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走在同一条光辉大道上的国共精英们（1）从前有条路 -- 禅人

对图书版本很有研究

想来也发噱，共党产宣言，到底要共谁的产？

共党产啊共党产

只不过以前偶尔看到过“共党产”而已

还在那里买过一件T恤，几块钱。牌子没见过，不知道山寨哪个大牌。2年后才发现山寨的澳洲一个牌子，当时就想——厉害啊，连南半球的都山寨过来。

现在的襄阳路已经没有襄阳市场——2007年扒掉了。

怀念当时挤在一堆各色鬼佬中间淘东西的情景。

七浦路？那里感觉比较脏乱。

七浦原来就有，跟襄阳不一样，好像做批发比较多。可能有襄阳的商贩搬过去，但实际上这些商贩算是彻底被打散了。

不过，现在七浦路算是上海山寨中心了，但交通不便，地点偏远，跟原来水深火热的襄阳市场比不了

发觉校友还挺多，全世界哪儿都有，虽然不如裤子大青蛙大以及5所交大那么乌央乌央的成片出现，可是留心仔细发掘总能挖出几个来。不过呢，人虽然不少但是总要掘一掘才能出土，是不是也算是个学校校友的传统呢?--FD的人似乎总是有大隐于市的本领。

这么好的八卦一定要花，嘿嘿

谁要深挖什么啊。

共产国际何时何地与陈独秀搭上的线？这个咱们先把带子倒回去几个月，从他离开北京说起。

1920年2月上旬的某日，扮成患病财主的陈独秀，由假扮账房先生的李大钊护送，雇了辆车悄悄离开北京，准备经天津潜逃南下。此出京城，南陈北李两位志同道合的老友不知何日能再见，一路上抓紧时间促膝谈心。他们都心仪于苏俄革命和社会主义，但又感觉目前尚了解学习不够，有必要先分头在南北组织理论研究小组，并谈到有朝一日在中国组建共产党的可能性。当然逃难途中，两人的交谈不过是一种务虚的设想，仓促间不可能谈到什么建党大计。

送走了陈独秀，李大钊回到北京说干就干，不久他在北京大学组织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室也热闹非凡，成了研究小组时常聚会讨论的场所，小组的几个学生积极分子，我们在后来的中共党史中都可以见到他们尴尬的身影：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

就在北京的马克思研究小组刚刚起步还在黑暗当中摸索的时候，大约在4月初，有人象传递奥运火炬一般，举着共产革命的火种来了，而且一来来了5个，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来人是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代表，这个远东局和海参崴分局在当年3月才刚成立，经共产国际的同意，此次特地派遣这个代表团以俄文《生活报》记者的名义来华，主要任务就是要“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 和“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代表团为首的名叫维辛斯基（也译维经斯基），又名吴廷康，其中有个旅俄华侨俄共党员杨明斋。这伙人生地不熟的俄国人很有活动能力也很幸运，一番瞎打误撞，通过北大的俄国教授，居然很快找上了李大钊，随后兵分三路，一路留京继续与李大钊接触，一路去广州，还有一路揣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南下上海去找陈独秀。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维辛斯基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杨明斋

如此这般，在江南梅雨时节来临之前的5月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来了两个不速之客--维辛斯基和杨明斋，陈独秀就此遭遇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与共产国际。陈独秀也正在组织研究学习小组，一谈之下双方相见恨晚，陈独秀马上向他们引荐了住在前弄堂和隔壁马路的好几位对研究“主义”兴致盎然的笔杆子：办《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办《民国时报》的邵力子，办《时事新报》的张东荪，还有后来加入的《时事新报》主笔沈雁冰，以及陈望道、李达、俞秀松等人。于是在这段时间里，维辛斯基时而在陈独秀家，时而在戴季陶家，与这帮文人高谈阔论革命和主义，他有意以这两报两刊的笔杆子为主，帮他们组团建党。有意思的是，工人出身的维辛斯基，并不在乎这帮人全是摇笔杆的长衫先生，而没一个抡镰刀斧头的短打劳工。也就在这时，发生了《星期评论》被迫停刊事件，所以当陈独秀为出版《共产党宣言》筹款而向维辛斯基开口，共产国际当然是责无旁贷了，这个出版赞助岂有拉不来之理？

这一年的5月，老渔阳里2号人来人往分外热闹，可谓群贤毕至。除了举着共产革命火种远道而来煽风点火的俄国同志，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还有一位来自内地的年轻人，也在5月的某一天敲响了这个弄堂2号的石库门。在北大的时候，他就与陈独秀见过面，那时候他对陈独秀几乎是高山仰止：“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也为《新青年》着迷，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读报以外，看书、谈话、思考都不离《新青年》。 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身材瘦高的青年人，指点他要注意多阅读马克思的书，与陈独秀的会晤，也许进一步成就了这个青年人在人生重要关头的转折。这年的夏天，他认真阅读了陈独秀向他推荐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后来他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个年轻人，就是曾经化名二十八划生向《新青年》投稿的毛泽东。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和萧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人员到达上海，送走这批留学生后，他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住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实验了一个月不大成功的共产互助同居生活，期间到老渔阳里2号再次拜见了自己学生时代的偶像。很久以后，陈独秀已经被开除党籍批倒批臭，毛泽东说，在适当的时候，应该还陈独秀应有的历史地位。当然，我们知道，由于某些原因，这个诺言在他的生前并没有兑现，而我们这代人从党史课本上所认识的陈独秀，几乎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投降派的固定脸谱。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对于早年影响他“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的陈独秀，是否真的就船过了无痕？50年代，毛泽东有一次去安徽巡视，当路经一座山峰，当地负责人告诉他，那是独秀峰，毛泽东问，是不是因为陈独秀而命名？回答说，原名如此，是陈独秀以家乡的山峰取的笔名。当听说陈独秀的原配和幸存的儿子松年在当地农村生活贫困，毛泽东若有所思，没人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后来，省里来人告诉陈独秀的家人，政府以后会每月补助他们30元。这大致相当于当时一个刚入行的青年工人的月薪，对于几乎处于自生自灭境地的陈独秀家人，算是一笔聊以维持温饱的固定收入。

1920年5月的陈独秀，才管不了那许多身后是非，他正忙于筹建党团组织的工作。当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但是，当建党之事摆上议事日程，研究会的成员却出了一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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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静

另外，和尚兄这部分的描写是否借鉴了某党史专家的资料了，哈哈。

这个老党员的发展轨迹真令人嘘唏啊

呵呵，上次和一个果粉吵架这一点没注意 被他发现了

我的原话是 "要说拿卢布，kmt也是祖师爷了"

应该说"要说拿俄国军火，kmt也是祖师爷了"，哈哈

比如这个

国有股减持变转持 社保基金重获稳定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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