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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师从帝王术，终为共产党——民国人物谱之杨度（一） 师从帝王术，终为共产党——民国人物谱之杨度
1929年秋，白色恐怖中的上海租界的一栋公寓里，一位面容清癯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的老者，在周恩来同志的见证下，面对党旗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位老者就是民国政坛的著名人物，人称“旷世逸才”的杨度。
杨度，原名杨承瓒，字皙子，后改名杨度，号虎禅师，湖南湘潭人。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立宪派主要人物，1875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其祖父为湘军子弟。杨度自幼聪慧，才智过人，17岁考取秀才，18岁考中举人。次年参加会试不第，又次年会试逢公车上书，接受康梁维新思想。两次会试不第，回乡后，其时湖南船山书院一代大儒王闿运亲自登门将其收为弟子。同门下有夏寿田、八指头陀、杨锐、刘光第、刘揆一、齐白石等人，皆为民国一代风云人物。
杨度师从王闿运时，正值风华正茂青少年，醉心于帝王之术，曾对友人说：“余诚不足为帝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然后彼时时局之变化，已经不能让杨度安然做这个帝王师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紧接着庚子国难，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仓惶出逃，大清帝国的统治摇摇欲坠。当时之读书人，无不奔走呼号，中国要亡矣，救亡图存是那个时代激荡人心之主题。国事的倾颓，对于一个身怀大志以帝王师为目标的青年人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鞭策。
1902年庚子国变之后，杨度附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与同盟会的核心人物黄兴同学，创办《游学编译》。受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的刺激，思想日趋激进。次年，杨度被保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考取了一等第二名。不过由于受他在日本激进言论的影响，被革除功名，还被清廷通缉，不得已又返回日本。
彼时的日本，是中国留学生的大本营。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国势日益强大，尤其是甲午战争中击败了中国，成为了当时世界新的一强。为了维新图强，师从日本是当时社会的风气。日本的留学生中聚集了后来大量的民国精英，可谓一代精华皆聚日本。留学生内部分为保皇派、立宪派、排满革命派等等，内部争吵不休，无论是立宪派的康梁，还是革命党孙中山，都以日本为大本营。杨度自赴日本留学后，即主张君主立宪，和梁启超一起是立宪派的两大干将。受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影响，杨度作《湖南少年歌》和之，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这段话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谓振奋人心，道出了近代青年心中炽热的救国之志。
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研究各国宪政，与汪精卫同学、蔡锷同学，与蔡锷私交犹深，据说蔡锷每到节假日，必到杨度处吃饭。杨度才华出众，醉心国事，又不结党营私，一心为公，不参与任何一派的吵架，所以在留日学生中声望极高。1905年，杨度被推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日留美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带头情愿要求收回粤汉铁路路权，发表《粤汉铁路议》，得到当时的南洋大臣张之洞支持，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杨度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时年正好30周岁。
次年，清政府预备立宪，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起草宪政报告，杨度写《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梁启超写《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博得大名，成为当时中国著名的宪政专家。对于一心想用宪政救国的杨度来说，事业似乎一切都在走上正轨。
（未完待续）
通宝推：simplyred,伏波将军,吃土的蚯蚓,阴霾信仰,北纬42度,朴石,ton,笑不拾,家园 民国人物谱之杨度（二） 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任总编辑，发表了著名的《金铁主义说》。杨度在《金铁主义》一文里，详细地阐述了他的政治理念，治国方略。杨度在文中说到：“所谓金者，黄金也，即金钱，即经济，欲以此来求得人民生活富裕。铁者，即黑铁，即铁炮，即军事，欲以此来求得国家的力量强大”。具体途径为：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之人民——政党——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国会。目标是建立一个君主、国会、责任内阁三位一体的制度。《金铁主义》一文是杨度青年时期政治思想的其中体现，是他少年时期帝师思想与时局变化妥协的产物，试图用君主立宪的方式实现其帝师梦，最终达到救国强国的目的。同时，金铁主义也是前些年网络上十分热门的持剑经商理念的鼻祖。在接下来的人生历程中，杨度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立宪活动中。
同年10月，杨度回国，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开请季国会情愿运动之先河。次年，受袁世凯、张之洞保荐，“精通宪法，才堪大用”，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出入颐和园，向满清王公贵族宣讲立宪精义，任高级讲师，开始王公大臣宪法讲座。
此时满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革命的思潮风起云涌，杨度却一心扑在宪政大业上，对这些都视而不见，作为政治家来说，杨度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的老师王闿运就说过杨度“憨直”，又说“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杨度显然意识到了历史进程，旧路子已经走不通，但又忽略了历史进程、人民意愿的变化要比他想象的快得多，本质上杨度还是个书生，一个怀揣着热血救国梦的书生。但他比绝大多数只说不做的书生乃至当代的键盘侠高明的地方在于，杨度用极大的热情，毕生的精力参与历史进程，去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哪怕碰的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仅凭这一点，杨度就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人。
辛亥革命以后，清帝退位，华夏大地上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终结。君主立宪梦破灭，杨度投奔了袁世凯，做了袁世凯的幕僚，他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此时袁世凯不满足于做大总统的野心暴露，杨度认为实现其君主立宪救国思想的时机又到了，于是积极参与袁世凯称帝活动。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称：“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终归于王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此文深得袁世凯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杨度还和严复等人积极组织筹安会，自任理事长，为袁世凯称帝奔走鼓吹。杨度其心之痴，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心理，呈现的一览无遗。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洪宪帝制一出台，就受到全国人民唾骂，杨度更是被先前的好友梁启超鄙夷。
袁世凯死后，杨度意识到君主立宪之路已经走不通，自问无救国之方，于是闭门思过，远离政坛中心，在上海、青岛等地租界闭门学佛，自号虎禅师。期间张勋复辟欲请杨度出山，被杨度严词拒绝。
通宝推：ton,北纬42度,家园 民国人物谱之杨度（三） 1915年到1922年，民国政局风起云涌，拨云诡谲，大总统走马灯式的换，北洋军阀内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之间相互攻伐，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文化思潮如火如荼地传遍了整个中国的知识文化界，而杨度则不为所动，他在佛门参禅中蛰伏着，参悟自己过去的前半生立宪主张为什么失败。从其自号“虎禅师”中可以看出，杨度参禅像猛虎一样精进。参禅七年，杨度认为禅的精神就是无我，提出“无我主义”的新佛教理论。可以看出，杨度总结自己失败的经验教训是自我意识太强，太过于专注自己心中的想法，从而忽略了客观环境的变化，忽略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呼声。无我主义，就是要消除心中的自我主义，救国图强必须追求大众之所需所思所想才能成功。
1922年，杨度在上海会晤了孙中山，投诉革命，期间结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在五四运动期间，杨度阅读过李大钊发表的许多关于马列主义的文章。与李大钊结识后，杨度和李大钊多次交谈，深入地了解了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后，杨度深信“要想救中国，看来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于是就利用自己的身份和政界的老关系，积极奔走于京沪之间，为共产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27年，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同志被军阀张作霖逮捕，杨度卖掉了自己在北京的住所，换了4500大洋，积极营救李大钊，可惜没获得成功，李大钊同志被张作霖残忍杀害。杨度虽然没有营救成功，但其毁家纾难之豪迈，实有古人名士豪杰之风。
1928年杨度移居上海，以卖字画替人撰写碑文为生，后受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聘请，做了杜月笙门下清客。杨度利用杜月笙在上海的特殊身份地位及背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多次为党提供了重要情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庇护了不少党内人士。1929年秋，经潘汉年介绍，中共特科领导人周恩来同志亲自批准，54岁的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的秘密党员。据说时人曾讽刺杨度投机，杨度反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1975年冬，重病中的周恩来，特地对党内的同志提到了杨度“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从少年时期心怀帝王之术揣着立宪救国之梦，到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度的一生就是践行自己理想的一生，意气风发百折不挠，认定是对的就坚决走下去，错了就及时改正，杨度完成了帝制吹鼓手到革命者共产党的华丽转身，找到了正确的救国之路，杨度用自己生命历程谱写了中国近代史。
1931年秋，杨度病逝于上海，终年56岁。在病中，杨度自题了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国救民，继起自有后来人。”
（完）
通宝推：决不倒戈,北纬42度,ton,吃土的蚯蚓,家园 既然是秘密党员，知道的人极少 何人能讽刺他投机？讽刺的人太没水平。
文革中有人批贺龙27年投机革命，贺龙也反驳说：我入党时，党是最倒霉的时候。
家园 这一段应该是后人传闻 当时知道杨度是党员的人应该极少。
家园 应该是当时中央那些掌权的书生 他们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老反动派。。。
有人讽刺杨投机的说法来自夏衍写的《杨度同志二三事》，发表于人民日报，相当权威了：夏当时负责跟杨度单线联系，别人的消息都是转了几手的，大概有这三个来源：总理离世前跟他的秘书说杨度入党的事，文革后的中联部副部长当年在上海的时候听说过此事，还有主席曾让章士钊给杨度后人带话告知此事，只有夏衍这篇文章是第一手的材料。
俺也违个纪，全文转过来：
读了王冶秋同志的《难忘的记忆》，我想起了杨度同志的一些往事。杨度同志的入党，不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而是一九二九年秋。从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和章土钊先生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被难者的家属。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经潘汉年同志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和他单线联系。他当时住在上海旧租界薛华立路附近的一座小洋房里，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谈到这些问题时，他常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皙子”。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
关于李大钊同志牺牲前后的经过，他也和我讲过，大致和陶菊隐先生所著《六君子传》的记述相同，即他从汪大燮口中知道了张作霖已派便衣军警包围了俄国兵营，准备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的消息，当晚就要国民党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通知中共组织（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由于有人不相信张作霖会冒跟外交使团冲突的危险，推迟了撤退时间，以致李大钊等三十五人被捕。杨度同志和章士钊先生等奔走营救，无效。李大钊同志等二十人被处绞刑。这件事抗战时期我在香港问过当事人胡鄂公先生，所述也和杨度同志的自述相符。杨度同志入党的事，逐渐为外人所知，有人说他投机。他曾对我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近代史家谈到杨度时，都说他傲慢自大，是个“知过不改”的人，特别是在袁世凯死后，他还对新闻记者说：“宁受审判，不能认错。”但是，最少在他晚年，他倒很善于自我解剖。他对我说过：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他在上海住的房子是杜月笙送的。他虽自称卖字画为生，但实际上他的生活是由杜月笙供应的。因此上海小报上都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但他不承认。他说：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而是“清客”。这句话含有自嘲的意思，但我认为是可信的。解放后也有人说，在“杜公馆”他的地位和章士钊先生相似，但据我所知，杨度同志晚年生活简朴，不挥霍，无嗜好，也不为杜出谋划策，因此，杨章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杨度同志在军阀、官僚、政客中，度过了大半生，一旦觉悟，可以反戈一击。但是，他的道路是崎岖的，在思想作风等方面，还是有许多矛盾的。例如，他入了党，还相信佛教，写过一部篇幅很大的研究佛理的书，有时，还和我谈过所谓“禅悦”之类的问题；又如，他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不必说象我这样年轻的联络员，谈起周恩来同志，他是十分敬佩的，但也还是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习之难改也如此。
周恩来同志对我不止一次地谈起过他，解放后当我告诉他杨度同志的女儿杨云慧同志回国后，已在电影厂工作，周总理很高兴，说：她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读了王冶秋同志的文章，知道总理病重期间，还想起杨度同志，让后入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现在，知道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者多，知道他是共产党者少，因此，跟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有实事求是地说明事实、表扬他的晚节的责任。
一九七八年八月
通宝推：ton,家园 你说的跟接近事实。
家园 晚清三部曲 唐浩明的晚清三部曲单独有一部就是杨度
家园 帝王术这个东西太笼统。 一是说帝王心术，就是御下术的一个变种，说的是如何坐稳天下。
二是说屠龙术，说的是如何打天下。
杨度的老师王闿运其实水平有限，甚至于有点无识人之明。
杨度的眼光就厉害的狠了。
只可惜屠龙术不是能教出来的，而是血雨腥风中练出来的。
而且杨度也不会。
不过这种有过人才智的人，不适合用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他们也不在乎普通人如何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