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先生李登辉与复旦往事（上） -- 月树

工作以后有两年没回西安，前年回家，结果看见她家门口的立交桥大为惊讶，说根本没有想到西安也有立交桥ORZ。

对于学生来说，校园是世外桃源。但身处现实中的学校终究也是要经历风雨的，尤其是大学，又是在上海这个风云之地，复旦的成长始终不平静。

在民国时期的上海诸大学，公认势力最强大的是教会大学，由教会组织与相关外国政府势力作保，其次是国立大学，由本国政府直接支持维护，然后才是各类私立大学，完全根据创办者及历届毕业生构筑的人脉关系决定其声望。平心而论，无论现在的复旦如何势大，民国时期的复旦在上海学界的地位中上而已，只不过在上海众多私立高校中算出类拔萃了。毕竟是私立大学，和政界关系不那么紧密，登辉先生又是一个主张远离官场服务社会的教育家，他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复旦的风气，除了前期因为部分学生与国父政治势力关系密切而产生几位国民党元老人物外，整个复旦校史中就没有太多风云人物，庙堂少人又身处江湖，风雨自然就多些。为了给复旦多备雨伞，民国历届管理层十分重视校董会的成员构成，也正是复旦历届校董会才真正帮助复旦度过了一次次难关。

复旦的校董会变迁与中国近代史密不可分。学校创办初期，校董中有严复、张謇、熊希龄等名士，这些名士在复旦创建时都出资出力，他们大多都是清末洋务党人及其后续北洋党人，复旦因此在创办初期就获得了清廷在江南官方机构数以万计的白银资助与硬件支持，与江南士绅的捐助构成复旦早期的主要经济来源，与南洋公学一样，都属于洋务党人在上海学界的势力范围。

之后随着登辉先生进入复旦主持校务，带来了大批侨籍学生，也带来了同盟党人的影响力，这一影响力随着清末民主革命的深入开展而不断加深，先是学生，而后是教师，直至渗入校董之中。1912年，随着国父受聘担任复旦董事长，伍廷芳、于右任、程德全、邵力子等同盟会成员及支持者组成新的校董会，原有政治势力逐渐淡出复旦，复旦转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人在上海学界的代表。

新的校董会对于发展中的复旦很重要，当时正值辛亥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先是有大批师生弃学弃教投身革命活动，接着又因为吴淞地处战略要塞，校舍为革命军占用，并在战火中受损，之后再受战火及政权更替影响，办学经费几近枯竭，一度于1911年被迫临时停学。后在江南士绅的支持下借助地方宗族祠堂筹备复学，但因为经费问题始终无法顺利复课。在与复旦有关联的诸多同盟党人上下奔走之后，南方革命临时政府以政府决议的形式指定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为复旦新校舍，并在各口岸海关因外国列强势力授意拒绝将关税划拨南方政府而导致临时政府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拨款一万银元作为复旦复学的临时补助，复旦由此于1913年复学，并将校区迁至上海徐家汇。复旦进入短暂的大发展时期，也由此与国父领导的政治势力结下不解之缘，这一关系即使在“二次革命”失败，大批国父派革命党人流外海外后依然紧密。登辉先生不但在言论上始终反对袁公及其领导下的北洋集团，而且顶着各方压力，聘用了一批有才华的国父派革命党人担任复旦教师，还支持他们授课之余积极从事国父领导的革命活动。

随便说一句，复旦开始迁入徐家汇李公祠时，祠中几株白玉兰正在开放，花朵皎洁，香气四溢，优雅宛若君子，先生有所悟，遂在其逝前提议白玉兰为复旦校花，为师生接受，维系至今。

期间，还发生了一起教科书事件，登辉先生终身对于国人英语教育充满热情，是国内最早编写面向国人的中初级英文教材的学者之一，他编写的中学英文教材经中华书局出版，在全国中学及大学预班中被广泛采用，是民国早期重要的英文教学教材。就是这样一本教材，先生在“二次革命”结束之后仍然将课文“Doctor Sun Yat-sen”列为教材第一篇，袁公闻之甚怒，认定教材宣传“乱党”，通令所控制各省学校禁止采用该教材，中华书局迫于压力重印时删除该篇课文，先生不屈，发动上海学界教师，在课本之外另著讲义，于课堂中宣讲，并作说明。之后袁公惶惶而逝，教材始恢复“Doctor Sun Yat-sen”课文。

复旦的政治态度让北洋政府十分恼火，复旦也再次陷入困境，不但公款资助一度完全停止，而且所处校址李鸿章祠堂因政府更替导致产权不明，引发李鸿章公后人的产权诉讼，要求复旦将校址退还李家私有，复旦面临扫地出门的危机。而且复旦本身的发展也让复旦校区变得拥挤。先生于是决心在资金缺乏的困难情况下另外选择校址，通过购买校址所属土地永久产权（当时好像还没有××年国土使用一说^o^）使此校址成为复旦永久的校址，让复旦从此再不必四处搬迁。

欲定校址，必买土地，复旦此时的办学经费江南商贾的资助与北洋政府恢复的补助两项加起来只够维持，无余钱置业。先生决定发挥自身优势，亲赴南洋募款，离去之前的1917年，开辟大学本科，升公学为大学，而后暂辞校长职务，全心投入筹款，从南洋侨界前后募得15万银元，并得到以潮汕简氏家族为代表的南洋富商持续财力支持，于1918年在杨浦江湾魏德迈路（今邯郸路）地段购地70余亩，新建复旦永久校址，至1922年完全迁入，开设为大学中学两部。至此，复旦方才成为如今众人心目中的那所“复旦大学”。

因此，先生李登辉虽不是复旦的创始人，但作为复旦大学的奠基人当之无愧。在复旦人心目中，先生李登辉就是那位“老校长”，无可替代。1924年，曾经有教师挑战先生的行政权力，先生不屑与之竞争，辞职而去，半年之后，便在复旦师生的欢呼中返校复职，先生在复旦的威信可见一斑。

其实平心而论，先生在复旦无法动摇的地位除了自身威信，校董会的支持才是关键。作为私立大学，又几经发展中的波折，复旦高层对于学校发展极为务实，所选校董会功能，一则筹款，一则摆平地方，借名士以壮声望的策略不再是首要考虑。因此，为了方便筹款，复旦干脆聘请银行家钱新之为董事长，此公横跨政商两界，人脉甚广，是盛宣怀公一类的官商代表。在董事中，除政界商界外，还聘请一批地方人士担任董事，其中最为人议论的就是上海青帮大佬杜月笙。他是通过钱新之老板主动表达要担任复旦校董的意愿，所持目的，无非沽名钓誉，脸上贴金。先生个人愤愤，认定聘一黑社会老大为校董着实有辱复旦清白，欲拒，但提交校董会，讨论后认为有利于复旦筹款与对外交涉，先生方违心下聘书，但拒绝亲自为之颁发。

说实话，这事若发生在现在，恐怕风波会更大。

事实证明，给杜老大的一纸聘书，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复旦大学而言，帮助很大。或许是觉得复旦的聘用对其美誉甚有提高，杜老大此后对于复旦所求各项事务十分热心，除持续捐款外，还多次出面作保，为学潮中的复旦学生免除牢狱之灾，并协调复旦与邻近“公共租界”的关系。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尤其具有代表性。

复旦大学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继续扩建，但受河网与外国租界地界限制，唯有向西发展，但向西发展首先便受一私人园林的阻挡，园林主人为上海富商，空闲时投入大量精力打理自己的私人园林，心爱之物岂能转让，复旦校方几次三番上门商议，都被富商以无法接受的收购高价打回。万般无奈之下，求助于杜老大，杜老大先是多次派人持自己的名片与园林主人协商，提出欲以高价收购，或以同等地块同等园林相交换的条件。僵持中，探得园林主人经商遇挫，近期急需资金，便亲自出马，以大排场宴请园林主人，最终使园林主人通过以园林作抵，从杜老大控制的银行中获取低息贷款的方式转让出园林，杜老大随即将园林的房契捐与复旦，排除了复旦扩建的障碍。

这座园林，后来便成为复旦燕园。

写此段文字，源于最近上网了解到的一条新闻，复旦邀聘流行歌手周杰伦为其新设立的艺术专业学院艺术指导。为了发展，复旦的务实看来是有传统的：）

但是，复旦的务实并不能使其避免危机。1936年，复旦校方收到来自南京国民政府的内部消息，国民政府准备强行关闭复旦，相关决策，甚至已经形成内部文件！！！

土鳖再帮忙扛几天铁牛吧：）

比你们复旦校史还要长一点

复旦诞生于上世纪早期半殖民地社会，原本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而早在登辉先生执掌校务之初，学校内就因为生源中的侨生缘故而同国父派革命党人联系密切。与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可谓关系悠远，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国民党势力在全国学界的早期代表。但这种关系到了蒋公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就变得日益疏远了。

登辉先生毕竟是一位纯粹的教育家，终身信奉西方大学办学理念，大学校务自主，学术自由的方针坚守至终。为了办学，可以接受任何势力的资助，但不接受任何势力对校务管理的插手，这显然不符习惯掌控一切的蒋公脾胃，随着“中央大学”等嫡系国立高等学府在全国学界地位的确立，坚持私立的复旦便不再入政府大员的法眼。

更何况，随着蒋公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地位确立，原本国父倚重的老同盟会与南洋侨界政治势力在国民党中央逐遭排挤，从枢机要职中渐渐退出，而与之同气连枝的复旦管理层对蒋记政权自然没有多少心理上的亲切感，产生距离感就显得自然而然。

大学自立，理想很好，可惜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时代，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风云变幻，一方学术的世外桃源谈何容易，而先生主张的治学于世服务社会的学风让复旦与社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一方政治势力的淡出就是另一方势力的乘虚而入，“九一八”狠狠的推动了一把，终使复旦在蒋记专制时代陷入建校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平心而论，复旦在抗战前为了办好校务，其实是努力保持好同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夫做足。例如，通过关系千方百计拉党国要人陈立夫、吴铁城、孙科、张道藩诸公入校董会；借校庆广邀社会人士，顶着“滥施国家名器”的舆论谴责，公开授予政府显要与官商“名誉博士”头衔；而先生本人也在蒋氏夫妇驻留上海时，以“宋父旧友”（还记得先生初回国时建立留学生社团时的共同发起人宋耀如先生吗^o^）“社会贤达”身份多次应邀参加蒋公私人茶叙，并在过程中不断用流利娴熟的美式英语同蒋夫人交谈——这里补充点花絮，蒋夫人终身以能够用流利熟练的美式英语读阅交流为荣，谁如果能用同样流利娴熟的美式英语与之交流，会使夫人甚有面子，从而对其人产生好感，若做不到则最好一句英语都不要在其面前讲，否则内心必恶之，所谓贵族气质彰显无余——然后由蒋夫人翻译给蒋公听，蒋公则每每以长辈外宾礼之，言谈甚欢。而先生每次回来，同亲近者多次以“为了复旦，总算又去敷衍了一番”自嘲，无奈之色溢于言表。

表面功夫做足，但一涉及复旦根本“校务独立”，先生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抗意识。例如对于国民党在学界的要人朱家骅几次三番的插足校董会，先生就与之抗争到底。

优秀的国民党高级党务工作者朱家骅先生

朱家骅先生说起来也是民国时期一传奇人物，早年毕业于同济，留德，回国应聘北大德文教授；再赴德，获地质博士，再返国，任北大教授及系主任；后离京赴南方，参与筹建民国“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与中央大学，参与组建民国中央博物院，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术团体创始人之一，多个国立大学校董，几届政府教育部长，在地质建筑水力多个学术及文化组织长期任职。在一般人看来，他是一个与国民党保持密切关系的学者，这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朱公早在中学时期就是同盟会的激进成员，参与同盟会在江南地区的几次刺杀行动；任北大教职同时亦是国民党北方地区地下组织领导人之一，主持民运工作，为配合南方国民党北伐军事活动参与实施了多次群众运动；遭北洋政府通缉后返回南方，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参与南方革命政府军火生产工作，秘密组织对德军火采购，直至抗日战争；而且还是国民党的高级党务人员，CC系的干将，先后主持过广东、浙江等地地方党务工作，以及中统、三青团、中央党部组织部等机要部门的事务工作，是国民党内部少有的具有丰富民运知工及青工工作经验的高级党务人员，多年的国民党中执委员，TG43人战犯名单排名20位，是国民党活动于学界、文化界的当权人物与智囊人物，按当时的流行说法，名副其实的学阀。

可就是这样一位权势人物，富有才华的士人，在先生的嘴中就成了“身为地质博士，不好好从事研究，为国谋力，却喜欢做官，争权夺利”的官僚小人。先生不糊涂，放此公入校董会，就是把黄鼠狼请进鸡窝，凭借其能量与组织能力，复旦只会步步陷入“官学”桎梏，无非又成为一个为党所控的“中大”，这是先生最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几次改组校董会，始终不聘用朱公，甚至私下拒绝见面，半点面子都不给。

一个谈不上权势背景的私立大学，一次又一次公然排斥主管部门领导，而且是实权人物，即使在今天都是可以想见后果的。而1935年复旦学运中一次后果类似后世文革“安亭事件”的铁路中断事件成为复旦关闭危机的导火索。

（不好意思，土鳖还是要扛一会铁牛）

上个星期都在外地出差，本来想今晚继续，可是脑子里纷乱，整理不出满意的文句，只能发出这样一段帖子了。

今年不太平，只能这么说了，让我现在的心很乱。

还是埋头工作，空余时间潜心翻翻书吧，度过这段日子，文采又会回来的。

来河里一幌两年了，花费心血的几张帖子都没能写完整，想想就惭愧，心力还是不够。

很羡慕采薇JJ和雪太傅，有心劲。

河水还是很好，我只是想多潜几天水，俺好歹也算山，没那么容易冲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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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攻击贵校的意思。

其实目前上大跟华理还是有差距的。不过因为我说了，政府的扶持力度，还有上大中有不少落榜生的关系等等。我的意思您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是想说政府的支持对学校的重要性。

其实我本来是想说东华的，不过我感觉东华现在已经不比上大好了。

至于“这类学校”，我这么说并无贬义，即使说清华等，我也会用这类。不过既然老兄抗议了，那我改成“这一层次”可否？如果直接说华理，更有针对的嫌疑。或者老兄有什么更好的说法？

算了，我把具体学校去掉吧。

华理的问题还是在领导的思路上，当初陈敏恒当校长的时候还是不错的，据说排名直追30强，哈哈，和名校当然没法比，现在好像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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