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抵抗者(上) -- 王外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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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河待整

【原创】抵抗者(上)

昨天，与朋友小林聊起“水族”和“水书”的事，他很感兴趣。

我告诉他，“水书”是流传在水族中的一种文字。有人认为它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篆，有人认为更早、属于夏商文字的变体，也不知谁错谁对，反正很古老就是了。

“水族”是生活在贵州的少数民族。男子穿汉人的服装，女子的服饰则与苗族近似，所以过去曾被当作“苗人”，解放后才确定他们与苗族并不相同，好象和汉族更近一些。这些人自称是“ai(3声),shui(3声)”，于是政府就按照这个语音命名为“水族”，其实他们是生活在山里的，和“水”没有多大关系。比如马甲我认识的水族朋友，个个不会游泳、爬树倒是挺快。

听说我和水族人打过交道，小林就问：“马甲，你读过水书没有？”

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水族自己能看懂“水书”的人都很少，何况我这个汉人。我倒是见过水书，那上面都是些象形符号，猛一看很眼熟、再一看就傻眼，稀奇古怪的笔画，弄不明白是啥意思。

按马甲个人的猜测，“水书”也许并不是水族创造的，因为它在水族人的手里几千年都没有得到发展，始终处于原始的状态。水书的文字和水族的语言并不匹配，严格地说，“水书”是只能看、不能念的，它的一个符号往往代表着一段词组、一串句子、甚至一件事。所以读“水书”就有点象是看图说话，同样的一页纸，听这个人讲三分钟就结束了、听那个人讲却要半个小时，搞不清谁说的更准确。

“水书”虽然是文字，其实并不具备社会沟通的功能，它的内容只与原始宗教有关。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历法和祭祀的，叫做“勒侉”，也叫“白书”；另一类是“勒蝻”，就是“黑书”，是讲怎么放蛊和收蛊的。

武打小说里经常讲到苗人的“蛊术”，其实正宗“整蛊”的是水族，因为他们有“正规的教材”。当然，这不能怪小说家乱编，水族人以前长期被当做“苗人”的一部分，写小说的也没有说错。

一提到“蛊术”，我的朋友小林立刻两眼放光、脑子里浮想联翩——某个风情绰约的少女或者少妇，看上了某位帅哥或者猛男。只见她，神色暧昧、形态妖娆，掏出个稀奇古怪的盒子、撒了点莫名其妙的香粉。于是乎，不那样那样，就怎样怎样……

马甲很理解小林的美好愿望，可是却不得不打破他的幻想，告诉他：“蛊术”其实就是原始巫术，主要目的是治病、而不是整人。以马甲所见，掌握“黑书”的“鬼师”（现在叫“水书先生”）都是男的、并且都是些老大爷，因此，利用“蛊术”制造桃色事件的可能性极小。

可怜的小林顿时倍感失落，他有点不甘心地问：“不管怎么样，蛊术还是很厉害的吧，万一鬼师生了气，放起蛊来，杀伤力一定很猛的吧……”

说实话，马甲不知道“鬼师”的本领如何、也不知“蛊术”的杀伤力有多大。但是按我的估计，他们的水平恐怕很有限，因为水族和苗人在抵御外敌的时候并不依靠“放蛊”，凭借的还是血肉之躯、真刀真枪。

于是，我给小林讲了个与水族有关的故事，这其中没有鬼师、没有蛊术，只有普通人的精神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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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者

1944年秋，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战场和东南亚战场联成一片，相继攻占了湖南的衡阳和广西的全州、桂林、柳州。

11月26日，日军第三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越出广西、向贵州南部发起进攻，荔波县长陈企崇闻风而逃，当地士绅只好推举本地人周继武组织临时政府、收拢各乡的保警队。

周继武这人挺聪明的，他随便找了块烂木头刻了个“代理县长”的印章，表示自己并不想“篡权夺位”。果然，木头公章用了没几次，国军就回来了，国民政府于是没有追究他“自任县长”的责任。

当时，负责防守黔南的是杨森的部队。12月3日凌晨，国军27集团军第26军（军长丁治盘）撤离荔波县，他们向上级报告说“本部苦战不敌，被迫放弃阵地”，于是，各大报纸随即刊登了“荔波沦陷”的消息。但其实，日军这时离县城还远得很，杨司令和丁军长根本就没有见到日本兵。

12月8日上午，荔波“代理县长”周继武在县城的中山公园组织集会，发动群众维护治安、救济难民。

这时候，天上飞来一架美国侦察机，民众看见是盟军飞机就没有在意，而侦察机却以为下面的人是日本军队、回去报告了。过了一阵，来了三架轰炸机，在县城里扔下三百枚杀伤弹和五枚燃烧弹，正在举行集会的中山公园中弹三十五枚。荔波城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死伤的全是老百姓，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

杨森和丁治盘以为日军“攻势犀利、进兵神速”，生怕撤退晚了跑不掉。可是，他们没想到，日本鬼子居然被难民给挡住了。

抗战时期，广西聚集着许多从各沦陷区流落而来的难民，日军占领桂林和柳州之后，不愿受日本奴役的人们再次举家向贵阳和重庆方向逃亡。桂北和黔南的公路本来就简陋、狭窄，几十万拖家带口的难民拥挤成一团，立刻就把道路堵了个水泄不通。日军追到这里，不仅辎重车队动不了，就连战斗部队也过不去。

刚开始，担任前锋的“竹部步川部队”试图开枪驱散民众。谁知道枪响过后，成千上万的民众惊慌乱跑，不但没有让开道路、反而把日军的队伍冲散了，还踩死了几个日本兵。

鬼子军官发觉硬冲硬闯不是办法，只好另打主意。

进入荔波的日军主力为第3师团的第6联队和第34联队，各有三个大队。

34联队有两千多人，联队长二神力大佐想了个办法：让士兵们穿上老百姓的衣服，混在难民里一起走。这个办法的好处是能够不引起骚乱，可以保证部队在主干道上前进；缺点是行军速度很慢，而且无法征集粮草、无法携带辎重。所以，当34联队经过荔波到达独山的时候，中国军队的各路人马也赶到了，二神力大佐的军需断绝、后继无援，第6联队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只好沿着原路撤退。

第6联队有一千五百多人，联队长是松山良政大佐。这家伙不愿意和老百姓一起走，拿起地图一看，发现除了主干道之外还有一条岔路，心里顿时充满了喜悦，举起指挥刀一指——“开路开路的”。

于是，第6联队就成了抗战史上在贵州境内行进距离最长、走路最辛苦、损失最惨重的日军部队。而且，他们到最后也没能到达独山。

说来有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日本学界出现一种学说，认为日本的人种和中国的“夷族”有关，具体的说，就是日本人的祖先也许和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有血缘关系（这种观点现在还存在，有些媒体还拿它当“新闻”炒作）。因此，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一些日本的社会学者纷纷跑到中国的西南地区来考察，除了写论文、还绘制了地图。

这些日本学者是来研究古人类学和“夷族文化”的，当然就喜欢往蛮荒的村寨里跑。他们对地名的标注也十分细致，贵州的偏远地方的一些山路，中国自己的地图上没有记号，日本的专业地图上却有标志。

日军的军用地图显然也参考了这些学者的科研成果。于是乎，松山良政大佐的军刀一挥，就把第6联队带进了“苗人”的地盘（水族、布依族当时都属于“苗人”）。

石板寨（贵州叫这个名字的地方很多）原先属荔波县的佳荣乡，现在属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九阡乡。这是个有着一百多户人家的水族村寨，在“苗人”聚居地，这么大规模的寨子是很了不起的，一般没有人敢来欺负他们。

可是，日本鬼子却稀哩糊涂地摸来了。

石板寨的村民中，最先遇到鬼子的是潘让。

那天上午，轮到潘让在鸡贾河边“看船”。

鸡贾河其实是可以涉渡的。但因为是冬季，河水比较冷，所以村民们准备了一只小船，免得过路的人因为淌水过河、被冰凉的河水弄湿了衣裤。渡船很小，每次只能运送两三个人，渡口也没有固定的梢公，由各家各户轮流“看船”。如果遇到当值的人家不会划船，可以说几句好话，请个热心的小伙子帮帮忙。

潘让就是这么个热心人，他已经是连续第三天看船了。虽然北风吹过河面冷飕飕的，但他的心里却十分得意，“我是全寨子最会划船的人”，他自己表扬自己。

上午十点过钟，河对面出现了四个人。表现能力的机会来了！潘让赶紧把渡船划过去，可惜渡船太袖珍，四个人要分成两趟送。

上船的人都不说话，还端着枪。端枪的人潘让见得多了，那年月，“办公事的”到苗寨的时候都拎着枪，步枪手枪就是他们的工作证，不稀奇。潘让奇怪的是这几个人的帽子，那帽子的两边就象绵羊耳朵一样耷拉下来，风一吹，“扑楞楞”的响，真是好玩得很。

“办公事的”不说话，潘让也就没说话。当时，他不知道日本人已经打下了广西，也不知道日军已打进了贵州，他更不知道眼前的这四个人都是鬼子兵。

四个鬼子过了河，向石板寨方向走了。坐渡船是免费的，但最后的一个鬼子兵却给潘让鞠了个躬，潘让也赶紧鞠躬还礼，还高兴地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