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80年代初我们理解的存在主义及其在校园的影响 -- wqnsihs

比理解翻译过来的中文要容易一些。

，也就是说以身证道的不成功；反过来，理论也一定是不成功的，因为对于人生来说，天人合一是根本的，有无相生，单纯割裂环境而抽象出人的存在，不过是作为一方面的投影或简单的断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觉得存在主义不让人满意。

也许，如果把存在主义看做形式和解释的结合的话，那它的形式并不美，解释也可以换做其他一套。作为反抗某种事物提出的假设，很难能让自然背书。

对存在主义没有多少的了解，只是直觉上不太喜欢。抛砖引玉，呵呵。

比较诡异的是，在西方存在主义向资本主义（应该说是工业主义并非法国本土式的拉丁有闲传统）开战，萨特成了五月风暴的强力声援者。到了中国，存在主义倒迈向个人主义去了。世界真是讽刺无比。

还不能下结论。5年后基本可定论。现实主义者是否能继续现实下去，对个人而言，基本没悬念。

我非常同情现在的大学生，一上学就要负债，毕业后还要失业，四年大学生活都是在经济压力和前途茫茫中度过的，哪里有时间想地球以外的事情。但是77、78、79级的学生有条件想。

以我自己为例。上学不需要一切费用，什么学费，杂费，书本费，住宿费，没听说过。

每月国家发18.5元助学金（当时学徒工每月工资18元），学校发4元生活补助。我家只需每月寄10元人民币即可（实际一些家庭困难的同学，家里就根本不寄钱）。

支出情况是：每月口粮38斤，换成30斤米票和8斤面票大约需5元人民币，每月再买15元菜票（家庭困难同学有只买10元的），每天早上一个二两馒头，二两稀饭，一分钱咸菜，偶尔买个煮鸡蛋8分或1毛（具体有点忘了）；中午五两米饭，一个菜梗肉片2毛钱（或者菜梗耳皮1毛5）；晚上5两或四两米饭，菜梗耳皮或5分钱的炒青菜（不是不想买肉菜，是太少，去晚了就没了）。家里寄来的钱除买点牙膏香皂之类，就是买晚上做作业吃的面包（数学系作业负担极重，很少有12点前睡觉的），偶尔也买点课外书，例如小说。

当然这个生活水平显然不高，仅够温饱，我身高1.75米，在学校体重从未超过120斤。而且运动量还极大：夏天练习游泳，冬天踢足球，春秋基本什么体育项目都玩。

到82年价格闯关开始，这些价格才大幅上涨（肉菜涨幅100%），我家里就必须每月寄40元人民币才能维持生活了。

读书时不用考虑找工作，因为科大的出路就是科学院，其他地方我们还不去。不过必须客观的说一句，那时的学生质量的确好，象我这样水平的，在班上也就是个中等偏下。与现在科大数学系学生质量比，嘿嘿，我就是上等了。

所以除了学习，学生没其他压力。

那么学生的业余生活如何打发？例如节假日，寒暑假之类。

我观察有几类，一是学习经济学，那时看萨缪尔森是时髦，一帮人都在看；二是看企业管理，例如泰勒，法约尔，德鲁克等等；三是研究历史，重点是苏联历史；四是一些稀奇爱好，例如某君喜欢研究希特勒，用白帆布做一件西装，每天西装革履，夹一本英文版的《我的奋斗》，梳一个希特勒头，在校园招摇过市；又例如某君研究《第三帝国兴亡》，寝室中挂满各种自制的作战地图，只要有人敢跟他讨论，不怕你不懂，一定会叫你懂。

我的爱好是看小说，尤其是苏联小说和俄罗斯小说，基本校图书馆库存的这类小说都看过。另外就是喜欢去安徽省博物馆看展览（当时凭学生证可以免费参观），例如当年的全国青年油画展，一进门就是罗中立巨大无比的《父亲》，十分令人震撼；美国摄影展也十分震撼。此外就是当年的党委书记（安徽省委书记）杨海波去德国访问，带回来一批古典音乐磁带和一台很好的录音机，当年782有个家伙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考来的，他每周六晚上都会在四牌楼的一个教室（一般是一系的教室），举办音乐欣赏，并讲解，每月一个主题。所以我在科大听过很多古典音乐原版磁带。

当时大家，也包括我在内，最为困惑的就是随着胡耀邦的不断改革，我们思想就越来越混乱，慢慢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当年科大很多系都有国防任务），开始不断问为什么要学习？人活着为什么？越来越痛苦（现在的年轻人是难以想象那种自己曾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崩溃后的迷惘，痛苦和精神虚脱的），有的人开始自暴自弃，不上课，打桥牌，睡懒觉，不做作业，以至于理论力学老师每节课必须点名，三次不到直接就取消考试资格。

科大学生思想的混乱是从全国思想大解放开始的。（真的是没把敌人搞乱，先把自己搞乱了）

这也就是方励之，温元凯等人的宣传开始取得实际效果的时候，也是大家如饥似渴寻找精神资源的时候，这时，最早介绍存在主义的东西来了：一本专门翻译外国小说的杂志《译林》介绍了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并连续发表了萨特的若干作品。深得人心。

所以我理解教科书上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也是这种感觉：总算找到给力的东西了。

不知还有谁发现了

那有名的看得差不多了

神马愤怒的葡萄，神马《白鲸》　什么《苔丝》

现在忘光了。

　　那时候　学校专门开俄罗斯文学欣赏

我一听　神马托尔斯泰什么的就反感。

研究生　专门找过　ｅ文的欧美原版小说看

感觉就是　实在是很多单词稀奇古怪的。

现在想想　我们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找工作的问题（９９年后才扩招的）

班里面重修１０门的学生都去大学教书了。

现在　去大学教书都要海龟博士

回想起来　，真是不可思议。

忙总能不能谈谈对这一代人的看法，未来10年究竟是社会更开放还是更保守？

当时的中国人见了却又觉得自己捡到洋落。

佛教是要我们实际体验的，从而引申出N个佛教修行法门，其中一个法门叫观音法门，这是不悔所知道和实际修行过的，其理论依据非常简单：

时间是否存在？我们是活在时间里，还是活在瞬间里？我们全部人生到底是什么？它在哪里？

这些问题就直接指向了“现在”，即：我的过去已经过去，我的未来还没有来，真正拥有的只有“现在”这一片刻，这一片刻非常非常小，小到你在点鼠标的这一刻，小到你在看这帖子的每一字的每一个瞬间，全部人生只有“现在”这一真实的存在，如果这一片刻我们“不在”，它就永远过去了，我们所有的遗憾、所有的痛苦和失落，都是因为我们“不在”，我们没有集中所有的力量去体验“现在”，没有和这个世界保持同步。

观音法门就是一个“回到当下”的修行法门，它从听声音去验证，比方说，一首完整的乐曲是有整体架构和旋律的，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时听到所有的音符和旋律，在每一个片刻中只能听到一个音，就不悔的个人体验，一开始是听到一段旋律，很好听，但修行要求是保持在“现在”，并不是超前、回味、或者沉浸在音乐带来的感情和想象中，慢慢地，我就从一段旋律窄化到了一小段，例如“1234567”到了“123”，但这还不够，要继续集中，用全部力量集中，逐渐地，我就能和每一个“1”同步，但是这个“1”也有开始和结束，虽然时间间隔已经非常非常小，但仍然要极力保持同步，保持在当下，就这样做下去，忽然，在某一瞬间，音乐还在继续，但“我”却成了一个“在”，不用再努力保持同步，我就是同步，我和这个世界的频率已回归一致，在那一瞬间，整个人沉静了下来，世界仿佛是透明的，不需要语言，不需要多余的东西，存在本身就足够了，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坐看云起”，什么叫“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可惜做人不能翘尾巴，不悔一高兴，就完全忘记了要保持同步这回事，那个感觉瞬间没有了，我再要追，追不上了。

以上是不悔的真实体验，大家都可以试试。

几点经验：房间最好保持黑暗，建议听纯音乐，古典音乐是首选。没人打搅容易进入状态。而实际上听什么声音并不重要，你“保持在当下”的努力才是重要的，不悔曾经到空无一人的公园里听风吹树叶的声音，没关系。

程不悔

庚寅十一月二十四

我是八十后，上大学时候周围基本没人看什么哲学，更不用说在一起讨论哲学了。哲学方面的都是后来工作后，自己闲暇之余看了才了解的一些皮毛。

我的看法：没有经历过现实考验的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其他什么。

作为80后校友，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方励之。我当时无法理解前辈们的思想境界，在博客中记录下了真实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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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讲话被安排在晚餐后，是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我对那个年代的了解仅限于网络上的只言片语，各方看起来都有一定道理，我又没有足够的兴趣去探究，于是就有了晚餐时我与一位89级师兄如下的对话：

我：方校长到底对你们有什么具体影响啊？

师兄：你真的不知道吗？方校长在当时有“新中国民主之父”之称啊！

我：（倒吸一口冷气）……不，不知道…… 那他的民主思想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师兄：嗬嗬……这个，方校长的确有一点圣人的感觉

我：？？

师兄：他当时在全国各大高校的讲话都是轰动性的……其实当时整个中国正在朝一个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气氛很好

我：可是我听说当时情况很乱很危急，有境外势力煽动学生们……（MS我把86和89混淆了）

师兄：（冷笑+无奈地笑）中国的事情很多是不能说的，否则就黑白颠倒了……

我：……

夜晚的节目开始之前，一位77级校友号召大家谈谈自己关于科大的回忆或感想，于是上面这段谈话光荣地被那位89级师兄用来做引子，说科大最宝贵的民主自由的传统已经濒临失传，如果忽略那段历史校庆场面再大都是不完整的，而让方校长能够回科大看看是每个走过80年代的校友的心愿。他的发言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于是接下来那些看似刻板乏味的中年人纷纷用现在年轻人中都少见的激情来表达对那个民主自由的科大的怀念……看得出来，每个人的激动都是发自内心的，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时空……只是坐在他们中间的我，好像在看另一个学校的校友聚会一样，心想若要发言我能说什么？在科大最深的体会就是出国的方便自由？不过，我们在座的少数几个98/99/00/04级校友并没有被要求发言，大概是因为没有精神上的认同感吧，我想。

接下来重头戏开始了。方校长看起来跟我在科大的导师李老师没什么区别，口音口气开玩笑的方式都挺像的，就是胖点哈。他主要从学术角度回顾了科大七八十年代的“野史”，具体内容的一部分在MITBBS科大版上有人以方校长回忆录的形式发过，标题叫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纪。听完后我的感觉就是，科大创办初期那些海归派大牛太猛了，在学术上与国际接轨的速度太快，使得当时学校的风气和制度不可避免地超过了中国整体上特别是政治上开放的程度；再加上天高皇帝远，星星野火呈现燎原之像，于是终究被扑灭了。其实现在来看，当时方校长头上的很多“罪证”都挺好笑的，比如他在离开科大之前的那个圣诞节晚上跟外国专家在学校食堂开party，唱贝多芬的“和谐欢乐颂”；讲到这里，方校长说，“怎么就不早点和谐呢”，大家哈哈大笑。然后是他的最后一张slide，就在那个圣诞节晚上，食堂外面的布告栏里贴着学生们上街争取来的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科大人大代表名单，白纸黑字，都是当时学校里广受尊敬的教授们的名字。这个画面让我一下子被感动了，面前这个谈笑风生的老爷子对科大那份真挚的爱和不舍在这一刻变得so touching，就像好电影里最令人回味的那一幕。我甚至怀疑这个老爷子是不是连剧本都写好了哈哈~

圣诞快乐，方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