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所谓情报工作就是一手拿着杯具，一手拿着洗具 -- 黄河故人

窃听,就是在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听人家说话,特别是用器材,至于用的东西是不是录音机,和这个性质有个蛋关系,事实上监听大部分都录音,不录的倒是少数.

这种东西只看一两篇是不行的,要多找几个版本的看,比如罗监听的事是怎么露的,那可不是开会时录音叫毛看见了.

是毛日常生活时,监听的人拿监听到的话,和他身边的人开玩笑,相关人告诉毛,毛才知道的.

这些东西很多,有兴趣就多找点比对的看,我只给你两个比较基础的,再多你就自个找吧.

记住,比对着看.

http://news.ifeng.com/mil/history/detail_2008_10/31/507370_0.shtml

林彪为什么一定要打倒当年的老部下罗瑞卿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以前毛泽东讲话没有现场录音，手工记录既不准确且事后整理还找不到依据，这使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很伤脑筋。一次毛泽东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因事先安排了录音机，后来在整理成文字时很准确，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此后，在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都尽量安排录音，但有时领导人讲话不是那么很正式，面前摆一个录音话筒也感到不舒服，于是有关工作人员就用花之类的东西将录音机挡着。其实这完全是工作需要，根本不存在“私设窃听器”的问题。

http://history.news.163.com/09/0729/10/5FCRCOHC00011247_6.html

不久，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感觉这两样应该都只是系统的传感器而已。猜测一下,利用纳米技术，造一种能感声、感光、透明且导电性好的物质。

在渡江戰役前，地下黨都只能單線聯繫，等候大軍接收。沒有百萬大軍南下，甚至遊擊隊都無法左右大局。地下工作最大用處做群眾工作，其次才是收集情報及貿易。

不知tg对其家属照顾如何？

一些右派一直在用这些东西,拉泛JY同盟,和高干子弟拉关系.

其实是先拉后打,最后是一定会用狗咬狗收关的.

一些高干子弟则是装糊涂,借机会给自己捞好处.

不同的是前者想的是夺权变现,后者想的是保权变现.

最终都离不开权和钱.

文章要多比对,特别是不能轻易叫写文的人,特意引导的情绪和意识牵着走.

就比如下文,写的很不错,一付忠良受难的路数,但是如果和罗没下台前,监听,以及叫他去当省长,都调不动的情节相对应.

就完全是另一番观感了.

而右派在引用这类文章的同时,其它的一些相应动作,又会显现出,他们用这些东西,倒底是用来干什么的,表面上是认同或同情,其实是要利用矛盾钻空子.

八九年那当事,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复制邓当年上台的那套活.用胡来作周的角色,把邓放在毛的角色上,把李鹏放在四人帮的位置上,只是对原创玩复制,实在是有点班门弄斧,被打下去也是活该.

不过这些人最后基本没大事,倒霉的是被忽悠的学生,很多人白白丢了性命.

他们在那里瞎激动,但实际作这事的人,是很技术的,虽然实际上他们的技术抽象工作,是属于照猫画虎的,相当差.

但差的技术抽象及运用,也是技术抽象及运用.

一步步都是和前面邓的操作对的上的,复制痕迹相当明显.

不过也没什么好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多看,看多了,就看出什么是情绪引导,什么是文字上的引导技术来了.就能看出对方倒底是想说什么,干什么,几分真,几分假来了.

这种东西不但在看历史时有用,在生活中也有用,因为用类似后段来把别人往沟里带,自个捞好处的情况,在生活中很多.

很多人在生活中,都因为被别人的口舌迷惑而吃亏上当,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哪.

http://www.neihuang.gov.cn/info/news/shehuishenghuo/tongyou_content.htm/10966_6.htm

罗瑞卿死心塌地对毛泽东:对主席的信任就是跟他活下去

这段时间我和父亲聊得比较多。我问父亲，在暴风骤雨之前，为什么你完全没意识到危险？为什么他们这么整你，把你往死里整，你还对毛泽东死心塌地，“你是不是有一些愚忠？”

　　他淡淡地回答说：“你们可以批评我，这很容易。但是我们对毛泽东的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父亲说，长征的时候，每天都有可能死去，但只要是毛主席在指挥，仗就打得好，比较顺，没被天天追着打。“你不要觉得我们都没脑子，那个时候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任是最直接的，就是跟他活下去。”

http://news.163.com/09/0520/15/59P4SHKM00011247.html

罗瑞卿之女罗点点回忆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0954.shtml

读罗点点回忆录有感

罗瑞卿是忠心为党、忠心为毛的，但却被一脚踢开。他本人可以不计较，但在标榜绝对的理想主义和革命原则的党内，却闹出文革这样的悲喜剧，这种理想与原则的可信性就大可怀疑了。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从来不允许对党有半个不字，对革命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坚决否定，那么结局是两种，一种恶梦醒来，认定一切都是虚伪，世上本无所谓理想与原则，从而导向犬儒主义、享乐主义，这在一些老干部及其子女的身上已经表现出来；再一种是继续非理知、非反省地坚持原来的价值信念。谁又能说哪种更好？

这两量里有不少资料,特别是大量反文革和反毛的,我一向认为,不多看这些东西,很多事反搞不清.不能光看拥毛或左派的东西,右派的东西,更要多看.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31200.shtml

『关天茶舍』 [学术]《文化大革命的问号一串串》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428761.shtml

『关天茶舍』 秦晖：文革之谜——关于文革的若干问题

• 事情可比你想的复杂多了.比如那个割喉的故事,看着激情但

又很低,所以连这种拙劣的模仿都有人想复制.

比如前一段袁腾飞那档事,我就看有人在袁腾飞吧鼓动,叫学生上街.

真搞笑,他们难道不知道,中学生不是集中住校,而是各住各家,各有父母么.

搞到中学生头上了,这些人啊!

还有你看我引的秦晖那个链,如果说袁那档是是下跳,他算是上蹿了.

历史不光是写在书上的,还是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紧密相连,互动的.

并包含着巨大的利害,有很多人想利用这些捞权捞钱.

以三个人为例:

茅于轼,任志强,秦晖,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泛JY右派里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茅于轼最贪,是想名利双收的.

任志强对在名利之间,更重实利.

秦晖则相对更重名.

所以茅结交权贵,但又要摆出并不熟的样子,一方面是钱就要,是权贵就攀,另一方面又非标榜自己是什么道德完人.

任志强大骂公有,却死活都要作在,本质上是官位的国企老总位上.他的话核心实际就两点,为自己和自己这类人,从国资里争更多好处,和对民众的公共服务要求,作打击,否定其合理性.

秦晖则坐在学校里,三天两头的发一些奇谈怪论,对权和钱不象上两个那么直接,但作的都是动摇国本的东西.对他这套会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并不很关心,但对于能不能造出相应动景更关心.

所以这三个人里,茅于轼是标准老右派,任志强是狗官,秦晖是政治动物.

类似这些人物,其实在生活中,也能见到不少,虽然相应人不是以国家利害这么大的局来作的,多半是以相对小的利害为基准,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能有效分辩这类人,叫他们牵着鼻子走是会吃亏的.

难免的,一旦碰到,看不出来就会吃亏.

你就拿田那个事来说,明明是毛批准的试点,再派他去调研.

生是能楞变成,田作调研完后教训毛.

一会是田找的刘,在刘研究后指示之下,去教毛.

一会是毛叫刘去找的刘.

一会又是田找刘,但刘忙别的事没上心.

我引那几篇,说的是一个事,立场上都是捧田捧刘贬毛,

但是就如此的自相矛盾.

如果你真有兴趣,用心再多找几篇,还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水深吧,如果烦了也可以先放下,

不过你要记住,这种事不仅会出现在历史故人身上,只要你在社会上混,还有一定广度,类似的罗生门,就避免不了.

所以说,学会分辩,学会判断,是一种重要技能,

我们作为个人,没能力去搞关系国家民族的事,

但至少要有能力保护自己.

历史不清楚,可以先放那里,反正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如果在自己的生活中,由于判断力不足,叫人坑了,

那是要用自己实际的痛苦去添的.

有时一句话,差几个字,意思就差远了.

而对于一个人说的话的真假,有时又要用其话语前后对应,和基于常识作逻辑推算来保证的.

• 事情可比你想的复杂多了.比如那个割喉的故事,看着激情但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共隐蔽战线研究

左双文 王 杰

[摘 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从地下斗争开始的，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形式，与武装斗争相辅相成的是隐蔽战线斗争。毋庸置疑，中共隐蔽战线斗争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创造的卓越功绩和丰富经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中共隐蔽战线研究越来越得到学者的重视，在中共隐蔽战线领导机构、情报保卫工作、地下党组织状况、情报战线人物、地下经济战线、特殊的统战工作、经验教训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隐蔽战线；研究

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斗争是整个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的配合了中共领导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共隐蔽战线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长期以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一直较多集中于那条“看得见的战线”，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则少有涉及。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史实和相关资料一直有严格的保密要求。历史上的隐蔽斗争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必须遵循严格的保密制度，情报人员实行单线联系，不许有文字记录，即使是当事人也只能了解自己那一个局部的情况，加上年久失忆，一些晚年的回忆不能十分精确。此外，部分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重要干部在建国后曾受到不公正待遇，对他们的工作未能作出正确评价，他们的业绩更是鲜为人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逐步恢复，加上在新的形势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为了党的利益，必须高度保密的内容也逐渐得到披露，一些当年的情报人员得以平反，他们在自己的回忆文章或口述实录中忆述了自己的情报生涯，相关资料也日益开放。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情况开始日益引起党史界和出版界的高度关注，撰写、整理、发表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论著，尽管还不是十分成熟，但无疑已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一个新的重要课题。与这项研究方兴未艾的情况不大相称的是，目前尚无一篇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综述性的论文，有鉴于此，笔者特撰此文，既是对此前的研究工作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也是期待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在此方面，取得更为丰硕、系统，水准更高的成果。

一、有关著作的出版情况

关于隐蔽战线领导人的专著有穆欣的《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此书主要记述了周恩来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建立中央特科，保卫中央机关、获取情报、惩处叛徒、建立无线电通讯、推动武装斗争，开展隐蔽战线斗争的历史，论述了周恩来对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贡献。王朝柱的《周恩来在上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共上海市委党研室编的《周恩来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集中讲述了1927——1931年间周恩来在上海的革命斗争经历，其中很大部分详细记述了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陈绍畴的《刘少奇在白区》（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以可靠的文献资料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为依据，从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贡献两个方面记述了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情况。此外还有穆欣的《陈赓同志在上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尹骐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开诚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年版）。

综合性的研究专著有游国立的《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他克服历史档案资料不全等限制，研究了隐蔽战线的理论，他认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的思想；二是隐蔽战线与其他战线的关系。他按照时间顺序将中共隐蔽战线发展史划分为白色恐怖下的隐蔽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隐蔽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隐蔽战线三个阶段，介绍了隐蔽战线斗争的主要内容，评析了有关隐蔽战线斗争的若干重要史实，论述了中共隐蔽战线的特点及经验教训，是较有代表性的关于中共隐蔽战线的研究性论著。

专题性的著作有盖军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此书详细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白区工作，重点是城市工作方面，但侧重于合法斗争，对非法斗争少有涉及。璞玉霍和徐爽迷的《党的白区斗争史话》（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反映了中共白区斗争建立、发展、成熟的全貌，探讨了中共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产生、发展的过程，注意反映白区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及中共地下工作者英勇斗争的事迹。费云东主编了《中共保密工作简史》（金城出版社1994年版）。

回忆性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当为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及此前出版的《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作者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深得周恩来信任，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自己在周恩来、董必武等部署下在抗战初期即作为“闲棋冷子”进入胡宗南部，一年多后被选为胡的机要秘书，长期潜伏，为中共中央收集和传递了一批极具价值的情报的传奇经历，尤其是抗战时期密送蒋介石、胡宗南“闪击延安”的情报及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的情报。童小鹏的《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介绍了作者四十年的工作经历，很大部分讲述了自己所负责的国统区党的地下工作的有关内容。金城的《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介绍了自己担任中共对敌情报工作的重要阵地之一——延安交际处处长期间，从事情报工作、侦破国民党间谍、对国民党爱国将领进行统战工作的经历。马识途的《在地下——白区地下党工作经验初步总结》（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结合自己的经历，总结研究了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经验教训。郑伯克的《白区工作的回顾与探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是作者在白区工作的忠实记录，其中很大部分讲述了云南地下党利用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发动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历史。王朝北口述，师宁编写的《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忆述了在西安设立情报站，主持西北情报工作，负责将西安情报报送中央的经历。《武汉地下斗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共收集回忆录和资料三十六篇，均为个人经历和回忆，反映了武汉地下党斗争的面貌。此外还有郭有义的《地下工作十五年——郭有义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在传记、纪实性著作中，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颇具代表性，作者的父辈即曾在中共秘密战线长期工作，利用此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作者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多为不同时期中共情报部门的高层人物，得知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情况，作者写作态度严谨，坚持言必有据，揭示了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许多历史真相，但此书的主要内容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陕甘宁边区的情报保卫工作，对白区的隐蔽斗争较少着墨。岳先和秦少智的《虎穴龙潭》（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系统揭示了中央特科在上海九年的历史，收集了大量史料。《纵横》编辑部编辑的《隐蔽战线大写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汇集了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三十个实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隐蔽战线的面貌。夏继诚的《打入蒋介石侍从室》（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介绍了打入国民党军务局、官至少将情报科长的中共地下党员段伯宇与其兄弟段仲宇在侍从室收集情报的传奇经历。另有夏继诚的《淮海战役秘密战》、松植的《辽沈战役秘密战》《平津战役秘密战》系列纪实于2007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李维民口述、陈玙整理的《地下烽火》（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牙含章的《陇右地下斗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分别忆述了东北及甘肃地下党的斗争。反映中共地下党活动的还有陈绍畴的《白区斗争纪实》（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吴江雄的《大策反——国民党要员身边的中共地下党》（海天出版社1995年版）、杨顺仁的《撩开神秘的面纱——党在陪都的地下斗争》（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蔡惠霖等编的《崇高的使命：忆战斗在国民党营垒的岁月》（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

1968年，香港宇宙出版社出版了《国共特务战》一书。1997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共地下党现形记》一书，后一种选录了大陆发表的张执一《在敌人的心脏里》、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及郭汝瑰的回忆等文章。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等党史专著和《潘汉年传》、《李克农传》等中共人物传记中对中共隐蔽战线均有涉及。

史料是史学研究赖以存在和伸展的最重要前提和基础，对于中共隐蔽战线的研究，史料的意义同样重大。但是由于资料保密制度等原因，目前这方面的史料还很不充分，笔者所知的主要有：国家安全部办公厅情报史资料编辑小组编《中国共产党情报史资料汇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年印刷），《公安史资料》（内部），《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金炳华主编《上海文化界：奋斗在“第二条战线”上史料集》，《中国人民公安史稿》（内部发行，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湖南省档案馆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地下党革命历史文献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等等。这种状况，自然会限制中共党史研究在这方面的拓展与深入。

二、关于中共隐蔽战线领导机构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还不懂得使用情报手段作为斗争武器，尚未意识到隐蔽战线斗争的重要性。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在全国大肆搜捕共产党，出于自卫，中共开始积极筹建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机构，周恩来于1927年秋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组织。但此组织究竟成立于何时，以往学术界有诸多争议，薛珏根据原始档案记录经过详细考证，认为中央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①]

关于中央特科成立的过程，穆欣认为在“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被迫迁往武汉后周恩来即在军事部下面成立了以情报、保卫工作为重点的特务科。开展情报活动，建立保卫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为隐蔽斗争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但是很快汪精卫反共，中共中央再迁往上海，白色恐怖下中共很多领导人被捕，很多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叛变，为保卫中央安全，周恩来领导成立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继承了武汉时期中央军委特务科的传统，在新的形势下展开了新的斗争。[②]同时，学者们一致认为，周恩来制定的工作原则有效的指导了中央特科的工作。[③]

有作者论述了中央特科内部的工作分工及工作职责情况：一科总务，负责中央机构的警卫与其他事务性工作；二科情报，负责打入敌特机关、侦获情报；三科红队，主要任务是惩办叛徒内奸；四科无线电台，负责筹建无线电通讯。[④]

延安时期中共的隐蔽战线斗争主要表现在肃奸、反特方面，主要领导机构是中央社会部。何立波详细论述了这时期中共隐蔽战线领导机构变迁的情况，即西北政治保卫局（1935.10——1937.9）、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1937.9——1937.12）、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7.12——1939.2）、中央社会部（1939.2－），并介绍了延安保卫部门粉碎日特、军统、中统刺杀周恩来、毛泽东的阴谋等事迹。[⑤]

三、情报保卫工作研究

情报保卫工作是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内容，是贯穿整个隐蔽战线斗争的一条主线。

对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在情报战线有一批中共秘密党员长期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取得信任，甚至被委以重任。他们利用特殊条件，为中共提供大量机密情报，起到了特殊作用。比较突出的有“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内，担任重要职务，不断将国民党高级机密报告给中共中央，尤其是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等提前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撤离，避免了严重的灾难。[⑥]杨黄霖回忆了在延安交际处工作期间，1943年到1944年，以巧妙手段窃取驻延军统特务密电码本、并将其全部一一抄录的经过，从而成功破译国民党联络参谋与重庆之间的大量来往密电，为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情报依据。熊向晖的情报生涯更一度成为海内外的热门话题。[⑧]段伯宇回忆了自己打进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的经过及斗争经历。[⑨]刘英全介绍了辽沈战役中东北社会部成立“方涛”地工小组，打入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收集情报的事迹。“方涛”地工小组获悉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及作战意图，为解放军作战提供了可靠的情报。[⑩]孙绳禄和郭宇记述了抗战胜利后中共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担任要职，获取情报的情况。此举对东北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1][⑦]

关于中共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地方部队的情况，王志英介绍了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员樊耕农打入阎锡山部队的事迹。樊耕农及时获悉阎锡山的反共意图，为中共提前做好应对作出了重要贡献。[12]梁正记述了中共情报人员赵中枢利用自身特殊身份，长期潜伏在阎锡山身边，获取大量机要情报，尤其是阎锡山与日军勾结和阎方战略动态、兵力部署、城防工事设施的情报，成功的实施了中共中央在山西“拖住阎锡山，发展特殊化斗争”的策略，为解放太原作出了贡献。[13]鲍建中和田子恒介绍了抗战胜利之后，中共情报人员打入调往东北的云南地方部队，策反爱国将领、建立电台，收集情报、发动政治攻势、配合战场行动的情况。[14]宋黎回忆了中共地下党在东北军内部壮大中共组织、宣传抗日主张，争取爱国将领，加强统战工作、帮助东北军抗日的事迹。[15]

中共不仅有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内部，也注重在国民党中拉出要员为中共提供情报，注重策反工作。程堂发介绍了陈赓等将国民党上海办事处主任发展为中共线人，负责向中共提供情报的情况。陈赓通过其关系镇压党内叛徒，参与营救任弼时、澎湃、关向应等。[16]李勤介绍了中共地下党员毕重远在国民党军舰“重庆号”利用广大船员对国民党的失望情绪，宣传党的政策，成功说服舰长等起义，将军舰开往解放区的情况。[17]张绍麟叙述了陈坤全、王子良等成功将国民党“黄安号”军舰从国民党营垒中拉向解放区的史实。[18]对于在渡江战役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江阴要塞起义，学者对此也多有研究。[19]

孙果达阐述了情报工作对中共长征胜利所起的重要作用。中共情报人员破译了上至南京蒋介石下至战场师团长的秘密电报，使红军领导层对敌军的战略部署、战役意图和部队动向一目了然，造成了对手在明处而红军处于暗处的理想局面，从而充分发挥了红军机动灵活的特长，把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使对手陷于被动，对红军长征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20]王春华研究了1945年国共谈判前国共两党的秘密情报战。介绍了中共情报人员成功获取国民党情报人员电台密码的经过，认为国民党情报工作的失败、中共情报工作的成功是造成重庆谈判按照共产党方案进行的重要原因。[21]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十分重视对台湾的情报工作。刘昌英回忆了自己在台湾所从事的地下斗争：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包括文件的传递和活动资金的转移、营救暴露的地下党员，总结了台湾地下党受创的原因为蔡孝乾被捕叛变和地下党对台局势估计不足，认为台湾很快能获得解放，对形势过于乐观，违反了隐蔽战线的原则。[22]对于中共到台的著名地下党员吴石和朱谌之的研究较为丰富。何康忆述了国民党中将吴石由于对国民党的失望，从大陆到台湾向共产党提供情报，营救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的事迹。[23]建波、斯科介绍了吴石在台湾收集军政情报、策反军政要员、建立地下组织、从事秘密政治宣传，发展游击力量的斗争事迹。[24]钱晓岚介绍了朱谌之赴台与吴石合作，成功将获取的台湾国民党军事部署、作战计划等机密传递给中共中央，最后由于叛徒出卖，光荣牺牲的事迹。[25]

对日情报工作。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为了对日作战的需要，中共加强了对日情报工作。学术界对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徐林祥、方劲松研究了中共对日情报工作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主要是建立秘密情报网络、侦查日军动向；打进日特要害机关、掌握日军核心机密；巧与汉奸周旋、了解日伪活动情况。[26]程兆奇利用日本出版的日特务机关对被捕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讯问记录史料，对三十年代中共对日情报工作的机构、人员、活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颇有特色。[27]黄敏、张艳华记述了中共情报人员郑文道打入“满铁”内部利用合法身份在日籍共产党员中西功的帮助下不断将重要情报传递给中共中央的事迹，尤其是日军高级特务在中国的分布情况和日军对根据地扫荡的情报。为中央制定决策，保卫敌后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28]云献智记述了关岛情报站的斗争经历，他认为抗战期间中共就做好了将来收回东北的准备，因此在东北设立了关岛情报站收集日军情报。关岛情报站情报人员设立电台、成功策反对日军统治失望的伪军军官、获取日军第五次治安强化活动的计划和兵力部署情况，为收回东北做出了贡献。[29]庄宝瓒介绍了奉天白塔堡地下反日电台收集日军情报的事迹。[30]

对汪伪情报工作。随着抗战的深入，汪精卫等对抗战失去信心，公然投降日本，因此汪伪集团也成为中共的斗争对象。关于中共对汪伪的情报工作，徐林祥记述了袁殊深入汪伪内部，周旋于日本、汪伪、国民政府特务机关，博得信任，获取情报尤其是日本政府决定放弃北上进攻苏联计划，准备拥兵南下占领东南亚的情报，通知中共日伪准备发动清乡运动，使中共提前作好准备，为中共情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31]周宗奇记述了中共情报史上的传奇人物关露，详细论证她如何接受中央任务，打入汪伪情报机关，获取情报的过程。[32]

国际情报合作。日本的步步紧逼，对中国和苏联均有强大威胁，中共与苏联也合作开展对日情报工作。有学者介绍了苏联帮助中共训练情报人员，收集日军情报的情况。[33]余科杰记述了阎宝航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从国民党内获得德国进攻苏联的时间，通过中共传达给苏联，使苏联提前做了准备，为苏联卫国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34]王德利介绍苏联为了阻止日本进攻苏联、摧毁日本占领区的军事设施，由苏联红军参谋部负责训练中国、朝鲜的爱国青年，组成国际情报组织，中共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先后选送了张永兴等几批有地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去苏联接受培训。张永兴回国后，利用在苏联学到的技术，在东北设立国际情报站，训练情报人员打入日军内部，获得大量日军军事机密，及时准确的为共产国际提供了大量情报。[35]张丽云介绍了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培训的情报人员龙桂洁的斗争经历，龙桂洁的情报工作主要是收集、传递情报和转移秘密电台。[36]也有作者注意到中共与英美盟军的情报合作，详细介绍了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与英美合作的始末，指出东江纵队向英美提供的诸多情报尤其是关于日军波雷部队秘密南下及布防情况的情报，对盟军战略决策的调整，具有重要价值。[37]

电台工作。在现代信息传递中，电台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中共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缴获了第一部电台，从此日益重视电台的特殊作用，并努力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事业。曾三回忆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在上海、江西从事无线电事业的艰难经历。[38]张沈川介绍了自己参与创建中共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情况：开始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自制收报机，训练报务员；建立第一个地下无线电台；创办无线电训练班。[43]毛齐华也回忆了中共早期地下电台的一些情况。[44]通讯兵史编审委员会编的《红军无线电通讯的创建、发展及其历史作用》详细介绍了红军无线电事业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党中央向共产国际申请代训无线电通信人员、在上海秘密培训无线电通信人员、向各革命根据地派遣电台和通信人员的概况以及无线电通信对红一、二、四方面军作战所起的重大作用。[39]童小鹏回忆了自己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重庆所经历的机要通讯工作情况，认为中共情报人员在周恩来为首的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的轰炸和国民党特务的限制、破坏，维护了党的核心机密，保证了通信联络的畅通，及时的传送了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和各级组织向党中央的报告、请示，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40]姚文奇介绍了李白夫妇建立秘密电台从事斗争的经历。[41]季焕麟回忆了1938——1947年间在白区三次筹建地下无线电台的经过。[42]

保卫工作。中共隐蔽战线的内容除了情报工作之外，保卫工作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王铁群叙述了中央特科1931年成功营救关向应的事迹。关向应被捕，随身携带的重要机密文件被收，陈赓通过内线关系将中共情报人员刘鼎扮成鉴定文件专家，成功保守住秘密，保卫关向应虎口脱险。[45]佟言介绍了中共情报奇才陈泊的事迹：1939年陈泊凭借其机智成功捕获国民党在延安各处潜伏的特务四十多人，1942年破获“汉中特训班”大案，抓获特务六十多人，1943年识破国民党特务刺杀毛泽东的阴谋，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46]齐守成介绍了1948年沈阳解放之后，中共情报人员成功破获国民党隐藏在沈阳的四个潜伏台、两个预备台、一个独立台的所谓“一元二套三层制”的潜伏计划。[47]建波、斯科记述了一位老特工的自述：上海解放之初，他抓获大量国民党军统特务，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刺杀陈毅、荣毅仁等华东局和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的“萤火虫计划”，使上海市党政各界领导的生命安全得到保证；成功保卫傅作义前往包头动员董其武率部起义，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刺杀傅作义的阴谋；粉碎国民党刺杀叶剑英的阴谋，保卫了新兴的政权；查清了刺杀毛泽东的案件，抓获了凶手。[48]凌辉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中共公安干警依靠广大群众，经过艰险的排查，迅速将潜伏北平的国民党最大特务组织——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一网打尽的史实。[49]苗生介绍了福州解放之初，中共情报人员成功摧毁国民党残留在福州的秘密电台，粉碎了国民党特务里应外合的阴谋。[50]

四、地下工作回忆及地下党组织状况研究

姚依林回忆了抗战前后天津地下党的组织、活动情况和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及情报工作的情况。[51]徐才回忆了自己从事情报工作的轨迹和在北平地下党工作的经历。[52]熊健回忆自己利用熊斌之子的身份在北平国民党上层中有效的开展工作的经历。[53]郎冠英回忆了自己在国民党电信部门斗争的经历尤其是组织北平3000名电信员工进行“饿工”斗争的情况。[54]杨力平回忆了1941——1949年间，自己与战友在桂林、昆明、上海等地设立秘密电台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中共情报工作支持的情况。[55]魏宏运回忆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以及成为冀热察城工部平津工委会成员，从事争取进步青年、宣传解放区、收集情报的地下工作经历。[56]

廖志高回忆了抗战时期四川地下党的重建和川东党组织发展、巩固的情况。[57]孔原回忆了自己在南方局工作三年的经历，尤其是周恩来等领导强调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59]高文华回忆了南方局成立前后湖南地下党的工作，主要有：积极稳妥的发展党，全面培训党员；广泛宣传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加强湘宁中心县委的领导力量，配齐各级组织领导班子；全面组织隐蔽撤退，积蓄革命力量；深入基层团结群众，继续扩大党的影响，并记述了自己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60]李越回忆了北平地下党领导新闻出版工作的经历。[61]曹诚回忆了抗战时期在牺盟会当特派员的斗争经历。[62]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组织组编的《中共南方局组织系统概况》介绍了南方局所属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四川地下党、贵州地下党、云南地下党、鄂西地区地下党、广西地下党的组织情况。[58]

熊志华回忆了从事秘密交通的经历：负责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在西安联络处负责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交通联系和来往文件的转送工作；在香港负责往根据地运送物资；在上海开展与天津、河南等地的秘密交通。[63]王亚文回忆了自己参与的策反李明灏、钟勉、张权、林遵等国民党军队将领的经历。[64]李沛回忆了解放前党的地下交通工作。[65]

史唐回忆了中共早期地下印刷所的情况。[66]此外，贵州、湘鄂赣边区的地下党斗争，均有有关人员的回忆。[67]

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是党史研究的主要功能，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状况的研究对今天党的建设亦有重要借鉴意义。在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有：王奇生研究了1927—1932年的广东地下党，认为这一时期广东地下党组织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入党、离异均甚随便;基层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参加革命的农民多数是盲目的。一大批农民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的，另一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失业者、流氓无产者，或是出于生存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并不构成必然关联，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拥护阶级斗争或革命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农民的宗族地缘观念浓于阶级和革命意识,地方主义和宗族性渗透于基层党组织中，党在力图改造农民的同时,农民也在改造和利用当地党的地方组织。[68]1927—1933东北地区地下党的组织情况，认为这一时期党员数量起伏比较大; 社会构成前期以工人为主, 后期以农民为主; 党员对党的认识不深刻, 政治水平不高; 党的机关不健全, 组织比较松弛; 党的经费极其紧张, 信息沟通不畅。他认为这种情况既是东北地下党主观造成的，更是白色恐怖的困难形势造成的。[69]黄坤胜详细考证了厦门地区建立党团组织的时间和名称及“中共厦门总干事会”所属党组织问题。[70]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的《抗战期间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展概况》详细介绍了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领导机构的建立、演变及其下属北平城委、天津城委、唐山城委三个城市工作委员会和铁路线党组织的发展概况，论述了它在白区工作中的历史贡献。[71]田中仁的《从“一二九”到“八一三”时期的上海地下党》阐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寻找、探索民族革命方向的努力，并以救国会为核心，以推动“抗日救亡”这一政治主题的形成为线索，追溯和分析了上海地下党与救国会的关系以及上海救国会运动在中国政治上的历史地位。[72]张敏研究了沈阳解放前夕铁西区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情况。[73] 李月军研究了

五、情报战线重要人物研究

在人物研究方面成果最显著的是对周恩来领导隐蔽战线作用的研究，罗青长回忆了周恩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党的情报工作的指导，认为周恩来是中共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毕生为情报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74]对中共隐蔽战线的作用及影响：主要有对党的绝对忠诚；为革命勇于献身；既有革命胆略又有务实精神；关心干部、赤诚待人、严于律己；忍辱负重，甘当无名英雄。[76]璞玉霍研究了周恩来在党的白区斗争中的历史地位，认为周恩来是党在白区隐蔽战线的统帅，是情报工作的奠基人和指挥员、是电讯机要工作的创建者、是国民党军队秘密策反工作的直接领导者和指挥者。[77]薛珏研究了周恩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根据不同时代条件与时俱进地领导隐蔽战线，使中共情报工作顺利展开。[75]薛珏还独辟蹊径论述了周恩来精神风范

情报工作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的传奇经历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重视。穆欣介绍了刘鼎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在中央特科的工作经历以及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78]张甦生在东北的情报工作经历。[86]倪良端介绍了钱壮飞的传奇情报工作经历及其在中央苏区斗争的情况。[79]许俊介绍了项与年的事迹，即：早年是印尼华工领袖，回国后担任中央特科主力；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时设立地下情报机构，派人打入国民党特务训练班，历尽艰难，将获取的国民党军绝密军事作战计划送往苏区，确保红军突围长征。[80]汪烈九记述了中共地下党员、陈布雷之女陈琏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从事地下斗争的经历以及含冤屈死的事迹。[81]崔增印介绍了傅作义之女傅冬菊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82]史小力介绍了傅作义的机要秘书阎又文的情报生涯。阎又文早在1938年即入党，接受党的指示长期担任傅作义秘书，收集傅部军事情报，掌握傅作义与蒋介石关系的变动，成功说服傅作义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83]王树人介绍了中共历史上“著名卧底”如赵荣声、谢和赓、汪锦元等16人的斗争事迹。[84]夏为民介绍了潘清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深入敌占区，收集情报的经历。[85]刘延辉介绍了

学者们对中共情报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如熊向晖、沈安娜、张露萍、郭汝瑰等颇为关注。刘明刚等介绍了熊向晖受周恩来秘密派遣打入国民党第一军，获得胡宗南信任，成为其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的经历。熊向晖利用工作之便，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为粉碎国民党进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87]薛钰访问了沈安娜、华明之，由当事人回忆了自己从事情报工作的经过、在周恩来领导下深入国民党中常会长期担任速记员，将大量国民党机密透露给中央，回忆了周恩来关于隐蔽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精神风范对他们情报工作的重要影响。[88]吴江雄等介绍了张露萍在军统电台内部设立党支部，破译了戴笠和胡宗南之间的专用密码，帮助中共抓获潜往延安的特务以及被捕后在息烽集中营斗争及牺牲的情况。[89]梁佐华等介绍了解放战争时担任过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等要职的地下党员郭汝瑰为我军输送机密情报并最终率部起义的传奇经历。[90]

对中共情报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李克农、胡底、鲁自诚、阎宝航、陈养山、董健吾等的研究也十分丰富。[91]

六、地下经济战线研究

在中共隐蔽战线的斗争中，经济战线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这关系到党生存的物质基础。中共地下党克服重重困难，在经济领域大显身手，为党的事业的生存和发展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万立明介绍了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在上海保险业中的活动。上海地下党在特殊时期和特殊环境下利用保险这一特殊行业，积极开展活动，有效的利用了保险公司同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长期保存了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力量，加强了保险业之间的团结，抵抗了日本帝国主义妄想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企图，促进了华资保险业的发展。[92]王元周研究了中共地下党成功经营的企业典范——广大华行。厘清了广大华行成立、转变、兴盛、结束的历史过程。[93]邓粼记述了朱传贤走上情报工作的经过及在天津建立中共地下秘密通道，抗战胜利后主持中共秘密机构广大华行，在华北地区拓展业务，为中共活动提供了大量经费的事迹。[94]伊里记述了杨延修利用广大华行为掩护，结交国民党权贵，为中共运送大量急需物资，从事秘密战线斗争的经历。[95]伊里研究了张平在广大华行到华润公司这段过程中从事经济斗争的经历。[96]方正介绍了广大华行领导人卢绪章在地下经济战线与国民党周旋的事迹。[97]还有学者研究了中共地下党在香港领导杨建平组织“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开展贸易活动，开通香港与解放区之间的贸易运输线、资助《华商报》的经营、成立“裕华贸易公司”的情况。[98]高宏的介绍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香港的财经工作，主要是：建立健全财经工作机构，制定财经工作方针；积极从事工商活动、广泛开展经济统战工作；从财经上支持内地的武装斗争；培训财经干部，建立人民银行和物资局等机构；开展护产斗争及策动国民党在港经济机构起义。[99]

七、特殊的统战工作研究

在中共隐蔽战线中有一条特殊的统战工作战线，中共努力争取具有代表性的军政人物，把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不断的开辟隐蔽斗争的新局面，他们争取了有益于革命工作的进步人士和党派团体。这些进步人士运用各自的社会身份，在不同方面帮助中共展开工作。孙越崎回忆了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特别是潘汉年的领导下经过起义，成功留在大陆的经过。[100]陈日增记述了解放前夕中共情报人员突破国民党阻挠，成功说服海军元老萨镇冰、陈绍宽留下。[101]方亭和孙希磊记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使他们留在大陆没有随国民党逃往台湾，为新中国建设保存了一大批有学识、有专长、有经验的人才。[102]茆贵鸣介绍了抗战时期廖承志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团结关心中国抗战的文化名人和各阶层人士，加强了中共在香港及海外的舆论宣传。[103]徐鸣皋介绍了中共团结开明绅士刘少白的事迹。刘少白是清朝末年的贡生，民国初年的山西省议员，晋西北的绅士，他同情中共，积极掩护地下党员和革命志士，最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主持西北农民银行，在经济、财政方面大力支持了陕甘宁根据地。[104]芦荻研究了中共对李济深等人的统战工作，使李济深放弃了“第三条道路”，全力支持中共武装斗争，真诚与中共合作，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105]杨圣清、谭宗级研究了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争取、团结一大批中间和进步人士的情况。与国民党人士冯玉祥、屈武、于右任等建立了经常性的固定联系，皖南事变后，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在国民党上层开展大量工作；争取四川、云南、广西等地方实力派；同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沈钧儒、梁漱溟等建立密切联系，出席他们组织的各种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说明中共政策，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向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胡子昂、吴蕴初、胡厥文等宣传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鼓励他们为抗战作出贡献，支持他们同四大家族官僚资产阶级斗争；组织和领导各种文化团体，把大批进步的和中间的知识分子吸收到这些组织中。[106]

八、对地下情报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开始重视隐蔽战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但也不可避免地遭受过不少挫折，有沉痛深刻的教训。杨之华撰文对顾顺章一案进行了十分严肃的分析和总结。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特科早期重要的负责人之一，掌握党内大量的秘密，特别是保卫、情报工作的核心机密。顾顺章叛变后，由于情报人员钱壮飞及时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周恩来等及时、紧急的处置，才避免了中共中央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顾顺章虽然身居高位，但他的人品低下，政治水平不高。与他当时担任的领导身份很不相称。当时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熟悉顾顺章情况的杨之华曾说：“顾顺章所担任的工作很重要，然而他平日不看文件，不发表任何政治意见。……虽然他是一个老党员，虽然他过去执行党的决定很勇敢，但他所以勇敢的内容是什么？他没有了解主义和政策，他的一切工作是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上海一般的流氓无产阶级好勇敢而已，但是他们正因为没有革命意识的内容。不能保护自己，不能为整个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到底，甚至做了无产阶级的叛徒，顾顺章是上海流氓无产阶级的典型。”[107]李肖华研究大连地下党组织在1927年7月到1937年8月十年间由于叛徒出卖、左倾错误等原因遭受四次严重破坏的经历，认为地下党的组织工作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实行正确斗争策略、必须严格入党标准，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108]王枫研究了奉天特委1932——1934年间四次遭破坏的原因，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最重要的原因。[109]对于中共地下党史上遭遇重大挫折的“南委事件”和重庆地下党遭破坏的事件学者也多有研究。李家全在广泛收集、研究历史档案，在当事人回忆的基础上研究了南委遭到破坏的经过。[110]陈永红研究了周恩来对“南委事件”的善后指导，认为周恩来的正确领导挽救了中共南方党组织，保存了革命的力量。[111]孙丹年研究了导致重庆地下党暴露的《挺进报》事件的始末和经验教训，认为领导成员的腐化是导致这次事件的重要原因。[112]罗广斌在《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重庆地下党遭受破坏的经过和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英烈们的崇高精神风貌。在这份报告中，以“狱中意见”的方式，对党提出了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主义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惩办叛徒、特务等重要意见。[113]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危害以及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党内坏人的中伤，一批曾在战争年代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建立殊勋的隐蔽战线的同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陷害，一些人被迫害致死，许多党的优秀干部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其中如潘汉年、扬帆冤案，[114]阎宝航冤案，[115]陈琏、袁永熙夫妇冤案，[116]关露冤案，[117]袁殊冤案，[118]对北平和平解放立有大功的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在文革中也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119]等等。

在经验总结方面，朱华、李春峰研究了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认为上海地下党工作取得很大成功积累的主要经验是：党的领导机关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路线、在群众工作中注意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密切结合、有效利用群众组织、发扬共产党员的献身精神和人格力量。得出了今天的基层党组织应该借鉴历史经验，注意关心和维护群众合法利益，善于利用民间组织团结群众，始终保持广大党员先进性的启示。[120]党领导的一切斗争，都以反映群众的政治、经济要求为切入点；始终把领导经济斗争放在党的工作的突出位置，全力帮助群众维持，改善生活与工作条件；共产党员为理想信念努力奋斗，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形象，以及危险时刻挺身而出，不怕牺牲的精神。[122] 孙华研究了云南地下党在抗战时期取得发展的历史经验。他指出，云南地下党将党的指示和云南工作的实际相结合，在统一战线、学运、军运及武装斗争等各个方面较好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121]谢黎萍总结了上海地下党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基本经验：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共隐蔽战线斗争的史实回顾和研究工作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中共在此方面斗争的情况逐步清晰。但是也应该看到，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还严重滞后，一些史实还不清楚，深层次的学术研究还不多，大量的是回忆性、纪实性的作品；完整、系统的总结介绍中共隐蔽战线斗争、能反映这一方面全貌的综合性成果还没有，目前的成果多是片段的、零散的、局部的。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下，有待党史工作者更为积极的努力，创作出一批在数量上特别是质量上能与这一战场丰富多彩、波澜起伏、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相称的作品来。

（此文刊于《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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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薛 珏：《关于中共中央特科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 穆 欣：《在革命风暴中诞生的中央特科》，《党史文汇》2002年第2期。

[③]苏智良：《周恩来与中央特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张蕾蕾：《周恩来与中央特科情报工作》，《北京档案》2003年第11期；罗道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与我党早期的秘密工作》，《长白学刊》2001年第3期。

[④] 郝在今：《中国秘密战中的中央特科》，《廉政瞭望》2005年第10期；王铁群：《话说中央特务科》，《党史文苑》2007年第4期。

[⑤] 何立波：《扑朔迷离的延安隐蔽战线斗争》，《党史纵览》2007年第4期。

[⑥] 杨新跃：《蒋介石身边的红色间谍——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党史纵横》1994年第6期。

[⑦] 杨黄霖：《延安交际处忆往》，《百年潮》2007年第2期。

[⑧] 参见熊本人的著作及杨者圣著：《在胡宗南身边的十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⑨] 段伯宇：《蒋介石总统府的中共地下战线》，《中共党史资料》第47辑，第48－76页。

[⑩] 刘英全：《骇浪中的隐蔽之舟——辽沈战役中的“方涛”地工小组》，《党史纵横》1995年第1期。

[11] 孙绳禄、郭宇：《身在“曹营”心在“汉”——中共沈阳“情报小组”的地下斗争》，《党史纵横》2003年第6期。

[12]王志英：《插向阎锡山心脏的一把利刃——追记打入二战区总部的地下党员樊耕农烈士》，《文史月刊》2005年第6期。

[13] 梁 正：《执行特殊任务的勇士——记赵中枢》，《党史纵横》1999年第9期。

[14] 鲍建中、田子恒：《播火敌营——党在驻锦州滇军中的地下工作》，《党史纵横》1990年第4期。

[15] 宋 黎：《这是一条特殊的战线——我所了解的东北地下党》，《党史纵横》1988年第5、6、7、8、9、10期。

[16] 程堂发：《鲍君甫：镇反中发现的一位特殊人物》，《党史博览》1999年第7期。

[17] 李 勤：《火种，迅速腾焰——国民党“重庆号”军舰起义前后》，《党史纵横》1995年第1期。

[18] 张绍麟：《驶向光明——国民党第一艘军舰起义纪实》，《党史纵横》1996年第1、2期。

[19] 中共无锡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江阴要塞策反经过》，《中共党史资料》第71辑，第93－100页；唐秉煜：《江阴要塞起义真相》，《文史杂志》2004年第2期；王振逸：《掉转炮口——江阴要塞守军起义始末》，《党史纵横》1996年第1期；朱泽：《渡江战役前后党的地下斗争》，《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20] 孙果达：《中央红军长征与情报工作》，《百年潮》2008年第4期。

[21] 王春华：《1945年，国共两党谈判前的秘密情报战》，《党史纵横》2008年第3期。

[22] 刘昌英：《我的台湾地下党经历》，《新远见》2007年第3期。

[23] 何康口述、何达整理：《从大陆战斗到台湾——我所知道的吴石》，《百年潮》2007年第1期。

[24] 建波、斯科：《留取丹心照汗青——记战斗在台湾的中共党员吴石》，《党史纵横》1996年第7期。

[25] 钱晓岚：《战斗在台岛上的红色女特工朱枫》，《党史文苑》，2000年第5期。另见刘晓农：《朱谌之——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杰出女性》，《党史纵览》2001年第1期。

[26] 徐林祥、方劲松：《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日军的情报工作》，《党史纵览》1995年第6期。

[27] 程兆奇：《六十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史林》2005年第5期。

[28] 黄敏、张艳华：《“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记我党隐蔽战线的忠诚战士郑文道》，《文史春秋》2005年第9期；张艳华：《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忠诚战士郑文道》，《党史纵览》2005年第11期。

[29] 云献智：《对日前沿秘密战——记关岛情报站》，《党史纵横》1997年第9期。

[30]庄宝瓒：《敌后闪电——记奉天白塔堡地下反日电台》，《党史纵横》1993年第9期。

[31] 徐林祥：《一个长期做国民党和汪伪的人——记秘密战线上的中共地下党员袁殊》，《党史纵览》1994年第6 期。

[32] 周宗奇：《与魔鬼共舞——记关露打入汪伪76号特工总部》，《沧桑》2001年第2期。

[33] 张丽云：《电波忠魂—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牡丹江站负责人张惠忠》，《党史纵横》2006年第8期。

[34] 余科杰：《隐蔽战线上的阎宝航》，《党史天地》1998年第1期。

[35] 王德利：《沦陷区的惊雷——记张永兴和他领导的地下军事情报站》，《党史纵横》2002年第1期。

[36] 张丽云：《共产国际的远东女谍龙桂洁》，《党史纵横》2007年第12期。

[37] 关 山：《东江纵队与盟军情报合作始末》，《纵横》2003年第11期。

[38] 曾 三：《我党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建》，《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第62－73页。

[39] 通讯兵史编审委员会：《红军无线电通信的创建、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中共党史资料》第30辑，第84－119页。

[40] 童小鹏：《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回忆在国统区的机要通信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第245－271页。

[41] 姚文奇：《李白夫妇与秘密电台》，《党史纵横》1993年第4期。

[42] 季焕麟：《回忆在白区为中共三次筹建地下无线电台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第91－101页。

[43] 张沈川：《我党地下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创建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2页。

[44] 毛齐华：《我党早期地下电台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9页。

[45] 王铁群：《关向应上海蒙难——中央特科的一次行动》，《党史纵横》1994年第3期。

[46] 佟 言：《陈泊：被毛泽东誉为“福尔摩斯”的情报奇才》，《党史博采》2006年第10期。

[47] 齐守成：《棺材里的秘密——摧毁军统保密局沈阳潜伏台纪实》，《党史纵横》1995年第10期。

[48] 建波、斯科：《侦察员的功勋——一位老特工的自述》，《党史纵横》1995年第7期。

[49] 凌 辉：《侦破保密局北平技术纵队特务案！》，《纵横》1996年第1期。

[50] 苗 生：《国民党保密局福州潜伏电台被摧毁始末》，《党史博览》，1999年第11期。

[51] 姚依林：《抗战前后天津地下党组织和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的经过》，《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第85－96页。

[52] 涵 子：《国家体委原副主任徐才回忆从事地下工作的年轻岁月》，《中华儿女》2007年第9期。

[53] 熊 健：《北平三年地下工作纪事——北平解放五十周年纪念》，《红岩春秋》1999年第2期。

[54] 魏宏运：《我的地下工作经历》，《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

[55] 杨力平：《回忆中华职业教育社与我党的地下工作》，《教育与职业》1986年第2期。

[56] 郎冠英：《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东营”战场》，《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

[57] 廖志高：《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地下党的重建和川东党组织发展、巩固的主要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第69－104页。

[58]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南委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概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第105－130页。

[59] 孔 原：《在南方局工作的片段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第46－56页。

[60] 高文华：《回忆南方局成立前后湖南地下党的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12辑，第131－161页；《关于上海地下党工作的几点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36页。

[61]李 越：《记北平地下党领导的部分新闻出版工作》，《新闻与传播研究》1982年第3期。

[62] 曹 诚：《我当牺盟会特派员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47辑，第34－47页。

[63] 熊志华：《秘密交通工作回忆及其他》，《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8页。

[64]王亚文：《向国民党军队进行策反工作的回忆》，《革命史资料》第2辑，第99－116页。

[65] 李沛群：《回忆解放前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党史资料丛刊》1982年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2页。

[66] 史 唐：《忆中共早期地下印刷所》，《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1期。

[67]宁起枷：《毕节地下党活动概况》，《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2期；张生力：《湘鄂赣边区地下党活动散记》，《湘潮》1985年第11、12期。

[68]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69] 李月军：《东北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1927—1933年）生态分析》，《党的文献》2007年第5期。

[70] 黄坤胜：《厦门地区早期党的组织状况研究》,《福建党史月刊》1987年第4期。

[71]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抗战期间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展概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第181－197页。

[72] 田中仁著 张晓峰译：《从“一二九”到“八一三”时期的上海地下党》，《中共党史资料》第45辑，第206－223页。

[73] 张 敏：《黎明前的战斗——沈阳解放前夕铁西区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党史纵横》1998年第7期。

[74] 罗青长：《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72－79页。

[75] 薛 珏：《周恩来与党的隐蔽战线——试谈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对我党情报工作的贡献》，《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

[76] 薛 珏：《周恩来精神风范对中共隐蔽战线的作用及影响》，《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

[77] 璞玉霍：《周恩来在党的白区斗争中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5期。

[78] 穆 欣：《中共“特科”精英刘鼎的传奇经历》，《炎黄春秋》2002年第6期。

[79] 倪良端：《虎穴英豪钱壮飞》，《党史纵览》2003年第5期。

[80] 许 俊：《中共“特科”项与年的传奇生涯》，《党史纵横》2007年第1期。

[81] 汪烈九：《豪门弱女陈琏风雨人生路》，《文史春秋》2001年第5期。

[82] 崔增印：《傅作义和他的女儿冬菊》，《文史月刊》2004年第1期。

[83] 史小力：《1958年才公开的共产党员》，《党史博览》1998年第2期。

[84] 王树人：《共产党人中的著名卧底英雄》，《党史博览》2006年第12期。

[85] 夏为民：《夜暗中的港口红星——潘清平地下工作历闻》，《党史纵横》1996年第6期。

[86] 刘延辉：《风雨人生——记女地下党员张甦生》，《党史纵横》1999年第3期。

[87] 刘明钢：《敌营十二年——记情报英杰熊向晖》，《党史天地》1994年第5期。关于熊向晖的传奇情报经历还可参见徐林祥：《胡宗南身边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熊向晖的秘密工作生涯》，《江淮文史》1996年第6期；张宗高、文卫华：《红色特工熊向晖》，《党史纵览》2000年第6期；常家树：《熊向晖在中共大棋局中的关键时刻》，《党史纵横》2006第6期；冯晓蔚：《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党史纵横》2007年第8期，贾章旺：《红色间谍——熊向晖》，《文史精华》2007年第11期。

[88] 薛 钰：《在周恩来指导下做地下情报工作——访沈安娜、华明之》，《中共党史资料》第65辑，第63－75页。关于沈安娜、华明之做情报工作的传奇经历还可参见沈安娜：《博古批准我入党》，《百年潮》2007年第5期；何 蜀：《纤笔奇兵——蒋介石身边的中共情报员》，《红岩春秋》1998年第4、5期；居正修：《和沈安娜一起速记》，《红岩春秋》1999年第4期；《情报生涯从速记开始——记地工青年沈安娜》，《党史纵横》1999年第5期；李天林、张海：《打入敌人心脏的女共产党员沈安娜》，《中华魂》2004年第7期。

[89] 吴江雄：《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张露萍和她的“七人小组”战斗在军统中枢》，《贵州文史天地》1997年第6期。还可参见金建明：《张露萍：国民党“军统电台案”的“要犯”》，《党史纵览》1999年第6期；虎 林：《潜伏在戴笠身边的“女侦察员”》，《政府法制》2002年第1期。

[90] 梁佐华：《郭汝瑰起义侧记》，《炎黄春秋》1992年第2期；朱竟成：《“红色间谍”郭汝瑰》，《炎黄春秋》2006年第9期。

[91]刘炳峰：《特工之王李克农》，《文史春秋》2004年第2期；穆欣：《胡底：隐蔽战线的英烈》，《党史文汇》2003年第3期；李忠效：《隐蔽战线功臣鲁自诚》，《红岩春秋》2007年第3期；阎明复：《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穆欣：《隐蔽战线的“福将”陈养山》，《党史文汇》2002年第8期；刘肃勇：《从爱国牧师到隐蔽战线上的勇士——记董健吾的传奇人生》，《文史春秋》2005年第8期；韩丽华：《神秘的牧师——传奇地工董健吾》，《党史纵横》2002年第3期。

[92] 万立明：《抗战时期活跃在上海保险业的中共地下党》，《档案春秋》2005年第8期。

[93] 王元周：《广大华行：从小西药行到中共三线地下机构》，《百年潮》2005年第1期。

[94] 邓 粼：《从秘密交通到红色保险经理》，《百年潮》2003年第8期。

[95] 伊 里：《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的杰出战士杨延修》，《百年潮》2003年第5期；《中共第三条秘密战线与广大华行》，《百年潮》2003年第4期。

[96] 伊 里：《从广大华行到华润公司 “红心商人”张平的传奇经历》，《百年潮》2003年第6期。

[97] 方 正：《与钱神和魔鬼打交道的人——记“红色资本家”卢绪章》，《文史春秋》1996年第1期。

[98] 参见游国立：《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154页。

[99] 高宏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财经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54辑，第92－101页。

[100] 孙越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在大陆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69辑，第185－218页；还可参见季树农：《资源委员会移沪迎接解放亲历记》，吴兆和：《解放前夕的资源委员会》，谢佩和：《资源委员会在宁沪迎接解放的回忆》，冼子恩：《资源委员会在广州迎接解放的经过》，上述文章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第1－64页。

[101] 陈日增：《黎明前国共在隐蔽战线上的一场大较量》，《福建党史月刊》2000年第2期。

[102] 方 亭：《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平地下党对高校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北京党史》1996年第2期；孙希磊：《“第二条战线”的一场特殊斗争——记解放战争期间北平地下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北京党史》1996年第2期。

[103] 茆贵鸣：《廖承志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百年潮》2005年第6期。

[104] 徐鸣皋：《毛泽东肯定过的开明绅士刘少白》，《红岩春秋》2006年第5期。

[105] 芦 荻：《李济深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百年潮》2003年第1期。

[106] 杨圣清 谭宗级：《抗战时期党在国统区统战工作的一些情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第211－225页。

[107] 杜 宁(杨之华)：《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参见林齐模：《中共地下斗争史上的惊险一幕》，《世纪桥》2000年第1期。。

[108] 李肖华：《大连地下党组织四次遭受严重破坏及其经验教训》，《大连干部学刊》1999年第3期。

[109] 王 枫：《“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奉天特委被破坏原因浅析》，《党史纵横》1989年第3期。

[110] 李家全：《抗战时期中共南委是怎样遭到破坏的》，《党史研究与教学》1986年第6期。

[111] 陈永红：《周恩来对中共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善后工作的指导》，《广东党史》1998年第2期。

[112] 孙丹年：《〈挺进报〉事件始末和深刻教训》，《福建党史月刊》1997年第5期。

[113] 转引自陈全、徐术《顽强奋起迎接解放》，《红岩春秋》2006年第6期。

[114] 陈修良：《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关于潘汉年、沙文汉同志平反昭雪的感想》，《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罗青长：《潘汉年冤案的历史教训》，《上海党史与党建》1996年第1期；张薇君：《江青与扬帆冤案》，《百年潮》2003年第2期。

[115] 王连捷：《英雄无名阎宝航》，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

[116] 章学新：《陈布雷、陈琏父女分道扬镳》，《炎黄春秋》1996年第1期；参见王泰栋编著：《陈布雷大传》，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420页。

[117] 舒 平：《关露：在坎坷和误解中走完一生》，《纵横》1996年第11期；赵森：《关露：一个不该被遗忘的革命女作家》，《党史文汇》1999年第8期。

[118] 岳 桦：《红色情报员袁殊》，《民国春秋》2000年第5期。

[119] 崔增印：《我所知道的傅冬菊》，《纵横》2007年第5期。

[120] 朱华、李春峰：《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121] 孙 华：《灵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云南地下党在抗战时期取得发展的历史经验》，《创造》2001年第7期。

[122] 谢黎萍：《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上海地下党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实践及其启示》，《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11期。

(责任编辑：程世高)

不全是江后的原因吧。改开后自己的制度青黄不接。种种改革扰乱了人事制度，又搞得机关和各单位的保密工作形同虚设

越吹越神。俺只看到英茵和平祖仁的后代愤愤不平。

老兄也该多写点儿真相了。

因为王莹，想起上官云珠。

一个劲的说文革中受到迫害，不想想这个漂亮的小女能人是如何一路睡上去的。自杀的原因，是她和姚克的女儿把众所周知但是被TG给压下来的事情翻到大庭广众之下而已。

在那个纯洁的时代，TG真的是很给这些人面子。

上官云珠的前半生，很容易在现在的女明星身上看到。

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让她去做这件事情不合适，这件事情太大了。

作好事和得好报,实际是没必然联系的,

严格的来说,是相反的,求仁得仁,求义得义,

求仁义而不求权钱,结果无权钱以报,不正常么?

现在的问题是,

张爱玲主义,高利贷道德,

论张爱玲主义,你给我钻石了么?就算你给我钻石,你能给天下人钻石么?

论高利贷道德,你给我高息了么?你只会抽,抽天下人的高息,

说什么仁义道德,有用么?

你去大街上问问,谁知道关露是谁?

为什么她是英雄,

不管知不知道她是谁,如果日本人不早日打败,大部分人都要受苦,不管他们知不知道关露是谁,关露都是英雄.

张爱玲就是个文人,

而那些拿这些旧事当事说的人,

猪狗不如,

我看到的跳脚说文化的,背几道古诗还行,作诗基本是扯淡,

说文化一跳三尺高,叫他作,八十三万个伟哥都不顶用.

天天说文化多重要的人,有一个算一个,

十有八九,除了撒泼,

什么都不会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