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一年，我的毕业季（上） -- 忘情

从1991－2002这12年换了6次单位，没有一次搞过腐败，没有一次发动家里人找人，主要是老师或同学推荐，他们对对方决策基本没有影响力。

读了忘情的介绍，文字很好，很具有真实感，其实还是有所怀疑的，和本人亲身经历相差太大。

本人其实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好的，虽然这几年也碰到过2次能算得上的事情，一次是上户口，派出所人拖了一段时间，我能明显感到要上供的含意，可是我只是一次次催办，最终没有任何花费，就办成了。

还有另外一次，是办汽车牌照，也是代理商要另加代理费，保证办好，我不付，直接自己办，车管所人找了一个理由（买免税车时，厂家提供的资料有漏洞，我不知道，现在具体记不得了），不给办，后来找了个人，出了个主意，让生产厂家写了个说明，也就办了，没有付任何代价。这后一件事是公开的腐败了，我的原则，是坚决抵制，不要让人犯错误。

我们惨是因为得罪了当局，当时还给大家发了学位就算是客气的了，我有几个高自年跳得比较欢的同学学位都没有拿到，我是拖了大半年才拿到的。当时很多人分配报道的地方是讲师团。

即使这样，我记得当时拿到了学位的去部队院校啊航空研究所之类的还很容易。不过那时候去这些地方的感觉就和做了王年举傅志高的感觉差不多，那些去了这些地方的同学从此再不在同学聚会中出现。

不过铁路当时可能还算不错的地方？我骑着自行车去一个铁路高校送过简历，也是没有回应。

中国的变化真大，俺那时候一个未毕业的硕士生送简历没回应的愤怒和现在海归博士在同样的大学没人理的愤怒是一样的，没准俺当时的愤怒还大一点：）

果然，郭伯伯在酒桌和麻将桌上，不动声色地把这事给搞定了。但是，这还只是第一步。这个工业总公司下辖十几个工厂，分布在各省，本省就有四个，具体分到哪个厂，这也是要动脑筋的。

父亲那个工厂，因为当时出了些状况，打死也去不得。而我又不愿意跑通勤，就只能去另外一个工厂。不过，该厂党委吴书记的继女，也是我的初中同学，在复读了两年后考上了师范大专，也将于同一年毕业。据悉，吴书记也在总公司到处找人，也拿到了一个路外院校进铁路的指标。

为了保证我不跑通勤，郭伯伯在总公司找人说了几句话，结果公司出台规定，领导干部要有回避制度，不仅配偶不能在同一单位，而且子女也不能。

这一下，给吴书记出了难题。要让继女进我父亲那个工厂吧，人家坚决不肯接收。为啥？因为吴书记当年就是从那个厂调出去的。他在厂里口碑不佳，人称“笑面虎”，做过许多不地道的事。最著名的一件，就是他还是车间总支书记时，手下职工俩口子闹矛盾，他去调解。结果他给女方做思想政治工作，做着做着就做到床上去了。本来人家是闹矛盾，他插一扛子就直接升级为闹离婚了。

碰了壁的吴书记只能找到位于向塘地区的一家工厂。结果人家说了，你女儿要进来可以，但有个条件，就是你再去总公司弄个路外院校进铁路的指标来。指标给谁不关你事。

这是个天大的难题。因为当年工业总公司总共才三个这样的指标，一个给了我，一个给了他继女，剩下的那个要是再给他，那当年其他省的各工厂都只能干瞪眼。

这个在我们看来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神通广大的吴书记居然办到了。不过，向塘那家厂又发话了，好呀，我接收，但我得把你女儿分配到滨江去，多少年不能调回来。这一下，吴书记恼了，声称宁可不进铁路，也不接受这条件。就这样，他的继女还真与铁路失之交臂。他弄来的那两个指标也花落别人家。

最让我震惊的是，其中一个指标竟然被我一位大学同窗拿到了。同窗四年，此人一直不显山露水，我根本不知道他家里居然还能与铁路有瓜葛。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呀。同时也应了另外一句话——“会咬人的狗不会叫”。

事成之后，我们上门答谢郭伯伯。可郭伯伯只收下了五百块的活动经费，对我们呈上的谢仪分文不取，说啥也不肯收。

快毕业了，全班动用剩余班费，在学校对门的小酒馆里搞了一次聚餐，这是四年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聚餐里，大家把毕业设计评议委员会的几位老师悉数请来了。很显然，在那个年代，那些老学究们对这个还非常非常地不适应。酒桌上面对大家的轮番敬酒，还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连连说你们怎么兴这个？

快毕业了，许多人已经没有心思认真搞毕业设计了。不少人花钱请同窗帮忙搞定。由于穷学生太多，一旦出现做枪手的机会便有大批人削价竞争，因此行情是一跌再跌。在这里本人检讨一下，当年屡屡报出白菜价，对做烂行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毕业答辩时，每人就给了半小时，其实也就是走走过场。因为答辩组组长，系里两大牛人之的熊海文教授说了：“虽然肯定放你们通过，但你们别以为自己的设计做得如何如何好，在我看来都是一堆废纸，工人拿你们的图纸根本别想加工出合格的产品来。我说这话，你们现在心里肯定很不服气，但参加工作一年以后你们再回头看看自己当初的设计，你们自己都会不好意思的。”

凭心而论，当时我们心里确实不服气。因为觉得基本资料都是我们从厂里搞来的，我们通过逆向推算整出来的，前后数据也都得到了相互映证，这样山寨出的怎么还可能是废物呢？参加工作，接触到实际以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山寨也不是件容易事，没点技术底子和实践经验，画虎不成会反类其犬的。

那年毕业，全班和班主任肖老师在校门口照了张中规中矩的合影，大家便各奔东西了。

我们那所学校的风气不大好。临走前，许多人用毛笔在宿舍墙上乱写乱画，用刀子在阶梯教室的课桌上乱刻，藉以发泄四年来的不满。许多人把书藉、蚊帐都一把火烧了。不想带走的生活用品都拼命往地上砸，往楼下扔，弄得到处一片狼藉。

8月1日正式到单位报道。那个厂那年共来了五位大中专院校毕业生。结果有三位一来就分下去了，我和另外一位女生则在人劳办公室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报纸，原因是我俩都是搞到了工业总公司指标进铁路的路外院校毕业生。

那个星期，不少厂里的人路过那间办公室时都喜欢探头往里瞧瞧，还有意无意地嘟囔：“哼，真有本事，我们书记的女儿都进不来。”

到后来，厂里的群众在议论时添油加醋，一路给我父亲加官进爵，最后甚至有传言说我父亲是省内的高官。我回家一描述，父亲笑得快直不起腰了。

这次进铁路，我靠的是父亲多少年前结下的善缘。而我进铁路两年半后调离这个工厂，靠的则是我无意间结下的一段善缘。当然，这是后话了。

（全篇完）

忘情:【原创】那一年，我的毕业季（上）

忘情:【原创】那一年，我的毕业季（中）（儿童不宜）

那一年，我的毕业季（下）

珠海机场之所以成为选项，是因为我初中的班主任在九十年代初期调到了那里的附小。我们全家和这位班主任的关系极好，而且她也很热心帮忙。不过，这个选项早早地出局了，原因是我在大四上学期生了场大病，住了一个月的院，出院后还要坚持调理，因此父母舍不得我出远门赴排外的广东谋生。于是，虽然班主任做了很多前期的铺垫工作，但我们也只能写信过去再三致歉了。不过，塞翁失马，蔫知非福。想当年，珠海机场建设时那“亚洲第一爆”何等雄伟，但因规划时考虑不周，周边穗、深、港、澳大型机场过多过密，使得珠海机场建成后惨淡经营，运力最好时也只能发挥百分之十，员工跳槽流失的很多。珠海航展之所以设在那里，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让机场能苟延残喘。不过，两年才一回，不过是杯水车崭而已。我要是当年去了，肯定也得跳槽，那就不知道流落到哪里去了。

剩下三个选项，我心中的意向排名是东航第一，铁路第二，外贸第三。与父亲的分岐在于第二、第三项。我的想法是东航自不必说，铁路虽撑不饱，但也饿不死，就图个稳定。外贸则万万去不得。因为别看当时省外贸公司极为风光，但只是暂时的。因为机械工业在全世界来说都算夕阳产业，中国的机械工业水平在世界上排不到前列。而省里的机械工业在国内排末流，也就比新疆西藏好点。省外贸是个皮包公司，做的是二道贩子，占的是生产厂家没有直接外贸经营权的便宜。看92年小平南巡后的形势发展，外贸放开是必然趋势。一旦放开，人家生产厂家可以直接搞外贸经营，无需通过你这二道贩子转手，以后这国营的外贸就没法搞下去了。

我的班主任的看法和我一样。多年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九十年代后期，这家国营进出口公司就倒闭了，员工全部买断工龄遣散。

所以，虽然在进出口公司这块遭遇到了骗子，但我也却并不太在意。

什么？骗子？对，就是骗子。

因为牵这线的是个熟人。那人吹牛说自家儿子在省外贸当头头，搞个人进去如何如何易如反掌。结果父亲一度寄予厚望，隔三岔五拎东西上他家门，求他帮忙，并承诺事成之后另有重谢。对方呢？来者不拒，回回拍胸脯，回回说快了，快了，包在我身上。可左等右等，却半点动静也没有。按说你那要招人，总得有一系列程序和过程吧？可是大半年过去，这条线上连半步程序也没有走。甚至到后来从其他渠道打听到那家公司早已开始走程序了，甭管是真走还是假走，甭管是公开走还是小范围秘密走，反正是已经走起来了。可这边依然是半点动静都没有。上门去问，人家依旧拍胸脯：不可能的，还没开始呢，要开始肯定绕不开我这里，我说了算之类类的话不知讲了多少。直到事情已经尘埃落定，已经招了其他人进去，这边依然在糊弄我们，说啥子领导出国了，等回来就可以签字了。

好在打一开始我就不看好这条线，而且家里也没在这棵树上吊死，所以还没让他误大事。只是后来那位熟人在街上看到我爸就躲，不但没个说法，而且也没见把历次收的东西给退回来。

东航那条线，我一开始是寄予厚望的。这条线是我表哥的舅舅牵的。当年东航招聘，那招聘会根本就不公开，没有门路根本连招聘会现场都进不去。舅舅的门路是他当兵时的老首长，转业后在东航当处长。

招聘现场设在向塘机场。那时候，舅舅做生意还没发达，还没有自已的车，我们是打的士去的。到现场一看，也就是把间学习室重新布置了一下，形成一个门字型，各招人部门派个人坐在那里收简历，简单询问来应聘人的情况。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谁介绍来的。”

当时能来参加这内部招聘的毕业生并不多，也就四、五十个人。但陪同的家长和熟人可真不少，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居然还有位空军女大校。因为当年现役女将军只有一位聂帅之女聂力，女大校应该也是凤毛麟角。

来应聘的毕业生里，给我留下印象的就两位。一位是被一位东航中层带过来外语系的毕业生，和我一样竞聘机务部门。之所以令我印象深，是因为那位中层说了句雷人的话：“这是我外甥，在校学的是英语，还会日语，加上中国话，一共会三门外语。”

还有一位，是师大的研究生，学的是心理学专业。他在招聘会现场和我聊了几句。他倒是信心满满，觉得能来招聘会的基本就八九不离十了，但我却没那么乐观。招聘结束后便主动要求搭我们的的士回城，口口声声以后就是同事了。其实舅舅有点不太乐意，但父亲却被他那句话的好口彩给打动了。来回的的士费，加上的士在机场外等待的时间费用，共花了两百多块。不让的士等也不行，因为当年出机场，根本很难打到的士。回城时，的士车还被一个洗车站强行拉去洗车，据说是有政府规定，为保证市容，甭管你乐意还是不乐意。进城的车全要在这里洗一遍。当然，洗车的钱最后还得由我们负担。

回城后，我们要付的士费，可舅舅死活不肯，你推我挡的，几乎都要打起来了。

不过，东航的应聘也就到此为止了，从此再无下文。那位处长已尽了力，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最靠谱的还得算是铁路这条线。只不过，我当年进铁路，却有天大的麻烦。原因是我念的是非铁道系统院校，要进铁路可就难呀。如果是自费生倒也好办些，毕竟那年头铁路照顾自己子弟，自费学生一般都会接，当然去向不太理想，以分到电务段的居多。因此在那个年代，电务段里自费大学生一把一把的，学什么五花八门专业的都有。在电务系统，常常是你干了一辈子，职称照样给你，但还是当普通工人使用，因为毕竟僧太多粥太少。偏偏我还是公费生，更悲催的是，我父亲所在的那个工厂，并不归分局管，而是归上海铁路局工业总公司管。也就是说，掌管人事权的身在上海，离这里八百公里远，我们连门朝哪开都摸不清。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冥冥中自有天意。93年10月，父亲在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在与同事闲聊中意外获悉，工业总公司来年有四个路外院校进公司的指标，已经开始摸底运作。意外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家里很是着急，相关的报告和简历马上就起草了，但却没有门路往上送。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郭伯伯主动站出来了。

父亲所在的那个工厂，曾归属分局直属。文革期间大批分局干部和大中专学生下放到厂里劳动改造，根正苗红的父亲在他们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岐视过他们。这些人机关坐久了，现场干体力活力不从心，父亲总是尽其所能明里暗里帮助过不少人。因此，他与其中的许多人关系很好。文革结束后，这批人全都解放了。八十年代初大量需要干部，这些人升得很快。有不少人官当大了，架子也大了，当年的贫贱之交全都抛到了脑后。但也有很多人很感恩，很念旧，郭伯伯就是其中的一位。

郭伯伯当年是那个工业总公司驻省联络组组长，三天两头要去上海开会，总公司的人来省里检查工作，也常到郭伯伯家里打麻将，因此上上下下的关系他都熟。郭伯伯打小看我长大，他膝下四千金，唯独没有儿子，因此他几乎将我视同已出。郭伯伯拿走了我们起好的报告和简历。父亲问他是否需要让他见见上面的人？郭伯伯摇摇头，说你要是出面，问题反而复杂了，花的代价恐怕要大得多。还是全交给我吧，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至于费用问题你先别算，事成之后我再找你报销。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还信不过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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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水，继续扛铁牛。没想到话越扯越长，明天还得再写一个（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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