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府兵制到募兵制的转变 -- old

王朝坐稳到发展，哪怕是我们历史上被人诟病为封建王朝的国度，所治理的人和土地就一直具有商品属性。（我不明白为何把他们扣上封建的帽子？）

所治理的人和土地就一直具有商品属性

一个国家的实力与世界地位，不仅取决于该国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性的硬实力，而且也取决于该国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社会成员认同与践行，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必然要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一体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与行为习惯的重要方式。为此，新近中共中央印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要求在立法修法中，坚持价值引领原则，使社会主义法律法规反映和体现社会主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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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一体化建设，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以及叠加矛盾的不断涌现，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唯有国家治理体系保持社会主义的属性和方向，国家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所以，我国国家制度体系的建构，既不能离开体现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引，更不能与“三个倡导”原则相背离，而是要把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有机地融入到国家制度体系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国家机构设置与改革、制度设计与安排的基本遵循。具言之，国家机构的设置、职能的配置、制度的建构，要本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要源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要有利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个人价值准则的践行。唯有如此，国家制度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才能协同发力进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并从根本上解决现有机构设置、制度安排与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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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一体化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原则的需要。我国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的中外治国理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法律与道德作为国家治理、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手段，二者的不可或缺性、不可偏废性以及二者功能的互补性。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要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有效发挥道德与法律的自律与他律、内规与外治互济的作用，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中。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法律作为治国之重器，是国家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在一定意义上，法治建设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法律是对社会组织、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规定，是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普遍行为规范。唯有法律理念、法律原则、法律规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原则贯穿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制度安排中，使制定和颁布的法律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才能使法律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正确的价值规导性，并从根本上避免法律规范与价值倡导相互矛盾、相互消解。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中，能够分解核心价值原则的抽象性。把核心价值原则要求具体化为法律行为规范，发挥法律惩戒的强制性，对人们良好品行的形成具有固化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仅停留在价值倡导层面，要落地生根，要具有现实关切性，要成为影响人们实际生活的实践原则，必须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到社会法律制度体系中，使之成为影响人们行为选择的价值标准，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达到“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仅仅是宣传教育的价值引导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构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制度的社会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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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的一体化建设，是我国良法善治的需要。法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它在本质上是对公权力的约束与对公民权的保护，从而为人类美好生活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它秉持公平正义理念，对社会的是非曲直进行理性权衡，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合理界限，为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提供标准化的范式，从而合理地规范社会利益关系、调节利益冲突与矛盾。维护社会正义是法律的本质和目的，法律本身具有善恶性质，故而，法律有良法与恶法之分。法治的本质是良法之治，良法是法治的前提。良法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有明确的要求。在形式上，良法要求法律具有普遍性、明确性、统一性、稳定性、先在性、可行性、公开性的特征；在实质上，法律体系本身必须具有正义性。可见，良法除了要满足法律形式上的一般要求外，还必须合乎社会正义精神。替换法律的实质正义来自法律体现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以及法律规范合乎国家和社会主倡的价值原则。恶法是对社会正义的“合法”践踏，是对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一旦个别法律或条款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相悖，就会打击美德义行，破坏公序良俗，道德教育的感召力就会受到严峻挑战。失去正当性的实在法，必须要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予以及时废止或修订。有鉴于此，中央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确保各项立法导向更加鲜明、要求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面对我国全面转型引发的社会结构转换、机制转轨、社会风险以及利益调整和各种利益诉求等，法律制度的设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依循，对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及其矛盾进行合理规范，提高立法质量，保障法律以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立法为民的目的，确保法律的良善性。与此同时，发挥好法律对道德的维护和保障作用。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治理，既需要发挥社会舆论的扬善抑恶作用，也需要借力法律惩戒的强制性，对背德行径予以严厉的制裁。事实上，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衍变为法律问题。为此，需要把握好道德法律化的限度，积极推进道德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立法，以良法促道德，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社会成员内心诚服，自觉笃行。

（作者：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执笔人：王淑芹）

我们大略看一下，从嘉定时期到南宋末期的总体情况吧。

在嘉定之前的开禧年间，南宋朝廷的间歇性军事冒险精神病发作，在开禧二年（1206）发动了北伐，史称开禧北伐。自隆兴二年（1164）开始的宋金和平时期，至此结束。

由于宋孝宗在乾道、淳熙时期的对内政的励精图治，此时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表面上还是比较良好的。至少还能维持满足开支，略有盈余，且有一定的财政秩序。

但由于发动了北伐，军事开支急剧增加。为筹备额外的军费，南宋中央政府决定将按界分行的会子（纸币）三界并行，一共对社会发行了一亿四千万贯的面值。

一般来说，会子发行以三年为一界，每一界到期之后，发行新一界的会子，同时回收旧一界的会子。最初的时候，大概一界会子的发行量，在一千万贯左右。后来从第三界开始，增加到1800万贯，之后又陆续增加，到第七界时，已经增加到2323万贯。具体到开禧前夕，实际运行的第十一界会子发行量约36326236贯另800文，第十二界会子发行量约4700余万贯，第十三界约5500余万贯。

后来，由于三界会子运行时间太长，必须予以收兑，于是拟发行第十四界会子。但由于第十四界会子无法收兑前三界共14000万面值的纸币，于是又另外发行第十五界会子来加以收兑。可是，如按照原本规划，14界、15界一共发行8000万贯的面值，也不足以收兑市场上流通的14000万旧会子。于是南宋政权干脆下了决心，一边收兑，一边流通，不够的话就增印。

结果，14界会子发行了约11263万贯，15界发行了约11698万贯，合计约22961万贯的面值。比收兑之前的14000万，增加了64%。

然后是16界的13355万贯，和宋代历史上最高峰的第十七界的42000万（后诏令无期限，永远流通！）

如此之多的货币进入社会流通，带来了严重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现象。一贯会子对见钱（铜钱）的市场兑换价，从最初的官定价770文，逐步下跌到嘉定二年（1209）的385文。之后稳定了一段时间，又继续跌落至330、300、220、142。到淳佑四年(1244)年，实际兑换价只有70文。甚至已经无法买到一双草鞋了。

事实上，这仅仅是我们所谈论的所谓“京会”的情况，在中部战区发行的湖广会子，在东部战区发行的两淮交子，都是区域性发行流通的货币，这两种类型的货币也发行了相当大的数额，严重的推高了通货膨胀的现象。

然后我们再看政府的财政收支情况。

大概在开禧元年，后来的名臣魏了翁曾写过一个策论，叫“答馆职策一道”。在该策论中，他列举了当时政府的总体财政收支情况：

通常岁入：6500万

两浙岁输钱：1200万

四川盐钱：950万

经制月桩钱：2000万

小计：10650万（含纸币）

看起来数量并不为少，可当时仅仅从户部开支的费用，一个月就有120万左右，一年就需要1440万，此外还要考虑负责全军的总领所的开支（占全部政府开支的约8成以上）。实际结余非常有限。

到嘉定二年（1209），当时地位还很低，后来进入中央决策层工作的名臣李鸣复也曾给中央打过一个报告，汇总了当时的政府财政状况：

四川方面，联同现有的储蓄，年入约2200万贯，实际开支约2900万，已经收不抵支，需要国家补贴700万贯，才能维持一年运转。司农寺大约有米130万，有钱160万（含纸币），支出与收入相当，账面持平。

负责军队财政的湖广总领、两淮总领，表面数字收支平衡，但由于社会秩序动荡，缴纳和输送问题很大，额定的数字往往运输不到位。两个总领所都需要拆东墙补西墙，才能勉强维持军队的开支。

国家直属的行在储备库（有四个库），原有200万石的米作为应急资金，但由于两个总领所截取了大农纲来“挪移”，因此大农纲不足的部分，就从国家直属库里截取。因此储备数量不会宽裕。

幸而在嘉定初，宋金之间达成和议，有几年的时间来进行缓冲，因此这个时期的财政，虽然比之前紧张了很多，但还算能够勉强维持。甚至因为有几年获得大丰收，因此中央政府有了一点底气，还能想点心思进行整顿，收兑之前泛滥的三界并行的纸币。

但是，到嘉定十年（1217）年，金人为蒙古人所逼，于是转而南下向宋求偿，两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金国原本认为自己的军力对阵蒙古难度较大，但攻击南宋问题不大。但事实上，由于南宋方面财政尚有一定能力，军事上还有赵方、贾涉（贾似道之父）等较有力军政大臣的支吾，以及山东地方势力李全投宋并收复山东全境。整体形势双方持平，但金人有生力量损失很大，从南方回去的兵马又带去了传染病，导致北方地区疾病大起。史料记载“宣宗南伐，士马十不一存”，金人的实力受到了很重的伤害。

但南宋方面财政情况则进一步恶化。

本来在嘉定初期，因为战争停止，财政状况略有好转。但经过七年的抗金战争，本来有所复苏的财政情况正常办法已无法支吾了。

例如，嘉定十二年（1219），知成都府曹彦约曾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归纳了他从任职以来所了解的地方财政情况。

1、开禧至嘉定年检，地方财政尚可

2、嘉定元年到三年，湖广总领所只能依靠拆东墙补西墙（即前文李复明所言的“截大农纲”）勉强维持，总领所自身已无法维持运行。

3、嘉定三年至五年，地方财政勉强维持。

4、嘉定八年至十年，地方财政进入红线，政府运转不开。

5、嘉定十二年，地方财政无力维持。

总结来看，地方财政在嘉定五年以前，尚还可以勉强维持，湖广总领所则在嘉定年间彻底无力维持，只能依靠中央财政补贴。

绍定时期，由蒙古人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开始逐步向金人仅有的河南地区展开屡次冲击，金人的主要注意力都在维护潼关、黄河的防线的安全，对南宋压力减小很多。因此南宋的财政情况虽然没有进一步的好转，但经过反复努力，还算能勉强支撑度日。

端平元年（1234），金政权在蔡州覆灭，南宋方面汲取了金人的经验，欲趁蒙古主力北上转移之际，夺取黄河、潼关天险，“据关守河”，为将来必然发生的宋蒙战争扩大战略缓冲区。

由此开始了端平年间多次宋蒙大战。

至于此开始，政府已耗尽了几乎全部的财政储备（不含粮食），各种途径的收入通融使用，一年只能支撑十个月。另外两个月的开支，全部依靠纸币，随印随用，既无发行保证金，也无发行限额。以至于每天必须印刷十几万贯面值的纸币投入市场购买物资，才能勉力维持政权和军队的运行。

到淳佑六年（1247），高斯得向中央汇报，每年国家全部收入通融总计，不过12000万贯而已，但当时国家的开支，已达到25000万贯，财政赤字达到13000万贯，财政的崩溃，已经可以预见了。

幸运的是，通货虽然膨胀，但尚有一定量的粮食储备。据当时的徐鹿卿给中央打的报告，中央财政保留约有700万石的现粮，作为应急储备。中央大约还可以以粮食为依靠，勉强维持通货的运行。这可能是南宋财政最后得以依靠的力量了。

开庆元年（1259），蒙古再次全面攻击南宋。他们在川陕、两湖、两淮战区展开全面攻击，并从大理方向插入南宋战略纵深，力图彻底将南宋政权连根拔起。

其中，蒙哥率领主力自川陕地区南下，猛攻川东堡垒群，忽必烈帅一部主力，自三关路突破大别山区，围攻中部战略枢纽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蒙军则突破广西横山等地，进入湖南，围攻潭州，两淮军则骚扰两淮宋军，使得宋军精锐部队不能西调救援鄂州。

由于钓鱼城、鄂州、潭州等地的顽强防御，以及贾似道、吕文德、马光祖等人的勉力支撑，南宋政权依靠最后的家底（内库储蓄）以及一点点运气（蒙哥染病暴死），南宋算是撑过了这一波蒙古的全力猛攻。

在开庆元年一年中，仅内库就开支了10200万贯钱（含纸币），16万两白银，11万匹各种布中的绝大部分。

（忽必烈语：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在蒙古退兵之后，贾似道以军功入朝为相，从此开始了他独揽朝政的权相时代。由于财政日趋恶化（有些地方已预收了七年的各种税赋），连军粮都无法得到保障了。

时人总结，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民穷、兵弱、财匮、士大夫无耻。

政府在专卖（盐、茶、酒、醋等）领域能够榨取的收入已经达到极限，无法再开辟新的财源。在流通领域通过附加税性质的榨取，已经达到了极限。因此，贾似道准备改变政府的政策，从对土地所有权的放任自流（不抑兼并、不立田制）开始进行改革，全面收拢土地所有权，加强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实行“公田法”。并在全国各地推行“经界法”，核查土地登记情况，扩大税收来源。

针对军队空额冗多，将校贪污自肥（顺便打击异己）等情况，在军队中搞“打算法",强化财务审计，对军费开支冗烂的情况进行整顿。

针对政府开支宏大的情况，在政治上则严控科举人数（置士籍、严复试），减缓官僚进一步膨胀的趋势。在经济上，则废除几乎类同废纸第十七界会子，以金银为依托，发行金银见钱关子（是不是很有些眼熟？）。

他推行这一系列举措（公田法+打算法+经界法+置士籍+发行新货币），试图为南宋政权续命。经过多管齐下的经济整顿和政治上对异己势力的打压，尤其是公田法保证了军粮的缺口，使得南宋政权的财政情况，有些许好转。

咸淳三年（1267），蒙古开始围攻中部最重要的防御枢纽-襄樊要塞群。经过六年时间的反复争夺，最终襄樊要塞群陷落，整个中部战区的通路被全部打开。蒙军由汉水直下，经过激烈交战，夺取了中部战区的核心地域鄂州，将川东要塞群与两淮要塞群的江路联系，全部切断。

至此，南宋政权的灭亡，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了。

贾似道力图最后一搏，在封桩库的十万两金、五十万两白银、两千万贯关子支撑下，发动临安的战役预备队沿江西进，欲与蒙军主力决战，结果在丁家洲一战而溃，自此国事已不可为。

到文天祥勤王时，他获得的“1000两金、6550两白银、5000袋食盐、会子（十八届）2834万6000贯、200道官诰、200道资帖、73770石米”，已经是南宋政权能给予他最后的财政支持了。

而文天祥就是依靠着废纸一样的会子（十八届）2834万6000贯，光复了几乎整个江西和半个湖南，当然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