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你看到大猩猩了吗 -- 淮夷

1999年哈佛大学Daniel Simons和Christopher Chabris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请学生观看一段1分钟的视频。视频中，身着黑白球衣的两队在打篮球。学生的任务是计数白色队员在视频中累计传球次数（包括空中传球和击地传球）。

观影后，学生们写下传球计数。之后，他们被问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问：除了打球的运动员，你注意到别的东西吗？

答：没有。

问：你看到大猩猩了吗？

答：#×#！&%

视频中间，有一人伪装大猩猩走进球场，对镜头捶胸之后离开，全程约9秒钟。令人意外，50%受测者均未看到大猩猩闯入。我前些天读了2011年出版的畅销书《The Invisible Gorilla》，对此类现象做了颇多讨论。

有一个与大猩猩类似的社会学实验，是1997年华盛顿邮报做的，这个实验后来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实验是这样，邮报记者找到美国最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Joshua Bell，让他带上一把价值300万美元的名贵小提琴，在华盛顿的L'Enfant Plaza地铁站入口，装作街头艺人进行表演。

时值周五上班高峰，Bell表演了43分钟，演奏了6段古典名曲。期间，共计1097个路人（大多是联邦政府雇员）经过，只有7人停下脚步听了演奏。换言之，音乐大师Bell被彻底无视。华盛顿邮报预估的“人们将蜂拥围观造成交通堵塞，最终出动警察驱散人群”的局面完全落空。

种种此般“视而不见”的现象，心理学者称作inattentional blindness (无意视盲)。无意视盲的意思并非说人们眼睛“看不到”，而是“看到，但不等于看见”。德国海德堡大学针对此，做过一次升级版大猩猩实验，他们给志愿者装了一个眼动仪，追踪眼球移动的轨迹。结果那些声称没看到大猩猩的志愿者，他们的眼珠在大猩猩身上，其实足足停留了一秒钟。

进化论的一个解释是，人类的认知资源很有限，大脑对资源分配采取了“单任务”模式，譬如大猩猩实验人们专注数球，小提琴实验人们专注赶地铁，这种模式提升人类在丛林世界的生存几率。而在复杂快速的现代世界，人们无力应对“多任务”，屡屡视盲也就不足为奇。

除非人类的脑神经重新编程，否则找不到太好的解决办法。好莱坞有一种职业叫作script supervisor，工作职责是确保电影场景的逻辑连贯性，以免穿帮。这些人受专业训练，视觉系统特别敏锐，但他们仍然无法挣脱“无意视盲”，大片穿帮层出不穷。《教父》有42处穿帮，《拯救大兵瑞恩》有一镜头出现8个士兵，其中一人在一分钟前刚死掉。

我倒觉得 “无意视盲”顶多是一种浮在表面的缺陷。还有两种blindness也许可称为“记忆视盲”和“因果视盲”，埋的更深，更该警惕。

先说说记忆视盲。你不妨读一下这组单词：

bed, rest, awake, tired, dream, wake, snooze, blanket, doze, slumber, snore, nap, peace, yawn, drowsy.

这组词包含15个单词。无疑，几乎没人读完一遍就能记住全部。美国学者在课上让学生写下所记的单词，结果人均回忆了7个词，符合心理学对人们短期记忆容量的预测。但重点在于，40%学生把sleep这个从未出现的单词列入其中。

这个实验目的恰好是研究记忆视盲。15个单词其实都跟睡觉有关联，所以人们不自觉的重构了记忆。

2008年奥巴马和希拉里竞选总统。希拉里在华盛顿大学演讲，说自己熟悉国际事务，她举例说1996年她作为第一夫人访问波斯尼亚时，一下飞机就听到狙击步枪的枪声，于是直接进汽车躲去美军基地。

美国媒体立刻搜出一张希拉里当年访波的老照片，好笑的是，照片里并没有狙击手，反而是一个机场欢迎式。希拉里也没躲进汽车，而是亲吻了欢迎队列的一个小女孩。

美国媒体对希拉里的分析是这样：1）她故意说谎；2）她没搞清当年情况；3）她神经有点儿问题。《华尔街日报》说法更刻薄：“我们宁愿相信希拉里说谎，否则[这样的人竞选总统]我们需要重新评估美国的安全情况”。

我觉得这些分析也许打错了板子。希拉里只不过和普通人一样，暴露了她的记忆视盲，这就像写出不曾存在的sleep一词的那些学生们，个个坚信自己有“照相机一般准确的记忆力”。

最后说几句“因果视盲”。这个视盲主要针对人们的推理能力。

面对杂乱无章的事件时，人类大脑自动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譬如因果关系，A事件的发生导致了B事件。这种“模式识别”是进化选择的结果，但在复杂性世界里，因果关系是很容易错安上去的。

错误之一，有些同时发生的事情其实仅是巧合，但人们天然地喜欢把巧合解释为因果性。

我很喜欢的畅销书作者Malcom Gladwell也没逃过此劫。在《Tipping Point》这本书里，他说Hush Puppies这款鞋子品牌的突然流行，是因为产品设计的“反潮流性”引领了时尚。实际上，存有相似营销理念的远不止Hush Puppies一家，那些类似品牌仍然业绩平平。很难确定到底是否“反潮流”造就了Hush Puppies的大热，抑或二者根本就毫无必然关系。

错误之二，人们非常喜欢用时间线索去分析事件，本能的把时间关系转换成因果关系。于是，人们把先发之事作为后发之事的原因或导火索。

就以企业为例，我拜访过的一些民企老板跟我讲过好几次换人奇效。故事差不多是同一个模式：企业增长乏力，于是换管理层，后来销售额果然上去了。企业家结论说，因为换人所以有增长。但是，其实业绩很可能是存在随机漫步特性的，跟换人的关系不大。

我在物理学家Leonard Mlodinow所著《The Drunkard’s Walk》一书读过类似例子。派拉蒙公司的Sherry Lansing是一个强势的管理者，她出任CEO时，公司拍的电影不乏《阿甘正传》和《泰坦尼克》这种卖座经典。此后，派拉蒙业绩平平，六年来市场份额分别是11.4%，10.6%，11.3%，7.4%，7.1%，6.7%。董事会面对这组下滑数据的结论是：该换CEO了。

Lansing离职翌年，派拉蒙凭借《世界大战》和《最长的一码》两部电影翻身，市场份额回升到10%。市场普遍相信，新的CEO是派拉蒙业绩提升的原因，讽刺的是这两部电影都是Lansing辞职前制作完成的。

这种“时间先后=因果顺序”的错觉，不仅存于商业社会，也不仅关系到是否该更换一个CEO。假如你把这种错觉拉长一些，比如，延伸到历史大趋势层面，你也许会怀疑，某些历史大事因果链是否真的存在过。

譬如罗素讲过一个著名例子：“工业主义归因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归因于伽利略学说，伽利略学说归因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归因于土耳其人迁徙，土耳其人迁徙归因于中亚干旱。因此，探索历史原因的基本研究是水文学。”

无独有偶，我上周看到陈志武教授的长文《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一篇值得读一读的文字（link http://www.eeo.com.cn/2013/0914/249784.shtml ），里面提到统计模型如何重构历史因果关系。

比如陈志武讲到香港科大宫启圣教授的研究，宫教授找到中国23个省1330个县的县志，研究玉米在古代中国的扩散途径。结论是：玉米在16世纪传入中国，并因此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增长压力迫使中国引进玉米。用数字说话就是，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

我把陈志武的文章在微信上转给一些朋友看。有个朋友在隆平高科干过，一直研究种业，他回我说：“16世纪确实玉米开始进入中国，可按清宫记录，乾隆年间玉米还是皇宫稀有膳食，到晚清才出现规模化耕作，因此人口增长在乾隆年间和玉米相关不密切”。

我不确定这个朋友的结论，但是我觉得这种怀疑精神是值得发扬的。人类历史演化的事件链存在巨大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有时候，原因和结果以奇怪的方式纠缠在一起。陈志武推崇统计模型和量化历史也许只是用一种极端推翻另一种极端，我想这也算一种“因果视盲”的表现。

最终，说到因果纠缠，我读到过的最佳例子其实不是历史大趋势，而是一个法律虚拟案例。

“一旅人夜宿沙漠。晚上，A溜进帐篷，将毒药放入水壶。之后，B也溜进来，将水壶刺了一个小孔。次日，此人在沙漠穿行，想要饮水时，水壶已经漏尽，遂干渴而死。”

问题：谁谋杀了他？

A的律师说：我的当事人企图毒杀对方，但是失败了，因为对方并非中毒而死。

B的律师说：我的当事人企图剥夺对方的水，但是也失败了，因为他只剥夺了对方的毒水，而你不可能靠那种行为谋杀一个人。

我得承认，看完这个法律故事之后，迷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