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准备一套云计算指挥系统 -- 土地革命

支持你的看法。技术革命是大方向

公安部门 推出异地办理身份证业务。

硬件软件条件都可以了

亚马逊也是

总结一下楼主的中心思想：

北朝鲜有个金太阳，光芒永远照耀在北朝鲜的土地上。

我们在奔向西朝鲜的道路上，步伐太慢了。我们要从技术上快马加鞭，赶上超过北朝鲜，让习太阳的光芒，永远照耀在西朝鲜的土地上。

数字时代的奴隶们，迫不及待的迎接奴隶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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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王之前推荐过微博的一个用户：@赵皓阳-Moonfans

我看他篇文章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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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得很清楚了：曾经要阻拦维权群众，需要大量警力在火车站高速口布局，耗费人力物力还不一定能完成。现在只需要一两个背锅的小吏，在办公室里动一动鼠标，就可以精准限制大范围人群流动。数据霸权重组了权利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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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谈，数据的意义与恐怖力量，似乎并没有被广大人民认识清楚，只是局限于“个人隐私”这种传统伦理中。但是垄断资本和地方官僚早就走在了前面，他们是很好的“老师”，给我们展示了“数据霸权主义”的威力。所以滴滴资本家与河南官僚很“好”啊，他们给人民提了个醒，就像“子彬公大家族”和“丰县渠氏”像我们展示了宗族势力回潮一样，连续这两个时间让我们看到了“数据霸权主义”的阴霾。

我们对数据主义疑惑、焦虑甚至恐慌，究其原因是对数据使用的道德规范、伦理学规范乃至于哲学规范没有跟上。或者用句通俗一点的话讲：理科层面的东西已经发展到这份上了，文科层面的还没到。

下图这是我几年前的一条微博，最粗浅地形容了“技术伦理”的困境：多少年了，我们连群发短信、微信语音相关的共识还没整明白，更遑论涉及到全人类命运的数据、信息这些大问题？

举个例子，现在基因技术日新月异，我们可以从自己的DNA中看到自己有哪些疾病的风险——现在市面上也确实在提供这种服务。但是这背后隐含的风险就是：你要交出你自己的DNA数据。

当然，我是一个nobody，我也不相信大资本会从成千上万份样本中单单拎出我的数据来搞什么名堂，所以我愿意提供我的个人DNA数据来换取了解我的健康状况（甚至付费）。但是，当这个数据足够大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呢？而且众所周知的，这些基因检测公司都有着很深的外资背景，那这些足够庞大的数据被买办集团和帝国主义掌握会怎么样呢？

甚至这都不是一个数据安全的问题。假如说，社会上已经很普遍的通过DNA检测来得知自身患病风险，有很多人在癌症早期就发现、及时治疗，不但挽救了千万家庭，还节省了大量医保资金，给社会带来巨大正收益。这看似是一个个人、企业、社会、国家多赢的局面。

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不愿意把自己的DNA数据提供给垄断资本，他们认为这是“生而为人”的自由，并且愿意承担不知晓自己身体健康所带来的可能的病痛风险。那么这样来看这些人是自主选择“求锤得锤”，毕竟自己的身体自己负责，自杀相关的伦理争议还没掰扯清楚呢，那么不愿意进行DNA检测这种事情，自己可以给自己做这个主吧？

事情没有想的那么简单，那个时候保险公司表示了，你不愿意进行基因健康风险检测，我们就会提高你的保费。因为社会很多人都进行了检测，保险可以针对性担保，大大提升了保险公司的利润，所以你不检测就得多交钱。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可以骂保险公司王八蛋，但是假如社保让你多交钱呢？因为毕竟你很可能发现癌症就晚期，社保要在你身上耗费很多的钱呢。那些进行基因检测的群众，会不会对没有进行的群众加以道德绑架、舆论谴责呢？毕竟社保这个盘子是大家攒起来的，你多花的花一分钱就有大家的份。

这就开始进入伦理上的“两难困境”了。还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呢，保险公司会不会跟基因检测公司沆瀣一气，进行暗箱保费操作，对于身体弱、疾病风险高的人提高保费？社会是否会形成身体健康的人，对潜在疾病风险高的人进行歧视？

这不是杞人忧天，看看现在疫情之下，有多少不幸感染病毒的人，他们的生活轨迹被所有网民拿着放大镜观看，稍微去一些酒吧夜店类似的场所就会被各路“键盘侠”进行道德谴责。但是不公布这些信息也不对啊，这是疫情防控的必须啊。

我们换一个话题再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有一天，政府通知会调取所有人的浏览记录、聊天记录、电脑手机储存，理由是打击恋童癖。同时保证这个数据全部由机器算法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不会闲着没事去看你的个人数据——毕竟十几亿人的数据，人工压根就看不出来。

有些人一听就很支持，他妈的恋童癖人神共愤，人人得而诛之，就是要把他们从正常人中揪出来，而且越早越可以避免很多儿童受害。但是有些人就表达担忧——政府说搜集所有数据是找出恋童癖，但之后他们会不会找到反社会人格呢？找到反政府人格呢？甚至偷偷找出异见人士呢？或许他们真的是为了找出恋童癖，但是万一他们从中尝到甜头了又开始找异见人士呢？或者他们开始就是打着幌子，专门为了进行更先进的御民之术呢？

其实这也并不是没有先例，911之后美国政府就以“反恐”之名，大范围窃听本国公民和国际人士，甚至各界精英、各国领导人都在其中，早已远远超出了“反恐”的目的。后来这件事情被并不认同这一价值观的CIA雇员斯诺登曝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但是斯诺登事件演变为了政治争端，主要是谴责美帝国主义双标且流氓，并没有引发进一步的伦理讨论。在斯诺登离开中情局的十年后，我们每个人的聊天记录、个人偏好、政治立场、兴趣爱好，都被互联网垄断公司所普遍掌握，这种信息范围之广、可挖掘程度之深，远远超过美国政府窃听和监控邮件所得到的信息。在特朗普的总统选举中，就与Facebook密切合作，对特定的用户投放精准的广告，这恐怕仅仅是一个开始。

但是，这件事情之所以算作“伦理”范畴的讨论，就在于它具有两面性。虽然举了一个负面的例子，但并不能证明权力机构获取数据就一定是要“作恶”；相反，大数据的规模化与深度开发，非常有效地提升了社会治理，所有人都会从中受益。

大数据促进经济这个例子太简单了，大家都想得明白，我就不再浪费笔墨了。看一看现在遍地铺满的监控系统，让违法犯罪分子无处遁形。大家可以看看八九十年代有多少大案要案没有破，至今成为了悬案；而现在天罗地网的监控系统，让那一段历史彻底过去了。

这种遍地的摄像头是不是数据主义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当然是。他是不是有效地提升了社会治理？毫无疑问当然是。远了不说，就看唐山打人那几个渣滓，趁着茫茫夜色逃跑，要是没摄像头的话，上哪找他们去？

几年前西方媒体炒作什么中国摄像头太多，什么“侵犯隐私权”，结果一看数据，全世界摄像头最密集的城市是纽约，第二是伦敦，然后是新加坡这些地方，我们国家在城市治理现代化上毕竟跟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你在大街上走的信息算什么“隐私”，我又不是违法犯罪分子，我怕什么呢？我甚至还会感觉安全，有高清摄像头，我就敢光明正大扶跌倒的老人。

伦理问题的争端，就在于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然而现在面临的严峻问题是：技术发展飞快，日新月异，靠传统的伦理形成模式，已经跟不上时代进步的潮流了。封建时代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以及娶很多的妾。那个时候是可以给你足够的时间去一点一点沉淀社会共识的，但是现在不行了，科技伦理的发展也必须跟上科学发展的道路。

面对数据霸权主义的阴霾，西方国家已经做出了些许的尝试：比如2018 年6 月，英国政府中央数字和数据办公室GDS发布《数据伦理框架》（Data Ethics Framework），2019 年6 月， 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 发布“2019—2020 联邦数据战略行动计划” 草案。2020 年9 月，美国联邦总务署GSA发布《数据伦理框架草案》（draft of the Data Ethics Framework）……

但是我们仔细看西方政府规定的这些条条框框，并没有脱离自由主义的范畴，无非是个人权益、隐私、主观意愿的范畴。但是前面赫拉利已经说了，数据主义是取代自由主义的理念，并不是对自由主义的修修补补，数据主义之下压根就没有“个人隐私”的概念。或者说自由主义的那一套伦理是属于智人的，并不能够解决生活在数据时代的“赛博人”的问题。

这个宏大的哲学命题不是本文几千字能够讲解明白的，所以我们尽量把问题简化，首先来看一看迫切而现实的问题：数据由谁收集、交谁使用、为谁服务？

为谁服务这个最好解答，就是为全体人民服务，为了最大的公益，而不是少数既得利益。由谁收集这个也很好解答，主体肯定是有技术支持的大组织、大机构，小范围的数据收集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效用。

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数据使用的问题，有一些组织，就算他信誓旦旦说我收集这些数据是“为人民服务”，恐怕人民也不会相信，也会十分抵触交出个人数据。就比如像滴滴这种公司，过街老鼠了。交给资本不行，交给官僚呢？河南赋红码的事件又教育了我们了，同样不靠谱。所以说赋红码这件事影响非常恶劣，老百姓们主动交出自己的数据，主动服从健康码管理，是为了防疫大局。就这样靠权力的任性随意处理，破坏了信任就很难建立起来了。

那么交给专业技术人员呢？交给科学家呢？这个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一直强调过，科学家们是专业素养最突出的一群人，但并不代表他们的道德素养一样突出。那些把研究生当包衣奴才、通房丫鬟的学阀们，哪一个不是有着教授、博导、专家、院士这些光辉闪闪的头衔？我在《资本家好斗，学阀难斗》资本家好斗，学阀难斗这篇文章里说过，学阀所涉及的领域专业性过强了，基本很难靠普通人监督。

现阶段我们不妨汲取一下毛主席的智慧，搞一个当代版的“三三制”——成立一个“数据委员会”，三分之一技术人员，三分之一政府和企业领导，三分之一群众代表，共同来监督数据的收集与使用。

我们现在想搞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有点积重难返了，那不如就从“数据公有制”开始搞吧，趁着新时代新产业新规则方兴未艾，让公有制的优越性在数据规模中体现出来。毕竟现在是布局的早期，如果等到未来各大垄断巨头跑马圈地、各省市形成数据壁垒之后，恐怕又会像对资本的限制一样积重难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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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云计算，都是可以被人为扭曲操弄的。

完全跟着导航走，掉沟里去，找导航地图索赔吗？

之前我说了我对当前中国局势的逻辑。当然有些人不认可。最大的不认可是，当前路线是否是死路一条。次之才是死期还有多久的问题。一些河友认为当前路线，特别是土地财政与房地产模式可以继续下去。即使我转了黄奇帆的十大天花板依旧如此认为。另外一些河友认为死期较远，只要产业升级跟上不改路线也行。这个也许需要再开一个话题进行讨论。

我现在的话题其实是回答方平河友的。意识形态和路线切换的事情。

先说最关系的如何切换路线。我说个路线图。

1. 意识形态工作

2. 组建新的干部队伍，以军工干部和科研干部为主体建设新的核心干部队伍。

3. 创立一套信息化的云计算的，百万人并发的指挥系统。语音，即时通讯，视频，数据多媒体处理指挥通讯系统。建立以人工智能的辅助决策指挥系统，以及大数据中心

4. 使用大数据技术对基础数据进行摸底，准备血酬和资产重制。

5. 军队的准备和血酬准备，对军队进行适当的部署，并准备好大量动员预备役人员和吸收新兵。可以借助台海军演，进行适当的布置，并对军人的血酬工作进行摸底性安排。

6. 财政与金融工作准备，对新财政税收制度和金融资产清算培训人员，规划任务。最好能实现财政金融空转，以便行动成功后快速切入。

7. 行动，召开扩大会议。

8. 给出路，对于投降的人员给予出路。

9. 经济强刺激解决失业率问题。在财政和金融工作切入实际后，获得大量财政收入，进行经济强刺激。可以大规模开工军备，进口替代，以及新基建（非房地产）。例如为了统一台湾进行灭国舰队的建造，5-7年超越美军。对于所有可能卡脖子的进口设备进行替换研发。新基建，在非房地产领域例如开建新运河，以及中小水库。

为了理解习主席近几年的意识形态工作内容，我提一个人的观点。

曾仕强说过这样一个观点，西方文明除了科技，没有什么是需要中国学习的。二十一世纪将是用东方的智慧来善用西方的科技。

大家也知道习主席这几年在推动两件事情，一个是考古热，另一个是儒家热，如何联系起来?

我首先把一个重要的实证论点提出来，作为后面讨论的起点。

现代计量经济学发现，科技是生产力进步的核心要素，科技进步占据生产力增速的9成以上，而资本占比不到5%。

科技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本源。资本主义确实可以推进科技进步，但也产生巨大的问题。问题可以归结为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社会制度，即能保证科技进步，又没有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

解决思路就是把资本主义中与科技发展相关的要素提取出来，重新设计社会形态，把非科技要素抛弃，使用各种方式中国式的方式，马列式的方式让资本不再作乱。

两个核心要点，一个梳理科技的发展，通过改造社会让科技发展起来，另一个是阻止资本作恶，通过对资本的控制把资本关到牢笼中。

这种疏堵结合的方式就是顺应了曾仕强所说用两句话。

习主席推动的考古热和儒家热正好应对了两个核心要点。前者可以用于发展科技，后者可以抑制资本。

中国近几年考古最大的发现就是中国古代存在一种科技崇拜，从河洛文明遗址的北斗九星，到陶寺遗址天文台。中国古人非常尊重天文，对天文学研究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古代圣人治国，伏羲与尧舜首要工作是科技研发，即对天文学的不断探索制定详细的历法并指导人民进行农业工作。如果把其现代化就是现代政府的首要工作是发展科技，教授人民使用科技进行生产工作。科技的研发与普及才是现代化政府的工作中心，这就否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虽然科技发展占据经济发展巨大部分，但是细节的差距对于资本主义是致命的。

当然对人士布局也是影响重大。例如我们看到这几年习的用人来说脱离之江新军了。大量使用科技界，军工界人士。最近的金壮龙任职工信部，就可以看出科技专家正在取代经济专家成为习主席的主要用人。这就暗含了基本路线的修正。

另一个作证就是习主席这几年基本不怎么提起什么市场无形之手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而是更多的强调创新对于经济的推动力。研究科技创新与经济关系的演化经济学真开始逐步走到前台。创始人熊彼得的名字被提起的越来越多。经济学将变成一门研究科技与商品市场关系的学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被淘汰。

儒家学说则是抑制资本主义的关键。这儒家学说不是一般大家用来修身养性的儒家，而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起源于周文王父子。周文王父子对于商朝纵欲文明的反思而得出政治儒家学说，成为之后中国三千年的主流政治学说。

为了理解政治儒学。我先把几个政治儒学的关键点以类似定律的方式写出来。我想明白这些，就对政治儒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否则由于儒家学说过于庞大，讨论可能离题千里。

儒家定律

1.守恒律：在农业社会，一个社会的总产出上限是一定的。所有政治行为都只是财富转移。提出者司马光，即司马光的天下财富定数说。“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

根据计量史学派的研究，在工业革命以前，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总GDP和人均GDP增长都极其缓慢，甚至要几百年才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或者衰落；前几年北大李稻葵教授对于明朝经济数据统计得出的结论就是明朝全国GDP增长极为缓慢，年增长率仅为0.29%，总经济规模有所增长，人均年收入没有明显变化。李稻葵的统计研究基本证明司马光的观点是正确的。

注意：政治儒学在古代政权是正确的，但现代最大的不同就是科技的高速发展。现代使用政治儒学必须把科技因素分离开。即要学习尧舜发展科技也要学习周公治理欲望。

2. 作用律：人生有欲望，欲望不可控制是一切罪恶的之源，即乱之源是欲望不可控。提出者荀子，即“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近代谭嗣同认为荀子学说两千年儒家政治学说的本源，有“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所有儒家政治学说都是围绕着荀子提出的欲望与乱渊源的作用关系展开。当然作者莫言也有演讲认为欲望是人类一切罪恶与痛苦的根源。

3. 引力律：社会中百姓的行为都可以自上而下的引导，百姓都以吏为师，吏治则国治。治国本在治吏。提出者司马光，这点在之后的明清两朝得到的很大推广，雍正特别推崇司马光的观点，并把此作为其政治改革的基本出发点。而我们熟悉的毛主席晚年语录“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其实也是与此定律一致。

儒家政治学说，基本就是围绕着这三点展开，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不过是由这三大定律推演而出的推论结果。儒家政治学说，就是在社会财富恒定调节下，以治理官吏的欲望而展开的政治学说。只要官吏的欲望被控制了，不给官吏鱼肉百姓的机会。那么国家也就能治理了。其它的治国手段都是属于奇淫技巧，基本没有作用甚至是反作用。统治者也懒得关心这些奇淫技巧。

习主席近几年推动的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就是使用政治儒家的学说与马列主义结合，来抑制资本的作恶。具体说来就是“马学为体，儒学为用”。核心的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使用政治儒家学说的方法来对官僚进行洗脑控制。儒家有“教、法、礼、乐“四大工具来实现洗脑和控制，特别擅长培养腐儒。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培养腐儒的特长，来培养一批信仰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官员。用他们的迂腐来抵抗资本的侵蚀。政治儒学的洗脑控制术内容可以新开话题讨论。

如果在“马学为体，儒学为用”的马克思儒家学说身上加上对科学发展的理论。新一代科学与社会主义就呼之而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原本是指马克思等先辈，在总结人类历史进程和结合各种文明进化后，提出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型。今天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却又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如果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当作1.0版，那么今天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2.0版。那2.0版与1.0版有什么区别呢？就在于科学的地位。简单说来就是1.0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与之前空想的社会主义作为区别。科学是个形容词，用来形容社会主义。2.0版是科学与社会主义，科学是名词，与社会主义是平等并行关系。就是使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发展科学，反过来科学的发展也会反馈加强社会主义。

2.0版的科学社会主义完全兼容1.0版本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传统马列理论主体上是2.0版的一部分，且是最重要的之一。2.0版本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反对马列主义，但却要补充其不足之处。其不足就是马克思忽略了时间的对社会的影响。把社会主义搞成了一种静态的理论。而现在我们考虑了时间对社会的影响，社会主义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随着时间发展的科技将是社会的决定性要素。2.0版本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把世界当作是动态进步的世界，在全面思考“科学”后对1.0版科学社会主义的大补充。

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三大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新科学社会主义同样有三大理论支柱与之对应，它们是科学哲学对应于德国古典哲学用于阐述世界观，演化经济学用于阐述经济基础以及科学道德理论用于构建新的社会道德伦理。具体的内容需要新开话题讨论。

既然我们把科学推上意识形态的圣坛，会像伏羲与尧舜一样对待科学，搞全社会的科学崇拜。显然这种情况下，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军事科技工作者将是这个新意识形态的受益人。新意识形态首要发展的对象就是他们，特别是军事科技工作者。以用理论说服他们，让他们与中央一起共治社会。那么他们就忠于这个意识形态，忠于党，忠于人民。

以科技工作者特别是军事科技工作者为核心的新干部群体就出现在面前了。他们会是新时代的先锋队，习主席变革社会的关键干部群体。

解决了最关键的意识形态问题，之后就可以按照路线图建设新的干部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