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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铁血法王(中)功亏一篑 -- 京华烟云AM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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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铁血法王(中)功亏一篑

    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在距离大清帝国京师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位于现在的旅游胜地、河北与内蒙交界的坝上草原),三万准噶尔大军正向着不远处的北京挺进,带领他们的是志得意满的博硕克图汗噶尔丹。

    不久之前,从外蒙古方向入侵的准噶尔军刚刚在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左翼旗境内的乌尔会河大胜清军,根据在场的一位俄国军事观察员记载,此战清军损失极其惨重:“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把中国兵杀得一个不剩。”这里的“卡尔梅克”,是俄罗斯对包括准噶尔在内的卫拉特蒙古人的传统称呼。

    乌尔会河之战的起因,是噶尔丹突然对喀尔喀蒙古也就是外蒙古发动了攻击,此前一年已正式成为清廷藩臣的喀尔喀人抵挡不住,不得不向自己的新宗主康熙求援,皇帝于是下令全国动员,并打算御驾亲征。此时,准噶尔铁骑势如破竹,已经杀入了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事实上,康熙在战争的布置上有些过于托大了。清朝大军从北京出发日期被定为农历七月初四日,这个时间已经是噶尔丹进入乌尔会河后的第二十天了,而清军从京师到乌尔会河还需要二十天时间,也就是说,噶尔丹有超过四十天的充裕时间来从容准备。

    尽管皇帝一再催促,但由于军中缺少火器和马匹,需要临时筹措,比如必须派人到马场取马,从各地库房调集武器弹药等等,所以清廷再抓紧安排,发兵日期比原来预计的正常情况只提前了三天。即使率领两万先锋部队的理藩院(相当于清帝国边疆少数民族事务部并兼办对俄外交)尚书阿拉尼,也是在噶尔丹进入战场的第八天才到达乌尔会河的,准噶尔军完全是以逸待劳。

    因此乌尔会河之战开始时,清军主力尚在途中,只有阿拉尼的部队进入了阵地,双方各约有两万人马,虽然在兵力上势均力敌,但清军经过长途行军早已疲惫不堪。更为严重的是,贪功的阿拉尼不等己方大军到齐,便抢先向准噶尔军发起了攻击,结果遭到惨败。

    事后,阿拉尼在给皇帝的报告中含糊其辞,里面频频用“军退”、“先却”、“亦退”、“遂敛兵归”等字样淡化清军的惨败,他把战争的失利归咎于友军喀尔喀人的不堪一击,说这些人的糟糕表现严重影响了清军的发挥,同时他认为敌人的火枪兵数量众多,而己方的火器还在路上运输,因此无法组织有效对抗。

    不过,当时与准噶尔汗国交往密切的俄罗斯帝国保存了一份准噶尔外交官提供的战争纪要,其观点却完全不同,里面写道:

    “天未晓,中国的两个统帅对博硕克图汗及其主帐发动军事进攻,据抓来的中国人供称,两位统帅共有军队两万人,全部轻装,未带大炮,备有弓、矛。博硕克图汗略为整顿了武器装备之后,便率兵与中国人作战。

    “从黎明打到午后。博硕克图汗大杀中国军队,一个统帅当场毙命,另一个在十五或二十人掩护下逃窜。博硕克图汗的叔伯兄弟丹济拉跟踪追击,缴获大车五百多辆以及全部辎重。”

    乌尔会河战败的消息传来,天下震动,史载“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清帝国的首都北京人心惶惶几近末日,皇帝几乎把所有能当兵的男丁都动员起来,导致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市场萧条,米价飞涨。

    准噶尔铁骑继续狂飙突进,对于这些狂热的圣战者来说,距离建立那个以达赖喇嘛为最高领袖、以噶尔丹大汗为世俗首脑的藏传佛教理想国,目标无疑又近了一步。

    而身为这个儒释道合一大帝国的总负责人,在千千万万个百姓、读书人甚至和尚道士的注视之下,康熙不得不正式宣布亲征——尽管皇帝自己是满洲人而非汉人,但在那个特殊的时候,他确实是中原文明的坚定保卫者。

    这是一场历史上少见的中原皇帝与游牧可汗之间的强者对决,在以往的时代里,人们还很少能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当冒顿单于强盛时,汉武帝还没有出生;唐太宗面对的是日薄西山的颉利可汗,而不是如日中天的始毕或统叶护;即使让人无比期待的帖木儿与朱老四的终极PK,也因前者的突然逝世而中途夭折。

    鉴于自己离北京已经相当近,噶尔丹于是决意率军直捣京师。而康熙则痛定思痛,他迅速重整旗鼓,鉴于乌尔会河一战阿拉尼孤军深入惨遭失败的教训,皇帝在军事行动上极为谨慎,严禁各路清军自行开战,而是令他们会齐后待命。可以说,这次战败使康熙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及时扭转消极悲观情绪,认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并迅速组织大军准备下一场战役。

    按照清朝史料说法,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康熙皇帝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赌注——他竟然以帝国的首都为诱饵,将噶尔丹引诱到距离北京只有七百里的乌兰布通,他致信噶尔丹,要求双方在清军选定的主场进行决战,奖励则是赢家通吃,胜利者将获得整个中国和蒙古。

    噶尔丹接受了康熙这个看上去颇有骑士精神的挑战,前苏联蒙古史学者写道:“他邀请噶尔丹再靠近些,可以住在乌兰布通地区,噶尔丹接受了这一建议,毫不怀疑这是给他设下的圈套。”

    距离京城越来越近了,一战而定乾坤,恢复往日蒙古帝国的光辉,建立心中理想的香巴拉佛国,似乎已指日可待……博硕克图大汗正沉醉在自己美好的想象之中,突然之间,美丽的草原炮声震天硝烟弥漫,山坡上清军的伏兵四起,猝不急防的准噶尔人立刻陷入苦战。

    人们往往有这么一种印象,似乎准噶尔人只有冷兵器,但这种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们也装备了不少火器,并在此前的乌尔会河之战中给清军造成了极大苦果。只不过,这些先进武器多为“鸟枪”也就是火绳枪而非火炮,无法在远距离与清军对抗。

    清军的大炮多为法、葡、意等西方传教士设计,射程远威力大,在当时的东亚独步天下,而准噶尔的火枪则基本来自被欧洲主流文明视为野蛮人的沙俄,有着俄国货皮实耐用但粗糙笨重的特点,性能虽说还不错,但肯定算不上高档。

    尽管清军准备得相当充分,不过乌兰布通之战仍进行得异常惨烈,准噶尔铁骑不愧为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最后的霸者,他们的抵抗猛烈而狂暴,面对大炮倾泻下的钢铁火焰毫不退缩,这些草原骑士们挥舞着弯刀,凭借人与战马的血肉之躯向占尽优势的敌人不断猛冲,直至绝望地战斗到死。

    虽然火力远远强于对手,可清军的损失也相当惨重,见战线僵持不下,清军主将之一、身为康熙皇帝亲舅舅的一等公兼太子太保佟国纲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杀入敌阵,随即在准噶尔人密集的排枪射击中当场战死,从而在美丽的坝上草原留下了“将军泡子”这个地名,引得后人凭吊遐思。

    战局胶着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佟国纲的亲弟弟佟国维率领一支奇兵,偷偷爬上山腰突袭切入噶尔丹营垒,在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将敌人布设防御的骆驼阵一斩为二,准噶尔军才显露败相。

    清人写道,就这样,孤军深入的准噶尔大汗噶尔丹被成功诱至乌兰布通,经过三天血战,以弓箭火枪对抗远程火炮的准噶尔军终于大败,清军团团包围了他们。

    在康熙的暗中支持下,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在准噶尔本土率众造反,已经切断了博硕克图汗回家的后路,噶尔丹的家眷也陷入敌手。而在得知俄国有可能与噶尔丹结盟的消息后,康熙立即指示正在中俄边境进行划界谈判的中方代表,以做出一定的领土让步为代价,获得了俄国不支持噶尔丹的明确保证。也就是说,孤军深入的准噶尔大汗,已经彻底成了进退维谷的困兽。

    根据清朝史料记载,康熙事先准备极其充分,清军集结了十万人马,在兵力上构成了对噶尔丹的绝对优势。他们兵分两路,皇帝的哥哥、裕亲王福全被授予抚远大将军头衔,皇长子胤禔为副,二人率主力出古北口;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常宁(不是后来的奕訢),则领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与信郡王鄂札为副,三人率另一路人马出喜峰口。

    清军总帅自然是御驾亲征的康熙皇帝,同时,由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索额图、明珠、阿密达等人参赞军务。但不幸的是,七月十四日康熙由北京出发,途中却突患重病,到了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四日,身体实在挺不住的皇帝不得不从河北隆化半路返回京师养病,大军的指挥权也被迫移交给了自己的哥哥、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

    事实证明,对于清军主帅的人选,病重的皇帝在仓促之下,很可能做出了一个极为糟糕的决定。翻诸史料,福全王爷是个没有篡位野心、对工作任劳任怨的老好人,但是他毫无战争经验,更别提独当一面了。在这个决战前的关键的时刻,让一向萧规曹随、没什么主见的兄长代理统帅,康熙有可能真地是病糊涂了。

    不过,即使重病在身造成脑子进水,但一代雄主毕竟并非真正的昏君,在从隆化返回养病的途中,清醒了一些的康熙突然意识到此前的安排不妥,于是立即下旨让皇族中最具军事经验的康亲王杰书火速赶往前线,与福全共同执掌统帅权。

    可惜的是,尽管紧赶慢赶,但杰书刚刚出了张家口,乌兰布通的战斗就结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790年)八月一日,准清两军在乌兰布通展开决战。战后第三天,康熙终于收到福全从前线发回的战报,抚远大将军宣布我军大胜,甚至连敌军大BOSS噶尔丹本人,也很可能死于乱军之中:

    福全在战报中说,我军“左翼由山腰捲入,大败之,斩杀甚多”,应该指的就是佟国维在兄长阵亡后“自山腰出贼后击之,溃遁”的事迹。按照福全的说法,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之后,依仗着猛烈的炮火支援,具有人数上绝对优势的清军逐渐完成了对准噶尔军的包围,这些狂热圣战者的末日,似乎已指日可待。

    不过,如果参考第三方史料的话,我们也许会发现,福全宣称的胜利似乎颇为可疑,起码说胜得并不彻底。比如,当时正在中国宫廷的法国传教士在给法王路易十四的信中提到了这场战争,他写道:

    “皇帝知道他的军队所以蒙受重大损失而未能将敌军彻底击溃,是因为厄鲁特人仗着良好的排枪的强大火力,迫使皇帝的骑兵退出战线。”如果他的说法成立,则清朝赖以成名的八旗铁骑因伤亡太大,最后被迫退出了战斗,而康熙是完全清楚这一点的。

    另一位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也写道:“厄鲁特王对他们的行军情况很熟悉,下了决心,在离北京城大约八十里格的地方迎战。这个王所占的地形极为有利,他虽然缺少象帝国军队那种配备优良的大炮,军队的人数也少,但他仍不顾双方力量悬殊,迎接对方的挑战。开始时他的前锋受敌方的炮击损失甚重,这迫使他改变战斗部署。由于他布防在大沼泽后面,皇帝的军队不能包围他。他非常勇敢地进行防御,直到夜幕降临,各方才都收兵回营。”

    如果这两个传教士的记载不存在偏见——事实上他俩当时都算是清朝官员,立场肯定更亲清军而非准噶尔——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准噶尔军根据战场地形构建了坚固的阵地,战争开始后,在清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准军确实损失严重,但一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也并未崩溃,仍有力量反击,甚至能迫使清军退出战斗。此后,双方仍处在相互对峙中。

    另一方面,训练有素的准噶尔火枪手给清军将领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直接导致康熙对军事训练进行了改革,将以往依靠人海战术的的密集冲锋队列进行适当分散,以适应滑膛枪时代的战场新形势,对此传教士写道:“此后,皇帝就命令他的骑兵,甚至侍卫中的精骑兵,练习在骑马跑动时,或者勒马站停时使用火器和弓箭。”

    尽管两败俱伤,但这场战斗结果,对双方的意义却并不一样:噶尔丹一方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他不可能在清军的主场内蒙古长期作战,而清军一方虽遭重创,但兵力仍相当雄厚,况且增援的各路人马正陆续挺进乌兰布通,即将对准噶尔军形成合围。

    因此,即使噶尔丹在战场上真地不落下风,乌兰布通之战对他而言,也是一场“皮洛士式胜利”。看到清军逐渐合拢的包围圈,他必须要考虑撤退的问题了,可问题是,面对数倍于己虎视眈眈的敌人,想撤就能撤得了吗?

    按照清史记载,就在战斗的第四天,准噶尔军即将总崩盘的前夜,一个神秘的僧侣突然造访清军大营,他自称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特使,有要事求见清军主帅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

    一场波谲云诡的骗局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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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康熙很可能是让福全先代理主帅

      杰书当时还在京师,紧赶慢赶也要十天半月才能到前线,总不能这段时间军中没有管事的。前线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要求决战福全压不住是很正常的。

    • 家园 噶尔丹没脑子,人力物力差那么多还敢主动靠近对方大本营决战

      “人们往往有这么一种印象,似乎准噶尔人只有冷兵器,但这种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他们也装备了不少火器,并在此前的乌尔会河之战中给清军造成了极大苦果。只不过,这些先进武器多为“鸟枪”也就是火绳枪而非火炮,无法在远距离与清军对抗。

      清军的大炮多为法、葡、意等西方传教士设计,射程远威力大,在当时的东亚独步天下,而准噶尔的火枪则基本来自被欧洲主流文明视为野蛮人的沙俄,有着俄国货皮实耐用但粗糙笨重的特点,性能虽说还不错,但肯定算不上高档。”

      准噶尔的火枪还是很厉害的,有的能打一里,乾隆年满清也搞不出来

      另外那时彼得一世已经从欧洲学成回国改革多年,火枪不会差

      当时满清标准战术是下马步射(康熙还专门下令),不硬拼在漠北草原火炮根本跟不上,轻便小炮射程还不如好的火绳枪

      后勤决定了中原大军在漠北草原一次最多待几个月时间,来回行军还得占一半以上时间

      只能说噶尔丹没脑子,人力物力差那么多还敢主动靠近对方大本营决战

      拖着打几年就消化漠北蒙古了,漠南科尔沁以外也不保险,加上漠西和青海,鹿死谁手真不好说

      • 家园 古代打仗就像两支很弱的足球队打比赛,

        赢的一方未必更高超,不过是输的一方失误更多而已。本来对于游牧的准格尔部来说,稳定的后方和依靠机动力取得战役优势是根本,但一场低级别的胜利就把葛尔丹的脑子给冲昏了,不仅仅没有有效的稳定后方,在前线居然用骑兵和对方在预设战场作战,这样即使能依靠蛮勇取得一些战场局部的优势,遇到强敌被歼灭也是意料之中。

        楼主虽然给康熙贴金,说他代表中土文化,但说实在话,这些后来的将领们,即使比起刘邦,项羽,韩信,都是差的很远的。

        • 家园 准噶尔是被多民族连续群殴致死的

          清朝多数战役的胜利都是政治胜利促成的军事胜利, 就是成功协调和调配了中国多民族多地区的资源和人力。

          中原周边的游牧民族很多并不是自愿放弃中原的优越生活,跑到北方去享受浪漫的游牧生活的,而是上古时代被因农业文明而开挂,加上还很尚武剽悍的华夏先民给赶到周边去的。但一有机会,游牧民族还是希望追求幸福安康的生活的。这种愿望到了明朝中期已经非常明显,成为历史趋势,其主要标志就是逐渐从游牧走向定居,吸收汉人尝试农业生产,鼓励汉人在内蒙建房修城(建板升之地),并且强烈希望与明朝互市,以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但明朝因为刚刚从蒙元统治中解放翻身,所以对蒙古一直是防范和封锁的,无法实现长期的和平共处,双方的彼此不信任,造成明朝和蒙古接壤的地区经常战火连天,人民涂炭,商路不通,生活无法改善。长期的战火对明朝固然不利,而对蒙古各部更是打击沉重,生活困苦不堪。比如,明军经常出击和奔袭,倒巢扫穴加破坏草场,把当地人好不容易建立的固定房屋和城池摧毁,把跑去传播文明的汉人给抓回来。你踹我家门,我就拆你家房子,捣你家灶,谁也别想好。加上俄罗斯在北方的崛起和压迫,加上火器的大量使用,都使得游牧生活和游牧军事大大受到限制,游牧民族定居下来,安居乐业成为大趋势。

          后来清朝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联盟的手段搞定了多数蒙古部落,之所以如此顺利,除了清朝统治者的手段,其实更是顺应了民族关系的历史大潮,大家谁都不愿意老打仗了。明朝和蒙古彼此很不信任,建立不起这层关系,但通过清朝统治者则容易建立。由此,长城失去了防御意义,没有了战火,北方少数民族开始从游牧逐渐转为定居或半定居,安居乐业。而同样因为没有了战火,关内汉人可以安心从事生产,同时,商路大开,贸易盛行,山西等地的商人把商路从内地一直连接到内外蒙古、俄罗斯、中亚和欧洲,赚得盆满钵满,北方民族也用自己的物产换来了内地丰富的生活用品,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准噶尔竟然要走过去游牧民族侵略、屠杀和掠夺的老路,这就是开历史的大倒车了,不但内地人民不能忍受,最无法忍受的其实是蒙古其他的部落。看到过一篇历史记载,好像是清朝派往俄罗斯的使节官员在塞外行进,正好碰到因准噶尔部落从西进攻外蒙,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吓得外蒙古各部落的部民纷纷南逃,向内蒙和长城沿线靠拢,以寻求清朝的保护,记载是满山遍野到处都是逃难的蒙古牧民,如同山崩海啸,五天五夜不绝于途。

          能把当年威镇四方的内外蒙古各部给吓得哭爹喊娘,抱头南逃,可见准噶尔不是什么搞佛教圣战的民族解放军,而是一群无恶不做的武装匪徒。所以反抗准噶尔部最出力的恰恰是其他蒙古部落(比如喀尔喀部),典型的战役就是雍正年间的光显寺之战,准噶尔部抢劫了喀尔喀部财物和妇幼往回走,八旗兵出工不出力,而喀尔喀部拼死紧追,最后堵在一个山谷里大败准噶尔。

          最后灭亡准噶尔最出力的也是蒙古其他部落,满人八旗兵的战斗力其实并不怎么样,经常被人家暴扁,甚至全军覆没。但好在清朝初中期的赏罚森严,战败必究,逃跑避战必杀,英模烈士不分民族通通封赏追认。所以能够前仆后继,屡败屡战,如打不死的小强。

          当时广大汉人的主要作用是出粮出钱,最多当当支前民工(绿营)。因为有永不加赋的政策,康雍乾三朝汉人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还是不错的,赋税不高,又引进高产作物,还不用出门打仗,结果只好关起门来打床战,于是人口连续翻番,从几千万暴涨到三亿,到后期人口压力反而成为了帝国的主要压力,当时要能早一点抛弃儒家思想的束缚,向海外发展,恐怕整个亚洲加大洋洲就都是我们的了。

          清朝号称对老百姓永不加赋,那么打起仗来主要是靠各省协饷,就是对各地的富商和地主进行摊派。但镇压准噶尔匪徒这种摊派应该是受汉商和汉人地主支持的,否则, 要是满蒙联军顶不住了,让准噶尔匪徒杀进关内,谁也没好果子吃。不要说准噶尔打进关内烧杀抢掠,就是堵在蒙古和西域的商路上几个月不走,晋商汉商要少赚多少钱?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幕,多民族有钱出钱,有命出命,一起群殴准噶尔的画面。清军带头,内附的蒙古人拼命,汉商出钱,汉民在后方大生产,源源不断,与准噶尔断断续续打了三代的消耗战,最后终于灭亡了准噶尔。

          通宝推:红军迷,夏至欧锦,须弥一芥,桥上,
          • 家园 这文章写到摊派富户

            类似于土改了,哈哈。主要是因为清朝统治者摊派没有心理压力,反正是别的民族的,这里面的意味相当有意思啊。

            • 家园 这是不假,但富户商人总体讲还是支持统治者的

              文献记载十全老人决定趁准嘎尔内乱彻底解决西域问题的时候,全国上下根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所有人都反对,就是'十全'一人乾纲独断,全国动员。八旗兵蒙古兵倒是现成的,动员了十几万,但要西出阳关,万里行军到最西边,需要成千上万匹的骡马来运人运粮草。当年汉朝为了漠北决战,也要出兵十几万军人,而为了准备马匹,提前很多年就全国动员来养马了,为此专门成立了国家机构和规章制度,打了一仗结果虽然大胜,但马匹损失很大,很长时间没能恢复。

              这次'十全'出兵新疆根本没时间再去先养马,而是兵出奇招损招,派兵堵在西北各个官道商路上,直接抢夺和强征各路商家和运输商队的骡马,统统拉去充军搞运输、作战马。不知道研究清史的人有没有研究过,那些商家被抢了骡马,财务损失加生意亏损,有没有到本地官府领点补助回来。

              表面上看当时的清军就跟土匪差不多了。但奇怪的是有清一代直到孙文闹革命以前,汉族富商和地主多数还是支持统战者的,所以每次打仗,就是花费再巨大,清朝在各地协饷都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到最后风雨飘摇了,左帅要平回乱,再平新疆,也是靠各地筹措的饷银支持打下来的。究其原因,估计跟养羊剪羊毛差不多,统一多民族又幅员辽阔的国家,商机自然就大,特别是西北和北方不再是战场,而成了商场和商路,需要骡马运输,民间养马盛行,国家战争需要,可以直接动员。

              而商人经商需要和平的环境,所以不管谁是统治者,只要能以战止战,恢复和平,商人和地主就都能够支持,直到后来民智开化,为了政治权利,立宪不成,推翻了清朝。

        • 家园 葛尔丹战术是用驼城硬扛再出击,真不知道在西藏怎么学的

          葛尔丹战术是用驼城硬扛再出击,真不知道在西藏怎么学的

          面对游牧部落无所畏,面对满清炮队那不是找打

          几百年前朱棣北伐已经用火器教育过瓦剌了,一点记性没有

      • 家园 葛尔丹不傻

        游牧帝国战争爆发力都很强,持续力都不足,没法与农耕帝国比拼后勤,因为农耕帝国的人口多,资源多,潜力大,战争一旦进入相持阶段,游牧帝国很难成功,更何况是处于上升期的康熙朝,所以如果不能一开始就击溃清军,取得战略优势,等待葛尔丹的只有失败了。葛尔丹新败清军,士气正旺,没有理由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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