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先生李登辉与复旦往事（上） -- 月树
若非TG的限制,确实应该不错.
至于理工科,特别是具有工科特点的一些系,如光学和晚近点的电子工程,自然不称尽善.
调整后变成乌合之众的学校,当年不少.能借融合上一台阶,已然难得.
当年80%都迁过去，搞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到家属区那边还不少讲上海话的。
结果贡献作了，现在也没生息了.100年的时候，上海那边是2亿捐款，西安这么300万,对比大阿
btw.我一同学，西安毕业了，到上海那边当老师，结果过几天跟我说，原来这么research都不是要做的, 当时心里爽了不少...
上世纪50年代交大伤了元气，几次人为调整，名副其实的四分五裂，连正宗的“交大”招牌都不知该挂在哪个校门口了
；而同时代的复旦却是借着调整元气大补，分出几条枝叶，却吸取了上海原有教会大学的大半精华，虽然不是复旦自己安排的，但毕竟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这一折腾复旦与交大的影响力自然就换了位置。交大焉能服气？
所以我特别理解交大的心结，那么大的打击凭空就砸在脑袋上，总该让人发发怨念吧，呵呵
院系大调整的时候把全国最好的理学院给了复旦.包括苏步青、谷超豪一批教授.
1.经济决定教育水平。经济还可以牵扯到社会开放程度等等。总之，经济实力决定了科研教育水平，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
类似的还有中科大。想当年那是，不必赘述，总之刚恢复高考那会儿至80年代，90年代初，和南大一样凌于上海两所之上。现在呢？
至于西交，我所有陕西同学都或多或少鄙视之，有父母在其中工作的，更跟我说是“完全不行了”，留不住人才，青年有能力的都到东部来了。
2.学部委员的力量。当时交大西迁，一般的员工都走了，比如江的老师好像都走了，但学部委员留下的好像不少。当时那些人，毕竟很有能力，上交大凭他们重振了机电两系。
我们高中班，一半去了复旦，一半去了交大。以前还经常去徐家汇闵行找他们玩，对于交大也有一份怀念。
复旦创学初时，生源古怪，基本是先就读于南洋公学，后转读震旦学院，再入复旦公学学习的学生，其中第一届毕业生可以说是创校之初就是毕业之时了，其中蹊跷我会另文阐述，这批毕业生中出了两位国民党大佬，即于右任先生和邵力子先生，其实这两位在复旦读书时角色特殊，亦生亦师亦管，特殊时代特殊处理，这里就不细说了。
不过在此之后的生源和师源就是一个大问题。当时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精英化程度极高，和现在国内高校向钱看的“精英教育改革”还不是一回事。世纪初中国一个高等学府能有两三百学生就算是有规模了，精英的门槛主要体现在教学西洋化程度的高低，毕业后凭借所受教育，可以在社会上获得明显高于当时一般社会标准的地位与生活，形同国人传统意义上的“中举”。正因为如此，大家铆着劲比较谁的西洋化教学更纯正，有实力被这些高等学校录取的学生多半出身较好——参照当时物价水平，能够四平八稳完成学业的学生大都需要比较殷实的家业做支持，寒门子弟除非极其优秀为之另眼相看，多选择进入师范等专科学校继续读书。如此以来，招生的范围就没有现在这样宽。至于师源，首选西洋正牌大学教师，其次是留洋归来的学子，中西贯通者最受青睐，除此之外，就是国学基础深厚的传统士人，毫无疑问，这三类人在当时的中国都属于“上层人士”，相应的金钱与地位一个都不能少。而这都不是复旦的强项。
复旦创立初始，又是“私立”，虽然马相伯先生邀请了严复、张謇、熊希龄等名士担任复旦校董，以壮声威，其中严复先生还短时间的担任了复旦的校长，但根底毕竟一时浅薄了些，对内地生源和师源的吸引力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初入复旦的登辉先生把主要招生精力放在了南洋子弟当中，毕竟那是先生熟悉的群落，由此形成了早期复旦的特色：多侨生。还有就是因为种种原因被其他大学刷下学生中的优秀分子，这原因多半是因为学生的政治取向。有老复旦校友回忆，当年中学毕业时因为参加学潮被开除，毕业证都拿不了，想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哪个大学都不收，连参加录取考试的资格都没有，后经过打听直接找到登辉先生，先生不但批准报考，而且对其大加鼓励，于是他便通过录取考试成为了复旦学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不仅是学生，教师也是如此，因为政治信仰和政治活动无法在上海谋得教职的才华之士，或者因为思想作风与原有学院保守校风相抵，难以立足的教师，只要考察出有真才实学，登辉先生来者不拒，引入复旦。以至于后人整理民国时期复旦教师群体，发现既有胡汉民、王宠惠、叶楚伧这样的国民党人，也有陈望道、洪深、王造时这样的左翼人士。
复旦创始，创始人与支持者多有北洋背景，与南洋公学等国立高校是嫡庶之别。而大批如此这般的新鲜血液流入复旦，使复旦在得以顺利发展的同时，也使其政治风气与沪江其他高校产生了差异。国父领导下的同盟会组织与政治影响力如水般渗入复旦，带来的效应影响了日后的复旦发展轨迹，也影响着复旦的社会形象。保守者认定复旦的老师多有“过激党”、“可怕人物”，教出来的学生也大都会是“过激党人”，因此不让子女入学复旦，以免学坏；而进步学子则对复旦心生向往，积极报考。
其实登辉先生是教育家，把“复旦”建成哪一方政治势力“革命摇篮”完全不是他的目的。事实上，在他四十年的复旦生涯中，无论任何政治势力当道，先生都与之若即若离，如果需要可以与他们分享复旦的荣誉，但绝不容外部势力插手校务，保持大学自治的状况一直维系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先生的建校理想是希望复旦成为培养有才学有国家责任之精英人才的“中国耶鲁”。因此，他竭力营造民主活泼的校园气氛，他相信只有这样的气氛才能塑造“健全之体魄，开放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意识”，也只有这样的青年才是建设国家未来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他坚信严格的教育与保守的校务管理对于大学教育同等重要，在这些方面复旦所表现的内容让我这个后人感到咋舌。
国关可是四大闲系之一。我看那些人，读了半天也没什么独到见解，有些人连基本事实也搞不清楚。他们自己也都说国关学不到东西。
还算好当时没报，其实这东西，硕博的时候再去读不迟。
文科的课，是好混啊。大一去听过他们的课，叫什么美国外交政策，上课就是放cold war。那时候英语菜啊，很多都听不懂。不过他们专业大二大三的，也听不大懂。反正上课就是爱来不来，老师也不点名；来了的很多也就是身在课堂心不知哪去了。我看就1，2个人比我这没选课的听得认真。
另外，你举的学科，比如光科，电工等，复旦恰恰不比交大差，也都是挺老的学科了。复旦工科弱是弱在有很多具体的学科都没有设置，那些专业方向也没有什么人去搞。最典型的，除了机械缺了一大块外，土木这种根本没有。但是设的学科，都还是不错的。而纯理科，复旦一直比交大好；这就像北大一直被误认为是文科学校，其实其纯理很好一样。不过理科这方面，交大现在赶上来了。
可是绝口不敢提当时复旦实际的地位。
其实终马老一生，复旦再也没能超过震旦。而李老好像是yale毕业的吧？他的目标大概是想把复旦建设成中国的yale。
至于乱攀亲戚，乱拉校友之风，其他学校肯定都有。不过当时先是看到这一堆名人，真是激动啊，没想到复旦解放前也这么强。然后一看么，就像你文中举例的那样，很多也都是硬拉扯进来的，唉，心凉了半截，这样也行啊，不说什么了。
还有校歌真是难听啊，不过确实是那个时代的音乐风格。
传言中一国两制，三个代表，和七一讲话(资本家入党)的理论提出者.
那个我个人感觉搞得挺失败的。
先是最后胡也没来。这个我几个同学，还有交大的同学，倒都不怎么看重。不过我是挺看重的，毕竟是在中国，这就是一种态度，而且说明了森严的级别。
而吴么，尽管算是第二人了，不过中国这个位置是有点尴尬的，而且他就是上海出去的。
刚开始搞得自信满满的，虽然努力澄清不一定的事情，但感觉就是十拿九稳；到最后颇失望。
后来说法也很多了。有说是杨福家跟后来的领导有矛盾，就使了绊子。后来有人又联系上了上海帮，说明早就对上海不满。反正也是说法各异，莫衷一是。
其他的么，比如陈天桥，也不敢怎么吹他，毕竟他从事的行业，导致其争议很大。
还有很多啦，比如建个体育馆，名字很好——正大集团体育馆。拜托学校出点钱把集团两个字拿掉吧！正大体育馆要好多了，可以接受。
一国两制那轮得到他。
个别牛人总还是有的；总体水平么，我估计中国的国关可能都差不多，复旦总还是老牌子，高是不高，差大概也不会差到哪去。不知道北大人大外交那几个地方什么水平。
国关有些国际学生学术交流一类的活动，参与的和搞得还没社会学系好。
这个故事原本是要放入中上篇的，考虑到主题的集中，就舍弃了，但这个故事不讲不快，干脆另外加贴。
复旦收留“其他高校”开除学生是在五四与五卅期间形成高潮，这里的“其他高校”一般都是指当时上海的教会高校。可以说教会高校每开除一名学生，复旦就会多一名插班生，即使大四生也是如此。先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直至生命的最后，都与上海的基督教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其中也结识了不少外国传教士，尤其是美国传教士，因为共同的语言文化，先生与不少美籍教士是朋友。但是在学潮来临之际，先生对教会学校开除学生给予了庇护，惹恼了教会学校中外籍神职管理人员，一位先生的旧交在一个面向国人教徒的布道场合指责先生。说在他刚来上海时，是教会和教会学校帮他树立了很高的声望，可是每次“学生骚动”（原话），教会学校整治校风时，他总是包庇那些“野青年”，一贯与教会学校为敌，这不是违背教义，为基督徒所极不应有的行为吗？先生得知后，在另一个公开布道场所对教友说：“我爱宗教，我爱朋友，我也爱祖国，我更爱青年！”
这让我想起了现在那几个把民主自由顶在头上，见了洋人就三磕九叩首，转背很喜欢朝国人喷吐沫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兼青年牧师。面对国家民族，人都是有立场的，即使是基督徒也不例外。
开个屁课，选得人巨多。
上什么东西？
拿篇货殖列传在黑板上抄，再翻译下，他以为上高中语文课呢？倒是不嫌累啊，还自己抄，赞一下。要我直接网上搜一篇，ppt一开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