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陈昌浩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了吗？ -- 双石

　　从以往的考证中，笔者已将西路军渡河后西路军首长与中央之间往来的重要电报俱列出了，也把《历史的回顾》（如今有3个不同的版本）有关内容列出来了。那么现在是否可以对“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权’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错误”，给出一个客观负责的结论哩？

　　根据《历史的回顾》所述，西路军渡河后共有4次重大行动选择——实际上是5次，那么在这5次重大选择中，陈昌浩是否动用过“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过哩？让我们一个个地来作一剖析。

　　先看第1次。

　　1936年11月11日～16日，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被授予西路军名义后，毛泽东、周恩来曾电询西路军首长，向他们征询是西进还是东返的意见。根据《历史的回顾》记载，陈昌浩“拿不定主意”——也就是有东返之意，而徐向前认为西进比东返好，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研究。会上，徐向前提出了西进的种种好处，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决定，按会议形成的共同意见回复中央。1936年11月12日，徐、陈首长按这个决定给中共中央和军委回电，电文信心满满对西进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的任务打了包票，而且是建立根据地在前，打通国际在后[[[]《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情况致中央军委、总部电（1936年11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1～第8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那么，这个西进决定，并不是陈昌浩一意孤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结果！这个结论，应该没有问题吧？

此后，直到11月16日，西路军首长向中央报告的，都是建立根据地的利好消息[[[]《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关于西路军在大靖一带休整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1月12日13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徐向前、陈昌浩拟袭取古浪凉州致朱德、张国焘及中央军委电（1936年11月13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西路军占领古浪的捷报（1936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而张国焘也信心满满认为西路军能够独立担当这个任务，这个时间段里向中央通报的也是西路军方面的利好消息，而且还鼓励西路军首长“独立”完成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朱德、张国焘关于西路军应在凉州民勤古浪形成巩固的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朱德、张国焘关于西路军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1936年11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朱德、张国焘关于西路军情况致中央军委电（1836年11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此间，除了对西路军去向放心不下的毛泽东周恩来外，只有彭德怀于11月14日提出了河东部队应该“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入孤立”的建议[[[]《彭德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与今后作战部署致毛泽东、周恩来等电（1936年11月14日14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9～第8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

　　再看第2次：任务次序之议。

　　西路军方面信心满满的利好消息于1936年11月16日嘎然而止。

　　11月16日，敌中央军毛炳文部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朱德、张国焘提出了“西路军孤立”问题，要求“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朱德、张国焘设法帮助和策应西路军（1936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第41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这就是西路军首长向党中央提出“任务次序”之询的由头。而就在同一天里，尚未得知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击西路军消息的徐、陈首长向中央报告的，仍然是“占领古浪”的捷报[[[]《西路军占领古浪的捷报（1936年1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还是利好消息。

　　17日，徐、陈显然已得知敌毛炳文军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的信息，也感到了来自屁股后头的压力。于是向中央发出关于“任务次序”的询问电[[[]《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行动方向致中央电（1936年11月17日8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同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陈首长，提出了“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朱张关于敌军行动及速打通远方致徐陈电（1936年11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也就是改变任务次序的指示。而中共中央回电说物资准备不及，西路军应该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并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并且通报了从肃州到安西的道路等情况[[[]《中央关于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18日18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8～第8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

　　尔后，毛泽东指出，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西路军）的好办法[[[]《毛泽东关于战胜胡敌才便开展局面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1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

　　河东红军主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追击西路军的敌毛炳文部掉头东返，29日回到河东，为西路军大大减轻了压力——《历史的回顾》对中央给西路军以极大策应的这个事件，未有只字陈述和评说。而且还认为，陈昌浩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高举“尚方宝剑”否定了徐向前改变任务次序的意见，一意孤行要就地建立根据地[[[]《历史的回顾》第525～第52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然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是“打通国际”的前提，而且也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几天前的集体决定——而且并不是陈昌浩“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身份压迫下作出的，那么陈昌浩维护的，实际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集体决定，而不是他作为西路军政治委员的个人决定。

　　所以，这次“任务次序”的责任，很难归咎于陈昌浩个人。

　　接着说第3次：西安事变后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根据《历史的回顾》，陈昌浩当时是主张东返的，而徐向前不同意。于是，徐、陈首长再次召集军政委员会开会，会上，“绝大多数同志”同意的是徐向前的意见[[[]《历史的回顾》第531～第5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会后的1936年12月23日，徐、陈首长按这个“大家同意”的共同意见给中央回电：西路军西进没问题，东进则需新疆和兰州同时出兵策应[[[]《徐向前、陈昌浩等认为迅速取得远方接济为目前迫切与极大要求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3日1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而此前，根据军政委员会提出的西进计划是：物资能够按时到的情况下，1937年1月中旬抢占高台、临泽为根据地，派出五军去安西。物资不能按时到的情况下，就地休整以度过严寒之3月。[[[]《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各军行动情况及加强九军之措施致中央电（1936年12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9～第9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逐渐西移兵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

　　这次西进还是东返的讨论的最后结果是：中央根据西路军首长的意见，西路军继续西进，同时授予了西进时机自决之权[[[]《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936年12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

　　那么这一次，陈昌浩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了么？陈政委最后是遵从了徐向前和军政委员会“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哩，还是自己的意见？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至少在这一次关于西路军西进还是东返的重大抉择中，陈昌浩并没有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而“一意孤行”。

　　再看第4次耶？

　　这一次，是指红五军高台被围及失陷前后这个时间段里（1月16日～2月中旬）。

　　按《历史的回顾》记载，自1937年1月16日起，中央连续来电要求西路军东返[[[]《历史的回顾》第54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

　　但目前查阅到的中央16日来电，提到的是“同意”西路军地休整一段时间后东进扩大地盘并以一部西进[[[]《军委主席团关于提高红军政治工作与红军纪律致西路军电（1937年1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8～第9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与《历史的回顾》严重不洽。1月21日，徐、陈首长致中央电中报告提出的是准备东进，以十天急行军赶到古浪[[[]《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行进路线致军委主席团电（1937年1月21日1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而军委主席团24日回电，是“同意”徐、陈首长的决定，并授予了徐陈首长“行动方向自决之权”[[[]《军委主席团关于行动方向自决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24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3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

　　那么徐陈首长是怎么自决的哩？

　　1月27日，西路军在西洞堡歼灭了马家军宪兵团。尔后，西路军首长即在东西两个方向之间徘徊辗转，游疑不定。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拿的大主意哩？《历史的回顾》中没说，但也没指责陈昌浩一意孤行动用了“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那么我们姑且可以认为：这是徐、陈首长都认可的决策，并不是陈昌浩个人的行为——这个结论，应该没有问题吧？

　　现在讨论最后一次——也就是第5次：1937年2月中下旬西路军东返还是西进的选择。

　　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是指责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的重头。但关于这段这个史实的陈述却存在着两个版本：1984年版本和1989年版本。在这两个版本中，陈昌浩固执已见一意孤行并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的由头，是不一样的。

　　1984年版本陈述的梗概是这样的：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向西洞堡、龙首堡转移。27日，歼灭马家军宪兵团，缴枪1200支及大量军用物资。于是陈昌浩提议重返倪家营子，执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为此跟陈昌浩吵了一架，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和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尚方宝剑”，影响军政委员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历史的回顾》第544～第54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 ]]

　　而1989年版本的陈述梗概则是这样的：2月21日，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进到达威狄堡（今新华镇），遭敌所阻。陈昌浩因为没有中央的东进命令而顾虑重重，于是于是陈昌浩提议重返倪家营子，执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徐向前为此跟陈昌浩吵了一架，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和中央“固守五十天”的“尚方宝剑”，影响军政委员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作出了“重返倪家营子”的决定。否决了徐向前的建议。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历史的回顾》第366～第2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

　　两个陈述中相同之处是：陈昌浩一意孤行要返回倪家营子建立根据地，中央“固守50天”的来电给陈昌浩撑了腰，于是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按陈昌浩意见返倪家营子（仍然是集体决定的意见）。于是，“注定了西路军最后失败的命运”。

　　不同之处在于：西路军歼灭马家军一个宪兵团的历史事件，在1989年版中，凭空蒸发了！

　　实际上，歼灭马家军宪兵团的历史事件，并不是发生在2月27日，而是一月前的1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30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也就是说，这个历史事件，与徐、陈首长此间关于东返和西进的争论，毫无关系！这个“硬伤”被人指出后，《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仍然不愿意更改原书中的结论，只是简单地将这个事件作了“蒸发”处理……

　　然而，这种处理简捷倒是简捷，却露出了更大的马脚。

替换

　　上图是威狄堡-倪家营的相对位置的图示：倪家营在威狄堡（今新华镇）的东南，威狄堡在倪家营的西北。根据1989年版《历史的回顾》叙事，徐向前的建议是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返。可既然如此，为啥实际的行进方向又是西北方向的威狄堡哩？这究竟是要东返哩还是西进？而陈昌浩要求重返倪家营子，又是东返哩，还是西进呢？如此这般，所谓陈昌浩“为突围东返还是就地坚持”与徐向前相争最后以“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来压人的故事，还能成立么？那么所谓陈昌浩信心满满要建立根据地并与徐向前争吵之事，还能成立么？所谓“东进没有中央命令，陈昌浩本来顾虑就很大……”还能成立么？

　　最重要的：所谓陈昌浩“一意孤行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罪过，还能成立么？

需要提示的是，早在一个月前的1月24日，中央就已经授予西路军首长“行动方向自决”之权了，还特意说明了“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

那么当年的徐陈首长放弃“突围东进”而改取“就地坚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哩？

其实，他们当年的电报说得极其清楚明白——2月24日，西路军在威狄堡西进受阻后，马上报告中央：“我们（二）十一日晚移威敌堡，敌定明即接近，因地形堡寨太多敌易封锁，又于当晚仍回集倪家营，天明敌骑又接近，接连三次敌猛力炮击进犯，夜在野外四面伏击不便出击，必在此时打，如天（明）有机即东进，无机另想办法”，“敌骑日夜接近，步、骑、炮集中日夜交战，西路军不战胜此敌，必有极大牺牲。西进不可能时，但东进亦不可能……”[[[]《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2月24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

　　于是军委主席团根据他们报告的情况，指示他们“固守50天待援”。[[[]《军委主席团关于固守五十天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2月26日23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5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

　　西路军首长报告东进西进俱不成。那么中央除了让他们固守待援，还能怎么指示他们？

　　综上所述，我们可否设问：所谓陈昌浩信心满满要建立根据地并与徐向前总指挥争吵之事，还能成立么？所谓“东进没有中央命令，陈昌浩本来顾虑就很大……”还能成立么？所谓陈政委“一意孤行机械执行中央指示”的罪过，还成立么？请问，在这5次重大选择中，陈政委遵从的是徐向前总指挥和军政委员会的意旨，还是按“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贯彻了自己的意图？

　　这个问题，恐怕不难回答吧？

　　最低限度，最保守的回答也只能是：陈昌浩动用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一意孤行的说法，是缺乏充分的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