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万历十五年到纪念毛泽东 -- aokrayd

以此文祝贺温相重回西西河。

万历十五年在国内所引起的热烈反响，只怕连黄仁宇先生自己也所料不及。直接的原因是其观点新颖而其解释又深入浅出，更深一层的原因只怕还是黄仁宇先生所提出的对历史分析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简要地说就是黄先生自己所反复强调的两点：一是强调技术的观点，一是强调历史的视野。

黄仁宇先生所强调的两点，对中国人来说??宁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因为从司马迁写史记开始，这两点便始终是贯穿在中国的史学作品中。太史公自己就说得非常明白。他是要考察各种制度和人事上的变迁来分析历史之得失，而此种考察，太史公从一开始便把它推到遥远的三皇五代。而自太史公开始，历代的史学著作都 要对前朝的各种制度及其演变加以考察，以为新时代提供经验。事实上也只有如此，才能谈得上以史为鉴。而到了现在，在史学材料空前丰富而世界连为一体的情况下，黄先生却反倒要反复强调这两点，不如说中国的学术真的是倒退了。然而从欧阳修之强调道德到明际的两袖清谈在到清的经学，中国史学以意识形态挂帅，意识正确高于一切，其实却是怨不到古人头上的，更多的，则是自五四以来，而更主要的则是自建国以来现代人的杰作而已，只是骂起古人来终归是要容易一些。

网上谈黄先生谈得最是热烈，然而于黄先生所强调的两点却反而是差得最远。原因无他，所谓从技术的观点谈，恰恰是最难的。讲自由讲人权，戴戴帽子反而要容易得多。因为这些话题总是能大而化之，而所谓技术的观点却非得从具体的人与事，具体的制度规划与执行谈起。要做到这一点，非得对历史材料作细致深入的研究不可，而且不能单及一点，还要能从一点而及全面，真是谈何容易。万历十五年看似平常，而作者从税制而及全面的制度检讨并进而与整个历史加以检讨，其实以是作者一生研究的心血之所在了。

网上的谈论即非学术讨论，自是不必如此深究。要避免重走意识形态挂帅的老路，却也有简洁的法子。一是就事论事，从具体而微的事谈起而做到有感而发，但能把这种小事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去。一是要有历史感。其实也就是黄先生所说过的，也是为古人讲过无数的，要为古人着想，要能推想当时的情景从而能具体理解当时的作为。另一层我所想要补充的，就是要对当下生活加以理解，简而言之，要通人情世故。有了对当下艰难的种种理解，才能对前人有同情而进而才能加以批评。

就此对纪念毛主席抛几板砖，希望多引几块和氏玉来。

对五七反右，毛氏作为最为人所垢病的大约即是所谓阴谋阳谋的论调了。然而若不拘泥于道德上的争执而放之于当时背景，则反右事件其实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自 国以来到五七年间，党从一地方性的革命政党迅速演变为一全国的性的执政党，人数从二三百万猛增到近千万(？记不清确切的数据了)，而地位亦从被压迫转变为权力的持有者。这一迅速的转变使得在数年间，党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新的利益群体。而同时国家的政治体制又使得政治权力在迅速地向党集中。因此建国才不过数年，而一旦百花齐放，怨声竟以是四起。而在此种情形下，中央所能做出的却是最为恶劣的决策，以全面的打击报复来对待舆论的监督和批评。

五七反右的后果便是党从制度上拒绝了舆论的监督，不仅仅如此，中央的权威，党的形象，被树到了最高的位置，即使是党内自身的正当批评也被于以无情打击，从此党外监督与党内监督都被束之高阁。在此意义上再来追究毛主席的阳谋阴谋则实以无任何意义。而从九年后的不断革命和群众路线来看，我到更愿意认为，此一论调实际反而是毛对党一群体所作的妥协。这种政治上的妥协导向了十年文革毛有意识的全面破坏。由此亦可见制度上的腐化较之于所谓道德上的腐化要更为严重的多，而将反右，大跃进，文革诸种事件混 为一谈全面归罪于毛泽东的头上，则??宁是对毛的过份苛刻了。

明太祖晚年对继承人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治理国家因为是鉴于元朝的法纪不存，所以，采取刚猛的措施，而且，国家新建不树立威权是不可能震慑久远的，但是，自我之后

，你们要推行恕道，不能继续这么严猛，如此就会毁了天下。

毛泽东建国开始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等等对于党外来讲就是延袭了朱元璋这套做法，树立全面树立我党的威权，让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也不要有人企图在党外来挑战

党的权威。这样固然是有利于一党的执政，但是，对于发展经济、健全法制来说则未必是上策。

前两天刚在书店里买了一本，不错。

“中国大历史”就很烂了。

说太子朱标（好像这个名字？）跟太祖说杀得太狠了，太祖就说，这好比是一根棘杖，我替你把刺都去掉 ，你以后用着就好使了。

他就没想到，去掉刺的棘杖倒是不扎手，可是打起人来也没什么威力了。

换个人试试，当时未必比老毛做得更好。

还是想把中国的事情搞好的。

是和太子朱标说的，不过全过程是这样的：

朱元璋让太子拿一根布满荆棘的木棒，太子面有难色，于是，朱元璋就把刺都去了，教导太子说，这段话和雪个写的贴子中说的基本差不多，大意就是我帮助你去了这些障

碍，所以，你以后就能应付裕如了。谁知道，太子朱标居然说，上有尧舜，下有忠义（原话版本各异，今从《明宫词》），气得朱元璋拿起这根光秃秃的木棒就打太子。当然不可能打得到了。

另外好像（不知道真假）朱元璋也不是很满意朱允文。

其实反右是必然的事情，毛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并不是如同某些人所说的，是在北大受了冷眼，所以变得过激。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多数还是从处在社会上层的家庭出来的。共产党把整个社会给倒了过来，这些人从维护自己的家庭利益出发，能没有怨言？又有几个人和澎湃一样，真正的大义灭亲，共了自己的产。

当把国民党这个主要矛盾给解决得差不多的时候，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关于国家理念的差异已经日益扩大，等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开始的时候，许多知识分子已经走到了和共产党对立的层面。所以，早晚要动手。

这不是毛的责任，无论哪个共产党当权，和旧知识分子的冲突迟早要爆发，只不过处理的手段，激烈程度不同而已。

“处理的手段，激烈程度不同而已”

政治上的东西，有多少又是本质的不同？　

世上绝大多数的东西并非黑白两个极端，不同的就是程度。

也许我昨天说得不是很清楚吧。我觉得评价毛主席不能拘泥于杀人多少或者是背信之类的道德上的纠葛，最主要的要看他所倡导的政策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如何吻合，而对于以后的发展方向又起了如何的引导作用。毛个人的政策如何与党作为一个整体相分析又相吻合。他如何解决党内的矛盾等等。其实我对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并不是很了解。

我举反右的例子主要是要强调党或者说中央作为一个整体对毛个人态度的影响。其实反右最大的问题不在对所谓知识分子的打击，而在对党内异见的打击，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党内的民主对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反右以后，这种党内的民主气氛就被破坏了。五八年的大跃进搞得那么荒唐，五九年的大灾荒那么严重，都和反右是脱不了关系的。所以才会又给右派平反。我只是觉得这实际上和毛文革的作法相冲突，因此我觉得毛所发表的意见恐怕是中央施压的结果。

这个矛盾已经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牵扯到两种信仰截然不同的观点。就像现在我们和1234辩论，纯粹是鸡对鸭讲，非要动用国家暴力不可解决。共产党手段当时还是很稳重的，难道非要学习苏联，杀它几千几万的您才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