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联产承包和古代类比的话。“交足国家的”是对应古代国家的租，“留够集体的”是对应古代地主的租。

封建王朝中、末期，国家租税往往比不上地主的租（朝廷往往会减租免税，“复民X年”）；无独有偶，90年代开始，地方乡、村两级的摊派提留已远远超过国家的农业税，成为农民负担的最大部分。所以我认为温总理免农业税，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

乡村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原来的公社变成乡政府后，脱产人员猛增（我调查过的一个乡，公社时期3名全脱产人员、15名半脱产人员，如今70余公务员编制），机构运行成本大幅增加，而国家对乡镇政权人员的工资待遇，向来是只给标准不给钱，乡镇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就必须从下聚敛，偶尔干个公共事业，又必须重新摊钱。

完全同意你的调查结果。

楼主的数据说明从1990年到1998年没能看到1970年至1976年有双位数的增长。

建议楼主最好在补加一个数据，就是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变化。

集体制并没有取消。改变的是“联合生产”的方式。大集体也好，单干也罢，本质上都是组织生产的方法，无论成败，都不可能一劳永逸。

我能说的是，从1990年到1998年农民虽然农业税负担沉重但是不饿肚子，农民家里至少有余粮；我想问，如果1970年至1976年有双位数增长，为什么农民（全国大多数人民）处于半饥饿状态？

比如人均拥有的粮食和当时联合国的定义的饥饿线？半饥饿必然导致低人均寿命，你能否将那时数据拿来说明一下。

最好也像楼主那样列出一个细表，这样才能知道什么叫全饥饿，什么叫半饥饿。

中国社会和谐到夜不闭户的程度，包括80年代上半期的我看到的江苏。每一个时期，都出现在国家保护农民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汉朝有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有太宗初期和开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世，新中国有解放之初和改革开放之初。

为什么这些年的1号文件总是受到广泛好评？因为每一次都是在坚持土地联产承包的大政策前提之下，进一步优化政策。

集体化的实质是什么？是政府在操作微观经济生活。土地承包制的实质是什么？是政府退出微观经济生活。这正好符合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思想，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微观经济生活当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样才可以有效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人们有了生活的目标，人们得到了刺激因为开展了竞争。

如果不实行改革开放，诸位海外留学的大侠们，你们有机会在这里坐而论道吗？我本人是要感谢邓小平的，我也感谢他的土地承包政策。

至于国有企业改革，楼主说失败。我认为没有失败。我眼见巨额国有企业财产被鲸吞，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你一定不理解我。中小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包袱，站在国家的层面上看，就是应该甩掉。在甩包袱的过程中，多少还可以收回一些资本，但甩掉以后，国家就是净赚，赚什么？当然是赚税收。大型国有企业，现在都在往上市公司的路子上走。大型国有企业每年上交进万亿税收，还要上交近万亿利润，这些都是私营和外企难以做到的，从这个角度讲，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是很成功的。当然你立刻会说它们都是垄断经营，赚取的实垄断利润，这样说显然也是偏颇的。

先献花润树兄的严肃文章。

我在农村社教时，参加过水利建设。如润兄引用毛的八字宪法中的“水”字，水利建设是农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但水利建设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不是个体户所能完成的。那时我们筑堤坝，这个水利受益不是一块两块田，而是一大片，在当时机械化程度低的情况下，都是靠人力挑土。即便个体户机械化可以完成，由于受益不是一块地，这里的利益激励也是成问题的。按照我的《物质循环的世界》的观点，大物质循环需要相应的大社会合作。这些经历应该支持楼主的一些观点。

有一次我们学生下乡帮助农忙收割稻子。我们帮忙的那个小队收割速度反而比没有学生帮忙的小队收割速度慢。此后生产队就安排我们学生和农民分开收割。原因很简单，如果我们帮忙的小队努力收割，速度快了并不会得到相应的表扬，因为别人会说是由于有学生帮忙才收割快了。而没有学生帮忙的小队快了功劳是自己的。这里可以看出激励机制是很重要的。这个经历好像又支持林毅夫的观点。我也听说过一大二公时期吃大锅饭时浪费的事情，田地收割落下很多没有收上来，反正是大家的，没有人值得费心。吃大食堂也是放开肚皮吃，大公社好像也是三年灾害原因之一。

我知道那年头一个成年人每月大约：28斤粮食，1斤油，半斤肉，几两鸡蛋的定量，让食不厌足的中国人常常感到饥饿。农民种田，却吃不饱，天天吃杂粮。何况是孩子。希望这样的数据不要得出中国人贪得无厌的结论。我有个朋友是上海人，上海市民糖的定量比较多，他说每次从南京化工厂回上海，带糖回去都因为不够分得罪人。抱歉，我没有办法精确定义，只能这么粗糙地理解半饥饿。

我还感觉到，您的文章又要引起赞成改革还是反对改革的讨论，这很好。

我得期待集体所有制复活

坚持集体所有制的乡村生活水平都高于农村平均，尤其和小岗村之类比。

2008年年底有几个坚持下来的公社分红，数额还不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没听说过有哪个公社。这都是奇迹。前几天有新闻，说中组部要提高村支书的待遇，全国30万个村支书，即30万个村，2/300000的概率是不是太小了。华西村支书，1970年代就是省委委员，南街村书记也很强势，这都是人治的结果。偌大一个中国，不能依靠这种奇迹，依靠的应该是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法制，这样才有希望。

小岗村怎么样我不知道，我通过别的安徽老乡，大概了解了安徽的乡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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