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原《四边伐鼓三军呼》现《那时英雄》发表更新新内容 -- 恶魔之读书者

三征高丽失败之后，往昔强盛的大隋帝国境内已经烽烟处处，形势已经非常危急。但是就算到了这个危急的时刻，如果隋炀帝杨广能痛下决心，学汉武帝那般下“轮台诏”罪己，然后放弃征讨高丽，全力安抚国内的民众，讨伐国内的反叛者，那么局势依然大有可为。有句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个“民”按我们现在一般会理解成小老百姓，普通农民之类的大众，但其实在古代，这个民往往代表得是门阀、地主、豪强与读书人。因为地主豪强门阀代表了各地的实力派，而读书人则是宣传渠道，谁是正统谁是叛逆，谁是好人谁是坏蛋都是由他们一言而决，而在古代能够读书的绝大部分都是地主阶级，所以读书人的身份与地主豪强门阀又有一定的统一性。因此在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如果最后不依托读书人和地主豪强转换性质成为他们的一分子，而是坚持革命到底的话，最后的下场一定是失败。此时隋炀帝之所以还有翻盘的机会，就是因为当时的门阀地主豪强还未对其完全失望，毕竟他还是皇帝，有大义的名分。虽然说这种大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面子上的功夫，但是一旦对它忽视，就必然会遭到无情地惩罚。当然随后的历史众所周知，隋炀帝杨广并未能把握最后的机会，他干了一件事，使得“人民”对他的最后一丝期望化为泡影。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也就是第三次征伐高丽的次年，杨广突发奇想地又突然跑去雁门视察边塞。当然这事情他不是第一次干，就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他率领五十万大军动用了十万匹马出塞巡边，那时候的他可谓风光无限，塞外诸胡在他面前俯首帖耳，东突厥启民可汗甚至要举族更换汉服，表示自己的臣服。在高丽国上数次失败的杨广又想起了昔日的辉煌，于是想在塞外再次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希望当年的盛况能够重现。其实究其实质，杨广这个行为并非一点都没有道理，此时东突厥逐渐坐大，帝国的北方开始面临实质性的威胁，他这次的出巡如果能够真正震慑住突厥人，那也可以说是好事一桩。可是有道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如今的世界也不是几年前了，隋帝国经过三次征高丽元气大伤，国内烽烟处处，早已不复往日强国的荣光。而东突厥经过修养生息之后实力大增，再加上之前那个臣服隋帝国的那个启民可汗已经去世，新上台的始毕可汗是个硬茬子，他对前任向隋帝国臣服的政策不满已久，现在杨广送上门来，那自然要好好照顾一番，始毕可汗率数十万骑兵将杨广团团围困在雁门关，隋军数度出战均遭败绩，雁门四十一座城池被突厥人攻下三十九座。突厥人日夜猛攻，隋军死伤不计其数。此时隋炀帝才收起了昔日目空一切舍我其谁的狂态，吓得像个女人般抱着自己的儿子赵王杲哭得双眼红肿。此时士气低靡，眼看就要支撑不住，此时众大臣纷纷劝皇帝加重赏格，并且宣布停止征高丽。到这时候杨广为了保命不得不答应臣子的要求。在这个好消息的刺激下隋军人人用命，终于保得城池不失，最后在全国勤王军队纷纷到来的时候突厥人终于解围而去。

就在这些忠诚的将士们满心以为皇帝会兑现之前诺言的时候，杨广却把之前的话全盘否定，不但绝大部分将士都没有得到应得的赏赐，而且皇帝居然重新宣布要继续征讨高丽！杨广不知道自己这种做法等于犯了身为皇帝的大忌！在民间的众多小说戏文当中“君无戏言”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可是“君无戏言”这句话并不仅仅存在于民间传说中，而是有着很现实的政治意义。这句话起源是西周初年，周武王姬发驾崩后，唐国发生叛乱。太子姬诵年幼，在周公姬旦的扶助下做了国君，史称周成王。有一天，姬诵和弟弟叔虞一起在宫中玩耍。姬诵随手捡起了一片落在地上的桐叶，把它剪成玉圭形，送给了叔虞，并且对他说：“这个玉圭是我送给你的，我要封你到唐国去做诸侯。”史官们听后，把这件事件告诉了周公。周公见到姬诵，问道：“你要分封叔虞吗？”姬诵说：“怎么会呢？那是我跟弟弟说着玩的。”周公却认真地说：“天子无戏言啊！”后来，姬诵只得选择吉日，把叔虞正式封为唐国的诸侯，史称唐叔虞。中国的皇帝号称天子，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象征，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政策。之所以要君无戏言，就是因为国家的政策不能朝令夕改，要有统一的政策导向，这样君主就必须谨言慎行。而杨广对这种关乎他统治基础的大事似乎没有丝毫的自觉，他还以为皇帝真的就是天之子，在帝国内他可以从心所欲。此次事件最终导致帝国军方与门阀地主阶级对皇帝彻底失望，帝国的彻底崩溃已经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突厥的危机一过，杨广故态复萌，又开始忘乎所以地要干他认为的要干的事情，比如说征高丽，造龙船下江都等等。对他来说，下层的人民起义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他身边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威胁更大。有一段很著名的对话就清楚地反应了隋炀帝的这种心态。比如杨广当时问身边的大臣如今全国的盗贼是多了还是少了。那时候身为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奉承他，就说：“已经渐渐少了。”杨广又问：“那比以前少了多少呢？” 宇文述又说：“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这种阿谀逢迎的话自然有人听了不舒服，但是杨广的性格又不是能听进直谏的，于是当时身为重臣之一的苏威就退到了大殿的柱子后面，来了个眼不见心不烦。可是杨广眼睛很尖，一眼就看到了苏威的小动作，于是就把他叫到面前问同样的问题。苏威回答也很有趣，说：“臣不负责这个，所以盗贼到底增加还是减少我不太清楚，我只是担心盗贼的远近而已。”杨广很奇怪，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苏威就说了：“以前盗贼的踪迹在长白山那边，现在盗贼已经到汜水了。以前正常的国家租赋丁役现在全都收不到了，这些人都去哪里了呢？还不是都落草为寇了？现在大家纷纷谎报军情，说剿灭了多少多少盗贼，其实越剿越多。另外皇上你之前说过不再征讨高丽，现在又反悔，那盗贼能被平定才怪咯！”大庭广众之下这么一段话当时就让杨广这个好面子的皇帝下不来台。不过杨广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过了一段时间又跟苏威商讨如何征讨高丽。他明明知道苏威对征伐高丽是反对的，偏偏问，那还有啥好回答？苏威倒是也没反对，就说了一句话：“征讨高丽简单啊，都用不着出兵，只要大赦群盗，立马就能有一支几十万的军队，再让他们征讨高丽戴罪立功，那他们为了免罪那还不人人争先？这样高丽轻松就能被灭掉了。”这下子把当时国家盗贼处处的情景一下子在杨广面前挑明，杨广当时就愤怒地破口大骂道：“这个老不死的奸徒居然拿盗贼来威胁我！”一句话就明显地看出在杨广的心中所谓的盗贼完全称不上威胁，类似苏威这种位高权重的大臣才是最大的威胁！

自东汉以降，中国的政治权力就掌握在名为门阀贵族的一批人手里，无论是汉的士族，还是胡人的豪酋，都可以算作这个行列中的一份子。这些人不仅有力量，也有文化，有知识。隋朝的根基就是这样一批以关中为基础的军事贵族集团，史称“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身为隋朝开国皇帝的隋文帝杨坚就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杨坚秉承南北朝时代“篡乱相继”的风格，以权臣的身份登上皇位，那么自然会担心自己手下的这些同样是门阀贵族的大臣们是不是有一天同样会篡掉他的杨姓的皇位。而杨广得到皇帝这个宝座同样靠得是宫廷阴谋。靠着结交权臣杨素在最后时刻干掉了认清楚杨广真面目，想反水的老爹。因此在杨广的心目中，所谓的小民百姓仅仅是一连串的符号罢了，虽然说圣贤书中屡屡有重视百姓的话语，但是在杨广这个目空一切的聪明人眼里这不过都是一些虚无飘渺的空话而已，可是权臣的威胁却让他如芒刺在背。再加上之前杨玄感的叛乱更坐实了杨广内心的恐惧，就让他更加不信任这些臣子。因此杨广觉得当务之急根本不是尽快平定叛乱，而是怎么摆平手下这班不听话的大臣。这个主次一颠倒，问题就非常严重。虽然杨广和他老爹杨坚一样对门阀贵族非常地忌惮，但是二者的不同点是杨坚有足够的威望镇得住他手下的大臣，也有足够的经验和手段来摆平这类对帝国造成危害的事情，但是杨广却什么都没有，他能杀掉一个两个反对他的出头椽子，但是他不可能杀掉所有反对他的大臣，在感觉到大部分的大臣并不赞同他的政策之时，他害怕了，他感觉这个被众多关陇门阀贵族包围着的帝都长安不再安全。于是杨广又干了一件可以说是愚蠢的事情，那就是下江都。

下江都以常人的思维简直不可思议，一个皇帝置国家的政治中心不顾，却流连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城，要知道虽然当时的江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跟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巨城长安比起来依然差得太远。这样不但大大增加了控制国家的行政成本，而且打乱了之前已经成熟的政令渠道，使得整个上层无力化，简直是变着法子走向国家毁灭的境地。不过如果站在杨广的立场换位思考下，我们会发现杨广下江都其实非常顺理成章。杨广在隋文帝开皇八年为行军元帅，统辖九十路总管，雄兵五十一万八千渡江灭陈，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对峙，统一全国。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在平定南方的陈朝之后，为了巩固对江南的统治，隋文帝任命杨广为扬州总管，出镇扬州即江都。《剑桥中国史》中就盛赞杨广对当时中国江南的统一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比起长安，江都才是杨广真正的老巢所在。呆在江都远比呆在贵族门阀林立的长安更能令杨广舒心。当然盗贼蜂起也是杨广最终下江都的一个重要原因，纵观隋末的农民起义，北方比南方严重得多。杨广并不是一个白痴，相反他非常地聪明，苏威的那番关于盗贼越来越近的说法虽然让他非常生气，但是也确实起到了警钟的作用，杨广身前有到处蜂起的盗贼，身后又有众多居心叵测的贵族门阀，于是下江都也就成了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西方有一条著名的“墨菲法则”，大意为“一件事只要有可能会变得糟糕，那就一定会变糟糕。”站在杨广的立场上他做的一切都符合逻辑，但是最后的结果表明他作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最糟糕的。在江都他固然可以摆脱关中的那些势力强大的贵族门阀，也可以远离越来越多的“盗贼”，但是同样的他也失去了对帝国北部的实际控制。在前朝北周的苦心经营后，关中大地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均十分雄厚，又是府兵制施行的重点地区，有着整个帝国最庞大的军事力量。杨广离开了长安就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关中的支配权。所谓“得关中者得天下”，秦汉以降莫不如此，觊觎这块肥肉的野心家大有人在。杨广在远离了危险的同时也同样远离了自己的根本，最终与整个帝国一起走向毁灭。

在中国的下层劳动人民在一贯的宣传中，总是被塑造成逆来顺受的形象，好像全世界当中就中国人是最不容易反抗的民族一样。可是真正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光环最适合的对象其实并非中国人，放到我们的邻居印度人头上倒是出奇地合适。如果说评选最具反抗精神的民族，农民起义无论是规模还是次数均为世界之冠的中国人倒是有力的竞争者。在中国皇帝虽然自称“天子”，可无论是在大臣还是在底层的老百姓心中从来就不具有什么神性，倒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这类的话层出不穷。既然皇帝丝毫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那么下面的也只能“拼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了。

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就会造反，这点毋庸置疑，但是造反这玩艺也算一个技术活，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带头大哥很重要，一般这类人可不是平时老实巴交的农民兄弟能干的，要想当带头大哥首先必须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一呼百应”，没有一帮“小弟”在身边壮声势，人家不但不会跟着造反，八成还会认为这家伙是神经病。因此无论造反的领头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起码号召或者煽动的能力不能差，否则不但造不了反，还很有可能被人扭送官府砍去脑壳。隋末的造反第一人王薄就是一个非常有煽动力的人。他写的那首《无向辽东浪死歌》虽然在文学上并无太大的价值，但是其煽动性却是非同一般地强。他在诗中描述了落草为寇之后那大块吃肉的自由生活，并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隋炀帝的伐辽政策，诗中最后一句“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简直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所说的“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王薄的登高一呼，整个隋末随即进入了一个“大反贼时代”，各路反王纷纷登上了历史舞台。

皇帝的倒行逆施的直接结果就是整个帝国范围内的大动乱，无法生存下去的人民被各种“带头大哥”领导起来反抗，最终导致了整个帝国的崩溃。人民勇于反抗暴政自然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但是不是只要起来反抗朝廷就一定是正义的呢？历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所有的中国史书里面，农民起义往往被称为“贼”或者“匪”，按照以往的阶级论来看这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诬蔑，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大多数的农民起义最终都会变成盗匪，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纲领，没有良好的组织，因此只能靠抢劫维持自己的组织不会崩溃，但是这类起义军往往都是乌合之众，无法与训练有素的政府军和贵族地主的私兵对抗，要吃饭只能抢劫没有保护的阶级兄弟，于是被抢劫一空的农民们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粮食，不是变成流民就是被这些盗匪裹胁，所以我们在隋末经常看到很多农民起义军在被政府军打败之后很快就又能聚集起一支数万甚至十几万的队伍，这就是最重要的原因。而成为流民的那部分，饿死往往是他们的最终结局。隋朝鼎盛时期全国总人口曾达六千万以上，等隋末丧乱后李唐收拾了烂摊子，重新建立皇朝，此时全国的人口仅仅只有一千余万，人口损失近七成。换句话说从大业九年王薄造反开始算，到大唐开国，短短十来年的时间，每十个人就有七个人在战乱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死亡或流亡，这就是人民起来反抗暴政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无论什么时候暴力革命永远是一柄双刃剑，付出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还会有千千万万无辜的生命随之消逝。

对隋末大乱，后世编撰的评书小说立面曾有这样一句话来描述这些造反势力的数量，那就是“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其实不论隋帝国原本的贵族、将领，单单是农民起义军的数量就达一百三四十支，参加起义军的总人数在四五百万人以上，这些隋末的精英们在中原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的传奇，为一个大帝国的崛起拉开了序幕。

在《隋唐评书》或者是《说唐》当中，瓦岗寨(今滑县南)，是一个至为关键的地方，最主要的英雄豪杰都出身在这个地方，比如书中的主角义气无双的秦琼秦二哥、神算无双的徐茂功，还有混世魔王程咬金等等。在真实的历史上，瓦岗寨中的重要首领在历史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论名臣有魏征，论名将有初唐二李之一的李世绩（李世绩本名徐世绩，投降唐朝后赐姓为李，之后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改名为李绩，为全文姓名上的统一，因此统称为李世绩），论勇将有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等人。可以说是群星灿烂。但其实在瓦岗寨发展的初期，也不过就是一支非常普通的农民起义军而已。他从籍籍无名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可以逐鹿中原的大势力，其中的过程可以说是极尽曲折。

瓦岗寨刚刚创建的时候首领叫翟让，他是东郡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人，做过东郡（治白马，今河南滑县）法曹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兼司法局局长，犯了法要被杀头，结果当时有个狱吏叫黄君汉觉得这人非常骁勇，是个人才，于是晚上偷偷地跑到狱中跟翟让说：“翟法司，世事难料，怎么能在监狱里等死呢？”翟让又惊又喜，说：“我翟让，现在如同关在圈里的猪一般，生死就看黄曹主的了。”黄君汉当即给翟让打开枷锁，翟让边哭边说：“我蒙受您的再生之恩得以幸免，但黄曹主您怎么办呢？”黄君汉发怒道：“我本以为你是个大丈夫，可以拯救黎民百姓，所以才冒死来解救你，你怎么却象儿女子弟一样以涕泪来表示感谢呢？你就努力设法逃脱吧，不要管我了！”这番对白按照现在的网络流行写法就是翟让的“王八”（王霸）之气让黄君汉认为此人乃是大大地豪杰，于是在一番互相谦让吹捧之后黄君汉就把翟让给放了。其实历史哪有这么简单，从之后翟让的作为来看，黄君汉吹捧翟让的那些话压根就不靠谱，几乎可以说是胡说八道，那么为啥黄君汉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私自放走翟让呢？我们知道翟让是法曹，分管司法公安这块。而黄君汉则恰恰是狱吏，如果翟让不犯事，其实是黄君汉的上司。翟让虽然谋略兵法都非常一般，但却是个厚道人，对属下很不错，黄君汉可能平时就受翟让的恩惠不少，因此才甘冒风险义气为先，私放了翟让。不过历史是很有趣的，别看这个黄君汉此时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狱吏，以后的命运可要比翟让强得多，最终他坐到了夔州都督、虢国公的高位，是日后唐帝国平定南方的得力干将之一。所以说“人品决定命运”这句话虽然并不全对，但是对某些人还是非常适用的。

翟让逃狱之后，无路可走，正好天下大乱，他这位前国家暴力专政机构的中坚分子转头就干起了号称是“替天行道”但其实是打家劫舍的行当。这时候有两个牛人投奔了翟让，这两个人一个是“猛将兄”，另外一个用三国评书中的话就是“得一可安天下”这个级别的。让我们先介绍下“猛将兄”，这位仁兄叫单雄信，在评书当中大大有名，号称手使金顶枣阳槊，胯下骑闪电乌龙驹，五虎上将第一名。在真实的历史当中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猛将，骁勇无比，并且善用马槊。史书上说他是翟让的好朋友，翟让落草之后他就率领了“同郡少年”去瓦岗寨投奔翟让。在进入瓦岗寨之前，单雄信的身份很成问题，没有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不过之前有一个沈光的例子，能一下子聚集很多“少年”落草为寇的，那单雄信以前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单雄信应该就是当地黑恶势力的头头，平素跟翟让这个执法人员官匪勾结。现在翟让垮了，新上台的法曹肯定也要来一个“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么单雄信显然是最好的立威对象，可能就是因为这点导致了单雄信最后带着手下投奔瓦岗寨。另外一个牛人叫李世绩，初唐二李之一。他在评书中的形象就是那个类似于诸葛亮，能掐会算的徐茂公。这位在初唐历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用“巨头”二字概括，后被封为英国公，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李世绩在落草之前家里是大地主阶级，家里不但富裕，而且传说乐善好施。是中国儒家文化中典型的缙绅家族，可以说是封建国家的中坚力量。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李世绩其实完全不应该跟瓦岗寨这群落草为寇的盗贼混在一起。而李世绩却在十七岁就上山入了伙，这其中的原因史书中却一点也没有提过。不过从史书中的描述上倒是可以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比如李世绩上山之后立刻向翟让提出：“附近是您与我的家乡，乡里乡亲，不宜侵扰，宋、郑两州地近御河，商旅众多，去那里劫掠官私钱物非常方便。”其实话里话外就是告诉翟让兔子不要吃窝边草！李世绩的家就离瓦岗寨不远，如果翟让劫掠乡邻，身为大户的李世绩家肯定得遭殃。因此李世绩很有可能是为了自保才入瓦岗寨入伙。本身翟让手下便是渔猎手为主，战斗力颇为可观，加上又拥有了单雄信这等猛将和李世绩这样的超级天才，可以说他起家的资本不比三国里面的刘备差。

自古以来官兵当强盗的事情举不胜举，我们国家最伟大的四部巨著之一的《水浒传》里面描写得尤为精到。一般来说，官兵当了强盗之后往往比普通的强盗更为厉害，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专业才是王道”，翟让落草为寇之后建立的瓦岗寨也是这样。对于官军的套路翟让实在太过熟悉，另外他手下还有两个超一流人才，发展起初可谓顺风顺水，很快就聚集了上万人马。形成一定规模之后自然会引来更为精锐的朝廷势力的镇压，来围剿的官军也很有趣，统帅便是前文提到过的张须陀，手下一员大将恰恰在评书中是单雄信和李世绩的好兄弟。他是谁呢？“胯下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掌中一对熟铜锏，威震山东三周六府半边天。”这段词一出来，想必喜欢评书的读者立马就会想到这是在形容哪一个。不错，这个人就是评书《隋唐评书》中的主角——秦琼秦叔宝。

在评书中，秦琼不但和隋朝有仇，而且在四十六友大结拜之后便扯起了造反的大旗，在瓦岗寨上大战官军，杀得隋军抱头鼠窜。了解了评书之中的秦琼之后再看历史上真实的秦琼，我们往往会有一种角色错位的感觉，历史上真实的秦琼恰恰是被自己杀得抱头鼠窜的隋军中的一员，而他所属的部队又是镇压农民起义军最为得力的张须陀部。无独有偶，评书中秦琼的傻兄弟罗士信同样也是张须陀军中的将领，跟随着张须陀东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须陀此人二十岁就从军作战，后来升到了齐地的郡丞。在炀帝征辽东的时候天灾人祸使得山东饥荒，米价暴涨。张须陀见此情况当机立断决定开仓赈灾。可是这种事情不是他一个郡丞能够作主的，所以手下的官员纷纷不同意，都说需要皇帝的旨意才可以。张须陀却力排众议，说：“皇帝在打高丽，等消息传达到黄花菜都凉了，你们尽管做事，出了事情我担着！”所以先斩后奏，解了灾民的燃眉之急。而后王薄造反，拉起了上万人马到处劫掠，当时的官军几次征讨均被打败，张须陀只得亲自出马征伐。张须陀有勇有谋，他亲自出马之后王薄立马尝到了苦头，在泰山之下被张须陀偷袭，斩首数千。王薄只能北逃，但是张须陀穷追不舍，在临邑，又大破王薄军，斩首五千余级，获六畜万计。而后王薄又联合豆子贼孙宣雅、石秪阇、郝孝德等众十余万攻章丘。张须陀先派水军阻截了王薄渡河之处，然后他亲率两万陆军与之大战，王薄军大败，逃到渡河之处却发现去路早绝，结果前后狼狈，人员财物俘获无数。

把王薄这个出头椽子打下去之后张须陀一发不可收拾，数年中他东征西讨，先后打败剿灭裴长才、石子河、秦君弘、郭方预、左孝友、卢明月、吕明星、帅仁泰、霍小汉等众多起义军。可谓是声名赫赫。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月，隋炀帝杨广责怪荥阳太守杨庆作战不力，加派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张须陀兼任荥阳通守（通守位次太守），率领劲旅二万来攻击瓦岗军。这时候张须陀已经是“威震东夏”的剿匪名将，人的名树的影，张须陀不愧有着名将之称，瓦岗军在他面前几乎不堪一击，前后三十余战，战无不败。基本上可以说如果不是在隋末这种大厦将倾的局面下，张须陀率领的政府军想打死翟让的瓦岗军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可是这恰恰就在隋末这个乱世，活不下去的人实在太多，于是瓦岗军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般在一次次的败仗中存活了下来。这里可能有很多人会问，瓦岗军不是又有猛将又有绝世奇才，怎么连个张须陀都打不过？其实原因也很简单，第一翟让这人人品还算不错，但是能力太有限，又不像刘邦那么厚黑，在他手下将领的长处并不能得到完全地发挥。第二此时的李世绩虽然能力不俗，但毕竟尚年轻，用兵谋略远未成熟，自然不是张须陀这等沙场老手的对手。第三瓦岗寨的兵众虽然比较彪悍，但是毕竟是农民军，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都无法与张须陀手下打老了仗的正规野战军相提并论。因此打败仗也就不可避免。

花!

可是一个“救火队员”再怎么拼命也不可能挽救注定要败亡的局面，就在瓦岗寨日益窘迫的情况下有一个人投入了瓦岗寨，他使得瓦岗寨的局面彻底有了翻天覆地地改变，这个人就是李密。前面我们知道李密是杨玄感造反时候的谋主，杨玄感失败之后李密就开始了漫长的逃亡之路。一开始他从小道逃入关，结果被告密而被捕。一开始囚禁在长安，后来隋炀帝在高阳，因此要被押往那边候审。在路上李密表演了一招非常高明的越狱技术，他开始对一同被捕的人说：“我们的性命就像早晨的露水那样，如果到了高阳必然变成肉酱，现在在路上还能有法子可想，决不能受人屠戮！”当时这些人身上还有不少钱，于是李密就让他们拿出来贿赂押送的官差，号称希望他们死的时候拿这些钱替他们收尸，剩下的就作为报答。官差以为李密等人已经认命，于是出了关外之后防备渐渐松弛，李密又买来酒食，天天晚上宴饮，整夜喧哗。当官差对他们的行为都习以为常之后，李密等七个人在邯郸抓住一个机会越墙而逃，胜利大逃亡。之后李密投奔了平原贼帅郝孝德，希望能够容身，谁知道郝孝德根本瞧不上他，连顿饭都不管，搞到后来李密只能吃树皮充饥。这种地方怎么能继续呆下去，只能继续流浪。李密之后到了淮阳的乡村中改名叫刘智远，当了一个教书先生。可是这厮并不安生，不好好教书，偏偏如宋江一般写反诗，结果被有心人给告了。李密只能又逃到他的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的家，谁知道又被丘君明的侄子怀义给告发了。看李密的逃亡过程，拿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管逃到哪里都有人告发他，简直走投无路。不过李密这人也许是上辈子属小强的，溜得比谁都快，这次告密依然没能抓到李密，反而害了他的妹夫丘君明受牵连而死。经此一事李密知道想大隐隐于市是完全不可能了，只能再次投奔绝对不会把他拿送官府的“贼军”。

在东郡周边的地区除了有瓦岗寨这个最大的势力之外还有很多小股盗匪，李密开始投奔他们的时候遭到了如前一样的待遇，根本不把他当回事。其实这也是当然的，这些拉杆而起的盗贼头头们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拉起队伍也不过就是占山为王，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而已，既无远大的目标也无鲜明的革命纲领，李密这样军师型的前贵族以谋略文化见长，又不像李渊这类军事贵族门阀那么能打，自然与这些粗汉格格不入。不过这次李密没有放弃，时时刻刻向这些人陈说怎么逐鹿中原夺取天下。一开始这帮人都挺烦他，这就像当一个人才是一个小科长的时候就有人老跟他说以后肯定会当国家主席，所以他现在应该怎么怎么干。这些人没把李密当白痴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但是形势比人强，这天下真的如李密所说地一天天糜烂了，于是这些贼帅才收起了小看李密的心思，另外当时一个流传非常广泛的预言也帮了李密的大忙，那就是中国历史当中几大不可解的预言谜团中最著名的一个预言——“杨氏将灭，李氏将兴”。有了这个预言，再加上李密最开始的身份就是跟随杨玄感的反贼大头头，又屡次遭到围捕却依然安然无恙。古代的人大多迷信，这些林林总总地事情加在一起李密身上便被套上了一圈神秘地光环。这时候李密“王八之气”迸发，诸贼帅纳头便拜，统统被李密收入门下，成为了李密起家的第一桶金，其中在评书中神箭无敌的勇三郎王伯当便是这时候成为了李密最忠心的好学生好部下。

收服了这些小股盗匪之后李密把眼光投向了所在区域最大的反贼势力瓦岗寨，并通过王伯当与翟让牵上了线。一开始翟让跟以前的那些盗帅一样也是瞧不起李密，就随便给了李密一个说服周边小股势力归降的工作打发他。不过李密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不再是一个人，他将被他折服的几股小势力整合以后算得上是小有家底，此外李密本身也是非常有本事。因此不管是威逼还是利诱，李密总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翟让此时才对李密的能力刮目相看，转而把李密作为一个可以商讨大事的附庸头领来对待。

在李密正式被瓦岗寨接受之后便又将之前对王伯当等人干过的事情重复重复再重复。对翟让开始了猛烈的忽悠行动，具体过程可以简单归纳为李密见到翟让就用一副先知的表情说：“这位老大，我看你骨骼精奇，定是万中无一的造反奇才，维护世界和平，打倒暴隋地任务非你莫属。”可惜翟让不是五岁的小孩，对李密这套打倒皇帝揭竿而起的革命理论，并不感冒，因此坚持打家劫舍，逍遥快活的盗贼理论不动摇，让李密白费了一番唇舌。但正如电影《鹿鼎记》中陈近南说推翻清朝是他的人生理想，李密也绝不会放弃。于是他一边招收有能力的豪杰为其所用，一边收买翟让身边的心腹向其鼓吹李密的能力，让翟让越发信任李密。经过多番的谋划，李密终于成为翟让的“亲密战友”，其说话的分量也大大增强。这次李密再也没有像一开始那样企图一蹴而就，用一些大而无当的话忽悠翟让，而是提出了一个在战略上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的谋划，那就是攻打荥阳。荥阳素有“东都襟带，三秦咽喉”之称，所谓“群峰峙其南，邙岭横其北，东拥京襄城，西跨虎牢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且北据鸿沟荥口，为隋代水运机枢，四通八达，经济繁荣，自汉以降即为“天下名都”。对于瓦岗军来说荥阳除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之外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由于隋炀帝的暴政，无数农民无法正常生活而流离失所，带来的后果便是大量的田地荒芜，直接导致了粮荒。对瓦岗军来说没有大量的粮食就养不起太多的职业精兵，光靠劫掠那都是一锤子买卖，根本无法持久，因此要真正地争霸天下就必须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隋朝在隋文帝时期开始了一种粮仓制度，建立了很多大粮仓，这些粮仓里面储存的粮食之多号称可以供政府五六十年的用度。而荥阳西南就有号称天下第一粮仓的洛口仓，只要打下洛口仓，那么无疑便有了争霸天下的资本。而要打洛口仓就必然要先占据荥阳，因此李密提出了打下荥阳之后整军经武积蓄实力再选择有利时机争夺天下。

经受不住李密的忽悠，翟让终于决定搏一把，于是瓦岗军兵发荥阳并于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月，攻破金堤关(今河南荥阳东北)，拿下了荥阳诸县。这样一来又惹出了身为讨捕大使张须陀，瓦岗军已经在之前吃了他不少的亏，翟让的勇气也仅仅维持至见到张须陀的那一刻。瓦岗军对张须陀的畏惧终于战胜了对城内物资财宝的渴望，只略作攻击便立刻下令撤退，而张须陀自然不会放弃如此大好机会，穷追十余里。张须陀与翟让前后三十余战，对其可谓是知根知底，对于张须陀而言，和翟让打成这样完全合情合理，一点不正常都没有，可是张须陀却不知道这次翟让的背后还有一个李密，还是按照老一套来，这一点最终使张须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就在翟让领兵前行的时候，李密却率领了本部千余人埋伏在大海寺北林间。后来在张须陀追击十余里队形不整人困马乏的时候伏兵突发，将张须陀所在的中军截断，导致隋军发生混乱。这时候跑在前面瓦岗军一看有便宜好捡又返身杀回，前后夹攻之下，张须陀终于兵败。张须陀人生的最后一刻非常耐人寻味，就在李密发动伏兵之时张须陀在第一时间便杀出了包围圈，可是左右部下却没能都突围出来，张须陀又亲自杀入包围圈进行营救，进出数次却依然回天乏术，在军队最终溃败后下马英勇地战斗至死，享年五十二。他战死后部下“尽夜号哭，数日不止。”可见其得军心之处，他的残部撤退至虎牢关，受新任的河南道讨捕大使裴仁基统属。张须陀的战死对朝廷在河南的统治打击非常之巨大，号称河南郡县为之丧气。大隋朝随着这位可敬的救火队员的离去就仿佛被抽调了最后一根梁柱，整个大厦的倒塌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事实上整个大海寺战役李密玩了一招漂亮的斩首行动，但是战后的隋残军依然拥有较强的实力，张须陀手下大将如秦琼、罗士信都没事，就连张须陀如果自己想走其实也能走得掉，由此可见农民组成的瓦岗军在面对全副武装的朝廷正规野战军的时候依然非常虚弱，因此翟让打完这仗之后便打起了退堂鼓。他在荥阳搜刮了一番收获不少，便想回到瓦岗寨作山大王去。不过在此之前翟让正式承认了李密在瓦岗寨的半独立身份，同意李密开府建牙，成立了薄山公营。这样一来与其说李密是瓦岗寨的一员还不如说是翟让的合伙人，只不过此时翟让所占的“股份”还是远大于李密。由于出身不同，所经历的事情，眼光等各方面相差甚远，李密与翟让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因此他们各自统属的部属之间摩擦也日益增多，很多翟让的部属不把李密放在眼里，进而欺凌李密的部属。而李密毕竟是关陇军事贵族的一员，军事素养不是翟让这种二把刀能比的，因此李密的部属因为李密的约束而尽力克制，不去报复。此时翟让要走，对李密来说有利有弊。好处就是翟让回瓦岗的话，李密的势力便可以在荥阳不受牵制地发展而不必顾忌翟让系统的掣肘。弊端则是翟让的离开会大大地削弱李密攻略洛口仓的力量。荥阳就在洛阳附近，所谓合则力强分则力弱，李密这点人马便显得实力不够。但是翟让要走李密也没法子强留，于是翟让带着攻略荥阳后获得的绝大部分金银珠宝、粮草辎重向东回瓦岗，李密则向西继续攻略，双方各自分手。不过李密毕竟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虽然实力大减，但是依然利用张须陀被杀让周边震恐的有利局势兵不血刃地说得好几座城池投降，获得了大量地物资，实力大为扩充。翟让知道形势其实一片大好之后后悔不已，于是又领军来与李密汇合，想再分一杯羹。李密看到翟让来了之后也挺高兴，就对翟让说：“现在洛阳空虚，留守的越王年纪太小，没啥号召力，底下的官员也都是庸人，您要是能听我的，平定天下指日可待！”老实说在隋末的名人当中，最像唐僧的就是这位李密，见了人就鼓动他去争夺天下，估计当时翟让耳朵都能听出老茧来。之后李密又派人去洛阳侦察，谁知道被洛阳留守发现了李密的意图，于是开始加强防御力量，并且派人去江都向杨广报信。李密一看计划败露，只能迅速出击，于是又对翟让开始了忽悠大法，说：“如今势在必行，兵贵神速，由将军您率军出发，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然后用洛口仓的粮食招募百万雄师，防御随之而来的官军讨伐，最后天下布武，夺取社稷指日可待！”翟让是个小富则安的人，哪有什么夺取天下的雄心壮志，但是跟着李密有肉吃，从以前的经验看每次听了李密的话最后的好处能捞不少，当然让他当先锋作炮灰肯定不行。因此一看李密又开始滔滔不绝地忽悠他，他马上说：“唉呀，您这个方略只有大英雄才能干，我这样哪里行？您是英雄，我听您的，还是您当先锋，我就作个殿后的吧。”算是在口头上承认了李密的领导。

翟让这个人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小市民，眼睛也就看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并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因此李密强势介入瓦岗寨之后领导权便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向李密这边倾斜，直到翟让口头上承认了李密的领导权为止，李密在名义上总算成为了瓦岗起义军的盟主。翟让心里打什么算盘李密也挺清楚，不过洛口仓李密也是势在必得，因此也没有在出兵的先后顺序上跟翟让多争，两家合兵七千顺利地攻下了洛口仓，获仓米两千余万石。打下洛口仓可以说是瓦岗军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利用洛口仓的粮食李密不但大大地扩充了队伍，而且开仓放粮使大量的流民口耳相传李密的恩德，让李密的名声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瓦岗军终于拿到了争霸天下的那张入场券。

拿下了洛口仓对于隋王朝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此镇守洛阳的越王杨侗立刻派出了大军清剿，主力是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崱的二万五千兵马，另外还有河南讨捕使裴仁基率领的张须陀余部从汜水的西面出兵夹击瓦岗军。此时洛阳的官僚们还不知道瓦岗军的真实实力，以为不过是一群饥民，都是乌合之众，于是国子、太学、四门三馆的学士以及贵胄勋戚都来从军，想要赚取军功，因此讨伐大军装备非常精良，士气也比较高昂。刘长恭等人率兵在前，让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军率所部自汜水进入兴洛仑以掩杀李密军后部，约好十一日在兴洛仓城南面会合。这个战略意图被李密全部侦查得知。这个刘长恭是个完全不懂兵法的蠢蛋，他为了抢功，完全无视瓦岗军的战斗力，在己方士兵们还没吃早饭的情况下就催促他们强渡洛水，在石子河西列下南北十余里的大阵来攻打瓦岗军。而李密、翟让则挑选骁勇强壮之士分作十队，令其中的四队埋伏在横岭下等待裴仁基，其余的六队在石子河以东列阵。刘长恭等人本来就很轻视瓦岗军，现在看面前的瓦岗军人数很少，更是骄横。两军开打后，翟让率兵抢攻，但隋军战斗力不俗，一番苦斗之下翟让不是对手，败退下来。李密看到有机可乘即与单雄信率所部横冲隋军，隋兵到现在都没有吃过饭，又苦斗翟让，因此饥饿疲惫，被打得大败。刘长恭等人脱掉衣服潜逃才得以幸免逃回东都，隋军士卒死伤过半。隋军的辎重、器械、铠甲全部被缴获。而裴仁基那边则来晚了，等他们到了之后发现刘长恭早已败退，于是连打都没敢打直接又撤了回去。瓦岗军此战可以说仅用了六成的兵力就击溃了朝廷的精锐，因此威名大振。

另：推介词里最喜欢约克公爵的。大爱“慷慨少年也文章”一句

大胜利之后瓦岗寨的地位今非昔比，自然而然就有一个内部整合的过程，经过几场大战，李密实力大涨，在瓦岗寨内部已经属于决定性的力量，因此面对这个局面翟让也想得挺开，反正之前已经奉李密为主，现在干脆就把这个名份确定以后公开。而李密也不推辞，干脆直接就称帝了。当然当皇帝也有一定的步骤，饭要一口口地吃，贵族门阀和暴发户自然不能一样。用通俗一点得话来说就是“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因此历史上搞篡位的往往喜欢把自己的行为美化成“禅让”，就是想把自己实际上是篡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于是李密就搞了两种制度，他名义上并不称帝，仅自封为魏公，建立了一个大元帅府的机构统领下属。但是又设坛即位并且更改年号，封翟让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任命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为右武候大将军，各自统领自己的部队。房彦藻被任命为元帅左长史，东郡人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余的人各自被封爵拜官。这一系列的步骤都是向外界表明自己其实已经抛开隋朝自成一体，又相当于称帝。

在古代称帝是一把双刃剑，好处就是称帝之后下面的人就有了奔头，全都是开国功臣，日后的荣华富贵是跑不了的，会大大凝聚己方的向心力，如果实力够大，也能让很多没有什么野心的中小盗贼势力一个洗白的机会，大大扩充自己的实力。但坏处便是成为旧王朝与各路有野心势力的公敌。在李密自立之后果然各路势力纷纷来投靠，旗下势力很快就聚集了几十万。当然这个数字是有很大的水分的，不过也可以看出李密的势力扩张之快。并且在这个时候驻守虎牢关的裴仁基也向李密投诚。他的投诚可以说比之前的几十万人马对李密都来的重要。李密起家的班底几乎都是落草为寇的绿林好汉，他们虽然勇敢，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日后烈度越来越大的争霸战争中，正规军出身的将领的重要性自然会越来越大。此外裴仁基的投诚也带来了好几员虎将，例如秦琼、罗士信、裴行俨这些无论是评书还是史书上都赫赫有名的人物一股脑投奔过来之后极大地充实了李密的中高层军官团，让瓦岗军的战斗力有了实质性的提升。此外更重要的是经过这样一番变化，李密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亲卫军——“内军”，拥有了最为核心的力量，至此李密才算得上真真正正地头号反王。

中国是一个非常讲究中庸之道的国家，因此很多时候当上NO.1可未必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争霸天下的时候，往往最后统一的人偏偏不是那个曾经实力最大，名头最响的那个。很倒霉地李密也没能逃过这个定律，所谓出头的椽子先烂，李密的瓦岗军又恰恰身处中原为各方势力所瞩目，相对的也就会遭到各方势力的打击。其次李密虽然此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班子，毕竟根基太浅，又是依附了瓦岗寨上的位，内部的隐患非常大。当然一个庞大势力的崩溃自然需要一个终结者，这个终结者到底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