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一些阐述 -- 贼不走空

中国模式含义很丰富，我谈的只是它的政治模式。必须承认，中国政治模式很难被正确解读。原因有两个。一是学术界基本上用西方“民主和专制”两分法，非黑即白。如此简单的方法自然无法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二是中共自己的原因。它正式发表的文告、公报大多是政治正确的“党八股”。而研究中共的学者又不得不去面对这些原始资料。自然就远离这个体制真正的面貌。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党八股”并不是毫无意义，它已经变成仪式上的东西，是中共宪政安排的组成部分。就如同当你仅仅阅读英国官方的文告时，你会误以为是英国女王在执政，拥有无上的权利。军队都是皇家，警察也是皇家。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仪式，是英国宪政安排的内容。中国也有类似的例子，清朝皇帝吃饭要上几百个菜，他自己实际之吃几个菜，之所以要如此铺排，因为这象征着皇权的高高在上。

为了更好的理解中共体制的优势，需要先理解这个体制创造了什么样的经济奇迹。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能涵盖的。

鲁迅曾言：在中国，搬一张桌子都需要流血，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对于中国改革之难，西方有这样的评论：这如同在一枚硬币上让一艘航空母舰进行一百八十度的转向。然而，中国竟然奇迹般的做到了。

中国奇迹的第三个因素是其规模。西方模式五百年来，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推动了人类的全面发展。但西方模式仅仅解决十亿人规模的发展问题。

互动部分

学生：想请教一下宋先生，您刚刚讲说，多党制要选举，会激化其中的矛盾和对立，那么其实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所谓政党还有利益团体，就是反映当时这个社会的利益冲突，请问一下说，在中共的一党体制之下，它如何反映社会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宋鲁郑：中共是社会的唯一主导者和代表，它会根据不同发展阶段，来解决不同时期的问题，平衡不同的利益。1978年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先解决农民的问题，那时候军队就要做牺牲，军队也是很大的利益集团。城市呢，也要先等，等农村改革成功了然后是城市。然后开始搞企业，企业的改革。那时候大量的员工下岗。江泽民时代，说到底是发展为主。到胡锦涛时代是搞民生，还有社会保障体系。然后到了胡锦涛时代的后期，军队的投资上来了，这时候军队就等到它的机会了。它通过这种方式平衡。不是说你们都要争，我就只好分。而是按优先顺序，中共是唯一做决策的人，可以压住不同利益集团不合时宜的要求。也就是说，尽管不同的利益集团同时在博弈，都要权利。但中共可以做长远规划。而西方的机制必须把这个饼先分了。

汤绍成：学生的问题指的还有异议分子，不仅是党内的利益集团，还有体制外的不同意见，党外人士的利益诉求。

宋鲁郑：当然如果他们挑战这个体制、制度的话，毫无疑问，必须要被压制。这个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毫无疑问的。法国的宪法最后一条就规定，共和体制不能够作为修宪的内容，就是谁都不能碰。你要想否认最高体制，宪法就不允许。所以你要想挑战这个体制，肯定不可能。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些人他背后代表的群体有多么大。

汤绍成：我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宋老师。一是现在整个中共的体制当中，你认为有哪些比较大的困境。比如说八十年代末期的风波如何解决？

第二就是打贪腐，那你觉得贪腐的这个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个人感觉，在大陆，民众是很支持打贪腐，可是官员跟学者，他们就有些不同看法。官员他们的工资，原来有一大块是灰色的，结果这一块全部都没了，我现在就靠这一点点的工资过日子，那这个日子不好过的。

第三是污染。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地下教会。刚刚这个因素，大家都没有提到。因为我做过这个方面的研究，大陆的这个基督教，在地下的，也就是说非法的教会，人口超过一亿。现在大陆是最大的基督教的国家，有一亿人的基督徒。那像这些问题你觉得是不是比较严重或者有更严重的问题？

宋鲁郑：汤教授提的这几个问题，我也有思考。我拿的这份讲稿还有一个部分是谈中共未来面临的挑战，因为时间关系我没讲。就我而言，中共内部现在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是他权力交接的制度性还需要再一次的强化。习近平主席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之一，如果他任期结束时也重复上一任领导人的做法，那这个交接制度就彻底的没有问题了。

所以如果说中共内部问题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制度性的交接不能够被打破，一是要靠制度的透明化、更合理的设计，每个人要心服口服。同时要有一个惩罚机制。台湾谁要不听党的安排去竞选，就会被开除出党。中共也应该一样。

至于89年的事件，第一它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紧迫性的问题。他现在紧迫的问题是反腐、经济下滑以及香港问题、台湾问题。89事件远远不是他所需要马上面对的挑战。

第二，中国这么处理是是正确的，是拯救了中国。当时李光耀到北京访问就对邓小平说：你又一次挽救了中国，否则中国就四分五裂了和俄罗斯一样了，而且当时中国人均GDP才800美元，你搞什么民主？我们说民主是工业化的产物，中国那时候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怎么能搞民主呢？事实上许多中国人现在也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也不仅仅是纯粹为了保住权力。

我们举明治维新的例子，它前10年发生了190多起农民起义，还发生了一场内战，死了好几万人，谁因为死了这么多人就去否定明治维新？没有人。89事件就和明治维新发生那么多起农民起义一样的。没有人会由此否定改革开放和中共的贡献。

关于贪腐，这次我回山东很多的公务员辞职了，也有法官辞职干律师去了，这是个什么信号呢？就是他们也意识到反腐是长期的、不是一阵风，他们已经等不及这阵风过去了再来贪腐，所以他们都辞职了。

目前的反腐确实会有些个消极影响。一是人才缺失，因为人才是跟着资源走的。再者，反腐短期确实会影响到经济发展，正好是经济处于下降期，而反腐，也使得政府消费开始下降。

其实这个事情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改善他们的待遇。我们以法国公务员为例，法国公务员有什么样的特权？第一他们可以提前退休，55岁，法国人是都愿意早退休。现在已经延长到62岁。第二，法国一般的行业里退休金怎么领啊？从你就业到你退休这四十多年平均工资的一半。而公务员怎么领？是最后几年的工资的平均一半。谁都是最后几年的工资更高，而且他们的房子是政府提供的，免费住，不用交房租。至于假期更是多入牛毛。法国华人讲，只有傻瓜才去当老板，就去当公务员。所以中国的公务员待遇肯定要提高。

至于污染，其实我觉得污染是一个工业化的问题，你工业化结束了，污染不就没有了吗，APEC会议不是很明显吗？车不开了，工厂停了，天马上蓝，很快。这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不是要治理几十年的问题。只要工业一停天马上变蓝了。现在没有污染的就两类国家，一个是朝鲜，天很蓝，因为它没有工业化，第二个就是像法国这样的，它也很蓝。

美国是从1965年以后，瑞士是1971年，分别比大陆改革开放早了7年和13年，整个西方实行普选民主不过半个世纪，还没有得到历史足够的检验，我们现在都能说经济危机这次闹这么大，就是这个制度的考验。我们现在还不好说这个全面普选的模式就已经成功了，因为时间太短，也就半个世纪。

第三个层次分析就是台湾，它也需要时间检验。假如第三个领导人还如同陈水扁和马英九，台湾可能丧失对制度的信心。所以我现在还不认为台湾已经成功了。

第四点，中国是一个很难说他有什么或者没什么的社会，它不是黑白分明的，是中庸的。我来的时候大陆发生了个事情，一个县八千名老师罢工，可按中国的宪法它没有罢工的权利啊。但是每年大陆都有罢工事件，发生之后呢，政府都会站在罢工人员这个地方去解决。这次老师罢工，市长马上道歉：对不起，我们没搞好，我们马上去解决。你说中国到底有没有罢工的权利啊？它实际上是存在的，你很难说有或者没有，它不是这样的。其他许多事情也是一样，不是“有”或者“没有”这么简单。在大陆，你只要不挑战制度，别人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在西方，太多限制了。种族，性别、还有历史问题，很多都不可以说。而中国则是有一个底线，你不挑战制度，别的都可以说。你在德国你敢帮纳粹说话吗？法国有个教授帮纳粹说话就被判刑了嘛。这本来是学术问题，说一下而已就被判刑了，历史学家就因为替纳粹说了几句好话被判刑了，就是最近的事，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汤绍成：有个德国学者说圣母玛利亚不是处女，也是被轰得一塌糊涂。

宋鲁郑：所以，我们很难说大陆有什么或者没什么，不是绝对的没有自由，也不是绝对有自由。

第五点，西方认为有个规律，经济发展必然会促进中产阶级的产生，必然会促进民主。但这个规律是不是适合所有社会？我举欧洲的例子，他是社会越发展越世俗化，这是欧洲的情况。但是美国不是，经济越发展，宗教性越强，就是说欧洲的例子到了美国就不通了，所以我们怎么能说在西方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公民社会和民主的规律，就一定适合中国呢？

最后一点，我认为中国确实不可能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我们说文化是制度之母，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几千年都是“一党制”，一个政治核心。你如果文化不改变，就不可能改变。我曾经思考过，为什么西方产生了民主，中国却没有产生民主，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中国不需要。为什么说中国不需要呢？因为有儒家文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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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有据，说的很好，收藏。

制度建设固然很难，但在各种选择之间把握好分寸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国家管理层面的。

相信除了大脑不健全和有特殊利益需求的人外，没人反对法治。

我们长期（好几千年）习惯于人治、服从于人治，讲究以德治国。建国后强调个人修养、寄希望于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忽视制度对人的规制，实际上还是这种传统思想的延续。

制度在有效执行的情况下，显然比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有效。

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人是怎样生活的？

没有所谓的法治，因为法都是人立的，中国的、美国的宪法都在不断的修正。吵吵法治的人，都是希望用立法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如果来源正当，任何人都无法剥夺，何用法？锁、保险柜能把每个人的财富都保存起来吗？各国之间都有条约，但利益不同时随时可以撕毁。

首先，先谈谈用词的问题。用“法治”和“人治”来看这个事情，很难摸到事情的本质，因为这两个词本身就有误导性。

所谓法律，是管理阶层在下判断时（成文的、公开的）依据。但是撰写、执行法律的，毕竟还是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的根本意义，是人在管理及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工具，甚或是一种“方法”的纪律。也因此，把“人”和“法”对等对立起来，是不对的。

我们可以深究一下当我们说到“人治”和“法治”后面的其所代表的含义：

在所谓“人治”的情况下，作决定下判断的人不受“成文法”的约束。但这并不意味作决定的没有任何的“依据”。他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别人的意见，甚至自己的喜好、直觉等，来做判断，而他这些“依据”，其实就是“不成文法”。这些“不成文法”有的有效，有的效果不好。而最早的法典，其实就是这些有效的“不成文法”的一个总结。

而在“法治”的情况下，则是下判断作决定的人完全以别人（前人）的思想结晶作为依据，而完全不考虑自己的经验和具体情况。

因此如果你了解我所表述的话，你就明白，所谓“人治”和“法治”之争，其本质是一个在下判断作决定是，如何权衡别人的经验和自己的经验和具体情况的学问。

“法”之所以为法，是因为他是一种人类对规律的表述。自然有其法则，而人类社会，作为自然现象的一个部分，也有其法则。自然法则，比较容易观察和总结，而人类社会法则，由于研究者本身的能动性，因此比较不稳定（这里你可对比自然科学中的Quantam physics）。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成文法律中，人类经过数千年的观察和经验的累积所总结出来的，关于人类社会的规律。这些是法律中很重要的核心价值。

然而，由于人类社会变迁的迅速，成文法所依据的一些规律，可能已经改变，所以完全的依据法律，必然有刻舟求剑之虞。

所以，你问的问题，到头来，就是一个管理“人类社会”方法的提炼和更新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一个只需要思考，而不需要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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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的前三个问题，都是因为你没有摸到事情的本质才问的问题。最后一个我说一下：我们都是在摸索中前进的。他们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和我们的经验对他们来说一样重要。

你要记住，当年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正是借鉴了中国的经验，才得以突破老欧洲的思想困境，再呈现一片新气象的。而如今，我们也应该借鉴他们的经验，来追求更高层次的思想境界。

人类社会能有多种不同的探索，何其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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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要有哪个胸襟向别人学习。无论用何术语，人类最崇高的事业就是追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