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欧美的古典学概况 -- 夏至欧锦

P120

英国大史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4年），在罗马史研究上的贡献和学术价值巨大。

吉本的《罗马帝国兴亡史》覆盖了从公元2世纪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从动笔到出版完毕，前后花费近20年的时间。这部鸿篇巨著文字精美、笔锋犀利、史料丰富、见解独到、论辩有力，枝节虽多但调理清晰，不但是罗马研究和史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在文学史上彪炳留名。其中第44章对罗马私法的阐释，第66章末对希腊文化复兴的描述，无论在史料运用还是文笔上，都是古典学历史上的辉煌篇章。但这部著作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的是有关早期基督教的部分，特别是第15章和16章。对吉本来说，公元2世纪的安东尼朝时罗马帝国的黄金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之一，帝国统一、和谐而富裕，对各种宗教都比较宽容。在吉本看来，帝国的基督教化则是历史的倒退，罗马帝国的衰败基督教难逃其咎：“务实的美德”（active virtues）被抑制，教会和教士分散了帝国的资源，教派纷争分散了教会和国家的精力，皇帝的注意力从兵营转到了教会，帝国的防务日益空虚。无论对异教还是异端，基督教是不宽容的，“罗马世界杯一种新形式的暴君所压制，而那些被迫害的教派成了国家的秘密敌人”（第38章）。吉本多处以嘲讽的语气来谈论基督教的教义、神迹、禁欲主义及教士，并对来自基督教作家的史料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不轻信如尤西比乌斯（Eusebius）及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关于君士坦丁转投基督教的记述。在吉本看来，君士坦丁之所以支持基督教，并非出自信仰，而只是“把教会的祭坛当成通往帝位的踏脚板”。虽然吉本并不将帝国的衰亡仅仅归因于基督教的崛起，但在吉本看来，如果没有基督教，帝国的发展方向也许会非常不同，以至于他自己如此来概括全书的主旨：“我描述了野蛮主义和宗教的胜利。”《罗马帝国衰亡史》这部著作深深地带着理性时代的烙印。

P64

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英文作Virgil或Vergil，前70-前19）是罗马史乃至西方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之一。著《牧歌》（Eclogae），《农事诗》（Georgica）及长篇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创造性地运用希腊诗歌的手法和体裁。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维吉尔的作品都被视为拉丁语言文学的典范。其中《埃涅阿斯纪》被广为用于拉丁语教学。

《埃涅阿斯纪》

P178-181

相对于1世纪后期2世纪初期的白银时代而言，奥古斯都时代常被称为拉丁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罗马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数位诗人和散文作家，如贺拉斯、维吉尔、奥维德、普罗佩提乌斯、李维等。最重要的诗人当属维吉尔，其诗作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是长篇史诗《埃涅阿斯纪》（Aeneid，或译《埃尼亚特》、《伊尼特》）。

《埃涅阿斯纪》的研究犹如中国的“红学”，自成一个专门的领域，学人众多，理论纷杂，主要派别有乐观学派和以哈佛为中心的悲观学派。

乐观学派主张正面诠释史诗的基调，是直至20世纪中期的长期主导解读。其主要观点如下：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维吉尔革新性地吸收希腊文学，既沿用《荷马史诗》等希腊名著中的范例和结构，又有创新，讲述特洛伊英雄、罗马人的祖先埃涅阿斯的英雄历程，颂扬奥古斯都家族的荣耀，预言罗马“无边”帝国（imperium sine fine）的盛世前景。以主人公的情绪而言，《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缘起主人公希腊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的愤怒。阿喀琉斯为争一个战俘女奴，为自己的自尊与希腊联军的统帅闹翻，拒不出战，造成希腊军重大损失。直到自己的密友战死之后，阿喀琉斯才为了复仇重返战场，杀死特洛伊人中最勇武的英雄赫克托尔（Hector）。埃涅阿斯的形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埃涅阿斯在史诗中扮演父亲、儿子、丈夫以及首领的角色，被塑造成“忠顺孝敬”（pietas）的完美体现，以神意为重，恪尽职守、极少为个人感情左右或置身于家族、群体之上。埃涅阿斯的曲折经历及磨难则正昭示罗马帝国并非一朝之功，而是历经波折和艰辛之后的报偿（见《埃涅阿斯纪》1.33）。而埃涅阿斯与奥古斯都之间的相似在若隐若现之间。在史诗的第六卷，维吉尔高歌奥古斯都“把黄金时代带回了拉丁姆

”。罗马帝国为天意注定，尤利亚家族（gens Iulia）为神选，这些主题在维吉尔的史诗中昭然若揭。总而言之，乐观派认为维吉尔这部史诗作为一座丰碑，纪念的是奥古斯都的成就、帝国的荣光，以及文明与秩序的价值。

在20世纪50-60年代反文化的背景下，一批以哈佛为中心的学者提出了与这种乐观解释截然不同的诠释。他们认为《埃涅阿斯纪》的主旨不是埃涅阿斯的武功和帝国的荣耀，而是帝国的代价，残酷的战争和沉重的牺牲。这些学者更关注史诗中那些“失败者”（如迦太基女王狄多、意大利本地一部族的首领图尔努斯等）的声音，更多地看到胜利背后的牺牲、功业背后的暴力与死亡。他们从《埃涅阿斯纪》中所体会到的是悲观的基调，甚至“反战”的信息。即便是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埃涅阿斯也是暴力和非理性的牺牲品。至于维吉尔是不是奥古斯都的御用诗人，在奥

古斯都的宣传机器中扮演什么角色，学者们的看法各有不同，也依对史诗乐观或悲观的解读而各异。

然而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对此进行了重新审视，跳出乐观或悲观两极分化的诠释框架。加林斯基在《奥古斯都文化》中指出，奥古斯都对文学创作的灵感来自于这个时代本身的复杂性。这一时代的诗歌总的来说存在着很多试验性的因素，是多视角的，并且很容易在读者中引起普遍共鸣。加林斯基以维吉尔笔下的狄多和埃涅阿斯为例剖析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狄多既伟大又有缺陷，既坚强又脆弱，既是迦太基人又展示罗马人的品质，既是牺牲品又是造成事端的动因。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甚至比狄多的形象层次更为丰富。《埃涅阿斯纪》的核心不在于埃涅阿斯的外部成就，而在于他的内在的品质，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复杂的道德抉择。在加林斯基看来，维吉尔的埃涅阿斯在定义新的英雄主义和政治领袖所应有的素质：仅仅依靠武力这样的外部手段是不能建立和平秩序的，内在的自制力更为关键。《埃涅阿斯纪》是对人性和英雄主义的反思，绝不仅仅是舆论宣传。维吉尔对人性的反思也体现在他对命运、自由意志以及神意之间关系的处理。加林斯基指出，维吉尔的基本观点是命运并不独立于人的意志和努力之外（见《埃涅阿斯纪》10.111-113），这也就是在肯定人的自由与责任，只是这些处在主神尤庇特（Iupiter）的监督之下。正是这些对人类经历的思索使得奥古斯都时代的观念和思维具有跨时代的永恒性。

基督教语希腊-罗马传统宗教之间的较量常被概况为一神教取代多神教的斗争，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直白和简单。出版于1999年的《晚期古代的异教一神教》以及2010年的《晚期古代介于异教与基督教之间的一神教》和《一神：罗马帝国的异教一神教》都探讨了在多神教世界里独尊一神的现象。“异教”对神的理解、定义和想象形形色色，独立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外的一神教趋势在晚期古代日趋普遍。诸如“神为独一，名则繁多”之类的表述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明显具有一神教的特质：神性或神的本质是统一的，只是名不同而已；柏拉图主义认为神有等级，各色神都是“神意”的执行者，并非独立的实体。他们的神性来自“最高神”。又有“至高神”崇拜，铭文写道：“自生，自通，无母，不可动摇，一名无以名之，多名，居于火中，是为该神。吾辈，乃其天使，为神微部。汝等问及神之本性，神曰以太即为无所不见之神，汝等当注视之并于晨曦时向着日出方向祷告。”基督教一神教在发展，“异教”也在思考和重新定义神的属性及人与神的关系。

教会史传统上认为在罗马史上有十大宗教迫害，但绝大部分罗马史学家现在认为迫害基督教并不是罗马帝国一贯的政策，很多时候有些所谓的迫害是局部性的和暂时性的，也并不总是因为单纯宗教信仰的原因。大规模的迫害出现于德奇乌斯统治时期。郭长刚撰文认为罗马政府的宗教政策总的来说是宽容的，而造成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的“偏狭性和攻击性”。但是我们也应注意罗马对于各种宗教的宽容是选择性的，罗马历史上宗教迫害的例子并不少见。最有名的一例是共和时代元老院对罗马和意大利的酒神崇拜团体的镇压。这个事端不但有李维的长篇记载，更有刻着元老院决议的铭文为证。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酒神崇拜团体的罪名和帝国时代对基督徒的指责相比较的话，两者竟是惊人的相似。另一例是公元19年，提比略将犹太人以及埃及的宗教派别驱逐出罗马。据格鲁恩分析，主要原因是名望甚高的日耳曼尼库斯突然猝死，人心惶惶，提比略则采取清场的办法去除任何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也就是说这个举措并非基于宗教教义。

在1996年出版的《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一书中，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引用社会学中分析模式的理论特别是动态人口模式、社会网络理论、宗教市场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基督教成功发展的“秘密”。斯达克强调要理解基督教的地位和影响，就必须对基督教的人数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定量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画出动态曲线图。在前人估算的不同时段基督徒总数的基础上，斯达克估计基督徒的人数约以每10年40%的速度增长。大量的基督徒来自受过更多教育和拥有更多特权的阶层，也包括不少犹太人。斯达克关注很多为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基督教传播途径，并指出基督徒的一些行为准则使得他们在人数增长方面有一些内在的优势。由于基督教团体有着极强的互助纽带，因此比起异教徒来，基督徒们更容易在瘟疫、火灾以及其他古代城市中常见的灾祸中存活下来。不仅如此，基督徒照顾病者及弱者，不论他们是否基督徒。这一点使得基督教具有比较广泛的吸引力。反对杀婴、弃婴、流产、多妻，在生育率上相对较高。基督教团体中男女比例并不均衡，存在着妇女过剩的现象，这就导致不少基督徒妇女和异教徒通婚，基督教也通过这些混合婚姻从而对下一代产生影响。斯达克运用宗教市场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殉道现象在基督教早期发展中的意义。所谓宗教市场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运用自由市场理论来分析宗教运动。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各种不同的信仰提供的是不同价值的宗教产品，这些产品有代价也提供回报，它们在市场上的表现和此消彼长也受市场竞争和供求关系的约束。代价越高的宗教信仰，即越昂贵的宗教产品越可能得到增长，理由是代价高购买者获得的价值也高。殉道主义增强了普通基督徒的委身信念，在基督教早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至于君士坦丁大帝的宗教政策及其影响......学者们看法各异。有关君士坦丁的文学史料主要来源于尤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传》。但这部传记远非客观的人物志，而是以颂扬为基调，以接近于圣徒传的体例写成。吉本和布克哈特认为君士坦丁是个机会主义者，在他那里，宗教是为权力和政治服务的。多伦多大学的古代史教授提摩太·巴恩斯则认为君士坦丁是彻头彻尾的基督徒。在《君士坦丁于尤西比乌斯》一书中，巴恩斯批判考察了各家学说，细致地梳理了原始资料论证。巴恩斯认为，在君士坦丁征服东部帝国（324年）之前，基督教就已经是具有相当影响的宗教，其地位的上升并不仅仅依赖于君士坦丁的支持。君士坦丁本人则从312年开始起一直忠于基督教信仰，担起解放基督徒的使命，至于他那些明显暧昧的宗教态度，其实反应了他的小心谨慎，而非内心的怀疑或犹豫。卡梅隆（Averil Cameron）则强调

从政治、军事、财政和行政方面来解释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认为君士坦丁之所以选择基督教，是因为基督教是一个“成功”和保护力更强的宗教。卡梅隆同时指出，君士坦丁的幕僚也并非多为基督徒。但君士坦丁时期，基督教徒的人数已经相当可观：据估计，当时基督徒大约站总人口的10%，也就是约600万人。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认为，与其说君士坦丁大帝的米兰敕令导致了基督教的最终胜利，不如说这一举措是对壮大了的基督教的一个积极回应。罗达努斯（Johnnes Roldanus）在《君士坦丁时代的教会：神学上的挑战》一书中总结道：基督教具有对各阶层、各群体的开放性，对时下问题也有自己的回答，因此具备大众化宗教的潜质。君士坦丁本人并没有正式成为基督徒，也并没有以激烈的手段试图抹杀多神教，而是采取模糊政策。313年的米兰敕令奉行的是宗教宽容和宗教并存的原则。但这个原则本身是矛盾的，基督教的排他性很快显露出来。基督教教会、神职人员获得特权，地位上升，并在金钱上得到皇帝的支持。

罗马帝国境内有多种多样的神袛和崇拜，发源于一地的神袛传播到其他地区以及不同崇拜之间的互相影响并不鲜见。就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而言，最高神袛为主神尤庇特（Iupiter），其他主要的神袛包括其妻尤诺（Iuno）、工艺女神密涅瓦（Minerva）以及战神马尔斯。罗马国家并且正式引进过一些非本地起源的崇拜。比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从小亚引入了大女神（Magna Mater）崇拜。酒神崇拜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在罗马也得到很大发展。帝国时期，来自埃及的伊西斯女神（Isis）及奥西里斯神（Osiris），以及来自波斯的密特拉神（Mithras）崇拜都在帝国境内广为传播。此外，每个城市、社团行会、家庭也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的日期。神庙、神龛、圣林遍布各地。绝大部分的宗教以仪式（包括奉献牺牲、颂礼、祈愿、祷告等）为核心，而仪式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诸神的庇护和恩惠，防止和平息神怒，达到人神和谐的境界（pax deorum）。主要的神袛都有自己的祭司或祭司团，负责庆典仪式。一些皇帝死后也位列神袛。在帝国的东部，在世的皇帝就被作为神袛崇拜。在这样多神教的背景下，作为一神教的犹太教虽然排斥其他所有神袛，但因为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悠久历史，犹太

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传统。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矛盾时有发生，在弗拉维朝以及哈德良皇帝统治时期都发生过大规模的犹太战争。至于基督教，自1世纪在巴勒斯坦地区发源发展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马人都不大清楚它为何物，也并不清楚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区别。塔西佗和苏维托尼乌斯曾提到过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只有模糊的认知，并持负面态度。我们在小普林尼与皇帝图拉真的通信中第一次看到罗马统治阶层在如何对待基督徒以及基督教组织上所采用的原则。小普林尼时任小亚比提尼亚省得总督，向图拉真汇报了他所采取的审讯程序：

我首先问这些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对那些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我再三询问；那些坚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我命令处决他们。我相信无论他们的信条如何，顽固不化足以构成惩罚他们的理由。

图拉真在复函中指示：

不可能定下防止皆准、一以贯之的原则。无须去刻意搜寻基督徒；如果他们确实有罪，则应受到处罚。然而，我们应当宽恕任何否认自己基督徒身份、向我们的神袛祈告，从而证明自己不是基督徒的人，即便他们曾经受过怀疑，匿名的告密文书不应拿来做定罪的依据。不然只能提供负面的先例，也不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小普林尼《书信集》第96和97）

这表明，早期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徒存有戒心，但并不鼓励采取广泛、系统以及积极迫害的政策。正真较大规模的迫害发生于250-311年间，尤其是公元250年德奇乌斯（Decius）治下、257-260年瓦勒里阿努斯治下，以及303-311年戴克里先及其继任者加勒留斯（Galerius）统治时期。

迫害的基本诱因是因为皇帝希望通过加强传统宗教来取悦于罗马的神袛，以获得神袛的护佑，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保障帝国的稳定。但基督徒抗拒参与官方宗教仪式，尤其是奉献牺牲，从而引发了与政府间的正面冲突。迫害的形式有多样，将基督徒投入斗兽场与被野兽生噬便是其中一种。殉教文化（martyrdom），包括主动献身殉教，一时兴起。鲍埃索克（Bowersock）精辟地指出训教文化植根于罗马帝国的城市文化，并且和城市的节日庆典等交织在一起。法庭的审判过程给殉教者提供了一个向其他市民讲道和展示信仰的机会。而殉教的地点，如市场（agora）和斗兽场等，都是罗马帝国城市生活中公共生活的空间。也就是说，基督教的殉教者们在反过来利用罗马文化中的诸多核心因素来“播撒教会的种子”（Bowersock, Martyrdom and Roma）。经历了公元3世纪的迫害，基督教的影响不降反增。自公元303年开始的迫害为时最长，但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官方迫害。在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Aurelius Consitantinus,313-337年）统治时期，帝国对基督教和基督徒的政策最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Constantius）于公元305年与加勒留斯一起分别接替马克西米阿努斯和戴克里先任西部和东部帝国的奥古斯都。戴克里先退位后，不再过问帝国大政，公元313年终老于斯帕拉多（Spalato，今克罗地亚Split）。但是马克西米阿努斯不甘退位，其子马克森提乌斯同样野心勃勃。公元306年，君士坦提乌斯死后，军队拥立君士坦丁。马克森提乌斯也应声自立为王，占据意大利和阿非利加。马克西米阿努斯也重新加入争夺权力的斗争。公元308年，或正式或自封的“奥古斯都”竟多达8位。经过一番激烈的帝位争夺战，君士坦丁与公元312年击败马克森提乌斯，控制了罗马，并与李锡尼乌斯（Licinius）分治帝国的西部和东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乌斯颁布“米兰敕令”（Edictum Mediolanense），肯定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和基督徒的信仰自由，并要求将被没收和出售的教产无偿退回。米兰敕令从内容上来说是部宗教宽容令，并非独尊基督教。但是这一举措开了罗马最高统治者公开支持基督教的先河。自君士坦丁以后的罗马皇帝除尤利阿努斯（Iulianus，英文作Julian）之外都是基督徒，帝国的政策也从宽容基督教，到打击非基督教、捣毁“异教”庙宇、没收神庙财产、禁止奉献牺牲，直到公元4世纪末奉基督教为国教。教士阶层被授予特权，主教在公共生活领域的影响显著增长。随着基督教化的推进，城市的面貌也逐渐发生转变，主要表现在基督教堂数量增加，成为各城市的主导建筑。然而帝国的基督教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直到公元381年，皇帝还保有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的称号。整个4世纪，罗马统治阶层，尤其是元老阶层中的非基督徒所占比例不在少数。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也不能仅仅用“冲突”来简单概括。元老阶层中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通婚并不鲜见。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然而不但人物雕像和异教神像作为地方历史的承载和艺术作品在很多城市被保留了下来，而且新的雕像仍不断涌现。造币上裸体和半裸体的“异教”神袛形象（比如胜利女神等）仍然继续存在。4世纪和5世纪是基督教和非基督教、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大规模正面较量、冲突但又互相影响的时代。基督教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而是教派林立，在教义和主教人选上分歧重重。为了消除教会争端、维护教会统一，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在小亚的尼西亚（Nicea）召集主教会议，决议奉“三位一体”为正统信条，将阿里乌斯教派（Arianism）和其他不承认三位一体的教派定为异端。

公元68年，四面楚歌之下，尼禄(Nero)自杀身死。拥兵自重的行省总督觊觎元首之位竞相起兵，公元69年四位元首相继登台，史称“四帝之年”，东方众军团和多瑙河众军团所支持的维斯帕香（Vespasianus）最终胜出，开创弗拉维王朝（公元69-96年），由其二子提图斯（Titus）和图密善（Domitianus）继承大统。这个王朝最著名的印记就是迄今矗立于罗马的斗兽场（colosseum），其正式的名称是弗拉维圆形剧场。工程资金来源于犹太战争（公元66-73年）的战利品。提图斯统帅的军队攻陷耶路撒冷，捣毁了犹太人的圣殿，掠走了如七枝烛台（menorah）等圣器。离斗兽场不远的提图斯凯旋门内的浮雕描绘了罗马人对犹太人的征服。也正是在弗拉维朝，庞贝城和附近的几个城市被淹没在火山灰下，在近代被重新发现之后，成为研究罗马城市的活化石。

如果只看文献史料的话，早期帝国充满了阴暗面，诸元首或癫狂或淫乱或残暴或不务正业，宫廷中处处阴谋，元老院中则充满着阿谀奉承的小人。这样的一幅画面在塔西佗的《历史》（Historia）和《编年史》（Annales）及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凯撒传》（De Vita Duodecim Caesarum）中渲染的尤为淋漓尽致。虽然这些负面描述并非空穴来风，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尤其是揭示了元首与旧族的冲突以及政治斗争的残酷，但要全面了解帝国的运作，则需借鉴各种形式的史料。大量的考古资料和铭文表明，城市文明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虽然塔西佗不无嘲讽地把“罗马和平”（pax Romana）称之为“血腥的和平”（塔西佗：《编年史》1.10），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帝国在前两个世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帝国境内的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商业贸易、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发展显著非常。人口也在稳定增长，据估计，奥古斯都时代帝国的人口总数为4500万，2世纪中期，这个数字增加到6400万。很难估计有多少居民住在城市，多少在乡村。但罗马帝国城市化程度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从城市规划到城市设施，都展现出相当高的生活水平。公共浴室是罗马城市常见的设施之一。浴室的正常运转依赖于燃料以及流动水的供应，这就不能不提到导水管及罗马水道。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作家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从一个希腊人的角度写道：“在我看来，罗马意义最重大的工程有三：水道、道路以及下水系统。这三者尽显帝国的伟大。”

公元1世纪末曾任罗马水利总监（curator aquarum）的弗罗提努斯（Sextu Iulius Frontinus约35-103）注油专著《论罗马的水道》（Deaquaductu urbis Ramae），第16节不无自豪地认为罗马的水利工程甚至使金字塔都黯然失色。就罗马城而言，到3世纪末，罗马城共有11个大型公共浴室，11条水道，1000多个喷泉，2个赛车场，2个大竞技场，36座凯旋门和2000多所豪宅。到公元4世纪时，供应罗马城的水道多达19条，为1352个公共水源，15个喷泉，11个皇家浴场，856个公共浴室以及254个水库输送水源。水道的建筑技术在行省也大为推广。水道遗迹遍布地中海世界。最著名的水道遗址在法国的尼姆（Nimes）附近的加尔桥（Pont du Gard）。水道以高耸的拱形建筑支起跨越加尔河，是罗马人工

程天才的最佳见证之一。流动的水源有助于改善城市卫生，提高城市的地位。水道本身以及由水道支持的喷泉等都是帝国权势与财富的象征。

奥古斯都将罗马城划分为14个区（regiones），每个区又分为更小的街区（vici），有自己的神龛、祭坛、活动中心和标志建筑，由街区长官（magisti vici）负责。为美化城市并防止火灾，从奥古斯都时代起，罗马广泛采用大理石为建筑材料，并用防火材料建筑防火墙。公元6年，为加强罗马城的救火能力，奥古斯都组建了数千人规模的火警队，由释奴组成。据学者估计，帝国时期罗马城人口多达100多万。在前工业时代，供应这样一个庞大的城市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罗马城消耗的物资来自整个帝国，比如羊毛衣物主要来自北意大利和高卢南部，橄榄油主要来自西班牙等等。各种物资运量之大可从台伯河边的泰斯塔奇奥山（Monte Testaccio）略见一斑。所谓泰斯塔奇奥山，是由瓦罐残片所堆积而成的人造小山。这些瓦罐残片来自于装运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双耳罐（amphorae）。这些双耳罐先被运到台伯河口，再转运到小型驳船上，沿台伯河运达罗马城内的河码头。瓦罐被卸下之后，酒和油被倒出储存在巨大的仓库内。经年累月，废弃的空瓦罐碎片堆成了一个巨大的小山包，面积达2万平方米，体积达55万立方米。据估算堆成这样体系的山包至少需要5500万个瓦罐，容量达60亿升。这还只代表罗马进口葡萄酒和橄榄油的一部分。然而各种物资中最重要、运量最大的则是谷物。西西里、埃及和北非是罗马的“粮仓”。在奥古斯都时期，埃及每年要向罗马输送1.8亿公升小麦，1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Flavius Joesephus）则宣称，阿非利加省的输送量是埃及的2倍。物资先运到作为罗马港口的奥斯提亚（Ositia）。奥斯提亚古城的店铺遗址、墓葬以及公共设施无不印证它在帝国早期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