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看50年代苏联的工业援建-2 -- 碎片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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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我看50年代苏联的工业援建

关于“援建”项目的费用问题，情况比较复杂

华虎：看了楼下关于苏联对中国援助的话题说点我的感受

煮酒正熟：上周看碎片兄此文时

锦候：对了，就是这个道理，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不是无偿援助

上面这个列表可能有漏的，先请见谅。

在上个帖子之后，得到了大家不少有益的讨论。此外华虎兄弟也新开了一个贴子看了楼下关于苏联对中国援助的话题说点我的感受

但我想，我所想强调的内容，可能依然还没有很好地使自己被大家所理解。

我不想否认50年代中苏蜜月期间苏联对中国工业建设的支持（或者理性一些说“技术贸易”）对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性，我更没有任何动机去在个案层面上争执苏联专家的作用。我所想强调的是，这次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支持，完全是在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背景下做出的，它在国家层面上归根到底是一次利益交换。中国当时选择了投靠苏联，得到了这些利益交换。而在中苏关系崩溃之后，中国也同样得到了从资本主义阵营的“技术贸易”，甚至这些技术贸易在“中美建交”之前多年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可见“利益交换”的驱动力是多么地迫切。

后面这些信息，虽然依然不能使我们做出完全足够有信心的假设——即50年代如果中国投靠的不是苏联阵营而是美国阵营，或者只是“貌似”保持中立的话，那么中国将会从资本主义阵营得到怎样的工业支持——归根到底是因为历史是无法做假设的。但是它能为我们的这个逻辑提供了支持。

简单点：我所反对的观点有两个，第一，在50年代的苏联对中国工业建设的支持中，苏联对中国是“无偿援助”。这种观点不对，因为在国家层面上和技术官僚层面，苏联是完全理性或者“近乎完全理性的”。我们对苏联的支付，不仅仅包括金钱、原材料，而且还包括几乎彻底的政治支持，甚至应该把领土问题以及我们牺牲在朝鲜上英烈们的生命计算在内。而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包括东欧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援助嘎然而止，其果断坚决，简直可以跟89年事件之后西方世界的撤退有一比，甚至比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点，我反对这种说法：即苏联的“援助”，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这种观点不对，因为它极大地忽视了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当时在工业领域的巨大的物质投入和精神上的专注。苏联的所谓“援助”，不仅仅是我们花钱、政治支持和在领土问题上温和、在战场上牺牲人命换来的，而且也仅仅是当时整个大工业建设中的一小部分。同时，大量的关键性的技术、设备，我们都是在当时或之后没有苏联人“援助”的情况下建设成功的。那么，我的逻辑是，即便50年代没有苏联的所谓“援建”，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也将会进行下去，只是一个影响速度问题和局部领域的技术困境的问题。而事实上，无论就中苏关系破裂后，还是89事件之后，敌对国家对我们的封锁，也都没有锁住中国工业发展的路子。

通过反对这两个点，我的结论是：一，正如邦德兄弟所提出的，面对50年代苏联“援建”这一问题，“我们尽管对此可以感恩，但是没有必要戴德”。说我们感恩，是中国人对于曾经帮助过我们的苏联专家们的情感；说不能戴德，是因为我们要清楚这背后的大背景。在国家以及技术官僚这些层面上，苏联是完全理性，或者“近乎完全理性”（加上煮酒兄所讲的狂热因素）。第二，新中国成立之后，工业基础的奠定以及工业的快速地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意志，即这个国家集中了几乎尽其可能的人力物力要实现快速工业化，而人民也几乎是万众一心地投入到这个过程中去。这一点，无论是对于50年代的苏联“援建”，还是对于70年代初开始资本主义阵营开始向我们打开技术贸易之门，我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中国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下面，我们来一条一条地说。希望这是我这一系列最后一个贴子，不然耗时就太大了。

首先，我从来没有在个人（苏联专家）的层面上否定过“中苏友谊”，但我认为，个人层面的友谊不能影响我们对大历史事件的判断。正如我所说的，在我所接触的老工程师老专家当中，的确有不少人由衷地说“当初苏联人是真的愿意帮助我们”“当初苏联人是真的无保留地想要教给我们技术”。煮酒老兄所说的“共产阵营既年轻又富于理想主义。年轻，意味着热血冲动；理想主义，意味着不那么现实和计算。”这些我都赞同，我也说过，“我也很愿意感激这些真诚的国际共产党人，并且我承认，在后来我们和资本主义阵营打交道过程中，这样的个人并不如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那么多。”虽然，我们其实也是得向这些共产主义战士付钱的，除了相当于中国同等职位的薪水外，中国还得支付他们每人1500-3000卢布每月补偿，相当于当时中国国家主席这一职务的工资的2-5倍。加上中国同等职位的薪金，有文献说苏联工程师的薪水相当于他们在国内工作的5倍。

当然，我也不能否认后来的资本主义阵营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例如我在某个泵体研究所遇到的一个西方来的老专家，为中国的研究所已经帮忙了多年。我到那里的时候和工程师、试验工们一起吃食堂，他也同样和我们坐在一起，用毛糙得能扎手的一次性筷子，桌子上由于清洁工人手不够还堆着前面人剩下的垃圾和剩菜，他就多年都这样，没多少报酬也没有怎样的生活环境。旁边的工程师告诉我说，第二天这个外方专家就要去北京，总理要给他们授奖。第二天看当地的报纸，果然他就在授奖的外方专家之列。就单说明确的“雇佣关系”吧，奇瑞老尹当年的德国师傅，是工艺方面的专家，现在被老尹请来帮忙，天天和技术工人们呆在一起。花了个费用还得自己跑财务室，“可怜巴巴”地侯着报销，完全把自己当安徽一旮旯地出来的工程师没什么区别（当然，他的衬衣总是洗得很干净）。常年忘我工作，某年老婆说你回来过节。老专家想想没办法，的确得回去一趟了，于是想了个方法，让自己的学生扛着摄影机，自己在生产线上操作一遍，把每一个动作都拍下来，让自己不在的时候学生们可以跟着学。

这样的忘我的外方专家，我不知道在今日中国有多少个，我也不知道当初每一个苏联专家的情况。这些其实都不重要，我想强调的是，人们往往在根据自己和苏联专家打交道的经验，或者根据相关的传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但在对大历史的判断中，个人的热情是否能够超越国家意志？苏联专家个人的行为和做法能否超越苏联当时技术与工业管理当局的想法？如果观点只是“那些苏联专家真是无私地帮助我们”或者“我遇到的苏联专家真是好啊”，我丝毫不会觉得这样的说法有问题，相反我个人在工作中所接受到的信息也很支持这种说法。但是把这种说法推广到国家层面上，那我们就必须得非常谨慎了。

事实上，中国人判断事物容易受感情因素作用，分不清细节与整体，是一贯的传统。在沈志华写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中就记录了这么一件事情：在1957年“大鸣大放”时，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工程师对别人说，“其实苏联专家中不一定都是好人”....在随手的反右派运动中，这位工程师就因为这么一句话而被打成右派，并被赶出北京...到1965年，中苏关系已经全面恶化，该工程师又私下对人说，“其实苏联专家当中也有不少好人”，结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揭发出来，他又因此而带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我只是希望，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判断，经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们能够认认真真地回去做客观的思考与分析，把个人层面上的因素和整体因素缕顺，认真地考量这些“援建”的项目中各方所担当的角色和贡献，而少受一些个人层面上感情因素的影响，这样我们民族作为一个集体才能更成熟起来。

正好比华虎兄弟所说的，关键是不是人家愿意带你玩。没错，这点非常重要。但华虎兄弟指出的偏偏不是苏联专家在1950年代的例子，而是一个自己和德国人的例子。我想华虎兄弟应该不是50年代共产主义阵营援建中国工业时的当事人，所以这个德国指的应该不是50年代的民主德国，而是70-80年代之后的事情吧。所以，在个人层面上“人家带不带你玩”，它的取决因素不在于两个国家的政治层面上是否存在“伟大的友谊”，而是取决于具体制度中对利益的考虑、双方个人交互的环境、你自己的努力以及与他人打交道的方式，以及对方个人层面的品质吧。这一点用在50年代苏联专家上同样适用，那些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来到中国，他们个人热忱地帮助我们，在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内尽量地教给我们东西，更多的不是因为两国“伟大的友谊”，而更多的只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理想主义和个人品质。这一点，相比较今日在中国获得“友谊奖”的外方专家们，又何其相似呢？我想，今天我们总不会因为老尹师傅的原因，而说德国人无私援助中国的汽车工业吧。

扯了半天个人层面上的东西，自我感觉已经说乱了，赶紧扯回来。

那么，在国家层面，或者说在管理当局的层面上，苏联当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考量呢？赫鲁晓夫除了个人“狂热”的因素之外，他是怎样冷静而且“斤斤计较”当中的利益关系的呢？在上一篇文章里面，我已经就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利益交换说了不少。这里我们就把焦点放在50-55年中苏之间曾经在中国境内建立的一系列合营企业上。这些合营企业的建立以及失败，足够典型地说明了当时苏联援建中国工业的动机和他们自己内部所设定的规则。

这些合营企业为什么会建立，对于苏方来说，是有足够的动机的。因为合营企业所经营的都是战略性的资源，如石油、矿产、有色金属的开采以及初级加工等等。对于中方来说，也是有动机的，一则是当时双方政治同盟，二则是希望培养自己的一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但是这些合营企业为什么会破裂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些企业里面，苏方人员不信任中方人员，不重用中方人员；相反，他们排斥中国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而且并不是把中国人员当学生看待，而是把中方人员边缘化。原因我想大家都不难想象。

周恩来报告毛太祖后，毛太祖因为这件事情很生气，转而跟赫鲁晓夫交涉。最终的结果是这些合营公司终结，但苏方依然要求中方偿还自己在其中所有的投资，大概是当时4亿多美元。也就是说，两兄弟本来一起搞企业最终散伙了，一方要求另一方完全补偿自己的投入，也就是说所有的支出都产生在了中国一方。其实费用都是其次的（虽然4亿美元对于当时中国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后来基本上以原材料和农产品偿还，包括后来自然灾害期间），最关键的是在这一些大项目中苏方的做法与动机，当“援建”一旦不是以单纯的设备出口或者提供专家咨询服务的形式出现的时候，而是以有组织性的行为出现时（即管理当局能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像在专家服务时，只能是事先为这些专家提供范围规则），苏方的行为更趋向于纯粹的利益交换，而不是“伟大友谊”。共产主义的热情和友谊，更多的只是停留在个人层面上。

实际上，就50年代共产主义阵营给中国工业建设的支持而言，苏联也是诸多兄弟中最不厚道的一个。东欧各兄弟向中国输出的成套设备116项中完成了108项，单套设备88项中完成了81项。而苏联人则是成套304项中只完成了149项，单套64项中只完成了29项，大喊一声“中国人的不好，兄弟们扯呼”。苏联人就撤完了，留给我们一堆烂尾楼工程，贷款还不能少付了。

可见，个人的情感在国家利益和管理当局面前，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尽管我个人依然对那些共产主义战士充满敬意。

唠唠叨叨写了这么多，下面看来还得续上一个，就说为什么我认为中国人自己的投入才是快速工业化的首要原因。

可能有错别字。

• 【原创】我看50年代苏联的工业援建-1
• 【原创】我看50年代苏联的工业援建-3

援助是需要符合自己的战略利益的，现在非洲人向往的呼吁的真正的无偿援助是不可能存在的，不可取的。

中国援非政策一定要在当时至少是短时间内符合自己的战略利益，符合经济利益，而不是符合什么非洲的战略利益。

要清楚自己的援助是出于自己的战略目的，不要指望被援助的人感恩戴德。能有人感恩就不错了，让人戴德是不可能的。

而一旦因为政治原因对非援助中断，无论已经进行的援助取得了什么样的辉煌成果，都要做好被援助方立刻倒向战略对手的怀抱中的思想准备。

我看50年代苏联的工业援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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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中国的国家意志在50年代快速工业化中的主导性作用？有朋友一定会理解为唯心主义或者民族主义，我难以自我辩解，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史实吧。

首先，正如上一篇所说，我不否认这一历史阶段中苏联的参与对中国快速工业化的作用。苏联提供给了我们外部的大量可转移的技术，具体化为成套设备的对华输出，设计图纸的对华输出，以及为中国提供专家咨询服务；甚至在国家层面上，连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也都是向苏联学习来制定的。但我的意思是，没有这些，我们中国就肯定无法“快速工业化”了？我们的工业基础真的就能简单地说是“苏联援助”给奠定的？

我们必须得明确一点，也就是前面唠唠叨叨说了无数次的，在国家层面上，这一系列苏联的参与主要都出自国家层面上的利益交换，无论是物资上的，还是政治上的。而在技术操作层面上，大量的服务需求，都是由中方拉动的，即中方的工厂、工程师提出技术改进的需求，然后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协商，通过签订合同引进的。当然在工业布局设定过程中，苏联专家会为中方提供建议（尤其是在学习制定计划时），但这些建议有多少是政府驱使的，还是基于个人层面的，很难说清。在工业设点的过程中，前面也有网友提出，某些关键的点是苏联专家强烈建议中方设立的，这些事件也有。但问题是它们是否是主体，是否会影响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本质进程？

好了，说数字。前面葡萄的文章已经说过一些——

当然，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1956年苏联提供的所谓援助，其实依然是贷款，葡萄也说了“全部用包括农产品与各种稀有金属浓缩物补偿”，用援助这个词其实是不那么准确的。

葡萄的这个统计中，依然没有包括由于建立合营企业而最终向中国政府索取的约4亿美元。那么，中苏之间大概发生的费用应该是在13.6亿美元左右。这是整个1948-1960年的情况。

而中国政府完全是依靠这些与苏联有关的项目搞工业化吗？非也，在一五期间，最终谈定的与苏联相关的项目总共是154个（由于公布的时候是156个，所以习惯称为“156项”）。154项中的106个民用项目，中国投资总额（包括向苏联的贷款和支付）是156亿元人民币；而一五期间，中国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是550亿元人民币，而其中经济（工业加农业）与文教的投资是493亿人民币。与苏联相关的项目是154个，而中国总共施工项目超过10000个，其中限额以上（需中央政府限额审批）的有921个；重大项目有694个。而在二五期间的头三年（1958-1960），大家都知道那三年很特殊，加上权力下放，无法有有效的且可信的投资统计数字（或者谁来加上），但就大中型建设项目而言，1958年有992个，而1958年有1587个。

总体数字上就是这样，在依靠苏联的帮忙的同时，中国自身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这些投资里面，一部分与苏联相关项目是重合的，即中方的投资与通过苏联引进项目在一起。当时中央有一个重要的讨论，关于“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最后的结论是在“156项”中，能够自己解决的就一定要争取自己解决。实际上，其中相当大部分的工作量和机器设备是由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就财政上，很突出的就是外债只占一五期间财政收入的2.7%；而从1955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通过对苏贸易顺差返还从苏联得来的相关贷款）。此外，除了在这154项重大工业项目中投资，为了辅助这些项目，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相关项目投资和建设。而大家往往忽视的是，中国在独立于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工业投资项目是独立做出、独立完成、独立设计的。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即中国同期共有近千项规模上项目，重点项目也有600多项，那么这么多项目不可能都等苏联参与的154项都搞好了之后才立项动工吧？

那么，做为这一段的结论，我认为在5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与苏联相关的项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这154项就设计而言都是作为重要的工业骨干设立的（当时106项民用中只有一项轻工业）；但从金额和项目数来说与苏联相关的154像都只是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在规模上并不占主导优势的一小部分，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在与苏联的合作之外无论是配套，还是独立地都进行了大量的、广泛的投资。那个时代，几乎是不论个人家庭出身，中国的工业界积聚了当时所能集聚的人力，投入到快速工业化中来。

苏联的参与，主要形式是这几种。一、成套设备引进。即中国要建立工厂，或者改进生产手段，从苏联引进成套设备。二，设计图纸。即中国的新建工厂或者产品升级（后者不多），苏联人为我们提供设计服务；此外也有工厂设计服务。三，专家咨询服务。即与上面相关联，在引进设备和图纸的过程中，配套的需要专家进行指导（70年代之后我们从西方引进同样也是如此，很少有纯粹的买个设备就完事的；当然，遇上贪官污吏或者棒槌领导除外）。或者某些工厂的效率提高，生产手段改进需要邀请苏联专家来提供技术服务。

针对这些引进服务，中国人进行了大量的投资。这些个投资的事情主要不是苏联人驱使我们去干的，而是我们中国人主动地勒紧了裤腰带，上下同心去建设自己的国家去干的。也就是说，有苏联人，这些个活咱们会去投资干；没有苏联人，这些个活，我们也得干——除非再次爆发大规模战争。

其次，大量的项目，是在中国工程师的基础上，请苏联专家给我们提供改进意见。最典型的就是在钢产冶炼中，苏联人的咨询服务为我们提高效率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但，在强调苏联人的作用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指明，首先是一群中国人在没日没夜地干活呢？并且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呢？

无论是从资本投入，还是从项目数上来说，苏联相关的项目都只是中国50年代快速工业化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而已。5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不仅仅是154项，或者从1948-1960年有苏联参与的300多项（其中得以按合作完成的是178项），而是上千项（一五期间+二五期头3年）“规模以上”项目，当时整个中国是在将举国上下大量的人力物力都投入到其中，人民群众都卯足干劲投入到这个建设过程中来了。

当然，苏联人的设备、设计和咨询服务也并不是完全都是好的。烂尾楼咱就不再嚼了，比如说在汽车生产行业中，我曾经问过一汽的老工程师们，为什么我们换型那么困难（主要是卡车，轿车从一开始就完全是自己干的）。一汽的老工程师说这个好理解，我们的工厂设置当初学的就是苏联的工厂。而苏联人本身就是没有多强的研发部门的，因为苏联人当初自己的车辆设计，也学的是东欧，从东欧抄过来的（应该是捷克？）。

而如果一定要强调完备的“现代工业基础”，那我们就不得不再去提起沈鸿，提起从1961年开始的建设九大装备。这九大装备是——

　　1、3万吨模锻水压机；

　　2、12500吨卧式挤压机；

　　3、辊宽2800毫米铝板热轧机；

　　4、辊宽2800毫米铝板冷轧机；

　　5、直径2-80毫米钢管冷轧机；

　　6、直径80-200毫米合金钢板冷轧机；

　　7、辊宽2300毫米合金钢板冷轧机；

　　8、1000吨压力油压机；

　　9、辊宽700毫米20辊带钢轧机。

这些装备最终作出了1406台套，其中除了万吨水压机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之外，其他装备对现代工业的重大意义，我想河里会有更多的人比我具有更高的发言权，毕竟河里有那么多的工业专家和兵器研究专家。如果没有这九大装备，不仅中国机械制造业将会成为没有轮子的车；而且也失去了支撑后面几十年独立于两大强势集团的根本。那么，这个至关重要的“工业基础”是苏联人给我们带来的吗？

这些设备都是中国机械工业真正的基础，乃至事实上中国今日的机械加工业，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于这一系列装备，以及这一系列装备的变种、改良设计。我们的“工业基础”是从哪里来的？是苏联人来了一趟，我们就有了吗？

沈鸿（1906 －1998）中国现代机械工业的基石之一

而当10多年后，当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开始缓和时，西方的专家（不是苏联的）得以参观中国的一些骨干工厂，发现中国的“九大装备”，当时也是大吃一惊，赞叹不已。[这段有朋友批评说写得很不好，我从纪念沈鸿百年文集中找到一段，抄在下面，希望能有点帮助]

这个证书颁发于中美建交之后，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

沈鸿为代表的“九大装备”当然是在中国失去外援时最经典的成就之一。但我所想要强调的是，在沈鸿那一个时代，还有很多跟他们一样把毕生投入到国家的工业建设中的老专家、老工程师，他们不仅仅是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工业建设真正的基石，同时也是在关键技术、关键设备上突破的核心力量。同时在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他们的成就奠定了中国与强敌对抗的底气。同样，后来的建设三线，庞大的工业项目迁移、新建以及升级活动，同样也是这些中国的工程师们自己完成的。那么，在回顾这些历史的时候，如果我们说是苏联的“援助”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那不仅仅是不符合史实的，也是在感情上对前辈们的伤害。

事实上，当代中国的这个过程，是有外援（外部技术转移的来源）我们会干得更好，而没有外援，中国同样也会把工业化快速地进行下去。这是我从阅读和实际调研中得出的结论。这之间的差别只会是一个特定时代的速度上的区别，以及在个别领域某些关键技术上的区别。而华虎兄弟所说的“在我们回到半个世纪前。以比今天差得多的知识底子工业底子的情况下没有人让你跟着混，真正带着你在体系里见识见识。”这当然可以使我们对那些热心的苏联专家们感激，但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事实上中国的工业化也同样会进行下去。

有一些朋友会反感把50年代的苏联参与中国工业化，跟70年代初开始中国大量引进西方的设备、技术这两个阶段相提并论。但我依然还是要说，如果抛开个人层面上的因素，我们认真地去看苏联参与中国50年代工业化时相关项目的列表，和72年开始中国从西方项目引进的列表，那我们必须得说，他们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从重要性上都非常具有比较之处。也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不一样，苏联是认真地支持我们，跟西方只是卖给我们设备是不一样的。那么我同样得说，50年代技术引进的主体是设备引进、图纸引进和专家服务，这一点在形式上和70年代之后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样，50年代的苏联也并没有交给我们除了建设厂房、生产出既定的产品之外更高级的能力（如产品设计），这（负面的）点和70年代之后的西方如出一辙。跟现在我们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有不少失败的例子。“人家带不带你玩”是一方面，但自己能不能“学好，玩好”则是另一个问题，50年代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同样也有不少不成功的例子，大量的大型项目，在进入70年代的时候已经呈现出它的落后性来了；这跟今天我们“市场换技术”中的失败例子，从本质上是一样的。在给定外部大环境的情况下，我会把更多的因素放在自己内部的组织意志和制度建设上，正如铁手也要你自己，一，认识到自己还不行，要学；二，肯吃苦才行所提到的，“肯下大力气的精神其实是很重要的”；同时，我们自己的学习机制是怎样设立的，也同样重要。这些都是在个案上导致差别的重要因素。有时候不仅仅是世界变了，或许我们自己也变了；或者在不同的个案上，“我们”有不同的样子。而仅仅把差异归结于“伟大的友谊”显然是不对的。

这个话题在我个人这里差不多就说这么多。我既不对苏联在50年代的参与有什么特殊的意见，也不会对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阵营在中国工业中的掺和有什么特殊的看法。（我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我亲中。）我想说的是——也是我写这几篇的动机——回顾50年代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想，是否有时我们让自己的感情因素左右了自己的判断。我建议我们都来对那个时代的史实和细节进行考察，谁出了多少力，谁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体系中都起到些什么作用，这样我们才能得出谨慎而更靠近史实的结论。

• 【原创】我看50年代苏联的工业援建-1

http://bbs.xilu.com/CGI/viewbbs/zchipanzer/4442.html

（二） 技术资料

　　　　在帮助中方建设各个项目时，苏联也提供了各种工厂设计图纸、产品设计图纸、工艺设计和其他技术资料，这些是建厂和生产所必需的。除了“156项工程”之外，至少还有几百个大企业也需要苏联提供设计和工艺资料。有些不在合同中的技术资料，如果中方提出来，苏方也可以提供。比如，按照合同规定，苏方只须为第一汽车制造厂提供吉斯150型载货汽车的设计资料。当中方想要仿造吉斯157型越野车时，苏方提供了这种车的产品设计图纸。

　　　　苏联的很多设计图纸和其他技术资料是通过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协商和转交的。到1966年，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开了15次会，苏方向中方提供的资料达6536种。据1957年的中方统计，当时中方已经得到了3646种资料（表4）。

　　　　表4 1949—1957年中苏两国交换技术资料统计表

　　　　交换的技术资料 苏联给中国的（套） 中国给苏联的（套）

　　　　基本建设设计 751 1

　　　　机器设备制造图纸 2207 28

　　　　工艺过程说明 688 55

　　　　总 计 364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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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方面后来是这样描述的：“到一九五九年，中国从苏联和东欧各国获得了4000多项技术资料。苏联提供的主要是冶炼、选矿、石油、机车制造和发电等建设工程的设计资料；制造水轮机、金属切削机床等的工艺图纸；生产优质钢材、真空仪器等工业产品的工艺资料。东欧各国提供的主要是工业、卫生、林业、农业等方面的技术资料。这些资料对提高中国工农业的技术水平和新产品的生产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在相互提供技术资料时，采取的是互相支援的优惠办法，不按专利对待，仅仅收取复制资料的成本费用。”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论战复信中说，苏方帮助中国建设了198个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向中国提供了 1400多份大型企业的设计资料，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该信强调，当时还在对中国的88个工业企业和项目给予技术援助。《苏中关系》一书指出，在1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苏联实际上无偿送给中国24000套科技资料，其中有1400个大型企业的设计图 。

　　　　中苏合作所交换的技术资料有大项和小项之别，大项由小项构成。这有可能是造成统计数字差别很大的一个原因。统计范围的不同也许是出现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比如，在有些情况下是不包括军事技术资料的。

　　　　技术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文件。接受了苏联的产品设计、工艺和其他技术资料，也就意味着接受了苏联的技术标准和工业标准。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技术资料中就包括各种标准。比如，机械工业的技术标准多数是参考五六十年代苏联标准制订的 。其他行业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中国还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的科技书籍和期刊。仅在1951年中国就得到了苏联科学院、各共和国科学院和苏联其他各科学机构出版的32000册书刊。1952年，苏联免费提供了近5000种书籍，其中许多列入了中国出版社的翻译和出版计划。同年，中国出版了756种、860万册苏联书籍的中文译本。在以后的几年里，苏联书籍以更大规模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

（三） 产品设计与制造技术

　　　　通过援建项目的成套设备、工艺资料和其他技术资料，苏联直接向中国提供了重型机器设备、机床、量具刃具、动力设备、发电设备、矿山机械、采油设备、炼油设备、汽车、履带式拖拉机、仪表、轴承、开关、整流器、胶片、重型火炮、坦克、坦克发动机、米格喷气式战斗机、飞机发动机、火箭等产品的设计及其制造技术，以及合金钢、石油产品等加工技术。东欧国家仪表、无线电零件等产品设计和制造技术。另外，还通过科学技术合作和其他渠道向中国提供了机床、汽车、拖拉机、动力机械、铁路机车、电工器材、兵器等产品的设计或制造工艺资料。其中，大多数产品是中国过去没有的类型与规格，或者即使有，也很落后的。

　　　　1956年周恩来说：“由于努力向苏联学习的结果，我国工程界现在已经学会了许多现代化的工厂、矿井、桥梁、水利建设的设计和施工，在设计大型机械、机车、轮船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大提高。”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一些设计机构扩大规模。比如，1951年7月，鞍钢在原有设计室基础上组建了设计处，从各厂调来专业技术人员和翻译。1952年别雷卡茨率领的苏联设计专家组来鞍钢执行合作协议，同时开始培训鞍钢的设计队伍。1954年鞍钢设计处更名为鞍山黑色冶金设计总院，开始自行设计一些项目。

　　　　到1957年，中国设计院所已经能设计建设一些大型的、技术比较复杂的工程，比如年产240万吨的煤矿、100万千瓦左右的水电站、65万千瓦的火电站、年产15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年产7.4万吨的重型机器厂、年产5万吨合成氨的氮肥厂、年产10万吨的造纸厂、日处理 2000吨甘蔗的制糖厂。应该看到，在设计能力的提高过程中是付出了代价的。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指出了设计和施工方面存在的严重缺点：为了争取时间，有些工程是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并在建设过程中试制机器设备，导致了工程质量差、进度慢、浪费多。

　　　　鉴于中国设计和制造能力的提高以及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明显进步，中苏商定“二五”时期苏联援华项目时，中方承担的设计和制造任务已经比“一五”时期增加了许多。在1958年确定的47个苏联援助项目中，已经有37个项目是中国自行设计而由苏联供应主要设备，44个由苏联提供技术资料。这也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厂矿设计能力和机器设备制造实力。在1959年商定的78个援助项目中，中方利用苏联的设计资料和技术资料，承担了大部分勘察设计工作和大部分配套设备制造任务。这时，中国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套经验和比较丰富的资料，形成了一支20万人的设计队伍；设计赶不上施工的情况已有很大改变。可是，设计工作进步速度也不平衡，土木建筑设计进步得快一些，工艺设计进步得慢一些。设计机构尚不能设计某些特大的、技术最新的和特别复杂的工程，在缺乏技术经验的领域还需要苏联的技术援助。比如，1958年11月中苏商谈援助项目时，原提由中国设计几个有机合成厂，经过初步交谈，中方认识到自己设计有困难，工艺流程、设备单子和详细的产品方案都还搞不大清楚。为了争取时间，中方对这类项目拟采取以下3种方式解决：（1）苏方有定型设计的，即采用定型设计；（2）无定型设计而苏方在建成已有同类型工厂的，即重复利用苏方设计；（3）既无定型设计，又未建有同类型工厂，即拟委托苏联设计或聘请专家小组来中国帮助设计。

　　　　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人只能在已有的技术基础上，独立进行工程和产品设计，做成了一些好的设计，如5万吨合成氨新系列、大庆油田、马鞍山车轮轮箍厂等项目以及12000吨水压机等产品的设计。

摘自张伯春的论文

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主要线索有三个:

一是过工业援建项目转移工业技术,包括资源开发技、制造技术、设计技术和技术标准,大规模输出机设备、原材料等;

二是通过科学技术合作,帮助中制订科学技术规划,开展技术科学的理论与试验究,结合工业项目进行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技资料;三是帮助中国调整和建设高等院校和中等术学校,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其中,国防项目或与国防建设相关的项目占有一定的比例。为了落实各种援助和合作项目,苏方派遣了数以千

计的专家或顾问。

1 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特点

1.1 技术转移的不同梯度和形式从宏观上讲,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同国家之间或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之间形成若干技术梯度,比如尖端技术、先进技术、中间技术、落后技术这几个梯度[1]。中苏两国相比,苏联处于较高的技术梯度,是技术供方;中国则处于较低的技术梯度,是技术受方。中国需要引进自己尚未拥有的技术,或者引进比本国已有技术更先进的技术。苏联则拥有中国所需要的不同梯度的技术,愿意向中国提供一些

中间技术和比较先进的技术。苏联向中国转移的技术大多数属于中国没有或者薄弱的中间技术(如冶金技术、机器制造技术),还有一些先进技术(如计算技术)、尖端技术(如导弹和核技术)、介于中间技术和落后技术之间的技术,甚至比较落后的技术(如蒸汽机车)。在出售技术设备的同时,苏联转让了无形知识,比如专有技术的使用权、设计、商标、技术经验、教育方法和经营理知识,等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证明,混合式的技术转移是行得通的。中国领导人不主张苏联在华直接投资建厂,而愿意进口苏联的产品和引进苏联的制造技术和设计,模仿苏联的技术教育。首先是简单技术转移,即直接照搬苏方提供的技术,进行产业和技术的移植,填补国内空白;其次是消化吸收苏联技术,使之符合本国的资源条件和使用要求等,甚至发展出新技术,

实现产品的国产化。比如,汽车和坦克制造技术的转移就是按照这样的步骤进行的。苏联向中国转移技术被泛泛地表述为“技术援助”,但它是有偿的。准确地说,这次技术转移包括技术输出、技术贸易、技术援助和技术合作。苏联对华技术输出,是指苏联将设计和制造技术输出到中国,而获取报酬的活动。苏联对华技术贸易份额较大的部分是出售成套机器设备。苏联对华技术援助,包括提供技术知识、经验,帮助设计和建设工矿

企业和基础设施,提供技术资料,培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方至少支付了苏方所消耗的资料费、技术

文件的复制费、差旅费、苏联专家在华的工资和住房等。

事实上,中苏技术合作大多是苏联帮助中国。中国技术相对落后,不可能等量地与苏联进行交流,只能在少数领域向苏联提供帮助。比如,向苏联传授农作物栽培、人参培育、茶叶种植、中医等传统技术以及提供作物种子等。苏联专家曾来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学习和研究放射性色层和催化理论。

1.2 技术转移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环境

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一些特点是由50年代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这种技术转移在价值观和规则等方面与一般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有明显的区别。在“友好同盟互助”的战略关系背景下,两国重视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国际政治“大家庭”内部的利益关系、价值观和规则。通过双边商定的有偿合作协定、协议和合同等文件,中苏两国政府机构在国家利益层次上确定了技术转移的主要内容、形式、程序、原则、交换条件(含报酬)、人员往来的任务等等。双方企业、研究院所、设计机构、高等院校之间的合同服从于政府层次上的利益关系,这些单位主要是具体技术转移的执行者。在政府之间签订了有偿协议之后,下属科研院所、设计机构、企业、教育等机构之间就不再有转让专有技术的使用权等方面的约定,甚至在转让民用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灵活性。苏方尽量满足中方的民用技术援助要求,专家们热情地贡献出自己的技术和经验,通常没有什么

保留或讨价还价。钱三强在谈到引进苏联技术时感慨地说:“那时作为科学技术,(苏联)对我们的帮助

的确称得上是无私的。现在的美国、日本等与我们交换,情况就不同了。”②不过,在转移某些军事技术

时,苏联是有所保留和限制的,不愿意给最先进的。比如,苏联最初打算向中国提供T54型坦克制造技

术。中方经过交涉,才得到T54A型(即T59型)坦克制造技术。要想不断引进与消化先进的技术,逐步培植本

国的技术研究开发力量,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就必须维持和发展同那些掌握先进技术的国

家之间的正常关系,即营造一个稳定的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稳定的国内经济社会秩序。如果50年代

末和60年代初中苏两国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能够实施到底的话,中国的技术和工业基础还可以打得

更为坚实。

1.3 技术的选择

从国内方面看,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吃饭穿衣等急需解决的国计民生问题影响着技术的选择、优

先发展的领域。50年代国家财力非常有限,政府首先着眼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和国防建设,主要采取

“任务带学科”的模式来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引进苏联的工业技术,发展工科教育,尽快取得经济和社会

效益;稍后才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技术科学研究事业。

从国际方面看,“一边倒”的外交形势使中国引进技术的来源比较单一,或者说技术转移过程中的

选择面限于苏联和东欧,而不能选择其它国家的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技术。当苏联不能直接提供部分

配套技术和设备时,就由苏方组织从东欧或者其他国家转口。这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和西方技

术向苏联的转移情况是有差别的[2]。技术的移植和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体系、价值体系和自然条件。中国在引进苏联技术的同时,建立了与苏联类似的社会制度,包括计划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通过聘请苏联专家顾问、大力发展技术教育、派遣留苏学生等方式,中国方面努力克服人才的质与量的严重不足③。一般来说,中苏双方都重视根据中国的资源状况和其它条件,制订和调整技术方案、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等。引进是提升技术发展起点的有效手段之一。那么,苏联的援助究竟使中国的技术水平提高了多少？

50年代苏联在冶金、某些机器的制造、喷气式飞机、核技术、火箭等技术领域已经达到世界上的先

进水平或比较先进的水平。中国基本上得到了苏联国内的中间技术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使自己

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了国际上40年代水平,有的还更高一些[3]。钱三强回忆说:“事实上解放初期我们有

了重工业一百五十六项,苏联帮助我们,的确为我们的基础工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应该说他们给我们

的东西当时是相当先进的,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水平。”

中国得到了一些苏联国内最先进的技术,甚至在有些方面得到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在钢铁工业方面,苏联设计的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吸收了苏联高炉和平炉及大规模铁矿富集方面的最新技术[4]。苏联提供的航空技术使中国的军用飞机从活塞式发动机阶段提升到喷气动力阶段。苏联科学院基本上无保留地向中国科学院转移了它的计算技术和建设研究所的经验,提供了最新的机型供中国人学习和仿造,培训中国技术专家,使中方从无到有地建立起这一新的技术门类。

然而,苏联的汽车工业技术水平在世界上并不算高,落后于美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5]。长春生产的解放牌CA10型载货汽车只是对苏联吉斯150型汽车略做改进的一种产品,而吉斯150型的原型是苏联引进的美国道奇牌载货汽车,其设计和制造工艺属于40年代的水平[6]。

2 苏联技术对中国技术发展的影响

在20世纪后半叶的几个时期里,苏联技术在中国的影响是不同的。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苏联技术和苏联模式的技术体系比较迅速地提升了中国的技术、科学和教育的水平,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苏联技术成为中国自力更生发展技术、工业、国防和科学的基础,或者说是主要的模仿对象,但此时苏式技术体制和工业体制的弱点逐渐显露。80年代初期以来,引进的苏联技术一方面继续充当技术进步的基石,另一方面逐步被新引进的西方技术和日本技术所取代,苏联技术体制和相关工业体制成为改革的对象。下面,我们就从两方面具体探讨苏联技术对中国的影响。

2.1 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1)奠定现代技术与工业的基础

50年代和60年代初苏联技术援华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比较系统、比较完整、效果较好的一次技术转

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技术转移史上也是有特点的。

一是转移了基础技术。苏联向中国转移了机床、量具刃具、压力加工设备、精密机械、大型冶金设

备、大型矿山机械、大功率动力机械和发电设备等的制造技术,填补了部分基础技术的缺环,使中国初步

具备了大量生产机电设备、钢铁、有色金属、玻璃等产品的能力,提高了电力、煤炭等资源开发供应能

力,为其它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二是转移了中国过去没有或基础很差又急需的

技术(包括基础技术)。比如,填补了汽车、拖拉机、采油炼油设备、化肥、化学纤维、光学仪器、照相胶

片、喷气式飞机、航空发动机、坦克等技术领域的空白。加强了铁路机车、轴承、电工器材、无线电器件

和设备、合成橡胶、制药、木材加工、纺织机械、农业机械、火炮等技术领域。帮助发展了核技术、火箭技

术、计算机、自动化、半导体、精密仪器等所谓高精尖技术。

三是推动了现代技术在中国的体制化。在中国

政府的大力推动和苏联的援助下,政府各部委、中国科学院、国防系统和骨干企业以引进的技术及本国

原有技术为基础,发展了从事技术研究、开发、设计的院所等机构,在教育方面重点发展工科院校和专

业,初步形成了从企业生产应用到研发、设计和人才培养的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和工业体系,使现代技

术成为中国的一种基本社会建制。

四是加强了技术科学在中国的建设。

在50年代之前,中国高等院校和某些小规模研究机构建立了工程科学和农业科学的基本学科,但许多更细的

学科并没建立起来,对技术科学理论和实验的研究还很薄弱,存在许多缺环。50年代,苏联帮助中国

建立和发展了技术科学的教育和研究,苏联的研究成果被中国学者参考和引用的数量迅速增加。

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实践充分证明,50年代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成效显著,中国在60年代前期初

步具备了自我发展技术的能力。当然,有些技术的进步与苏联的援助并没有直接关系,主要依靠的是

中国工程技术专家及有关人员的创新。比如,上海江南造船厂等单位成功地制造出了万吨水压机。

(2)长期吃苏联技术的老本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重点发展比较薄弱技术,以满足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等方面的需要。国企业没有下大力气去改进那些已经引进的成熟苏联技术,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缓慢甚或长期维持产品的生产,这与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形成鲜明的对照。汽车制造业就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业,我们不妨再次以汽车技术为例说明“吃老本”状况。

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建成后的30年里,共生产各型号汽车120多万辆,而全国在80年代中期才有汽车200多万辆[7]。然而,一汽的CA10B型载货汽车等主导产品长期维持不变。各汽车制造厂开发新产品的周期过长,产品设计方法落后。到1987年1月1日CA141型车正式投入大批量生产,一汽才结束“老解放”的30年一贯制。80年代前,仿造解放牌CA10B载货汽车的有20多个厂家。这些汽车制造厂规模不大,装备水平比不上一汽。

中国吃苏联技术老本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至少包括两个突出的原因,一是政治动乱打破了科学技术事业的正常发展,二是几乎失去了先进技术的正常来源和交流渠道。中国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逐步缩短,却在“文革”的10年动乱期间又拉大了。

1.2 对中国技术体制的影响

苏联技术模式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计划经济体制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生产、科研、教育等领域中的技术发展模式。

(1)对工业体制的影响

参照苏联的经验,中国在50年代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突出优点是中央政府能够运用有力的行政手段,集中国家的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重要领域、薄弱环节和落后地区安排重点建设项目,调整各地区之间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关系,快速推进国家的工业化。50年代苏联式的体制发挥了它的优势,但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它显现出许多缺点。实际上,“一五”时期已经暴露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许多固有弊病,包括促成条块分割,束缚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经济效益低下。企业

的产、供、销由国家安排,以产定销,企业缺乏调节机制和内在的创新动力。这样,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

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很少有人能从根本上对国营企业负责。计划经济理论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

展。然而,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非常复杂,计划管理部门能够计划和调节的内容、部门和地区关系等都

非常有限,不可能随时掌握和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事实表明,如果领导人过于主观,计划经济体制就容易引起某一方面的投资膨胀,引发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在改革开放以前,工业内部比例关系、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失调状态,有时还非常严重。经济领域难以摆脱“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统”的循环。

(2)对技术发展模式的影响

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20世纪,工业实验室和其它研究开发机构成为西方大企业的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肩负着发展工业技术的重任。而中国企业的一个重大缺陷是研发能力弱。它们只是按照上级下达的计划组织生产,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和人力去培植强有力的研发机构,从事新技术开发、产品与工艺设计的技术队伍过小,技术基础和手段落后,通常没有余力进行重大的技术革新。只要上边还下达老产品的生产任务,企业就维持再生产,不急于为产品换代而研发新产品。在引进技术方面,国家负责谈判、选择技术和涉外业务,并承担所有经济风险,企业不过是一个被动的技术“采用者”。国家的部委等经济管理部门按照计划,向企业下达试制新产品的指令,并组织所属的独立科研院所、设计机构等负责或与工厂共同承担研究和设计新产品及其生产工艺。科研院所还承担国家主管部委、国家科委等部门下达的科研攻关任务,包括技术理论、应用和工程问题的研究。通过上级机关的行政领导,科研院所和企业建立联系和合作关系,两者一般不直接面对市场。国家对需求做出判断和选择,然后自上而下地安排研发、生产,最后将产品推向市场或直接分配给国营的用户。除了有限的计划手段之外,整个社会缺少激励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和竞争机制。

中国设计机构在设计思想上受苏联的影响很深,而且在设计规范、程序、方法和机构设置等方面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很少有自己的成功创造。多数单位沿用50年代掌握的设计方法和技术规范,与科研、设备制造部门结合得不够紧密,且轻视现场调查研究,有的单位“十年如一日”。设计出来的许多工程项目,大都只相当于先进工业国家40年代或50年代的技术水平[8]。此外,项目和产品的设计周期长。比如,大型厂矿从设计到建设都在5年以上,有的甚至需要七、八年时间。

(3)对技术教育模式的影响

50年代初按苏联模式所做的院系调整,使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和地区布局满足了当时国家制度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要求,为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缓解了工科人才缺乏的局面。不过,院系调整也造成了一些弊端,比如工科的专业划分过细。这样培养的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了专业知识和技能,但知识面被限制在与专业相关的范围里,毕业生应变能力差。经过院系调整,全国几乎不存在兼具文、理、工、农、医的真正的综合性大学,专业设置过窄。所谓的“综合大学”不过是一些由文科和理科构成的学校。工科院校很难营造一个文理工交叉的教育氛围,学生学到了技术,却缺少文化熏陶。院校学制较短,基

础理论方面的训练一般不及苏联。50年代中国政府组建了不少高等院校。即便新院校是在原有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甚至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大多数工科院校仍不是研究型的学校,师资力量、实验条件、资料和学术积累都还不充分,从事创造性科研工作的能力弱。这些院校的主要任务和力所能及的首要工作是搞好教学,培养本科大学生。部分院校培养了一些研究生,导师一般是苏联专家。他们毕业后到教研室工作,充实了

教学力量。

苏联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束缚了技术和工业的发展。但是,如果把技术和体制的问题完全归结为苏

联的影响,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方面选择了苏联的模式和经验,1956年至70年代末几次试图做出改进,采取了政治挂帅、群众运动等有中国特色的作法,但效果并不显著,有时还更糟。苏联模式的缺点和中国自己的失当举措逐步被社会各界认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等重大措施,使国家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此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科技体制改革举措,为技术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然而,改革大潮的冲刷并不能卷走所有的历史痕迹和技术基础。

综上所述,苏联的技术援华推动了现代技术向中国大规模的、系统的、水平较高的转移,奠定了中

国现代技术和工业化的基础,初步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现代技术和工业体系,带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形成“以任务带学科”的发展模式,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东山兄弟所给的这个资料的出处就是 张柏春，姚芳，张久春和蒋龙著的《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1949-1966》中第二章第二节《援建项目中的技术转移》的一部分文字。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这本书里面提供了很多的细节材料，是一本不错的著作。但在这本书中，经常出现把苏联的技术转移和中国自身的技术进步混在一起的现象。比如可以有一个直接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工业能力都是建立在苏联的技术转移的基础上，那么一五期间完成的近1000个规模以上投资项目又是怎么完成的呢？刨去苏联和东欧参与的一些项目，莫非其他项目都得依靠完成了苏联项目积累起队伍和能力才开工？又如说“中国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套经验和比较丰富的资料，形成了一支20万人的设计队伍”如果不说明，读者就会误以为这些个资料、人员都是在苏联的项目基础上积累起来的了。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作者也只是吃了一个囫囵枣。

再说，就“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人只能在已有的技术基础上，独立进行工程和产品设计，做成了一些好的设计，如5万吨合成氨新系列、大庆油田、马鞍山车轮轮箍厂等项目以及12000吨水压机等产品的设计。”这种说法，我的第三个贴子已经给出了不同的意见。作者不知道怎么连这么重要的设备研制也都没有提到，非常令人费解。（当然，其中一个作者还是我的朋友，就不再说了）

另则，如果单是把细节条目列出来，从1972年以来从西方引进的项目和设计图纸，也能够列上一大堆。光是看一本《中国机械工业史》附录所列出的项目名称，也有洋洋洒洒n多页，够大家看上好一阵的了。

还是那句话，认真看待历史，切莫妄自菲薄。

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根本就玩不转。这一点不承认是不行的。被援助的国家都嘴硬，像越南朝鲜中国都夸大自己在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中的作用，我们不是经常笑话韩国人无知自大么。

当时苏联能那样援助中国是因为中国太大了一旦将来爆发战争苏联不希望中国成为包袱，希望中国能够自给自足。所以除了原子弹几乎是要什么给什么，能让你国产化就国产化，就怕你学不会。不和别人比就拿我们自己来说，对朝鲜越南，巴基斯坦这些盟友的援助大都是给成品，即使援助建厂也是个别的，不成系列的。我们怎么就没帮巴基斯坦建个航空工业呢。只能说当时苏联人太傻了。

手把手地教当前最新的技术，教你怎么设计产品，和做大型项目的设计，带你走完整个设计流程或者技术改进流程。帮你建立技术人员储备。

对美日来说，签了合同，也不给你先进的东西，别提带你走一遍设计或者研发等流程。

外国汽车再中国赚了无数的钱，不知道有几百亿美圆了。从来不肯带中国企业走一遍设计流程。教设计方法。甚至零部件也不想教你。

从来都是让你干啥，不会让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干！

那个中国企业改个螺丝钉也要他们同意。他们不会告诉

中国企业为什么要换螺丝钉。

的确中国后来在搞“市场换技术”过程中，没有能够直接学到设计和研发流程。而我在奇瑞系列里面也强调了这一点。

但苏联当时参与中国的工业化，重点也是在工厂建设（工厂设计）和设备运用上，还有就是工艺的改进。至于新产品开发，哪倒真的是没有多少。正如你的引文里面提到的一汽“三十年一贯制”一样，我在第三篇里也提到，一汽的工程师也就说“因为苏联当初自己也是没什么自己研发汽车的能力的，所以我们学来也没有恰当的设置”。

不能因为说今日“市场换技术”中设计流程和产品设计方面的失败，就把50年代苏联对我们的参与想得完美了。

参看晨枫老大最近在新浪blog上推出的坦克工业系列。省了说了。

在援建工业的同时，苏联还帮助建立了高校的相关专业，接收了大量的留学生，这就够意思了。研究所设计院也不少了。创造力不是教出来的。

没有人说苏联对50年代中国的工业建设不重要。

但是到底有多重要，分别都起了一些什么角色，起了一些什么作用，还是得用史实和分析系统来寻求解答。我不是说了吗？我参与这个贴子，主要的原因就是两个，一是针对“无偿援助”或者“援助”这种简单的说法；二则是针对说是苏联的“援建”基本“奠定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

话说回来，我觉得太阳最重要，发光发热。这当然是句玩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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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中国的自力更生成就是不是举世无双。而是我们这些基层搞技术的实实在在是知道理工科很有些东西不是谁多谁少谁主要谁次要的问题。而是没有不行啊！中国1949年以前天天不太平，就没正正经经搞过技术。所有现代的技术方面的东西都是人家的成就。而且这东西要不断的交流，获得，比照，提高。真的是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阿！你说吹个牛放个炮引进几个科学大师累死几个科学大师加一百万个弟子就能成系统的建立工业底子，真的是一步登天痴人说梦阿！一个地方不明白。整个工程都没戏，累死谁都解决不了的实在太多了。要不说科研风险高呢！人家是几百年的积累。整个工业技术世界几百年上百亿世上走过一遭人口中的精英共同的积累。不是穿越时空小说里面贾宝玉做春梦似的。要说能吃苦愿意拼命真拼命有志气能吃技术这行饭的无论中外这都不是问题。真的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特质。所谓奇迹在当时的底子下只有别人教的前提下学得快，学得好才可能。没人教没地方学空有热血也是付之东流。这个愿意毫无保留传道授业还有标准答案的老师在当时来说还真就是超出所有其他条件1000倍重要的东西。那种万丈高楼平地起。不懂空气动力学能造喷气机之类的怎么说呢！真的不可能。片面强调这个东西最后基本常识就被颠覆了。不说别的。一帮前清老秀才你让他凭空鼓捣出个微积分理论试试。那里面聪明人多了。

至于说不妄自菲薄，那是你学会了以后再说的话。没学会你是不是妄自菲薄不重要，赶紧学会最重要！至于说学会了要提高就必须交流，那个过程里还就是谁懂谁是老大。妄自菲薄还又变成不是什么问题了。人家不教你成了大问题。所以在技术上来说这个是不是妄自菲薄个人心态的东西。和技术交流学习态度上的东西不能构成矛盾，要效果。国内公派科研人员在德国求爷爷告奶奶学点技术的场景我见过不少，你说一句不妄自菲薄自己回家想去能解决什么现实问题。

这个坛子搞技术的人多，我想这种东西大家还是有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