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之毛林情事之井冈往事 -- 史文恭

《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纪录》令人拍案称奇

看完《刘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会》（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 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进行严历批判），感慨良多，不吐不快，又想让更多人知道，遂写此文。

我们不妨先看原文

朱德批斗会记录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 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 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 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纪录中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

1、会议主角是刘、邓司令部成员

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毛泽东，也不是林彪，更不是“四人帮”，却是所谓文革党内的最大受难者刘少奇和另外一些所谓文革受害人。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不是康生和“四人帮”（四人当时还无资格），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维持高大完美形象的周恩来、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等，他们有人甚至高调指责朱德“要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是定时炸弹”。这和邓核心们所谓文革造孽者“四人帮”毫无瓜葛。如果公开了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中的积极主动地批斗别人，例如对朱德元帅的无限上纲、狠斗恶打的言行，那么，刘邓司令部把文革罪责往林彪、“四人帮”身上一推了之之计就破了产。

2、批朱帅是为转移文革政治打击目标

中央全票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那么，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既然彭、陆、罗、杨都已经都揪了出来，还有谁呢？从记录稿看来，刘少奇等不管他们是否知道毛泽东笔下所指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却一定会制造出一个“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其目的是想转移文革斗争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目标，害朱德、保自己。

为什么这样说呢，据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听林彪的“政变经”讲话时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据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王力回忆，中央的不少人在毛发动文革前就已经知道矛头所指为刘少奇。陈伯达在他的狱中回忆里说：“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才从毛主席的谈话中知道，（整个）战略部署的斗争是对刘少奇的。当时除了林彪、江青、总理、康生、谢富治、汪东兴和我之外，几乎没有人知道”。由此可见，毛并没有布置任何人去批斗朱德，批斗者也心知肚明朱德并不是毛所言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所以，会议是刘奇奇转移文化革命目标。

3、没有毛主席，文化革命照搞，而且可能更惨烈

很多人不知道，一九六四年中央就有彭真挂帅的文革小组，搞文化革命是中央的既定方针，所以，一九六六年全票支持《五.一六》通知搞文化大革命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假定，如果当时毛泽东出现什么意外，文革是照搞的，只不过是清除对象变了，不再是矛头向上整走资当权派，而是要矛头向下，大抓右派和坏分子之类的了，这可从刘邓领导的文革初“五十六天”白色恐怖看出端倪。

从记录稿看，批斗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所有的与会态度都是无情坚决的。如陈毅对朱德的很激烈很长的发言和多次对朱的极端反常的“黄袍加身”的责问就是例子。刘少奇及其支持者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历史性，说明党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客观存在，必然有个胜负。刘少奇所领导的文革初的“阶级斗争”就是残酷地斗争别人的。

4、所谓“地富反坏右”及文革受害的知识分子们要猛醒

从社会和网上看，相当一部分所谓“地富反坏右”及文革受害的知识分子们对毛泽东是恨之入骨的，对刘邓是感恩戴德的，这是非常可笑和无知的。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文革之初，大批“地富反坏右”及其一些知识分子受难于一时，是刘邓为首的大小当权派为保自已，转移阶级斗争大方向、打死老虎（既地富反坏右和知识份子）、保真老虎（走资当权派）的阴谋活动结果，而毛泽东却从来没有作过打死老虎之事，对此历史真相，所谓“地富反坏右”及文革受难的知识分子们是无知的，他们的反毛拥刘是愚蠢的，应及早猛醒。

5、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君不见文革大博斗刘、邓派胜利后毛派数以千计人被杀头，数以百万计人入牢房，数以千万计百姓下岗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吗？为什么一些人只控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而不控诉邓小平的阶级斗争呢？难道这不是他们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吗？

“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然后由胜利者伪造事实，这就是历史，有头脑的人们一定要对胜利者写的历史多问一些为什么。读了此文，不知那些逢毛必反，逢邓就歌颂的所谓言必称公平、民主、自由谎言的右派先生们作何感想，羞还是不羞。

2009-10-19

6．四军的分兵问题

　　在出发赣南以后（本年一月至三月）四军四战皆北，强大敌人穷追不息，同时在所到各地闽赣粤边界一带群众组织非常薄弱，红军感觉异常困难，尤其大的军队（三千人左右）行动颇不方便，给养大感困难，四军党内起了争论。

　　第一种主张，此时四军应分为两部份，以团为单位，各路自行去图生存，以避免敌的追击。一面行动快，敌人追不上我们，一面人少给养容易，可以恢复红军纪律，一面减少了目标。

　　第二种主张，此时四军应该集中，一面是政治局面要开展，敌人的进攻不会再有时间延长。一面集中起来可以最后一战，分散要各个击破。一面分散以后联络困难，士兵胆子更小，更动摇。

这两种主张，第一步是分了兵，把四军改成两部分（二月间事），第二步是朱部在前面走，毛部跟着来依依不舍，所终没有分开。

话说润同志率领第三营，健步如飞，跋山涉水，滑草趟河，下井冈直奔湘南桂东而去。一路之上，晓行夜宿，微服潜行：当时根据地沦陷，KMT正规军和地主地方武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再加上湘军本来就是不好惹的，于是大家只能跌跌撞撞，好似入荆棘之丛，颇有举步维艰之感。最惨的一次是在1928年8月中旬某晚，队伍宿营之后突遇敌军午夜凶铃，事起肘腋之间，敌我晦暗不明，一营人马就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不过还好，凌晨聚拢人气，发现单单只少了一个担架兵----------支部建在连上立功了，这最起码保证了队伍的溃而不散，也算是奇迹了。几天后大家回到井冈山，发现走失的这位找不到大家，早就千里走担架，自己回来了。

老总们湘南惨败，坐井观天，被放了鸽子的31团自然有人不服不忿，润同志发现苗头，一再叮嘱大家，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要讲团结，不提缺点，别刺激南昌余勇们。于是在8月23日，第三营赶到桂东县城之后，大家都学会了冯国彰曾孙子的口头禅，“我们想死你们了，井冈人民想死你们了”。得，违令不从，擅自行动，败走麦城的大头兵们，正在垂头丧气，忐忑不安之际，居然能听到这些温暖如春的话语，顿时之间，老少爷们五味杂陈，剪不断，理还乱。

这个秋收和南昌起义幸存者们在桂东的第二次握手，被很多人称为“二次会师”，平心而论，我觉得其意义不亚于第一次会师，因为自此之后，骠悍的28团，基本认识到了润同志的正确性，朱毛红军也真正地开始了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的江湖生涯。当时早先一步打下桂东，并驻扎于斯的，是育同志率领的第28团第一营。文革时期，井冈会师油画被偷梁换柱，本来和润同志握手的是老总那双粗糙的大手，结果被人堂而皇之地换上了育总那白净的手掌，这也算是一种无奈。当然，细究起来，二次会师，第一次和润同志四手相握的，还真可能是育总。

闲话少说，还是赶快八卦。润同志很快见到了败军之将老总他们哥几个，后者应该有点既感且愧吧，当然，前者风尘仆仆，也疲态倍显。龚叛将以后回忆，他当时发觉老润失去了昔日那种兴奋的，吸引人的风采，言外之意，颇有对前途意兴阑珊之感。叛将嘛，远见卓识自然匮乏，但这些人有时候却连基本的常识都会视若不见-------其实，润同志在来湘南的路上就已经病倒了，他是坐着担架进入桂东的，气色好得了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