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聊知识分子 -- wanderer

就是上海人，就是温州炒房团，就是外资热钱，就是日本人。

记得上学读书的时候，老师曾教导过，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生产力，并且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好象老师还举例说明，并且这样解说过。一个劳动者如果离开了知识，就只能使用镰刀，劳作在自己二亩三分地上，社会生产不可能发展。一个劳动者如果离开了知识，就只能使用榔头，敲出简单的勺子和铁锅，人们的生活质量就不可能提高。因此，只有当知识加入到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者手里的镰刀才可以进步成拖拉机，照管几百亩农田，劳动者手里的榔头就可以进步为机床，生产出高级零部件，并组装成飞机和火车。这样一来，知识必须是生产力，脑力劳动者也必须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那个时候，俺忘记问老师，为什么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农民阶级的一部分。到了今天，人们可能会说，讨论工人和农民的区别已经没有意义了，人们只需要坚信知识就是生产力。

那么，俺就聊聊知识。知识是一个很笼统的词汇，它可以包括至少三个部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管理制度。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一般都是些理工科生，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一般都是些文科生，而从事社会管理，制定社会管理制度的，也就是在政府里做官的，文科和理工科生都会有一些。理工科生可能是发明拖拉机和机床的继承人，而文科生可能是发明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继承人。如果说有知识，并切从事自然科学工作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道理似乎很简单，他们一起劳作，共同创建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如果说有知识，并且从事社会科学工作，或者是在政府里做官的人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道理似乎就没那么简单了。

于是，俺又仔细读了几遍百度里有关国内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俺突然明白了，有知识，并且在政府里做官的人，本来就不属于知识分子。另外，那些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好象也不是知识分子。

为什么？俺不知道，但是，俺看到一种社会现象。如果一个人在政府里做官做大了以后，他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了，很伟大，比工人阶级要伟大的多很多。因此，这些人可能看不上工人阶级这顶帽子。

接下来，俺又观察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脑力劳动者，俺对他们深表同情。如果有看电视和读报纸的习惯，你就会发现，那些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脑力劳动者活得很不容易。他们面对完善美好的共产主义高墙，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搞创新搞突破，整出点作为来。于是，他们中的一些相对活跃人士为了改变现状，不得不回过头来，到旧货店去掏宝。于是，论语又上了脑力劳动者的餐桌，并且还是就着咸菜，成了稀粥，喝到了肚子里，作了早餐。孔子又被请进到了客厅，并当成了古董摆设，这可能是因为客厅是家的脸面，一旦客厅里有了古董摆设，房间的主人才会有了身份和品位。老子也被请进了卧室，这可能是因为道士们都喜欢炼制药丸，还擅长采阴补阳的淫术，正好可以在卧室里旧物利用。

看到这种状况，俺突然生出些庆幸的感觉：好在并非所有的脑力劳动者都是知识分子，好在俺出身理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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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开始，到苏联的斯大林及其继任者，也延续到中国的毛泽东，在这一系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他们为什么都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即想利用，又不敢充分利用的困惑呢？

有人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缺陷，还有人说，这是社会制度构成决定的。一般说来，任何一个社会制度，至少都有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元素，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这两个元素相互支撑和发展，也相互依赖和生存。当无产阶级革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理想，从社会形态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公有社会以后，必然面临一个很实际的现实问题，也就是，如何消灭那些曾与剥削阶级共生的社会意识，如何建立可以和公有制社会共存的新的社会意识？于是，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们，顺着社会意识这条线，摸了下去，自然摸到那些受过教育的一批人身上。

社会意识就是社会的精神财富。这个财富没有物理形态，并且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确定这个财富，是不是掌握在国家政权手里，或者会不会随着国家机器的易手而转换主人。一般地说，社会上受过教育的人，享受和占有相对多的社会精神财富，因为他们是社会精神财富的继承者，承载者，和发展者。

因此，在创建了无产阶级所有的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制度以后，列宁急需确定无产阶级是不是仅仅从地主资本家手里夺得一个物质社会，而精神社会还是掌握在地主资本家手里。于是，列宁不得不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繁忙的消灭反动旧政权残余势力的斗争中，转向考查社会上曾受过教育并且占领着社会教育阵地的的一批人身上。毫无疑问，这批人，大部分没有跟着无产阶级一起走，并且也没有自发地推动和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财富。

于是，知识分子成了无产阶级政权下的主要敌人。斯大林为此斗争了一辈子，毛泽东也为此斗争了一辈子。他们肯定都没有想到，在他们死后，苏联的知识分子还是不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是坚定地奔向资本主义。他们肯定都没有想到，在他们死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舆论上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全面占领国家政权中的每一个位置，并且代替无产阶级管理整个社会，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领导阶层。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正在计划和努力推动着，要把封建社会的精神财富，融化到当代资本经济行为中去，创建一个既让地主资本家高兴，又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难于反驳的新社会意识。

那么，知识分子过去为什么没有跟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占在一起？或许因为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自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文人相轻不可避免。或许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意识本来就不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主流意识。于是，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利用自己手里的国家机器，强迫所有的知识分子改变意识，形成社会意识对立僵局。也可能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本来就没有自己的精神意识，他们只有强烈的物质欲望。俺不知道，俺不清楚，也不想探寻答案。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精神财富是无形的，也是不可以均分给每个社会成员的。但是，每个社会里的大部分物质财富是有形的，并且是可以强行均分的，只要这个社会中存在一个足够强大的权力机构。因此，当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在一个国家里组成强大的政治联盟，并且通过军事武装手段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以后，他们都曾借用国家机器的力量，试图强行均分社会物质财富，希望实现每个社会主要成员在物质财富平面上的平等。

然而，这种物质平面上的平等很难长时间维持，因为一个人的精神财富拥有量，可以使其现有物质财富发生不同速度的增和减。这就是说，只要每个人的精神财富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维持每个社会主要成员在物质财富平面上的平等，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比较现实的实例就是，在农村完成打土豪分天地，实现农村里的物质财富均分后不久，农村中新的贫富差距又很快出现了，几乎没有给新上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一个喘息的机会。于是，农业合作社政策被迫强行推出，试图通过降低每一个农民所拥有的物质财富，达到消灭贫富差别扩大化的目的。

虽然每个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精神财富是无形的，也是不可均分的，但每个成员的知识结构是可以改变的。因此，社会精神财富或许是可以控制的。当列宁初始遇到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方面的不配合现象时，他采取的策略比较宽松和有限度。比如说，他允许持不同政见的教授继续给学生讲课，但不允许这些教授到社会上宣传他们的政治观点。就俺的理解，列宁最初希望通过时间换取国家政权对思想意识领域的占领，也就是说，让旧的社会意识随着旧知识分子的生命一起灭亡，让新的社会意识在国家政权的监管下，在公有制的社会形态影响下逐步成形。从理论上说，这种政策似乎确有一定的道理。

等到斯大林接掌国家政权以后，他很快就发现，即使在国家政权的监管下，即使在公有制社会形态的影响下，在新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中，仍有一些人反对公有制，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似乎，国家权力和社会形态对社会意识的作用，并没有达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所期望的效果。于是，在政府权力主导下的，对思想意识领域的清洗运动，一直无法停止。到了毛泽东掌握中国国家政权以后，他也跟斯大林一样，不得不对思想意识领域开展清洗运动。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还强调，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象文化大革命这种针对知识分子的清洗运动，每过几年就要来一次，否则红旗就会落地。

从这个角度看，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确实很坚强，也很顽固。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那些受过相对多的教育，并获得相对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的人，往往也掌握着比一般社会大众多很多的，关于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状况方面的信息。这些人相对于社会大众，由于其知识结构和社会信息方面的优势，在思想上对社会矛盾和社会发展方向变得很敏感，对社会改革很热心。因此，这些拥有相对先进知识和技能的人，往往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似乎有种天降大任于其身的使命感，和先知先觉的优越感。

当一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矛盾或失误时，最先开始讨论和发表个人看法的，往往是那些从事与社会意识关系密切的文科生。当文科生对社会矛盾或失误的喊声大到一定程度后，社会舆论就会变得混乱。于是，那些从事与社会物质关系密切的理工科生就会动起来。当大多数受过相对多教育的人都动起来以后，社会政治生活就会开始动荡。如果社会管理者仍然没有任何行为配合，社会大众就会发出声音，引起的可能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动荡。因此，文科生对社会的喊声可以看成是黄色警报，理工科生对社会的喊声可以看成是橙色警报，而社会大众对社会的喊声就是红色警报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文科生拥有相对多的言论自由，他们也几乎把持着社会舆论。对他们来说，发表自己对社会矛盾的看法几乎不存在太大障碍。因此，他们常常被看成是名正言顺的，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常常表现出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人甚至称他们是社会的良心。从理论上说，当他们对某种社会矛盾拉响黄色警报以后，社会上同样受过相对多教育的理工科生就会警惕起来，社会上的职业政治家门就会动起来，开始注意这些社会矛盾，研究这些社会矛盾。比较好的结果可能是，在橙色警报拉响之前，政治家们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可能会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以求吸引社会大众的注意力，进而得到社会大众的选票。于是，整个社会就在相对温和的矛盾中发展，并且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速度，不断调整着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似乎很重要，可能是社会安定发展的主要因素，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似乎关系到社会文明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在列宁创建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管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如何不可预知，其发展速度如何不可控制，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都已经确定，也就是直奔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由于社会发展方向的确定性，也有人说是科学性，文科生的黄色警报系统就会变成这个社会的不和谐音符，特别容易让社会管理者生腻。其结果是，文科生的意识往往被看成是社会上的反动势力，文科生自身也往往被看成是当代社会的敌人。当文科生的自身处境恶化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们也就失去了拉响警报的能力，使理工科生的橙色警报时常出现。于是，在列宁创建的这种社会里，所有受过相对较多教育，并且掌握相对较多社会信息的人，往往很难得到社会管理着喜欢。为了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社会发展目标，这些社会管理者，不得不把所有受过较多教育的人看成是一个阶层，不得不使用国家机器和国家掌握的舆论工具，通过嘲讽，批判，流放，劳教，监禁等等手段，降低这个阶层的社会声誉，引导社会大众反感这个阶层。

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这个词不那么经常提起，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如同其他社会大众的职业一样，知识分子们做着他们应该做的事。而在列宁创建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这个词被不断提起，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断被人们拉出来讨论，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寻找自己对社会应该做的事。于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被一些受过相对较多教育的人提了出来，企图给知识分子一个新的社会定位。路漫漫，前途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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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大众煤体时代被捧成“社会的良心"职业评论家, 不是知识分子的真正代表。知识分子是否都得是批评者。好的批评者就是好的建设者？好的建设者都需要一堆批评者跟在后面才是好？

据说，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由于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意识极端顽固，处于社会主义形态中的苏联社会管理者，为防止社会大众被某些观点或信息“误导”，从而对共产主义理想产生怀疑，这些管理者始终不敢放松对社会信息与传播，以及对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监管。他们使用国家机器以及手里掌握的舆论工具，禁止社会大众接触任何反对共产主义的观点和信息，禁止知识分子从事任何不利于共产主义理想的思考和研究，并且坚决打击任何突破这些禁止的人和事。以此同时，某些苏联社会管理者还在社会上宣扬，向贫穷和卑微者看齐，号称苏联人民的社会意识是一张白纸不是缺点，而是优点，这会使人民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大文豪高尔基曾寓意深刻地比喻说，这种做法如同把人放到猪圈里，却要求这个人成为天使。所有这些，毫无疑问地暴露了苏联社会管理者，在控制社会意识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和无奈。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意识，从来就没有以整体一致的方式在社会上出现过，而是随着社会环境变化的。在苏联的这一套社会管理体制下，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超越精神不见了，他们的理论思想和学术思想变得越来越僵化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自己变成领导人推行方针政策的“传声筒”和“抄写员”。更为甚者，这种体制还滋长了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有研究苏联社会的学者说，由于行政权力过大，可以任意决定他人的物质生活和提升，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重要的生活资料分配，可以暴露别人的隐私，可以决定一切——这使社会上许多人产生了一种羡慕之心，向往成为这个机构中的一员。这样，在苏共的机构内部，出现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往上爬的斗争，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堕落成为“不学无术”的文化政客。

类似于苏联的这些社会现象也在中国出现过。比如说，文革中著名的”梁效“评论员，还有臭名昭著的姚文元，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队伍中走出来的职业吹鼓手。再比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官僚阶层的形成。所有这些，可能既不是因为知识分子靠不住，也不是中国封建文化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毒。这些让俺意识到，社会形态或许决定了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不管他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不管他是博学者还是无知者，也不管他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