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曾经有过一段非常不如意的时期。当时孙中山正与广东陈炯明合作，蒋作为少数懂军事的干部被孙中山委以重任，但蒋难与人共事，经常抱怨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以致常常一气之下出走了之。比如，蒋很早就觉得陈炯明不可靠，并向孙中山建言，无论蒋是因意识形态的偏见或是真的觉察陈炯明不轨，在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后，一气回上海了事。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蒋介石日记中，鲜少记载此类事情经过以及蒋的总结与反思。这种事情常见于蒋介石与孙中山早期的合作之中，最后都以孙中山书信劝说以及职位的变迁结束。这可以理解为蒋的一种权谋，更反映出蒋的性格特点：以自我为中心，抗压能力不足，全局意识差。

作为与蒋介石有同样的遭遇，且同为毛主席竞争对手的还有张国焘。在红军过草地整个红军的分裂过程中，张国焘与蒋介石的选择几乎一样，都选择了面对挫折时的过度反应。他们大体都有一种顽强的不服输、不服规矩、破坏规矩的行事特点。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张国焘挟八万之众“犹事服殷”，在中共团结这个大框架里面充分运用中共的政治规则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与政治抱负，而不是相反，张国焘的命运就不会如后来一样凄惨，毛主席在人生事业上将会遇到一个极大的挑战者。张国焘因其性格的缺陷，在面对挫折或者以强事弱时，选择了与中共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党指挥枪）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张国焘彻底地沦为与袁世凯、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一样的军阀。

与蒋相同的是，毛主席在土地革命时期也有过两段令人郁闷的时期。一是初创井冈山，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开除了党籍。二是在王明“左”的政策影响下，一度剥夺了军事指挥权。这两件事件与蒋所经历的事情比较起来，无疑毛主席所遭受的打击更为严重。蒋不过是在别人屋檐下的意见不合，毛主席则是在自己一手辛苦创建的根据地的胜利果实被无端据为他有，就像自己的孩子被人白白糟蹋，毛选择了隐忍以待来机。当然瑞金时期大权旁落的经历，加深了毛主席对权力重要性的认识，这为建国后毛主席不见容于刘少奇埋下了伏笔。如果说之前的毛主席还是一个带有丰富理想色彩的有志青年，那么之后则开始蜕变为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

面对挫折，毛主席最终选择了遵守现有政治规则而不是破坏规则，并非力有不逮。中央红军几万人马几乎全部为毛主席的忠实追随者，毛主席于中央根据地有建基之功，如果毛主席以军队暴力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与政治抱负，或者不服从王明中央的政令另起炉灶，也许最后如蒋介石一样可以黄袍加身，成就一番事业，那我们今天的历史就会大大的不同。蒋介石的失败即在于此——挟黄埔暴力势力分裂国民党中央，以军干政，黄袍加身，之后的撕毁《双十协定》不过蒋介石的历史重演。虽然这种方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与政治抱负，却对蒋介石的政敌乃至下属起到了非常恶劣的示范性榜样作用——不仅敌人以蒋介石为榜样，纷纷效尤，即使蒋之部属亦以此为榜样。国民党派系斗争如此严重，推其致乱之由，实出于蒋以军干政。“宁汉分流”，蒋介石罪乃大焉。但历史没有假设，毛主席选择了在规则之内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虽然一路走来不乏艰辛，但走的坚定而踏实，彻底地将暴力力量关在了牢笼之内（坚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不可僭越的铁律），使之始终为政治理想服务。最终铸就了一个组织严密、高度团结、战斗力强大的政党与铁血军队，也成就了毛主席人生的高峰。

试想把毛主席这两段时期的遭遇放在蒋介石身上，不知又会如何？恐怕最终会是鱼死网破的结局，“中山舰事件”、“宁汉分流”即是明证。

这种比较可以看出二人性格虽然都有自尊与反抗的一面，但毛更注重把握“度”，在反抗与屈服之间，收放自如。能够以大局为重，尊重规则，注重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克服了“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中国内斗的传统毛病。

观察这些伟大人物的性格与行事特点，于我们人生职业生涯过程，是否也一样出现过这种让我们无法承受之挫折，甚至可能是蒙不白之冤的挫折，我们的选择是如蒋介石、张国焘一样，还是如毛主席一样呢？如果我们选择了蒋介石、张国焘的道路，那么跳槽的频繁就不可能避免；如果我们选择了毛主席的道路，那么百折不牢的坚守就是惟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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