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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六) -- 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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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六)

    七、十年文革

    十年文革,风云诡谲,自刘少奇以下,大批高级干部被卷入历史的漩涡。昨天还高高在上,今天就失去自由。昨天还批斗别人,今天却成了被批斗对象。昨天还住在宽敞大院,今天被关进了小黑屋。打倒、“解放”、再打倒、再“解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有的人没等到“解放”就离世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人自危的压抑环境中,精神上的痛苦自不必说,生活待遇上的反差也是巨大的。

    陈毅背着“二月逆流黑干将”和“老右”的罪名郁郁而终。《陈丕显回忆录》中描写了在陈毅家的“最后一顿晚餐”。1966年10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陈毅请参会的华东几个省市负责人到中南海家里吃饭,参加的有陈丕显及夫人谢志成、叶飞、魏文伯、谭启龙、江渭清等。以前到北京开会,这些人没少去陈毅家里,但这次不一样了。几个人坐车,神神秘秘地离开京西宾馆,由于怕被盯梢,只能绕来绕去。吃的是川菜,喝的是茅台。但这顿饭吃得很难受,陈毅与几个人频频碰杯,不断劝酒:“喝,说不定是最后一次啦!”(网上有帖子说,张茜埋怨陈毅乱说,被陈毅吼了一句。根据以往经验,如果张茜离席而去,整个酒席将不欢而散。但这次没有。)陈毅还斩钉截铁地预言林彪会当叛徒!陈毅的话一语成谶。这顿饭确实成为他和这几个人的最后一次聚会。回去之后,几个人都很快被打倒。陈丕显被关了八年,恢复自由到北京时,陈毅已逝世多年。

    再对比下其他人回忆中的陈毅。那是怎样的陈军长?秦基伟回忆,上世界五六十年代,周恩来、陈毅出访时经常经停昆明。出访回来经常要庆功,陈毅有次“穿梭于各桌之间,四处挑战”,有次摇摇晃晃地拿了六个酒杯,与秦基伟连干三杯。陈毅爱吃肉,保健医生和张茜不让吃,他就想办法把张茜支开。闫红彦家里有个四川籍厨师,腊肉做得很好。陈毅吃了一次过瘾,每次到昆明,即使闫没邀请,也主动提出去他家里。吃点腊肉、腊耳朵之类,再来几个家常菜。1964年春天,朝鲜人民军一位高级将领在昆明养病,周恩来、陈毅出国路过看望他之后,提出由秦基伟安排家宴请他,周陈二人参加。桌上的湖北农家菜肉丁汤,陈毅吃得很高兴。陈毅还很喜欢吃煮玉米烧玉米。

    时任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刘懋功回忆,1964年初,陈毅访问肯尼亚回来,后边要陪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中间有个空档去了趟西双版纳,带了一条西双版纳公安处送的大蟒蛇回昆明。红烧、清炖,又吃肉又喝汤,不亦乐乎。

    1969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为了预防与苏联干架,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级干部,被战备疏散到外地。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到苏州,周恩来在京留守。很多政治上“犯错误”、靠边站的“闲人”甚至正被审查的刘少奇等人,也在疏散之列,其实有点软禁的性质,徐向前说这期间过的是半囚禁的日子。不少材料说这些人是被林彪为便于夺权赶出北京的,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准确的。一些重要人员的名单和疏散地是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当然,在北京就靠边站的人,到了地方受点冷落、歧视都是难免的。

    朱德、董必武、李富春、滕代远等20多人,拖家带口到了广州从化。朱德一家在从化住了差不多一年,按康克清的回忆,尽管行动受一定限制,伙食挺不错的,不时有鱼、肉、蛋和海鲜,自己还摘野菜、蘑菇。但同被疏散到从化的曾碧漪(中央苏区时期给毛泽东当过秘书),带了一个两岁半的孙女,很少见到荤菜,所以康克清经常叫她孙女一起吃,或者分点好菜给她们。当时参与接待的广州军区司令部管理局招待科副科长陈良顺回忆,尽管周恩来要求不补助伙食,但小伙房(其中10多户单独起伙,剩下的每2户配1名厨师)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两块五,根本不够吃,军区还得补。招待所自产的水果、蔬菜、鱼,还有偶尔打来的野猪肉,也经常送给他们吃,免费的。多数人家里还养鸡,比如张云逸夫人养了二三十只,后期每天收的蛋都吃不完。

    带家属的日子好过一点,孤零零出去的就惨了。聂荣臻本来要被疏散到郑州,后来找周恩来,换到了邯郸。他带着6岁的外孙女聂菲(夫人下放劳动)到了邯郸,仅有的1个秘书留在北京值班。住在邯郸行署宾馆,条件很差,但他在邯郸有一些老部下,还算受到善待,军分区的人时常去看看他。他吃得很简单,主食经常搭配一些玉米、小米等粗粮。到了春节,军分区政委去看他,送了10多斤花生,后来就弄到米饭里掺着吃。他在邯郸待的时间不长,1970年2月下旬经周恩来批准后就回北京治湿疹了,受罪不多。

    徐向前只带1名随员(夫人下放劳动)到了开封,基本一直住在军分区干休所(中间短暂住过刘少奇病死的那个楼),直到1971年4月才回京。《开封日报》登出“‘二月逆流’到了开封”的消息“欢迎”他,当地的接待原则是“不冷不热,偏重于冷”,所以吃喝条件估计不咋地。二炮副军职干部郭升允之子回忆,徐向前对干休所院子里的一个孩子说,开封的桶子鸡好吃,但咬不动。他还给在青岛的儿子徐小岩寄过桶子鸡。

    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周恩来专门给当地打电话关照他,但没用。他在长沙备受冷落和歧视,除了47军军长黎原和副政委李振军之外,基本没人上门。王震过去的一个警卫员在岳阳军分区任职,安排他去岳阳转了一圈。回长沙后,因为毛泽东要去长沙,汪东兴一个电话把他赶到了湘潭。他当时的警卫参谋胡家虎回忆说,到了湘潭,境况更为凄惨,当地领导没有人来看他,生活上没人关心过问,给他做的饭菜也不可口,时常吃不好饭。胡家虎买了电炉和炊具,早晚给他做点稀饭、面条、蛋糕、藕粉等充饥。这就是后来叶剑英说的“在湘潭自己采购、自负盈亏”的由来。1970年,孔从洲到湘潭出差,有一天在市招待所食堂吃饭,看到他一个人在角落里吃。饭后孔去看他,问他身体情况和需要什么东西,他很激动,说不要什么,家里送来了收音机,身体还好。有时想想,文革的打击面这么大,这么折腾老干部,这样的“斗争策略”真是令人难以理解。

    疏散到各地的几位老帅,好歹不用劳动,也没地方劳动(陈、徐、聂、叶之前在北京下放劳动过)。级别低点的就得劳动了,不劳动也没事干。在北京靠边站两年七个多月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李成芳等6人被疏散到湖南汉寿县西湖农场(部队的),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连队伙食极差,整月不见荤腥。秦基伟种水稻,种菜,种出了一个37斤的冬瓜。有一次,他买了点小虾,煮熟后正端回宿舍,因为路滑,把右胳膊摔坏了。到长沙的部队医院看胳膊,途中在一家小饭馆吃了40个饺子,这是他一生中吃得最多的一顿。后来,他们转到另外一个地方住,家属能去了。秦基伟用多余的馒头发酵后做酱,做成的黄酱成了这几家炒回锅肉、酱爆肉的好佐料。1973年元旦,几家人聚餐,每家分别做一荤一素端一起吃,但没酒喝。1974年4月,秦基伟终于回到北京获得“解放”。

    二炮司令员向守志还没上任(自己没看到任命书)就被打倒,1969年10月被疏散到郑州,在炮兵干休所、农场养了几个月猪,种了一年菜,茄子、冬瓜、白菜种得很好,生产队里的种菜能手都夸他。

    黄火青在本溪住了几年。1973年种了170多棵玉米,种的蔬菜吃不完。1974年,搬到条件稍微好点的盘锦农场住,种了很多西红柿、萝卜、茼蒿、丝瓜、苦瓜和向日葵。

    之前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江渭清,被放逐到马王堆,没事干,种菜种豆,自种自吃。

    北京的要疏散,地方的“牛鬼蛇神”也得疏散。长期在黑龙江任职、最后一个职务是最高检检察长的杨易辰,被弄到离哈尔滨500多里的柳河“五七干校”。早饭吃的是巴掌大的两个玉米面饼子、带冰渣的咸菜。午饭和晚饭是黑面馒头,中午有点土豆白菜汤。好在每月还发30块钱生活费,可以偷着到商店买饼干吃。

    疏散对象过的日子,比被关起来的强多了。至少还有点人身自由,有的还能种点菜吃。1968年5月,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伍修权被送到通州的北京卫戍区部队监护,与吕正操、张学思、蒋南翔等人关在一个楼里。伙食和战士一个标准,每天四毛多(但连队能养猪种菜,还有伙食结余,可以调剂;想想朱德在从化两块五的标准还不够吃)。早上吃玉米糊糊,中午吃粗窝头,晚上吃馒头,副食都是白菜萝卜之类的便宜蔬菜。“与他近一二十年的生活水平相比,可就悬殊很大了,最初确实难以适应”,很快就浮肿了。“九一三”事件之后,待遇和处境有了明显改善。1972年初,卫戍区指定2名战士专门给这些“犯人”做饭,伙食标准提高到六毛,饭菜好一点了。后来家人可以过去探望,每次给他带不少糖果、罐头、水果。1974年9月29日,伍修权被解除监护,回家后想吃三个荷包蛋解馋,结果家里只有两个,无法满足他的“奢望”。

    “四大金刚”风光一时,但也有倒台的一天。吴法宪回忆,起初被关在北京卫戍区警卫二师在通州的一个连部,团长对他不错,连里吃饭时单独给他炒点猪肉或鸡蛋,有时还有牛肉吃。后来移到团招待所住,早上吃油饼、稀饭、咸菜,中午晚上两菜一汤,不时有鸡、鱼吃,还给他买茶叶、饼干、糖果、水果。李震、吴忠、杨德中、郭玉峰提审他的时候,到了饭点,给他炒四个菜,还吃过对虾。1973年他在党的十大上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之后,待遇就不行了,大米和富强粉吃不上了,米里沙子很多,做菜水平也下来了。文革之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吃得更差,窝头、萝卜白菜是常态,偶尔吃点包子饺子。审判期间,在301医院吃得不错,判了之后回到监狱,彻底成了囚徒,又吃上了窝头。后来赵紫阳有个批示,吃得又好点了。吴法宪回忆录中还提到,几十万红卫兵串联上了庐山,没饭吃。按照周恩来要求,空军把周边几个城市集中起来的食品,向井冈山空投了半个多月,最后还是饿死了几个学生。

    邱会作起初被关在顺义。前两个月,吃得很差,和战士吃的一样,洋葱、白菜,最好的菜是煮土豆,米饭里沙子巨多。他只好把早餐的一个馒头留到中午吃,两个月体重减了20多斤。有次吃猪肉烧土豆,吃了几块肥肉,持续拉肚子一个星期。由于黄永胜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改善伙食,1971年12月1日起,他们几个的伙食费提高到1块,邱会作吃警卫三师师部小灶,晚上还单独加个菜。有一阵还天天炖鸡给他吃。到秦城监狱后,待遇完全不同了。馒头、窝头、米饭,米饭里沙子很多,水煮白菜,水煮土豆,有时有点肥肉。邱会作肠胃不好,不能吃冷的,经常吃了冷窝头就腹泻。公审之后,吃的更加囚徒化,早上稀饭馒头,中午窝头,晚上粗米饭。副食是水煮白菜帮子。

    吴法宪、邱会作觉得自己很冤,但空军和总后等单位那些被他们打倒的人呢?

    大批老干部被“解放”后,住在中组部、总参、总政等的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很多人等了很长时间,秦基伟等了3个月算短的,廖汉生就等了1年多。一些人无家可归(之前房子被收走了),只能每天读书看报,闲聊,有时凑在一起喝酒吃饭。

    金如柏(金一南的父亲)夫人郑织文1997年发表的《五位将军一次苦涩的欢聚》提到,1973年春天,刚“解放”出来的秦基伟、廖汉生、黄新廷、李成芳带夫人到他们家里吃饭。她专门去西单菜市场买菜,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只鸭子、一块肥肉、几条小鱼和一些素菜。黄新廷带了一个开封桶子鸡,李成芳带了一只甲鱼。劫后重逢,大家吃得很高兴。席间,金如柏还回忆起抗战期间,有次好不容易炖了一只羊,没盐吃,有个战士误把一桶油漆当成酱倒进锅里,白白糟蹋了一锅羊肉。

    患难见真情。聂力的书里写到,1973年3月,邓小平回京后,提前没约就去聂荣臻家里看他,两个老乡感慨万千。4月1日,聂家请邓家过去吃豆花、喝茅台。50年代,两家住隔壁,来往很多,邓家经常到聂家吃豆花。

    韩先楚有性格,但粗中有细,很关心领导。在东北的战斗岁月里,特别是因为七道江会议,韩先楚与陈云结下了很深的感情。1967年6月之后,韩先楚在北京住了一年多,个把月就去看陈云一次。后来陈云下放到南昌附近的青云谱劳动,韩先楚知道后,马上派人专门去安排陈云的生活和安全警卫,并很快过去看望。不久,又派专列把陈云接到福州,亲自陪同去医院检查身体,安排治疗,改善生活。陈云喝青云谱的水过敏,韩先楚让人弄了一些大桶装满水给陈云带回去。叶剑英在湖南岳阳,韩先楚路过岳阳也去看望,还定期派人去送吃的。文革之前,韩先楚经常派人给毛、周和陈云、徐向前、叶剑英、徐海东等送水果,给林彪也送过藕粉、水果。1963年,中办发通知,制止给中央领导送东西,韩先楚照送不误。

    适当烧冷灶还是很有必要的。邱会作回忆,一方面军过草地前,各个部队都给中央送吃的,红一军团送的最多。林彪专门从红二师派了一个八人担架队和一匹壮骡子去给毛泽东服务。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再三嘱咐邱会作把毛泽东照顾好,并给他带了三十几个面饼和二十斤牛肉干、马肉干。

    关心领导,才能更好地与领导互动。文革之前,韩先楚有次在武汉东湖宾馆休养,早上起来打鸟,把住在隔壁的毛泽东惊动了。晚上毛泽东主动去看他,带了很多芒果、一大碗娃娃鱼给他。

    韩先楚不仅关心领导,也关心他的那些战友。张正隆写的《战将韩先楚》中提到,1969年秋,陈再道、李志民、钟汉华等人被发配到江西农场劳动改造。韩先楚以检查身体为名,用飞机将他们接到福州,每人一幢小楼,有专车,有保健医生、护士,看文件,放专场电影,与在职的军区首长待遇一样。等他们精神和身体都恢复得差不多了,又安排他们在福州、蒲田、泉州、厦门、漳州、龙岩、瑞金、井冈山、吉安、南昌、九江、景德镇等地转了两个多月。有的人到了福州要里脊肉吃,过上几天好日子老毛病就犯了,说晚上浑身不舒服,要女保健医生留下来照顾他。没点名,可能是陈上将吧。

    此前担任军事学院院长的王平被监护了一段时间,1972年才被放出来。1973年8月到1974年2月,一直住在总政的西直门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批林批孔”搞起来之后,他赶紧回南京。路经武汉(这是什么路线?),受到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热烈欢迎,一些老同志轮流请他吃饭。回南京后,军区副司令员詹大南弄了一些狗肉,包得严严实实的,半夜叫警卫员送过去。

    身处逆境,妻离子散,昔日的老友纷纷倒台,普通人、陌生人的关心和慰藉也很重要。

    1965年12月至1967年1月,习仲勋由于“反党小说”《刘志丹》受到错误审查,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1975年5月至1978年2月,他在北京被解除监护,又被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继续接受审查。夫人齐心在《我与习仲勋》一文中说:在洛耐这段时间是仲勋感到最为舒畅的日子,虽然深受冤屈,仲勋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来自人民的温暖,他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安慰,更坚定了他在有生之年回报党和人民的信念。洛阳的一些老干部、老工人回忆,习仲勋怕牵连别人,与干部接触不多,但与工人师傅打成一片,喜欢与工人一起泡澡堂,经常串门,没少吃工人家的面条、荷包蛋、煮玉米。邻居李金海有次还送了半只山羊给他。他还常常买一只茶鸡蛋或烤红薯,坐在摊亭的小马扎上,边吃边聊,吃完了再走。

    离开洛阳后,习仲勋还惦记着在洛阳交下的这些朋友。1978年4月,他到广东任职,专门让夫人和大儿子到洛阳跟大家道别。小儿子后来到洛外上学,经常带挂历、糖果到洛阳送人。习仲勋回北京任职后,经常请人到北京玩。1985年,李金海到北京看他,带了不少挂历回去一家家送,齐心用铅笔写的名单。好多年之后,两个儿子还分别到洛阳看望大家,交代如果有事就找他们。以前看过一个人的帖子,比较习家和薄家,明显习家更有人情味。

    1970年1月至1972年2月,肖克到设在江西的农垦部“五七”干校劳动,也没少种菜。他在红军当师长时的一个伙夫(因回家养病失散)到处打听,带了一只打来的麂子去看他。还有他当年的一个通信员(也是因为回家养病失散),步行走了几个县,带了一块腊肉去看他。

    洪学智庐山会议之后就被降级处理,到吉林省当副厅长。文革期间有一段时间在农场劳动,放马的一个哑巴经常摘野蘑菇送给他。

    秦基伟在江西劳动期间,有的战士有时会急匆匆地往他衣服口袋里塞个水果或塞块糕点。

    写多了,收尾吧。1980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花了400元。复出后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这一做法,还亲自给杨勇打电话。张震他们几个要平摊饭费,杨勇不让,一个人掏了腰包,并作了检讨。

    2011年去内蒙,饭桌上听说,季节好的时候,某地市接待任务很重。市委书记有次一晚上转了18个场子,很多老同志很不满意,怎么过来喝了一杯就走人呢?还是八项规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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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米里沙子很多”

      想起小时候看京剧《红灯记》连环画里面李玉和在粥棚喝粥,里面有砂子,他愤慨这日寇统治下“非人”的生活。我那时只知道非洲的“非”,不知道“非”字的主要意思,非常疑惑红灯记里面从何涉及到非洲人的生活。

      没想到新中国多少年后,邱会作在秦城监狱也过上了“非人”的生活。

      • 家园 不知道怎么定义这个量化观感

        小时候也是需要淘米前先挑拣,拣出小石子砂砾,以及碎米、变色了的米,有时候还能检出碎豆瓣,每次检出的摊平了大约也有指肚大小的一搓。吃饭也是会突然整个脑袋“轰”的一声,那是嚼到没有拣出的砂砾,运气不好牙还会酸疼

        不大了解粮食加工产业的发展历史,这些砂砾是不是晾晒、去壳环节中很容易带入的。而完全免淘洗的大米,似乎是90年代末了。石头密度比米粒大,但是扬起来风吹怕是也区分不了。装在容器里,通过振动、吹气似乎能令石头聚集在下面,但是区分度怕也不大,只能得到上面的石头少的“高级米”。

        监狱食堂做饭大概是不会有挑拣的过程的。而专门像是和珅一样撒沙子,可能性不大吧

        • 家园 大米早年是在石灰三合土地面晒

          石灰,砂,黄泥混合打成的晒坪,就是有加水泥也不多,地面很容易变得坑坑洼洼,掉圪塔。还有收割时是堆放在地面,会粘到泥。那时候一斤米小则有三五粒砂,多则十来二十粒,大大小小,大的有玉米粒粗我都见过。

          现在的碾米机基本都有除砂能力。但去年在乡下买回的米,居然砂子不少

          • 家园 什么地晒都有砂

            农村,缺啥都不缺砂粒。

            以前煮饭不是现在这样直接用锅胆装米洗米,要用一个小盆子,把米淘洗后,再装比米要多的水,一边转轻摇动,一边倒,水连着上浮的米就到锅里,然后把锅里的水倒回小盆子,继续新一轮动作,直到最后,会发现一撮大大小小的沙子。就这样,还经常吃着吃着,“咔”的一声,严重时,脑震荡的感觉。

          • 家园 很久以前做粮油产品出口的时候

            粮食产品如豆类,小米中,杂质含量坚决要控制。这也免不了老乡们往里面掺沙子添秤。 哪怕多卖几分钱。

    • 家园 一个工人能送半只羊?

      这羊不是自己家养的吧?或者是农村老家送来的?可见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有那么邪乎嘛!

      • 家园 1972年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宣传资本主义铁证

        凤阳新山村——访凤阳县白山凌生产队

        (1972.02.05)

        http://rmrbw.cn/

        ··············

        去年,全家两个半劳力分了三千多斤粮食,四百八十多元现金。在欢庆白山凌连年大丰收的日子里,谭效云特意举办了一次家庭忆苦思甜学习班。他跟孩子们坐在四间向阳的堂屋里,一边手摸着旧社会要饭逃荒的破篮、锅挑,讲述苦难的家史,一边指点着猪栏里的三头肥猪,仓屋里的粮棉和床上、屋里的衣被摆设,教育下一代:“不忘旧日苦,一心干革命”。

        ··············

        瞧瞧瞧瞧,1972年的人民日报应该是四人帮控制的喉舌爪牙吧,它不宣传越穷越革命,却大肆渲染先进生产队的社员一年分多少粮,分多少现金,还描述人家猪栏里整整三头大肥猪,居然想不到这是后世绘声绘色描述的“资本主义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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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挺复杂

          看乌有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09/09/3580.html

          但是另一面看一个: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304-3.html

          乌有的是人日的干货,没有自己的阐述,相关事件是不是归因到某些词汇上来,是不会掺水的。

          后者在时间线上、来源上则更丰富一点

          • 家园 是挺复杂,75年不是邓小平“治理整顿”时期么

            75年初邓复出,治理整顿约一年,四人帮则相对沉寂。你引用的“75年割资本主义尾巴风潮”的几个例子都是在75年下半年。邓小平当时的治理整顿全面主持国务院工作管不着农村么?

            • 家园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开幕。

              1975年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9月15日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典》误记在北京开幕),10月19日在北京闭幕。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宣布大会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致开幕词,这年1月刚刚复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转达了毛主席对到会所有同志的殷切期望,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邓小平在会上强调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江青也到会讲话。闭幕式陈永贵致闭幕词,华国锋作总结报告并宣布大会闭幕。

              这次会议提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号召,并确定要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次大会受到江青等人的严重干扰,总的基调出现严重“左”倾,特别是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当成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要求像大寨和昔阳那样,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放,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导致“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步偏离原先的方向。

              全国各县县委书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后,各省、地区都制订了普及大寨县的规划,各县更是根据会议要求,按照上级部署,认真制定建成大寨县的规划及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各省、各地区均组建学大寨工作队,派驻各县。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开幕。邓小平在开幕式上作报告,总结了建国25年来农业的成就,着重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艰巨性。

              邓小平在报告中分析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现状,对学大寨提出新的要求。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求逐步地有更多大寨式的县。不要只提公社,不要只提大队,要提高一步,搞大寨县。邓小平提出“学大寨要真学”,要研究大寨、昔阳的一些具体政策,要学路线、学方针、学政策、学方法。

              亳县为使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前建成大寨县,决定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在运动中,除县委领导班子自身进行整顿外,在城乡分三批开展卷帘式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1975年12月,组织1300余人的学大寨宣传队(后改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南部六个重点公社和城关镇、核桃林场,运动迅速开展,历时8个月结束。在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两个凡是”的限制,于1976年12月,经过整顿充实调整后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北部8个重点公社继续开展运动,于翌年7月结束。下余公社因深入揭批“四人帮”而运动终止。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基本任务,主要是大抓阶级斗争。首先对社、队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一个一个地清理整顿。其中问题严重的要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部分社、队中的坏人,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掌权问题,分别情况给予批斗、调离、处分、清除出党或绳之以法。在这次运动中,整了一大批干部和农民,发生了公社干部被逼自杀事件。

              安徽亳县学大寨办公室主任梁志远回忆

              70年代,我父母(当然还有家人适当协助)一天能挣10元钱,交2元评20分参与生产队分粮食。其余8元(一个月则240元,秋后四五个月时间)改善家庭生活,还努力养猪。“一头猪就是一座化肥厂”,肥料作为投资,也参与分配粮食。1974年前后,我家3个猪圈,一年出肥猪八九头。国家返给部分肉票,奖励粮票、布票等。我父亲的“经济学理论”是,多吃肉就少吃饭,宁肯把许多粮食拿来喂肥猪。所以,我家基本上是,吃肉隔顿不隔天;基本上不吃剩饭、剩菜,因为剩饭剩菜都喂猪了。而许多农民,却不得不把国家返给的肉票、布票、粮票等,拿到自由市场去卖,换钱花。  

              我们家一天能够挣多少钱,有人在观察、估算,当然也眼红。1975年秋后,农村里以“农业学大寨”名义,“割资本主义尾巴”,于是,工具收缴集体,弹花作业迁到公房;人员“掺沙子”,再增加开票的;敲钟“上下班”,这不就是“社会主义企业”了吗?可是,老爷子不买帐,暗地里再制作了一套工具,放到离家较远的朋友家,利用“下班”时间,像电影里的“地下党”,偷偷到朋友家取出工具去“业余兼职”。

              父亲是本历史书--“割资本主义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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