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箭鱼行动(6):喝水兼预告片 -- 万里风中虎

　“潮人”是潮州人或潮汕人的简称，包括所有说闽南次方言(即潮州话)的海内外2000多万潮人(即除了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之外，还包括汕尾等地及港、澳、台和世界各地的潮人)的整个民系群体。这样一个特殊的民系群体是如何形成的呢？

　　据史学家考证，潮州地区古代居住着百越族的一个分支叫闽越人，其中那些沿江沿海住着的家族人，他们可说是当地的原住民，后来逐渐被汉化。此外，在凤凰山上则住着以狗为图腾崇拜的畲族人，他们是较早入潮定居山区的移民，后来也大部被汉化。

　　潮州人的祖先，则是中原地区的汉人，很早以前为躲避战乱，先后一批批往南方迁移，其中一支主干移民辗转经过几个省份后，到达福建的莆田、漳州、泉州定居一段时间，最后转入潮州地区，所以民间有“潮州福建祖”的说法，又把潮州人叫“福老”人。现在翻开潮属各家族谱，先世由福建入潮的，比比皆是。例如潮安大姓林氏迁自泉州，秋溪陈氏迁自晋江，潮阳萧氏迁自龙溪，而由莆田入潮的姓氏，更为繁多，如明代兵部尚书翁万达、状元林大钦，潮州前七贤的卢侗、张夔、刘元等，其先世均来自莆田。这些中原汉人，主要来自河南一带。潮州大姓陈氏，皆标榜为“颖川旧家”，表明其族源来自河南颖川东汉太邱长陈实的后代。从隋唐开始，这些来自福建的移民“福老”人，越来越成为潮人群体的骨干成分。

　　除了“福老”人外，中原汉人移民入潮的另一支主干是“河老”人，他们是不经由福建而直接从中原来的移民。其中最早的一批，是唐初由陈政、陈元光父子率领入潮平乱后，留下来定居的两批将士。过去一些史料认为“河老”人是指河南人，饶宗颐教授经考证认为：“河老”并非“河南”老，而是“河东”老，河东是指黄河河套以东的山西省。这从陈氏父子与山西关系殊为密切，所带将士又多为山西人，而至今山西方言与闽南方言相通之处甚多，可以证明潮人祖先确有一部分来自山西一带。

　　在潮汕地区，除了“福老”人、“河老”人这一主体民系之外，还应该介绍另一个民系：客家人。客家人也是古时因避战乱，从中原辗转南下的汉人。他们在迁徙过程中，在语言特征、风俗习惯等方面，有别于当地土著和其它汉人，自成一系，因此“客家人”一词逐渐成为固定的称谓。据专家考证，客家人大量进入粤东地区，当在宋代以后，比潮人迟了一大步，而且迁徙路线多由江西、福建西南部山区向闽粤山地散布，这时粤东地区的平川沃土以及水陆交通要道，已大多为“福老”人开辟，他们不得不进入穷山僻壤进行艰苦开发。数百年来，客家人在开发粤东地区的辛勤劳动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长期和潮人融洽相处，协作配合，共同谱写了粤东地区文明进步的历史篇章。至今粤东地区各县市，几乎都存在福、客杂处、相互通婚的现象，只有大埔是纯客县、澄海是纯福县，所谓“大埔无福、澄海无客”就是这个意思。

　　晚唐以前，不论从全国还是从广东来看，潮州都属人口稀少的荒僻之地。在唐代，潮州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1、2人，在全省27个州中名列第23位。到了元代，每平方公里已有27人，在全省中跃居第三位。这是由于北宋以后，闽地入潮的移民日多，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利用，生存环境日益改善，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商贸活动、海上运输也日见活跃，潮州人的善贾也在此时显露头角。

　　明朝建国之初，为巩固政权施行禁海政策，使潮州的发展受到影响，海上贸易、海上运输受到冲击，以至出现了武装走私、海寇骚扰等社会问题。清朝仍继续这一政策，直至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平定台湾之后，才放松和取消海禁，使潮州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人口也很快增长；为解决粮食问题，潮州商人在政府许可下，开始到泰国贩运稻米进口，其它商贸活动也随之开展，形成18世纪七、八十年代潮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高潮。1861年汕头开埠，从1870年到1949年的80年间，共出现了三次向东南亚的移民浪潮，导致了海外潮人社会的形成，潮汕地区也成为侨眷集中的重点侨乡。这种向海外拓展移民的历史性行动，使潮州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受到巨大影响，也构成了我国华侨史上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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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处我国东南海隅，向北有连绵数百公里的五岭和武夷山脉阻隔着与大陆腹地的联系，中华大地的历代战乱传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向南则为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和南海，东西面也有群山环绕，这种山环水抱的地理环境和与外隔绝的地理位置，在古代曾吸引一批一批逃避战乱的中原门阀仕族竞相迁入。

翻开一本本潮汕族谱，都可看到这样的字样：祖宗居河南光州固始、或居河北范阳、或原籍长安京兆、或居山西洪洞……它们大体上位于黄河中上游的“河洛”（河套以东和洛阳）地区。在东汉时期，随着宗族宗法制度的完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批显有特权和地位门阀仕族，他们把持朝政，操纵皇帝的废立。然而，由于“河洛”地区在魏晋以前，一直是华夏文明中心，是各路英雄逐鹿之地，战乱频繁。特别是西晋“永嘉之乱”，曾使中原陷入二三百年的动荡，这些门阀仕族为对付动乱，纷纷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族为中心建起“坞壁”以自卫。后来，随着战乱的加剧。这些门阀仕族纷纷南迁，据史学家考证，当时南渡的仕民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

“不指南方誓不休”，听说南方偏安一隅，有大江和崇山峻岭阻隔，没有兵氛，是一块人间乐土。带着对安定生活的渴望，带着对世外桃源的向往，这些“河佬”背起祖宗的神位，怀上一抷乡土，领着整个家族，穿进黄河，渡过长江，一路南奔而来。他们先迁至江淮和江浙一带，后又进入福建和江西。正如发源于河南卫辉县（原汲县）的潮汕林氏先祖之一，唐代闽人林蕴在《林氏族谱序》言：“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唐末的林胥在《闽中记》也言：“永嘉之乱，中原仕林、黄、陈、郑四姓入闽。”

在福建和江西定居一段时间后，接下来的安史之乱又使“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李白诗），一批批逃难仕族又源源不断从北地涌入，很快使福建江西人满为患，于是，又有部分“河佬”，如欧阳修主持编撰的《新五代史》所说的：“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开始踏上了到岭外寻找新乐土的征途。

来自福建的移民大多数人是从沿海线进入平原的，因而被称为“海系”，也有部分和江西移民一样翻进连绵数百里的五岭和武夷山脉来到潮汕腹地的，故称“陆系”。但因来自福建的海上移民占大多数，故“河洛”有时也被称为“福佬”。

无论是来自“河洛”的“河佬”还是来自福建的“福佬”，他们都是来自中原的遗族。当他们乘船穿过南海的烟涛，或扶老携幼越过莽莽的五岭山脉到达这里时，见逶迤丘陵从三面环抱着一片肥沃的冲积平原，把兵氛杀气阻隔在千里之外；脚下青碧见底的江河溪涧，引导着山川灵气，欢快地流向前面浩翰的大海；潮水浸泡着岸边的老树，海风带来湿润的水气，涤去了他们身上的征尘……他们精神一振，或许这就是能给子孙带来安宁和福祉的“风水宝地”。于是，他们暂时停止了漂泊，先取出怀中的乡土，倒进潮汕的江河里，然后，再用红土拌和上点海滩上的砂或贝壳，做起了土砖，筑起了放祖宗神位的祠堂，诚如光绪《潮州志》所言的：潮人“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宗族重新被收拢起来，于是，以前在中原故乡的“一宗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的场面得以重现。这就是清人张海珊《聚民论》中写到“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他们“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此古风也”。

与世家大族在“闽广之间”重新集结的同时，由于唐代开始的打击仕族的措施，如科举制的出现，使北方仕族逐渐瓦解，加之五代分裂，两宋或北或南，元又都于北方，首都附近难以培养出世代巨族，以至于入明以后，“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过千丁者，户口之寡，族性之衰，与江南相去寡绝”（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三《北方仕族》）；而江南广大地区又由于明清以后个体经济的发展，即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也使封建宗法观念逐趋淡薄，其以宗祠和宗族为中心的聚居意识日渐式微，以至于最后只能分散为家庭式的小合院，当他们重新组成聚落时，也多由这些家庭式的小合院汇集而成。

只有“闽广之间”的“河佬”，由于顽固地维护封建宗法观念，继续沿用祖先以宗祠为中心的向心围合的居住方式，将整个宗族按尊卑次序统一安排在一个有序的空间里。于是，潮汕乡村，有了一座座规模巨大、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从厝式”民居群落。而且，和古代门阀仕族重视门第相似，他们无一例外地在这些乡村的中心——祠堂的门额和灯笼，刻上诸如“河西旧郡”、“颍川世家”、“西京旧家”、“济阳世家”、“渤海家声”、之类的门第堂号，因为他们念念不忘在中原失去的身份。在日常中，潮人还时不时地流露出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就是什么都是潮汕本地的好的心态。这种心态可能就是魏晋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观念的残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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