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定价权的奥秘（一） -- wild007

当我们一生下来，就被灌输了一种概念，市场里的买卖大部分都是等价交易，或者至少是近似等价，比如1斤米1块钱等等，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或许我们从一开始就被骗了，因为实际上是政府OR财团们生产了一种叫“钱”的物品，轻易就把我们的一切都给圈走了，当然我们今天用一个名词来形容这一过程，名曰：铸币税。那么这个铸币税究竟是何方神圣，又如何让大家都心悦诚服的自愿奉献一切呢？

在物物交易的世界里，我们会用自己多余的物品和劳动来交换自己缺少的部分，最终整个市场会在各个物品间形成一种相对固定的交换比例关系，比如前文所说的1斤铁=10斤棉花=5斤盐=100斤米。在铜充当货币的时代，由于铜也是生活物资的一种，故而等式并未起变化，但当铜“进化”为铸币的时候，等式开始倾斜，因为官府可以用“省”出来的铜制造更多的铸币来换取实物。而当金银开始替代铜币成为主要货币时，这种空手套白狼的买卖开始显露狰狞，由于金银的来源被严格控制在强权手里，故而百姓开始失去了议价的能力。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精彩”的画面，1斤铁=10斤棉花=5斤盐=100斤米还是没有变，但是金银在这个等式中的数值却是越来越小，比如原本1斤铁=1斤金，但是到了后来1斤铁只能=10克金（金币）了，到了现代，干脆1斤铁只等于1张印花纸（纸币）。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官府和商人的仓库里东西越来越多，而百姓的家底却越来越薄了。也许很多人看到这都会拍案而起，大骂万恶的政府和万恶的资本，这里面也许还包括马克思，不过稍安勿躁，这世界从来没这么简单的。

“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是很多人都在纠结的一个问题，比较便于理解的一种定义其实是：钱就是政府OR资本打的欠条。在古代政府OR财团留下一堆金银铸币然后换走实物或劳动，这些金银铸币就是还债的信物。而到了近现代这些信物的成本含量越来越低，使得政府和资本方越来越肆无忌惮，于是我们就知道，现代货币全是“信用”货币，一切都取决于发行方这个欠债的肯不肯负责，负多少责。这样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原本复杂的经济世界，是否简单了很多呢？

政府和资本发家的奥秘其实就是保证纸兑实物和劳动这种不平等交易的“可持续性”，但是如果纸发多了，兑现度低，那么整个体系就要崩溃，于是要“温和通胀”不要“恶性通胀”，必须保证平民手中的欠条有个妥善的回收机制。从古代开始，税收就是货币回收的重要一环。相对来说，古代的交易平等度还比较高，故而平民手中的欠条积累得也慢，因此哪怕仅仅是加点税，就可以很好地完成“收欠条”的任务。顺便刺激一下平民的“劳动积极性”，以便以后打更多的欠条。在今天的世界里，美元发太多了，美国就发行国债来回收掉“多余”的美元，但是当美联储开始从直升机上抛洒美元时，美国国债也就一起面临“穿帮”的尴尬境地。我们今天很是夸耀现代社会“优越”的金融制度，但是殊不知，所有的金融大致都在玩类似的把戏，大家的最终目几乎全部一样：尽可能多地消灭欠条。所以五大投行们盈利多少多少，那个就是给资本的述值报告，只要盈利接近直升机上抛洒的部分，那么资本大厦就完成自救了，换言之，一大票手握大把欠条的家伙被成功消灭。现在看雷曼的倒闭感觉清晰多了吧，人家是当白细胞来着，临了贡献一把余热。

很多人以为，“打欠条”这种不平等交易是在飞机大炮，军警特务的保障下才最终实现的。应该说这部分是现实，西汉时期，盐铁国营就是这么一个氛围，汉武帝管不了山野村夫，但是他能让山野村夫们自己走出来求他。盐你不吃不行，而没有铁你就打不过我抢不到盐，盐铁国营的实质就是这么回事，其他粮啊水啊衣啊房啊想要控制可没这么容易。这和西方世界不同，地中海沿岸，盐有的是，铁矿来源也多，但海产品必须要香料防腐，而粮食的种植地又很容易被撒盐绝收，所以西方人不讲究盐铁国营，相对来说，他们更在意于控制香料和造船。由于这两样东西都和商业关系紧密，故而这也是西方资本坐大的关键原因之一。

话说回来，人是一种比较有惰性的生物，不被逼得跳墙，是不会把“潜能”给激发出来的，故而从远古开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越来越不平等的演进史，到今天，这种不平等已经发展到极致了（平均状态而言，别和古代末代王朝比），于是跳出马克思这么一个“怪胎”。实际上从本文出发，也一样可以推导出马克思的多数结论，毕竟合理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只是马大人老还是想给价值体系给人为“锚定”一下，想把“钱”和实物世界挂上钩，那就有些缘木求鱼了。所谓的劳动价值论，碰到实物世界就很抓瞎。我们现在应该知道，“钱”根本就锚定不了，因为它存在的意义就是“打欠条”，你要说一张欠条的基准价值，这个真是贻笑大方了。其实回到本文三番五次举的那个等式：1斤铁=10斤棉花=5斤盐=100斤米（当然这是个比方），现实世界难道一定需要锚定价值吗？

准备回到定价权的主题去，下回分解。

• 【原创】定价权的奥秘（一）

感谢楼下gb0088,fride,乃力等各位河友的指点。

我还是无法同意“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个说法。

我的思路，简单来说是这样子，如果按劳动时间来定价的话，这个价格必然是缺少弹性的，这样的话，交易的过程需要一个机构或者地方来实现，（姑且不叫市场，以免引起误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机构怎么可能知道买方原意付出的价格呢？或者说，这个机构应该如何调整卖方的产量，以对应买方的需求呢？

再换个角度来看，就把这个机构换成政府吧，这种做法不就是价格管制吗？历史上又不是没有试过，有成功的吗？

上一篇跳跃太快，本篇将进一步简化，在展开之前，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

商业和政府究竟产不产生财富？

公务员们都是吃税的，不产出，这个应该很容易达成共识，可是我们每月的税负才多少呢？那点税负在扣除了公共事物开支后，还能让如此众多的公务员过上相较于普通人更好的日子，真的够吗？这一问题先押后，我们再来看商人，很多人都认为商人应该还是创造财富的，没有商人，我们今天的日子肯定不会这么“好过”。但是如果我们先假定商人不产生财富，再进行反推，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商人是平衡不同地域和领域间物资平衡的职业，随着地球村的到来，世界上所有的商品最终都会趋于零利，因为最终供给和需求都会达成平衡。当然这是不考虑垄断等刻意行为的理想情况。只是即使没有垄断，物资也不会自发飞入人们手中，中间还有运输环节。实际上今天所有的零售业从业人员都是依据“运输劳动”来获取分配资格的，严格上说，他们已经不属于商人。那么真正的商人的利润来源是什么呢？主要是两块：其一是贸易差价，其二是定价权抽利。

当任意两个闭合经济体开始融合时，双方物资必然存在差异，这就是“商机”，比如我和你那相比煤多棉少，那么我们进行煤—棉交易吧。只是需要注意的是商业角度的物品多少并不是指绝对数量的多少，而是在于和需求的比值，比如我这产1000吨煤，可我这的人需要3000吨，而你那虽然只产100吨煤，可是需求却是200吨煤，那么当然你的煤比我“多”。很显然，贸易产生的前提并不一定是“富余”，而是和需求比值的高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时候，明明很多东西国内都不够，却还要“出口”。一国所缺的并不只是某样物品，所以在所有的物品间采用综合评价达成平衡是最好的办法，这也是今天准备开展贸易的两国都要先签订“一揽子”贸易协定的原因。不过在古代，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和通讯的不便，一揽子协定就算签了也白签，主要手段可参考前文的走私和官商勾结。因此商人就可以在这里面打时间差，利用运输量和信息滞后等种种手段来占便宜。比如上面所说的煤棉交易，当贸易开边后，煤和棉的定价就需要根据双方需求供给的总量来重新标定，象煤在A国原本卖5两银子1000斤，B国则是3两银子1000斤，假定根据总量平均最终的定价应为双方都是4.5两银子1000斤，可是商人会在开始的贸易活动中从B国以3两收入再在A国以5两卖出，然后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才会最终定格在4.5两的附近（不会真的变成4.5，考虑到运输成本）。其实如果拓展开去，今天世界“倾销”的原理也在于此。

再来讲定价权抽利。在物物交易为主流的世界，是很难进行定价权操作的，而只有在物—货币—物主导的交易系统内，定价权才会“脱颖而出”，怎么理解呢？其实今天的美元已经成了相关问题最好的教材，要不是美元这么赤裸裸的表现，要想看清经济世界的奥秘还真不容易。从这上面说，西方人比东方人“可爱”多了，你如果能从二十四史里把这个社会给彻底理清晰，你肯定已经出入庙堂之上了，中国的人精才叫真正的人精，伪人精就只能研习回字的四种写法。

言归正传，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定价权这个事物，就在于统治者们把货币变成了商品参与物物交易。举个例子，一个闭合经济体统内各种货物间已经达成了买卖平衡，比如1斤铁=10斤棉花=5斤盐=100斤米等等，那么这些物品和货币该如何挂钩呢？从铜的问题上就比较容易理解，铜是货币史上的一个异数，因为它用处太“大”，换言之实用价值比较大，而官方很难彻底垄断它，由此就会发生作为货币的铜币经常会发生因为使用价值高于其标示价值而被拿去融掉做工具。而如果用没用一点的金银就不太容易发生这种尴尬事。当然历史上中国人首先是通过铸造纹饰更复杂，重量更轻的五铢钱来应对这一问题，即剥离部分使用价值，这就是铸币税。只是如果物物交换还存在，那么抬高定价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1斤铁=10斤棉花=5斤盐=100斤米的等式依然存在，百姓可以自发抬高自产物品对货币的定价来对冲官府的行为，即五铢钱也自发贬值，因此必须打断物物交易，但物都在百姓手里怎么办，于是汉武帝的盐铁国营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是那时代最容易被官府控制的物资了。

很容易看出，盐铁国营还是属于官府版的囤积居奇，而货币的价值还要靠盐铁来背书，一旦官府放松对盐铁的控制，或者商人们走私盐铁进来，民间马上自发恢复物物交易，因此古代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乡间小民，日子过得并不差。但到了今天的世界，这种好日子却是没有了，统治者把货币进行了分化，现金、贷款、外汇、股票、期权乃至房契等等其实都算是货币的马甲，然后连原本控制盐铁这种“高技术含量”的囤积居奇都不需要了，自己印自己烧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货币开始自己给自己背书，真是一个“美妙”的世界，而同时百姓的生活就越来越被控制，如果以衣食无忧、精神健康两个要素来评价，我们今天的多数人其实是比不过古代中国乡间的农民的，如果不是被各种脑残电视给拉低智商的话，这一点还是比较容易看到的，别以为拿着“爱疯”，吃着卡布奇诺就真的比古人幸福，如果把生活节奏放慢，其实很多我们认为一定不可少的东西根本就无所谓了。不过这算是吐槽，毕竟现代社会的障眼法太强大了，物极必反的日子还没真的来到。

有关货币的问题还可以深挖。很多人以为，货币的提供者只有一家：政府。但这其实是个很深的误解，商人其实也能够提供货币，这也是他们能获取定价权利益的主因。而有能力提供货币的势力也绝不仅此两家。比如古时候，能够掌握金银的都有哪些人？而今天，印制伪钞的又是哪些人？再进一步：能够通过印钞机的伪钞真的还是“伪钞”吗？货币本来是作为价值标尺而存在的，它的本义是和尺子，天平、量斗等工具一样的，但是政府和各种形形色色的势力人等却把货币变成了商品，那么都有谁能制造这样的商品呢？前文说过，货币的第四个特性是不易被“外界”复制，但是“内界”复制怎么办？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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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铜的价值并不低，如果多发铜币会有人用来融来做铜器的，这就控制了铜币的量，而中国一直以来都缺金银的！直到明才有改观！

前文的无差别劳动让很多人纠结，不过先不急吧，后面有关它的问题会是水到渠成的，我们还是继续从古代一点点看过来吧。

以金银对应实物的定价模式其实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物资的分布并不均衡，各个地方的产出各异，这就会造成同一物品在不同地域定价差别可能极大，于是商人就在这时应运而生了。本质上商人的出现是民间自发调整物资配给的结果，但是随着商人的出现，一个问题也接踵而至，那就是定价之锚的问题。

物品与货币的对应关系是经由有效需求均分后来确定的，但是这是理想状态，现实中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容易。举个最简化的例子：村庄A产铁缺盐，村庄B产盐缺铁，两个村庄都不向第三方交易，那么显然最终的结果是村庄A交易获取的盐的总量和村庄B获取的铁的总量等价，以交易的盐或铁的数量进行均分并与贵金属挂钩，就得到了货币与物品的基准定价。可是由于盐铁的交易总量并非一次完成的，而且盐铁的产出和供给也不会始终保持高度同步，比如这次是100斤铁换50斤盐，下次则是60斤铁换200斤盐。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掌握交易数量的商人刻意隐瞒了实际的交易量（因为交易数量是商人挨家挨户收上来然后又分别卖出去的），那么就会造成基准定价失真。

比如实际总量是1000斤铁换了1000斤盐，真实基准定价是1斤盐=1斤铁定价为1两银子，可是A地的商人谎报1000斤铁换了900斤盐，则基准定价变为1斤铁=0.9斤盐=1两银子，A地商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100斤盐偷偷转入自己的仓库，而把剩下的900斤盐分配回卖铁百姓的手中。同样，B地的商人也可以如法炮制，只要真的账簿不被村民看到，那么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这其实就是定价权的由来。只是实际过程中，商人截留的一般是货币而非实物，不过本质上是一样的，本文为了便于理解选取了这个角度。

当然定价权可没这么轻易落到商人的手里，因为还有比商人强力得多的组织机构：政府。中国历史上，官府垄断了大部分主要物品的买卖。官府根据全国一定时间内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来制定物品的官价，这无疑比商人们自发的市场平衡要科学得多。但是由于官府一样可以隐瞒实际数字，甚至只需要“雁过拔毛”，就可以截留物品资源。这就造成物品的真实基准定价永远是个谜，而且比起商人的“小偷小摸”，官府在数字游戏上更显得吃人不吐骨头，作为暴力机构，官府本身拥有向百姓收税的权力，而官营的出现，等于可以随时向百姓重复征税，因为只需要抬高官方卖价强卖就可以。在西汉时，盐铁论的出现就对官府的这种做法提出了异议。为了对抗官府的行为，商人们偷偷从第三国进口对应商品，由于官价物品定价明显偏高，故而这种行为几乎必然有利可图，按今天的说法，这个就叫“走私”。

从前文可以看出，决定基准定价的往往是总供给而非总需求，这是因为古代农业社会，需求大于供给，几乎不存在饱和问题，而这也为商人和官府的上下其手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在古代社会，牵涉到定价权之争的，一般都是生活必需品，比如东方的盐铁，西方的香料。只要控制了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那么就可以变相压低所有其他物品的收购定价。比如，正常的社会，1斤盐1斤棉花1把椅子的定价都是1两银子，可是官府把盐定价为2两银子，百姓为了获取足够的盐，不得不多卖1斤棉花或椅子。如果我们把定价标尺还原，盐回归1两银子的基本定价，可以发现棉花和椅子的定价都变成0.5两了。这就是定价权的威力。而商人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争夺定价权的呢？他们或走私或直接和官府经办人串通，以1.8两价格卖盐。扣除行贿或走私运费0.5两，每斤盐净赚0.3两。更变态的还在后面，由于盐是必需品而棉花和椅子不是，而充当货币的银子的量是相对固定的，故而不用多少时间，棉花和椅子的价格就肯定跌破1两，甚至只消稍稍控制一下盐的供应（先减少后增加制造恐慌后超卖），就有可能让它们跌到0.1两的垃圾级别。在围棋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来形容这一过程：有眼杀无眼。此时我想对于商人和政府怎么发家，应该不用多说了。

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控制粮食，那不比盐铁更高效？定价权的用处是来钱来物，可不是要革自己的命，粮食这东西，一旦短缺就是起义和暴动的后果，只要政府不是穷疯了是断然不会用到它的。而盐铁、香料这些，不会短期致命，恰如温水煮青蛙，正好用来求财。

• 【原创】定价权的奥秘（一）

中文是从日文借鉴过来的，日本是从欧陆翻译过来的，欧陆是从古希腊古罗马继承来的，原拉丁文词根意思是家政学、管理学一类的意思，

一般认为现代经济学开端是法国人克莱蒙田的《献给国王的政治经济学》主要观点是财富来源于商人的开拓，国家应该予以保护以得到国家财富的增长，应该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保护本国商业，这些主张被当时法国国王接受，欧洲重商主义时代来临了，

之后逐渐欧洲很多大家对财富及价值的来源进行了论述，其中集大成者就是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赋》，系统详密的论述了劳动价值论，当时李嘉图就已经很敏锐的看到了分配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悲惨境地，对此他本人持悲观态度，之后社会主义开始兴起，很多学者也在李嘉图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的阐述和分析，比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说她最喜爱的经济学作者之一的弗朗索瓦·巴师夏就认为随着生产分配的持续，资本市场资金会逐步充盈，而导致代表资方收益水平的利率水平会逐步下降

不过卡尔·马克思，伟大的卡尔·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在《资本论》中把全社会的生产加总，于是他的理论就光辉夺目了。

我们回到劳动价值论上来看吧。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来源于社会平均有效劳动时间。关键在于一是平均，政治经济学承认劳动生产率是有差异的，包括历史上不同时期，也包括同一时期不同工种，更包括同一时期同一工作下的不同个体都是有差异的，比如我们都是一个工厂的叠纸盒的工人，你一小时能叠10个，我只能在同一单位时间内叠5个“相同”（事实上不可能相同）质量的纸盒，那么这个世界上仅仅只有我们两个，那么平均一下，纸盒的价值就是7.5个。二是有效。你的劳动是这个社会需要的，比如黑社会打人，或者我莫名其妙跑去挖个坑然后填好，都不是有效劳动时间。

由于马克思的杰出贡献，几乎使得共产主义成为了劳动价值论的必然推论，所以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抛弃了由历史上顶顶有名的大家包括萨伊等论证的劳动价值论以及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以资源稀缺为价值来源来代替劳动价值论。

那么我们的问题来了为什么最初没人说资源稀缺价值论呢？很简单

，资产阶级对抗的是封建主义，“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资源都是国王的，那么利用稀缺资源创造的价值都是我国王的，其他人都靠边站了吧。

所谓无差别的人来劳动中所蕴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这个意思

比如我生产一公斤化肥需要2小时 社会平均生产一公斤化肥是4个小时那么我现在干了一天8小时生产了4公斤的化肥中就蕴含了16小时无差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你说的科学家的一小时和掏粪工的一小时不是简单的类比而是跟这个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比较来得出。

另外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缠中说禅先生早就指出了所谓按劳分配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分配关系的必然结果，所以你看我们前几十年以及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的时候自然会感觉有些东西没法衡量比如现在很多的服务业，归根结底马克思的那一套作为落后的农业国追赶先进的国家成为工业国很好用，因为工业的那些硬指标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非常方便，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使得生产力的提高，使得需要从事工业的人们越来越少，这样必然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需要进入服务行业，这样纯粹的用生产来衡量人们的劳动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因为粮食价格低,所以暴力边际成本低.所以工资低.

另外我觉得还有消极反抗边际成本.消极反抗的来源是不平等.对于马洛斯人的基本需求5层,底两层对应暴力反抗,上三层对应消极反抗

实践中更是无法操作。推荐国内经济学家韩德强的书《竞争经济学》。我认为他对这个问题的破和立都是非常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