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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 红军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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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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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

    此次回京探亲过年,憋在家里七八天。前天坐国航回纽约,乘务员说此后即停飞了。这些天的人命飘忽如科比失事、世情多舛如武汉封城,让我对苏轼这首诗太有感觉了。正好飞机上有大把时间,就译了一个:

    Reminiscing with Ziyou About Traveling Through Mianchi

    By Su Shi (1037-1101)

    Life’s odd, random journey to what do I compare?

    ‘Tis like in snow a swan goose happens to tread:

    Whither its footprints wander the bird is hardly aware,

    For its flight must surely over strange lands spread.

    The monk our host of yore now in a tomb does sleep,

    Whilst long’ve faded the scribblings we put on his walls.

    The memory of that tortuous trip you ought still keep?

    And of our bones weary amid the donkeys’ whiny calls.

    通宝推:决不倒戈,青颍路,三笑,九霄环珮,尚儒,繁华事散,陈王奋起,
      • 家园 我个人的感觉

        这两个字没有太大区别。New属于常用语,novel不常用;前者比较随意,后者比较正式;前者比较普通,后者比较高大上;前者用于日常(也非一定),后者多用于书面。这可能是因为前者来源于日耳曼语,后者来源于拉丁语,在英语语言史上我们知道前者比较“土”,后者比较“洋”。另外,novel现在还有了一层“新颖”、“新奇”的引申语义。

        可参考:

        novel:

        If something is so new and original that it's never been seen, used or even thought of before, call it novel. The noun novel describes a book-length work of fiction.

        New and novel come from the same Indo-European root but by different paths. Whereas new is a Germanic word coming from Old English, novel is based on Latin novellus "new, young, fresh." If something is novel, it is new but also original, fresh and unique. Companies are always looking for that novel idea that will earn them millions and skydiving is a novel experience, especially if you're not adventurous.

        通宝推:桥上,
          • 家园 刚巧就听到NPR一则关于如何命名这个新病毒的报道

            现在的暂用名称是the 2019 novel CoV(“2019新冠状病毒”),但相关全球委员会正在研究如何给它一个正式名称,因为它不会永远是“新”病毒,另外还须区别于其他冠状病毒如SARS。为了避免产生冒犯和污名后果,世卫组织的指导方针建议不要将新出现的病原体(例如新冠状病毒)以人、地方、种族、动物、食物命名。以前有过不好的例子,如2009年有人把H1N1病毒称为swine flu(“猪流感”),结果造成了误解,让养猪业极为不满,埃及有官员甚至下令把猪都杀了,而猪实际上并非传染源。此外,新名称最好简单明了、容易上口,例如SARS。

            • 家园 国家卫健委已经官宣了暂命名

              标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成员:

                现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名称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NCP”。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20年2月7日

              • 家园 噢,那以后还得全球统一

                看看那个委员会接不接受卫健委这个名称吧。新冠肺炎似乎太宽泛了,而且这个“新”字是个问题。

                专有名词的翻译和使用最怕不统一,你说东、我说西,看着别扭,还可能误事。有些词,哪怕最初译得不好,但已经先入为主,约定俗成,也只能将错就错,归于一统,以免混乱。当然,约定俗成并非一劳永逸,这一点下文有详尽而有趣的阐述:

                对翻译中“约定俗成”的再思考

                苏州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张顺生

                摘 要:“ 约定俗成”是语言形成和发展中的常见现象。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在《正名》中便提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翻译语言亦然。然而,从翻译实践看,翻译更体现人类的认知过程,因此,随着认识的提高,人们应在总体遵循“约定俗成”的同时,不断突破局部不合理的“约定俗成”的樊篱,开始新的“约定俗成”,以促进翻译系统不断完善、走向逻辑自洽。

                一、引言

                “认知”是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我国先秦诸子不少都谈过正名问题,体现了我国古代对语言的认知意识。如荀子在《正名》中提出的“制名原则”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缘天官”;二是“约定俗成”。(罗渊,2004:112)荀子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所谓“缘天官”即指“直觉的语言经验是言语交流中的判断的起点”(刘宓庆,2005:159),而“约定俗成”即所谓达成共识。墨子也曾说过:“瞽不知白黑者,非其名也,以其取也。”(转引自陈宗明,1997:87)意即“生来就是盲人的人不辨黑白并非因为不知黑白这个两个名称,而是不知黑白所指。”可见,墨子认为名与实没有必然的联系,换而言之,“以名举实”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现象。人属于一个大的“人类家族”,具有文化的、认知的、伦理的、逻辑的“家族相似”,这种种相似可以达致人的共识,约定事物的命名以便语言交流。(刘宓庆,2005:159)

                不难理解,荀子等的语言“约定俗成”观彰显了建构主义观,而荀子的“名无固宜”和“名无固实”说法则道出了解构主义发轫的缘由。

                关于语言的“约定俗成”现象,西方主要语言学家也持同样的观点。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de Saussure)曾经给语言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是一种社会制度,同时又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转引自陈明芳,2006:95)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也承认“约定俗成”之说,但他认为“约定俗成”就是“任意性”。(转引自宋颖桃,2004:111)

                二、约定与再约定

                荀子等的“约定俗成”表明“语言的产生受到社会的制约”,而“名无固宜”和“名无固实”则表明,语言中“不存在超验的、超时空的宜与实”(刘宓庆2005:158),即语言具有任意性。语言需要约定俗成,这是因为,起初事物和概念的命名并不一定有充分的理据,如果不约定俗成的话,人类便无法在彼此之间进行有效的交流,甚至根本无法交流,当然更无法认识自己的过去、展望自己的未来。

                故此,“约定俗 成”是人类语言最重要的特质。翻译亦然。然而,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翻译,尤其一些词语的经典翻译,似乎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也就是说,一旦经过一次 “约定俗成”,就大可以一劳永逸了,应当当作真理来捍卫。不过,翻译实践研究表明,对于整个翻译系统而言,翻译永无完结,根本不存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现象。

                就翻译系统整体而言,翻译的约定俗成更是一种永无终结的探索性认知过程,是在人类漫长的翻译实践中完成和完善起来的。随着人的认识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提高,约定俗成的翻译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因此,人们应在总体遵循“约定俗成”的同时,不断突破局部不合理的“约定俗成”的樊篱,与时俱进、适时开始新一轮约定俗成。

                一般而言,概念越复杂,可能需要的时间便愈长。因为既然某种翻译是约定俗成的,这就表明该翻译只是一种暂时的理解,因而有可能当时的理解未必完全到位、甚至还有不妥当、不合理之处。这样的例证其实并不鲜见。如梁启超等将inspiration引入中国时不知如何翻译,便暂译作“烟士披里纯”,后来inspiration才渐渐“约定俗成”译作“灵感”;早期译诗人Byron的名字时,学者们钟爱的译法是“白衣龙”,只是后来才重新约定俗成译作“拜伦”;严复把“economics”翻译为“计学”,而我们今天用的是日语的“经济学”(姜望琪,2005:84);“aesthetics”一词最早并非译作“美学”而是“感性学”(详见 范明生,1999:786-794);我们今天熟悉的“science”的翻译也经历过数次“约定俗成”。清代,“science”曾一度被译为“格致”(“格物致知”的略语,胡适曾“格物致知”做出一番阐释,称“物穷理,是格物;求至乎其极,是致知。”是故,当时的自然科学家均称“格致家”。)等。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留美学者把“science”译为汉字“科学”。康有为首先把日文汉字“科学”直接引入中文。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和《原富》两本书时,也把“science”译为“科学”,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五四时期,与democracy(民主,当时译作“德莫克拉西先生”,简称“德先生”)一道,science又成了学界耳熟能详的“赛因斯”和“赛先生”,最后才渐渐“约定俗成”为“科学”这一译法,可见science译名的约定俗成其间经历了数十年。Jesus的翻译更是发人深省:《历代法宝记》中的“迷诗诃”,就是敦煌景教文献《序听迷诗所经》中出现的“移鼠弥诗诃”,也就是唐朝景教徒对耶稣名字Jesus Messiah的汉文译音(吴玉贵,2002;宋兰友,1978)。搜索网络也能找到佐证:有网友撰文称,Jesus在7世纪译作“移鼠”、“翳数”,16世纪始译作“热所”,16世纪末才终于有了我们现在所称的“耶稣”(http://www.catholic.org.tw/ABDK/Anotation%2088-11-12.htm)。Jesus的定名从“移鼠”到“热所”再到“耶稣”经历了漫长的9个世纪,这充分说明,有些翻译名称要经过漫长的时间和若干轮“约定俗成”才能最终得以确立。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应用翻译更是如此,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翻译的内容日日新、月月变,再加上语言本身的变化,过去认为是适当的,现在可能不一定适当了。例如,过去“外向型经济”一直译为“foreign-market-oriented economy”,而现在改译为“global-market-oriented economy”,因为“现在情况起了变化,十六大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措施……不再局限于产品的出口。”(徐红梅,2003)“小康”过去常用a fairly comfortable life, a relatively comfortably life, a comparatively well-off life, a moderately well-off life等来表示。而现在经过有关部门专家的反复研究,认为“小康”可直接译为well-off,如“小康社会”译为“a well-off society”,“小康水平”译为a well-off standard等,非常简洁。(方梦之,2003:49)媒体原先将“福娃”约定俗成译作“the Five Friendlies”,现在已经重新约定俗成称之为“fuwa”。

                三、翻译再约定现象的启示

                基于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笔者认为,翻译中要注意三点,其一、翻译中制名要慎重;其二、要培养问题意识,经常对“约定俗成翻译”进行反思;再者,要充分认识到,翻译的约定俗成还要受到源文本的规约。

                诚如严复所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如果一名称在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中具有特定的文化含义或者相当于源语言(source language)中某一特定名词,那么,这时我们就要充分考虑如何翻译才“宜”。如paper money,英语中paper money相当于汉语中的“纸币”,因此,如果将汉文化负载词“烧纸钱”不加注释地译成“burning of paper money”(林语堂,2005:557)就可能令英语为母语的受众大惑不解;汉语中,“鸟人”是骂人的语言,不能想当然译作“birdman”,因为英语中的“birdman”意为“飞行员”;汉语中,“童养媳”的含义不言自明,而如果不加解释地译成英语中的child bride(林语堂,2005:61)就可能招致误会,1935年英文电影Child Bride的译名《童妻》便充分说明了“child bride”和“童养媳”是“假朋友”(false friends)。再比如,英国成立于2002年8月的一所英文名叫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的译法。媒体报道时均清一色地称,2008年5月21日,“伦敦城市大学”作秀给达赖授予荣誉哲学博士学位。经笔者调查,这所谓的“伦敦城市大学”实为英国一所名不经传的大学,其英文名为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笔者对此做法深不以为然,因为伦敦已经有一所大学被译作同样的名字,这便是成立于1966年、在英国卫报大学排行榜(The Guardian University Rankings)排名20左右的City University London。既然City University London出道比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早得多,而且,从语词上看,将City University London译作“伦敦城市大学”也更名正言顺,因此将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译作“伦敦城市大学”就大为不妥,或许译作“伦敦大都市大学”更“宜”。

                如今,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成为中国地名人名英译统一的国际标准,因此,大凡我国地名人名的翻译理应走向标准化。基于此,西藏理宜进行新的约定俗成译作“Xizang”而非保留殖民倾向的约定俗成词眼“Tibet”。达赖喇嘛将Tibetans与Chinese并列,而汉语版则称作汉人藏人,明眼人一下子就能道出个中玄机。the Chinese已经渐渐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名字,而非仅仅是汉族人(the Han people),Chinese(汉语)也许改译为“国语”更符合当今的现实。可以说,Tibet和Tibetans(宜改译作the Zang people)这两个词语的保留带来很多的后遗症,一些对中国素有偏见的组织和团体就一直在字面上做文章。试想,“西藏人和中国人”!这种说法多荒唐!难道西藏人不是中国人?

                据说,以前有位大学老师将“Mencius”翻译成“孟修斯”,这几乎成了经典的笑话,可是,笑话之后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有些人认为:孟子真正的英语说法就是“Mencius”,这显然站不住脚。笔者的观点是,我们应当逐步将一些原来常用名称过渡到现代规范的汉语拼音名称。Mao Tse-tung不是渐渐被Mao Zedong代替了吗?

                没有发现问题,其实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此,翻译研究只不能停留在为存在找理由之上。下面,笔者再来探讨一些经典词语的译法问题:

                chess的译法。根据词典的解释,chess指“a board game of strategic skill for two players on a checkered board……”(Pearsall,2001:314)这么看来,chess兴许译作“切思棋”或“西洋象棋”更合乎逻辑,而“非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则应学习围棋(weiqi)的英译译作“xiangqi”。将chess译成“国际象棋”明显有潜意识崇洋媚外和自我矮化的痕迹或心态。

                St. Valentine Day恐怕译成“圣瓦伦丁节”更妥当,而非“情人节”。将St. Valentine Day译成“情人节”不仅一定程度上曲解了St. Valentine Day的内涵,而且似乎有为不正当的情人关系翻案的嫌疑。显然,无论从语言上、道德理念上和文化渊源上都说不过去,因为St. Valentine Day源于恋人之间的关系而非情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已经逐步发展为西方一种“泛爱”的节日,是一种包括恋人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甚至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相互理解和欣赏的“爱”。“圣瓦伦丁节”贺卡上的经典语言“You are my Valentine”绝不是“你是我的情人”这么俗气。

                Christmas Day在中国大陆的过于红火,翻译也“功不可没”。熟悉英语文化的人都知道,Christmas Day本意指“耶稣诞生的节日”,因而,像菲律宾和台湾那样将Christmas Day译成“耶诞节”(耶稣诞辰节)似乎更为准确,而我们现在大陆很多人还没搞清楚Christmas Day是怎么一回事就过起“圣诞节”来。据称,在Christmas Day那天,就连美国总统也不会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说“Merry Christmas!”,因为,从严格宗教意义上讲,这个节日只属于基督徒,而总统则是国家的象征,不只代表基督徒。将Christmas Day译作“圣诞节”是“对商品市场的‘无保留’迎合,将译语文化目的推到极端,放弃了对翻译思想的执着”(刘宓庆,2005:xxii)。 Bible的译法也存在着人为拔高问题。既然英文词典对Bible的解释是:the Christian scriptures, consisting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Pearsall 1998:169),即由《新约》和《旧约》组成的《基督教经》,因此,翻译时理应译成《基督教经》(与《佛经》和《可兰经》平等)、顶多译成《基督教圣经》才能彰显今天文化多元、平等的理念。将Bible译成《圣经》明显有潜意识“独尊基督”、隐含将其他宗教视为异教的倾向和心态,不利于宗教之间的和谐。

                通宝推:桥上,
    • 家园 苏轼与存在

      苏轼这首诗以前更多关注前四句,借这次机会读来对后四句有了更深的感觉。人生由偶然和必然构成。死亡是人的必然,但人们一般不会去琢磨这件事。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突然让全国人民直面死亡,每天看数据报告,多少人确诊,多少人死亡,发达的新闻媒体突然关注死亡起来了,好象在告诉、提醒人们,你看,我们大家都是会得病的,都是会死的,即使从数据来看,这个病好象也并不特别严重,没有这个病,照样每天都有人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有得病的,有不得病的,象科比那种,平时也没几个人真心关注死亡,都在回避死亡,新型冠状病毒突然让世人一下子清醒过来了。海德格尔提出一个“向死亡而存在”的概念。面向死亡,不一定使人更快乐,但也许能让人更本真。

      路长人困蹇驴嘶。在今天的人看来,飞鸿恐怕要比骞驴美,其实在苏轼看来,这两者恐怕是差不多的。苏轼可能并非在注重美或不美的问题,他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存在。他的人生经历,或者说他的存在是非常丰富的,以他那样的文字表现力,留下一部苏轼全集,是非常丰富、非常有意义、有趣味的一份遗产。有生之年很想好好读读苏轼。

      《尤利西斯》中,布卢姆在参加朋友葬礼时,就在棺材入土、人们脱帽默哀那一刻,不经意间听到远处传来驴叫。我想,假如乔伊斯有幸读到苏轼,或者苏轼读到乔伊斯,他们在这声驴叫上可能会会心一笑。面对死亡,这简直就是灵魂的喉音。

      当然了,人生还有很多其它的事情。昨天我在小区里散步,看见前面走过一个胖子,嘴巴戴着口罩,唱着“世上有朵美丽的花......”

      通宝推:夜如何其,红军迷,
      • 家园 少爱苏轼,李白,李煜

        人到中年,依旧爱苏轼李白人生得意尽欢,人生不趁意划船。但慢慢更爱李煜,晏几道直开心扉肺腑,不遮不掩,哀愁苦痛,人生长恨,纵酒难消。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 家园 多么可爱的胖子啊。
      • 家园 想起了曹丕在某人墓上学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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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路过

      迷茫的人生,前途未扑。看着脚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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