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泰西英雄传 -- 丁男

我就是肥城的，小学的时候每年都要组织去泰西抗日英雄纪念碑扫墓，日本鬼子那时候似乎在安庄有很大的一个据点，还有水牢在那里。

1937年11月初的一天，正逢陆房镇大集，大约10点多钟，忽然一阵锣鼓、喇叭声从集场的南头传来。孙业旺当时正在集场上向几个青年作宣传，听到声音急忙循声赶去，只见一个大场院已经聚集了好几百人，里三层外三层围成一个大圆圈。小孙费了不少劲挤进去看热闹，只见一个老头领着七八个人，还有两个姑娘，正在用力敲锣打鼓热场子。

那个老者走到场子中央两手抱拳。向大伙鞠了一个罗圈躬，满面带笑大声说道: “各位老少爷们，兄弟是外乡粗人，初来贵乡宝地，不知礼数规矩，未拜码头，请各位多多包涵。我们弟兄为生活所迫混碗饭吃，技艺粗浅，有疏漏之处，请多指教。有钱的爷们帮个钱场，没钱的兄弟帮个人场。弟兄们来套拳法、耍阵刀枪，请老少爷们莫见笑。”说完又拱了一个罗圈揖退下。接着上来一个年轻人亮相，练了几套拳脚，倒也干净利落。接着上场一个青年玩了一趟刀法。再接着是一男一女表演单刀对花枪，功夫纯熟，着实不错，赢得了人们拍手叫好。武艺表演过后，老者领着一位姑娘进场对大伙说: “刚才几个小的献丑，现在要他们歇歇喘口气，由这个小女儿给各位老少爷们唱一首小曲吧! ”说完之后，小姑娘对大伙行了礼便唱起了“凤阳花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还没唱完这一曲，小姑娘突然双目紧闭扑倒在地，全场观众为之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些妇女、小孩高声尖叫。这时掌班老汉手执皮鞭，怒目圆睁，大声吆喝，踢那姑娘快快爬起来，别丢人现眼。小姑娘躺在地上，两眼含着泪说: “两天没吃饭了，饿得头昏眼花，实在站不起来。”老汉见小姑娘不起来，举起皮鞭要抽打，这时，突然从场外跑出一个男青年，一身学生制服，快步赶到老汉身边，一手抓住举起的鞭子，一手指着老汉喝令: “放下你的鞭子! ”将鞭子夺过来扔在地下，并举起拳头要打老汉; 姑娘见状，连忙起身向男青年行礼，求他放手，不要责怪老人家。男青年问道: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流落到这种地步? ”姑娘眼含泪花，唱了一曲: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了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当姑娘唱着这悲戚动人的歌曲时，全场鸦雀无声。唱到中间，那七八个同来卖艺的男女青年都齐声合唱，唱到最后是声泪俱下，更增加了悲愤哀怨的气氛; 观众们也都唏嘘不止，有些妇女更是随之泪下。那个穿学生制服的男青年，跳到一个轧场的石头碌碡上，大声讲了起来。他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3省讲起，在日本的卵翼下成立了伪“满洲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做了日本的傀儡，东北3000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强盗的奴隶，过着任人宰割、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日本鬼子得寸进尺，要灭亡全中国，又疯狂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已经占领了北平、上海、天津，现在已经打到了黄河北岸，炮击济南，轰炸泰安，中国已经到了国破家亡的危险关头。日本鬼子要使中国亡国灭种，所到之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鬼子兵是一群畜牲，不分男女老幼，不分穷富，人人遭殃。最后他大声疾呼: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组织抗日救国会，全民武装起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他的讲演，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场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和掌声。

这时，掌班的老汉说道: “我们不是卖艺的，我们是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战地服务团，是宣传组织民众抗日救国的。”随即脱去外边衣服，取下粘在脸上的胡子，露出了佩戴符号的灰军装。那两个姑娘也换上军衣、戴上军帽。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围观群众都轰动起来，小媳妇、大姑娘更是围着那两个穿军装的姑娘问长问短--有的摸摸她们的军装，感到新奇; 有的往她俩口袋里装鸡蛋、红枣、花生--亲热得不得了。

孙业旺也凑上去与他们交谈起来，他们问小孙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家在哪里，现在干什么? 因为志同道合，大家谈得很热乎。中午，他们又在东西陆房村内张贴标语，进行宣传。直到第二天才离开，小孙依依下舍地送着他们走向演马庄的大路。

从战地服务团身上，“民先”的年青人们学到了宣传工作的方法和演讲内容。于是，王从德召集队员商量，决定也利用赶集的日子开大会宣传。但“民先”没有那么多人，演不了《放下你的鞭子》那样的节目……怎么宣传呢? 最后，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利用赶集的日子，请镇公所的乡丁鸣锣吆喝，通知开大会，把人召集起来由我们讲话。我们几个人谁来讲呢? 孙业旺高小时全县讲演比赛得过第一名，嗓子好，口齿也清楚，又在省城济南读过书，见过世面。还不是本地人，便推选小孙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来讲。

第一次开大会，是个逢大集的日子。10点多钟，“民先”队员们敲起锣鼓，由镇公所的乡丁招呼赶集的人们到西陆房村十字街口关帝庙前开大会。到会的男女老幼也有好几百人。孙业旺穿着长袍大褂，戴着礼帽，站在庙门台阶高处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抗日宣传。小孙先向老乡们鞠了一躬，说明自己是抗日救国会派来的，然后开始演讲，把从报纸上看到的材料和前几天听战地服务团讲的内容，不慌不忙地讲起来。讲了一个多小时，效果不错，散场以后老乡们纷纷议论。众人围着小孙提了一些问题，有的说: “打日本是政府的事，老百姓怎么打呢? ”也有的说: “日本鬼子有飞机、大炮，老百姓两手空空怎么打呀! ”还有的说: “老常的军队都打不过鬼子兵，老百姓上阵还不是白送死吗? ”更有的说: “你讲得挺好，你怎么不打鬼子去，咱们山沟里的老百姓是谁来给谁纳粮，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常凯申，总不能把良民百姓赶尽杀绝。”七嘴八舌嚷成一片，小孙耐着性子一一解答。以后，“民先”又开过两次大会，因为小孙讲的还是那一套，人们就不愿意再听了，连爱看热闹的小孩一看又是孙业旺讲话，也一哄而散。“民先”几个人一商量，说这样不行，得变变法子，要有点新内容。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汉奸、卖国贼到处散布“抗日必败、中国必亡”的谬论。一些“亲日派”还添枝加叶，越吹越玄。一些“恐日派”也说什么“日本人武器精良，上有飞机，下有坦克车，中国兵和日本兵一交战就败，死的死，伤的伤，兵败如山倒，谁也救不了。”还有的则大肆宣传“宿命论”、“报应论”，把五胡乱华、蒙元灭赵宋、满清灭朱明的历史事件搬出来胡说一通。面对着这些奇谈怪论，队员们个个怒火中烧，可又一时说服不了人，只有干着急。

正在大家发愁时，偶然得到一张从聊城带来的传单，上边印着八路军首战平型关、歼灭日本侵略军3000余名空前大捷的号外。这是“卢沟桥事变”以来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长了中国军民的志气。“民先”队员们看到这张传单如获至宝，喜出望外，立即刻钢板油印出来，在周围10多个村子广为散发，并且书写标语张贴，逢集场人众多时开大会宣传，以平型关大捷的事实，来打破“亡国论”、“宿命论”和其他种种奇谈怪论。经过这一番宣传，大大振奋了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的抗日救国热情。

西陆房村有两个从东北回来的老乡，是下关东卖苦力的，在东北10多年。“九一八”事变前，日子还能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残酷压榨东北同胞，逼迫他们一天10多个小时拼命地干活，吃不饱穿不暧，有病又不给看，人还没断气就丢到乱葬岗子，死了都没人埋。动不动就大搜捕，说你是抗日反满分子，严刑拷打，动辄枪毙、砍头，甚至喂狼狗。这种暗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真是人间地狱。他们几乎把命搭上，好不容易死里逃生拣了一条活命回来，只落得浑身伤痛。队员们听他俩讲得挺实在，便动员俩位象拉家常一样讲讲自己的经历，让大家知道亡国奴的惨痛生活。这真人真事实打实地宣讲，效果挺好。

鲁西地区有一种风俗，就是男人们吃饭除了刮大风、下大雨、下大雪之外，都在外边:　夏天在树荫底下，冬天在有太阳又背风的墙根，无论老少大都是一碗稀汤两个窝窝头、一块咸菜或一棵大葱，或者是一碗红薯、一碗米汤。家境好的是煎饼卷大葱，或者一碗面条。一边吃饭一边啦呱，一群一伙你一言我一语，无拘无束地自由谈论。冬天地里没农活，人们在墙根下晒太阳，“民先”就利用这些场合来进行宣传。

对于社会上的头面人物，由王从德以抗日救国会秘书的身份去拜访，向他们宣传并邀请支持抗日救国活动。

孙业旺教过一段小学，知道小学生好奇心大，记忆力好，便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宣传。小孙还编了一首小调教给孩子们唱: “黄河水，黄又黄，日本小鬼太猖狂，占了我们东三省，现在又把山东抢。杀人放火真凶残，奸淫掳掠又抢粮。十冬腊月喝凉水，一点一滴记心上。中国同胞齐奋起，拿起刀枪打东洋，男女老少齐上阵，打败鬼子保家乡。”小孩们学得快，经过他们不断地哼唱，很快在附近地区传开了。

落后就要挨打, 要牢记历史呀!

送6花，得钱32

1937年10月中旬，“民先”第一次在林里活动，学习斗争纲领时，就议论过组织抗日游击队的任务。那时，大家是一群未出茅庐的青年学生，虽有的是满腔热情，却头脑简单、十分天真幼稚，根本不知道怎么组织武装。武装组织要有武器、要管吃、管住、养兵、教兵以及管兵等等，这些难题怎样解决，连想也没想过。在这些个年青人印象中，只是和演戏一样: 大将一出场，小兵分列两厢，军令一出、地动山摇，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可是，现在要在一场真正的民族解放的战场上。带领一支队伍，真刀实枪地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大家就束手无策了。

当时，在肥城三区有国民党区政府掌握的区保安队50多号人，50多条枪。士兵都是由各乡镇按土地多少分摊出人，出枪。区长刘方礼兼任队长，他把这支武装看作命根子，控制的很严。“民先”曾想利用乔绶卿担任过三区区长的老关系，从区保安队拉出一部分人、枪成立游击队，但没有成功。乔绶卿与刘方礼矛盾很深，后者担心乔绶卿伸手进来瓦解保安队，所以警惕性很高，千方百计杜绝前者的活动。“民先”又想直接打进去做工作，也没有实现。日寇占领肥城后，刘方礼把这支队伍拉到山区，依然不和“民先”合作，1938年编入国民党肥城县长田家滨的保安团。

同时，陆房镇也有一支20多人的自卫队，性质为防匪自卫、保家护院，是镇上自己供养的武装。队长安振田是个老兵油子，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在韩复榘的队伍里当过班、排长，1935年请病回乡再未归队，转而当上这个镇的自卫队长。此人长了一脸麻子，外号“四麻子”。他闯荡江湖、见过“世面”，吃喝嫖赌抽鸦片，偷鸡摸狗、坑蒙拐骗鬼点子不少，是个油头滑脑、见钱眼开、吹牛撒谎、没有实话的人。因为“洪帮”的关系认识了孙传龄，对孙业旺也是满口称赞。小孙曾对其做过工作，宣传抗日救国，希望他能为国家为民族做出贡献，并表示自己想参加他领导的自卫队。安振田老奸巨滑，口头上慷慨激昂，拍胸脯发誓言要打日本保家乡，对得起祖宗和乡亲父老兄弟，可对于孙业旺要求参加他的自卫队却一口回绝，理由就是小孙不是陆房镇的人，他不好办。以后“民先”商量让王诗雅、王承勋、孙传生他们3个人参加，这一下安振田没话说了，而且他也不敢得罪这些有势力的大户，只好收留他们。以后安振田的这一部分人和四区固留镇王鸿乾的一部分人，联合改编为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三大队，安振田任大队长、王鸿乾(共产党员)任政治指导员，王诗雅、王承勋担任中队政治员。

1937年11月之后，肥城县出现了许多支大大小小的游击队: 有的是共产党员或爱国志士组织起来真正抗日的，也有打着“抗日”的旗号，称王称霸，浑水摸鱼的。可谓“司令多如牛毛”，什么人都可自封为官，光杆司令有的是。三区的游击队共有6股，主要的下述4股，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

乔绶卿部: 活动在望鲁山后东西界首一带。乔绶卿曾任过三区区长，他接受了共产党员远静沧、崔子明的教育，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推选为三区抗日救国会长，积极组织抗日武装。他在当地有声望，有社会地位，社会关系广，到1937年底组织起20多人的队伍，后参加抗敌自卫团，改编为第二大队，任自卫团参谋主任。

葛阳斋部: 1937年11月，葛阳斋和牛家庄小学校长孙荷斋、教员孙诗轩、葛家台小学教员孙诗贵组织起20多人的游击队，活动在五虎门、牛家庄一带。后来这支游击队编为自卫团第二大队，葛阳斋任自卫团副主席。

陈惠民部: 陈惠民在下庄镇开了间染坊，交游甚广，讲究义气，性格豪爽，“七七”事变后，在远静沧、崔子明的教育帮助下，组织起20多人的队伍，名为“抗日义勇军”，有10多支枪。1938年1月，他带着这支队伍投奔自卫团，改编为第二大队，被委任大队长，孙诗轩任政治指导员。陈惠民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对敌斗争坚决。

李汝兰部: 李汝兰外号“一撮毛”(因腮帮上有块黑痣长着一撮毛)，曾拉过“杆子”(即当土匪)，性情暴烈，武功好，双手能使驳壳枪，且枪法很准。对豪绅地主、国民党官府极为仇恨。也是因为“洪帮”的关系，对孙传龄很敬佩，也很尊重。孙业旺遂在堂叔孙传曾、表兄王从德的带领下参加了李汝兰的游击队，这支队伍有30多人，孙传曾当过兵，打过仗，胆子又大，李汝兰让他当了班长; 王从德是小学教员，就留在队部当师爷(文书); 至于孙业旺，因年纪小，没有编到班里当兵，而是留在队部帮表兄抄抄写写。

还是在1935年冬天，韩复榘手枪旅的一个营到肥城“剿匪”，营部带一个连驻扎在肥城城关。该部有一个中尉排长叫霍寿峰，二十五六岁，性格开朗，有正义感，很重义气，系青岛人。原是个初中学生，因为家庭变故无力继续读书，便托关系求人情参加了手枪旅，开始当上士文书，后来参加军官训练团，毕业后分配当了排长。他不满社会的黑暗、旧军队的腐败，同情劳动人民的悲惨遭偶，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更是甚为愤慨，亦对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极为不满。他也参加了“洪帮”(即家礼教、三番子)，了解到孙传龄的情况，对其奉之为长辈，致以弟子礼，时常到孙家叙谈。还有一个司务长周继平，是河南西平人，当了10多年兵才是个准尉，年约三十岁，人很老实，不善言谈，为人正派厚道。由霍寿峰介绍，俩人来孙家拜见孙传龄。霍寿峰还提出他俩和孙业旺3人结拜把兄弟，只是小孙年龄尚幼，没有磕头换贴。1936年，孙业旺到济南育英中学读书，有时他们来学校看望，请小孙到他们家玩或带其下馆子、看大戏，往来密切。

洪帮在旧中国是一个秘密帮会组织，具有浓厚的封建神秘色彩，蔓延于东北、华北、西北和黄河、淮河流域，渗透力极为强盛，上至达宫贵人，下至三教九流、各行各业，几乎无处不在。洪帮有着严格的帮规，凡入帮者必须忠贞不二、孝敬师长，为朋友两肋插刀。帮内按等级排辈，高一辈者不论认识与否均为师伯、师叔，更高一辈则为师祖，只要是同帮认准无误，虽素不相识，也要管吃管住，临走还要给予盘缠(路费)。

孙传龄16岁离开老家来到肥城县城，当挑夫赶毛驴谋生，为立足社会保住饭碗，18岁那年托人引荐入了“洪帮”(俗称“进山门”)。入帮40多年，论资排辈相当高，孙家经常人来客往、熙熙攘攘。后又接替岳丈王兆生，在肥城县政府财粮科当了个田赋征收员。算是“黑白两道”都有些关系。孙传龄不时参加社会上的一些公益活动，和肥城场面上的人物如刘继河、纪三爷、陈师爷等人交往甚密，说明他在城里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抗日战争爆发后，孙家之所以能从肥城城内迁往西陆房村安身，居住4年多没有遇到大的麻烦; 孙家长子孙业泉参加抗日活动于1941年被俘后又被营救出来; 均有借助“洪帮”的势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组织肥城三区抗日救国会(后改为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组织游击队过程中，筹集枪支、粮秣、钱款，调解说合几支游击队避免火并磨擦、自相残杀，孙传龄都做了许多努力。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他参加了财粮科工作; 只是可惜，在1945年夏天就病故了，没能亲眼看到日寇投降、滚出中国，而值得安慰的，过世之前，已经知道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了。

1937年孙家迁居三区西陆房村之后，有一天突然来了两个妇女。她俩是霍寿峰、周继平的太太，拿着给孙传龄的信，每人只提着一个箱子、一个提包，非常狼狈。她们是因为战事紧急，济南呆不下去，逃难到肥城，没找到孙家，打听到搬去西陆房，才雇了辆车赶来。当时时局十分混乱，孙家也是逃难在外，如今又来了两个年轻女人，这可怎么办呢? 夫妻俩商量一下，决然收留下，孙传龄说: “既然有难找上门来，我们再困难也要帮人家一把，谁叫我们是朋友唻，人家信得过才把家人托付给我们，我们不能做对不起人的事。”王秀英对她俩说: “你俩找到我们，就象到了家一样，我们有难同当。有我们吃的就有你俩吃的，先住下来吧，待战事平息后再让你们回去团聚。”

西陆房虽是一个集镇，但终属闭塞的山区，孙家一家八、九口从肥城城里来已经为众人瞩目，如今又从济南来了穿著时髦的军官太太，就更加扎眼，在群众中很快传开，有的人还托词借故来串门走动。看看这两位太太。王秀英怕出事，就劝她俩改换衣服，包上头巾，不要外出上街赶集。她俩还听劝，就这样在孙家住了近1个月，总算没有出事。霍寿峰和周继誓接到她俩的信，知道平安无事，也给孙、王夫妻来信，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是年12月底，韩复榘不战而退，济南失守，军队往南败逃，人心更加慌恐，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日数惊。一天夜间，突然有人来孙家敲门，声音甚急，使一家人从睡梦中惊醒。孙传龄开门一看，原来是霍寿峰和周继平两人，他们面容忧郁、黑瘦、疲惫不堪，没带什么行李，只背个背囊。王秀英急忙起来给他们烧水做饭，边吃边说，才知道他们是在撤往曹县和陇海铁路一线途中，看到国民党军队腐败，不真心抗日，深感前途无望，不愿再随军南逃，在渡汶河时脱离了队伍找到这里，想带着妻子回老家另寻生路。他们身着军衣，携带武器，一路上无论遇到日本鬼子、国民党军队，还是地方民团、红枪会都很危险。他俩央求孙传龄，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救他们，想法给换身便衣，并把枪支弹药卖了做为盘费。这可是既困难又冒险的一件麻烦事，使得孙传龄、王秀英十分为难。夫妻俩一方面安慰他们，一方面派人赶决到游击队找孙业旺回来商量。

第二天，孙业旺和王从德、孙传曾从游击队驻地黑峪回到西陆房。见面后，小孙给他们讲了一下形势，然后说道: “现今这么乱，你们找上门来要帮忙，我们是朋友，义不容辞，要说换便衣这绝无问题，要说卖枪可就难了。我们现在正在组织游击队，要武装抗日，这枪应当用来打鬼子。你们需要路费，我们可以想想办法。”孙传龄也说: “这样吧! 给你每人50元钱做路费，枪留给业旺他们到游击队去用。”一开始，他俩沉默不语，看来是嫌钱少。孙业旺估摸到他们的心思，便开门见山、晓以利害，对他俩直言: “大家关系一向很好，你们相信我，在有难的时候将家眷托付给我，这份情谊非同寻常，不是萍水相逢，泛泛之交。现在你们不愿随军南撤，另谋生计这也好。咱们不是外人，不是做生意，也不是我们买枪，而是你们不能带枪上路，弄不好会把命丢了。说实话，我家八九口人逃难在外，没有什么钱。给你俩做路费出钱，还是从钱庄借的印子钱(高利贷)。你们留下枪，我是带着参加游击队打鬼子用的。”孙传龄继续劝道: “咱们在江湖上行走，义字当先。留下枪正是为了你们好。我们要枪不是做买卖，孩子们带着参加游击队打鬼予，也算用到正道上了。”他俩沉思片刻，霍寿峰回复: “大爷和兄弟说的句句在理，咱实话实说，带着枪是不能走路的，500多里，人生地不熟，非常危险，弄不好把命也搭上。我们听大爷的话，就按老人家说的办，何况枪留给兄弟打鬼子，我们也就放心了。”周继平也说: “患难之际，大爷济危扶困、慷慨相助，我们家小在这里1个多月，多蒙大爷、大娘照顾，所幸平安无事，这种大恩大德无以图报，实在是感恩不尽。别说还给我们钱，就是不给钱，枪留下来给兄弟打鬼子用也是正道。”事情就这样说妥了，接着商量走的路线和方法。他们又休息了1天，第三天黎明，换上孙传龄找来的衣服，带上箱子和提包，提着孙家给他俩买的点心盒子，装扮成走亲戚的模样，天不大亮就起程上路了，孙传龄和孙业旺爷俩送到村外大道上，他们满含热泪、行礼告别。

孙业旺和王从德、孙传曾随即带着那两支驳壳枪和200发子弹回到李汝兰的游击队，小孙没有枪，便带着父亲的一把七星宝剑做武器。

李汝兰和安振田矛盾很深，水火不容。1938年1月，李汝兰的队伍编入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二大队，他任三中队长。安振田投奔自卫团后，当上第三大队大队长; 为此，李汝兰愤愤不平，加上自卫团组织纪律严格，他受不了纪律约束，也过不惯艰苦生活，后来叛变投敌当了汉奸中队长。

“卢沟桥事变”之后，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制定了广泛动员群众，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的计划，号召全省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

为了开展山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7月28日，中共中央派张经武同志到济南，根据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谈判，经过多次磋商，终于使韩复榘答应释放在押“政治犯”。这样，许多被国民党政府监禁多年的著名共产党员，如张北华(山东商河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团济南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临时省委书记，1933年被捕入狱)、赵健民(山东馆陶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临时省委负责人; 1934年、1936年两次被捕入狱)、潘复生(山东文登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被捕入狱)、崔子明(山东泰安夏张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捕入狱)等同志和其他一些“政治犯”，终于走出了国民党的牢房，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

1937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转移到泰安县城，具体组织部署在徂徕山(津浦铁路以东)和泰肥山区(津浦铁路以西)组织抗日游击武装的计划，并组织、招收了一部分青年学生短期集训，由洪涛等几位红军干部讲述游击战争基本知识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泰安县的老共产党员崔子明同志，与省委取得了联系，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广泛地开展各项工作，宣传动员人们起来参加抗日救国，足迹遍及泰肥山区。

崔子明浓眉大眼，膀阔腰圆，行动快捷，虎虎有生气。为人豪爽、心直口快，敢做敢为，爱憎分明，对党无比忠诚，对敌斗争坚定勇敢，足智多谋。关心群众疾苦，工作细致扎实，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都称他为“崔大拿”(意思是工作能力很强，人们信赖的带头人)，远近闻名。

10月份，中共泰安县委组织发动成立了“泰安县抗敌后援会”，一致推选爱国老人范明枢先生为会长，子明同志被选为供给部副部长。他与省委接上关系后，得到了省委对时局的分析和加紧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指示，方向更加明确，斗志更加旺盛，又有了“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名义，活动也更加方便了。崔子明争取到曲阜二师毕业、对共产党有所了解、思想比较进步的夏张镇镇长马世进，并请其担任抗日自卫队长。很快就在以夏张镇为中心的十几个村子，组织起来了以进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自卫队，报名参加的有60多人。马世进还把镇公所的几支枪拿出来，交给自卫队使用。

其时，中共山东省委派出狱不久的远静沧(河北任丘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捕入狱)同志以“泰安县抗敌后援会特派员”的名义到泰安、肥城一带开展工作，在夏张镇、边家院找到了崔子明同志。他俩在济南监狱是一起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屈不挠英勇战斗的难友，如今并肩携手战斗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两人都感到无比振奋。远静沧依靠崔子明这张“活地图”，日夜奔波，一个多月走遍了泰肥山区各主要集镇，既了解各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情况，又接触各阶层抗日进步人士，推动抗日救国活动的开展。先后与张魁三、张绍三、王仲范、乔绶卿、葛阳斋、陈惠民等人交谈，向他们介绍形势和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与他们研究组织游击队投入抗日战争; 远静沧还到秦安十区安驾庄镇，会见了区长武圣域，动员他组织自卫队，参加抗日战争; 种种行为，点燃泰肥山区抗日斗争的火焰。

1937年10月底，中共泰安县委在泰安县城南篦子店村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省委关于组织抗日游击武装的决定，分析当时的形势，研究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会议决定以“山东人民抗敌自卫团”的名义组织武装，并明确以“津浦铁路”为界线，分为“东区”和“西区”两片。会议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立即全力投入发动抗日武装，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动员民众，筹措枪支，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利用各种形式组织抗日团体，形成全民抗战的新局面。

12月，山东省委又派张北华、程重远同志到泰西，加强对抗日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张北华只有20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身体显得虚弱，面色苍白，戴一副近视眼镜。不多言笑，从外表看，仿佛一个文弱书生。

就在肥城的共产党员、爱国志士积极酝酿、组织抗日游击队时，从南京监狱获释的共产党员李文甫(肥城西里村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捕入狱)、徐麟村(肥城马庄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捕入狱)、王少芬(肥城蒜园子村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捕入狱)，回到家乡肥城，与在肥城县教育局任职的共产党员张维之一起，大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建立了肥城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宋王庄支部(原属泰安县)同时建立，书记张绍三、组织委员张魁三、宣传委员王仲范。又与赵宝衡、赵英斋、李森堂、葛阳斋、赵伟唧、赵惠卿等一起，动员各方面力量，筹措枪支。根据省委的统一部署，加快组织抗日游击队的准备工作。

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抗日的星星之火已经撒满了整个泰肥山区!

1937年12月下旬，张北华、程重远受中共山东省委指派到达夏张镇，找到了远静沧、崔子明、夏振秋、夏天任等同志。张北华向他们传达了省委关于“立即加紧组织泰西游击武装”的紧急指示，并交换了当地发动组织抗日救国活动的情况。组织游击队的工作，经过努力，虽有相当进展，但最大的难题是没有枪。

当时，民间枪支都散落在地主、商人手里，如何把他们手里的枪拿过来，成了游击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时局极度混乱，地主、商人等大户人家也是惊恐不安，于是，张北华等就商量，由远静沧、崔子明以“泰安县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出面，邀请有枪的户主开会，动员他们拿出枪来交自卫队站岗放哨，防止溃兵及土匪骚扰，保障地方安全。结果，有枪的户主都赞成这个办法，游击队便武装起来了。

1937年12月3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泰安、肥城，大队人马继续南侵。

夏张镇是泰(安)东(平)公路的要冲，为防敌人突然袭击，张北华、远静沧、崔子明等同志决定，连夜将队伍拉出去。由于时间仓促，有的队员没有通知到，有的虽接到了通知，但借口家里有事离不开，有的口头上答应却不来，结果只集合起张北华、远静沧、崔子明、程重远、夏振秋、夏天任、曹龙襄、叶子真、叶明伦、刘西岐等10人(其中有8名共产党员)，带出11条枪(其中有两支驳壳枪)，连夜离开了夏张镇。

当时，大家对如何组织武装斗争没有经验，自卫队拉出夏张镇向何处去呢? 事前并没有确定，也没有必要的准备、什么后勤供应呀，什么活动基地呀，都没有。深更半夜，10个人拉到夏张镇西北一片坟地里，张北华问崔子明: “队伍往哪里去呢?”大家这才醒悟过来，开始考虑去处了。人称“活地图”的崔子明，思索了片刻，提议到夏张镇西北十几里路远的馍馍山村去，他说: “那里有个小学教员叫王靖夫，是参加游击队的，可以去找他。”这一说，大家都没意见，就由他领着向馍馍山走去。

王靖夫将队伍带到山顶上的小学去休息，还送来些干粮。到下午的时候，村长找上门来，说: “你们不能在这里住，惹出麻烦大家都不好，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趁着天不黑，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到别处住吧! 要是你们不走，可别怪我们红枪会不客气! ”村子不让待，总要找个安身的地方，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束手无策。最后，还是王靖夫提议，先到村南边鹁鸽崖山洞落脚，然后再想别的办法。

鹁鸽崖山洞在盘龙山上，是个很险要的地方。山洞在南山腰，从山下到山洞，只有尺把宽的一道石梯盘旋而上，洞口有半人高的围墙圈起来，只在旁边留一个进出口。山顶上和山洞两边是古老的松柏，洞口向上都是悬崖，从山顶上也下不到山洞来。

游击队进入山洞的夜晚，大雪纷飞，北风怒吼，洞里连根草都没有，地面潮湿，遍布尖棱碎石。当时多数人都没有什么行李，只有张北华、程重远带着两床薄棉被，一条铺在石板上，另一条便盖在大家身上。除去站岗放哨的，便几个人挤在一起，靠人体互相取暖。寒气透骨冻得人瑟瑟发抖，谁也睡不着，就爬起来在山洞里原地跑步，等身子发热了再躺下迷糊一会儿。这是张北华、远静沧、崔子明同志坐牢时锻炼身体的办法，没想到如今又用上了。

山洞虽冷，总算有了立足之地; 第二天肚子饿了，这又想到要解决吃饭问题。村里不让住，不可能向老百姓要给养，只有自己掏腰包买干粮。张北华先掏出自己所有的10元钱，并要大家都把钱拿出来凑在一起，一共集中了24元钱，这就是游击队的全部财富，指定由程重远同志负责，下山到村里买干粮回来充饥。程重远同志从此开始做供给工作，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他一直是冀鲁豫军区的供给部长。

寒冷、饥渴、紧张、疲劳交织在一起，给每人的身体增加了不少苦痛，但丝毫没有减低大家抗日斗争的热情，小小的抗日游击队就在这样一个山洞里面诞生了。游击队住在鹁鸽崖山洞中的消息，很快在四周村庄传开，国民党区长、反共老手崔仲华乘机造谣惑众，夏张镇的地主商人也到处散布: “崔子明拖走我们的枪去当土匪了! ”不真相的人一传十、十传百，有的人还添枝加叶，大肆渲染，引起附近各村地主的恐慌，纷纷要求红枪会头领、大坛主陈学曾集合红枪会，攻打鹁鸽崖，消灭“土匪”。馍馍山村的王靖夫同志听到这个消息，连夜跑上山来报告，他说: “这里的红枪会很厉害，万一打起来，别说我们十来个人，就是再有几十人也不行。我看还是避免误会，暂时插枪，人分散出去，等以后再搞。”有的同志认为这主张有道理。张北华和远静沧、崔子明商量后，认为绝对不能插枪，插枪就等于把枪重新交给地主、商人，我们依然两手空空，用什么去打鬼子呢? 插枪散的错误主张被否定了。刘西岐说: “怕什么? 这个山洞只有1尺多宽的小路能上来，我用这条枪堵住，保险他们攻不上来。”远静沧和大家合计，认为红枪会都是老百姓，打死了一个就结了仇，我们以后没法在这一带活动。何况红枪会一上来就是成百上千，所以不能硬拼。插枪不行，硬打也不行，怎么办? 大家都沉默无言。

第二天一早，山下面锣鼓喧天，牛角号低沉呜咽，大家跑到洞口一看，只见山下、村口聚集了百多名红枪会徒，附近村庄的红枪会从四面八方向山下聚拢，足有上千人，黑黝黝的一片，都用红布包头，个个手持红缨枪，在白雪掩映下，红彤彤地一片、格外耀眼。红枪会将盘龙山团团围住，大声吆喝要游击队缴械投降，形势非常危急。张北华同志再次找大家商量，沉闷了好大一会，猛然夏振秋同志抬起头来对大家说: “天任(夏振秋的弟弟)在鱼池镇教过书，红枪会头领陈学曾的儿子跟天任念过书，陈学曾认识他。只好要天任下山找陈学曾解释明白，说明我们是抗日游击队，不是土匪，让他们不要听信谣言。”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北华同志握着天任的手深情地说: “你去不会有危险。你是诗书世家，陈学曾认识你，他不会相信你是土匪。你还可以趁此机会给他讲讲形势，希望他和我们合作抗日。”夏天任同志整理好衣衫，给大家告别，郑重地表示: “请大家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下得山来，夏天任见到红枪会的小头目，说道: “我们是抗日的队伍，不是土匪，我是教书先生，陈学曾团总的儿子是我的学生，我要面见陈团总。”红枪会头目听他这么一说，看他的样子也不象土匪，又没带枪，便派了几个人将他押往城子寨陈学曾家。走进城子寨，只见广场上聚集了五六百名红枪会徒，整装待发! 真是剑拔弩张，大有踏平山洞之势。陈学曾是个大地主，是城子寨附近几十个村庄红枪会的首领，很有权威; 因经常在外走动，思想比较开明。他见押进来的“土匪”是夏天任老师，大吃一惊，连忙起身让座，让人奉茶，以礼相待。夏天任开门见山对他言道: “陈团总，你相信你儿子的老师会是土匪吗? ”陈学曾一听，连忙陪笑: “这是哪里话呀，夏老师你怎么会当土匪呢! ”天任告诉他: “我就住在鹁鸽崖，和我在一起的还有9个人，都是有学问的先生，有从济南来的，有从泰安来的，还有我的哥哥夏振秋。我们是抗日游击队，是抗日救国为民除害的。我们刚集合起来，村里不让住，我们才住到山洞里。我们有几条枪是打日本鬼子的，我们不抢不劫，不扰害民众，你怎么听信谣言，把我们当土匪，调集红枪会来打我们呢? ”陈学曾赶快打起圆场: “夏老师，实在对不起，这真是一场误会，老百姓传说鹁鸽崖起了土匪，可不知道是夏老师和各位先生。你们组织抗日游击队，保家卫国，这是正大光明的事，我马上传话让红枪会解散。你们住在山洞里太不方便，你要信得过，就住到我家里来。”夏天任又把当前的形势和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纲领解释了一番，动员他带领红枪会参加抗日救国大业。陈学曾听了极表赞同，立即传令将已经集中起来攻打鹁鸽崖的红枪会解散，并且传话各村不要听信谣传。这样，一场危机化险为夷。从此，游击队和陈学曾的红枪会建立起了关系，在以后的对日作战中互相支援，密切配台。夏天任同志不避艰险，大义凛然，使游击队转危为安，立下了头功。

红枪会围攻的危险解除了，但游击队在寒冷的山洞里，吃不上热饭、喝不上热水，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真是难以忍受。游击队要生存、要发展，必须离开这里，到哪里合适呢?　还是崔子明同志提议，到距鹁鸽崖十几里路的响水寺(夏张镇西北12华里)去，那里还有一个道士是夏张镇人，和崔子明认识。游击队住在庙里，借用道士的锅灶烧水做饭，晚上睡在谷草铺上，比在山洞里强多了。接受在鹁鸽崖山洞被围攻的教训，曹龙襄、叶子真两同志在夏张镇教过书，认识附近的一些头面人物，在群众中有威信，就派他们分头到附近村子进行宣传。远静沧、崔子明则以“县抗敌后援会特派员”的名义去泰安县九区、十区以及二区做上层人士(区、乡、镇长)的工作，争取他们参加抗日工作，最低限度使他们不投敌，不破坏游击队的活动。

游击队在响水寺经过10多天的活动，队员发展到20多人，于是吃饭成了大问题。有的队员从家里背粮食来，崔子明、邹莜孟同志利用他们的社会关系借粮，莜孟同志还带来两支驳壳枪。队员们都没打过仗，枪也不会用，就由刘西岐同志负责军事训练，教大家枪的构造和保养、瞄准、射击等要领。游击队总算有了立足之地，开始象个军队的样子了。

游击队成立起来，不打仗又怎么能发展呢? 一提出要打仗，有的队员疑虑很大，说国民党正规军还不敢打，我们这几十个人，枪又少，去打鬼子不是送死吗? 张北华给大家讲: “我们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不是死打硬拼，我们是打游击，乘敌人不防备，打他个措手不及，打了就撤，这样是有把握的。我们只有经过战斗，才能建立起威信，鼓舞群众的抗日热情，得到群众拥护，我们也才能发展。”他的话得到大家的赞同。

这时，县城里传来消息，肥城的鬼子大部队已经南下，只留下几个鬼子，伪“维持会”也成立起来，就在县商会办公，汉奸队20多个人则住在县警察局院里。张北华、远静沧、崔子明几个人商量攻打肥城，消灭维持会和汉奸队。决定由静沧、子明两人分头联络肥城三区和泰肥边区的游击队，派王仲范带领闫兴武、程德胜装扮成卖白菜的推着小车进城侦察。

如果打肥城，从响水寺出发距离太远，崔子明建议几支游击队在肥城二区空杏寺集中。空杏寺是一座古老的庙宇，庙南边有一个同名的村庄，住着二三十户人家。此处距肥城40多华里，而且位置比较偏僻，游击队在这里会合比较隐蔽。经过联络，由张魁三、张韶三率领的泰肥边宋王庄游击队20多人和由乔绶卿、葛阳斋、陈惠民、孙诗轩、李汝兰等率领的肥城县几支游击队60多人先后来到空杏寺会师，游击队总人数有了100多人七八十条枪。

队伍集合起来了还没有个名称，打什么旗号呢? 张北华、远静沧同志主张按照省委的指示，用“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的称号。大家推选张北华为自卫团主席、葛阳斋为副主席、远静沧为政治部主任、乔绶卿为参谋主任、程重远为供给主任。泰安各区游击队编为一大队，邹莜孟为大队长，崔子明为指导员; 肥城三区四支游击队编为二大队，陈惠民为大队长、葛阳斋为指导员、孙诗轩为政治员; 宋王庄游击队编为区特务队，由张魁三任队长、张韶三、王仲范为副队长。“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就于1938年1月15日正式成立了。即是抗日战争山东历史上第一号“空杏寺起义”。

有了名称(番号)还得有旗帜，程重远同志拿出一床白被单，让夏振秋同志用红钢笔水工工整整地书写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11个大字，绑在一根竹竿上，这就是泰西人民武装的第一面团旗，刘西歧同志当了第一个光荣的掌旗兵。抗日救国的大旗自此在泰西大地上高高飘扬起来。

肥城城垣虽小、但很坚固。城墙高约10公尺，完全是大块石灰石砌成，护城河宽、深约有5公尺。城门有内外两道，城墙垛口有枪眼，城门上边有箭楼。如果没有重武器，即使一个营的兵力也难以攻破。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肥城后，商会会长范维新组织起“维持会”，心甘情愿地充当日本侵略者的鹰犬。范维新原籍山西，其祖父来肥城经商发了财，遂在城里购买土地，在南关路东建起青砖瓦舍，前后两院几十间房，虽没有官宦衙门的气派，但也富丽堂皇，摆设十分讲究，院墙高耸，门口还摆着一对石狮子。范维新接手生意后，相继开有盐店、当铺、钱庄、杂货店，依仗财势，勾通官府，欺行霸市，敲诈勒索，高利盘剥，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成为肥城首富，当上了县商会会长，号称“肥城八大家”之首。在肥城是跺一跺脚、地动山摇的人物，历任的国民党县长都不敢得罪他。范维新早就与济南的日本洋行(特务机关)勾勾达达，肥城失守前，他已经串通一些民族败类筹备组织“维持会”。日本鬼子还没有进城，他就迫不及待地挂出了“维持会”的招牌，进而筹备成立县公署，妄想依仗鬼子的势力登上县知事(县长)的宝座。他搜罗了城里的地痞流氓、大烟鬼(吸鸦片烟)、老海客(吸海洛因)以及国民党的警察等20余人，七拼八凑聚起一群乌合之众，全是些头顶生疮、脚下流脓--坏透了的地头蛇。

为了首战得胜，自卫团先派出人员进城侦察。王仲范带领闫兴旺、程德胜伪装成卖白菜的农民，将菜推到维持会和汉奸队驻地，王仲范仔细了解了敌情，回来向张北华等同志汇报。经过分析，张北华认为: 游击队合计有100多人，维持会加上汉奸队不过2、30人，只有10多条枪，在数量上我们占有绝对优势。更加重要的是游击队员都是自愿参加抗日的热血青年，求战热情高，而汉奸队都是些大烟鬼、地痞流氓，只会耀武扬威、欺压老百姓，都怕死不敢打仗。他们夜晚喝酒打牌抽大烟玩女人，是一群吃喝嫖赌之徒，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虽躲在城里，有城墙护着，但他们麻痹大意，万万想不到会有游击队去攻打他们，所以，我们打肥城虽然硬攻不行，但智取还是可以取胜的。

决心已下，张北华等进而研究了战斗部署，决定队伍于半夜12点由空杏寺出发，拂晓前赶到城关，乘敌不防，突然袭击，冲进城去消灭维持会和汉奸队。崔子明、邹莜孟率一大队由南门攻入，进城后直扑县商会，消灭汉奸维持会和新民会; 乔绶卿、陈惠民率二大队由北门攻入，进城后直扑县警察局大院，消灭汉奸队; 张北华、徐麟村、程重远、夏振秋率领团直属特务队为二梯队，指挥部设在城南关; 远静沧、葛阳斋率一部分队员和老弱病员留守空杏寺大本营。

1938的1月16日(农历腊月十五日)晚，游击队一、二大队选拔精壮队员60余名组成两个突击队，饱餐一顿后全体集合。张北华头戴三片瓦棉帽，脖子上束了一条白毛巾，棉袍用带子系紧，大襟掖在腰间，驳壳枪斜背在肩，站在队伍前面给大家作战斗动员，把为什么要攻打肥城的意义、作战方案是智取不是强攻、战斗任务的分工、应当注意的事项一一告诉大家。突击队员个个精神振奋，束装英武。

临出发时，张北华突然发现了站在队伍里面、一脸稚气的孙业旺，半是赞许、半是责备地问道: “你来干什么? 谁叫你来的? ”嫌其年龄太小。

孙业旺回答: “我是二大队三中队的，要参加突击队，去打肥城。”

张北华马上摇头说: “不行，这是去打仗，又不是闹着玩，你这么小跟不上队伍。”

小孙央求道: “我是肥城城里人，大街小巷都熟悉，由我带路保准没错。”

陈惠民大队长也在一旁帮着说情: “让他去吧，由他带路保险。”

张北华见小孙态度坚决，又有大队长说情，便答应了，仔细交代陈惠民: “那你们可好好带着他，别出差错。”

孙业旺高兴地蹦起来，连说: “保证错不了! ”

集合时，天空乌云密布，开始飘洒雪花。行进途中，雪越下越大，纷纷扬扬，大地一片白茫茫。游击队没有夜行军的经验，在雪地上，深一脚浅一脚，十分费力地走路。队伍中不断有人摔跤，摔倒了爬起来再走，只是嘟嘟噜噜骂一句发发气。张北华同志由于长期坐牢，身体虚弱，穿着棉裤走路很吃力，干脆把棉裤脱下披在肩上，只穿着一条单裤行军。队伍就这样冒着严寒，朝向县城急速前进，大家耳边只有脚踏深雪的“沙沙声”!

这是孙业旺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夜路，又是去打仗，心里不免七上八下的，又兴奋、又紧张。小孙全神贯注、瞪大双眼、大气也不敢出。紧跟在堂叔孙传曾身边疾行，毫无困倦之意，只是觉得很有点武侠小说写的那种神秘味道。

到达城南郊时，鸡还没叫，队员们便在南大寺(火神庙)外松树林里稍事休息; 这时，遍地是雪，谁也不能坐下，有的就原地踏脚活动活动身体，有的则靠在树干上闭目养神。休息片刻，张北华再次嘱咐大家要沉住气，不要乱跑，不要惊慌失措，便指挥各大队行动。二大队30多名勇士在乔绶卿、陈惠民率领下先行出发，李汝兰中队长和孙传曾二人手持短枪在前领路，绕过南关、东关从城东直扑北门。崔子明、邹筱孟率一大队悄悄摸进南关直扑南门，张韶三、王仲范两人腰插短枪在前探路。突击队潜伏在南门外店铺房檐下待命。

茫茫风雪之夜，县城死一般的沉寂，汉奸队真是大意到极点，竟然连岗哨也没放。他们满以为“皇军”大队人马刚刚过去。作梦也没想到有人敢来攻打县城。好不容易等到天快亮了，看门人缩着脖子、打着哈欠来开城门。守在门边的勇士，听到落杠、开锁、拉门的声音，没等门全拉开，就飞快推门而入，后边的游击队员蜂涌跟进，留下几个人守城门。孙业旺带着二大队的队员穿过小巷，直扑警察局大院。还没赶到，县商会那边就响起了枪声。原来，一大队由南门攻入后直扑县商会大院，把维持会、新民会包围起来，一个队员爬上一棵大树跳进院内打开大门，突击队员们堵住了汉奸的房门。住在北屋的汉奸们还没起来，在被窝里就被活捉。在西屋住的汉奸听到动静，惊慌中从窗户里向外打枪，游击队员立即还击，并命令他们缴枪投降，若不投降就扔手榴弹。见势不妙，这些坏蛋乖乖地缴枪当了俘虏。

枪声撕破了沉静的夜空，二大队跑步冲进警察局，这里也没有岗哨。十几个人都脱得精光，赤条条地蒙头大睡，尖厉的枪声打破了他们的美梦，一霎那，呼爹叫娘、乱成一团。还没弄清怎么回事，突击队员们已经冲进房内，一枪没放就把他们活捉。

天亮了，两支队伍会合在一起，把俘虏都押解到县商会大院，清查俘虏时发现没有汉奸头子范维新。张北华便要孙业旺带特务队张韶三、王仲范等十几个人，去范维新家中搜捕。到了范家，队员们把前后院都搜查过了，还是没有人影。范维新的几个老婆躲在房里浑身发抖，一问三不知，怎么也不肯说出范维新的去处。佣人们你看我，我看你，也都不吭声。他能跑到哪里去呢? 小孙忽然想起他家后院有个花窖，是不是藏到那里边去了呢? 队员们二次到那里，掀起棉帘推门而入，花窖堆满了大小盆花，面积不是很大，角落里堆着一些草帘子非常显眼。上去一搜，果然见范维新穿着皮袄、戴着皮帽藏在里边，面无人色，满身筛糠似索索发抖。原来范维新听到枪声，派人在墙头上观望，见南门外、南关大街上都有持枪的游击队守着，跑不出去了，只好躲在花窖里，让人把草帘堆在身上，企图蒙混过关。

战斗结束后，队员们到处贴传单、写标语，进行宣传活动; 孙业旺回家看了看，见到了街坊邻居和几个同学，向他们说明自卫团是抗日游击队，这次打肥城是消灭汉奸队，还活捉了汉奸头子、民族败类范维新。自卫团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要大家不要害怕。

自卫团把维持会搜刮的粮食、猪肉、羊肉、食油、大白菜及杂货店的物资全部没收，分给了贫苦老百姓。这时，春节来临，贫苦群众正是借贷无门，愁着没法过年，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游击队雪中送炭、救人所急，分给过年年货，所以个个兴高采烈，感激不尽，到处奔走相告，一片喜气洋洋。

如何处理俘虏的汉奸? 有的主张都枪毙，有的主张全放掉，张北华等商量了一下，认为不能全枪毙，也不能全放掉。因为汉奸犯罪有大小、轻重之分，决定只杀汉奸头子范维新等两人。当日上午，在南关火神庙戏楼前召开了民众大会，张北华同志讲话，讲述抗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救国的责任要靠人民自己，号召群众拿起武器参加游击队，把鬼子、汉奸消灭掉。还宣布了范维新的罪状，判处死刑，当场执行。对其他俘虏训诫一番，警告他们不准再当汉奸，替鬼子卖命。并让他们一个个具结划押，保证以后不干坏事，便予以释放。

这次战斗，共消灭敌人24名，缴获步枪、手枪10余支，物资一大批。游击队员无一伤亡。首战告捷，不仅打击了敌伪嚣张气焰，镇压了汉奸卖国活动，而且对广大群众是极大鼓舞。自卫团旗开得胜的喜讯，迅速传向四面八方，对于发展壮大抗日武装、打开泰西抗日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考虑到肥城距离济南、泰安都很近，队伍当夜撤到肥城西南西里村宿营。一天后，部队又转移到陆房山区的大、小董庄休整。在这里，王鸿乾、安振田带领的两支游击队投奔自卫团，改编为第三大队，此时，自卫团已发展到300多人。

肥城告捷，张北华、远静沧等同志十分高兴，决定乘胜扩大部队，于是自卫团分作两部分活动。由张北华、崔子明、程重远、陈惠民等同志率领第一、第二两个大队到津浦铁路附近活动，伺机打击敌人; 远静沧、葛阳斋、乔绶卿、夏振秋等同志率领团直属部队和三大队在泰肥山区活动，进行宣传，接触群众，扩大部队。

津浦铁路济南至泰安段70余公里，中间有8个车站，每个车站都驻有日军1个小队（11--12人）和数名铁路巡警。这些鬼子兵自入侵中国以来，攻城掠地，如入无人之境，未受过严重打击，特别是国民党军队节节后撤，津浦铁路一线已为日寇占领区，因而敌人十分骄傲狂妄，戒备不严。白天经常有二、三个鬼子带着十几个汉奸到铁路附近村镇抓鸡、捉猪、要钱、奸淫妇女，作恶多端。张北华率一、二大队到津浦路西活动，发现这种情况，便决定捕捉战机，给敌人以猛烈打击。他选定界首车站和界首镇作为攻击的目标，派游击队员王树勋同志混在民夫中，到车站和界首镇内进行侦察，摸清了界首车站住着20多个日军和7、8个铁路巡警; 界首镇内住着七八个日军。车站的日军驻在站房里，没有修筑工事，界首镇的日军驻在一个地主院里，也没有工事，门前是一个晒场，门口插着一面日本旗。

根据侦察的情况，张北华决定集中力量消灭镇内的七八个鬼子。战斗任务分配是: 由程重远带一大队1个小队负责切断铁路沿线电话线，并在车站南头向泰安方向警戒; 陈惠民带二大队负责监视车站的鬼子，阻击其向镇内增援，并负责向济南方向警戒; 崔子明带一大队主力负责消灭镇内的鬼子。

1938年1月28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9点，自卫团的两个大队由响水寺集合出发。这是孙业旺第一次参加打日本鬼子的战斗，心中想象不出打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孙传曾让堂侄紧紧跟着自己别掉队。经过4个多小时的急行军，一路上爬沟过崖，半夜时临近车站，部队停止前进。稍事休息后，开始按计划分头行动。

陈惠民带领二大队到了车站北头，派出一个中队(30余人)在铁路桥两侧埋伏，向济南方向警戒; 他带着一个中队接近车站，趴在路基两边监视车站内的鬼子。车站内灯火通明，远远看见有鬼子的哨兵来回巡逻。寒冬腊月，北风刺骨，二大队的队员们衣服单薄，趴在雪地上，没有多久就冷得钻心，慢慢地麻木了，但谁也不敢活动，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发出声响惊动了鬼子。

等了又等，盼了又盼，镇子里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张北华同志急得不行，带了二大队的两名队员各持驳壳枪随他摸进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他身上背了一把便于联络的铜号，手上提了一把大砍刀。他们轻手轻脚，边走边看，快到街中心的地方，发现一家门口插着一面日本旗，门前晒场上停着一辆小汽车、两辆电驴子(摩托车)，没有鬼子站岗。3人没有停留，继续向街里走去。走到一个大车店前，见门开着，正想进去看看，突然从里边出来1个鬼子，戴着钢盔、扛着枪、穿着大皮鞋向门口走来，他们赶快钻进小胡同隐蔽，鬼子毫无察觉，大摇大摆地走去。他们来到了街上，听到一座房屋里有人说话，张北华进去一问，是由万德来给鬼子运送给养的民夫，别的情况不知道。他把大车店的掌柜找来，问他镇上日军的情况。掌柜说: “鬼子可多了，南街、北街、前后街都住满了，足有好几百人。”张北华一听挺纳闷，怎么有这么多鬼子呢? 忙问: “哪里来这么多鬼子? ” 掌柜说: “是今天晚上8点多钟才来的。”张北华叮嘱他不要多话，就退了出来。心想: 今晚上的仗打不得，必须赶快找到崔子明带的一大队，迅速撤回。主意已定，就带两个队员向南街行进; 他们摸到一个开着大门的院子，张北华对一个队员说: “你在门外看着点，我们进去看看。”他带着一个队员顺着墙根摸进院子，听到东屋里鬼子的大洋马吃草的声音，西屋里有灯光，两人近前一看，满屋子都是日军，足有一个小队，横躺竖卧，个个鼾声如雷，鬼子的枪支和子弹盒就放在靠门的墙上。看了一会，听听没有动静，他俩便轻轻推门，门“吱扭”一声，他们吓了一跳，猛地把手缩回来，发现鬼子还是没动静，便慢慢地推呀推，把门推开一半。张北华一指靠在门边墙根竖着的枪，让另一队员去摘。那个队员心领神会，立刻过去摘下一支递出来。摘到第二支时，枪不知怎地倒了，“嘭嗵”一声，他俩一惊，心里怦怦直跳，但定睛一看鬼子还是睡得跟死猪一样，枪倒地的声音竟然没把他们震醒。接着，又顺利地拿到了第三支枪。张北华说: “行了，别拿了，快点出去找到队伍再说。”他们3个一人拿着一支日军的三八大盖枪往村外走时，才遇见崔子明带的一大队。原来，一大队绕过几条大沟，上崖下坡耽误了时间。张北华没告诉他们镇内有好几百日军，只是对他们说: “你们快来看，这就是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是从鬼子睡觉的屋里取出来的。”大家把枪你传给我，我传给你，都很高兴。张北华对大家继续说: “鬼子没有站岗的，睡得象死猪一样，谁有种的跟我回去用刀砍他们! ”当时没有人答应。张北华就问崔子明、刘西歧敢不敢去? 他俩异口同声: “这怕什么，你都敢去，我们还不敢去? ! ”张北华便带着崔子明、刘西歧顺着原路摸了回去。

到了敞开大门的院子，张北华、崔子明、刘西歧3人就直奔酣睡鬼子的西屋，蜡烛点燃着发出微弱的亮光，照射着这一群鬼子凶恶的嘴脸，满屋子的烟雾、烧酒、人体发出的汗臭味。张北华他们借着微光各寻目标，满怀仇恨的怒火，举起大刀猛力向鬼子头上砍去。大刀劈下，身首异处。鲜血四溅，沉睡中打着鼾声、做着美梦的鬼子兵连叫都没叫一声，就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在崔子明劈第三个鬼子时，一刀没有砍死，受伤的鬼子嗷嗷乱叫在地下打滚。这一下把全屋的鬼子都惊醒了，睁眼一看，大刀闪闪发光，吓得鬼哭狼嚎，扯起毛毯乱扑，三扑两打，把点燃的蜡烛扑灭了，屋里漆黑一团。忽然，军毯将张北华的大刀缠住，他用力一抽，才将大刀拔出; 随即呼喊崔子明、刘西歧立刻撤出，不能在此混战。他们一同跑出院子，迎面过来一个鬼子，没等这个敌人弄清怎么回事，张北华一个箭步窜上去，照他脖子猛砍一刀，鬼子尚未反映过来，便“扑通”一声倒在地下。这时，车站、镇内枪声响成一片，人喊马叫，象开了锅的粥。张北华他们飞快地跑出村外，与一大队会合，顺着河沟，穿过铁路涵洞，向西迅速撤离了危险地段。

程重远同志带领一个小队到了车站南头后，放出警戒，他和几个队员爬上电线杆，用大刀砍断电线，有的队员就从下面砍电杆，一会功夫，线断杆倒，“呼呼拉拉”倒下一串。正干得欢，车站和镇内枪声大作，之后他们接到崔子明派人送来转移的通知，就飞快地按原计划转移了。

二大队守在车站外边，在冰天雪地里趴着，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陈惠民轻轻爬上路基想看看动静，刚爬上去，一脚踏下几块石碴，在寂静的深夜显得声响很大，惊动了站内巡逻的日本兵。敌人扭头走来，陈惠民机智地向前一趴，头上戴的三页瓦帽子的两个护耳竖着，从远处看很象一只野狗。敌人便没在意，转身往回走，陈惠民乘机一枪把这个鬼子打死。站房里的日军听到枪声，嚎叫着向外边冲。队员们集中火力封锁住车站大门，冲在前边的鬼子兵被打死、打伤在站门口，并把大部分日军压回站房内。他们凭借门窗向外射击，“乒乒乓乓”对打起来，他们出不来，队员们也接近不了站房，双方就这样对峙着。站房外边院子里有十几匹大洋马，陈惠民派孙传曾带一个小队去拉这些马。可惜这些高大的洋马，听到枪声咆哮嘶鸣，见到生人又踢又咬，无法接近，更牵不出来，只好开枪打死，才从容不迫地撤出战斗。

车站的枪声惊醒了镇内的大队鬼子兵，人喊马叫乱糟糟，大炮、机关枪响个不停，大概他们以为面对的是从东边泰山上下来的队伍，所以集中火力向东边猛打。殊不知道，游击队早已撤到镇西安全地带，迎着黎明，踏着积雪，面带着胜利者的欢笑，轻快地向南前进。

这一仗，是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第一次直接同日本侵略军战斗，共计消灭日军20余人，打死洋马10余匹，缴获三八大盖枪3支，子弹一部分。夜袭界首，刀劈日本侵略军的胜利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迅速飞向四面八方，人民群众象神话一样传颂自卫团的英勇事迹，把张北华、崔子明、刘西歧描述得象力大无穷的神兵天将。其实，张北华同志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由于饱受敌人狱中折磨，身体十分瘦弱，只不过是怀着对日本强盗的深仇大恨和保卫祖国、拯救民族的神圣责任，才激发出惊人的勇敢。

界首战斗的胜利，以铁的事实打破了日本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证明日本鬼子并不是钢打铁铸、刀枪不入的，那些“抗战必败”、“抗日必亡”的谬论，只不过是汉奸、卖国贼的欺骗宣传而已，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阴险用心和丑恶嘴脸。

这次战斗，游击队有3位队员负伤，1位队员壮烈牺牲。牺牲的队员名叫管伟，原名管仲富，是肥城三区站北头村人，年仅19岁。抗战前是济南苇村中学的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说服了年迈的母亲，告别了新婚的妻子，毅然参加了抗日自卫团。在这次战斗中，为掩护大队撤退，不幸牺牲。他是一个年青有为的热血男儿，是自卫团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后来，自卫团第二次进驻肥城时，在南关戏楼广场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由自卫团政治部副主任李文甫主持，自卫团政治部主任远静沧亲写悼词致祭。祭文感情真挚、激昂悲壮、感人泪下。会后，将管伟同志遗体护送回老家安葬。

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是一支由泰肥山区英雄儿女组成的抗日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张北华、远静沧、崔子明等同志领导下，首战肥城、夜袭界首，两战全胜之后，威名远扬，迎来了1938年春节。泰肥山区人民为胜利所鼓舞，喜气洋洋，杀猪宰羊，抬酒送面，粉皮、白菜、大葱一批又一批地送往自卫团驻地大、小董庄，军民同乐，过了一个丰盛愉快的春节。

春节愉快，万事如意!

暂时休息，节后继续!

友情预告: 下月将要描写斩断津浦铁路、成立泰西特委，特别是孙业旺入党等章节--时年14岁。其入党证明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中共八老之一!

在游击队攻占下肥城，为防敌人报复，又主动撤出后，日本鬼子并未再派兵占领，肥城成了一座空城。有个国民党警察局的王姓巡长，遂纠集了一批地痞流氓，伙同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二、三十人，乘机盘踞在城里，并自封为大队长。这些家伙称王称霸，胡作非为，骚扰四乡百姓，还暗中与泰安鬼子勾结。城乡人民不堪奴役，推选出代表面见自卫团领导: 要求张司令(泰肥人民对自卫团主席张北华同志的尊称)驱逐这群害民败类。自卫团应人民之请，派部队包围了肥城，收缴了这帮家伙的武器，扣押了为首的王巡长，对其余人员教育后释放。自卫团部队第二次进驻肥城。

从1938年2月至4月上旬，驻守肥城的这一时期，是自卫团的鼎盛时期: 首先，泰安、肥城、长清县各地党组织、共产党员、爱国人士组织的多支抗日游击队纷纷赶到肥城，改编为自卫团所属的各个大队--诸如长清大峰山起义的一支队伍100多人，在万晓塘、魏金三、张耀南等同志率领下，来到肥城，改编为第四大队; 继而，泰西地区一些抗日游击队也纷纷派代表来要求接受自卫团的改编--特别是原国民党泰安县第十区区长武圣域带领全区武装400余人投奔自卫团，产生较大影响。这支队伍改编为第十三、十四、十五3个大队，武圣域任总指挥。到4月初，自卫团所属已有17个大队、1个先锋连、1个特务队，总人数已近3000人，成为泰西地区首屈一指的抗日武装力量。当时，肥城真是旌旗招展、浩带飘扬、人声鼎沸、盛况空前，空气之中弥漫着无穷力量，群众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

中共山东省委十分重视这支人民武装的成长，先后派李冠元(辽宁人，1935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辛俊卿(肥城大辛庄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被捕，后越狱返乡; 1941年牺牲)、袁振(山东掖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倪冠英(山东济宁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病逝)等同志到自卫团，加强领导力量。

自卫团在肥城重新整顿了领导机关，主要领导成员有: 主席张北华、副主席李冠元，政治部主任远静沧、副主任李文甫，组织部长葛阳斋，宣传部长夏振秋，民运部长徐麟村，经理部长程重远，参谋主任乔绶卿，联络主任张维之。司令部、政治部、经理部(后改为供给部，即后勤部)的工作逐渐开展起来，部队出现一派朝气蓬勃的气象。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近3000人的队伍集中在肥城和近郊一带，吃饭成了很大问题。游击队刚建立时，人数很少，群众对游击队也不了解，只好由队员自己回家扛粮食来，或者拿钱去买。以后人逐渐多一点，也不过一、二百人，就靠村长每家每户敛点窝窝头、煎饼、红薯一类的食物，收到什么吃什么，是名副其实的“百家饭”。现在队伍一下子集中了两、三千人，再靠过去的募捐派饭就不行了。肥城城里有座“义仓”，这是由群众出粮、政府管理，遇到灾荒时赈济灾民用前。张北华等同志和城里一些有影响人士商量，为了解决部队吃饭问题，决定把“义仓”里的粮食拿出来。自卫团便和各个“馍馍铺”定下规矩: 1斤2两麦子换1斤馍头，这样“馍馍铺”做1斤馍头能赚2两麦子。可“义仓”里的粮食毕竟有限，几千人的部队没有吃到l个月就空了。经理部长程重远又带着一部分队伍到了尚里村、拥有千余亩土地、肥城最大地主李子英家，借了一仓库几万斤粮食接济部队。这样，自卫团在肥城近两个月吃的粮食，没有向群众征集。由此，也找到部队粮油供应的途径--要建立公粮征集制度，要有财粮科办理。

经费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由于没有别的来源，自卫团就依靠没收汉奸财产和向地主、商人募捐的办法筹措经费，但仍然感到不足。不得已，自卫团只好向城里和各大集镇的酒店征收酒税，以解决经费之困难。

俗话又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队伍发展到二、三千人，大半却是赤手空拳。怎么解决武器问题呢? 张北华同志从界首之战得到启发--大砍刀在近战、夜战中极具威力，决定赶做大刀和长矛。由程重远、刘继河、张维之等同志负责，请了肥城各个乡镇100多位铁匠师傅，集中到城里打制大刀、长矛，由部队管吃住，谈妥打好一把大刀给10斤麦子，这样不到一个月就赶做了1000多把锃亮锋利的大砍刀和200多支长矛，分发给没有步枪的战士，解决了部队的武器装备。

人民军队的建设仅有物质准备是远远不够的，况且，物质准备还是这种的薄弱; 在当时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巩固、扩大部队就至关重要了。自卫团政治部主任远静沧同志，对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游击队一开始建立，远静沧就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工作。自卫团的队伍迅速扩大后，他立即抓紧在各部队建立政治机关，规定各大队要设政治指导员，中队设政治员(也称政治战士)，与大队长，中队长共同负责领导部队，对自卫团和政治部负责。当时，共产党尚处于秘密状态，党的组织也不健全，谁是党员也不公开身分，党员又极少，大队的政治指导员和中队的政治员大都不是党员。各个大队又多半是靠个人关系、一个村或一个乡、同家本族亲戚关系聚集到一起的，本身就带来封建宗派、山头主义、地域观念等落后思想观念，从外边调派干部进去很难站住脚，所以只能够在各队中选拔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来从事政治工作。可是问题又来了，象这样的青年学生，虽然具有抗日豪情，但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工作以及如何做政治工作。为了解决这一因难，自卫团政治部决定举办一个训练斑，从各大队、各中队抽调学员前来受训。第一期训练班抽调了20人，集中在肥城城里旧书院小学校址。辛俊卿同志任训练班主任，远静沧亲自讲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夏振秋讲怎样做宣传工作，辛俊卿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防特锄奸工作，程重远教军事动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半个月时间，但对参加训练的学员来说，非常新鲜，学到很多知识。经过讲课，组织讨论，学员们明确了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保证战斗和训练任务的完成，要以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行动来建立政治机关和政工人员的威信。远静沧同志还常到部队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给部队基层讲话，进行政治教育。

孙业旺参加了训练班学习，当时才14岁，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但很活跃，学习成绩也不错，训练班一结束，组织上便将他留在自卫团政治部工作。自卫团政治部开始只有10个人(远静沧、李文甫、徐麟村、张维之、夏振秋、葛阳斋、夏天任、叶子真、辛俊卿和孙业旺)，虽然也有分工，但分工不分家，有工作大家抢着做，有说有笑，亲如兄弟，没有谁摆架子。当时也没有什么职务，小孙就和夏天任同志一起: 后者负责文印(刻钢板油印文件和传单)，前者负责收发，将文件、宣传品送到各大队和团部各位领导。大家的工作热情很高，有时白天干不完就晚上开夜车，雷厉风行，工作效率很高。远静沧在政治部年龄最大，大家都称其为“老大哥”，没人称他的官衔“主任”。远静沧同志是河北任邱人，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被捕入狱。中等身材，方面大耳，三十出头即留起了浓密的大胡子。他头脑冷静，学识渊博，又平易近人，以身作则，关心战士，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他口才很好，故事也特别多，经常寓教育于笑声之中。在政治部他是排头，小孙是排尾，站岗俩人是一班。睡觉没有被褥，就躺在草铺上，脱下外边的长袍两个人互相搭盖抵足而眠。那时也没有什么象样的菜饭，多半是两个馒头，一块咸菜，一碗开水或者是小米汤填饱肚子，生活十分艰苦，但乐在其中，津津有味。在远静沧同志卓越的组织领导下，自卫团政治部以出色的工作在部队中建立了威望。

为了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扩大宣传，由各大队组织宣传队向驻地附近群众宣传。特别是第四大队，青年学生最多，宣传队最好，自卫团政治部就让他们远到四邻八乡去宣传。1个多月的时间，第四大队宣传队在肥城县各大集镇仪仙、王瓜店、屯头、演马庄、陆房、安临站、王晋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是泰西老百姓的队伍，是一支不扰民、不害民。真正抗日的武装，扩大了部队的政治影响。

自卫团政治部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大力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社会上层人士(包括地主、商人、官吏)进行抗日宣传，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其中，对于肥城士绅名流刘继河的工作就做得非常成功。刘继河是肥城洪帮头领，在肥城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一个重情谊、明事理的热心人，经过张北华、远静沧、张维之等的争取，不仅他本人坚决抗战，抛家舍业参加了自卫团(改编八路军时是六支队三团副团长)，而且他的长子刘振武、儿媳妇石磊均加入到革命行列。刘继河以其自身经历向一些地主、商人、士绅名流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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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间，自卫团得到情报: 鬼子的军用列车日夜不停地经过津浦铁路南开，从运输繁忙的情况判断和徐州方向来人所谈，得知“徐州会战”正在激烈进行，自卫团领导决定派出精干部队切断津浦铁路日寇的运输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这一艰巨任务交由夏张办事处主任崔子明和五大队大队长李正华、先锋连指导员马醒民(马鸣岐)率队完成。主要是考虑到五大队、七大队和先锋连的干部战士大多来自津浦路附近村庄，地形熟悉，社会关系也多，执行这项任务比较有利。

崔子明、李正华、马鸣歧等同志经过周密研究，挑选了60名精干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准备了破路用的扳手、钳子、撬棍、集束手榴弹、炸药等器材，于1938年3月20日夜间12点开始行动。人熟地悉、知根晓底，他们绕过村庄，不走大路，神不知鬼不觉地迅速前进，很顺利地接近了精心选择的破击地点--泰安以南的北集坡附近黑虎泉路堑地段的铁路--这一带是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铁路离村庄较远，复杂的地形有利于部队进退。黑虎泉凿开的路堑山峡很窄，山峡两边都是坚硬的花岗石岩，只有西边一条小道能够到达岩顶。部队悄无声息地运动到黑虎泉山峡，先向两端发出潜伏哨，而后派几个当过铁路工人的队员下到铁道上，用螺丝板手把夹板上的螺丝卸下来，把道钉拔掉，钢轨依然放好，再把带来的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埋在道心。破坏工作搞好后，队员们撤回到西边山岗，焦急地等待着鬼子的军列到来。

战士们静静地埋伏在山岗上，没有人说话，也没人咳嗽，更不准吸烟、发出火光和音响。初春的夜晚，北风呼啸，齐鲁大地依然寒气刺骨，冻得人全身发抖，透心冰凉。为了战斗的胜利，勇士们一动不动，一直咬紧牙关苦熬苦等了1个多小时。

天将拂晓，猛然听到列车“轰隆轰隆”的声音由远而近，由泰安方向开来，火车象老牛一样喘着粗气在爬坡，速度很慢，到了山峡中间开始下坡，速度逐渐加快，火车头到了被破坏的地段，钢轨翻起，突然“轰”地一声巨响，机车脱轨而出，撞在了一侧的石壁上，后边的车厢由于惯性向前挤撞，一辆压着一辆，歪七扭八地横卧在峡谷之内铁路线上。车上的30多名鬼子兵还在睡梦中，有的眼睛没睁开就被挤死、压死，成了肉酱。在后边车上押车的4个日军跳下车，胡乱打枪，盲目射击。此时，突击队员集中火力向鬼子一通猛烈射击，一排手榴弹向列车批头盖脸扔去，埋在路基上的炸药和集束手榴弹也被接连拉响起爆，车厢内的炮弹不断爆炸，弹片象倾盆大雨般洒落遍地，火光冲天，响声震耳，子弹横飞发出尖锐刺耳的啸声，比过年放鞭炮还要密集，简直是不分个地响个不停。车上的日军除了个别滚在铁路路基下边顺着排水沟向北峡口逃命外，大都被歼灭在峡谷内。队员们眼见着烈火熊熊燃烧，任务胜利完成，满怀喜悦迅速撤出战斗，突击队无一伤亡。

这次破击战使日军遭受很大损失，不仅炸死、毙伤30多个鬼子，20节车皮的军火被毁，而且使得敌人赖以供应作战的铁路运输线被切断10多天，日本鬼子不得不另修了一条便线临时通车，这对于正面战场“台儿庄会战”是一个有力的配合。

这时，国民党军队由展书堂带领的81师、吴化文带领的新编第4师奉第五战区长官部的指派到达泰西，李宗仁命令他们破坏津浦铁路，切断日寇的运输线，配合台儿庄大会战。他们到达泰西后，了解到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已经破坏了泰安以南的铁路，炸毁日寇一列军车，并歼敌30余名，使津浦铁路运输中断10多天的战绩，不由对自卫团的英勇作战深为敬佩。遂邀请自卫团派代表参加展书堂师长召开的作战会议，共商再次破击津浦铁路的行动计划。自卫团安排副主席李冠元同志参加会议。展书堂称赞自卫团在泰西众多游击队中是真正坚决对日作战、不怕牺牲的一支部队。并提出密切配合，再次破击津浦铁路，配合正面作战的要求。

李冠元同志指出: 本部在黑虎泉的破击行动，已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泰安至兖州段，鬼子戒备加强，日夜巡逻不断，如果再在这一区段实施破击，将有很大困难，还会招致众多伤亡。因此，必须把破击区段改在泰安以北万德一带。这一带地形复杂，易于部队运动。同时，这一路段距离济南很近，敌人戒备不严，正好乘敌不备、出其不意，予以打击。随后，不失时机地表示部队缺少炸药，子弹也不多，希望得到展师长的大力支援。

展书堂十分赞同李冠元提出的计划，便大方地拨给自卫团18箱炸药、5000发子弹，并派出两名工兵军官教授队员们使用炸药。

自卫团领导决定第二次破袭区段选在济南以南、泰安以北的万德一带。这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但实际上又是比较明智而安全的策略。因为日本鬼子绝对想不到游击队敢在他们屯集重兵的济南附近活动。自卫团从3个大队中选拔战士，组织了突击队，分别负责破击界首车站以北的铁路大桥、万德铁路大桥和土门公路大桥。事前进行了周密细致的侦察，选定了破击点，制定了爆破行动作战计划，在夜间以极其秘密的运动进入作战地区，向两端派出了警戒部队，爆破队迅速准确地埋设了炸药并一次引爆成功，“轰隆”“轰隆”的巨响震憾着夜空，发出久久的回音，巨大的爆炸力将钢轨炸成麻花一样，枕木、碎石炸得飞出很远，路基炸出很大的缺口。尤其是爆炸万德铁路大桥和土门公路大桥，更是出乎意料的成功--自卫团原来并不知道，数月前，国民党军队从济南撤退时埋了炸药准备炸桥，却因为溃退慌乱未来得及起爆。而这次突击队炸桥，误打误撞，引发了原埋炸药同时起爆，产生加倍的威力，使爆破更加彻底。

第二次对津浦铁路和公路的破击同样非常成功，使铁路、公路中断10多天没有通车。这时正是台儿庄大战的紧要关头，切断了敌人的供应线，敌人的首脑暴跳如雷，异常震怒，严令济南、泰安两处日军合击活动在万德西峪的自卫团部队，以肃清对津浦铁路的威胁，确保运输线安全。

4月4日拂晓，济南、泰安日军分路偷袭驻万德西峪的自卫团第一大队。政治员张有壬(山东长清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志在查岗时突然与偷袭的日军遭遇，他大吃一惊，连续打了几枪，将前边两个鬼子撂倒在地，就向村子西头猛跑。鬼子的大炮、轻重机枪一齐开了火，枪炮声撕破了黎明的沉寂，村里火光冲天，男女老幼被惊醒，哭喊成一片。住在村西头大庙内的自卫团部队，急忙冲出庙门向西山撤退。由村东头冲进来的鬼子一边射击，一边向山上追击，形势十分危险。这时，西山上有国民党吴化文部的1个营，在爱国士兵的强烈要求下，派出了1个连阻击敌人，掩护自卫团撤离，这个连的官兵忠于职守、顽强作战，最后大部分壮烈殉国，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完成了任务、捍卫了尊严!

在这次反击敌人偷袭的战斗中，中队长马世进等4名同志牺牲，5名同志负伤。

多谢!