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五霸小史引言（一）春秋分期 -- 履虎尾

如果是个人理解，这话无所谓，如果站在历史角度解释，完全错误。世界所有的学者都无法给中国王朝定出个公认的性质。所谓国外的标准在中国根本不合用，我们以前是马列基础上谈历史，所以造成史学界著名的五朵金花玄而未决。

夏且不论，商是联盟性质，但是否奴隶制确实不能定性，因为商子民部分还是自由民，还有是没落贵族多少代后的后裔。可奴隶是完全丧失自由，彻底依赋权族的人。

西周到有些封建性质，可我国同样和西方的封建又有很大区别。所以目前在国家结构问题上说法很多，都有其道理。先秦史是个复杂的课题，不能简单理解。谢谢

夏属部落联盟形式。商属于奴隶制国家形式。建国时期商已从原始社会步入文明，原因是我国有村社共同体，我国后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兼并战争，使得这种以血缘为媒介的村社共同体，改变为主要以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单一小农家庭，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编户齐民。

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三代更是复杂，学界为此争议几十年。拿西周来说，西周是否统一？是否算是王朝？这都已经是问题了。西周是否是专制？这些在学界已受到重新审视。从80年代以来这30年，先秦史学界总算是达成共识，定义为；西周是早期农奴制。

这里多说几句，有些朋友认为西周应该是封建，而不是奴隶制。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两种奴隶制，一种叫做劳动奴隶制，或者叫做典型奴隶制，是以希腊、罗马大土地所有制下的劳动奴隶为主要劳动力，产品用来交换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

第二种叫做普遍奴隶制，又叫家内奴隶制，马克思又叫这种奴隶制为东方奴隶，有些地方叫做亚细亚经济形态，这个问题在中国讨论了40年，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渐明晰化。

周代社会，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以吴泽先生为代表，认为中国是东方奴隶制，也就是家内奴隶，并且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发达的奴隶制。

一种以田昌五为代表，认为中国是斯巴达的黑劳士制度，这是一种早期农奴制，但具有奴隶制的色彩。第三种以无奴派五家为代表，认为中国虽然存在着家内奴隶和国家奴隶，但主要的劳动力是庶人。

庶人是从原始公社成员直接转化过来的。并且他们依据马克思遗稿《资本主义之前生产方式各形态》认为，在原始公社解体后，社会形态可进入奴隶社会，也可以进入农奴社会。

也就是所谓的封建社会。这样就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国的历史性质问题。而无奴派认为，中国原始公社解体后是直接进入农奴制的，是封建社会。

这是五种社会形态下另外的一派，持周代是封建社会的说法，这个被称作西周封建论，代表人是范文澜。以上说的三个结论是学界对西周社会形态的主流认识。

不知大家注意到吗。这三种言论都没否定西周存在奴隶。三种看法没有一种能够推导出当时的生产主体是有一定自由程度的民众。

奴隶跟佃农的最大区别在于，奴隶属于主人私有财产，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佃农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但是他不属于地主的私有财产。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推导出所谓的东方奴隶论。再加上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关系也很复杂，不仅仅是佃农问题。

就因为复杂，造成无奴派的观点西周是农奴主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导出是封建社会的结论而否定奴隶制社会。农奴和奴隶的区别就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我们按照马克思理论理解，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我的理解是奴隶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农奴只有有限的自由。

冒昧在此歪楼。只是希望和对历史有敬意的人沟通。请相信在下的诚意。如先生所言，目前我国学术垄断，太多人了解不到史料，仅凭手边的材料的确很难得对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在下不才，曾经有机会了解过这段历史，现将材料奉上，先把晁福林对平王东迁的疑点贴上来。若先生不嫌弃，另选时间我可贴其他材料。当然，看您意思。谢谢。

宗周的一朝倾覆与周平王的东迁洛邑、定鼎郏鄏是三代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太史公的《史记》并没多少材料可供参考。在司马迁的笔下，两周之际这段迷一般的历史的记载是混乱的。虽然他把这段历史堂堂正正地载于史籍，但同样的细节，两周交替的历史却格外扑朔迷离、似是而非。

代学者崔述在他的《丰镐考信录》中就十分不解的问道：“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者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立无父之宜臼哉？”

钱穆先生曾有一番精典的评语。钱先生说：“《史记》谓平王避犬戎东迁。犬戎助平王杀父，乃友非敌，不必避也。”钱老否定平王东迁是为了躲避诸戎侵扰。至于那几路所谓“勤王”的诸侯，钱先生对他们也一一进行了批叛。

钱先生指出，郑国的郑桓公本来在周朝中央政府任司徒一职，看到周幽王与申姜矛盾激化，知道西方待不下去，早在骊山事变前就谋划着东迁了。

西周灭亡前，郑桓公已经在今天河南郑州一带从几个小国手里巧取豪夺了一片土地。郑桓公的儿子——后来的郑武公——还娶了申侯的女儿为夫人。平王东迁后郑国也拿平王当旗帜，号称“以王命讨不臣”，进一步开疆阔土。所以，郑国根本不是勤王，而是申侯的同谋。

《周本纪》记载的褒姒之事全是依据《国语。郑语》，然而《郑语》记载此事并不是系年，《周本纪》将幽王娶褒姒列在幽王三年，不知有什么根据？关于褒姒身世，《郑语》所记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可是对褒姒出身的时代却记载明确。

《郑语》谓厉王末年王府童妾“既笄而孕，当宣王时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

那么，照此论，褒姒当生于宣王初年。宣王在位46年，假若依《周本纪》所记幽王三年才娶褒姒，那么事发时褒姒已人老珠黄，很难设想褒姒能以偌大年纪而使幽王倾心。

史载褒姒有宠，并与王朝重臣虢石父结为同党。这不正说明褒姒多年来经营的不错吗？其地位之牢固及其影响之大，只能是褒姒长期经营的结果，不可能是一个年轻宠妾在仓促间所能成就的。

比较合理的推测是，宣王在位历时长久，太子宫氵星——即后来的幽王——早在宣王之世即已娶褒姒并生于伯服。《国语。晋语》一有“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的说法，此幽王是指还没有继位的太子宫氵星。被送去以平息征伐的褒姒当值妙龄。褒姒生于宣王初期，则宫氵星娶褒姒可能是宣王二十年左右的事情，至幽王继位时伯服已是二三十岁的成人。

伯服年龄大于宜臼。关于宜臼生年，文献无载，但他在位长达51年之久是有确证，所以，宜臼称王时的年龄必不会太大，若推测是时宜臼年龄不足20岁，应属可信。“伯服”是字而非名，以“伯”相称，应即长子。

既然伯服在幽王时已为成人，那么幽王让其称王，以为废黜宜臼的准备，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束皙依汲冢材料所说的“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是一条重要史料。“积年”之说表明，伯服称王并不止一年。伯服称王的时间应当在幽王八年宜臼称王以前。

这事发生在幽王五年，因此郑桓公于幽王八年为司徒时曾说：“王室多故，余惧及焉。郑桓公担心会出乱子，所以才急忙寻找可以“逃死”的处所，以冀求免于灾难。由此看来，在幽王与天王的“二王并立”之前还有一段幽王与称王的伯服“二王并立”的时间。这段时间较短，约有三年。

另外，举烽传警乃汉代备匈奴之事，非周代所能有。《周本纪》所谓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以至江山易主云云，显系小说家言，皆不足凭信。

学者们对于《史记》的这些记载曾经进行过深入分析，犀利地指明了其中的问题。

首先，《史记》谓平王东迁乃避犬戎，这是不合情理的。“犬戎之于幽王固为寇，而于申侯平王则非寇实友也。然则平王东迁，特以丰、镐残破，近就申戎以自保，非避戎寇而远引也。”

其次，秦襄公救周是帮助幽王抗击犬戎和申候，“秦之与平王是敌非友，而《秦本纪》却称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襄公送其仇而平王封其仇，其矛盾难通，罕有如此者”

第三，从地理上看，一般以为申在今河南南阳。“申在周之东南千数百里，而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越，申侯何缘越周而附于戎”这些说法批亢擣虚，确是击中了要害。

和《史记》相比，古本《纪年》关于两周之际史事的记载则要翔实而且清晰。《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云：平玉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候、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

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以本非嫡，故称携王。

这段叙述具有重要价值。尤可注意者是：

其一，明确指出了“平王奔西申”。从申侯助平王的史实看，太子宜臼被废黜后逃奔西申的说法是可信的。《史记》缺载此事。

其二，宜臼为王的时间不是如《史记。周本纪》所言在幽王死后，而是在幽王死前就被申侯、鲁侯、许文公等拥立于申，称“天王”。

其三，幽王死后的政治形势并非如《史记。秦本纪》所言，即由秦襄公护送平王东徙雒邑，而是有一段“二王并立”局面。

与“天王”针锋相对的是虢公翰拥立的“携王”。

其四，携王被杀于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是时，周二王并立的局面才告结束。

上述四项与《史记》的相关记载迥然不同，对于两周之际史实的缕析显然至关重要。

古本《纪年》所述是否可靠呢？古本《纪年》所记夏商周三代和东周诸国史事虽与传统文献的记载颇多违异，但经考证研究却常证明古本《纪年》之说为是，因此专家们对其史料价值一直有很高评价。古本《纪年》关于两周之际史事的记载并非孤证，我们越对其它材料进行认真研究就愈益相信古本《纪年》所述史事的翔实可靠。

在幽王末年嫡庶废立的尖锐斗争中，太子宜臼及其母申后是失败者。关于这时候的形势，作为周王朝司徒的郑桓公和周太史史伯曾有过详细讨论。史伯肯定周王朝将要弊败，预言“凡周存亡，不三稔矣”，还说：“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

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周幽王要杀太子宜臼以成就伯服而“必求之申”，这句话表明是时宜臼必然已在申国。郑桓公与史伯的这个讨论是在他为司徒之年，其年据《国语。郑语》可以知道是在幽王八年。

所以说，宜臼在被废黜之后，至迟于幽王八年(前774年)已经逃奔于申，以投靠势力正强的申伯，其事属必然，应该没有疑问。有问题的是宜臼被废之后所奔之处，《国语》的《郑语》和《晋语》均谓之“申”，古本《纪年》则谓“西申”。

两者相较，后说更妥当些。历来多以为申国只有一个，只是由于迁封才有了“西申“、“南申”、“东申”等名称出现。其实，周代的申国并不止一个，而是起码有申伯之国和申候之国两个申国存在。关于申国的地望及其情况对说明平王东迁史事非常重要，所以需要费些笔墨加以辨析。

申伯之国是伯夷之后，为姜姓国。其立国时代颇早，《国语。周语》中有“齐、许、申、吕由大姜”的说法，故申之始封可能在周初。《逸周书。王会解》记周初成周之会，“西申”以凤鸟为贡，并与西北诸国并列。

其地望是否和《山海经。西山经》的申山、上申之山、申首之山等地名相关联，今已难考，但谓之在宗周以西，应是大致不差的。这个“西申”当即古本《纪年》所载宣王讨伐的“申戎”。《国语。周语》谓周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古本《纪年》谓是年宣王“征申戎”。

申戎即姜氏之戎。它和周王朝之间虽然偶有战事，但基本上是友好和睦的关系。《诗经。崧高》篇的“申伯”即申戎首领。他和商末周文王称西伯的情况类似，都是以异族首领而为王朝所封赐者。以“伯”相称表明其为周王朝所依重，并且是一方诸侯的首领。

据《诗经。崧高》所载，作为“王之元男”和“维周之翰”的申伯在周宜王时被迁封于谢(今河南南阳)。诗称宣王为其送行，“申伯信迈，王饯于郿”。郿地在今陕西眉县，位于宗周以西。申伯之国当在郿，或郿以西。宣王将申伯之国迁封于谢乃一箭双雕之举，—方面免除申戎在宗周以西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周王朝对南方的经营，所以宣王才厚赐申伯并亲赴郿地为其饯行。

申伯迁封之后本来应该仍以“申”称其国，但近年在河南南阳出土有“南申伯”称谓的春秋早期彝器，证明迁封后的申伯之国称为“南申”，而非只称为“申“。

“南申”在彝铭中的出现，提醒人们考虑，在两周之际还应当有另一申国的存在。专家推论说，“铭文之所以在‘申伯’前冠以‘南’字，可能是为了与‘西申’相区别。

原来在西周时期，西方另有一申”。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依古本《纪年》所裁，这另一申国就是“西申”，亦即侯之国。周孝王时，申侯曾将申族的历史追溯到殷周之际。他说：“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史记正义》云：“申侯之先，娶于骊山。”申侯的祖先娶于骊山，所生之女(即“骊山之女”)嫁于秦祖戎胥轩。殷周之际的申为蕞尔小邦，娶于骊山之事表明其族所居必距骊山不远。

据《五祀卫鼎》载，周恭王时有一位名为申季的人曾是王畿内某国的国君“邦君厉”的有司，参加过邦君厉给裘卫的付田仪式。夷王、厉王时又有名申季者，曾参与周王册命善夫克和名伊者的仪式，并担任傧右，其事见于《大克鼎》和《伊览》。依当时通例，册命仪式的傧右一股为被册命者的上司，级别较高，并与王室关系密切。恭王时的申季是否为西申先祖虽无可考，但夷厉时期的王室重宦申季则很可能就是《史记。秦本纪》所载能向孝王进言的申侯或其后嗣。

申侯云：“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可见申侯在孝王时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幽王时期，申侯的势力有增无减。一方面申侯之女为幽王后，王朝卿士郑武公也“娶于申，加强了申对周王室的影响；

另一方面，“申、缯、西戎方强”，“缯与西戎方将德申，申和戎族关系更加密切。可以说申侯乃是太子宜臼的坚强后盾，宜臼被废而弃申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国语。郑语》说幽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这和《史记?周本纪》所载幽王被申侯等杀于骊山下之事若合符契。

幽王于骊山之下而不是别处被杀的事实表明申即在此处。

“西申”名称的出现当在申伯迁于谢地以后。在此之前虽有两申国，但却只以申伯、申侯相称而区别之。两周之际王纲逐渐解纽，诸侯国独立倾向加强，国号名称的意义增加。人们将迁封于谢而位置偏南的申伯之国称为南申，其国君称为南申伯，而骊山附近的申侯之国和南申相比其位置偏西，故称西申。

西申地望的考定不仅更进一步证实了古本《纪年》“平王奔西申”之说的可信，而且对于说明幽王死后“周二王并立”的政治局势也是很有意义的。“周二王并立”是两周之际历史进程的关键之一，《史记》对此只字不提，实为疏阔不当。

关于幽王死后的政治局势，古本《纪年》谓“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因为王子余臣立于携地，故称“携王。携地可能就在宗周王畿。携王立时，宜臼早已在申称“天王”，所以古本《纪年》说“周二王并立”。

携王与天王“二王并立”的时间从“幽王既死”的前771年算起，直至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携王被杀止，首尾长达12年之久。假若我们往前追溯一下，便会发现，在携王与天王的“二王并立”之前还有另外一次“二王并立”，那就是幽王与天王的“二王并立”。

古本《纪年》谓幽王与伯盘死于戏之前，申侯、鲁侯及许文公曾经“立平王子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我们已经指出，至迟于幽王八年宜臼已经投奔于申，假定是年宜臼被拥立为天王，应当是近于实际的。

后来幽王所以亲率人马讨伐西申，必欲杀死宜臼，与宜臼称王当有直接关系。这次“二王并立”从宜臼逃奔西申算起到幽王被杀为止，首尾共4年。然而，案中有案，事情并非到此为止，在幽王与天王的“二王并立”之前还当有另一次“二王并立”。

在周代宗法制度下，王位继承是极其重要而严肃的事情。宜臼于父王在世时就逆父命而另立门户，号称“天王”，实在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壮举。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宜臼堂而皇之地称王，与其父幽王唱了四年之久的对台戏，这不仅为申侯、许文公所促成，而且以遵守周礼著称的鲁国诸侯鲁孝公也参与支持，并且时人及后人不谴责宜臼此举。这实在是一件蹊跷事。

即不然，亦当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共立无父之宜臼哉?这些事实必然令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宜臼称王之事在当时博得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贵族阶层的广泛同情，人们一定认为宜臼称王是有充足理由而无可非议的。可是，这“理由”是什么呢?

表面看来，幽王乱政、任用善谈而好利的虢石父、嬖爱褒姒、立伯服而废太子等似乎是宜臼称王的理由，其实，这些理由都不充足。在宗法封建等级制度下，王的过错可以为臣下所谏诤，但王的地位则是不可动摇的，至于太子的废立，那是王的权力。所以说这些表面上的原因都不可能是宜臼敢于雄赳纠地号称“天王”的真正理由。

其真正理由应当是幽王做了超乎常规的事情而授入以柄。以情势度之，宜臼称王的最大口实是幽王为博得褒姒欢心而允许伯服称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携王奸命”，旧释以携王为伯服，虽然晋束皙以《纪年》等材料指出携王不是伯服，

但亦可推想伯服当时实际上称过王，所以旧释才可能把携王之名张冠李带，弄到伯服头上。束皙虽然否定伯服为携王，但却肯定伯服称过王。他以其所见的汲冢材料为依据指出，“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由此可见，伯服不仅称过王，而且是早在宜臼称王之前即已称王。再说，宜臼称“天王”似乎也透露出伯服已经称王的消息。

殷周以来，“天”、“大”、“太”由于渊源相同而常混用无别，“天王”亦即大王，义谓太子为王。宜臼此称的本意是表示其为太子的特殊地位，是要说明他是周天子的当然继承人。“天王”的称号表明了宜臼与伯服称王而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旧说以为伯服在幽王死时尚属幼孩，所以在此之前不大可能称王。其实，从相关史料分析，伯服年长于宜臼，年龄问题不是伯服称王的障碍。

《史记。周本纪》云“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褒姒)而爱之，生子伯服”，若依此说，伯服在幽王十一年伐西申时年仅七岁，以此作为掌上明珠的幼童去做殊死拼搏，必为幽王所不取，幽王与伯服俱死于伐西申之役的事实说明伯服是时必非幼童。

既然伯服在幽王时已为成人，那么幽王让其称王，以为废黜宜臼的准备，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束皙依汲冢材料所说的“伯服立为王，积年，诸侯始废之而立平王”，是一条重要史料。

“积年”之说表明，伯服称王并不止一年。伯服称王的时间应当在幽王八年宜臼称王以前。依形势度之，很可能是在幽王五年。郑桓公于幽王八年为司徒时曾说：“王室多故，余惧及焉。”韦注：“故，犹难也。所谓王室之“故”，当指幽王不顾周王室继统的成规而擅立伯服为王。

郑桓公预料此举必将引起王室大乱，所以才急忙寻找可以“逃死”的处所，以冀求免于灾难。由此看来，在幽王与天王的“二王并立”之前还有一段幽王与称王的伯服“二王并立”的时间。这段时间较短，约有三年。关于伯服号称何王的问题，史载虽不明确，然亦能略加推测。《史记。秦本纪》谓秦襄公曾经“女弟缪嬴为丰王妻”。

此丰王或谓为戎王，实不确。秦与戎世代为仇，嫁女弟给戎王，断非襄公所能为。另外，在《秦本纪》中，“戎王”与“丰王”并见，丰王定非戎人之王，应可断定。由携王之称例之，丰王之“丰”当和“携”一样，也是地名。

关于这个问题，顾颉刚说：“号曰丰者，当以居丰京之故。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丰京为周文王所建，即《诗经。文王有声》所云的“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地在今陕西长安丰水西岸，与武王所建的位于丰水东岸的镐京相隔一衣带水。

西周金文中屡有周王和大臣在丰的记载。《左传》昭公四年谓“康有酆宫之朝”，酆宫当即周文王宫名。西周后期，虽然镐京地位日隆，但丰京仍为周都的以一部分，其地位非寻常城邑可比。尽管幽王昏庸，但也不至于将跟镐京一望之遥的丰京拱手送给戎人，况且丰京有周王祖庙在焉，自当不会有戎族之王。

若有“丰王”，则必定是姬姓之王。由当时形势看，周幽王让伯服在丰称王，与镐京为掎角之势，以壮宗周声威，应当是极有可能的事情。周器有“丰王斧”，应与《秦本纪》之“丰王”有关。伯服所称之王，有可能是丰王。

综上所述，两周之际“周二王并立”的局面实自幽王五年开始。首先是幽王与伯服所称的丰王并立。后来，奔往西申的宜臼于幽王八年称“天王”，形成了天王与幽王、丰王的并立，虽有三王并立之势，但仍可视为天王与幽王的两派对立。

幽王和伯服死后，形成了天王与携王的并立，直到前760年携王被杀，历时十七年之久的“周二王并立”的局面才告结束。这样长时期的二王并立是周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它不仅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复杂，而且说明两周之际的王权观念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此文乃晁福林先生的考证论文，因时间紧，我就借用了。先生且先看着。打扰了

秦人族群起源。这个问题在于它是秦为“落后文明”这一论断的根基。隋唐时期才开始有“秦人起自西戎”说出现。《史记》明确记载了秦人族群的起源与迁徙，明确认定：秦人是大禹时代的主要治水部族之一，始祖首领是大业、大费（一说伯益）。

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商人与秦人结盟，秦人尚是参战主力之一。殷商中后期，秦部族成为镇守西陲的军旅部族，蜚廉、恶来是其首领；西周之世，秦人不愿臣服周室，流落西部戎狄区域，后渐渐归附臣服于周。

西周末期的镐京之乱，周平王敦请秦人勤王救周，秦始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最初对秦的“蛮夷”之说仅仅表示一种轻蔑。历史学家蒙文通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秦人戎狄”说。实则是依据史书中的种种零星言论推演而成。这种推演，曾被近年故去的著名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批评为：“蒙氏以此为据，殊属偏执。”

而戎人中较有名的是犬戎，郭沫若：“犬戎与夏民族同祖”其实不但同祖，而且是同族。据考证；“戎”与“夷”一样，亦人也。戎、人二字皆日母字，实是一声之转，夷、戎都是“人”的声转。

盖方言不同而发音各异，今胶东、胶南一带读人如夷，而山西一带读人如戎，此其力证矣。戎人本来是夏人之一部，自称曰人，夏桀战败之后，很大一部分夏代的方国部族向西北或西方大迁移，因为方言不同而音变为戎。

戎的部族很多，见于《竹书纪年殷纪》的就有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见于它书的有犬戎、西戎、己氏之戎、北戎、山戎、允姓之戎、怀姓之戎、伊洛之戎、骊戎等等。

都是居住于西或西北的部族，他们从商代开始就和商人、周人经常发生战争，直到周亡。其居住也比较分散，势力较大的是犬戎和鬼戎，大约即卜辞中的狗方和鬼方（周金文或作畏方），是商人的敌对方国。

突然想起来的，觉得不能五千年历史一个观念从头看到尾。

秦国比没意义，谁知道犬戎有多少个部落，估计都不一定是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