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之毛林情事之红四七大 A -- 史文恭

关键时刻，陈毅确实是个“好同志”，没有太多私心杂念。不要说像张国焘那样的野心勃勃，但凡有点个性，都不会在夺权成功后，反过来认错，把权利再还给对手。这一点，应该也让毛记了一辈子。

给林彪[1]的信

毛泽东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2]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3]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二、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让我在下面预说出来。

　　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4]，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军党组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之机。自四军成立以后，党从连上建设了普遍的基础，现在上级指导机关对于斗争策略的正确（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前委），边界各县地方党部之建立，群众斗争之发展，使得个人作用渐渐减少，党的领导渐渐加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四军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边界为第一个时期，这时期包括边界迭次战争的胜利和湘南的失败[5]。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

　　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6]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支长枪一连的制度[7]，然还没有能触及短枪[8]，拨枪交与地方没有第一时期那样困难了。这时期内少数同志极力把头低下来，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来都是如此的。在这时期内有几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是在湘南失败及大余一路逃难形势之下，个人没有显出什么大领导，同时非依赖党的领导就会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时期有迭次的军事胜利，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一原因。第二，这时期内党的组织与同志们的政治程度和斗争经验比起第一时期来确实进步些，少数同志不正确的言论行动比较不容易得到一般人的拥护，因此自己要收敛一些，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9]与二、四团[10]。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特别是柏路会议[11]讨论四、五军合编问题时，彭德怀[12]同志的愤激的表示，给了少数同志以颇大的打击。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13]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

　　从汀州到现在是第三时期。这一时期内党及红军的各方面实在都比以前进步了。因一、二、三纵队的编制，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14]纵队委员会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各级党部更能无顾忌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短枪的数目也能规定。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职权也有限制了。这都是关于组织方面的。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六次大会[15]指示的政治任务能在工作上去求实现了，城市政策的执行更好了些，宣传进步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术学会了，因时局的开展红军的组织也扩大了。但因为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少数同志坚决地要军委，遂不得不攻击前委，于是涉及党的机关的本身问题，“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在辩论中论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说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这亦是由于党的管辖范围一问题生出来的，因为他们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张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以上是他们在湖雷前委会议[16]时发表的意见，议论问题虽则分成了三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自近日争论问题发生之后，有的同志觉得四军的党到来了一个危机，如果少数同志作的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那末必至如你的来信所说有一种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会要到来。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为现在的四军的党是比第一、二时期都有显然的进步，各纵队的基础已是不能动摇，个人自私的欲望决定会被群众所拒绝，我们只要看四十一个人会议中三十六票对五票取消那少数同志们硬要成立军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他们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了。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即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下面各项大体说来(均其分支)没有一项不是有正相反对的两种意见，我们试简单举出。

　　四、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因长期斗争经验和工农群众的影响，这种单纯观点的头脑，渐渐洗刷了一些，单纯的“打大仗”和“拿几十个州县”的观念比较地减少了，但没有完全消灭，遇有机缘就会发作，特别是在军事失败时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这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少数同志们不但不肯努力去消灭小团体主义，反而有助长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从前代表这种思想的人，至今还不能说是已抛弃这种思想。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我们不要忘记，湘赣边界割据问题在四军党内的一致仅仅是表面的罢了，骨子里面是有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一到危急时候，这些同志马上[17]，参加过湘赣边界斗争的人大家明了的。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在群众的心理上，因为多数人做了、少数人做好，结果便发生不良的影响。

　　对时局的估量亦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对于红军行动的意见也就不同了，特别在边界时是很显著的。去年七月四军大部往湘南的一致处，同志们大多数都承认是错了的，沙田的代表会议亦是这样承认，不料近日少数同志之中的奇异见解，却说往湘南是对的，留在边界的倒反是错了。这也是见解上极端相反的证例之一。

　　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说话完全不顾及这话将要发生的影响，不管对不对，乱说一顿便了。“你乱说就是，横直他们只晓得那多”，这是何种非科学的态度！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的”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然而同志中显然有一部分人是有意无意中在拥护这种现象，至少对此现象没有和它奋斗的决心，遂使红军至今不能建设一规模，比起资产阶级军队还相差得很远，这实是一种可叹的现象。

　　“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这是朱云卿[18]同志形容四军军事技术太差的愤激话。凡在四军生活过的人，大概没有不承认四军军事技术到了很差的程度了，但是偏有一些同志对于训练军官的本职不愿去管，却天天作些政治上的鼓动，发生什么“土豪不能打还有什么事做”的怪话。这种现象不改变，四军的军事技术问题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五、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他们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这不是完全形式主义的说法吗?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找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我们只要查明了四军的历史，就容易明白这回争论的实际意义了。

　　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一前委以至支部。他们提出攻击的理由最具体的是：（一）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二）四军党内有家长制。他们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连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但是少数同志的形式主义又要在这里发挥了，他们说党部机关虽没代替群众机关及政权机关，但实际上纵队司令部少向军司令部打报告了，军司令部淡了。少数同志们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纵委或前委的领导加强，一切问题（凡是他们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够提出在会议席上讨论决定，然后通知政权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否则谓之自由行动（如自由支配财政、自由支配枪弹等）。这种表现是党部领导力量加强的证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每次会议，政权机关的负责同志都是到会的，而意见也参加了，而且许多问题是要这些负责同志提议才能讨论的（如作战计划、官兵训练计划等），大家都参加了问题的讨论和表决了，会后拿去执行起来，因而觉得行政机关简单了一些，自由了一些，于实际上究竟有些什么要不得呢?军长闲起了，但是党代表（与党部书记是两个东西）的闲起更甚，因为没有下级党代表向他打报告。纵队司令部少有报告打到军司令部了，但是纵队政治部打到军政治部的报告更少。不问后来的状态比从前行政自由支配、比从前报告打得多的热闹的时代——湘赣边界的初期，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至于指责到湘赣边界的行委[19]，不问行委制度在边界斗争中收了多少效果，只是形式上以为是党的机关代替了行政机关而认为要不得，这又是同样犯了形式论的错误。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边界的行委制度在边界的斗争上有过很大的效果，这是有眼睛的人都明白的，而且行委一面是在内的党部，一面又是公开的行政机关，有什么妨碍行政机关的系统的呢？

　　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于此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四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乱说必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末，我们看一看，四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一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说到各指导机关的产生，从支委[20]到纵委、前委是中央委派的，但这不能作为四军党内家长制的证明，四军党内事实上寻不出家长制。为什么少数同志有这种借口呢?这种话有什么客观的来源呢？是的，就是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红军党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党代表与书记在职务上是两样东西，因为党代表与军官的权限历来没有弄清楚，时常发生争权问题，由是引起了头脑不清楚的人把党代表在那里工作看做是党的书记在那里工作了。三纵队几个连上的同志叫那个连的支书做“老板”，就是这样牵挂来的。要除去此弊，只有使党代表与书记分开，这是应该一面从内部找人，一面从外面多找人来才可以解决的（从前的兼任是因人材太少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

　　六、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21]，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C的敬礼[22]！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于新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当时任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

　　[2]指林彪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给毛泽东的信。

　　[3]白砂会议，指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在福建上杭县白砂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4]原件在“抗分”后脱漏八九个字。

　　[5]一九二八年七月上旬，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期，不顾湘赣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红四军继续在湘赣边界巩固根据地的决定，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的指示，附和红四军第二十九团欲回家乡（湘南）的思想，于是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结果造成红四军在湘南和湘赣边界同受严重损失，通称八月失败。

　　[6]“建设”二字，从上下文分析，疑为“批评”二字之误。

　　[7]原件在“制度”后脱漏七八个字。

　　[8]原件在“短枪”后脱漏约三十个字。

　　[9]指彭德怀、膝代远率领的红军第五军，该军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红四军会合。

　　[10]指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军第四军与第二、第四团在吉安东固会合。

　　[11]柏路会议，指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在江西宁冈县柏路村召开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军第四军、第五军军委等的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了如何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决定彭德怀率红军第五军和第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实施外线机动作战。

　　[12]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13]原件如此，可能是指花名册说的。

　　[14]原件在“纵队委员会”前，有三个字不清。

　　[15]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6]湖雷前委会议，指一九二九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

　　[17]原件在“马上”后脱漏三四个字。

　　[18]朱云卿（一九○三——一九三一），广东梅县人。当时任红军第四军参谋长。

　　[19]行委，行动委员会的简称。

　　[20]支委，指红军中的中共支队委员会。支队，当时相当于营。

　　[21]原件在“奋斗”后脱漏七八个字。

　　[22]即共产主义的敬礼。C为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

　　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2]的精神，提倡搞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当时的斗争是两条道路[3]的决战。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

　　在军事上，立三路线尚未完全影响苏区，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则完全影响苏区，使红军遭受更大的失败。

　　在组织上，苏维埃运动后期打击干部、胡乱肃反等等，比立三路线更厉害。

　　主观主义者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如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三年多的党的路线，尚未作总结，现在要准备在党的七大作总结。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苏区中央局的决议[4]，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

　　一九三三年反邓、毛、谢、古[5]“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指鸡骂狗的。当时认为“罗明路线”[6]在福建，在江西，在建黎泰[7]，整个中央苏区都弄成是“罗明路线”。这篇反“罗明路线”的纲领性的文章，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错误是：(一)取消反帝运动，(二)放弃苏区，(三)富农路线，(四)官僚主义。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六中全会[8]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　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它的来源是：

　　（一）中国的传统，“左”的传统。

　　（二）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9]等人的影响。

　　（三）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

　　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克服这些不正之风的办法是：

　　（一）要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延安处在和平环境的后方，主观主义表现严重，但在全国也存在着主观主义。

　　（二）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四）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五）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斯大林说，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10]。我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

　　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六）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

　　过去卫生部门一个负责人违反对专家的政策，本位主义，违反共产主义道德，所以被撤职。

　　（七）对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必须从原则上开展斗争。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事务主义。

　　（八）报纸上要多登文章，奖励辩证唯物论的文章，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

　　（九）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11]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

　　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

　　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

　　政治要注意时局动向，中央委员必须增加政治知识。

　　军事是目前战时必须研究的业务。

　　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十）要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过去资产阶级提出的科学方法，但还要综合。我们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来作分析，再加以综合。

　　（十一）研究六大至七大的中央决议。

　　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

　　（十二）教育委员会(以洛甫[12]为首)的工作，先进行调查，再进行改革。

　　（十三）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十四）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十五）电告少奇、恩来，征询他们的意见。

　　（十六）实行全党动员，除增强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13]外，再写些文章。

　　根据《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指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3]指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

　　[4]指《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5]邓，指邓小平，一九三二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一九三一年六月任永（丰）、吉（安）、太（和　）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一九○八——一九三五），湖南耒阳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指古柏（一九○六——一九三五），江西寻乌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裁判部长和党团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起他们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后受到撤职等处分。

　　[6]罗明（一九○一——一九八七），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三年在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曾因提出闽西上杭、永定等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7]建黎泰，指福建的建宁、泰宁和江西的黎川。当时在这里建有中共中心县委。

　　[8]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9]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曾是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自一九一三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季诺维也夫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布哈林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布哈林接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10]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

　　[11]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12]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3]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解决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地委和县委；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1]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以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二）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中央作报告。

　　（三）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为达此项目的，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五）西北局检查组报告中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各项办法方面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可以试行。

　　（六）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分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分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即就广泛发展中的农业互助组和现在还不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也只是几家在一起或几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组织，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尚不固定，又是使用旧式农具的。因此，对于这些互助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的提倡和适当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所谓“五多”问题，也就是部分地反映了这种错误思想。

　　（七）本指示和附在下面的西北局检查组的报告，请登党刊。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见本卷第253——255页。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中的一段话。

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1]

毛泽东

（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2]，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这个文件[3]，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文件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4]，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一百八十四次，电话会议五十六次，印发文件一千零七十四件，表报五百九十九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5]，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6]，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2]见本卷第164页注[1]。

　　[3]指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收入本书时题为《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见本卷第163－164页。

　　[4]一九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

　　[5]山东省历城县委报告中提出的解决“五多五少”问题的具体措施是：一、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干部，统统走出办公室，和大队、小队干部一起在田间会合，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以指导和推动全面。二、干部实行“三同”、“五包”，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自己所在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生活安排、社队经营管理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全面包干做好。三、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做法，分管各部门的干部，既要服从中心，做好中心工作，又要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取得经验，全面推广。四、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有事到下面就地解决。

　　[6]指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收入本书时题为《解决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见本书第六卷第271－274页。

每个创业者，在通往大业成就的路上都是极其坎坷的。这就是上帝的锤炼，只有经得起千锤百炼才能最后成钢。

七大的两个始作俑者，朱老总虽然没有实职但一直也有个虚名，文革中就是被开了个会，陈老总一直官运亨通，做到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也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