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黑河血浪——喀喇乌苏之战 -- 京华烟云AMIP

在藏北辽阔的那曲草原上，当年曾有一个地名叫做喀喇乌苏，或称哈喇乌苏。根据民国藏学家任乃强先生的考证，“哈喇乌苏”并非藏语而是蒙古语，“哈喇”是“黑水”，而“乌苏”则是“河”。其实，藏语中的“那曲”正是“黑河”，而西藏的那曲县以前也叫黑河县，但后来为了不与黑龙江省黑河市重名，1965年11月3日改名为现名。

三百多年前，一场惨烈的战争把这条黑河染成了红河，而随着河水沉浮远去的，还有数千颗死不瞑目的头颅……

1717年，准噶尔名将策零敦多布（大策零）率军突袭拉萨，灭亡了统治西藏的和硕特汗国，汗王拉藏被杀。在华欧洲传教士士记录下了和硕特的宗主——清朝的强烈反应：“在拉藏汗遭到失败，被杀害之前，他曾急切地恳求康熙皇帝的帮助。康熙皇帝很快地做出了反应，派遣了两支军队前往西藏营救拉藏汗。”

远征军最高指挥官是前湖广总督、署西安将军额伦特。他出身军人世家，此前参加了清朝与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的多次战争，一直作战勇敢，不断积累军功。尤其是1696年，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额伦特跟随西路军在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以南）大破准噶尔主力，噶尔丹不久败亡。随后，额伦特又驻兵西宁，反击准噶尔继任汗王策妄阿喇布坦的侵扰，成为青藏和硕特人抵抗准噶尔人的坚强后盾，“为青海诸部应援”。

也许因为额伦特常年与准噶尔人作战的缘故，皇帝眼中的他已成了一名准噶尔问题专家。因此当拉藏汗死前发出的求援信历经迢迢万里终于抵达北京时，皇帝立即下令额伦特准备率清军由青海向西藏开拔以救出拉藏汗，并和青海和硕特部各蒙古首领商量进军路线，“与青海王台吉等议屯军形胜地”。

在清军驻扎的青海湖地区，额伦特得到了准噶尔人占领拉萨及拉藏汗被杀的消息，这个新情况使得形势发生了彻底变化。清军的使命已不再仅仅是一个防御性的营救任务，而是要转为进攻，尽快将准噶尔军驱逐出去。

当时，一些欧洲神父正在内地和西藏致力于开拓新教区，对这场战争，他们留下了难得的第三方记录。关于清军的远征路线，传教士写道：“一支军队准备走南路，途经西康的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这条路线比较有利，它穿过一片有人耕种的土地，这样，军队可以以田地的庄稼为生。但两条路线中它比较长。

“另一支军队担任首次攻击的任务。它将从西宁出发，途经青海湖及柴达木盆地，穿过北部沙漠地带。它要经过更空旷的地带，但由于那里人烟稀少，军队可以避开无法律约束，满怀敌意之人的滋扰。”

参照中文史料，从西宁向拉萨进军的部队无疑就是额伦特率领的那支，但走南路的清军又是些什么人呢？原来这支部队是四川松潘的地方武装，他们原定由康定进藏。但出松潘就发生士兵哗变，最后不得不撤了回来。

传教士记述道：“此时，一定要把西藏从准噶尔人手中解放出来，这就需要一支更强大、具有攻击性的军队，至少在准备进行大战之前要有一年的准备时间。因此，额伦特没有率领主力部队前进，而是派了一支规模较小的侦察队，在指挥官色楞的率领下对通往拉萨的路线侦察一番。”

但参照中文史料，我们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额伦特疏言西宁入藏道有三，库库赛尔岭、拜都岭道皆宽广，请与侍卫色楞分道进兵”，因此色楞部队的使命其实不止限于探路和武装侦察，而是齐头并进的两只清军中的一支。

那么，清军为什么要分兵呢？难道他们的数量已经足够形成优势，完全可以不考虑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吗？事情显然并非如此。

其实，康熙尽管已经准备对入侵西藏的准噶尔人用兵，但此时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根据一些事后证明有明显误差的错误情报，皇帝当时相当乐观地认为“策零敦多布等之兵，疲敝已极，未必满二千”，信心爆棚的康熙甚至夸下了海口：“二百余人，便可破之矣！”

因此，鉴于策凌敦多布率领的准噶尔军只有六千人，清朝这次出动的军队并不是很多，通常认为与敌军数量差不多，即也是六千人。而按照传教士的说法，清军尽管还要多一点儿，但也只有七千人，由此判断清廷过分轻敌了：“康熙皇帝最初认为一支小部队即可营救拉藏汗，因此认为有他们就足够了。此外，启用他们就没有必要再把在家保卫‘天朝’的精锐部队调来。”

事实上，准噶尔远征军虽然人数有限，但他们曾随大策零北破哈萨克，东击俄罗斯，战斗力绝对不弱。尤其是，准军还大量装备了清军极为忌惮的武器——从俄罗斯进口的火绳枪。这种被称为“皮肖”的滑膛枪，重约13磅到18磅，口径14到18毫米，属于重型火绳枪，尽管当时已被欧洲主流国家淘汰，更被英国人嘲笑“做工相当粗糙，分量相当重，射出的子弹却很小”，但要看和谁比，它们的威力却远胜清军装备的老式“鸟枪”，即16世纪定型的葡萄牙轻型火绳枪。

从战后清朝的总结来看，大策零手下的火枪手数目很可能超过了两千，即三分之一以上的准噶尔兵都有火枪，如果严格训练组织得当，便可以形成足够密集的火力网，甚至能灭掉清军最引以为傲的骑兵冲锋。后来，在这场悲剧的最高潮，清军总司令额伦特正是被一枪击中头部而亡。

不仅如此，这些清军的素质也相当值得怀疑，传教士认为他们并非帝国正规军，而是额伦特等官员临时在中国西北招募的回族民兵，这些人的军事训练严重不足：

“满族官员额伦特率领一支军队沿后一条路线前进，几个相对来讲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纠集起的这支军队是由来自东土耳其斯坦的当地穆斯林组成。一般说来，这样征集的军队要比帝国正规军差些。”

不过，皇帝的乐观情绪并没有影响到久经沙场的清军主将额伦特，他忧心忡忡地建议康熙还是多加小心为好，我军应该撒下大网广泛收集敌人情报，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待动员青海蒙古兵、藏兵上万人对准噶尔军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以后，再从青海和四川两路出击，相互配合步步推进。他还提出了一个具体方案，希望清军暂时不要轻举妄动，最好等待青海和硕特的蒙古王公将敌军诱至青海，再围而歼之。

但是，皇帝的乐观情绪却感染了清军另一个主要人物，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与额伦特“分道进兵”的色楞，此人并非普通军官，而是来自皇宫的大内侍卫。色楞在清朝官方记录中露面次数不少，比如康熙五十六年，他曾奉圣旨“与青海诸台吉等定议协剿”，一年之后拉藏汗的求援信到达朝廷，康熙又“诏色楞等会青海王、台吉议进兵”，频频委以重任，可见皇帝对他相当信任。因此，尽管本身品级并不高，但色楞却是以钦差的身份“如朕亲临”，即使额伦特这样的封疆大吏也要让他三分。

也许在波谲云诡的宫廷中生活久了，这位侍卫很可能相当了解皇帝迫切需要一场胜利的拉风心理，他便宣称准噶尔人根本无足挂齿，他们不过是抢了就跑、毫无章法的强盗，“散处无纪，伊等伎俩，不过暮夜劫营，偷盗马匹而已”，强烈要求立即进军，以免耽误战机。就这样，军队主将与皇帝钦差分歧严重，最后额伦特不得不折衷处理，两人于是分兵，色楞率两千余人自行出发。

清军开始时的进展相当顺利，可谓连战连捷，准噶尔人被打得节节败退：

“六月，额伦特与色楞分道进兵，额伦特出库库赛尔岭。七月，至齐诺郭勒，策凌敦多布遣兵夜来侵，击之退。次日复至，额伦特亲督兵缘山接战，贼溃遁，追击十余里，多所斩获。”

将领们立即向大后方的皇帝报捷，康熙果然喜出望外，把他们大大夸奖了一翻：“疏入，上深嘉其勇。”

但事后证明，这种表面的败退显然是准噶尔人设下的圈套，目的就是诱使清军深入人烟稀少、补给困难的那曲荒原。等到疲惫不堪的两支清军终于汇合后，曾西破哈萨克、北击俄罗斯的名将策凌敦多布再次发挥了出神入化的战争艺术，他悄悄率部队在哈喇乌苏布下了天罗地网，一举将清军包了饺子：

“俄，策凌敦多布遣兵潜出喀喇乌苏，额伦特率所部疾趋渡河，扼狼拉岭，据险御敌。比至喀喇乌苏，色楞以兵来会，合力击贼。”

对于这场战争，当时身在西藏的欧洲传教士的记载更加详细，按照他们的说法，准噶尔人先是主动诱敌深入，然后迅速切断了清军的后勤，

“对中国人来说十分不幸的是，色楞的供给线路过于延长，最后，当他意识到已深入到准噶尔人腹地时，他在拉萨以北的年楚河岸边停了下来。这是他可以得到新供应品的第一个地方。色楞感到处境危险，他请求增援。他的士兵们躲藏在匆忙建成的石制防御工事里，等待着额伦特派出的援兵。

“尽管沿途有准噶尔人的骚扰，但满族指挥官额伦特还是抵达了年楚河增援了色楞的军队。中国人由于长途行军疲备不堪而疏忽，再加上两个指挥官之间令人诧异的不合作，使准噶尔人在一片混乱中出奇制胜。”

根据有关史料，当两支清军最后终于在藏北无人区会合的时候，战损加上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们总共只剩下两千来人了，而且很快就要弹尽粮绝。但即使这样，如果迅速后撤到人烟相对稠密的地方，有了饭吃的清军仍有突围的希望。

可是就在这时候，灰头土脸却不甘心的色楞竟然又一次给皇帝上疏，坚持要继续前进，从后来清朝官方的记载来看，皇帝认为“所奏甚是”，只是康熙的意见已经永远无法传达到前线了。而面对钦差的强势要求，主将又一次妥协了，清军就这样主动放弃了最后一丝生机，在那曲高寒草原被敌军重重包围，根据有关记载，后者除了数千准噶尔远征军，还有数量众多的西藏伪军，他们不仅熟悉地形，而且体魄完全适应环境。

至此，胜负已没有任何悬念。《清史稿》将额伦特等人的最后时刻描写得波澜壮阔，其英勇惨烈看得人热血沸腾，进而激起读者对敌人的无比仇恨：“贼数万环攻，额伦特督兵与战，被重创，战益力。相持者数月。九月，复厉兵进战，射杀贼甚众。矢尽，持刀麾兵斫贼，贼益兵合围，额伦特中伤，犹力战，遂没于阵。”

战后清朝的调查结果显示，额伦特是被火枪击中头部而亡，而敌人主帅大策零则展现了优雅的风度，不仅允许清军为额伦特收尸，而且还暂时停战以便对方准备葬礼，古名将之风采令人悠然神往，着实让今人之阴毒猥琐不堪入目。

额伦特身后可谓备极哀荣。两年后，他的遗体被迎回京师，“上命诸王以下迎城外，内大臣、侍卫至其家奠茶酒。世宗即位，进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汉语称‘轻车都尉’），赐祭葬，谥忠勇。”其墓地在北京四季青，新帝雍正亲自撰写了墓碑，后毁于文革。

再回顾这位清军主将，尽管最后败死沙场，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具有相当的军事才能，如果清军当初按他的思路打好基础谨慎进军，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吧。

除此之外，我们翻阅清朝史书，会发现额伦特另有两大优点，除了勇敢，他还廉洁——《清史稿》写道：“额伦特以廉洁著，上尝与张伯行并称，谓在督抚中操守最优也。”

只可惜，勇猛的道德模范并不一定就是常胜将军，也许是从小养成的对皇家的敬畏感，他对代表皇帝来指手画脚的钦差过于尊重，最后彻底把自己的手脚捆成了死结。

战死的一品大员不止额伦特，《清史稿》写道，四川提督康泰带着儿子一起上了战场，父子双双壮烈牺牲——“战喀喇乌苏，跃马杀贼，矢集於臂，叱其子拔矢，裹臂复战，阵没。”

但这个家族的悲剧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康泰的弟弟、凉州总兵康海也与兄长、侄儿一起死难，“将所部从额伦特，同时战死”。康氏兄弟后来都被朝廷隆重表彰。

力战到死，也算求仁得仁，但情况真是这样吗？

西方传教士记载，这支清军的死亡方式远没有那么风光，甚至显得相当窝囊——他们先是被敌人团团包围后饿得死去活来，不得不靠吃人肉来苟延残喘，最后实在受不了，只能放下武器投降，但等待他们的结局却更加悲惨，残忍的敌人像对待牲畜一样，把他们一个接一个砍掉了脑袋：

“中国人很快地被包围了，被围困在毫无实用价值的堡垒中。他们不得不以驮物的牲畜充饥，甚至吃掉同伴的尸首。

“一个月之后，这支四面楚歌的额伦特军队终于檄械投降。当七千名憔悴、消瘦的中国囚犯挤缩在围栏中时，他们受到蒙古人有组织的大屠杀。

“没有一个人生还，来向皇帝述说这一惨案……”

而清朝的非官方史料透露出的相关信息也和《清史稿》大相径庭，反而与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比如在一本名为《西藏志》的书中写道：

“策冷敦多布分兵遏我粮饷，军中食尽，将士枵腹，至哈拉乌素为贼所困，全军饿斃。”也就是说，清军大都是饿死的，根本没有壮烈的一战，朝廷大力宣扬的烈士事迹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遮羞布。

就这样，包括额伦特等多位一二品大员在内，七千人的清朝远征军被准噶尔人搞得干干净净一个不剩，损失率达100%！

后来的报告显示，并非所有清军都死于非命，有数百人当了俘虏，大内侍卫色楞也是其中之一，不过这个冒失鬼倒没有辱没自己的军人身份，他伺机夺马逃跑可惜未遂，最后被准噶尔人活活饿死。直到几年后，才有一些战俘陆续返回中原，后者是在大策零的老师五世班禅斡旋下才获释的。

这场惨败在清朝开国以来的战史上前所未有，可究竟该由谁负责，是进退失据当断不断的额伦特？是不听指挥轻敌冒动的色楞？还是他们身后那个盲目乐观的皇帝本人？

即使在华传教士也已判断出，这个庞大的帝国必将展开强烈报复，它决不可能让敌军控制拉萨，蒙藏人民心中这座最神圣的黄教中心——“准噶尔人对西藏首府的人侵使皇帝先前的最大担忧变成了现实，这很可能是蒙古人统一的一个严重信号”。除此之外，传教士还认为，清朝皇帝已经意识到蒙古人的最终目标是要征服中华帝国，只要西藏仍处于满怀敌意的准噶尔人的统治之下，那么，康熙皇帝的统治将会继续受到他们的攻击。

“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恼羞成怒的康熙要动真格的了，这才有了后来十四阿哥挂帅出征，在打响光复西藏全面战争的同时，也拉开了九王夺嫡的最后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