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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污蔑岳飞的流言太多了，发个帖子以正视听 -- 真理
家园 【原创】污蔑岳飞的流言太多了，发个帖子以正视听 当代中国的舆论界被坏人把持，在历史问题上喜欢以思想解放的名义黑白颠倒、倒打一耙。岳飞是最受这些人污蔑的伟人之一，今天我在河里做些总结以正视听。
杀岳飞是金人命令高宗和秦桧做的。宋史岳飞传明确有载，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 杀岳飞是金方的明确要求，韩世忠等人比起岳飞来，压根排不上号。宋高宗就为和金人签和议而杀了岳飞。杀岳飞之后，把岳飞夺回的土地还给了金人，然后接受金人的册封做了儿皇帝。
初，桧逐赵鼎，飞每对客叹息，又以恢复为己任，不肯附和议。读桧奏，至“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恶其欺罔，恚曰：“君臣大伦，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谩其主耶！”兀术遗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宋史 岳飞传
高宗签的这个协议是在严重误判的情形下签的，只能怪他自己傻逼。有人喜欢说，南宋的北伐战争财政压力大，因此签和约是为了国家好。这是汉奸拍脑瓜的结论。实际情况是绍兴和议之前，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略有结余（总收入6000多万贯左右，支出5100万贯左右），要支持北伐毫无问题。荒谬的是，议和后南宋百姓的税收负担并未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因为议和之后南宋也不敢裁军，皇室生活反而更腐败了。具体以下链接有述。
https://tieba.baidu.com/p/2447290962?red_tag=2990024970
高宗签订的绍兴和议对南宋的军事实力造成了严重损害。《绍兴和议》使宋朝永久失去了原来北宋的山西和关中养马的马场，从此岳家军的背嵬战士万骑马军成为南宋一朝的绝唱，宋朝直至覆灭，都只能靠步兵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骑对阵。后来南宋的「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以步兵逆击金国精骑大败而归，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绍兴和议》导致南宋骑兵力量可以忽略不计，无法和绍兴年间的南宋军队相提并论。更可笑的是金人压根没有诚意维持和议。二十年之后，金海陵王完颜亮撕毁和约伐宋。南宋差点完蛋。
另一个常见谎言是有人说，金人强大，岳飞只是侥幸胜利，继续战争还是南宋输。这也是胡扯。绍兴年间开始宋金的力量对比已经是宋强金弱，绍兴十年北伐金国更是已经到了亡国边缘。岳飞传里言明，当时的情形是，【自燕以南，金号令不行。兀朮欲签军以抗飞，河北无一人从者，乃叹曰：“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帅乌陵思谋素号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谕之曰：“毋轻动，俟岳家军来即降。”金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觊、崔虎、华旺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卫龙虎大王下忔查千户高勇之属，皆密受飞旗牓，自北方来降。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完全是土崩瓦解的状况。然而就这样的胜利，被高宗自己的12道金牌搅黄了。原因是高宗自己接受战报有时间差，不知道前线已经有了如此大的胜利。等岳飞回来他自己也有点后悔。
第三个谣言是有人总爱说岳飞刚直，不讨领导喜欢，所以高宗杀他。这是当代脑残办公室政治历史发明家的意淫言论。岳飞传明确说，等岳飞班师回来以后，高宗的态度是“帝又赐札，以飞小心恭谨、不专进退为得体。” 高宗猜忌岳飞可能造反也是谣言，可以看这个回答：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785959/answer/22691793
岳飞和同僚的关系也很好，具体可以看这个链接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993491
最后用岳飞传对岳飞的评价结尾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通宝推：霍去病,偶卖糕的,北纬42度,楚庄王,阴霾信仰,混沌之源,恒光明,老树,宏寺,乾道学派,hwd99,青颍路,ton,老老狐狸,寂灭,上古神兵,脊梁硬,家园 一家之言 引自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五、岳飞之死：文官集团的罪恶岳飞跟狄青一样，既不出身于官宦世家，也没有通过
科举考取功名，就是一个完全行伍的职业武将，通过
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拼杀建功成长起来的。这种人统兵
建立盖世功勋，文官集团是不能容忍的。
宋高宗赵构本来对岳飞很信任，打算把南宋五分之三
的军队都交给他掌管，统一负责北伐事宜。岳飞对皇
帝的知遇之恩感激涕零。君臣二人多次单独密谈，商
议北伐对策。
但宰相张浚和枢密副使秦桧一听到这个安排，马上就
跳了出来，及时提醒高宗：武将专权是国家的大忌。
防范武将是大宋的传统和祖宗家法。岳飞如果北伐成
功，必将功高盖主、尾大不掉，到时候想处置也没有
办法了。
在这两位文官大臣的反复劝诫下，宋高宗犹豫了。把
淮西地区的兵权交给岳飞的圣旨本来都已经发出去
了，硬是又加紧发了一道新圣旨告诉岳飞事情暂缓，
等张浚来跟你具体协商。
张浚阻止岳飞掌兵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把兵权攥在自
己手里。他见到岳飞后，好像让岳飞统领淮西军的圣
旨从来没有发出过一样，装模作样地征求岳飞的意见：
“淮西这支部队很服气王德，现在准备任命他担任总
管，郦琼担任副总管，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名义
统领。你以为如何？”
王德和郦琼都是淮西军内部的武将，而吕祉则是外调
过来的文官，是张浚的亲信。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
诉岳飞以前的安排不算数了，以后得由我来接管淮西
军。
按照张浚的想法，岳飞应该很识相的说：“一切听从宰
相大人安排。”那么事情就结束了。
但这只是张浚的一厢情愿。他用这种方式来跟岳飞谈
话是比较无耻的，想把朝令夕改的责任推掉，让岳飞
跟他一起装着不知道有曾经让岳飞掌管淮西军这件
事，然后顺水推舟的把兵权搞到自己手里，属于“既
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思路。
这种谈话套路在官僚系统里面，上级对下级耍无赖是
常用的。但岳飞是武将，并不懂得这些套路——即使
懂得也未必会这样卖乖。他听得出来朝廷不想让他掌
管淮西兵权了，但张浚并没有直接说，所以就只从字
面上实事求是的回答张浚的问题： “王德和郦琼素来不
相上下、互不服气，这种安排必导致二虎相争。吕祉
虽是通才，毕竟是书生，不习军旅，恐怕难服众。”
张浚又问：“张俊（武将，跟谈话的这个宰相张浚不是
一个人，也没有亲戚关系，注意区别）怎么样？”
岳飞回答：“张俊原来是我的老领导。我本不敢说三道
四。但为国家利益考虑，恐怕他性子太暴躁，缺少谋
略，尤其郦琼会不服。”
张浚这时候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又提了几个不靠谱的
名字，岳飞都一一指出这些人很难统领淮西军。
张浚终于忍不住了，说出了一句相当伤人的蠢话：“我
就知道非你来不可。”
岳飞也忍不住了，愤慨地说： “你正儿八经地问我意见，
我都是据实回答。难道我是为了图谋这支部队吗？”
双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全然没了回旋余地。岳
飞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职。然后未等批复，就把军中
事务委托给助手张宪代管，自己回到庐山，给母亲扫
墓守孝去了。
张浚也是怒不可遏，一回去就上书弹劾：“岳飞处心积
虑，一心想兼并别人的部队。此次辞职，真实意图是
要挟皇帝。”这种不负责任的弹劾具有极其可怕的杀伤
力，破坏了皇帝和岳飞之间的信任关系，岳飞立即陷
入险恶的旋涡中。[1]
张浚最后仍然坚持派自己的亲信吕祉去统领淮西军
队。结果不出岳飞所料：吕祉是个典型的纸上谈兵的
文官，没有战争经验，平时吹起来天文地理、排兵布
阵无一不通，仿佛军事专家。真到了统兵的位置上，
却连最基本的治军方法都不懂，王德和郦琼这两个武
将的内斗他根本控制不了。朝廷本来打算派人来调查
处理，但吕祉却回复说派人来没用，还应该派军队入
驻。这个消息泄露出来以后，郦琼等武将认为是吕祉
要搞军事镇压，于是立即发动兵变，把吕祉抓起来杀
掉，带领四万多人向金国投降。张浚自己也因此被撤
职回家。
经过岳飞闹辞职和淮西兵变这两个事件，高宗对武将
失去了信任。在此之前，他还一度信心满满的说：“汉
高祖打天下的时候，诸将带兵多达几十万，高祖并没
有疑神疑鬼的，所以他才能成功。”正是出于这样的想
法，他才主动提出要把兵权集中到岳飞手里，打算全
力支持北伐。当时金兵其实并没有占据中国北方的决
心，主要还是以抢一把就走为主要目标。金兵一路南
下推进过快，还没有在北方建立可靠的行政管理体系，
看起来势不可当，实际上是孤军深入。北方当时至少
还有上千万汉人，金兵只有十几万。一旦岳飞北伐取
得比较大的胜利，各地的民间武装一定会纷纷而起，
切断金兵的后勤补给线。这种情况下金兵是没有能力
长期坚守的，只能放弃中原，带着抢来的财宝退回到
燕云十六州。那么整个中国的历史就要彻底改写了。
但是，正是由于张浚和秦桧这种文官集团的领袖人物，
在国家民族大义与文官集团的私利之间，选择了以集
团利益为重，害怕岳飞功劳太大威胁到文官集团的权
力。当他们看到皇帝和武将同心协力，准备北伐的时
候，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感到恐慌，按照传统的政治
斗争思路，坚决挑拨破坏武将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取
得了“成功”。
对于这段历史，有人认为宋高宗害怕金国送回徽钦二
宗影响他的皇位，才是高宗停止北伐杀害岳飞的根本
原因。这样的分析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首先是在岳飞北伐之前，宋徽宗就已经死了。
金国专门派人来通报了的。岳飞给高宗写的北伐奏章
里面明确说的是要“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
也就是把宋徽宗和宁德皇后的棺材抬回来安葬，不是
活人。徽宗是高宗的父亲，钦宗是高宗的哥哥。父亲
回来的话，高宗可能会有很大的压力；但哥哥回来，
权力威胁就没那么大了。高宗当时的地位比后来明朝
土木堡之变后登基的朱祁钰的地位稳当很多。因为朱
祁钰手下都是他哥哥朱祁镇的旧臣。而高宗时北宋政
权已经灭亡了，首都被金兵攻陷，钦宗朝的官僚体系
已经覆灭。现在南宋王朝的政府班子和武将系统都是
高宗时代搭建起来的，钦宗复辟缺乏政治基础。而且
岳飞的奏折里面只说要把徽宗的棺材抬回来，却没有
提到钦宗，说明岳飞在政治上并不傻，考虑到了高宗
的担心，甚至有可能跟高宗达成过默契，不把钦宗接
回来。
高宗看了奏折很高兴，批示道：“你的奏折我看了，写
得很好。有这样的臣下，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以后
军事决策一律由你决定，我不从中干预。只叮嘱你一
点，管好手下的将领不要滥杀无辜就可以了。（览奏，
事理明甚。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
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
从高宗的表现来看，他对于北伐原本是很积极的，让
岳飞掌握全国兵马就是他在听说父亲徽宗的死讯主动
作出的决定。他并不怎么顾虑钦宗，后来对岳飞韩世
忠等武将的猜忌是张浚和秦桧等文官们反复告诫、提
醒、挑拨的结果。
《战国策》里面讲过“曾母投杼”的故事。曾参是孔
子的弟子，学识德行都非常好。他在外地居住，有跟
他同名同姓的人杀了人。消息传到家里，有人就跟他
母亲说：“你儿子杀人了。”他母亲不信，说我的儿子
不可能杀人，只是埋头继续织布。过一会儿又来一个
人跟她说，你儿子杀人了。曾母还是不信，继续织布。
后来又来了第三个人跟她说，你儿子杀人了。曾母就
丢下织布所用的“杼（音：住）”，也就是梭子，逃走
了。
俗话说，知子莫如母。人言多了之后，母亲都会怀疑
自己的儿子，更何况在前线打仗的将军和深居皇宫的
皇帝之间呢？张浚他们先以谗言让高宗犹豫不决，再
激怒岳飞，然后又以岳飞的愤怒来作为证据向皇帝告
状，如此反复从中挑拨，皇帝因此彻底倒向文官一方，
主要责任显然应该在挑拨者而不在被挑拨者。
第二，就是宋朝的皇帝权力没有汉朝唐朝明朝的皇帝
权力大。不管高宗怎么想，如果张浚、秦桧他们能够
从国家大义出发，支持岳飞北伐，文臣武将同心协力，
皇帝实际上是说了不算的。
皇帝必须掌握兵权说话才能算数。当时最精锐的军队
掌握在岳飞和韩世忠手里，这两人是坚决主战的。剩
下的军队张浚基本能够掌控。如果岳飞、韩世忠在前
方打仗，宰相张浚在后方劝说皇帝支持北伐，不搞猜
忌掣肘。高宗就算有什么别的想法，也很难付诸实施。
明朝的时候，皇帝朱祁钰就坚决反对迎回被蒙古俘虏
的哥哥、前任皇帝朱祁镇。但当时的文官集团就是不
同意，说太上皇被扣押在蒙古实在是丢人，我们想尽
千方百计也要把他接回来。
文官团结起来之后，朱祁钰也没什么办法。虽然他变
着方儿的想要阻挡，但最后朱祁镇还是被接回来了。
如果以宰相张浚为首的这一批文官能够有明朝土木堡
之变后明朝那些文官们的觉悟，高宗很难挡住他们收
复故土、迎回钦宗的行动——更何况在一开始他压根
就没有想过要挡，这种要阻挡的想法也是张浚、秦桧
给灌输出来的。
最终，在秦桧的密谋和诬告下，为了讨好金国，岳飞
被解除兵权，下狱审讯，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我们
回想一下之前范仲淹、蔡确等人跟皇帝死扛，坚决不
准皇帝杀人的勇气，就更能发现文官集团的无耻——
他们所维护的是只有文官集团才能享有的特权，至于
岳飞这种武将，则显然不在保护之列，杀了就杀了吧。
所以说，岳飞之死，核心不是皇帝的猜忌，核心是两
宋腐败的文官集团一贯防范、打击统兵武将的必然结
果。皇帝猜忌，他们就趁机整武将；皇帝不猜忌，他
们就挑拨离间一直到猜忌为止，然后继续整武将。这
就是所谓的，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 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大宋实录公元 1127 年》，
北京出版社，2013。原始出处为《宋史·高宗纪》。
- 复 一家之言
家园 不讲材料来源的书不要太当回事 家园 寻找解读中国历史的新史观 引自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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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寻找解读中国历史的新史观 》李贽在《与焦弱候信》中，讲述自己撰写《藏书》的
心情：“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
与百千万人作对敌。”
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原本计划把
全书控制在二十万字以内，但是每讲到一个被正史冤
枉的历史人物，总觉得他们为国家为民族做过那么多
的贡献，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来
却还一直遭受不白之冤，就总是忍不住想要为他们多
说两句。因为，我们欠他们一个公道。
要为这些人鸣冤昭雪，又不能只贴个标签，跟读者说
“这是冤案、这是好人”就完了。这样对读者和被翻
案者来说毫无意义。而必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这就会又多了一大段话。最后写下来，字数竟然翻了
一倍。最后写书所花的时间，也比原计划也大大延长
了。
中国古代的所谓“正史”——《二十四史》和《资治
通鉴》，并不能视为客观公正的信史。它们打上了太多
儒家意识形态、新王朝统治者的意志以及诸多利益集
团的主观烙印。而且，《二十四史》都是亡国才修史。
由于改朝换代一定会伴随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乱，许
多史料文献也会因此失传。像唐朝、明朝这种历时近
三百年的王朝，修史的时候距离王朝中前期已经过去
了两百年以上，修完之时距离王朝灭亡就已经过去了
上百年。这中间太多的野史传闻难辨真伪。种种原因
混杂在一起，最后修出来的东西里面，有几分是真，
几分是假，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都很难说的清楚。
鲁迅说，二十四史，无非就是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实
际情况比鲁迅说的还要更糟糕。如果它们真的是帝王
将相家史那就好了。问题是它们还是被大力篡改过的、
严重失真的帝王将相家史。
根据这些“正史”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非常困难。
明朝以前的官修实录，除唐《顺宗实录》及宋《太宗
实录》残本 20 卷外，皆已佚失。即使我们觉得正史上
有哪些地方说的不对，也很难有比正史更权威的资料
去辩驳它。
只有从明朝开始，官修实录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此外还有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录、明朝人自己整理的历
史档案等资料也得以流传至今。所以本书第一卷和第
二卷虽然是在梳理整个中国古代史，但把重点放在了
明朝，因为现存文献资料只能支撑我们把明朝和清朝
搞清楚。而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又跨越
了古代和近代，其典型意义显然不如明朝。
本书第一卷和第二卷用《明实录》等成书时间比《明
史》更早、更可靠的材料来考证《明史》记载的真伪。
结果发现，清修《明史》对明朝历史的扭曲程度可以
说是相当惊人。
把明朝的历史搞清楚以后，我们再从研究明朝历史发
现的一些规律出发，去梳理明朝以前的历史，去质疑
一些正史上的记录。比如明朝被清朝灭亡，东林党就
大力抹黑明朝皇帝和他们的政治对手；那么宋朝最终
亡于蒙古，理学士大夫们投降元朝以后，在编写《宋
史》的时候，我们就认为他们也干了类似的事情，应
该是可以说得通的。
这种方法比较笨拙。但明朝之前的材料实在缺乏，也
只能如此了。
本书用种种方法去反复推断梳理历史资料，试图让我
们能尽可能的逼近历史真相，但对明朝之前的故事，
最后也不过能大体推断出个框架脉络而已。
《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早就垄断了对中国历史
的解释权，要颠倒这千百年来被正史所定论的是非，
谈何容易？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去颠覆。因为里面实在太多违反了
关于人性常识和良知的、自相矛盾的东西。中国的历
史绝不是儒家士大夫们永远正确的历史。他们试图通
过篡改历史而强加在中国人精神上的枷锁一定要打
破。不把这些东西打破，将来中国的发展就很有可能
再犯以前曾经犯过多次的严重错误。
面对文献不足的困境，本书的基本方法论是：“平心而
论、据实以求”。也就是从人性的常识和基本的良知出
发，去观察历史。对某些地方提出质疑，然后再尽可
能的去寻找材料来证实这种质疑，得出新的结论。
从常识和良知的角度来看属于必然的结论，我们就对
证据材料的要求比较低，对正史的颠覆可以大胆一点；
从常识和良知的角度来看不那么有把握的结论，我们
对证据材料的要求就比较高，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就
尽可能保守一点，与正史保持一致。
经过这样对大量具体事例的辨析，就可以总结出来一
些规律。这些规律就体现一种新的历史观。然后再带
着新的史观又去把历史材料梳理一遍，就可以发掘出
那些被传统史观忽略的材料，作为新的证据。与新史
观矛盾的材料，又再次根据常识和良知尽可能的加以
辩驳或重新解释。实在辩驳不了、也无法重新解释的，
那么就要对新史观进行调整，以保证理论和史料的一
致性。
最后，还会有一些矛盾无法解开，那就需要衡量史料
的价值和新史观的支撑强度。如果认为这个新史观已
经有了大量的材料支撑，也符合人性的常识和良知，
那么对于某些看上去很可靠的史料，我们也只能暂时
存疑，不予采纳。因为不管看起来多么可靠的史料，
也可能在记录和传抄过程中与历史事实相背离。
比如杨涟的《狱中血书》，几百年来感动了好多人。但
我们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它是杨涟的儿子伪造的。
东林党的记录说杨涟在监狱里面被各种酷刑折磨，却
怎么折磨都折磨不死，还能逮着机会偷偷用毛笔来写
血书。血书在杨涟死后被狱卒发现，狱卒因为良心发
现把血书偷偷藏了起来，然后等魏忠贤死后才交给杨
涟的儿子。这个过程本身就比较离奇，令人生疑。
杨涟的儿子拿到血书以后，向崇祯皇帝上疏，据此要
求皇帝为杨涟平反。在此之前，谁也不知道有这封血
书的存在、谁也没见过这个东西。那个狱卒除了杨涟
的儿子也没有人见过，连名字也没记录下来。当时又
没有指纹或血型鉴定技术，谁能保证它不是伪造的
呢？
认定它是伪造的证据有没有呢？没有。但要举出证据
来证明它不是伪造的，也同样没有证据。除非哪天出
土了这份血书和杨涟的尸骨，用 DNA 技术鉴定一下，
否则，它就永远是个悬案。最后，我就只能从大的历
史观来对此事进行判断，因为东林党一贯虚伪无耻，
在造谣作假方面劣迹昭著，因此对这种材料就不予采
信。反之，如果我们从诸多材料证实，东林党真的是
一群真正的君子，对人对事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
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份血书是真的。其实就算杨涟
的血书是真的，也不能够动摇我们对魏忠贤和东林党
的整体评价。所以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就不去
提血书这个事儿了，当它不存在了。若有人愿意相信
它是真的那就继续被感动。不想被感动的，就可以不
相信它是真的。
由于历史的记录总会存在偏差，历史事件已不可能被
再次观察。对于这已经过去的历史，也就只能如此了。
虽然里面难免诸多主观的判断，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没有先入为主的看法，就没办
法寻找重点和进行深入的辨析思考。我们认识历史的
过程，必然是一种带着主观判断去阅读史料，根据史
料修正主观判断，然后再根据主观判断去辨析史料的
这么一个反复互动、不断深入的过程。内则求诸良知，
外则证之史料。良知良能与实事求是相结合，才能把
历史读明白。自己不带着主观判断去读历史，就只能
被那些掌握了书写“正史”权力的利益集团牵着鼻子
走，被他们的主观判断所控制。这才是我们应该竭力
避免的。
本书与那些单独的个别的辨析某个历史事件、为某个
历史人物的翻案文章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把
对个别人、个别事的翻案与一个新的史观结合起来。
翻案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新史观。而新史观的建立，
又可以为这些个别的翻案提供有力的支持。网络上现
在很流行翻案，好文章也很多，我读了很多，深受启
发。但同时也感觉到，除非对整个中国古代史来一个
大翻案，否则单独的一个一个翻案终究是翻不过来。
有一个宏大的正统史观在那里镇着，个别指出正史记
载中的某些不合理之处，终究会被正统史观“镇压”
下去。
这种“大翻案”在质疑正史权威性的同时，我认为也
提升了“正史”的价值。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近代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西
方历史观逐渐成为了中国人研究自己历史的一大主
流。这种现象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就是拓展了传统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好的
地方就是容易出现从整体上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问
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是西方史观中
最深刻的一种，对中国影响也最大。
早在共产党执政之前，唯物史观其实就已经成为了中
国史学研究的主流。1930 年，就有学者说：“辩证唯
物论……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
名词了。”[1]吕思勉就是在 1930 年代开始全面转向马
克思的唯物史观的[2]，那时候毛泽东还在带着红军在
山上打游击，影响不到吕思勉。
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政治和军事的研
究，《二十四史》也主要是讲政治和军事。军国大事嘛。
但唯物史观提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把
政治军事和经济结构的变迁联系起来，从经济社会的
角度去研究历史变迁的深层次原因，这确实比单纯的
讨论军国大事要深刻的多。
但是这种研究方法被过度强化之后，就好像鲁迅说的，
把《二十四史》直接就当成帝王将相家史。而这帮帝
王将相就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为镇压农民反抗服务的。
那《二十四史》就真没多少价值了，就是一群反动的
帝王将相在那里搞政治斗争，斗来斗去都是代表地主
阶级的，人民群众除了起义以外就完全看不见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史学研究变成两张皮，要么
彻底套用西方史观，那就要否定传统史学的价值；要
么还是传统儒家那一套，把《二十四史》当正统。
这造成一个很糟糕的现象，就是现在一讲复兴中国文
化，直接就被搞成了宣传儒学，甚至是理学。中华文
明的伟大辉煌岂是儒学所能够代表的，又岂是儒学能
够解释得清楚的？而理学，那是中华文明在走向没落
的时代所产生的糟粕，让它来代表中华文明，简直就
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脸。
其实唯物史观还是有它的局限性，它主要是基于西方
历史得出来的结论。它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过度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没有充分
重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一方
面是把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并
认为阶级斗争一定是一个私有制社会的主要矛盾，而
农耕时代的国家政权一定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这对
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并不适用。东方专制君主的权威主
要建立在军事强权的基础上，它可以把土地公有制（军
屯和官田）和自耕农作为其政权的经济基础，不需要
地主阶级的支持也能存在。土地兼并实际上是对政权
稳定和君主权威的威胁。皇帝集权与生产资料的集中
是互相冲突的。而且土地兼并的主要动力是官僚特权，
并不是生产资料的自由交易。
这个理论我们在前面已经仔细分析过了。根据本书的
结论，如果我们更加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把政治军
事活动看成是跟经济结构相对独立的东西，而且还可
以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那么，《二十四史》的价值和
传统史学的价值都会大大提高了，因为它们的重点就
是关心上层建筑、关心政治军事活动嘛。
当然，我们并不能抛开经济基础去谈上层建筑，但是
它们应该是另外一种联系方式。皇权政府并不一定就
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它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统治形
式。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占有大量生产资料者之间的
关系，不一定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还
可以是一种互相制衡的关系。
政治清明，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互相独立，则政治权
力可以有效的遏制土地兼并或商业垄断，处在底层的
普通老百姓受益最大。
政治权力过大而且腐败，官僚集团就会控制经济活动，
自己变成统治阶层，从人民身上榨取不该属于他们的
劳动果实。榨取的方式，可以是直接榨取，比如敲诈
勒索，也可以是扶植代理人来榨取，通过官僚地主和
官僚资产阶级，但官僚集团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政治权力过小而且腐败，政治权力就会沦为剥削阶级
的统治工具。
所以，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是复杂多变而非一成不变
的，有时候国家政权为剥削阶级服务，有时候国家权
力又可以制衡经济上的富有阶级。到底哪个方面占主
导，取决于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政府是腐败还是清
廉等等诸多因素。
一个政府到底为什么样的人服务，是一个答案不断变
化的问题。有的政治家希望它为人民大众服务，比如
海瑞；有的政治家则希望它为权贵集团服务，比如东
林党。那么这个时候，《二十四史》里面的政治斗争和
军事斗争就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记录，而不是单纯的
权力游戏。通过观察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政治人
物的言行举止，我们也可以把政治活动与当时社会的
经济活动联系起来。 《二十四史》就既是帝王将相家史，
也是中华帝国的国史，二者不再矛盾。
帝王将相们处于中央枢机，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言行举
止都要受到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影响。特别是官僚集团，
谁能够坐到某个关键位置上，往往是各种利益集团反
复博弈的结果。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官僚人选、影响他
们的思想等方式来影响中央决策。所以中央政府的政
治斗争实际上也就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缩影。
而军事斗争则是政治斗争的延续，是和平的政治手段
不能解决的利益冲突所引发的，可以看成是政治斗争
的极端形式。
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谁应该在历史研究中应该居于
中心地位，取决于什么样的力量在社会资源分配的中
占据主导地位。对欧洲封建国家而言，可能是生产关
系中的雇主占据主导地位；而对中华帝国而言，则显
然是权力结构中居于上层的人物占据主导地位。对于
中华帝国这种权力主导型社会，研究政治活动的价值
就比研究经济活动的价值可能要更大一些。
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政治活动重新回到中国历史研究
的中心位置上。而唯物史观也没有丢掉，它为我们提
供了传统史学缺乏的经济结构变迁以及政治经济之间
联系的视角。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影响仍然不可忽
视，阶级分析法仍然是对人类群体活动进行分析的基
础工具。具体的某个政府官员或者某项政策措施代表
某个阶级的利益，这也无疑是在东西方社会都普遍存
在的。但是，唯物史观也显然需要根据中国的历史做
出调整，而且是在比较基础的理论层面做出调整。调
整的重点是充分强调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
础的影响力，以及更加重视使用除了基于生产资料的
阶级划分标准以外的其它利益集团划分标准来对人类
群体进行划分，以更好的研究人类行为。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
[1]吴西岑《机械的唯物论与布哈林》，载《动力》，1930
年第一期：33-55
[2]吕思勉《自述》，载《吕思勉遗文集上》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家园 还有第四个流言 就是说岳飞对立储有他自己的倾向，也就是干涉立储。
我觉得说到底，还是高宗被乱世那些军阀搞怕了，特别是苗刘之变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南宋站稳脚跟以后，自然要对潜在的军阀动手，虽然岳飞是被冤枉的，但他的实力还是有的。
家园 最大的逻辑漏洞 如果金兀术真有命令南朝君臣杀掉岳飞的能量，而秦桧又是控制朝政的权臣，他还要议和做啥呢？直接下令秦桧把高宗废掉，然后投降不就完了吗？
秦桧是高宗的得力帮凶不假。但南宋真正主事的只有高宗一人而已。南宋的权力始终掌握在高宗手里。秦桧就一干湿活的罢了。
高宗要杀岳飞和岳飞是不是有夺权的想法没关系。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时候对拥立他的老兄弟们们说““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岳飞可以没有夺权的想法，但高宗不能不怕别人给他黄袍加身。
- 复 最大的逻辑漏洞
家园 简单化了，宋朝是与士大夫共治 哪有满清时期那样的独裁皇帝？
- 复 最大的逻辑漏洞
家园 这倒不是金人的能量大，就是 “要和谈，先弃核（杀岳飞）” 那萨达姆可不就中招了。
家园 这不一样 老萨是实实在在打了败仗，不得不屈服。而绍兴十年北伐南宋是占优势的。
- 复 这不一样
家园 如果金不撕破宋金第一次和议，绍兴十年的北伐根本打不起来 从绍兴十年北伐进程来看，南宋还没用全力，金就摇摇欲坠了。赵构可是一个一心偏安的皇帝，这么放弃大好形势也没啥想不通的，对比对比常凯申，对日媾和不也贯穿抗日战争始终？
确实是南宋杀了岳飞，宋金之间的力量比才平衡。河里以前讨论时候就说了：杀岳飞以求和，这个原因最憋屈，最傻x，但我认为最接近事实。南宋这帮土人若干年后又干了一次，把当朝执政的脑袋割下来送给金人求和，可见是思维定势。岳飞的时代军力稍强，就不用把脑袋进贡了。
家园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绍兴十年南宋占了主动进攻还全面胜利的优势，赵构议和干啥？好吧，你可以说赵构就想偏安。但偏安也有不同程度的。划江而治是一种偏安，守淮而治又是一种偏安。守河而治呢？当时岳飞据说已经打到朱仙镇，马上要进开封了。那么为啥不能把金人逼到河北？这不就差不多恢复北宋版图了吗？
赵构不是傻瓜。他杀岳飞有一千种理由，但绝对不会是为了和金国搞什么力量平衡才杀岳飞。
真实的情况，是绍兴十年南宋反攻。开始有了一些进展。但到了河南就成强弩之末了。而岳飞孤军深入，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最后不得不收缩兵力，向后撤退。这个撤退的决定由于岳飞后来被杀而被骂得狗血喷头。但抛开事后诸葛亮的看法，这其实是正常的战争策略。
这种情况下，杀不杀岳飞对于整个战局来说没有任何改变。绍兴和议的形成，归根到底是由于南宋的反攻无法对金形成压倒优势。反过来金也无法对南宋形成优势。因此双方暂时停战。
至于后头赵构自毁长城，主要还是因为岳飞功高震主。和搞战略平衡没关系。南宋历史上还杀过一次主战派。这回杀的是宰相韩侂胄。杀他的原因是开禧北伐失败以此向金人求和，而不是北伐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