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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浅谈王小波的精神世界 -- 达闻奇
〇、引言
大概是97年的时候。那时我还在读书。有一天课间，一个同学手里拿了本图书在楼道间晃悠。印象中平时他不是个爱读书的人，我上前攥住他的手腕，扒开那本图书的封面，上面画了一个奇丑的男人。标题是：王小波杂文集。
“王小波是谁？”我问。
同学轻蔑地睥睨我：“连王小波都不知道，鄙视你！”
后来知道，王小波那时候刚去世不久。此后他的名声因为英年早逝而更加兴盛，历经数年而不衰，就像两千年左右的大学校园里到处可听见《大话西游》的流行语一样。但时至今日，这位曾经的智者也渐渐无人提起了。
但他的影响还在。王小波生前，最为耿耿于怀的就是话语圈的单调，无趣，专横，愚昧。他没有等到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也没有看到流行文化的全面泛滥。今天，“沉默的大多数”已不再甘于沉默，思想和话语也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如果王小波活到现在，凭他那只生花妙笔和狡黠机智的头脑，不知还会写出多少有意思的文字。
最近河里，左右之争正酣，“五毛”和“五分”的笔战也好不热闹。本人才疏学浅，没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于是把这位过世的才子抬出来，做一回汤涮回锅肉。他泉下若有知，想必不会怪罪吧。
是为引子。
本文提纲：
等下文
王小波生前留下的文字并不多，大致有《黄金》、《白银》、《青铜》三部曲，一些中短篇小说、随笔、剧本，外加一本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
他的小说我看的并不全，《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读过，《青铜时代》就有些看不下去。杂文倒是看全了。因此，我评论王小波有点不自量力。
爱读王小波的人应该有这样的体会：他的文字，不论小说还是杂文，最吸引人的是一种阅读上的快感。也就是说，他写的内容并不十分重要，写法才重要。他的书，拿起来可以读得很快，但放下来一细想，似乎什么都没有。小说犹甚。
对此，王小波自己的解释是：文字最重要的特性是有趣，只要有趣，就是好的文学，意义是放在第二位、第三位甚至末位的。这对我们的阅读习惯是个很大的颠覆，也是种讽刺。
有位网友（好像是和菜头）说过，二十一世纪的小说，应该以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为范本，像上个世纪的《白鹿原》那样的史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已经过时了。这话说的有点装蛋。当今的中国，既需要《白鹿原》这样的史诗，也需要王小波这样的文学顽童。
王小波的小说成就有多高，似乎目前还不好说，但肯定很高。但小说在他的作品中、进而在其精神世界中所占的分量到底有多大呢？《王小波文集》把他的小说排在前三卷，《沉默的大多数》放在最后一卷。他的小说的影响力似乎也比杂文要大那么一点点。
但我总认为，小说只是王小波用来玩票的东西。他写小说的目的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说的很清楚：
王小波写小说的目的（过去我们叫做“中心思想”）是为了不写小说，换句话说，他的小说其实都在扯淡。这对追求意义的我们来说，是件挺幻灭的事。性大概是所有小说中唯一实在的元素，也是最不靠谱的。换个角度，这恰恰给读者和作者提供了安全感。能在保有安全感的同时增加阅读的趣味，大概最佳的手段就是在性上面推陈出新了。王小波自己总结的文学中必备三个元素：智、性、趣，可见其是三位一体的。
王小波若是活着，大概也不会写更多的小说。他在临死前一天向一位美国的朋友发出邮件，里面说：
沉默的王二不再保持沉默，就在扬眉剑出鞘的刹那，一场好戏却戛然而止。空留多少牢骚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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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自由主义者拉大旗作虎皮，把王小波封为自由主义的先驱。实际上，王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只是比较推崇自由的思想和精神罢了。这跟“自由主义”有天壤之别。
在真正的思想领域，王小波是不在场的。或者说，他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就故去了。因此我们很难捉摸他确凿的思想轨迹。自由主义这顶帽子戴在王小波头上，是委屈了他，而不是抬举。在这点上，他的遗孀李银河女士如今和自由派人士遥相呼应，可能有点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
又有人说王小波的思想受“英美经验主义”的影响。一个例证是他经常提罗素。这也属于穿凿附会。王小波喜欢罗素跟罗素是什么主义关系不大，而他对智慧的推崇，倒可以跟理性主义挂上钩。
我觉得王小波的思想里最能体现经验与思辨理性之纠缠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分析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应该分这么几块：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体系，情趣爱好等。其中以前两者最为核心。
王小波推崇的价值观，应该叫“崇智主义”。
“崇智主义”是与“反智主义”相对立的。在《思维的乐趣》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又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崇智主义”，就是认为智慧是最有价值的，是最重要的。这里面需要澄清的，是不要把智慧跟知识、理性混同起来。网络上很多分析王小波思想的人，都犯这个错误。
而这个错误，跟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有关，就是还原主义。通俗来讲，王小波不等于王小波的思想，王小波的思想也不等同于他的文字。这就是知识、理性和智慧的区别：智慧是人的能力，是把人的经验和理性相结合的能力。
而检验这种能力的标准，不是功利（能解决多少问题）。这是王小波极为反对的观点。有些人读书的习惯是“这本书能告诉我什么呢？”这种实用主义或者功利主义的读书理念，在王小波看来是坏文字和思想的恶源。阅读并不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因此他的文字常常像一种“智力体操”。
他认为智慧本身并不是为解决问题而存在的，而是为自己存在的。智慧的无限提升和扩展，是一种非功利的、自然的倾向。人活着，与那些高明的思想者交流、共鸣，就是最大的乐趣。
但这么一说，好像还是在主张某种观点，或者价值。这么一来，王小波又与他的观点等同了。这么干非常乏味，但好多年来王小波就是这么被误读的。没办法，谁叫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呢。
王小波当然是一个对自己智慧极度自信的人。各人的智慧能力不同，而知识的普及倾向于消灭这种不同。理性的普及，则更容易让人丧失对理性的欲望，只须让几个最高理性者统治世界把握问题即可。王小波推崇的智慧，当然不属于此类。
他所推崇的，在于各人可依据自己的智慧，创造与众不同的生活。他常重复的一句话是罗素的“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我们不必计较这句话里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立场，而是其前提：你有了智慧，才有了创造自己生活的可能。而有了自己的生活，才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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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6岁时没想清楚的事，36岁也还没想清楚：6岁时他和他父亲一样相信粮食亩产30万斤，36岁时当然不相信了，可是他没想清楚的是，粮食多到堆积如山之前，智慧再底的农民也早就收手不种粮食了，哪里需要麻烦他去计算出一座喜马拉雅山来说服。
您一較真就感受不到了。
现在回顾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他要传递的意思是很强烈的，在小说里仍旧很强烈。不过在沉闷又喧嚣的90年代末，这就使读他的文章成为更加过瘾的事。
所以，王小波这个人，你想通过抓住他的什么观点来攻击他，或者为自己张目，都是无效的。你再怎么还原也击不退他的智慧，摧不毁他的乐趣。跟王小波角力是个很有趣，也很痛苦的过程。当然，东施效颦者就更多了。
王小波的杂文，很多时候是在“抖机灵”。你看他阐述他的观点往往很直白，但论证起来却很狡猾，很无厘头。因此拆解他的观点是个很困难的事。但我还是决定试一试。
王小波的知识体系很杂乱，文理兼通，中西交融。但总体而言，他偏向西学是很明显的。在《我看国学》这篇文字中，他写道：
这么说，似乎还有智慧至上的影子在里面。但我要指出的是，一个人的价值判断和思想体系很多时候是被情趣爱好左右的。虽然王小波有足够的理由推崇西学，贬低国学，但这并不是从他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经验出发，严密论证的结果。他在论述这些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戏谑的、很不严肃的态度。这似乎跟一个理科生的传统有悖。但接下来会分析，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有个例子是他论证儒学的不靠谱：
这种归谬法，基本还属于“抖机灵”，不是在说学问本身。他的思维方式是解构式、批判式的。而王之所以反对国学，更可能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他在总结周围为什么有这么多蠢人蠢事。一个近因是文革，历史因素就是国学和知识分子文化传统了。
有个现象不知大家认不认可：王小波写文章，常常对人不对事。王蒙在这点上看得就很清楚。他曾说过：
他所置疑的，不是那些理念，而是那些人。那些人在他看来，都是不够聪明的。《沉默的大多数》序言中说：
因为王小波很聪明，所以他是对的。这个逻辑不成立。观点对于王小波并不重要。他的论点、论据、论证都不重要。但他还是有一套自己的观点的。拥护王小波的人，常常拿这套观点去穿凿附会，将王小波绑架到自己的战车上。可惜他不能为自己辩护。
学王小波的人，去拷贝他的观点、文风，那都是走了末流，画虎不成反类犬。王小波写那么多的杂文，只说了一件事：我比你们大多数人都聪明。而这点是学不来的。我们只能通过学习他的态度，避免很多愚蠢和犯错的机会。
因此，蠢人主张什么，王小波就会反对和警惕什么。九十年代有国学复兴热，这自然成了王小波的靶子。他的国学功底并不深厚，甚至可以说很浅薄。虽然他对国学的很多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总体上，因为价值判断和感情色彩的偏向，他对国学不抱积极态度。但我完全相信，若他活到现在，看见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泛滥，也会提起笔来拆解一下西方文化。
人与智慧是不可分的。而王二打死也不会离开他的智慧，去拥抱所谓的“价值”，哪怕有人忽悠那是再好的东西。譬如国学，譬如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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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二的好处是他总是不停地抖机灵，所以读他的文字哪怕一无所有至少还有快感。而这点很多人都达不到。
读者最好不要过多地延伸。主义啦，思想啦，智慧啦，我觉得这些东西和王小波似乎没有多少交集。王小波离一个思想家距离很远很远，可以这么说，王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里面不是没有思想家，鲁迅可以算一个，但是王小波谈不上什么思想家，也谈不上多少高深的智慧，当然聪明机智是有的，但是重点在于，王这人比较有趣，写的东西有风格。
比如说他讲的岳母钉墙的例子，说明他对国学（更具体地说儒学） 并不十分了解，思维既不严密，也不深入，但是他话讲得比较有趣。
我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以学习知识，传播知识，创造知识为己任的人”。这是知识分子的职能。至于功能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后一项可以有所保留，知识分子能解决的问题不多，虽然往往很重要。
王二不是学问家，也算不上思想家，可以称之为“自由思想者”。称得上文学家。但文学对他的意义首先是谋求影响力。朱学勤说王小波是“自由主义生存方式”的代表（他在总结1998年走向公众的自由主义言说时，分别以顾准、陈寅恪、王小波作为学理层面、文化立场和生存方式的代表）。有一点他说对了，王小波代表的是一种生存方式。
而他关注的焦点，始终落在话语圈和知识圈内。他认为知识分子首要的责任不是普度众生（在这点上他反对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传统），而是让自己聪明起来。只有明确了这个前提，才有资格向普罗大众说话。
而如今的公共知识分子，常常把这两者的先后顺序颠倒了，还经常以王小波的传人自居。这是挺讽刺的事儿。王小波早就说过，知识分子首先要“术业有专攻”，在公共问题上，他并不一定比一个农民兄弟更有发言权。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规范知识分子比规范大众更重要。因此王小波的鞭子，第一个挥向的就是知识分子这种照人不照己的手电筒作风。他在《沉默的大多数》序言中说：
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来源于知识，而有了话语权后，就不把知识当回事了。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中说：
王小波以此为矛，拆解着知识分子的话语、观点、做派。他的盾则是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和大思想家（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等）。这实际上有点心虚和图省事的味道，杀鸡焉用牛刀？所以说王小波重解构不重建构，是他很大的软肋。拆除标杆的同时，也在树立标杆。于是王小波就这样被后来者架空了。看他的杂文，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和流行话语的批驳，总会想：在如今遍地自由民主呼声、普世价值泛滥的情况下，他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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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面这段主要讲的就是你所说的。王小波最喜欢的就是在自己的领域内做自己擅长的事。
谢谢各位了。歇口气，明天继续写。
王小波与多年前网上的图雅相似，有很高的文学才能。王的诙谐幽默也有他的特色。他二人的杂文政论也有一些人喜欢，而我却非常不喜欢。他在杂文中除了力图以自己的机巧聪明来达到有趣的效果外，其实也很努力地在向读者推销他的价值观，有时甚至进行居高临下地教育，但却不怎么注意逻辑（这一点比较奇怪，因他本是学数学的），这些恰是我不喜欢也看不出他也多大智慧之处。
因此，蠢人主张什么，王小波就会反对和警惕什么。九十年代有国学复兴热，这自然成了王小波的靶子。他的国学功底并不深厚，甚至可以说很浅薄。虽然他对国学的很多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总体上，因为价值判断和感情色彩的偏向，他对国学不抱积极态度。但我完全相信，若他活到现在，看见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泛滥，也会提起笔来拆解一下西方文化。
作為一個王小波愛好者，我也覺得如此。喜歡綁架王小波的自由神教教徒們總愛生吞活剝他文章中所舉的例子，卻總也學不到其神髓。對于我，王小波不代表任何主義，他所反對的恰恰是那種拿主義來壓死人的做法——而此事近年來偏偏在自由神教教眾間蔚然成風。
每次回頭讀王小波的這篇，總是不免要拿揮舞價值大棒的普世派來對號入座，然后會心一笑：小波若仍然在世，筆下定然時不時將這群乏味的傻子捉來調戲一番。
前言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芭芭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考虑伦理问题时，想替每个人都想一遍是不可能的事，但你可以说，这是我的一得之见，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把是非交付公论。讨论伦理问题时也可以保持良心的清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但不是我打破沉默的动机。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马上我就要说到，这些傻子也不见得是真的傻，但喊出来的都是傻话。久而久之，对中国人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前些时见到个外国人，他说：听说你们中国人都在说“不”？这简直是把我们都当傻子看待。我很不客气地答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认识的中国人都说“不”，但我不认识这样的人。这倒不是唬外国人，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伦理（尤其是社会伦理）问题的重要，在于它是大家的事——大家的意思就是包括我在内。我在这个领域里有话要说，首先就是：我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在我们这个国家里，傻有时能成为一种威慑。假如乡下一位农妇养了五个傻儿子，既不会讲理，又不懂王法，就会和人打架，这家人就能得点便宜。聪明人也能看到这种便宜，而且装傻谁不会呢——所以装傻就成为一种风气。我也可以写装傻的文章，不只是可以，我是写过的——“文革”里谁没写过批判稿呢。但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我知道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某人“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了这一步，我也不知他是真傻假傻了。再以后就被人整成了“三种人”。到了这个地步，就只好装下去了，真傻犯错误处理还能轻些呀。
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种人只是极少数，而且这种人还盼着变聪明。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里都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分；但这一点并不是我的发现，是萧伯纳告诉我的。在他的《匹克梅梁》里，息金斯教授遇上了一个假痴不癫的杜特立尔先生。息教授问：你是恶棍还是傻瓜？这就是问：你假傻真傻？杜先生答：两样都有点，先生，凡人两样都得有点呀。在我身上，后者的成分多，前者的成分少；而且我讨厌装傻，渴望变聪明。所以我才会写这本书。
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就是在我呆的这个社会里，什么都收获不到，这可是件让人吃惊的事情。看过但丁《神曲》的人就会知道，对人来说，刀山剑树火海油锅都不算严酷，最严酷的是寒冰地狱，把人冻在那里一动都不能动。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在萧翁的《芭芭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家族的每一代都要留下一句至理名言。那些话都编得很有意思，其中有一句是：人人有权争胜负，无人有权论是非。这话也很有意思，但它是句玩笑。实际上，人只要争得了论是非的权力，他已经不战而胜了。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1997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