏子，装不了多少人，属于小客。听说当年的大货是牛皮筏子，能载不少货：

记者以（1936年）四月二十四日离兰州，搭牛皮筏，遵黄河以赴宁夏。西北水上交通，皮筏较木船为普遍。皮筏有牛羊皮两种，其组成方法，系将牛羊皮袋经过相当油浸工作之后，紧束头尾四肢，内胀以空气，然后以数个、十数个或多至数十百个，编成平面长方形，上再施以木架，架上可以载货搭客。又如运载羊毛水烟等数量较多之货物，则大体皆用牛皮筏，因其载量较大，一筏可以载重数万斤。更有将羊毛装入皮袋中者，如此可以省却筏上堆毛的高度。筏上如张设帐幕，则立即可以布置成功宽敞的水上行宫，空气与光线皆十足的美好，而且随河水的流动，终日有千变万化的风景，可以供旅行者的观赏…（《大公报》1936年）

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不知现如今还有没有随波逐流的水上行宫？

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西北人渡河多用筏子，南方人渡河可大都用船。红军大多是南方人，南方人到了西北要过河，用啥子？

船。

我们有支百十来人的船工队，是造船的基干力量。先念当过木匠，指导造船有办法。他们在距离靖远约四十里地的大芦子附近，找了片柳树林，隐蔽赶造船只。为支援四方面军造船，中央特令一方面军火速搜集木板、石灰、桐油、铁钉、棉花等材料，送往三十军。先念他们计划，至十一月十号前，力争造船四、五十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当时的往来电报里，造船信息络绎不绝：

我们造船力量，每日能造容五十人船二只。现有船钉约二万个，每支船需三千余个，请兄方赶造船钉，如能多集铁木工，造船速度尚可增加。（《朱张徐陈致毛周彭并贺任关刘电》1936年10月3日17时）

准备派铁匠至同心城造铁钉，正令同心城部队准备二千五百个钉子。白铁料与煤够用否？你们究竟有多少造船工人？每星期能造几只船…（《毛周彭致朱张徐陈电》1936年10月4日）

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之意见…（《毛周彭致朱张徐陈电》1936年10月5日）

新战略计划开始执行时，依四方面军造船情况为断，大概至快也在十一月初…（《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5日15时）

四方面军来电，要一方面军多搜集木匠、铁匠，多备造船材料棉花、石灰、桐油，请令同心城线及其以西部队积极搜集，但须隐蔽造船目标。（《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8日2时）

造船要准备棉花、桐油、石灰、木料，并多找木匠、铁匠，前方能找到木匠和买到桐油、石灰否，请告。（《周恩来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8日13时）

10月10日13时，主席给彭老总发了封“万急”电报，要求为红四搜集造船材料。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对造船提出时间要求：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10月14日午，毛周致电朱张，指出：造船以能达到五十只为最好…

10月18日，朱张致电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过过黄河吗？从桥上还是桥下过的？脚下河水向哪儿流？

俺向往黄河，念小学就开始了。贺敬之一首画面十足的诗，发酵了农家少年想象力：

在九曲黄河的上游，

在西去列车的窗口…

是大西北一个平静的夏夜，

是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

…

九曲黄河，九个弯吗？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说，黄河像条蜿蜒的龙，大小拐弯跟卢沟桥的狮子一样数不过来，故以九曲概之。那，是谁最早开叫的呢？老师说是唐朝刘禹锡：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刘爷不是安居陋室宅在家里，调素琴阅金经修身养性吗，跑人独守空房的织女家干嘛去了？孤男寡女的，闹出绯闻岂不坏了名节？

看地图，黄河像个汉字“几”。老眼昏花看成“九”，也不出格。甭管几还是九，从黄河源头到内蒙巴彦淖（音闹）尔那一撇，水向东北流。

85年第一次到兰州，偷闲去了趟刘家峡。当时被吓一跳，这是黄河吗？水清得一点都不真实。拍了照片回来，单位里没人信是黄河水。不过在分享了俺带回的兰州大瓜子后，无人不信那是童年黄河水。

刘家峡在兰州西南永靖县，黄河穿峡而过。解放后堵河修坝，高峡出平湖。湖的西南角有个莲花村，村里有个莲花台。岸边还有个莲花渡，原址被水库淹了。当年红四方面军曾打算从这里过河：

据二十三年度甘肃建设月刊载，永靖之莲花渡有浮桥和渡船…建议我军出青马敌后…抢莲花渡，便尔后行动。（《徐向前致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电》1936年9月15日）

永靖往西溯流而上百十里是青海循化。循化也有一个古渡口，当年也有桥。1936年9月22日20时，朱张徐陈给毛周彭贺任发电报，通报红四要过河，“依据四方面军造船技术，即永靖、循化两桥被敌破坏时，亦能达到迅速渡河之目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那个季节黄河北岸已然大雪封山气候寒冷道路难行。徐帅回忆：“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无奈，只好到下游寻渡。

再次亲近黄河水，是20年后的宁夏，青铜峡。

宁夏让俺神往多年，是因为被蒙古铁骑踏没了的神秘西夏国。这西夏屡屡把大宋军队打得找不着北不说，还大胜过耶律宗真亲率的10万大辽精锐，生生从宋、辽嘴里抢下一片大好河山。东接黄河一捺，西到玉门关，比现在宁夏可大多了。后来成吉思汗看着眼红，四次发兵来抢地盘均无功而返。第五次终于灭了西夏国，可也搭上了一代天骄的九尊之魂。

有道是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西夏独霸一方截断了西去东来的丝绸路，倒把大宋的造船术逼上顶峰，改道海路通商运货。现在海底那么多沉船宝物累累，要不是当年陆路断行无奈下海，何能囫囵至今？

最让人叫绝的，是这个大夏立国之初居然颁行了自创文字！西夏文脱胎汉字，却一个现成的汉字都不留，民族豪气冲天。这字，远看都熟悉，近看全不识。

说来孤陋寡闻。到宁夏前光听说此地枸杞天下无双，不知别的。从银川下飞机打的前往青铜峡，路两旁满眼都是透着亲切的水稻，不禁大惊失声。的哥兄弟同情地看了俺一眼，然后款款道来：没听说天下黄河富宁夏吗？这里的黄河河床高，随便挖条沟渠，就能引水浇灌。我们世世代代都吃大米，你以为只你江南才有啊？

青铜峡在黄河西岸，是1960年才设立的年轻市，比李小龙的《青蜂侠》只大6岁。古时候黄河水从青铜峡出来兵分两路，环绕的沙洲叫灵洲。西汉时在此设立了灵洲县。北边不远还设了个灵武县，因临近贺兰山灵武谷（口）而得名。当时灵洲灵武都归北地郡管辖，到了隋朝这里叫了灵武郡。唐朝用州县制替代郡县制，灵武郡改叫了灵州，原来的灵武县不见了踪迹。民国来了，灵州叫回了灵武县。

灵州城池守着黄河，一路走来数次被淹几经迁徙，直到600年前的明朝宣德年间才踏实下来，留存至今就是现在的灵武。有一弊必有一利，翻来覆去的黄河水把两岸冲积出成膏腴沃土，富甲一方。唐代有位名气不大的诗人写过一句名气很大的话，“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这诗的题目是《送卢潘尚书之灵武》，作者叫韦蟾。只这两句，便知此地富裕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好地方未必都有好心情。明朝朱元璋的儿子朱旃（音沾）在此写过一首《灵武秋风》，就是另一番心境：翠辇曾经此地过，时移世变奈愁何。秋风古道闻笳鼓，落日荒郊牧马驼。远近军屯连戍垒，模糊碑刻绕烟萝。兴亡千古只如此，何必登临感慨多。

唐太宗李世民也到过灵武。贞观20年他到此接受北方游牧诸部落归降，曾留下“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的诗文，何等趾高气扬风光无限。没想到百年之后安史之乱，他的曾孙唐玄宗一路西逃追祭贵妃亡魂，玄孙李亨临危受命在灵武继位。李老三以此为基地调兵遣将平定叛乱，在强力外援回纥兵助战下，重新收复了东京洛阳西京长安，力挽大唐于既倒。清末陕甘回民暴乱，回军首领马化漋坐阵灵武金积堡抗击清军。前来清剿的左宗棠一打眼，发现“西事关纽全在金积，此关一开，全局在握”（《左文襄公全集书牍》），于是便有了昏天黑地打了差不多两年的金积堡之战。回人再骁勇，也抗不过朝廷，再说湘军也不是善茬，还有克虏伯大炮助阵。最终回人粮尽，左爷大胜。

金积和灵武都在黄河东岸。当年红一方面军觊觎宁夏，第一目标就是灵武和金积。这片土地可有一肚子的故事。可惜出差公干身不由己，没能跨过黄河前去寻幽探秘，留下小小遗憾。

灵武西北百十里路开外，便是大名鼎鼎的贺兰山。俺打小就知道精忠报国的岳飞岳鹏举，从他的满江红又知道了贺兰山，每次怒发冲冠眼前都是一片山。后来读了点书，便生了困惑。靖康耻是1127年的事，那年金军攻破东京汴梁灭了北宋，抓走了徽钦二宗。是为靖康之难。

冤有头债有主。抓走皇上的是金军，女真族的队伍，跟党项族的西夏似乎没一毛钱关系。贺兰山在西夏境，岳爷要报臣子恨，该去东北长白山呀，跟西北贺兰山较哪门子劲嘛！

再后来，又读了点书，就只困不惑了。原来这西夏，根上倒饬还是从大宋身上掉下的肉。党项人在1002年攻占了宋朝重镇灵州，大宋力所不及，只好放任自流。姑息意味着鼓励，36年后人家干脆建了大夏国，与大宋分庭抗礼。这有点像小鬼子先占东三省，后建满洲国。

忍耐总有极限。1048年宋神宗派五路大军收复灵武，到头来偷鸡不成蚀了米损将折兵未如愿。又过了50多年，岳爷横空出了世，这大宋屈辱史，让老母给刺在了背上。从此，贺兰山成了背上永远的痛。

贺兰山800里，是座南北走向的条形山脉。此山西北，有一处红军朝思暮想的风水宝地，定远营，现如今阿拉善左旗的巴彦浩特。这地方离灵武金积不算远，200华里上下。

据大清岳钟琪的《定远营记》记载：贺兰山北，乃朔方之保障，沙漠之咽喉也。…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北塞七十二处隘口，奉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爰相地形高下，因山而筑，气势轩昂。设武弁，置屯兵，西接平羌，遥通哈密，巴里坤等处，东接威镇，远连三受降城，两狼山之要地，内外联络，边疆安谧，良由圣漠广远，神威远施。

建定远营为了啥？神威远施。老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神威远施了，近处可遭殃了。雍正八年此营开建，当年北京城发生大地震，死了两万多，太和殿塌了一个角。据说西北方向震感强烈，不知和定远营有啥关联。

定远营是个交通要道。1936年9月主席给国焘等打电报说：“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过去即从这些道路接济冯玉祥。邓小平同志亦亲从定远营汽车路走过。他们从外蒙接济，我们先占领定远营”。（《毛周彭致朱张任贺电》1936年9月19日15时）

总设计师到定远营是1926年的事。那会定远营有没有汽车路不好说，可《邓小平年谱》说，1926年10月底，“从库伦乘苏联为冯玉祥部运送子弹的卡车回国。到沙漠地带改骑骆驼，行进八天八夜到银川。”关联到“邓小平同志亦亲从定远营汽车路走过”，莫非骑着骆驼走了八天八夜汽车路？

老邓为啥不直接汽车坐到家？因为那是顺风车不是出租车。苏联人给冯玉祥运军火，目的地是绥远五原，不是定远营。从五原过来，少说800里。

总设计师记性很好。据说1964年4月，老邓和彭真到巴彦淖尔视察。这地方在黄河那撇的顶端，56年归了内蒙之前本是五原地界。故地重游老邓想起了当年，说“20年代，我从苏联回国，经过蒙古国，到过定远营，那可是个好地方，一座了不起的城市”。

1937年初，大公报特派记者范长江也到了定远营。回来写了篇《西北近影》，介绍道：

许多人对于定远营有不正确的了解：第一，认此为通外蒙古大道，为对外交通上的重要道路。第二，认定定远营为贺兰山外重镇，可以屯驻大军。而按之实际，前者因北界蒙荒与戈壁，非经大规模之建设，汽车不能畅利通行，骑兵与步兵之运动，尤非易事。其次，定远营本是不产粮食，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来自外间，故欲屯驻一营以上之兵力，已相当费事。因此定远营的重要，乃在对蒙古的政治问题上，与乎某种程度的对外蒙古交通上，有其价值。此外的打算，实在太奢。（《范长江新闻文集》）

（图片：范长江贺兰山图）

2011年，俺再次来到九曲黄河上游，兰州以下青铜峡以上的靖远县东湾镇。一个秋日午后，俺饕餮完最正宗的东湾驴肉，到几里外的河边消食赏景抚今追昔。对岸叫三角城。由此往南逆河而上数十里，便是著名古渡虎豹口。

俺第一次知道虎豹口是在1994年。那年三峡大坝开工，国内引进第一部美国大片《亡命天涯》，主演哈里森福特。一次出差，俺随手买了本《飞天》，上面有篇小说名叫《虎豹口》。

之所以留下了印象，一是这名字看上去阴森森的透着恐怖，二是小说内容大都在裤腰带以下展开。有点黄，让人想起薄伽丘。

民国九年，老历十月十四日，我蹲在尚未封冰的黄河边想心事。这是我在用羊皮筏摆渡的间歇常做的功课。

我的面前是一堆舞蹈着的篝火，篝火的前面便是平静的黄河。我的身后不远处，一只羊皮筏用划板子（浆）斜撑着立在那里，幸福地浴在阳光里。它那神态使想象丰富的人会觉得它也和它的主人一样在想着什么心事，或者正想着和黄河拥吻的某些难忘的细节。

黄河从我的眼皮下缓缓流过。面对黄河我该说些什么呢？虎豹口人对黄河之熟悉，犹如熟悉自己身上的一切一样。虎豹口人生于斯、亡于斯、取于斯、驾驭于斯……虎豹口人早就与黄河溶于一体了。

在我的眼里，黄河其实就是一具阳物，春汛之日，是它热情高涨生动勃起之时，它用赤裸而夸张的动作，将不可遏制的爱加之于黄河两岸的土地上。盛夏之时，正是它播洒爱欲的最高潮，那情那景使阳刚气不足的人看了三生难忘并为之神经衰弱和惭愧。此刻，冬日的黄河，犹如作爱之后迅速疲软的阳物，无力地横在我的眼前，感染得光棍汉的我，浑身竟也透出几许暮气来。（武永宝《虎豹口》）

当时那感觉，很佩服作者干柴般的旺盛想象力：盛夏之时，正是它播洒爱欲的最高潮。其实，盛夏之时，黄河水正如半夜尿炕，汹涌波涛四下泛滥祸害了多少良田农家。这叫爱？

这小说把虎豹口写进了记忆。

多年后无意中看了一篇网文：白银历史――关于“虎豹口”地名的来历。说是虎豹口原来叫河包口和虎帮割，红军搞不清是哪几个字，就叫了虎豹口。其实，当年红军往来电文，除了虎豹口还叫过和堡口。国军电文叫和堡口，还有和保口。这几个名发音是差不多，真是红军搞错了？

顺手再一查，这文章的内容在《中国地名》上也有。至于谁抄的谁，那得去问方舟子。

那文章说，虎帮割是民间传说，河包口是官方称谓。传说嘛，空穴来风的多了去。官说嘛，总该有记载吧？

在历朝历代的官方文本中都把这里写成了“河包口”…《中国西部历史文化名城——靖远》记载：“清代光绪年间知县储英翰勒石立碑，亲撰《河包口官渡记》，记述渡口历史渊源，以及过渡车辆、人畜价目等。”并配有石碑的图片。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官方是使用“河包口”这个地名的”。（《关于“虎豹口”地名的来历》）

哦，原来这官说在碑上。

说到碑，想起了古代禁碑令。魏武帝曹孟德痛斥树碑是“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其烈”，晋武帝司马炎也曾下诏曰“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圣神皇帝武媚娘留了块无字碑玩擦边，不知洒点药水会不会显现点啥？

幸亏春夏秋冬来复去一朝天子一朝纲。要不，那苍浑绝美的魏碑如何流传至今，歌功颂德的溢美之词岂不断了香火？

靖远知县立的碑还在吗？要在，八成待在博物馆。见多才能识广，与其在家纠结不如临渊张网。趁着黄金周闲着无聊，咱跑一趟探个究竟，也不算白来。

（照片：靖远博物馆）

有道是流水无情恋落花。大老远兴冲冲来了，却赶上铁将军把门，喝了一碗闭门羹。黄金周博物馆休息，人家不开门。

馆前有个鹿鸣苑广场，是老百姓享受生活的好去处。不得其门而入，在此散散心也不错。忽见一长者，旁若无人手不释卷，雕像般气定神闲。旁边的年轻人，眼神飘忽浮躁不安充满生活恐惧。再细瞧老者手中书，竟然是港版回忆录。

长者让俺肃然起敬。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人呐，睁眼闭眼之间，能明白的事儿不整个明明白白，谢了幕还不让路人指着地下三尺对孩子说，再不好好念书将来就这下场――死得不明不白！

榜样的力量无穷。博物馆歇了图书馆不能也歇了吧，不就大清吗？离着不远。

要说这大清地理书真不少，名气最大的首屈魏源魏爷的《海国图志》，一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成了醒世恒言。不过魏爷放眼世界远水不解近渴，眼皮底下的东西还得问顾祖禹顾爷。他的《读史方舆纪要》130卷280万字，要啥有啥。

找来《读史方舆纪要》直奔靖远。咦――

靖远卫…卫西四十里曰虎豹口，卫境要口也，向设官军戍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二陕西十一）

关隘…虎豹口，卫西四十里，有戍兵（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舆图要览）

“卫”是明朝军事编制，跟现在军分区差不多（下级“所”相当人武部，上级“都司”相当省军区）。如此说来天津卫就是天津警备区喽？差不多。不过天津有三卫：天津卫和天津左、右卫。锦衣卫是北京卫戍区吗？这不对。京城的卫多了去，锦衣卫嘛八三四一是也。

顾爷的文字拿时下语言表达就是：

靖远军分区…分区驻地西边四十里叫虎豹口，是防区内重要关卡，老有部队驻守。

顾爷这书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出的。差不多百年之后，朝廷出了高清图，标上了虎豹口。

（图片：大清广舆图局部）

这是乾隆50年（1785年）的大清广舆图。此图幅员辽阔，从蒙古到海南从台湾到新疆，够全乎的。数万地名中，虎豹口立有一席之地，够牛。

细瞧下去出来个问号：靖远咋成了靖虏？

靖虏可是明朝的地名。1644年清兵入关，当年（顺治元年）就把靖虏卫改成了靖远卫。大清的图蹦出了大明的名儿，难不成反清复明义士之后所为？

查。这图并非原创，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增订广舆记》增订而来。再查。这《增订广舆记》也不是原创，是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广舆记》“增订”而来。哈哈，累计增订三次方。

这就对了。《广舆记》正是明朝物件儿，当时没有靖远只有靖虏。剩下的是，明朝那会儿有虎豹口吗？

那得去问大明。再再查，水落顽石出。明代官修《大明一统志》是天顺五年（1461年）印的，上面写得明白：

（大明一统志）

呦，敢情，虎豹口这地名，五百年前就有！

够了。500年前就有的地名，如今成红军叫出来的了。

“河包口”为什么会成为“虎豹口”呢？笔者推测为：“虎豹口”这个地名是当年的红军将士叫出来的。当年来到这里的红军将士大都是南方人，他们在听了当地人讲的“虎帮割”或者“河包口”以后，由于战争年代的特殊性，不可能详详细细地了解这个地名究竟应该怎样书写才准确，就凭着基本发音大概记下了这个地名。这样的事例在战争年代十分普遍。比如：红军长征途中于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境内的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党史学界一直称为“俄界会议”，这个“俄界”就是根据当时藏族翻译的发音记录的。（《关于“虎豹口”地名的来历》）

嗨，个人推测。案例法。英美范儿。

看来，人生在世要想活个明白不被忽悠，可不能人云亦云见风就雨。糊涂虫跟明白人离得不远，勤走几步就是柳暗花明满眼春。何乐不为？

虎豹口有座红军渡河纪念碑。那上边，红军战士脚下不是船，是筏子。

（照片：虎豹口红军渡河）

《虎豹口》的作者武永宝是靖远人，对这一带的历史民情烂熟于胸。他在《礼赞民国年间靖远筏子客》里说红军是用羊皮筏子过的河：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二十四日夜，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在靖远虎豹口古渡口巧施“假筏诱敌”之计，吸引北岸马家军离巢顺河追打，致使敌对岸河防阵地空虚，遂指挥红军战士用羊皮筏子一举抢渡黄河天险成功，为整个西路红军数万人北渡黄河进入河西地区打开了通道。

10年前解放军报也登过一篇文章，《兰州军区某舟桥团——架桥铺路开辟新途径》，写道：

本报讯　焦元平报道：当年红军靠羊皮筏子强渡黄河天险的虎豹口渡口，如今瞬间可使天堑变通途。日前，笔者在兰州军区某舟桥团演练现场看到…（《解放军报》2002年11月28日）

西北农民似乎世世代代都用皮筏子漂流黄河。俺在兰州见过一种羊皮筏子，装不了多少人，属于小客。听说当年的大货是牛皮筏子，能载不少货：

记者以（1936年）四月二十四日离兰州，搭牛皮筏，遵黄河以赴宁夏。西北水上交通，皮筏较木船为普遍。皮筏有牛羊皮两种，其组成方法，系将牛羊皮袋经过相当油浸工作之后，紧束头尾四肢，内胀以空气，然后以数个、十数个或多至数十百个，编成平面长方形，上再施以木架，架上可以载货搭客。又如运载羊毛水烟等数量较多之货物，则大体皆用牛皮筏，因其载量较大，一筏可以载重数万斤。更有将羊毛装入皮袋中者，如此可以省却筏上堆毛的高度。筏上如张设帐幕，则立即可以布置成功宽敞的水上行宫，空气与光线皆十足的美好，而且随河水的流动，终日有千变万化的风景，可以供旅行者的观赏…（《大公报》1936年）

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不知现如今还有没有随波逐流的水上行宫？

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西北人渡河多用筏子，南方人渡河可大都用船。红军大多是南方人，南方人到了西北要过河，用啥子？

船。

我们有支百十来人的船工队，是造船的基干力量。先念当过木匠，指导造船有办法。他们在距离靖远约四十里地的大芦子附近，找了片柳树林，隐蔽赶造船只。为支援四方面军造船，中央特令一方面军火速搜集木板、石灰、桐油、铁钉、棉花等材料，送往三十军。先念他们计划，至十一月十号前，力争造船四、五十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当时的往来电报里，造船信息络绎不绝：

我们造船力量，每日能造容五十人船二只。现有船钉约二万个，每支船需三千余个，请兄方赶造船钉，如能多集铁木工，造船速度尚可增加。（《朱张徐陈致毛周彭并贺任关刘电》1936年10月3日17时）

准备派铁匠至同心城造铁钉，正令同心城部队准备二千五百个钉子。白铁料与煤够用否？你们究竟有多少造船工人？每星期能造几只船…（《毛周彭致朱张徐陈电》1936年10月4日）

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之意见…（《毛周彭致朱张徐陈电》1936年10月5日）

新战略计划开始执行时，依四方面军造船情况为断，大概至快也在十一月初…（《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5日15时）

四方面军来电，要一方面军多搜集木匠、铁匠，多备造船材料棉花、石灰、桐油，请令同心城线及其以西部队积极搜集，但须隐蔽造船目标。（《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8日2时）

造船要准备棉花、桐油、石灰、木料，并多找木匠、铁匠，前方能找到木匠和买到桐油、石灰否，请告。（《周恩来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8日13时）

10月10日13时，主席给彭老总发了封“万急”电报，要求为红四搜集造船材料。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及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对造船提出时间要求：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

10月14日午，毛周致电朱张，指出：造船以能达到五十只为最好…

10月18日，朱张致电毛周：三十军电谓二十日晚可开始偷渡…

10月19日13时，毛周回复朱张：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河为宜，恐船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

多年后，徐帅回忆道：这时，三十军已造船十六只，还从就近搜集了部分船只，争取渡河，有了可能…二十四日夜半，我二六三团的勇士们，驶木船，战恶浪，一举突破黄河天险。

10月25日，国军第114师剿匪战斗详报记载：匪约六七千，窜抵靖远西南，正利用木船渡河中。同一天，国军西北剿总第一路总指挥朱绍良发电通告：据飞机今有申回报，靖远西南黄河边发现匪军甚多正在利用大小木船十余只渡河。

……

但凡能见到的历史文档和回忆录，无论国军共军，都没发现筏子的痕迹。不知武永宝和解放军报的说法，源自何处？

但愿不是传说。

甭管有没有筏子，反正红四方面军两万来人是从虎豹口渡过了黄河。1936年11月8日，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为过河部队指明了前进方向：

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打通远方，就是打通国际。

（02o：虎豹口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