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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整理】吴南生口述:亲历经济特区决策过程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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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整理】吴南生口述:亲历经济特区决策过程

    吴南生口述:亲历经济特区决策过程

    吴南生谈思想转变

    他是亲历者,访谈里面很多细节挺有意思:

    1、最初提出的是汕头搞“自由港”

    ……

    三中全会后,大家纷纷到各个地区去传达,我到汕头。

    ……

    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我就从香港请一些老朋友来,帮我出主意。

    ……

    个人认为,吴的举动与真理标准讨论没太大的直接关系,和三中全会倒是可以挂起钩来,三中全会公报说: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考其原意,是“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不是现在做的若干引申……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78年的大规模引进计划(洋跃进)以及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放炮以及随后的调整,洋跃进的引进规模太大太急,外汇太缺了,创汇太重要了。

    1978年底1979年初,从香港请来的朋友很多,最有名的是庄世平,庄老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后来是全国侨联副主席,其实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他是银行家,这方面比较熟悉,许多人是经过庄老请来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罗新权,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罗明的同村侄子。他在新加坡,原来是一个的士司机,后来做生意发财了。这个人很了不起,很爱国,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国开始海上石油勘探,需要海上石油勘探船,美国人不让卖给我们,就是罗新权帮忙,通过新加坡转过来的,好像是新加坡买了专利造出来的,他还在中东沙特等地搞连片开发,做了很多事。所以庄老把他带到了汕头。还有泰国曼谷银行的陈有汉、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明家族四兄弟等都来了。谢国明爸爸是我的老朋友,很爱国的。他们提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罗新权,来汕头一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当然,罗新权得到了银行家陈有汉的支持,没有银行的支持他也转动不了。

    文革中就开始搞海洋石油勘探了,石油勘探船是进口的,当时是西方封锁大陆,而不是大陆主动自我封闭。

    大家谈来谈去,我问:“有什么最快的办法?”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也是靠这个。台湾叫作‘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因为对外面的消息我还是知道的。请罗新权来就是规划这件事。谈得有点头绪了,1979年2月21日,我就给省委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用电话挂的,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2月底3月初,我从汕头回到广州,住在赵紫阳当年住的房子里。又和我们许多经济学家谈,包括卓炯,他也主张市场经济。广东社会科学界思想都比较一致,他们跟我很熟,都是老朋友,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说。办特区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关于自由港,《周恩来年谱》记载,73年周总理先后会见美国银行家洛克菲勒、澳大利亚总理时,两次都提到“出口加工区”、“自由港”,当时“四三方案”已经启动,外汇是很现实的压力,中央高层对“出口加工区”、“自由港”、“三来一补”等创汇方式是有所了解的,张、王等提出在上海封闭崇明岛、搞社会主义小香港等,并不是脑洞大开、毫无凭依。

    2、汕头的优势是创汇多、华侨多

    回到广州的那天晚上,习仲勋到我家里,我谈了我的想法。习仲勋说:“我赞成,明天开会你说吧!”第二天开会我就讲了。我说:“希望搞一个点,先走一步。如果同意,就把汕头作为试点吧,因为汕头有两个条件:一是汕头对外贸易比较多,二是汕头华侨比较多,全省创汇除了广州就是汕头。”当时汕头创汇1亿美金,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比江西全省还要多。仲勋同志当场就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个地方搞。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希望改革。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应该说,是党内、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老习同志的反应是很正常的,闲处河南脱离高层一线岗位太久了,初到南粤人地两生,有些生疏是很正常的,复出后想尽快干出成绩也是正常心态。不过,当时的老习同志,最关注的应当还是自己问题的结论,革命了一辈子啊。

    3、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

    最初的设想比较粗犷。仲勋说:“写个报告给中央,4月初中央开会,我要去,当面给中央提出来。”我说:“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你参加吗?”他说:“我还没有做结论呢。”当时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但《刘志丹》这本书“利用小说反党”这个说法还没有做结论。他说:“我去要求做结论啊!”他去那里主要是办这个事。这个会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主持的,是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习仲勋回来传达,都是讲的华主席,不是讲邓小平。他只讲了邓小平一句话。习仲勋说:“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看他对改革开放也是很积极的。”他是这样传达的。我现在写文章照样写,是华国锋主持的、同意的。

    当时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想在大连搞对日的窗口,华也是批了报告的,但这事最终没成。

    4、文革前,中南局就在搞出口基地

    这里澄清两个事情:一个说法是,1978年提出在宝安、珠海办出口生产基地,这与办特区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后来也没有搞成。《特区的由来》第463页有一个注说清楚了。1978年,段云从香港回来,到广州向省委介绍情况,在省委5楼开的会,他提出建立外贸基地的意见。他们提出这个意见完全是为了外贸,为了出口。一看就知道,都是计划经济的东西。根本和特区挂不上,甚至与外逃也没有关系。文革前,中南局就在那里搞了两个生产基地。

    段云是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分工主管财金、商业、外贸和物价等。

    5、关于77年邓小平去广东,打哑谜

    另一个说法是,1977年9月邓小平来广东听汇报时说的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这都是胡说的。当时叶帅在广州,身体不好,住在南湖宾馆。小平同志才出来工作,就来广州看叶帅。来了以后开个小会向他汇报,我,还有韦国清、李大姐(坚真)、焦林义等人参加。韦国清在汇报中谈到外逃的情况,小平插话说:“这是政策问题,不是边防部队所能管的。”有人说,这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你说以我的水平不知道是政策问题,只有小平说了我才知道吗?我有这么傻吗?我对这个情况心里是很清楚的。还有一篇报道说,在座的人都听不懂,只有一个吴南生听得懂,所以他后来办了特区。这一说,就证明广东省委的水平很低,莫名其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时候,外逃是非常严重的,深圳那个山上,藏着大概几万人,等着晚上要冲下去。深圳本身的人都跑光了。深圳有两个罗芳村,深圳河这边有一个罗芳村,那边还有一个罗芳村,那边的工资比这边高了好多倍,他们怎么不跑?改变不了的。从1974年开始,边境上一直在那里拼命往外跑,天天在跑,一直到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特区工作条例》。建立经济特区的消息一公布,就不跑了,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真的很奇怪,连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看,邓小平1977年就说了,到1980年还在跑,怎么能说邓小平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他早就用出来了。

    吴南生这个澄清效果不明显啊,08年还有媒体在说“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到广东视察。”,还在说“哑谜只有吴南生看懂了……”

    当时邓刚复出,叶帅地位如日中天。邓到广东,是专程来看望叶帅,听取省委省政府汇报,只是顺便而已,来都来了嘛。

    当然,吴南生这句“你看,邓小平1977年就说了,到1980年还在跑,怎么能说邓小平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他早就用出来了。”,虽是实话,但口无遮拦,太不给总设计师面子了。

    7、关于上海崇明岛特区

    1979年4月份,习仲勋的秘书张汉清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办出口特区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崇明岛为什么没办?因为陈云不同意。开始谁提出崇明岛,我也不知道,这要问一下谷牧同志。

    7、刚办特区,领导同志的子女们就来了

    深圳特区一办,确实很快见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中央各部委,各省的干部子女都来到深圳。我说是藏龙卧虎之地,但他们到深圳不敢乱说话。我在那里,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叔叔,我爸爸让我来向您问个好。”我想,你爸爸是谁呀?“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你帮我凑点港币?”都是这样的。

    8、82年特区最困难的时候,广东过年的邓拒听汇报。

    1982年最困难的时候,小平来到这里过年,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1982年小平来这里为什么不让汇报,也不说话?因为中央开了两省会议,陈云同志发表了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谈话。我一直对陈云同志很尊重,中南局成立前,陈云是靠边站的,不是毛主席批了他吗?批了以后他在我们从化住了好久。中南局成立的时候(1960年10月),中央又请他出来。他出了两个主意,高价点心,回笼货币。我当时是中南局的农办主任,我见他,他要在中南地区建三个商品粮基地:一个是湖北的洪湖,一个是湖南的洞庭湖,一个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搞电力排灌,这是他出的主意。陈云我接触过很多次,他不应当是很不开放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周围那帮人利用他。1982年北京开两省会议的时候,我和梁湘专门请陈云来深圳,他身体不好,没有来。后来,我和梁湘请过他的老秘书,我们说:“陈云同志身体不很好,你来吧,你来看一看深圳。”听说他来了,但是陈云一直没有来,不知道什么道理。

    9、84年邓被“攻关”,给深圳题词,把“中央”改成“我们”

    一直过了5年,到1984年小平同志才来。到了深圳,梁湘给他汇报,完了请他做指示,他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把大家都吓坏了。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点了。到了蛇口,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那个船是从苏联买来的。没想到会出来这么多高楼大厦。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赶快派张荣(深圳接待办的主任,原来陶铸的警卫员)来找我,说:“这样不行,市委开了会,无论如何要请小平同志题个字,要不然珠海好,那深圳怎么办呢?”邓小平从珠海回到广州来,住在珠岛。那天一早,他去外面散步。张荣跟杨尚昆谈了,跟王震也谈了,他们两个都赞成,说应该写一个给深圳。跟邓榕也谈了,邓榕也帮忙,把纸都铺好了,把墨都准备好了。小平在外面散步回来,一看到张荣在这里,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怎么没回去?”邓榕给他说:“人家是专门赶来的,要请你来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就题了。深圳的人拟了一些稿子,我一看不行,后来稿是我写的,我这个稿说:“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小平稍微改了一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中央”改成“我们”,在他来说是对的。这算是一次成功的攻关。

    通宝推:高中三年,金色阳光,楚庄王,石狼,桥上,diorited,mezhan,普鲁托,乾道学派,起于青萍之末,吴用,陈王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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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这楼陈王论上海, 插一点不算很跑题的内容

      这楼陈王论上海, 插一点不算很跑题的内容

      有个共产主义文献网站,本人曾经推荐过,再推荐一次。有多种语言,墙内估计连不上。本人曾经看到一篇写旧上海的报告,作者是欧美的革命者。旧上海广大老百姓过的很惨,例如文中有个数据,每年上海郊外弃婴尸体的数量。该文一下子找不到在哪。

      想找的没找到,看到另一篇,顺便贴上来。引起我一点启发,文章背景20年代,中国也是资本主义方式的突飞猛进,但百姓分不到蛋糕,只分到压迫和剥削。

      这些老文献很有内容,也很容易读(相比之下那猪头的东西只能算垃圾),从中多少能了解那个时代,能明白当年共产党搞革命的正义性,能明白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前30对这些道理宣传教育不算很给力,因为人们多多少少有切身经历,不需要很强力说服。后30,老的老了,年轻的没有经历,没有比较,加上无耻改开党的洗脑,比如旧上海是天堂,于是人们容易造成一个错觉,该死的毛主席共产党欠了我的。

      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κ·拉狄克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中国的事态有力地说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亚洲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但是,我们对于东方产业工人的状况知道得如此之少,因而对于任何一种让欧洲读者看到他们亚洲阶级弟兄生活境况的新的努力都应当表示欢迎。所有这些努力也只能提供局部的消息,因为只有由各工会按工厂逐一搜集资料,才能提出材料与政府发表的官方资料进行核对。在许多亚洲国家,政府根本不提供任何有关无产阶级生活情况的消息,连经过粉饰的材料也不提供。不久前出版的美国作家舍伍德·艾迪的《劳动的新世界》(Shervood Eddy:《The New World of Labour》,1924年,纽约,S·多兰公司出版)一书,虽然所描绘的东方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图景并不系统,但作者与美国使团人员关系密切,在亚洲旅行时专以搜集无产阶级状况的材料为目的,他又有权威人士的介绍,得以亲自看到许许多多普通欧洲旅行者所不能看到的东西。作者写这本书时,满怀对工人阶级的深切同情,对骇人听闻的现实不作任何粉饰。因此,值得在读者直接阅读该书之前,先向读者介绍其主要内容。

        关于中国工人的一般状况,作者作了如下的描述:“在对中国工资、工作日和一般劳动条件进行研究之后,展现出一幅令人极为震惊的景象,这种情况是我在任何其他国家所未曾看到过的。在所有的现代化工厂,大部分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制。在原始的中国工厂,干活时间为十二至十六小时,某些地方甚至长达十八小时。每周七天,天天上工。许多纱厂、丝织厂、棉纺厂都雇用六至十二岁的童工干活。童工的工资每日为六戈比至二十四戈比。(原书工资数以美分计算,我们已换算为戈比)。几十万学徒每天只有饭吃,伙食费用约为十二戈比。在工厂因工致残者以及死亡者的家属通常都得不到任何补助。工厂中容易发生危险的机器没有防护设备,因而事故极多。旧的家庭体制在现代工业的打击下遭到破坏,因为全家人口日夜倒班干活。”(见该书第14—15页)

        作者接着叙述了有关工资的具体材料。他写道:根据政府提供的数字,纺织厂男工的工资约在十戈比至一卢布三十戈比之间,平均每天三十三个戈比。女工的工资在十戈比至八十戈比之间,平均为每天二十六戈比。钢厂、铁厂、铜厂,男工工资在十二戈比至八十戈比之间,平均为三十戈比。女工收入在十戈比至三十戈比之间。中国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人每周工作七天。港口城市单身工人最低生活费用相当于每天二十五个戈比。有百分之四十的工人生活低于这个水平。在这方面作者还引用了阿加塔·赫森提供的材料。赫森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校,现在已成为工业专家,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工作。

        根据这位专家提供的材料,在许多她曾经到过的工厂,女工把婴儿背在身上干活。她曾看到一个女工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两手还在工作。当她问厂长有没有什么卫生机构时,厂长回答说:“没有。”所以,我们在工厂看到的都是一些新来的工人。斯皮尔医生向作者说:如果说中国存在人口过剩现象,那么现今的摧残人命的工厂制度将会使中国避免这种现象……罗斯教授宣称,现今的工厂制度正在把千百万工人的生命压成齑粉。作者引用罗斯教授的话说:“为了怕饿死,人们不停地干活,只求获得一块面包。在许多情况下,工人由于体力不胜任的劳动而毁灭自己的生命。有的工厂,机器是用脚踩动的,苦力在这种工厂工作,生命显著缩短。医生们承认,扛重活的苦力很少有活过四十五岁的。人力车夫只能坚持干四年,以后就要成为残废。”

        作者描述了他到过的许多工厂。在上海,他在清晨走访了一家棉纺厂。在那里他看到七至十二岁的男女童工分日夜两班工作,干十二小时,工资为十六个戈比。女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赚三十个戈比。一般工人每天可得到三十至三十六个戈比;熟练工人可得到四十至六十个戈比。作者看到有一个女工就在机器旁边睡着了,一些儿童在干活的母亲身旁整夜在机床之间玩耍。他还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在工作四个小时之后打瞌睡,睡梦中摔倒在机床上。

        舍伍德·艾迪也参观了工人住房。一个木匠邀请他看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住所。全家人住在一间屋内。他本人患有肺痨,传染了全家。他每月工资收入约二十个卢布,要养活三口之家。他们的住房是在一幢两层的小楼内,那座小楼被隔成一间间很小的房间,像一个个阴暗的窑洞,共住了四十口人。舍伍德·艾迪叙述道:我们看到一间十英尺宽的房间,里面住十个人。一半人夜间睡觉,一半人白天睡觉。室内没有炉子,人们直接在地上生火,煤烟熏满整个房间。室内没有厕所,用一个便桶来代替。不论男的,女的,还是儿童,白天黑夜吃、喝、玩、睡,都在这一间屋内活动。

        作者描述了他在中国曾经参观过的唯一的一个医院。他在那里看到一个七岁的男孩,这个孩子在织布机上干活时被砸掉两个手指。孩子和两个姐姐一起干活,每天总共收入二十二个戈比,伤残后,工厂没有给他任何补助。邻床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她也是在同样条件下丧失了一截手臂。她的而孔显得十分平静,因为她一生中第一次得到休息,第一次能吃到饱饭。

        在另一间病房,作者看到一个因发寒热倒在机器下面受伤的工人。他每天收入三十二个戈比。

        资本主义的这种牺牲品,住过这家医院的每年就有几千人。大部分工厂为病人每天支付二十个戈比。有的工厂经理拒绝把病人送到这家医院来,以免增加开支。

        谁也没有听说过发给补助金的事,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个矿井发生爆炸,死了一些人。每个死者的家属得到四十个卢布的补贴。“一头死去的骡子当时还值一百卢布。人是中国最便宜的商品。”

        为了说明对无产阶级的这种剥削提供了多么大的利润,作者引证了一个事实:根据海关一个委员会的报告,一家有二千五百名工人日夜干活的棉纺厂为资本家提供了百分之百的利润。他还引用了正式报告的一段说明:“这家工厂条件特别优越。原料产地就在附近,劳动力过剩,非常低廉。它无需考虑任何工厂法,因此,在此种条件下这家工厂的利润超过资本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这份正式报告提供的材料,这家工厂每天付给每个童工七至十个戈比,成年的熟练工人每天工资最多六十个戈比。

        作者提供了一些颇有价值的事实:也有一些工厂主试图使工厂多少接近欧洲的劳动条件。一个中国工厂主把工作日从十四小时减少到十小时。他告诉作者,工人现在比以前生产得更多。他同意让工人每周有一天休假,每月支付每个工人十六至三十二个卢布的工资。按照上海的条件,这是很高的工资。他创办学校供儿童读书,为自己培养熟练工人,还组织了合作商店。尽管如此,他的利润也相当于百分之十二。作者讲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的情况。这家印刷所不使用童工,也不雇用十六岁以下的少年。每天工作九小时。每周有一天休息。有医院。产妇有产假一个月。印刷所有三千工人,非常兴旺发达。作者正确地指出,这些例子说明,就是在当时那种条件下,改善工人阶级的境况也是可能的。

        舍伍德·艾迪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材料,对于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增加的东西不多。值得转述的只有两件事。作者在许多工厂都看到有特务,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建立工人组织和逮捕为首者。工会和罢工活动的领导人必须经常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避免警察搜捕。虽然如此,工人已培养起团结精神,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开滦煤矿的罢工工人在一份传单中描绘了自己的境况:“工厂当局对我们的压迫无比凶狠,好象对待匪徒一样。我们在矿里干的是危险活,可是他们对待我们连骡马都不如。骡马死了,一匹还值一百美元;死了一个工人,工厂当局连五十美元也花费不了。工人一发生不幸事故就被赶出工厂,不管他能不能有口饭吃,或者是要饿死。可是,如果一匹马在干活时受了伤,老板就会处罚工人。工人的生命一文不值。我们工人下井跟下地狱一样。不过现在我们决心争取较好的生活条件。就是牺牲生命,我们也决不放弃斗争。”

        作者是在1922—1923年间访问亚洲的,那时他就看到了中国无产阶级日益高涨的斗争精神,并且预见到风暴即将来临。

        作者写到:“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利益对立的两类团体——工会和资本家团体。这两者都来自原先既包括工人又包括雇主在内的同业公会。在北方比较富有的商业行业中,同业公会有变为工厂主组织的趋向。在南方,我们发现工会就是从原有的同业公会发展而来的,往往就称为同业公会。以竞争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目前在中国都已出现。中国人遵守纪律,又有亲属、宗族和同行之间团结和睦的传统习惯,这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统一行动。虽然无论工厂主也好,工人也好,都常常表现出畏缩犹豫,愿意妥协,但是一个坚强有力的小团体任何时候都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促使他们进行斗争。”

        三十年以前,中国还根本没有工业。二十年以前,中国只有两家现代纺织厂,共计拥有六万五千个纱锭。现在已经有了一百家纺织厂,纱锭总数达到一百三十六点五万个。三分之二的工厂是中国人办的,其中一半最近四年才出现。汉口附近的一家钢厂有六千工人。近十年来,中国兴建了一百个电站。仅上海一地就有一百万居民,商业周转额达十亿卢布。汉口的人口为一百五十万,广州近一百万,北京有八十万人。“现代化工业使工人离开了旧的社会生活和道德基础。在这些城市中,有数百万人因丧失土地、没有任何财产而被迫每天临时找活干,度日如年,生活面临着工业革命的威胁。”作者认为,在现代化工厂干活的一百万工人中,不满情绪在滋长。“资本家现在还有改善中国工人境况的机会,目前为时尚不太晚。”这是作者在这本书关于中国工人状况的一章中的最后一句话。

        显然,资本家们这一次也并没有听取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好意规劝。这样的改良对资本的存在是完全没有危险的,为了彻底铲除资本家的这种改良,革命的高潮是必不可少的。

      (乌传衮 译)

      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保罗·斯威齐、哈里·马格多夫

      (Paul M. Sweezy & Harry Magdoff)

      1993年12月11日于纽约市立亨特学院

        12月26日标志着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之一的毛泽东的一百年诞辰纪念日。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思想领域,军事的战术和战略以及政治领导。可是,对我们这些处在20世纪和公元第二个千年行将逝去的人们来说,这些都还不是使我们怀念他的最重要的事情。

        革命得以成功,只有当革命赖以产生的形势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并且明显地超出了现有的统治权力可以挽回的能力。由此而产生的新的领导,代表人口中被排斥的分子,而且准备推行那些代表他们利益的政策。(社会的)紧张状态因而得以缓和,许多人经历了他们的生活及其它方面的改善,于是产生了将来生活更好的希望。事情在一段时期内进展良好,可是新的形势远不是静态的,新的社会冲突在发展,在革命中有所损失的那些人们会重新整补并且计划卷土重来,于是革命的领导逐渐衰败下去,新上来的人们取代了他们的位置,这些人因为手中有权而享受到实惠,对他们来说现状要维持而且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营造。久而久之,一个开始时富有活力的、相对开放的革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跟它大不相同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甚而至于完全相反。

        社会这个舞台于是又处于周而复始的状态。通常对毛的看法是这样的:他是从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起到1949年得到权力的有激励人心能力的中国革命领袖。此后,直到他在差不多30年后逝世时为止,他是党的主席,也是戴有中国特殊标记的革命共产主义的主要设计师。今天中国官方的观点是这样的,毛的晚年迷失了方向,从1966年起他把中国推入他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努力是误入歧途,其结局是一场灾难,幸而因他在1976年逝世而被打断。这一观点是莫斯科导向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同意的,并且以各种形式为世界上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公认。

        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同意。我们对文革的失败不表异议。由大家所接受的标准来看,这一点是明显的。而我们却相信,在60年代──一个世界范围的革命骚动时期──的特有条件下,文化革命的发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即使失败了,它却提出了各种问题和视野,它们必然会在将来的岁月里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持这个看法的理由实际上相当简单。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中国的革命在持续了一段时期之后,正在恶化之中。领导层中一直就有分歧,一些人的眼光从来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而另一些人却相信有效处理中国的根本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是可能的,在这里,长期受苦受难的、非常贫困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实际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毛是后一种倾向的首要推动者;而那些因革命而取得职权的人相对来说是有特权的集团,而且趋向于认为所需要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进一步的改革。毫不奇怪,这个集团支持领导层中更保守的那些人。到60年代中期,这一趋势正在增长,而且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架空毛的权力的那种细致而艰巨的工作。

        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这一进程没有受到反对,其结果也将会使中国革命或快或慢地停止激进。我们怎么能够确信这一点呢?原因是10年之后的事实证明使毛引退的是他的逝世而不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

        毛拒绝一声不响地被排斥出局。替而代之,他发动了文化革命,特别对准了“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通过)。他不是通过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来进行这场斗争,而是通过唤起群众并且鼓励他们去“形成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这些形式将接受“类似于巴黎公社那种总选制度”的约束,并且将变成“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

        这是革命史上的新生事物,这对世界上的官方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最可诅咒的了。毛自己非常了解文化革命有失败的可能。后来他几次提及,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需要不止一两次,也许要更多次的文化革命。

        在中国或在其它地方将会有更多的文化革命么?当然不是最近。资本主义现在几乎是一统天下。但是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为完全破坏性的力量,而且完全不能满足无论是人类或是它的自然栖息之地的长期继续生存的需要。如果这样,那末革命的新浪潮就不可避免,而且只要发生革命,伴随而来的将是对文化革命的需求。只有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真实的历史形象才会被充份地认识到。

      (洛城译自《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杂志1994年1月号)

      作者介绍:

      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1910年生于纽约,父亲为华尔街银行家。1937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提出了著名的需求曲线,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本人也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青年才俊。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迅速转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此遭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排斥。1942年出版成名作《资本主义发展论》,同时也因此而遭到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围剿,并丢掉了在哈佛大学的教职。此后,他曾先后担任康奈尔、耶鲁、斯坦福、曼彻斯特等大学的客座教授。1949年创办左翼杂志《每月评论》。陆续发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文章和专着,其中最著名的有《作为历史的现在》(1953年)、《垄断资本》(与保罗·巴兰合著,1966年)、《繁荣的终结》(与哈里·麦格道夫合著,1981年)、《革命后社会》(1982年)、《马克思主义四讲》》(1982年)。这些论着有非常广泛的影响。日本现代经济研究会曾把斯威齐列为自魁奈以来30位大经济学家之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adek/mia-chinese-radek-19250813.htm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weezy/marxist.org-chinese-sweezy-1993.htm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sweezy/index.htm

      -----------------------------

      刚好朋友圈发了个言,也贴上来

      正好同一时间从红色文献网站搬运,给西西河上点菜。现在这些热题,其实是历史重复,国际范围的圈子里上100年前就在讲,并不是66年突然冒出来的,是当时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是太祖爷40年代就开始不厌其烦地讲的事,只是多数人不认同,太祖爷不是同道理战斗,是同人性战斗,而照我看变节者们更大可能是一直装傻,装一副苦苦探索新路的模样。

      例如一个洋人1925年作的中国报告,中国工业和经济当时也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突飞猛进,但百姓分不到蛋糕,只分到压迫和剥削---“现代化工业使工人离开了旧的社会生活和道德基础。在这些城市中,有数百万人因丧失土地、没有任何财产而被迫每天临时找活干,度日如年”。真不是新鲜事。所以说,圈内人哪有不懂的,装傻而已。

      通宝推:铸剑,97年的鱼,阿蒙2008,疯雨后,海中山,鳕鱼邪恶,ccceee,chestnut,呆头呆脑,阴霾信仰,猪啊猪,侧翼,明心灵竹,审度,diorited,泉源,楚庄王,海峰,知其何休,西门飘飘,踢细胞,南宫长万,东方的木头,偶卖糕的,陈王奋起,桥上,老老狐狸,
      • 家园 正好这两天在读《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研讨会文集

        这个研讨会是为纪念毛泽东同志100周年诞辰于1993年12月26日至30日在北京联合举办的。共收录全部113篇论文,有薄一波,钱其琛、胡绳等人的文章。

        作为中央那时的文宣定调,整本书基本上都给毛加装了晚年错误的尾巴,而只有胡绳老人的文章对文革这段历史总结,写的非常委婉,甚至是在替毛的文革唱赞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官方公开文宣里有对文革历史作出另类评价,胡当时应属二线老同志之列了,能有此胸襟当担,很值得人为之敬佩。

        现特把此段文字摘抄于此以飧河友。

        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这时,“文化大革命”似乎已经临近尾声,但谁也不知道局势将如何发展。据说那年6月13日毛主席讲的这段话,说的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后事。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这是指台湾——引者)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塌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毛主席在那时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显然已不是那么绝对自信。但是他的看法和历史的定评,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对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历史的定评是:前一件事是改变中国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千秋万代的伟大胜利。后一件事却是巨大的错误和巨大的失败。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中的一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件事确实极为浓重地带有他个人的印记。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做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毛泽东的前半生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达到了完全的胜利。他的后半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没有能够达到应该达到的目的。虽然在他的探索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并且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是历史不能忘记他首创进行这种探索的伟大功绩。综合本文的论述,毛泽东一生是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要战胜如此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沿袭别国的模式,而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独特的道路。毛泽东敢于和能够抵制从国际来的错误的影响,找到并坚持唯一能使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才使他能够完成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大事是,在以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毛泽东是这种探索的开创者。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抗拒来自国外的强大影响和强大压力,从而发动并且坚持进行这种探索。所以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

        胡绳作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参加过毛泽东著作的整理、编辑,他这实际是澄清了主席关于两件大事的讲话是真有其事。

        另外胡绳在第一段对邓定调的56大跃进写的也很隐晦,实际也是在替大跃进这段历史进行了辨驳。

        1980年邓小平曾接见一位意大利记者。这个记者在问到毛泽东是否犯过

        错误时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抄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小平同志精辟地从原则上做了答复。但没有具体提到“照抄苏联模式”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确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是相当严重的影响。但毛泽东恰恰是最明确地主张不要照抄苏联模式的一个领袖。在毛泽东领导下,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拒绝苏联领导人所肯定的“天经地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这个经验使毛泽东确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找出自己的道路。事实上,他是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等错误,直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但他犯的不是照抄苏联模式的错误。他是要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为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新的道路进行探索,在探索中走入歧路。正因为走入歧路,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也就不

        可能使中国摆脱苏联的模式。

        建设之所以走上曲折的道路,犯了许多错误,其发端在于不按照苏联的模式走完全一样的路,而要另辟蹊径。那么我们在评论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认为本来不应该怀疑苏联的模式,本来可以完全按照苏联的模式做,那就可以避免我们曾经犯过的这些错误。我以为,如果进行这样的评论,那是完全错误的。

        PS:全文名叫《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网上应该有全文转摘。

        关键词(Tags): #以苏为鉴#毛泽东通宝推:海中山,偶卖糕的,老老狐狸,
        • 家园 胡绳引用主席那段话,是有疑义的。

          《毛泽东传》记载了这段话,《毛泽东年谱》对此有一个专门备注,算是否认了这事。

          点看全图

          ②据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毛泽东传(1949-1976)》四十三、临终的日子

          点看全图

          《毛泽年谱(1949-1976)》第六卷 p649

          • 家园 我是趋向于认同主席有过这段总结

            不然胡绳在毛百周年拿段有疑义的话来作记念文,那显得太不慎重了。而且胡绳后面那句文字可理解为他特意对主席这段总结为何得不到中央公开认可作出的解释。

            ”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塌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但是后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不能同意他自己所做的这个概括,不能同意把他的后半生概括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巨大的错误。”

          • 家园 我认为

            这一段话是可信的,因为有这样高度概括能力的人不多,就像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斯特尔说中共领袖除了毛,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碑文,我也认同。

          • 家园 毛泽东年谱以注的形式记载这段话,不是否认有这段话。。。

            是倾向有这段话,只是时间和对象还不能确定。

            最早的出处是叶剑英,叶还在不同的时点,对不同的人多次说过。但没人认为是毛对叶说的,而叶会凭空捏造吗?大概率也不会,那就有一种可能性,有人给叶汇报过。

            叶剑英不止一次讲这一番话。1976年8月15日向熊向晖讲过,1977年3月22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过,1979年夏在六所,叶剑英向起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讲话的写作班子也讲过。当时我所在的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有不少同志参加了这个写作班子,聆听了叶剑英讲话。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海文有篇考证,也倾向毛泽东说过类似的话,只是听者没有华国锋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是真是假

            在毛泽东最后岁月里,张春桥、毛远新等人应该与毛接触的比较多,他们被查抄的文档工作笔记如果公开应该能澄清很多史实,不过,我猜想这些史实对邓和改开派很不利。。。

            关键词(Tags): #毛泽东(老老狐狸)#两件事(老老狐狸)通宝推:老老狐狸,
            • 家园 本狐和李海文有过面对面交流

              当时谈的是党史上另一件事。

              回到李海文这篇文章,认真阅读全文,李文其实对“‘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是真是假?”并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文章所确认的核心事实就一个:华国锋否认听主席讲过这段话。

              李文中其他的相关事实陈述:

              1、逄先知、金冲及是1980年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对此情况并不知情(注:应当是指“两件大事谈话”传播至外界的过程);

              2、据说汪东兴曾回忆,毛泽东多次向他讲过这个话。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文字的东西(注:李本人应当未亲自向汪主任核实过)。

              另外,李文提到:“而6月25日毛泽东病危了一次(但不知为什么,这个重要的史实却没有用)。毛泽东病危后,基本上讲话别人都听不清楚。(2014年1月采访阎长贵)容易让人产生误传,误以为毛泽东在病危后才讲的这个话。 ”而《年谱记载》,六月初,主席心梗病发、抢救脱险,中央宣布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不知李文所说6.25主席病发是否就是《年谱》6月初心梗的误记?另外《年谱》还记载6.25下午三时,主席与华国锋谈话。

              主席讲话含混让人难以听懂,应当是6.25之前,4.30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和华国锋谈话,就是因为语言表达不畅才手写。

              点看全图

              通宝推:mezhan,桥上,
            • 家园 如果华国锋否认听到过,就更有趣了。

              老兄资料很好,收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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