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睥睨国军众多反谍机构的共谍。 -- 黄河故人

第一个疑问：沈特离台前夕，我方就知道沈的化名，在澳门开的酒店房号、证件、照片、去澳门的轮船班次、时间等详细资料。

　　 这么详细的情况，不可能完全通过《暗算》那样总参三部的单位，用电子侦听技术破译出来，如他还没进入澳门便为他备好的证件，照片，那么证明我们只能通过内线知道。

　　 第二个疑问：根据以上所罗列掌握的资料，看上去就是下级机构为了接待上级领导而做的必要准备。这么机密的情况而且是预先掌握，那么这个内线在敌人内部不可能是打打杂，扫扫地，负责接送，盯梢，窃听等杂活的普通特工。只有负责或有资格了解接待活动的高级特务，才可以接触到，否则怎么配合沈的工作？

　　 第三个疑问：而在澳门沈之岳的活动任务、接见人员、与台湾联络的信件和电报等情报我们也知道很详细。

　　 以沈之岳“情报局”副局长兼“中二组”副主任的身份，他在澳门具体的活动已无须发报给上级汇报，澳门当地的国民党特工也不可能背着他再向谁汇报沈之岳活动清单。那么就证明：第一、这些情况也不是侦听破译而来。第二、这个内线不会是在台湾发出情报，他的活动位置理应在港澳两地。第三、沈之岳不是废柴，同样是特工行业里的顶级高手，即使我方派人使用跟踪，窃听，盯梢等情报工作技术我想是对付不了他的，弄不好反会给他玩了。（如几次进出延安）

　　 第四点疑问：沈之岳在台湾情治系统里负相当大的责任，不顾车船劳顿跑到澳门，还做了那么多身份掩护，显然不是来呆上几天，开个茶话会，慰问几句兄弟们辛苦了之类就打道回台的。

　 分析他当时的具体身份，大约就知道他在情治系统究竟是干啥的。“国防部军事情报局”1954年十月由国防部保密局改组而成，前身就是“军统”。负责对大陆的军事情报的搜集、分析、整理，并从事对大陆派遣武装特务进行袭扰破坏活动和对台湾军队人员的监视。

　　 “中二组”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会第二组”，成立于1952年底。主要任务是向大陆派遣特工并指挥潜伏特工在大陆发展国民党地下党组织，进行颠覆活动。

　　 这样的凶猛的人，跑来澳门亲临一线，靠前指挥，除了能表现一下他优良的领导作风外，也可推测出其肩负的任务之严重。

　　 第五点疑问：我们开始想把他擒拿归案，（估计我党也没少干绑票的事了，呵呵！）后来采取较缓和的措施，给澳门当局压力，逮捕了一批特务，将沈之岳驱逐回台湾。

　 国共神仙打架，澳门当局凡人遭殃，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没有出示十分过硬、铁一般的证据显示，两大之间难为小的澳葡当局，又是赶人逮人是地得罪蒋老先生，他敢吗？

　　　 第六点疑问：沈之岳受到蒋政权撤职查办的处分。显然沈之岳所谋划的大事情踩了大粪，没完成。否则仅是身份被发现而躯赶回台，尚不足以撤职查办吧？

　　　 第七点疑问：沈之岳赴澳门时间是1963年4月20日，呆一段时间后灰溜溜地回了台湾被撤职，但很神奇，次年他却一跃被小蒋先生提拔成“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前身是在就是以前的“中统”。这个局当时改变职能，专职侦查镇压台、澎、金、马等区的早期台独份子和中共地下党员或卧底军事情报人员。（呵呵，难道这老小子在这方面有什么独到之处？）

　　 根据以上几点疑问，答案可以呼之欲出了，我们在敌人内部，有情报人员，而且是敌方高级特工。

　　 看下面的一则文字。（网上散见）

　　 原蒋介石集团高官程一鸣起义回广州

　　 1964年12月13日，原蒋介石集团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组少将组长程一鸣起义，回到广州。

　　 程一鸣参加蒋帮特务组织达三十一年，解放前，历任蒋帮军统局临醴、黔阳、兰州等特务训练班教官、总教官，军统局西北区区长，军统局本部第三处处长，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伪广州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广州解放前夕，程一鸣随蒋帮特务机关逃往港澳后，又历任蒋帮广东反共救国军粤中指挥部第十六路军司令，国民党中委会第二组澳门派遣组组长，蒋帮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站长、澳门组组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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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一鸣回到广州后，受到有关部门的欢迎。

　　 大约可以这样断定，沈之岳在澳门踩了大便，满头包地跑回台湾，八成就是程一鸣装的弹弓。沈回去后被撤，自然一肚子火，暗自思量，毕竟是石头里也榨出油的情报分析高手，稍加推敲，老特友程一鸣的身影就再藏不住了，只好跑路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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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五岭重阳 文章

和老团长名字一样，也是渤海军区（1948年3月）老兵。经历不一般。

王子章 （1920.7～1990.9.18）曾用名王如珍，临淄区梧台镇北曹村人。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刻苦好学，善于钻研。

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三支队十团班长、排长、特务二营四连副指导员，先后参加了郑辛阻击战和讨伐张景月伪部的战役。后调任三支队直属团通讯参谋。

1945年3月，调任滨海军分区司令部电台报务主任。

1946年7月任鲁中军区电讯队队长，

1948年3月调渤海军区日报社任电务科副科的兼电台区队长，参加了济南、淮海等战役。

1949年2月调任九兵团司令部通讯科参谋，4月参加了著名的渡江战役，为确保渡江战役的通讯畅通，王子章奉命带领通讯人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不顾个人安危，抢先渡江，身带头部腿部两处枪伤，奋力挂起了第一盏信号灯，圆满地完成了通讯任务。

1949年夏，调任二十三军司令部通讯科副科长，参加了松沪战役，之后，为了掌握敌情，王子章受组织派遣打入国民党溃军内部，潜入台湾做地下工作，在台期间巧妙地完成了情报任务，

1951年底返回大陆。

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同时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勋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

1960年晋升为中校军衔，

1962年7月任通讯兵驻七一八厂军代表室总军事代表，

1964年晋升为上校军衔，

1962年7月任通讯兵驻七一八厂军代表室总军事代表，

1964年晋升为上校军衔，

1980年正师职离职休养，

1988年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1990年9月18日因患胰腺癌治疗无效在京逝世。

沈之岳卧底延安是否确有其事，真的有传说中那么活灵活现吗？即便在国民党情报组织内部，也存在着“神乎其技”与“全盘否定”两种极端讲法，孰真孰伪，莫衷一是。此外，特务执行绝密任务一贯为单线领导，对内对外绝少留下片纸只字，后人出现争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1年，沈之岳离开延安到了重庆，经戴笠安排与蒋介石晤面。蒋介石要沈说说毛泽东的长处。沈之岳特举在延安亲历往事说明：某日，延安方面得到权威情报，指国民党军准备对延安发动围攻，大军正积极调动中，各方查证后确认无误。毛泽东召集干部寻求对策。当时国共军力悬殊，高级干部都想不出具体因应办法，会场上悄寂无声。

　　这时，毛泽东起身走到电话边，拿起话筒，与国民党军驻西安的蒋鼎文将军通话。毛质问蒋鼎文：“你们国民党调动大军莫非是要打延安吗？”蒋鼎文回答：“军队调动应该是例行公事，绝无进攻延安的意思。”毛再追问：“既是例行公事，为何要向延安集中兵力，展开会战态势？”蒋只好说：“攻打延安这是何等大事，没有蒋委员长命令，谁敢有任何军事行动？”原本战云密布的危机即刻烟消云散。毛泽东挂上电话，干部起立鼓掌，都对毛的临场应变与胆识气魄激赏不已。

　　蒋介石频频点头，默不作声。沈之岳不以主观情绪评价毛泽东，只以事实呈现，他相信蒋介石心里自有一杆秤。 ...

1964年5月执掌调查局之后，沈之岳心领神会当时最重要的工作任务是瓦解海外台独组织，并且争取台独头领起义来归。沈之岳为人处世阴柔细腻，更深谙“拉出”、“打进”、“慢火细炖”、潜移默化之情报技巧。调查局逐步缩小包围圈，加紧对廖文毅的争取工作。

　　1965年5月号香港《新闻天地》杂志引述权威人士消息，影射沈之岳早在1964年底即多次往返东京与台北之间，与国民党驻日特务人员讨论策反台独头领廖文毅相关事宜。1965年4月间，廖文毅的全权代表曾由日本飞往台湾与沈接触，详细讨论廖文毅反正的程序安排。

　　台湾老报人于衡乃沈之岳挚友，他在一篇名为《“中国胡佛”沈之岳》的怀念文章中，叙述了他所知道的廖文毅回归台湾案。文章指出，沈之岳说服廖文毅的工作，进行了7个月之久。廖当时系“台湾共和国总统”，在国际间颇有名气，组织的伪政府已具雏形。调查局做策反廖文毅工作时，伪政府的“官房长官”简文介和替廖文毅管财务的邱永汉等人，都先后回台湾和有关方面磋商。

　　于衡在文章中透露，廖文毅反正之前，国民党内部只有三个人知道此案，一个是蒋经国，一个是沈之岳，第三人是负责说服廖文毅的调查局驻日人员王宗超。文章并指出，廖文毅尚未决定回台之前，沈之岳大胆释放了已被判刑的廖士豪，让廖士豪劝说他的叔父廖文毅早日归台。

　　由于保密工作滴水不漏，廖文毅返台当天，连国民党当局驻日“大使”魏道明，都是在搭载廖文毅的民航班机起飞半小时后才得知此事。王宗超送来一份新闻稿，新闻参事才赶紧召集记者照本宣科，公布此事。

1960年代的台独势力，其实力固不足以动摇蒋氏父子在台湾的统治基础，而两蒋仍倾力反独，虽然也有某种“反攻大陆”、维护统治的考虑，但从根本上说，显示了他们鲜明坚定的中国人立场。海外台独势力自廖文毅归台后，一度陷于一蹶不振之窘境。这是蒋氏父子对海外台独斗争中打的第一场漂亮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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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2008年第12期，作者：王丰，原题：《“中统”反台独斗争一幕》

杨子荣就是咱老家嵎岬河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