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竞劣社会, 吏治水平底下导致民生问题 -- 卡蛮

他的讲话逻辑经常是混乱的（当然信他的人是感觉不大到的）。科学精神在您引的这段文字里也表现出来了，连简单事实都搞不清就敢瞎说，还磕个什么穴呢？民族自豪感嘛，不排除言必称美国的人也有些民族自豪感，所以这个不大好说——本来想说他是真三无的，考虑到最后这点证据不足，那就算疑似三无吧。

您说有很多大陆人恨他。我是大陆人，举个手：我一点不恨他。我只是讨厌他这类人而已。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其品行的一个基本衡量点。做不到这点的人，我就一个态度：鄙视之。

毕竟现在是吸引眼球的时代，没人知道你，你说什么都没人听。但是出名以后就要洗白自己了。

比如张召忠教授，出名以前嘴巴多大，最近说话就非常靠谱；还有宋鸿兵，《货币战争》耸人听闻，上次去CCTV做访谈，说得就很平实了。

郎咸平，我觉得就是迎合小资还有民营企业家的。

假定我们认为郎文是真的, 这篇文章是春秋笔法, 掩盖过失的话, 也说的通.

- "略显生硬的英文"

最后发现首席谈判代表不太会说英文。我想告诉各位，这真是遗憾，百年前的北洋水师全部的舰长都会流利的英文。

- "咄咄逼人"

第二个回答，我们竟然发现徐文英发挥河东狮吼的威力，咆哮公堂，痛骂美国国际贸易协会，说你是美国的机构，有什么资格调查我们。

- "不是我们中国轮胎出口影响了美国轮胎工人的就业问题,而是全球经济下滑导致美国的一些轮胎企业关闭"

郎文提到的是金融危机, 这里没有讲. 问题是, 金融危机之前, 存在显著的全球经济下滑吗?

- "在目前经济萧条和失业率攀升的现在,如果提高中国轮胎的价格,只能使这些消费者推迟更换轮胎,从而增加高速公路上安全隐患。"“这是我昨晚经过一晚思考之后,在听证会当天早晨临时添加的,”徐文英事后告诉本报记者

郎文的哄堂大笑处.

呵呵, 当时看了这几条之后, 反而觉得郎不是凭空瞎编, 搞不好是真知道了一点什么内幕. 当然, 我也没有把握就是了. 只不过实在判断不出, 一定是这篇报道说的对.

主要是郎说的金融危机这一条不对，不符合实情。

徐文英能力有问题，郎应该还是对的。

问题是这个临时添加的，

是根据中国国情作出的推论，还是根据美国国情推导出来的，有没有美国市场的消费数据支持？

但是金融危机之前, 全球并没有什么经济下滑.

徐很可能是能力有问题, 郎如果说对这一点, 就行了.

而仅仅只是单反面地描述徐的表现。

对于郎所说的：

没有证否。

你的引文中：

跟郎说的：

可以互相印证，只是言者角度不同，语气也就不一样。

你的引文出自“轮胎辩士”，你没引完整，下面补足你未引用的部分：

“我还是太紧张了”

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徐文英在语言方面的困难开始暴露出来。当美国财政部代表米尔斯(Timothy Mills)代表审判席提出第一个问题时，徐文英发现自己不能完全听懂他的提问。徐只好请“考官”重复一次问题。最终，随同作证的中方委托律师司布纳代为回答了财政部的提问和此后的大部分提问。

中方的这一节听证会持续了30分钟，比钢铁工人协会的发言短了一半。

尽管如此，徐文英的表现仍然赢得了“考官”的赞赏。

在听证会的间隙，“考官”之一美国劳工部经济学家苏汉(Sue Hahn)在和本报记者谈到徐文英的表现时说：“我尊敬她，和她的所有中国同事。她听起来咄咄逼人，她对这件事情充满热情。”

也有美国人对徐文英的努力不为所动。ITC的一位前主席当天也在现场。当记者走上前询问其对徐文英发言的评价时，这位名叫柯普兰(Stephen Koplan)的律师首先指出对徐提到的中国鼓励合资轮胎公司产品出口的事实表示惊讶。柯普兰是一位民主党人士，曾在2000~2002年和2004~2006年担任ITC主席。

“我还是太紧张了，陈述做得还可以，但是回答得不够好。” 听证会结束后，徐文英略带遗憾地对本报记者说。

看得出徐是个率真的人。在听证会上听后面几场辩论时，当听到有证人持工会立场，批评中国时，她就在手头的证人名单上这个人的名字前面打个叉，并生气地对坐在周围的中国同事说：“这个人反对中国！”

经过5个小时，听证会结束。徐文英也完成了此次访美的主要任务。提上挎包，拿上矿泉水瓶，徐文英走向贸易代表办公室出口时说：“感觉心里比来的时候踏实一些了。”

这是她第一次来美国参与贸易纠纷的解决。

“没能抓住对方的死穴”

现年不到40岁的徐文英，在大学时就读的就是橡胶专业，1994年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橡胶行业，先是在原化工部的橡胶司供职，3年前加入中国橡胶工业协会。

特保案事件发生后，以徐文英为副团长的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和多家中国轮胎制造商组成的民间游说团于8月3日紧急赴美，就该案进行抗辩和申诉。

由于认为原告方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与一些国会议员和政府高层关系密切，徐文英此行在白宫的政治人物身上下了不少工夫。她用三天时间先后拜会了美国商务部、劳工部、财政部、贸易代表办公室等部门。

“我们去(美国)商务部的时候，听我们讲完后，他们表示要慎重考虑。”徐文英事后告诉本报记者。

但在与美国核心政府部门会面后，她发现情况比原来预想的复杂。

“案子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徐文英告诉本报记者，“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们，现在一半的人支持，一半的人反对。”

相持不下的复杂局面让徐文英倍感压力。直到8月6日深夜10点，她还在反复修改出席听证会所用的证词。

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中方对待听证会的思路与美方有差异。

密切关注本案进展的华盛顿资深贸易律师感到中方并未有力反驳美方。费尔德曼(Elliot Feldman)博士在看了中方在开庭前准备的陈词材料后指出：“中方没有抓住对方的死穴”。

他指出，一份好的证词，应该首先从法律上反驳，其次在政治上反驳，最次在经济上反驳。中方则过于侧重于从经济上证明中国的轮胎产能扩张不会威胁美国轮胎业，并且中国对美轮胎出口已经出现下降等。

而对于判定该特保案十分关键的一点——实施特保措施能否增加美国就业，徐文英没能重点质疑。

费尔德曼还对中方直接批评ITC的做法不以为然。

“攻击ITC是不明智的。ITC的大部分投赞成票的委员都是民主党人，而且其目前的主席阿拉诺夫(Shara L. Aranoff)出自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是一个彻底的民主党人。“在一个民主党的总统面前批评资深的同党并不可取。”费尔德曼说。

但中方似乎并不这样看。徐文英并不完全把这次听证会视作庭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美方介绍中国轮胎企业的真实情况，对他们的认识做出修正。”徐文英告诉记者。

因为目的的不同，中方在听证会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尽可能详细地做出解答。听证会变成了游说美国政府的延伸。

这与前一节中美国工会的做法有所不同。美国钢铁工人协会对“考官”提出的“实施贸易救济措施能否恢复美国轮胎工人就业”等提问没能给予详实解答。甚至对于目前美国有多少轮胎厂尚在生产经济型轮胎这样的基本问题，也未能给出准确数字。美方钢铁工人协会副总裁Tom Conway的解释是：“目前尚未确定经济型轮胎的范畴”。

学工科出身的徐文英，语言风格是“有一句说一句”，这种诚实沟通的态度赢得了部分美国内阁成员的肯定。苏汉出于公正办案的考虑，不能评价中方陈词的内容。但是她对前一天中国代表团与包括她在内的美国劳工部官员会面情况评价甚高：“他们做得不错，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未来更多的工作还将留给政治博弈来解决。“听证会是最后一阶段博弈的开始。”美国轮胎协会发言人斯坦格(Greg Stanko)在听证会前对记者表示。

“听证会是双方展示观点的平台，但真正的对决却是要依靠政治谈判来解决的。”中方代表团的人士告诉记者。

必须承认，徐文英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郎咸平接着就会证明痒的不仅仅是PP了......

明摆着的事实，可有人就是看不清，非逼的郎咸平喊“小心”......

事实在哪呢？谁逼他说谎了？

看来事实不重要，郎咸平喊小心，就一定得小心。管不管有没有道理。

莫非你说的不是事实？

我说的是什么，那压根不是女的。他喊小心，算个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