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横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沿海和内地收入的差距悬殊，这个差距是由于经济结构和市场导向所决定的。一个是面向购买力强大而竞争优势明显的海外市场，一个是面向内需疲软而同水平竞争激烈的内地市场。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内地的情况可以说大有起色，内地也同样有许多面向海外的优秀企业，政府主导的内需也有所改善。但民间的购买力始终没有实质性的启动，所以消费水平有限，收入水平也有限。也就是说，沿海的高收入很大程度上是由海外的高消费支撑起来的。这个差异导致收入水平的差异，从而导致这轮所谓结构性的通货膨胀在沿海地区和在广大内地引起压力的差异。很明显，这轮通胀不是由于短缺引起的（与1988年不同），对消费起抑制性而不是促进性作用。相对于收入的不平衡，通胀效果在市场作用下却基本是全国平衡发展的。上海的肉类从9元涨到20元左右时候，贵阳的肉类也从7元涨到16元，引起的消费压力在两地的工薪层中截然不同。从中央考虑，不仅要认识到通胀在沿海地区的是可消化的，更要认识到继续发展下去在许多内地区域是不可容忍的，后者是短板。全国一盘棋，只能调控了事。

再一个是纵向收益分配的不平衡。陈大说“中国人在辛苦干活，人在工厂里不休息组装玩具。美国人印钞票买玩具，中国挣了美元。”问题是美元挣到了哪里？挣到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一批或黑或白的企业主身上。近十年来，国民的收入提高是非常显著的，但这个显著是建立在过去低收入水平基础上的，而且远远低于国内的GDP增长速度。在这个差异的尺度下衡量通胀，就得出差异的结果：宏观上说，国家经济增长如此，财富积累如此，产能增加如此，通胀是完全可以承受的；但微观上看，构成社会中坚的工薪阶层只获得了GDP增长大蛋糕的少部分作为收入，这轮通胀的压力却由其100％承受——对政府和企业主来说涨价的猪肉在其支出中根本不构成一个因素——这无论如何是极不合理的。当然陈大也说啦，“通胀了，农民生产农产品受益，工人给他涨工资，或者扔钱救济，都能对付过去。”但是农产品的涨价最终有多少利润能回到生产者本身呢？企业利润增长了，工人能从中获益多少呢？关键一点是how，没有一个机制能够确保生产者在经济活动中的收益。除了一点点收放自如的网络舆论以外，农民阶层和工薪阶层在社会经济博弈过程中根本不具备议价能力。说的更透彻一点，要是连中央都不管他们，根本就没人管了。经济的发展、金融基础的增强应当伴随着扩大内需、改善经济不平衡性的过程。国家财富的集中度应当适度，不应当一味聚集在少数经济单位中，一味保持高积累的比例。

陈大的官办经济理论是从很大程度上改变我对中国的经济观念，极为有益。从那时起，我以为中国经济的只剩下两个敌人，一个是外部的金融阴谋，一个是内部的经济不平衡，后者更危险。所幸从目前看，对这两个危险是有认识和有对策的，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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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但愿，一切担忧都是多余的

复从国内经济不平衡的现实看

家园

说的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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