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再致cyonghu河友兼致谢 -- 听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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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三十年做这些就比较平缓,不算太激烈。俄罗斯就只用了3年,那才叫激

三十年做这些就比较平缓,不算太激烈。俄罗斯就只用了3年,那才叫激烈,所以也就搞得一塌糊涂。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中国转型改革最成功的秘诀就是“起步早,步子小,慢慢摸索”。早早干起来但不急着搞大。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大智慧。

家园 只要是人有能力的大小区分,社会就一定会划分阶层

新的比旧的好,就好在各阶层的距离越来越小,因为人的能力的差异也越来越小。

家园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

说实话,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个人也比较反对脑袋一拍就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而况您提得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可以轻易解决的。当然,我不是说我对中国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看法。我对于政策方面的看法归根结底只有一条:树立法律的权威,主要是实现国家法治系统的独立,建立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其他的,就是看社会各个力量的博弈和平衡了。有了法治的基础,可以提供公平的博弈平台,哪怕有暂时的失衡,应该会在一定程度上自我修正。

您可以看到,我很少谈到政策这些具体的东西,因为我认为这些政策直接体现的是国家权力。我认为国家机器运用其权力必须相当小心。而且,与其他力量相比,国家权力尤其必须依法运作。

当然,我的看法还包括:各个社会尤其独特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发式。当然,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变革中,这些问题尤其严重。你还可以看涂尔干的《论自杀》(还是《自杀论》?方家指正),他认为社会整合度与自杀率有关系。而处在变动中的社会其整合度不高,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其实是正常的。当然,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听之任之;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被吓着了,妄自菲薄。

另,我第一帖中已经说过,我喜欢河里讨论气氛,是建设性和对话性的。完全为争论而争论没有意思。求同存异有时候也是必要的。

另外附上我自己space里面平时瞎想的一些东西,因为本身space不是公开的,也就不标明引用了。

关于发展,简单地讲应该是望好的方向转变吧。那其实有两层意思:一层是现在不够好;第二是正在变化中。中国这么庞大的一个社会,这么复杂的一个有机体,要调整到比较好的状态意味着必定是一个艰难繁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力量都需要和舟共济,共度难关。当然,国家机器有特别的资源,也有特别的责任。

其实,国家(state)对社会的整体发展负责是一个新鲜的现象,最深入的尝试其实是苏联以及中国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东亚发展模型以及现在的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机器(当然,民族国家也是一个近现代概念)我个人以为都不是为社会整体发展负责任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统治工具(现代国家当然依然具有统治工具的特点)。

中国又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历史上的中国政府就总是附有相对沉重的社会功能,例如治水、赈灾等等,虽然这些功能的具体实现并不一定完全依靠国家机器,可是国家机器的卷入程度蛮深,因为维系中国社会大一统的局面的只有一个:国家。其他的社会机制,都只有地域性。

……

扯远了,简单把话说完去看书……

中国现在的发展,一则因为现在不够好,所以找一些阴暗面来批评是很容易的。第二,在往好的方面转变的过程中,其实也必然是阴暗面暴露和解决的过程,而且发展本身也必然带有成本,所以一定会有无数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在每一个曾经经历高速发展的社会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过,如果我们去挖一挖,应该比较有意思。嗯,专门成立一个学科,叫做“发展阴暗面学”。有现成的一些教材,如马克思、波兰尼等等。Trade-offs无处不在啊。所以,有问题我觉得还是值得高兴的。现阶段的中国,要是没问题,那就说明这个社会没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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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已经回了,参见链接

链接出处

另,偶亦不过西西河里一小鱼或者一小虾,被这么追着问有点怵……

而且,偶最近只想谈风月……

家园 花“税警总队”~
家园 李自成入北京的时候,明政府还有2000万的库银?

有点怀疑啊,呵呵!

麻烦请介绍一下出处!

家园 在这里

崇祯是否吝啬有争议,私人修的历史多数认为崇祯没钱(内帑),但这种机密的事情,私人修的历史不可靠,而崇祯的亲信左都御史李邦华的奏折是可信的,李邦华不会在这个事上撒谎或者诬蔑崇祯,难道他的官不想要了?他嫌自己的命太长了么?还是把相关的反面意见附上,看看历史是如何被强奸玩弄的:

《明季北略》:“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 计氏紧接着加了一句话:“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

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史林》2005年第1期):『从国库里抄没的有个大约的总数。据目击者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叙述,从四月十日起,即有马骡等车辆不断装运各库银锭往西安。十六日更是以千骑计。据他观察,所载的内库“镇库银”,刻有“永乐”字号,每锭500两,每骑二锭(千骑则为一百万两),其它寻常元宝则打成包裹搭装在一起,不易辨认。估计白银总数是3700万两,黄金为若干万两。赵士锦任职户部,比较清楚底细。他在《甲申纪事》中说:载往陕西的银锭上有万历年号,因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有动,计白银三千余万两,黄金150万两。白银数与前杨士聪比较接近,再将黄金折为1500万两白银,总价值约为4500万两白银。史敦在《恸余杂记》里说崇祯帝确实以为内帑已空,为厂监内臣所欺隐,一直蒙在鼓里,结果尽为“闯贼”所得,“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此恐得之道路传闻,未必确凿。』

《甲申纪事》记载:“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末及发而城破矣。闯破诚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陈陈相积,扃面不发,卒至以国与敌,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贼载往陕西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史敦《恸余杂记》:“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以为先帝宫中有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崇祯遗录》:“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非唐德宗之私库,聚而不散者,安有余资?野史谓城破时尚有大内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城破时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

《怀陵流寇始终录》:“初,诸贼攻城时约,内藏归闯贼,勋戚财归诸帅,文官财归牛、宋,富户归小盗。又拷掠追索毕,刘宗敏进所掠银一千万两,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数,人皆称焉。共得七千万两。其中勋戚十之三,内侍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

《国榷》:“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平寇志》:“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

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这个数目呢,是这样。刘宗敏上交给李自成最高是一千万两,其他将领都没有高过,所以我估计高过这个数字,这北京实际抄到的数是两千万两白银。现在回过来国库里的,国库里的清清楚楚,有一个户部,户部就是财政部,财政部当小科长的人姓赵,他最清楚。他说李自成把国库里的那些银子全部搬到西安,用驴,用马车搬的,他一车一车看,看下来,万历八年以来国库里的底银始终没有动过,总共多少呢,他算下来是3700万两白银,还有黄金,黄金是多少呢,黄金是一百五十万两,一百五十万万两按一比十计算,大概我们说,这样看起来至少总有四、五千万两,四、五千万两再加上前面的 2000万两,大概我们数目是六千万到七千万两。』

《怀陵流寇始终录》:“勋戚财归诸帅,文官财归牛、宋,富户归小盗”

《明季北略》:“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

谈迁《国榷》:“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明季北略》:“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

家园 白银危机 明王朝衰亡之结

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

从去年冬天开始,雪就一直没停。不久,有消息说朱家皇帝的龙兴之处竟然闹了地震,凤阳皇陵前的石人石马被震倒了好几个。这不是个好兆头。果然,不久更坏的消息传来了,李自成占领了西安以后,竟然沐猴而冠僭称“大顺”皇帝了。他发下话来,打算趁黄河水解冻之前,率领10万大军攻打京师。

三月初八,大明皇帝朱由检召见户部侍郎吴履中,询问目前户部库房还存有多少白银。“只存八万了。”吴侍郎的声音略带颤抖。皇帝听了竟然没有动声色,只是说,这点钱拿来准备京师防备吧。“至于关外,”皇帝看了看北方的天空,“暂停边兵月饷。”

次日,皇帝召见了吴襄。屯驻在山海关,由他儿子统带的那支部队是目前皇帝唯一可以依仗的军事力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吴襄告诉皇帝,自己儿子手下有三千名可以供差遣的勇士。皇帝问他们大约需要多少军饷。吴襄答“一百万”。皇帝听了,半晌不作声,叫吴襄退下了。

三月初十,大顺军离北京越来越近。皇帝派遣太监向大臣、勋戚、高级宦官逐家强行“捐银”。尽管死到临头,各高官贵族竟都哭穷,说“家银无多”。最后共募集到白银二十万两。皇帝下令把这些钱全部用来犒赏京师的守城官兵,此前这批官兵已有5年没有拿饷了。

但这些手段已然是徒劳的。没有几天,京师外城的角楼上,已经可以望见远远打起的“大顺”军旗。

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刘宗敏军进城。不到半天,京城的百姓已经从“大明”的子民变成了“大顺”的子民。

大明: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

国库空虚给大明朝廷最后50年带来的是近乎恐怖的记忆。

崇祯末仅国家财政收入,已经上涨到年约三千余万两白银。在这五六十年间,民间负担增加了三倍。再加上陕西、河南等地连年气候异常,粮食歉收。农民在天灾人祸的挤压下愈难维持生计。河南境内,乱民层出,这无疑为流贼军队的兴起与壮大提供了绝好的基础。而为了应付更多的乱军,朝廷急于增加捐税,扩大军队。

白银,在这里构筑了一个乌洛波罗斯蛇的循环。崇祯十二年以后,中原的部分地区已经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流军的力量也达到了近10年以来的顶峰。皇帝不得不调动东北戍边的精锐部队南下剿匪。这为清军进一步南侵提供了机会。

仔细翻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大明帝国并不缺钱。事实上,它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

综合多位学者的数据,大致可以得知即使是最衰败的崇祯时代,明王朝的国民生产总值依然大约占世界总值的40%以上。由于当时欧洲拿不出过硬的东西向中国出口,从公元1500年到1800年这三个世纪,欧洲只能依靠其从美洲殖民地获得的白银来向中国购买各种日用品及奢侈品。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最终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大约6万吨白银。约占全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自公元1600年起为120000吨白银,自1545年起为137000 吨)的一半。而另一个估算指出明中期以来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吨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而 10000吨白银,大约相当于明人所称的3.2亿两。

明朝官员的囤积癖

既然大明王朝如此富庶,为什么最后却因为货币短缺的恶性循环最终覆灭?许多学者对此钩深索隐。一种普遍的认识是,通货紧缩引发经济衰败,导致了王朝的灭亡。16世纪后期,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白银生产的波动、马德里和江户的保护主义情绪、海盗活动和海难使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锐减。天启前后(1621年)白银与铜钱的比价在600文左右。到崇祯初年却已经涨至1200文,至崇祯末升到2500文以上。这一情况导致了物价的飞涨,再加上朝廷捐税,民不聊生的状况普遍出现。

但这一点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先前流入中国的白银没能拯救明王朝的财政危机。正统元年,即1436年,明代建国70余年后。英宗皇帝将一部分漕粮折为金银放入内承运库。从此,内承运库变成了皇帝的小金库。小金库的出现或许意味着从此皇帝开始与政府争夺帝国有限的资源,这是以后廷臣屡屡要皇帝发内库资金的起因。

200年后,大顺朝廷的接收大员打开内承运库的库房时,他们惊呆了。四月十日起,李自成的卫队开始从这里往外搬运白银。这次史无前例的白银运输活动的目击者杨士聪在他的《甲申核真略》一书中记载了国库存银的详细数量:3700万两。他因此感叹,3700万两白银,相当于两年的“三饷”加派,假如能取出这些白银,抵消加派,那对流军力量的扩张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财富,竟然不愿在生死存亡之际稍加使用,崇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统治者与货币关系的阐释。

另一个糟糕的消息是,崇祯宫廷中的大臣与宦官们,与皇帝一样的贪恋白银。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下令设立“比饷镇抚司”,以大将刘宗敏、李过主持,收缴前明官员的财产。该司下发标准,要求各级前明官员按照“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的标准上缴白银。为了保证收缴效率,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作为刑具。重刑之下饷资甚为可观。此前对崇祯皇帝捐纳军饷动议无动于衷的官员,竟都数十万上百万地贡献起财产来。加上被各级军官私人收缴,以及未被收缴的囤积白银,流入中国的10000吨白银已经有两成被囤积在京师皇族各级官员的家中。而民间私人窖藏白银的行为在明代也不少见,崇祯以后,随着战乱的升级,囤积白银的现象出现得更为普遍。

货币紧缩带来的明王朝经济压力,也最终越来越明显,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终于轰然倒下。

家园 您说了一堆尽人皆知的大道理,还是陈大说的实在

我的本意也不是说中国必衰,中国要完蛋。我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中国继续沿着错误的决策走下去,很可能衰。指出问题的目的就是希望决策者重视起来,你说的一些大道理对于解决问题有什么用处呢?反而成为决策者推诿责任的借口。当然,我在文中说过一些不理性的话,悲观的话。但本心还是希望好起来,希望中央能够出妙手解决目前的问题。陈大的这段话很中肯,您可参考一下。

老温搞调控的根本错误在于,他对经济增长本身疑虑多多,对各地区的正常建设强力打压,这个思路至今仍是如此。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的财富成果,对成果分配却掉以轻心,或者说没有拿出有效的办法。表面上搞搞免农业税,拿政府财政收入搞扶贫,这是个人都会做,本就是上届政府留出来方便接班的。例如房价上涨,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大事,能极大影响人的财富状况。中国这三四年内,客观上就是一个炒房天堂,这是不可容忍的政策失误。新加坡就想得通,禁止任何人通过短期转让房产获利,从原理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老温老早就要调房地产,却总拿不出办法,某些政策甚至缩减了地产供给,直接导致房价暴涨。人的收入不怎么涨,房价却暴涨,还允许炒房获利,这怎么说都是扩大贫富差距重大失误。

数年来,老温不停地犯这两个错误。我们可以经常性地发现,被政府宣布为“产能过剩”的产业,没过多久却日子过得不错,中央的调控自然就不了了之。内蒙江苏等地被停掉的项目悄然复工。经济增长年年超标,无论是资金还资源供应都没有短缺,却经常神经一样地防“过热”。 对通货膨胀的理解也步步后退,先是没有通胀,再是结构性通胀,现在要防止要全面通胀演化。房地产一调控就涨,政策吓住了穷人,没吓住富人,房地产上涨的利润被富人阶层拿去。这些政策性的错误后果或者结构失衡,中央也知道,但却假设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货币现象,依靠央行体系的货币政策来调整,整出了很多中国特色的货币操纵工具。有一阵子甚至还假设加息与提高准备金率能打低股市!耽误了时间,直接导致530式的大崩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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