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位奉军老将经历的“九一八” -- northeast

有一点希望和先生以及诸位高人探讨----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

祖父的父母称曾祖父母；

祖母的父母可称曾外祖父母，一如于珍老爷子与楼主；

外祖父的父母可称外曾祖父母；

外祖母的父母----我就不知道了，这已经是父系姓氏传承的顺位第四姓，两重的外，请教诸位了。

谢谢

我父亲的大舅（于珍的长子）的经历也很有意思，不过我事先声明一点，关于我父亲的大舅的信息我全是听我父亲说的，其中的准确性我无法核实。“老爷子”于珍的故事我曾经与一些书上、网上的信息作了对比，有些不太有把握的信息我就没写，但是关于我父亲的大舅的事情我就没有这个条件了（因为我父亲的大舅与“老爷子”相比肯定是知名度差多了）。我父亲年纪也老了，有的事情记得也不一定准（比如说我父亲就记不清他大舅具体是哪年去世的了），我父亲说他大舅的一些事情我都感觉过于离奇，如果我以下所写有什么不准确的就请大家原谅。

我父亲的大舅年轻的时候似乎没什么突出的地方，到日本留学过一次（学什么专业我也不知道），好象也没取得什么成就。1937年“七七”事变后，“老爷子”迁居到北平米粮库胡同，我父亲的大舅也到了北平。到北平之后，我父亲的大舅在政府（其实就是伪政权）得到一个差事，大概类似于现在的工商局或税务局，而且我父亲的大舅表面上还与日本人交往密切，经常在北京各大饭店与日本人大吃二喝（当然要么是“公款”吃喝，要么是北京各大饭店不敢要钱任其白吃白喝）。周围很多人对此都有议论，虽然说在伪政权当差不一定就是当汉奸，但是“老爷子”是个英雄，儿子却与日本人大吃二喝，这反差也太大了点吧？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要调查当年在伪政权里当差的人，我父亲的大舅就失踪了，周围的人普遍认为他肯定是躲在外地去了。也许是确实找不到，也许是看在“老爷子”的面子上，这件事情就没有继续追查下去。

我父亲的大舅后来回到了北平，什么时候回来的？北平和平解放后从“解放区”回来的，夹杂在入城的解放军队伍中回来的。周围的人这才知道，原来我父亲的大舅是个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党”，当年进入伪政权、与日本人打交道都是为了套取情报。我父亲的大舅不但自己成了“地下党”，还把自己的弟弟（也就是我父亲的小舅）也发展成为“地下党”，也就是说，抗战期间“老爷子”的两个儿子都在为共产党工作。

接下来说的事情我感觉就很“离奇”了，历史是否真的如此，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一件事是据我父亲讲，我父亲的大舅虽然是“地下党”，但一辈子没入党（也就是说没成为共产党员）。当然，当年的“地下党”不一定都是党员，但是解放后这么多年，而且我父亲的大舅还一直在政府部门工作，怎么会没有入党？是什么原因？后来我还听说有这么一种党员：秘密党员，据说秘密党员身份不公开，只有党内有关负责人知道秘密党员的身份，秘密党员在党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也挺有道理，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话别人不就知道你的党员身份了吗？），莫非我父亲的大舅是秘密党员？可这秘密党员似乎也用不着保留到“文革”后还不公开吧？不过我父亲的小舅可很早就是党员了（他还是我父亲的大舅引进革命队伍的），只可惜他去世的早。

还有一件事，我听了更感“离奇”了，如果此事为真那简直是我国反间谍领域的一个成功案例：我父亲的大舅当年在农业部下属的某单位的工作，而那个单位的“一把手”是由农业部的一个副部长兼任。“文革”前夕，这个“副部长”出事了：原来“副部长”在党内受到批评，他竟然与苏联大使馆联系叛国事宜，商量在某地接头，苏联大使馆的轿车开到那里，他立即进入轿车，按照有关国际条约，进了苏联大使馆轿车中方就无法干涉了。哪知道“副部长”的这一切行动早在中方的掌控之中，就在“副部长”刚打开轿车车门的一瞬间，“副部长”被几只大手牢牢抓住了……“副部长”被捕后，其单位的大部分干部（当然包括我父亲的大舅）也受到了审查，基本都处于“靠边站”的境地，审查一通后，没有发现这些干部（包括我父亲的大舅）有参与此事的。紧接着，“文革”就开始了，我父亲的大舅从单位的角度倒没受到什么冲击（社会方面的冲击还是有的），因为他“文革”前就已经“靠边站”了。这件事说实话我都不相信所有的细节，现在网络上被透漏出来的秘密很多，但“农业部副部长叛国未遂”还真没听说过，也许是这件事的传言有误吧。但是我感觉我父亲的大舅当年单位的“一把手”（也许不是农业部副部长）“叛国未遂”很可能是真的。

“文革”开始了，我父亲的大舅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下一篇我计划写写“老爷子”在米粮库胡同那处房子的历史，顺便会提到我父亲的大舅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本次就不再提及了。

既是团圆的佳节,也是近代中国的耻辱纪念日.

过上安定的日子,千万牢记历史,提高警惕,才能享受和平.

郭松龄倒戈失败后，奉军再次入关，“老爷子”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京畿卫戍司令。“老爷子”在此期间经历了两件事：确切的说是“躲”过了一件事，办理了一件事。

奉军再次入关后，干了一件与中国共产党结仇的大事：杀害李大钊。说实话，张作霖这件事干得实在有点“下三烂”，为了进苏联大使馆抓李大钊，竟然伪造苏联文件进行栽赃，这些伪造的俄文文件是旧俄文的语法，明白俄文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与“十月革命”后的新俄文不一样（就好比现在中国政府的文件肯定不会用文言文写是一个道理）。抓李大钊的时候，“老爷子”这个京畿卫戍司令本来应该参与，因为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其实就算“老爷子”参与此事了，也说明不了“老爷子”的责任，因为抓李大钊是奉系的“一把手工程”，张作霖主抓的事。但是如果“老爷子”真参与此事了，那可就成了“裤裆里抹黄泥，不是屎也是屎”了，“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名声可不好。但是，偏偏在抓捕、杀害李大钊的时候，“老爷子”这个京畿卫戍司令不在北京，根本没参与此事，我父亲讲这件事解放后有关方面进行过调查，也找“老爷子”核查过。“老爷子”当军阀不假，但和共产党还真没什么仇。

另外一件事就得从张作霖为什么让“老爷子”当这个卫戍司令说起。当时奉军的军纪很差，“妈了吧子是车票”的名声不说名扬全国，也是北方驰名，张作霖虽然是土匪出身，可这时也确实想整顿一下军纪，尤其是别在北京这个地方太不象话了。而“老爷子”于珍为人耿直，办事认真，被人称之为"老蒙古"。他在担任奉军省警务处长兼全省保甲总公所总办时，曾因黑龙省督军吴俊升部下的汽车撞死了其部下的警察不管一事状告到张作霖处，要求与吴俊升当堂对质。吴俊升素知于珍的秉性，只好为被撞死的警察家属拿出抚恤金1万元了案。（这段蓝字是我从网上查到的信息）可以说，凭“老爷子”的性格，以京畿卫戍司令的身份整顿北京城内奉军的军纪的最合适的了。一次，一伙奉军在北京某戏院看戏不买票，最后发展到“砸场子”，正好赶上“老爷子”率军巡逻给看见了，“老爷子”当场下令：把奉军为首闹事的那个人脑袋砍了！脑袋挂戏院门口示众三天！这件事情一时轰动北京。前几年，我父亲去北京看望一个表弟（和我父亲一样，都是“老爷子”的外孙），他对我父亲说“我从单位图书馆的旧报纸中发现了当年刊登咱们姥爷杀人的报纸了，我还给复印了一份”。我父亲看了那份复印的报纸，“老爷子”穿大礼服的照片被刊登在上面，报纸上的话都是“当代包青天”之类的赞美之词。

解放后，那个被砍了脑袋的奉军的后代居然到北京米粮库胡同找到了“老爷子”，希望“老爷子”给点补偿（就是要钱），否则就要去人民政府去揭发“老爷子”的“罪行”。“老爷子”这个气呀，心想假如我要是杀害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者那算“罪行”，我当时作为奉军的京畿卫戍司令杀一个违纪的部下算哪门子“罪行”？为了稳妥，“老爷子”向有关部门咨询了一下，有关部门说这根本不是什么“罪行”，那人要是再骚扰您我们就联系公安部门来收拾他。结果那个被砍了脑袋的奉军的后代就被轰走了。现在想一想，那个被砍了脑袋的奉军有什么冤呢？有冤恐怕也是因为奉军普遍军纪不好，就他被抓了典型（与现在很多被抓的贪官的想法类似吧）。

作为高级将领，看来有时得杀人立威呀。

• 看来这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这个王怀庆也能与我祖上扯上关系

当时在敌后有影响的旧东北军政人员的名单，他按其要求一人一封信，大概只有于珍这封保存下来了。张当然是不太了解外界的具体情况的，这个只能怪戴笠的工作没有做到家

北伐军占领北京以后，代表张学良去和南京政府谈判的三人中，好像有一个就是于珍的同学邢士廉

另外老兄的记忆可能有误，张学良被任命为第三方面军军团长是１９２６年６月，郭松龄倒戈是1925年11月， 奉军第三次入关对抗北伐军的时候，于珍的职务应该是前敌总指挥兼第十军军长。 当时第三方面军军团长是张学良，第四方面军军团长是韩麟春，合称第三、第四方面联合军团，实际上都是小张说了算，当时有人开玩笑说韩麟春这个理论上和小张平级的军团长，大概就是个参谋长的角色。 这个大概就是因为自从郭松林倒戈以后， 小张开始一人大权独揽了。

http://tfcw.nease.net/p2216.htm

蔡锷、蒋百里，许崇智都不在里面。您老爷子可能比他们还早几届。我估计当年老爷子没遭毒手一是有一部分同学情义，二是年事较高，三是备着将来用，又不至于在东北伪军中造成恐慌。为老爷子这份民族气节花一个。

三谷清是全名，他是陆士21期毕业的，和石原莞尔，横山勇是同学。怪不得土肥原要拉着三谷清一起来。另外，于老前辈向蒋推荐的是不是张作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