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话商君】说秦国（六）秦无世卿 -- 履虎尾

　　秦国政治制度上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君主权力的高度集中。在秦国，不存在强大的足以同公室诸侯相对抗的卿大夫私家阶层——“秦无世卿”。

　　我们把宗法制度定义为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度，但这并不是说嫡长子继承是宗法制度的唯一内容。宗法制度还包括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即非嫡长子（庶子）被分封的权利。西周统治的政治特点，就是普遍实行封建（即分封）制度，封建制度是宗法制度的延续和补充。所谓封建，文献上称之为“封邦建卫”，亦称“封邦建国”。郭沫若先生认为这是一种原始的部落殖民。除了周天子的非嫡长子被封建为诸侯之外，在各诸侯国内，诸侯的非嫡长子以及功臣也有权被封为卿大夫。《左传·桓公二年》有段内容专门评论这种层层封建曰：“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这种封建制度的实行，使得东方各诸侯国内普遍存在着经二级封建而产生的卿大夫阶层——世卿（私家）。世卿在受封时随着爵位高低，获得一定的土地人口，拥有相当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世代在诸侯政权中担任要职。世卿受到法律制度的保护，具有历史延续性。世卿既是诸侯统治的支持者，也是诸侯实力的分割者，互相之间也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当世卿势力强大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开始掌控诸侯国的政权，并产生取而代之的野心。到春秋中后期，东方各国内部普遍出现强大的私家反对逐步没落的公室的争权斗争。

　各国的私家可以分为两大类，与诸侯同姓的世卿（私家）又被称为“公族”，与诸侯异姓的世卿亦被称为“卿族”。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如卫、鲁、宋、郑的私家主要是同姓公族，而齐、楚、晋等国的私家多为异姓卿族。

　　卫国的世卿以公族为主，包括石氏、宁氏、孙氏、太叔氏、公叔氏、北宫氏、齐氏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异姓卿族，如孔氏，孔氏是从宋国逃来的。

　鲁国的政权控制在公族世卿“三桓”手中。“三桓”，又称“三孙”，是鲁桓公的三个庶子庆父、叔牙和季友的后代，庆父的后代称“孟孙氏”，叔牙的后代称“叔孙氏”，季友的后代称“季孙氏”。除了三桓之外，鲁国还有“臧孙氏”、“子叔氏”等公族，也拥有一定的实力。

　郑国最有名的公族世卿是“七穆”，春秋中后期，郑国政权被牢牢地掌控在“七穆”手中。所谓“七穆”，是郑穆公的七个庶子及其后代。郑穆公共有十三个儿子，除了灵公夷和襄公坚二人先后为君之外，“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为卿”，其余七个庶子及其后代在郑国世代为卿。这七人分别是子罕、子驷、公子去疾（字子良）、公子发（字子国）、公子偃（字子游）、子印、子丰。这七人的后代均以他们的字命氏，分别为罕氏、驷氏、良氏、国氏、游氏、印氏、丰氏，合称“七穆”。春秋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子产，其家族为“七穆”之一。子产是公子发（字子国）的儿子，郑穆公的孙子，子产又名公孙侨，其后代以公子发的字“国”为氏，故子产亦可称为国侨。

　宋国是殷商之后，公族势力最为雄厚。宋国的公族以君主的谥号为族名，最著名的两族是戴族和桓族。戴族是宋戴公各庶子的后代，桓族是宋桓公各庶子的后代。其他君主，只要有后代流传下来的，就有以该君主谥号为称的族名。戴族包括华氏、乐氏和皇氏；桓族包括向氏、鱼氏、鳞氏以及荡氏等等。著名的政治家右师华元，便出自戴族华氏。另一个政治家左师向戌，出自桓族向氏。

　齐国的世卿以异姓卿族为主，包括高氏，国氏，管氏（这个管氏不是管仲，而是管敬仲之后），鲍氏，崔氏，隰氏，晏氏，陈（田）氏，庆氏，栾氏等等。当然，也有人认为，国氏和高氏可能是姜姓而非异姓。

　楚国的卿族世卿有十三氏，包括斗氏，泊氏，成氏，屈氏，劳(蘧)氏，熊氏(非王族)，阳氏，申叔氏，申氏，伍氏，潘氏，沈氏，观氏。

　《左传》中关于晋国世卿的记载最为详尽。由于嫡庶斗争的残酷性，春秋初年的晋国诸侯采取了“尽杀群公子”的措施，因此，出现了“晋无公族”的政治局面。晋国的世卿由异姓构成，见于记载的有狐氏、先氏、栾氏、屠氏、箕氏、贾氏、赵氏、郤氏、胥氏、中行氏、温氏、士氏、范氏、原氏、步氏、韩氏、彘氏、吕氏、令狐氏、程氏、巩氏、智氏、邯郸氏、魏氏等等二十余氏。其中势力最强大的有十一家。这十一家之间相互斗争，最后只剩下韩赵魏三家。清高士奇“发明”曰：

　晋之卿族，魏氏、赵氏、狐氏、胥氏、先氏、栾氏、郤氏、韩氏、智氏、中行氏、范氏，凡十一族。贾季奔狄而狐氏废。先縠得罪而先氏废。胥废于郤。栾、郤废赵而赵复兴。厉公用栾氏谮杀三郤，而郤氏废。范宣子逐栾盈而栾氏废。范、中行氏逐于知、韩、魏、赵，而韩、魏、赵复共灭知伯，遂为三晋。

　秦与东方各国的情况大不相同。秦由于立国晚，没有文化包袱，没有严格的嫡长子继承，于是也就没有庶子分封，秦国内部因此也就没有像东方各国那样，形成或是同姓公族或是异姓卿族的世卿（私家）集团。无论是春秋时期的“三桓”、“七穆”、“六卿”、“陈田氏”，还是战国时期东方各国的“赵有平原”、“魏有信陵”、“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等威胁到君主集权的势力，在秦国统统找不到相似者的踪迹。

　由于“秦无宗法”，“秦无世卿”，秦的宗室贵族以及功臣后代也就不能凭借高贵身份参政议政，人才使用的标准因此脱离了身份和地位而仅仅重视个人能力。于是乎就能大量的使用“外国”人才，即客卿。春秋时期的客卿有百里奚、蹇叔、由余、丕豹、公孙枝等等。到了战国，秦国更是大量地任用了客卿，如商君、张仪、范睢、吕不韦、李斯等等不胜枚举。秦对这些外来者高度信任，被任命为丞相的不在少数。秦国的这种任人唯贤、用人唯才的清明政治，是其他的诸侯国所不能比拟的。也正是如此，才为后来商鞅在秦国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提供了机会，成为了变法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没有世卿的分权，秦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国君手中。变法改制时，政令发布的形式是自上而下的推行。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在社会制度的转变时期，能够减少内耗，减少政治阻力，对变法维新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